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胜军案略》一卷，四十七页，木刻本。版心有“成德堂”三字。卷首有光绪乙未（二十一年）六月谢元寿序，本书大约刻于是年或稍后。
这部书是辑录了有关“常胜军”（这个常胜军是浙江绍兴地区一支地主武装，不是外国侵略者在上海所建立的反动武装“常胜军”）的十五篇案牍，所以称为“案略”。前面四篇是后来择叙事迹请奖的公牍，后面的十一篇则为当时“报功”的公牍。据序文说所以“将先后案略汇辑成编”，是为了“表扬先烈”。就是为了表扬反动地主豪绅谢敬武装反抗太平军的“功绩”。全书主要部分是关于1861年太平军克复浙江绍兴附属各县后，这支反动地主武装——常胜军在绍兴一带反抗太平军的军事情况，虽然有很多是夸张捏造，掩盖事实真相，但终究是不能完全掩盖得了的，其中透露出许多历史真实情况，而这些却是可补史籍记载之不足的。例如：这支反动地主武装——常胜军在1861年冬就曾被克复绍兴的太平军击溃了，反动地主头子谢敬、谢端两兄弟渡海逃窜，经上海至镇江，得李鸿章支持于1862年八月回到绍兴，虽曾猖獗一时，但几个月之后谢敬却被打死了，所谓“常胜军”也从此溃不成军，形同土匪了。其次所述关于这一地区的详细战斗情况，也都是太平天国革命史的重要参考资料，而迄今尚未有象本书这样较完整的记录。
这支反动地主武装——常胜军的头子是绍兴府属余姚县的两个豪绅地主谢端、谢敬两兄弟。端字筱舫，敬字仲逸，敬是退职的主事，地位比他哥哥高，所以他又是最主要的反动人物。他们最初在咸丰八年（1858年）创办这支反动武装是为了镇压当地农民反封建斗争，“咸丰八年（余姚）乡农以岁歉抗租，创立十八局，拥众掠城市”，谢敬他们就“劝办民团，捐资雇募黄头奋勇，随剿群匪”，成为压平这次农民起义的“劲旅”（原书第一、二页），因此得到清政府的重视。咸丰十年正月十一日（1890年2月2日）余姚有农民暴动，署宁、绍、台道仲孙懋调派谢敬所部勇丁防守余姚城，八月钦差团练大臣前漕运总督邵灿又调他去防堵钱江，前后经过半年多，勇粮团资，据说都是自行筹备。十一年（1861年）二月，太平军克复海盐、澉浦等处，将进军宁波、绍兴，浙江巡抚王有龄又把他调回余姚防堵倪家路海口。大约就在这时候，这支反动地主武装正式命名为“常胜军”（据原书序言）。四月钦差大臣前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王履谦调他守绍兴府城。当时因乍浦很吃紧，宁、绍海防也很危险，又调他去防御钱江，把他看做一张王牌，事实上他已无法应付。于是浙抚王有龄和将军瑞昌便派谢端在余姚接办海防团练事宜，谢端就在“各处海口设立防卡，认真堵御，陆续盘获偷渡‘奸逆’萧天元等送县解府讯明正法。”五月余姚农民起义。这两个反动家伙即出兵“会剿”，在余姚、上虞交界的后陈地方打败了起义军，首领黄春生被俘牺牲，谢端因此得赏戴花翎。九月宁、绍形势吃紧，清宁、绍、台道张景渠估计驻守曹江的谢敬部“常胜军”抵挡不住，又调谢端部海防练勇进扎曹娥江，并令协带“常胜军”，与谢敬水陆联防。廿三日（10月26日）来王陆顺德领兵由富阳的和尚店夺临浦外江炮船渡江，廿四日攻克萧山，廿六日击溃内河炮船，俘其营官，进至绍兴昌安门外。甘九日（11月1日）攻城，守城团勇不战而溃，“惟谢主事之黄头姚勇与‘贼’巷战于大善寺前，保王履谦出城走上虞。”（许瑶光：《谈浙》卷二，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六册第585页。