谢谢清史编委会组织这个座谈会，谢谢各位专家和媒体的朋友来参加这个会议，对这部书发表评论。 

我代表夏明方同志和朱浒同志，向大家简单地汇报一下我们编这部书的最初的一些想法。 

促成我们编这套书的缘由，说起来其实很简单，就是三句话：一是社会生活的需要；二是历史传承的需要；三是学科建设的需要。 

我对这三句话作一点说明。 

第一点，社会生活的需要。这个大家都有切身体会。这些年，不论中国还是世界，自然灾害的发生频率和破坏性影响，愈演愈烈，成为社会发展进步的巨大障碍，也成为一个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严峻挑战。拿我国来说，从1998年的全国性大水灾，2003年的“非典”流行，2008年5月引起全民族巨大悲痛的汶川大地震，2010年春间的玉树地震，同年由于极端天气条件造成的多发性洪涝灾害以及甘肃舟曲县特大山洪泥石流地质灾害，一直到去冬今春南方的雨雪灾害和北方的大面积旱灾。所有这些，都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们，自然灾害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巨大威胁和障碍。这套书中有篇文章说，习于遗忘是人类最常见的弱点之一。当灾害发生，大难临头，承受着切肤之痛时，往往惊心动魄，刻骨铭心，但随着时光的流逝，印象也就渐渐地淡漠，甚至忘乎所以，好了伤疤忘了痛了。事实确实如此。有些人往往为着一己的私利，或某些局部的、眼前的、短暂的利益，大灾一过，就故态复萌，依然肆无其惮地对大自然作无情的掠夺，破坏着生态环境，为新的自然灾害的到来准备着条件。因此，历史学家就有一个义不容辞的责任，就是要时时唤起人们的历史记忆，用历史上曾经经历的巨大灾难、进行的艰苦斗争、积累的丰富经验、发生的惨痛教训作为教材，不断提高全社会预防和应对自然灾害的意识和能力。我们想，这套书是可以发挥这样的社会功能的。 

第二点，历史传承的需要。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灿烂辉煌，是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也对世界文明作出过重大贡献。在中华文化的百花园中，荒政书有着自己鲜明的特点和特殊的价值。中国是个多灾的国家，一方面遭受了自然灾害的严重侵袭，一方面也积累了丰富的防灾抗灾的经验。荒政书就是这些经验的总结和结晶。司马迁十分强调历史学应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荒政书恰恰在这两个方面反映得最为充分。这类书的所有内容，都是围绕着天人关系来展开的，其中有许多精辟深邃的、合乎客观实际的、符合科学精神的观点和议论，也有不少现在看来是错误的、可笑的、甚至是荒唐的认识和说法。不论对与错，经过分析，都会给人们提供启示和借鉴。拿这些古代的东西对照今天的生活现实，这确实是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可惜的是，即使像四库全书这样的文化工程，也没有给予这一类书籍以一席之地，有些反映灾荒的作品，倒因为文字的犯忌而被列入禁毁书目之中。昨天的《人民日报》有一篇文章，引用明代藏书家叶盛的一句话：“夫天地间物，以余观之，难聚而易散者，莫书若也。”我们把分散的、零星的，那些孤本、珍本、手抄本，各种不易见到的本子，汇聚在一起，不让它散失，不仅方便大家使用，而且从历史传承和文化积累的角度看，也是十分必要的。 

第三点，学科建设的需要。近20年来，灾荒史的研究，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这是一个十分可喜的令人鼓舞的现象。历史学同其它所有学科的一个不同之处，是其它学科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一般来说，其研究对象都是现实存在的东西，即使比较抽象的哲学、宗教学等也是如此，唯独历史学，研究的对象是已经逝去了的东西，是不可再现的往事，所以，史学工作者只有通过历史资料才能接触到自己的研究对象。这就决定了历史资料的整理对学科建设的特殊重要性。目前，就灾荒史来说，资料整理工作大大滞后于学术研究工作，甚至可以说已经成为学科发展的一个瓶颈。所以，在2005年召开的“清代灾荒与中国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我提出“加深和拓展灾荒史研究要重视五个结合”，其中之一就是学术研究同资料整理的结合。资料的发掘和整理，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投入的精力和财力多，遇到的困难和麻烦大，许多人不愿意或不屑于做这种事情。我们在编这部书的十年间，就有过很深切的体会，确实经过了很多的曲折，当然也得到了许多朋友的热情帮助。有很多事情是很令人感慨的，也有很多事情是很令人感动的。这方面的情况，夏明方同志在书的序言里都写了，我就不再重复了。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学术乃天下之公器”。我想，这句话有两层意思。一个意思是，学术不是学者个人自娱自乐的东西，它必须要有益于社会，服务于社会，学术成果要能为社会所共享。这部书出版了，还只是走了第一步，这部书有没有价值，这项工作有没有意义，还要看社会对这部书接受的程度，要看这部书对学术研究和社会生活是否真正发挥了积极作用，也就是说，还要等待着现实生活的严格检验。另一层意思是说，学术不是靠一个人或少数人的努力就可以做好的，必须要得到各个方面的支持和帮助。这一点，在现代社会更是如此。在过去，也许靠某个个人，十年寒窗，毕生心血，青灯黄卷，皓首穷经，可以产生出了不起的学术成果，今天则完全不同了，如果没有一个志趣相投、默契和谐、同甘共苦的学术团队，如果不得到学术界同行们的热情支持和通力合作，如果没有社会各方面的悉心关注和大力帮助，要想完成一个大一点的学术项目，是完全不可能的。我们十分幸运，这几个条件都恰好具备了，工作才算有了一个值得高兴的结果。因此，最后需要表达的，就只有一点，就是对学术界同行以及社会各个方面表示我们由衷的、诚心诚意的感谢！ 

具体的感谢内容，在另一个场合，夏明方同志已经一一讲过了，我不再重复。不过有两条，还是不能不说。从资料的搜集、整理、编辑的环节说，虽然主编署的是我们三个人的名字，但主要的工作是夏明方同志做的，百分之八、九十的心血和精力是他的。从出版的环节说，如果没有天津古籍出版社及刘文君社长的远见和魄力，这部书是不可能顺利问世的。这两句话，即使过去说过了，今天也还是要再说一遍。 

再一次谢谢大家！ 

（2011年2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