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6月，收到翁万戈先生从美国寄来的《翁同龢文献》有关中日甲午战争部分的复印件，不禁喜出望外。万戈先生的高祖翁同龢是晚清的重要历史人物，曾先后担任刑、工、户诸部尚书，两度入值军机处，且为“两朝帝师”，其所藏文献之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我研究甲午战争的时间不算短，从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迄于今天，除“文革”期间被迫中断外，其他时间都未放弃研究。尽管如此，对于研究中所涉及的许多问题，仍难免时兴史料不足征之叹。如研究甲午战争期间清廷最高决策层的情况，即缺少关键性的第一手资料。摊开万戈先生惠寄的文献复印件，一页一页地翻阅着，果然有如走进一座丰富多彩的史料宝库，满眼是琳琅珠宝，目不暇接。正如袁牧《随园诗话》有云：“尽半日之暇，为之翻撷，见其鸿富，美不胜收。”尤为兴奋的是，原先多年积存在脑海里的不少疑问，竟豁然开朗，从中找到了明确的答案，从而第一次真正接近了这些长期扑朔迷离的历史真相。
一、 战争初期“速战论”与“持久论”之争对清廷决策层产生了何种影响？
众所周知，早在1868年日本明治天皇睦仁登基伊始，即开始执行一条对外军事扩张的方针。从1871年起，日本在大力扩军备战的同时，还不断向中国派遣间谍，分布于全国各地，从事搜集情报的工作，“或察政务之设施，或考江山之形胜，无不了如指掌”（注：《中倭战守始末记》，上海1895年刊，卷3,24页。）。日本参谋本部第二局局长小川又次陆军大佐先后两次亲自来华进行广泛调查，于1887年写出了著名的《清国征讨方略》，主张抓紧对华作战的军事准备，一旦时机成熟，“断然先发制人”，“攻占北京，擒获清帝”（注：小川又次：《清国征讨方略》，《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1期。）。参谋本部预测到进攻中国势难避免，有计划地在陆海军内部组织讨论未来对华作战之构想。从此时起，日本当局准备日后发动侵华战争时采取“速战速决”的作战方针，便逐渐形成了共识。
然而，对于日本亡我之侵略野心，中国方面一直末引起高度的警惕。从1894年6月上旬日本军队大规模进入朝鲜，到7月25日不宣而战袭击中国海军，再到8月1日中日两国宣战后的一段时间内，在清政府内部始终未能形成统一的御敌方针。且不说朝臣中主和与主战之争持续不断，即使在主战派内部，也存在着“速战论”与“持久论”之争，而且这一争论到战争后期仍未停息。“速战”与“持久”两种主张，究竟那一种正确呢？
先要了解西方国家是怎样看的。当时英国政府最关注这个问题，曾命海军部情报处提出报告，内称：“不管从哪个角度讲，中国军队都是前途未卜的。……总的来说，他们都是缺乏训练，没有组织，没有合格的指挥人员。因此，在现有条件下，中日如果交战，只能有一种结果。”并指出：“中国要想取胜日本，只能通过大幅度拖延时间，譬如说两年或三年。”（注：戚其章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第11册，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58页。）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也做过预测：“日本在这场新战争中，料将勇猛进攻，它有成功的可能。中国方面不免又用它的老战术，但是只要它能经得住失败，就可以慢慢利用其持久的力量和人数上的优势转移局面，取得最后胜利。”还特别强调：“中国如能发挥持久的力量，在三四年内可以取胜。”（注：《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8-49页。）其他一些西方人士也有类似的看法。可见，从客观上看，都认为中国应该采取持久战的作战方针。