原书对这段事实未提及，大约是不足居功的缘故。杨德荣的《夏虫自语》谓：“闻王都堂与土团谢部即出城，后复议巷战，乃使谢勇结束入城，相遇于道清桥，战败而还”。也是说它失败的事。（见同上书781页））太平军克复绍兴后，另部黄呈忠、范汝增自东阳分两路攻宁波，“一路由嵊县上之山路出陈公岭，入奉化，以下绕入宁；一路由嵊县下边走塘路，克上虞、余姚，入慈溪镇海，而上绕入宁”；这是采用“大局包抄”办法。十月初七日（11月9日）夺取嵊县后，一路旁取新昌，越陈公岭，廿五日（11月27日）克复奉化。另一路分绕潮水岭、孙家岭，抄过清风岭要隘的背后，击溃阻截的卅六社地主民团，直趋上虞，击溃谢敬等部黄头勇（即常胜军），杀死知县胡尧，廿一日（8月23日）克复上虞，明日克余姚，廿四日克慈溪，十一月初六日（12月7日）克镇海，初八日克复宁波。宁绍道台张景渠、知府林钧航海逃往上海（《谈浙》卷三，见同上书第601—603页。）。王履谦由海道逃往福建，已经被打得溃不成军的谢端、谢敬这两个豪绅地主也航海逃往上海，但他们却讳言失败，借口太平军占领上虞，“离曹江将近百里，而山、会、萧山道路梗塞，省城文报不通，宁、慈扰陷，东西隔断”，他们“是孤单无应，不得已赴沪请兵救援。”（原书第十四页。）事实上这批反动地主官僚们集中到当时反动势力大本营的上海，是企图取得逃到上海的地主富商的经济支援和上海各帝国主义的军事援助。同治元年（1862年）春张景渠、林钧和宁波官僚内阁中书陈政钥等“劝捐集资，招雇英国轮船、法国兵勇，至定海，会同前提督陈世章谋先攻镇海以图郡城（宁波）。”（《谈浙》卷三，见同上书第603页。）谢端、谢敬由上海到镇江去求大反动头子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曾国藩支援。曾国藩命令他“赴江苏抚辕听调”。于是他们便乘机到扬州一带招募勇丁约二三千人（原书第42页。），恢复势力。回沪后，苏抚李鸿章“给发军装洋药铅弹”，命令他们回余姚。这时候新任宁绍台道史致锷正在上海筹借华尔常胜军去浙反攻宁绍，因命谢敬等“先行驰回听候调遣。”谢敬“于同治元年七月十三、四等日（1862年8月8、9日）由沪带同前起勇丁回宁抵姚，驻扎四门。”（亦称第四门）谢端“于是月十八、九等日（8月13、14日）带同后起勇丁抵宁”，仍驻四门。同时增募勇丁，扩展势力达五千人。连营二十余座，扼阻大古圹路，与太平军为敌，前后大小二十余战。
这时候宁波虽已于是年四月被中外反动势力（洋枪队、英法军及清军）联合夺占，但太平军有十几万大军在宁、绍各属与反动势力正展开激烈的战斗。八月廿五日（9月18日）史致谔带着华尔及其由上海洋枪队改名的常胜军，七百人到宁波，气焰甚盛。但廿七日慈溪之役，华尔即一战身亡。可见战斗之猛。太平军对谢敬盘踞的余姚西北乡大古圹一带三十几里地方也进行了很多次猛烈的扫荡。但这些战斗，除本书外，到现在为止还未见较详细的记载，这也就是本书史料价值之所在。
谢部自七月中旬到余姚后至八月十八日止，这期间太平军也曾对之进行战斗。据谢敬说曾将这期间“叠次破‘贼’情形两次具禀递寄上洋”给史致谔。可惜这两个文件未收入本书，大约已遗失。这里只能叙述八月十九日（9月12日）以后的情况。
