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原先是跟白寿彝先生、瞿林东教授学习史学史与史学理论的。90年代中期，我的学术兴趣发展到人口、资源和环境问题，研究生态、灾荒、水利、粮食供应等问题，接触灾荒史比较多，因此我想从谈三个问题，一是《中国荒政书集成》在迄今为止中国荒政文献整理研究中的定位，二是如何继续研究这些荒政书，三是如何继续深入推进中国灾荒史研究。
一、《中国荒政书集成》在学术史上的地位
20世纪迄今，有各种灾荒灾害年表、灾荒灾害史料的汇编整理出版，1931年李秦初编成《汉朝以来中国灾荒年表》、陈高佣编《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上海国立暨南大学出版1939年印行），这都是开创性的灾荒史资料整理汇编。1957年竺可桢主持编制《中国地震年表》，1972年中央气象局主持完成《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是我国第一部历史气候图集，宋正海主编《中国古代重大自然灾害和异常年表总集》广东教育出版社1992年是系统的各类灾害异常年表。其后，各省的自然灾害史料或年表，都相继出版，如《陕西省自然灾害史料》、《山西自然灾害史年表》、《河南省西汉以来历代灾情史料》、《内蒙古历代自然灾害史料》等。流域洪涝史料，如《清代黄河流域洪涝档案资料》、《清代海滦河流域洪涝档案资料》等，都由中华书局1995年出版。张波《中国农业自然灾害史料》分农业气象灾害、农业生物灾害、农业环境灾害、饥荒赈灾类，是第一次系统地中国农业自然灾害史料的汇编整理本（陕西科技出版社1994年）。以上这些资料汇编，有通史性的，有断代性的，有专门性的，有流域性的，有区域性的，都是在一个灾种，或一个地区，或一个流域内部的“通”，还没有做到古今之通。
但是对于历史时期荒政文献的整理出版，特别是对荒政专著的整理出版，李文海、夏明方、朱浒主编《中国荒政书集成》，不仅是海内外第一部系统的荒政专著的汇编，而且是第一次对中国荒政专著的搜集整理工作的集成之作。
二、分别系统地研究中国荒政专著的内容和形式
我通读了夏明方教授撰写的《清末民初以前中国荒政书》这篇长篇序言，深深地被他多年来致力于搜集整理中国荒政书的工作精神所感动。作为一位近代史专业人员，夏教授以相当的精力和学识，开展对中国历代荒政专著的研究，不仅系统考订了中国荒政书的起源、著录、数量和体裁等基本情况，而且还研究了中国荒政书的编纂形式，介绍了晚清民国救荒活动中的官文书。我在几个场合，曾问到夏明方教授《中国荒政全书》的出版情况，现在这部资料终于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我非常高兴。这样一种荒政书集成之作，是应该得到继续研究利用的。怎么利用？我初步想到的有几点，（1）中国历史文献有连续性、继承性、丰富性等特点，但不可否认，中国历史文献也有重复性的特点，荒政书也不例外，应当系统研究荒政书对前代荒政书的继承以及创新，看每种荒政书对前代荒政书继承了什么，又有那些创新。（2）分别研究荒政书的编纂体例和特点、史料来源、作者思想、荒政书的流传和社会影响。（3）在上述工作基础上，撰写中国荒政书通史，或中国荒政思想通史。
三、继续深入推进中国灾荒灾害史研究
中国历史悠久，疆域辽阔，灾荒灾害繁多，灾荒文献繁富，光是荒政书就不下四五百种。灾荒灾害史，涉及多学科的文献、问题、知识、理论、方法等。灾荒灾害史研究，非一人一时之力所可完成，非一个课题组一个项目就可完成。像邓拓《中国救荒史》那样由一人完成的开创性之作，现在也很难再出现了。所以，不少学者都是选择一个断代，或一个地区，来研究灾荒灾害史，有些学者，如陈业新研究汉代灾害，闫守诚研究唐代灾荒，李华瑞研究宋代灾荒，王培华研究元代灾荒，李向军等研究清代荒政，有些学者如袁林研究西北灾荒，尹均科、于德源、吴文涛等研究北京灾荒灾害等。中国灾荒灾害史，从研究人员和成果看，两头重，中间轻，汉唐、元明清较重，魏晋南北朝隋和宋辽金时期较少。
晚清民国灾荒灾害史研究，始于李文海教授。1985年，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和历史系李文海、林敦奎、宫明、周源联合成立“近代中国灾荒研究课题组”，着手对中国近代灾荒问题进行初步探索，近代灾荒史研究进入一个全新发展阶段，二十多年来，这支学术队伍以其对中国近代灾荒与社会研究的重要贡献，受到学术界瞩目。课题组搜集整理了数以百万计的灾荒资料，编著了十多种灾害史专著，其学术研究有几个特色：首先，重视基础性的工作。课题组搜集整理了数以百万计的灾荒资料，编写成《近代中国灾荒纪年》（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采用编年体形式，逐年叙述全国各省区灾荒的灾情、时间、地点、受灾范围和程度，具有很强的史料参考价值。其次，重视研究灾荒与经济、政治、社会、环境等因素的互动。仅举三书为例。夏明方《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中华书局2000年），分析民国时期灾害与环境、人口变迁、乡村经济、社会冲突的关系等问题。