当时，在清朝官员中，也不是没有人认识到对日军实行持久战略的必要性。如南洋大臣刘坤一，早在战争爆发不久即主张对日军的攻势要“以坚忍持之”。后来更明确提出：“‘持久’二字，实为现在制倭要著。”（注：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北平1932年刊，卷17，第22页；卷40，第28页。）还有些官员也认为：“与倭人抵死相持，百战不屈，百败不挠，决之以坚，持之以久。”“兵贵持久，乃能制胜。”（注：《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7，第39页；卷16，第19页。）这些言论虽然深中肯綮，确为胜敌之良策，却在激越高昂的“速战论”声浪中被淹没了。
由于当时的中国人大多数并不真正了解外国，难以做到“知彼知己”，所以“速战论”一时在朝野成为时髦的主张，在主战议论中占有主流的地位。他们总认为日本乃“弹丸小国”，人力财力有限，外强中干，且士兵未经大战，不难“一鼓得手”，“指日荡平”（注：陈旭麓等主编：《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甲午中日战争》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42页、137页。）。“速战论”者在战略上藐视日本侵略者，并不为错，但在认识上存在很大的片面性，认为速战即可速胜，在战术上犯了轻视敌人的错误。不过，主要的问题在于：在这场“速战论”与“持久论”之争中，枢府衮衮诸公究竟持何种态度？
对此，从翁氏文献不难找到明确的答案。文献中有许多“速战论”资料，都是清宫档案或其他文书中所未见的。例如，兵部主事傅云龙所上条议题曰《机势在速议》，即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内称：
而今之机势，则无论战否，中国之利在速。不速，则彼之战舰不止十增其六；不速，则彼之扼要不止十里一营；……彼初不料我之主战也，主战则彼万万不肯遽战，而又万万不言不战。此非徒以老我师，盖将有以弥其隙。彼多一日经营，则我少一分把握。与其让彼从容，孰若运我之筹算战争？……迨至彼可决战则战，适入其术中矣。即使决战，而胜算未尽操之我。
文献中还有一册《倭事杂记》，系翁同龢对某些封奏、信函、说帖的摘录，颇值得注意。盖所摘录的多为“速战论”者的建议。如翁氏摘录编修张孝谦折的要点云：
破常格以备攻剿。论日本形势，谓宜练征徽之颖毫、苏之海徐、浙之宁台、闽之漳泉、粤之嘉潮凶悍徒卒，许令效力，以不次之官、不赀之赏，令竟由闽广径渡横滨，或绕东北由新泻登岸，……但得数万人登岸，直指东京，彼即全局震动。
“速战论”提不出什么克敌制胜的具体措施，只能设想采用“奇攻”的办法以获得速胜。
翁同龢的门人张謇也是一位“速战论”者，他在战争爆发前后曾致翁氏秘函数十通，其中也不乏速战之论。对此，翁氏亦感兴趣，加以摘录。其一云：
饬北洋住威海，援朝鲜，一面饬东南各省派兵船分道径薄日本，以台湾为后路；一面起刘锦棠，募哥老会二三十营，许其自新。
其二云：
请中国可战铁船共二十余只，约分四队，每队五六船，游弋于中国、朝鲜、日本之间，遇便则或毁其船厂，或沉其战船。
“速战论”者爱国之情可掬，动机是好的，但其主张是完全脱离实际的，绝对行不通。翁同龢在《倭事杂记》中摘录了许多“速战论”者的主张，而惟独不涉及“持久战”的言论，便充分地表明了他的思想倾向。翁氏身为帝师，是帝党主战派的代表人物，他的观点对战争初期的清廷御日方针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随着战事的进行，帝党主战派的这一套办法处处遭到挫折，后党主和派反倒趁机而起，逐渐掌握了对日方针的决策权。在甲午战争期间的帝后党争中，帝党之所以最终走向失败，于此可窥其端倪。
二、 战争期间清政府推行的购船练兵计划为何胎死腹中？