据八月三十日谢敬禀报：八月十九日因太平军围攻余姚县城，派所部游击赵元宰率兵五百名往救，中途不敢前进，折回驻地周巷镇。廿一日（9月14日）太平军由近城各乡分路北进，攻占周巷镇，赵元宰率残部逃往廊厦镇，依驻廊厦镇游击郑恒发之助，合兵夺回周巷镇（当时太平军自动退出）。二十二日（15日）太平军沿圹南一带进攻，与谢部一日接仗五次，双方互有伤亡。二十三日（16日）余姚县令约谢敬派兵会同所请法国马参将洋兵（参看本书第35页）由郑巷至周巷一线向太平军反攻，周巷豪绅即“挨户派饭”以备供应外国兵。二十四日（17日）谢敬率大队至方桥，因洋兵未出，不敢前进。而周巷防勇及民团却冒失出犯，被太平军前后夹击，大败而逃。太平军再占周巷，次晨即退出。当日夜间太平军大队二千余人，马五十余匹，由方桥直攻谢敬巢穴，二十六日（19日）与敌主力展开大战，旋即退回。（原书第20—23页。）
再据闰八月初一日（9月24日）禀报：八月二十日太平军自上虞城中、慈溪的山南、余姚的马渚三处会合一万六千余人（人数可能有些夸大）向四门谢敬老巢进攻，“横亘约有二十余里之长，漫山遍野，旗帜密布。”谢敬出动了全部武力，在大湖□、吴巷、水路头、杨巷桥等地布防，并发动民团助威，主力集中在杨巷桥一带。太平军“摇旗擂鼓，大声齐喊，震天动地，一时蜂拥而来”，“枪炮齐施”，敌“军站近土围，铅弹越垣而来，纷如急雨”，自辰至已，予敌重创，始自动由方桥一路撤退。同日在廊厦镇、临山卫等处也都有战斗。（原书第26—28页。）
再据闰八月初五日（9月29日）禀报：自慈溪退出的太平军约二三千人，闰八月初五日从浒山、历山进入余姚，分作两路，一路北向下塘，西抄缪路；路经由大古塘而西；方桥方面太平军千余人亦出队接应，前至散塘堰桥、童生巷等处，直逼廊厦镇。战争即在上述地区与谢部展开，一度激战后，退至方桥等处屯扎罴天义傅大成在此役中牺牲。（原书第29—31页。）
再据闰八月初八及初十日（10月1日3日）两次禀报：方桥等处太平军于闰八月初六日分五路再次进攻廊厦镇，击溃各路顽抗的谢军，占领廊厦镇，谢军均溃逃至四门，太平军乘胜由水阁周直攻四门谢营之东，战斗至晚始停。八日自历山迤西至廊厦一带连营二十余里之太平军十万余人由悌王、戴王等率领，“队伍整齐，旗帜鲜明”，分四路撤退，并予阻击之谢军以重创，击毙敌游击赵元宰。（原书第32—34页、37页。）
再据闰八月十一日（10月4日）禀报：高桥、五车堰有太平军数千人据守，谢部于十一日发动进攻，侵占高桥、五车堰，并在该处赶设营卡，作为进攻上虞的据点。（原书第40—41页。）但据闰八月十六日（10月9日）禀报：仅称“日来剿办高桥、五车堰一带，亦甚得手，惟该处与上虞逼近，大股老‘贼’时常出没，彼此接应，加以土地平旷，无险可守，未能赶筑卡垒，且离职营遥远，兼顾为难，必须厚集兵勇兜剿马渚、五夫，以遏窥窜县城门户，兼为进取上虞之地，则一鼓可以荡平矣。”（原书第42页。）可见前报侵占五车堰之事，并非实情。而据闺八月二十七日（10月20日）谢敬与补用同知秘云书及余姚县知县陶云升三人会禀：则谓连日探得太平军自马渚、五夫“调至五车堰立营设卡，周筑土城”，将夺取临山，进攻四门谢营。因此决定“先发制敌”。于二十六日三路出兵进犯五车堰太平军，据报“大获胜仗”，（原书第44页。）但以后就没有禀报了。大约在这以后一周间，五车堰、马渚等地均相继被侵占，所以同治元年八月谢端给余姚县禀称：“至九月……初七日（10月29日）职弟以‘贼’锋连日挫折，急图乘胜攻击，同职统令全军进扎马渚。”“意图恢复绍郡各邑”。（原书第15页。）这个贪得无餍的家伙，没有料到上虞的太平军一齐冲出把他们包围起来了，九月十三日把这支作恶多端的反动武装包围歼灭，反动头子谢敬也当场打死了（原书第4、16页。）。此后所谓常胜军已溃不成军，由其族人谢国恩收拾残余，改名“信义军”。据说改名的原因是“恐该勇等散失号衣，被‘逆’拾去扮冒。”（原书第16页。）理由殊欠充分，可能是因为华尔的常胜军这期间也在宁、绍，被迫不得不改名，把常胜军名号让给外国侵略军专用。事无佐证，暂且存疑。