康沛竹《灾荒与晚清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研究了灾荒与河政、战争、环境、鸦片种植对灾荒发生的作用，以及灾荒对晚清农民运动、辛亥革命和外敌入侵的影响，讨论了政治与灾荒之间的互动关系，既揭示了晚清灾荒频发的政治原因，又叙述了自然灾害对晚清政局的影响。张艳丽《嘉道时期的灾荒与社会》（人民出版社2008年），描述了嘉道时期六大灾荒的基本面貌，分析其成因、影响，国家和民间的救荒措施，重视民间救济措施。以上三种著作都体现了这个特点。再次，创新与普及结合，不仅开创近代灾荒史研究的新局面，而且有意识地普及近代灾荒史知识。李文海、周源著《灾荒与饥馑（1840-1919）》（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兼备开创与普及两种品质。这书是中国近代灾荒灾害史的开拓性著作，也是中国第一本中国近代灾荒简史，不仅充实了近代中国历史的内容，加强了近代中国历史研究的薄弱环节，而且填补中国近代史的重要空白（李侃语）。李文海、程歗、刘仰东、夏明方等著《中国近代十大灾荒》（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描述了中国农民的苦难生活场景。夏明方、康沛竹主编《20世纪中国灾变图史》描述了20世纪20次重大自然灾害，收集了近800幅珍贵的历史图片，将直观形象的图片，与文字叙述相互印证，探求灾荒的自然和社会成因，灾荒的社会影响，以及人们在什么样的历史和社会条件下对自然灾害做着艰苦斗争。这形象地深化了人们对20世纪灾荒问题的认识，并且把灾荒史真正地变成了20世纪史的有机组成部分（李文海题记）。第四，注意到晚清救灾机制的近代化倾向。丁戊奇荒，是晚清最惨烈的大灾荒，不少学者们研究了灾荒的起因、状况、过程、影响、赈济措施，夏明方还提出了中国传统荒政的近代化问题。最后，重视人才培养、团队合作，学科建设。李文海先生的带领下，中国人民大学的晚清民国灾荒灾害史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对中国近代灾荒灾害史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有些研究生参与到这个工作中，既培养了人才,也带动了学科发展,使近代灾荒灾害史研究成为近代史研究中的知识和视角的新增长点。今后的学术史，如果要提到近代灾荒灾害史，不能不提到中国人民大学，不能不提到李文海先生，不能不提到夏明方教授。以上五个特点的归纳，也许不合适，但也只是为了说明问题。
李文海先生带领的学术队伍，对中国近代灾荒灾害史研究的工作贡献，对我们有很多启示。那就是说，中国灾荒灾害史研究，要取得新的突破，必须有新视角、新方法、新资料。要组织队伍，合作攻关。具体说，我认为中国灾荒灾害史研究，要在以下几个方面，继续加把劲：
（1）要按照中国3000年灾荒灾害发展规律，或者按照中国3000年气候干湿冷暖变化规律，按照长时段，来研究中国灾荒灾害史。
（2）要按照灾荒灾害种类，研究中国灾荒灾害史，找出灾荒灾害发生的时间和空间规律。有些灾种，如地震，已经做过了，我们可以排除在外。
（3）以上工作，绝非易事，因为许多灾荒灾害文献还没有搜集完备，许多灾荒灾害事件的基本事实不清楚，如时间、地点、成因、灾荒灾害影响、救济等情况，正史没有记载，荒政书没有提及，其他文献我们还没有考订，在现有文献考订基础上，无法完成这个任务，因此，必须先把中国历史时期的灾荒灾害事件考订清楚，编制准确度较高的年表，在此基础上，才能完成准确度比较高的灾荒灾害通史。
（4）研究历史时期灾荒灾害与经济、社会、环境等的互动关系，研究历史时期朝廷、州县、民间社会的救荒救灾历史经验和教训。
（5）适当研究外国政府的救灾救荒的经验教训。
灾荒灾害史研究，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李文海教授指出：“灾荒史研究，要在现有基础上继续深入，取得新的重大进展，有两个问题必须要着重解决。一是要大大加强从社会角度对自然灾害的观察与研究，看社会状况和社会因素对自然灾害的发生具有什么样的作用，同时也看严重的自然灾害在哪些方面，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对社会生活发生着什么样的影响。二是要大大加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学科交叉和渗透，加强社会科学工作者同自然科学工作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有些问题则需要两支队伍的联合攻关。这两个问题之所以重要，不仅是因为研究现状存在着这样的要求，而且也是自然灾害本身的特点决定的”。（康沛竹《灾荒与晚清政治》序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李先生的意见，对今后灾荒史的研究具有指导意义。
（2011年2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