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慈铭、翁同龢、王闿运、叶昌炽所写日记，都关系着几十年朝章国故、学术人心，因而有晚清“四大日记”之称。其中以李氏《越缦堂日记》的出版经过最为曲折，读者对其书的毁誉也最多。以我所见，胡适所作的评价最得大体，比较公允。他肯定李氏长期坚持写日记，读书札记大多是好的，所载重大时事可补史传。胡氏语简，为之笺证。

一 

李慈铭1830～1894从清咸丰四年1854开始写日记，40余年如一日。如因故中断，则预记大略，得暇详补。同治十一年十二月初七日，“自前月校书甚忙，至无暇写日记，皆草草札记之邸抄面纸，今日始自前月初四日后补录之”。初八日，“补录日记”。初九日，“补录前月日记讫”。十二日，“补写是月日记讫”。有的也凭追忆补日记，不免恍惚。光绪十四年六月二十四日，“是日，补写一月来日记，毕多仿佛，不能尽记矣”。李氏不时检点旧日记，加以修饰。同治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终日阅旧日记，稍稍涂改之”。同治七年四月二十四日，“偶阅旧时日记，其中多有疵谬”。光绪二年二月初六日，“偶取庚申日记检一事，因将其中怒骂戏谑之语，尽涂去之。尔时狎比匪人，喜骋笔墨，近来偶一翻阅，通身汗下，深愧知非之晚。”李氏也颇注意对日记的保存。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十五日，“装订乙丑至今日记，共十五册，分为两函，今日标写签柎，颇极精整”。他的全部日记，凡72册，分为8函，另有半册。详见《北平图书馆季刊》第6卷第5号载王重民《李越缦先生著述考》。 

《越缦堂日记》的发表，几经周折。先是稿本传观，继而在期刊节登。直到民国九年，始由蔡元培等经理刻石影印其中的第2函至第7函，凡51册。旋仍由蔡等经手，补印了第1函，凡13册。以往学术界咸知《越缦堂日记》共64册，即此两次石印本的合计。至于其第八函8册，则是至近年始发现并影印。 

李氏常将日记给友好阅读。如同治九年十月十五日，“作片致孙子宜，索还日记”。同治十年四月朔，“作书致周允臣，借以近年日记两册”。六月初八日，“张牧臣来拜，以日记见还”。十月二十五日，“得朱鼎甫书，借日记”。“作书复鼎甫，借以日记四册”。光绪四年十月初十日，“得伯寅侍郎书，惠银十两，言昨见日记，知其乏绝，故复分廉，甚可感也”。伯寅，潘祖荫。由此可见，在李氏生前，已有多人看到李氏的日记。 

李慈铭殁后，文廷式曾见其《日记》。《闻尘偶记》云：“李莼客以就天津书院故，官御史时，于合肥不敢置一词。观其日记，是非亦多颠倒，甚矣文人托身不可不慎也！然莼客秉性狷狭，故终身要无大失，视舞文无行之王闿运，要远过之。”善谈掌故的徐一士，由此引出《李慈铭与王闿运》一文。据《一士类稿》言：“廷式尝摘抄慈铭日记，间加批识”云云。 

辛亥革命后，李氏《日记》曾经某些期刊节录发表。王重民《李越缦先生著述考》著录的《越缦堂日抄》2卷，《古学汇刊》本，即其中之一。王氏云：“《绍兴公报》、《文艺杂志》、《中国学报》相继节刊，但仅数页或数十页，均不及《古学汇刊》为量之多。其开端十数条，为印本《日记》所无，疑录自沈悦民所藏半册内。”《中国学报》刊登李氏《日记》，颇受士林重视。《鲁迅日记》：民国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赴留黎厂购《中国学报》第二期一册，四角。报中殊无善文，但以其有《越缦日记》，故买存之。”《艺风堂友朋书札》辑吴昌绶致缪荃孙书（六十）云：“近出《中国学报》，吾师见否？如要，可购以奉呈。”小注：“《越缦日记》不同，而亦有复见。” 