翁氏文献保存了相当数量的甲午战争期间购船和练兵资料，过去皆未曾寓目，是第一次正式公布，所以弥觉珍贵。过去在有关论著中对甲午战争期间购船练兵问题基本不作论述，偶尔涉及，不是语焉不详，就是限于表象，难知其中底蕴。此无关史家的问题，盖史料阙如也。如今通过翁氏文献的付梓，使人们深入了解甲午战争期间清政府购船练兵计划未能贯彻下去的来龙去脉成为可能。
先说购船问题。翁同龢摘录上谕称：
光绪十七年四月，户部因部库空虚，议筹补五条，有旨是月起停购外洋船炮二年……。二十年四月初一海军衙门奉旨：褚成博奏交该衙门妥筹酌办。复奏内称：如有必须购自外洋之船只炮械，无论何项物件，均须遵照定章请旨，俟核准后再行知照南北洋大臣转咨出使大臣照章核办。
光绪十七年停购船械，本来到十九年即应奏请续购，却推迟了整整一年，而且是至为关键的一年。对此，李鸿章和海军衙门都是不能辞其咎的。
甲午战争期间购船有先后两拨：
第一拨是在光绪二十年六月（1894年7月）开始进行接洽，由李鸿章主持。七月，军机处密寄李鸿章谕旨，一面指斥“海军船械不足，训练无实，李鸿章未能远虑及此，预为防范，疏慢之咎，实所难辞”；一面责成“必须破除常格，一意专营。……如何扩充办理，总成大军，可以来洋攻剿”（注：《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6，第14页。）。文献有《购船电信汇钞》一册，摘录有关购船电信多件。清政府拟拨购船款200万两，合英镑尚不足30万，西洋船家又居奇涨价，只购得英国一艘小快船，又因英国政府禁止出口，这艘已付款的船也未能启航来华。
第二拨购船是在光绪二十年九月（1894年10月）开始运作，甩开李鸿章，由总理衙门直接主持，委托洋员汉纳根办理。兹据文献所收汉纳根《整理水师刍言》，可知此拨购船为汉纳根所倡。《刍言》有以下内容值得注意：
现与倭战，北洋水师最关紧要，今虽未得海军大用，而大东沟之战已极努力，终至击退倭船。奈本船亦各受伤，多日不能再战。……此后如要海军精强，终于能大战大胜，应先竭力整顿。
定、镇甲舰及靖、济等快船尚无新式快炮，现在外洋尚有做成之大小极新极快炮位可以购买，拟请每船大小添购数尊，以资御敌。
因现拟购买智利国快船六只，德国佛尔根、英国阿姆士脱郎之两快船皆有至新至快炮位，尚不知何时可到。若照所拟认真整顿，新船到来，固可合成大队纵横海上；即或迟到，各该船亦可于大海中与倭船驰骋，以利追奔也。
《刍言》引起枢府的重视。此时，翁同龢也特别关注加强海军的问题，这从直隶候补道徐建寅所呈送的多份北洋海军战舰资料便可知道。
徐建寅虽非海军中人，但他于光绪六年间在使德参赞任内参预过订购定远、镇远铁甲船，且对西方海军有一定的研究。于是，他借此机会上禀，陈述对整顿海军的意见：
倭船之脆薄者固不必论，即其最猛者如松岛、吉野等五六船，铁甲之厚皆仅十寸，炮之内径亦仅十寸，重亦不过三百余磅；其速率较我舰为快，每小时有十七八海里或二十海里者，然交锋之时行速若过于九海里，则弹难取准，是船虽甚速于交锋亦无足取胜也。……我有定、镇二舰，随以济远一舰，辅以雷艇六艘。倭船虽多而体质脆薄，不如我舰之坚固；倭炮虽快，弹小力微，不如我炮之猛烈。我舰可以纵横驰骤，于彼之船群中巨弹轰击一着，倭船立使沉没。倭虽以群船来围，炮击雷轰我镇、定二舰，必可不致大受损伤，仍保全驶归也。……
七月初间，职道曾发电禀北洋大臣，请亲督定、镇，令二舰前往牙山痛剿倭人，未蒙允许。今既事机屡失，然能力救旅顺船坞，犹可转败为功。不然，则海面全让敌人，我虽有船亦与无船等矣。
徐建寅的分析多有偏颇之处，令定、镇两舰“力救旅顺船坞”的建议也脱离实际。翁同龢手中有一份北洋海军舰只情况的清单，除对黄海之战中沉没的致远、经远、超勇、扬威等舰注明“已失者”外，还对在威海北口触礁重伤已不能出海作战的镇远注一“失”字。这说明他对北洋舰队此时的实际情况是心中有数的，所以极力支持汉纳根的购船建议。从翁氏文献中的《总署给汉纳根购船札》可知，汉纳根的购船计划很快地得到了批准。