九月廿九日（11月20日）这支所谓信义军周景富部还随同英法侵略军一道侵占上虞。（原书第16页。）十月以后就完全变成土匪队伍了。《越州纪略》云：“初黄头名长（常）胜军，统之者为余姚练长员外郎谢敬，约士卒颇如法，自余复上， 英人误师期，敬殁于马渚，改黄头为信义军，换人统带，纪律不复如前。”“十月以后……黄头屯谭村，……仲冬十月八日黄头渡江冲马山卡，旋归。二十日城中出‘贼’千，连营海塘重卡，马山北乡颇若难居，而竟无恙。二十六日黄头复渡江败‘贼’，斩数百级，攻马山，袭‘贼’称谓，打先锋，奸民附之，一丝一粟几于尽取，盖不特鸡犬之不安也。”“花、绿（法）、红头（英）及黄头，乱房帷，发藏笥，异物用物，细大不捐，任负所弗胜，夺民舟以载之，不受者力胁之。劫子女勒赎，得金无算，所信所宿，坏乱尤剧，惟焚者鲜，于盗为胜。”十一月“二十六日有乡民自城逃归，黄头获之，始知‘贼’出稽、山已久，□入城括遗物，餍而告于总镇，于是统大队入城，遂据以为功。”（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六册第771—772页。）充分说明了信义军的土匪行径。
综上所述，所谓“常胜军”这支反动地主武装，是如何疯狂镇压农民运动，坚持与革命人民为敌，虽然遭到太平军的毁灭性打击，仍企图死灰复燃，作垂死挣扎。它对革命所起的破坏作用是相当大的。从1858年起就充当镇压余姚地区农民起义的刽子手，竭力阻挠人民起来响应太平天国革命。1861年下半年太平军于攻克金华后开始向宁（波）绍（兴）地区大规模进军，这支反动武装便东窜西跳，猖獗一时，成为维护满清封建政权的一只凶狠的鹰犬。而太平军以雷霆万钧之力，势如破竹，在10月下旬到12月上旬不过两个月的时间里，分路先后克复了绍兴、宁波两个重镇及其所属大部分地区，“常胜军”这支反动武装也随之全部消灭。在这以后不久，1861年12月31日（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初一日），浙江省会杭州也克复了。接着李秀成即亲率所部，分五路向上海水陆进军，江浙的革命形势 一片大好。但与此同时，天京的西边门户安庆于1861月9月失陷，天京随着再被围困，上游地区的杰出军事领袖陈玉成相继被俘牺牲，天京形势十分危急。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结果，使得中外反动势力进一步勾结起来，他们实行军事联合对江浙地区进攻，在上海迫使太平军第二次进攻上海之战中途夭折，在浙江既由华尔亲率其常胜军，复由英法侵略者着手组织的所谓“常安军”、“定胜军”、“常捷军”联合清军进攻太平军，首先争夺宁绍地区，造成极端险恶的形势。从全国革命形势来说，正在逆转。1862年下半年，太平军在余姚的斗争，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开展的。这种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中国人民永远应该继承和发扬光大。
（資料來源：《上海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第1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