缪荃孙曾托蔡元培等向李氏后人求《日记》全稿。并拟节抄刊行。上书辑元培致缪氏书云：“越缦先生日记，沈子培、樊云门二君均曾力任付梓，然二公有力时均未暇及此，今则想不复作此想矣。先生拟仿《竹汀日记钞》例，节录刊行，良可感佩。李世兄尚在故乡，容即函嘱负箧赴沪，贡之左右，果能流布人间，则先生表彰死友，嘉惠后学之盛情，感佩者岂独元培与李世兄而已哉！”据《蔡元培自述》，在李慈铭殁前一年，他在李氏京寓充西席教师。以故慈铭嗣子承侯，系蔡氏学生，即信中的“李世兄”。惟此事没有达成。《艺风堂友朋书札》又辑吴重熹致缪荃孙书（十）云：“《莼客日记》四册送去。此为孙氏存本，孙氏无人，惟余内眷在闽，坚不出手，故假抄之。得方家理董成书，甚盛事也。樊山处者，亦当于家信中姑一问讯之。”樊增祥，字云门，号樊山。亦李氏故人。由是在缪氏周围又有人得见李氏《日记》的部分抄本。同书辑录王秉恩致缪荃孙书（五）云：“《莼老日记》向闻近于刘四。今读之，学术纯正，议论平实，异乎所闻。公为刊传，甚盛事也。”但终未刊行。“刘四”，似指刘体智，刘秉章第四子。 

直到民国八、九年，始由蔡元培、张元济等经手，刻石影印，遵李氏遗愿，先印同治二年至光绪十五年，凡51册，6函。其详具见于《张元济日记》。民国八年六月三十日，“晤李璧臣，交《越缦堂日记》八册”。璧臣，慈铭侄。八月三十日，“晨访鹤庼于密采号，交出《越缦堂日记》六函，又李越缦照相一张，交剑丞保存”。鹤庼，蔡元培。夏敬观，字剑丞，时佐张氏主持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九年一月三十日，“鹤庼回信，《越缦堂日记》缘起可照改”。三月六日，“崔庼来信，言江西许季黻购《越缦堂日记》二十部”。许寿裳，字季黻。七月二十日，“约谢燕堂、翟孟举、季臣，告知《越缦堂日记》无庸修润，惟与原书不符者，稍加修饰”。以上略见该书交稿、预售、印刷诸事的经过。此书出版后，即在文化人中流通。《郑孝胥日记》：辛酉（民国十年）六月初五日，“阅《李莼客日记》”。初八日，“杨寿彤复送《越缦堂日记》来，凡六套，乃陈小石物，杨借观之，复以转借”。这6套就是第一次公之于世的第2函至第7函。 

对《日记》的第1函，蔡氏遵李氏之意拟整理后印行，后听钱玄同之劝，也将原稿刻石影印，以免搁置。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补篇》云：“《越缦堂日记》，近有补印十三册，《莼客日记》至是舍樊山所藏外，悉公于世间。”此已是民国二十五年事。

二 

胡适也是最早阅《越缦堂日记》的一个。《胡适的日记》：民国十年四月二十七日，“看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第三册。这部书也是使我重提起做日记的重要原因。”五月四日，“下午，专补作日记。日记实在费时不少。古往今来日记如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真不容易。怪不得作日记能持久的人真少。”民国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连日病中看《李慈铭日记》，更觉得此书价值之高。他的读书札记大部分是好的。他记时事也有许多地方可补历史，如41页39以下，记光绪九年十一月六日阜康银号的倒闭，因叙主者胡光墉的历史，并记恭亲王奕及文煜等大臣的存款被亏倒，皆可补史传。”胡适这段对《越缦堂日记》的批识，发人深思。 

按其时已是中法战争爆发的前夜。阜康号挤兑事件，正是列强入侵、内政腐败交织相摩所引起的火花。有识之士，从此可觇中国民族危机的深重。胡适未引《越缦堂日记》有关全文，兹为补录： 

光绪九年十一月初七：昨日杭人胡光墉所设阜康钱铺忽闭。光墉者，东南大侠，与西洋诸夷交。国家所借夷银曰：“洋款”，其息甚重，皆光墉主之。左湘阴西征军饷皆倚光墉以办。凡江浙诸行省有大役，有大赈事，非嘱光墉，若弗克举者。故以小贩贱竖，官至布政使，阶至头品顶戴，服至黄马褂，累赏御书。营大宅于杭城中，连互数坊，皆规禁篽，参西法而为之，屡毁屡造。所畜良贱妇女以数百，多出劫夺。亦颇为小惠，置药肆，设善局，施棺衣，为饘粥。时出微利以饵士大夫，杭士大夫尊之如父，有翰林而称门生者。其邸店遍于南北。阜康之号，杭州、上海、宁波皆有之，其出入皆千万计。都中富者，自王公以下争寄重赀为奇赢。前日之晡，忽天津电报言南中有亏折，都人闻之，竞往取所寄者，一时无以应，夜半遂溃，劫攘一空。闻恭邸、文协揆等皆折阅百余万。亦有寒士得数百金托权子母为生命者同归于尽。今日闻内城钱铺曰：“四大恒”者，京师货殖之总会也，以阜康故，亦被挤危甚。此亦都市之变故矣！ 