按《汉纳根购船清单》，此次购船共8艘，其中法厂造成的钢甲战船“拨拉德”，重6900吨，时速19节，快炮32门；英厂造成的钢面甲快船“勃兰格”，重4500吨，时速22节，快炮32门；英厂即将竣工的新式面甲快船一艘，重4350吨，时速24节，快炮34门。这批战舰若能购妥来华，必可大大加强中国海军的战斗力。无奈洽购费时，缓不济急，第二拨购船也终告落空。
再说练兵问题。汉纳根在递《整顿水师刍言》之后，紧接着又上一条陈，提出：“陆军应练战兵十万人，前后分作两队，军制悉照德国良法，一统帅主之，一其号令，一其军械，一其阵法。”（注：《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23，第10页。）他的练兵建议也很快得到批准。光绪二十年十月十八日（1894年11月15日）军机处电寄胡燏棻谕旨称：“详察汉纳根所议，实为救时之策。著照所请，由督办王大臣谕知汉纳根，一面迅购船械，一面开招新勇，招募洋将即日来华，赶速教练成军。所有一切章程，均责成臬司胡燏棻会同该员，悉心筹画，禀明督办王大臣，立予施行，不令掣肘。”（注：《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24，第6页。）因胡燏棻时受命留驻天津办理东征粮台，故朝廷命其会同汉纳根办理练兵事宜。看来，清廷此番要按德国军制来练新军是下定很大决心了。不料后来竟龙头蛇尾，让汉纳根的练兵计划胎死腹中，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翁氏文献告诉我们，问题决不是出在翁同ｈé身上。他读了《汉纳根条陈》后，将自己对练兵计划的意见亲笔写在一张白纸上，竟保存了下来。其意见是：
招募三万人，枪械按三万人核算，洋将宜核减。粮台当与支应局接筹，虽不能细核，然前报筹至何时，待支者何项，亦可约略得之。
朝廷即以此意见裁定。随后，汉纳根上《练兵办法》九条，其第一条即称：“今者，奉旨练军三万人，悉仿德国军制。督办恭亲王命汉纳根为总统。”（注：《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甲午中日战争》下册，第355页。）再后，汉纳根又续议“九条”，内有《再陈拟商事宜》和《拟设新军支应司》两件，也都在翁氏文献中找到。可见，翁同龢对汉纳根的练兵计划自始至终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且持积极的态度，怎么可能又出尔反尔地加以反对呢？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里收有十月二十九日（1894年11月26日）的《广西按察使胡燏棻奏统筹洋员汉纳根呈请召募洋将练兵添船购械各节折》，值得治史者注意。胡折称：“臣反复熟虑，汉纳根练兵募将之说，固属良策；而其中办理棘手之处，厥有数端，不得不鳃鳃过滤，思患预防，为之计划周密。”随即提出“四难”：一是“筹款之难”；二是“购械之难”；三是“求将弁之难”；四是“约束之难”（注：《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25，第4-5页。）。于是，有论者认为，这“四难”、特别是最后一难“约束之难”打中了要害，以致造成练兵计划中途刹车。此说不是没有道理，特别是从事情的结果看，正是这样。所以，盛宣怀也有“汉欲独揽饷权，胡请停罢”（注：《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甲午中日战争》下册，第606页。）之说，点明了胡燏棻所起的破坏作用。
但是，问题并不是这样简单，这内中还有隐情。因为《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所收的胡折根本就不是最初的折稿。细阅一下翁氏文献中汪君墨所拟胡折的初稿，就完全真相大白了。初稿对汉纳根的练兵计划加以全盘否定，所以拟题为《奏为统筹洋员汉纳根呈递练兵购船各节费巨事艰拟就京旗闲散子弟先行试练以免后患折》。将汪君墨拟稿与《史料》所收之胡折比读，便可清楚地看到，胡折删去了重要的三点：
其一，初稿在大讲“四难”之后，又列举了“三可患”：一是“借练兵以侵权，购船械以牟利”；二是“胜则与洋将争功，败则以洋将诿过”；三是“引寇入门，自贻伊戚”。特别是其中的一、三“可患”，一“可患”谓：
汉纳根本无赖小人，……此次建言本意，无非借练兵以侵权，购船械以牟利，削平倭寇，恐非其人。纵令练成，幸而获胜，而他日之要求锡赉，恐有非财帛所能偿，且非朝廷所能主者。三“可患”谓：
彼益得窥国家之虚实，侦兵力之强弱，察地势之险夷，观人情之向背，诱结军心，多方要挟，该国必袒之以欺我。稍不如意，动辄思逞。留之，则恐受其祸；去之，又恐触其怒。当是之时，必穷我以所不能应，而迫我以所不能忍，恐后患且十倍于倭。岂非引寇入门，自贻伊戚！如德弁募不足额，更取材于英、美等国，而他日群噬之祸，更不可支。
读之怎能不令人感到聘洋将、改军制之后患无穷？
其二，初稿认为，淮军“非不能战”，“不乏将才”，不必另练新军而“借才异域”，关键在于“赫然断自圣心”。写道：
而今顾糜烂至此，弊皆由于懦将贪帅过于姑息，而纪纲不肃；统兵大员过于纷错，而事权不专；朝命调度藉词废格，而号令不行；攻守援应观望迁延，而赴机不速。诚赫然断自圣心，除此数弊，纪律严明，胜算之操，即在指顾。前次牙山、平壤、凤凰城逃溃各将，应请饬查明确，概予骈诛，以肃士气；再将新旧各军查明贪庸畏懦之将，悉数罢斥。即将所部各营于诸将中择其杰出者，分配兼统，厚其兵力，假以事权，申以号令，加以温旨授以机宜，使之各当一路，必能同心戮力廓清边圉，规复藩封。正不必借才异域，转懈诸将之心。
其三，初稿提出，先练三万人从八旗子弟中召募，即偷梁换柱，将新军变成八旗军。称：
旋奉王大臣来函，以京师八旗闲散子弟，其中不乏骁健精壮之人，约计可得数万。饬商诸汉纳根，令在洋将中保举数员，速派来京，用西法挑练，一切器械由京营发给，洵为根本之计。拟请即由王大臣于京旗闲散子弟中先挑数千人，由汉纳根于洋将之在津、沪堪充教习者，就近先募十数员，并有天津武备学堂教习洋员，一并带赴都中，先行试练；一面再令添募洋将来华，即由京旗陆续挑足三万人之数，练成劲旅，内足备宿卫之师，外可供折冲之用。
汪君墨所拟胡燏棻折之初稿，好就好在不自觉地抖出了反对练新军的内幕。初稿中坦言曾“谋之老成，参之众议，咸谓有无穷之后患，并非臣一人之私言”，又有“旋奉王大臣来函”、“具徵王大臣顾画周详”等语，可知胡燏棻反对练新军的背景相当复杂。胡燏棻本在李鸿章手下做事，乃其亲信，初稿极力为淮军说话，也可见背后有李鸿章的影子。汉纳根认为，练新军之议作罢，乃“原疆臣力阻之故”（注：中国史学会主编：《中日战争》（七），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536页。），虽未指名道姓，但可想而知也。盛宣怀的一封信则道出了谜底：“至汉纳根前议，因何停止，本无将此兵柄使外人倒持之理，然亦未可因噎废食，仍宜中堂慨然自任也。”（注：《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甲午中日战争》下册，第370页。）除疆臣李鸿章外，还有军机处的一些亲王大臣也左右其间。据盛宣怀门人在京者（王庭珠）来函称：“目前政府仍是人各一心，大权争揽，竟无一知兵者。从前主战之说，始于翁。而战既如此，和又虑其难成。太后责备翁，翁亦甚不安也。合肥赖有太后维持。皇上问刚（毅）以练兵之道，何以中不及西？对以平时须多讲。……汉纳根练兵之事，李高阳颇不以为然。”（注：《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甲午中日战争》下册，第339页。）当时在军机处内部，在胡燏棻的活动下，反对汉纳根练兵计划者渐占多数。“高阳”即李鸿藻，本属帝党方面，在此问题上却倒向了后党一边。翁同龢虽支持练新军，但处境困难，又孤掌难鸣，面对练兵计划作罢也无可如何。不是翁氏文献留存胡折的初稿，人们是无法窥知甲午战争期间改制练兵计划中途刹车的内幕的。
三、《军机处日记》是否有下部存世?