查《翁同龢日记》云：光绪九年十一月初六日，“京都阜康银号，大贾也，昨夜闭门矣，其票存不可胜计，而圆通观粥捐公项六千两亦在内，奈何奈何！”两部《日记》相比，显然李优于翁，敢揭时弊。 

对胡光墉破产案，清廷责令浙江巡抚刘秉章负责清理，将其财产分偿债务。以故秉章之子体智所著《异辞录》，颇追记此事内幕。兹节引与《越缦堂日记》相印证。“光墉字雪岩，杭之仁和人。江南大营围寇于金陵，江浙遍处不安，道路阻滞。光墉于其间操奇赢，使银价旦夕轻重，遂以致富。王壮愍自苏藩至浙抚，皆倚之办饷，接济大营毋匮。左文襄至浙，初闻谤言，欲加以罪。一见大加赏识，军需之事，一以任之。西征之役偶乏，则借外债，尤非光墉弗克举。迭经保案，赏头品衔翎，三代封典，俨然显宦，特旨赏布政司衔，赏黄马褂，尤为异数矣。光墉藉官款周转，开设阜康钱肆，其子店遍于南北，富名震乎内外，金以为陶朱、猗顿之流。官商寄顿赀财，动辄巨万，尤足壮其声势。江浙丝茧，向为出口大宗，夷商把持，无能与竞。光墉以一人之力，垄断居奇，市值涨落，国外不能操纵。农民咸利赖之。国库支黜有时，常通有无，颇恃以为缓急之计。”但“未久，光墉以破产闻。先是，关外军需，咸经光墉之肆。频年外洋丝市不振，光墉虽多智，在同光时代，世界交通未若今便，不能译者，每昧外情；且海陆运输利权久失，彼能来，我不能往，财货山积，一有朽腐，尽丧其赀，于是不得已而贱售，西语谓之‘拍卖’。遂露窘状。上海道邵小村观察本有应缴西饷，靳不之予，光墉迫不可耐。风声四播，取存款者云集潮涌，支持不经日而肆闭。”于是存款巨万的协办大学士文煜等纷纷出手，向刘秉章请托，索胡光墉的财产，作为抵偿。结果文煜获得了胡庆余药肆之半，这是一块肥肉。但据《异辞录》说，有一行脚僧人以500银元存于杭州胡氏开设的典肆，苦苦索求，只得到了一些妇女衣服，折价作抵。那僧人痛哭而去。由此可见，阜康号的倒闭事件，进一步暴露了当时的腐政。一事牵引全局。《越缦堂日记》所记时政甚多，如杨乃武冤狱翻案等，而胡适独举斯例，谓可补史传，足征卓识。 

李慈铭毕生勤学，涉猎四部，多留批识。金梁《瓜圃丛刊叙录》内有《越缦堂书目跋》，谓尝见李氏遗书800余种于其后人处，注明手校本90余种，手批本100余种，手跋本50余种，手序记本5种，手抄补本5种，校勘记、勘误记各1种。对这些读书心得，《越缦堂日记》有所节录，然而不免瑜瑕并见，前贤多纠李氏疏误。如唐释道世，字玄恽，避太宗（李世民）讳，以字行。“《宋高僧传》始回复为道世，而著明其称字之由焉。《越缦堂日记》十六册谓‘道世’之名，不避太宗之讳，殊不可解，盖未见《宋高僧传》也。”见《陈援庵先生全集》第9册，《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卷3《法苑珠林》条。又如书商以文秉撰《甲乙事案》冒顾炎武《圣安本记》印行，虽二者大有分别，但李慈铭不能辨，误以为前者是顾炎武少年所为，犹不脱明人学究气，以之写入《越缦堂日记》。见《朱希祖先生文集》（六）所辑《抄本〈甲乙事案〉跋》。以故胡适谓《日记》所录读书札记大多是好的，留有余地，这是合乎事实的。 

（资料来源：《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