翁同龢一生勤于写日记，传世的除《翁同龢日记》外，还有一部《军机处日记》。这部《军机处日记》起自光绪九年二月初一日（1883年3月9日），迄于光绪十年三月十一日（1884年4月6日），所记为他第一次入值军机处期间之事。这不能不使人突发奇想：翁同龢曾两次出任军机大臣，第二次入值军机处会不会也写有日记？若有，是否还存世？当然，这只是一个疑问而已，本没想寻求解答，也没有条件去寻求解答。不料我翻阅翁氏文献，却突然惊喜地发现，原来他第二次入值军机处的日记即在其中。
开始，映入我眼帘的三册《日记》，起自甲午六月十三日（1894年7月15日），迄於乙未正月二十七日（1895年2月21日），引起我的特别注意。不由得自问：这是什么日记？难道翁氏在《翁同ｈé日记》和《军机处日记》之外，还有另一种日记？定睛一看，《日记》第一册封面有翁氏亲书的“甲午六月十三日起”字样。眼前忽然一亮：这莫不是另一部翁氏的《军机处日记》？认真披览，果然不差。断定这正是翁氏的第二部《军机处日记》，姑且称之为《军机处日记》下部。
甲午六月十三日（1894年7月15日）是个什么日子？翁氏此日别无所记，只全文抄录了一道谕旨：
军机大臣面奉谕旨：本日据奕劻面奏，朝鲜之事，关系重大，亟须集思广益，请简派〈老成〉练达之大臣数员会商等语。着派翁同龢、李鸿藻与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会同详议，将如何办理之处，妥筹具奏。钦此。
他这时虽还不是军机大臣，到3个多月后的十月初六日（11月2日）才正式入值军机处，但此时开始参与军机处议事，而且有时领衔上奏，实际上已经是没有军机大臣名义的军机大臣了。所以，这下部《军机处日记》从此日写起，也就很自然了。
以这部《日记》与业已面世的《军机处日记》相比较，可以发现，无论从所记内容还是体例看，二者是非常相似的。兹举其荦荦大者言之：（一）两部日记写作的时间，或是在军机大臣任内，或是在参与军机处议事期间，皆无例外。（二）两部日记的开头始记之日，都是在中国发生重大边疆危机之时：一是中法越南交涉失败面临战事之际；一是中日朝鲜交涉失败面临战事之际。（三）两部日记的体例相同，都是按每天所收的封奏和电报，以及所奉谕旨，依次排列，各摘录或点出其要点。所以，两部日记所记内容尽管在时间上相隔十年，但将它们视为同一部《军机处日记》的上、下部，却是不会有问题的。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从翁氏文献中发现《军机处日记》下部的重要意义，不仅仅在于它破解了其是否存世的历史之谜，而主要在于它提供了研究甲午战争时期清廷内部情况的前所未有的绝好史料。《日记》特别可珍贵之处是，它没经过任何修改，完全直抒胸臆，道出了自己的真正感受，道出了大量鲜为人知之事。若与《翁同龢日记》对照阅读，这一点就更清楚了。因为二者每天所记之事互有参差，即使所记为同一件事，也是或详略不同，各有侧重，或语气不同，甚至迥然相异。此无他，盖《翁同ｈé＠①日记》多所隐讳，且后来曾作过修改，而《日记》则是原汁原味，未做一点润色和修饰也。所以，后者更能够反映出历史的真实情况。
例之一：原先翁同龢本不是军机大臣，光绪皇帝却特命他参与军机处日常工作，并与亲王大臣们“会同详议，将如何办理之处，妥筹具奏”。这表明对翁氏的信任，在《日记》中有充分的反映。例如，翁同龢明知军机大臣们大都主和，难以为伍，请示不参与军机处会商，未获同意。对此，《日记》六月十六日（7月18日）写道：
是日进讲。谕以后仍会同阅电报。恳辞再三，未允。
七月二十八日（8月25日）翁氏卧病数日，未有进宫。试看其后两天《日记》所记：
廿九日 因病未能到班。嗣闻未会议。
三十日 莱（孙毓汶）函又云：昨日会议，上命俟翁某出再议，故诸公皆到而未议。
只因翁氏有病未能到班，军机大臣皆到也不令会议，可见光绪对翁氏眷顾之隆，倚重之深，确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例之二：甲午战争期间帝后党争的主要形式，是和战之争。战争打起来才两个多月，后党就急于乞和。看《日记》所记以下诸条：
甲午九月十六日……十五日英使欧格讷由烟台抵京，即日到译署，促邸（恭亲王奕訢）会商，以两事要挟：一、以朝鲜为各国保护之国；一、日本须偿兵费。限明日三钟回复。是日恭邸有起，次余与李公，次军机。圣意于首一事固俯允，即第二事亦可商。余等入对，力陈允兵费不知为数多少，且驷舌难追。谕以若多仍不允。对曰：如此则备兵益急。因请饬九连城兵，如能固守加懋赏。又旅顺船已修竣，饬北洋量遣侦击。皆允行而退。是日孙（毓汶）、徐（用仪）两君意气甚盛，谓不如是则沈阳可危也。
（十月）初四日 慈圣召见。……诸臣入见，孙毓汶首以与各国照会，请其公断为言。朝鲜不为属国，赔偿兵费。并称：翁某昨与臣商云。余对以“臣等办事如此，万死不足塞责。臣与孙某商者战事，亦兼及美国调处事。至偿款二千万［万］，中何以为国？臣不敢知。
（十一月）初三日 孙（毓汶）……致高阳（李鸿藻）云：张鸿顺子运自津急回，致北洋（李鸿章）语。谓：洋务惟彼一人最彻，若欲和须费三千万，不割地云。高阳将信将疑，余亦唯唯否否。姑记于此：次日晤子运，云：三千万下尚有一字，不肯说。
翁同龢主张加紧备战，反对赔款求和，孙毓汶、徐用仪则认为，不赔款不能和，陵寝将不保。双方面争于廷，慈禧表面上不动声色，甚至调和其间，实际上乞和之心已定了。而后党成员之所以“意气甚盛”，是因为他们有慈禧做靠山，而且他们已经摸准了慈禧的态度。上引《日记》所记，将帝后两党大臣相争时的神态惟妙惟肖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至今还没有看到其他文献能够提供这样的材料。
例之三：后党主和的法宝，是相信和依靠列强调停。但是，列强名为调停，实际上各打算盘，甚至偏向日本。战争爆发以前，英国公使欧格讷于六月十四日（7月16日）到总理衙门问答，提出调停办法，翁同龢概括为“四条”：
一、撤兵；二、朝鲜待日人如中国；三、遣使到朝鲜议改内政；四、两国公护（即两属）。完全是站在日本方面说话。经翁氏重笔点出，其立场就更清楚了。及至六月二十四日（7月26日）、即日本挑起战争的第二天，欧格讷仍推销他的“四条”谓：
此日本无理，我仍欲调停。闻俄使亦欲与其事，我所甚愿。今约英、法、俄、德、义五国公电，该日本责以退出汉城，务令中兵、日兵不聚一处。仍按从前四条之说讲论。
进入九月以后，中国陆海决战皆失利，原先积极出头调停的列强们又换了另一副嘴脸。《日记》甲午九月二十七日（10月25日）写道：
昨恭邸拜各国使臣。俄使喀（西尼）托病不谈。他国皆莅，谈不及东事。最后与英使欧格讷谈，询以有无回信。答云：日本所志甚大，不在赔款。各国私议至少须二千［千］万元，犹不能保无他索。中国果能致死，则将倭打入海去，更无他法。……又云：倭布置已好，中竟是瞎子。语皆奚落狂悖。赫德亦决绝云：只可拼死打仗，他国友邦爱莫能助也。
谋国者不反躬自求，力图自强自救，反向外国乞怜求助，结果空盼一场，贻误了战机，落得个自取其辱的下场。当初不慎思而行，真是自贻伊戚。后之谋国者岂可不引以为戒！
总而言之，此集翁同龢文献称得上新发现的有关甲午战争史料的宝藏，它帮我们解答了不少多年的疑问。据万戈先生来信称，它即将交台北艺文印书馆影印出版。我相信，它的面世，必将对甲午战争史研究的开拓和深化产生极大的推动力。
（资料来源：《广东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