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2004年第2期刊登了马自毅先生撰写的《“总教习”还是“洋文正教习”——严复任职北洋水师学堂期间若干史实考证》一文，后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数据《中国近代史》2004年第6期全文转载。马先生根据大量的史料考证严复留英回国后在北洋水师学堂所任职务是“洋文正教习”，而非“总教习”，并对相关的一些问题做了详尽的阐述，颇有独到之处，看完之后令人耳目一新。但有些见解和提法笔者实在是不敢苟同，现分别指出来以求教于马先生和学术界同仁。
第一个问题：关于严复开始在北洋水师学堂的职务，马先生所论证的严复担任的是“洋文正教习”而不是“总教习”的说法并不是新观点，早在2002年著名海军史专家姜鸣就根据《北洋纪事》（第10本）考证称严复“在学堂的职务，也不是人们常说的‘总教习’，而是驾驶学堂‘洋文正教习’”。“直到1887年底，我们从文献上看到他的职务仍只是天津水师学堂洋文正教习。”（注：姜鸣着：《龙旗飘扬的舰队》，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48、162页。）实际上，如果说严复只是洋文正教习的话不合常理，当时清政府刚刚大兴海军，而对海军业务学有专长的人十分有限。严复是清政府派出国外重点培养的专门海军人才，他的近代海军专业知识在当时应该说是相当难得的，也是相当宝贵的，属于急需人才。李鸿章设法将他从福州船政学堂调到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任教也正是相中严复的海军专业素养，如果仅仅分派严复负责北洋水师学堂的外语教学不但是大材小用，而且也违背对严复培养的初衷。如果北洋水师学堂急需外语师资，可就近从北京同文馆选调他人，不必远调福州船政学堂也同样需要的、在海军业务方面正在使用的严复。留美归来的幼童梁诚曾被分在北洋水师学堂继续学习，1882年3月他在写给友人的信中称严复是“我们的总教习”，还详细提到严复讲授几何及代数的有关情况，由此可见严复在北洋水师学堂还担任了数学的教学任务。后来在北洋水师学堂学习过的林献也曾回忆说：“光绪六年1880，天津设立水师学堂于东局。以严宗光（即严复，字又陵）为总教习。”（注：林献炘：《海军务学校沿革之概况》，张侠等主编《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第431页。）在这里也提到严复在北洋水师学堂的职务是“总教习”，而非是“洋文正教习”。现在看来，严复是“总教习”或是“洋文正教习”这两种说法都有一定的根据，至于孰是孰非还有待于史料的进一步挖掘和考证。笔者认为由于北洋水师学堂初办时师资有限，学生不多，严复可能是同时担任几门主干课程的教学任务，因而当时人们在提到严复职务时便各取所需，不可能把严复担任的所有职务都提到，以至造成今天人们根据不同的史料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不管严复是“总教习”还是“洋文正教习”，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严复在北洋水师学堂决不是一般的普通教习，而是占有相当的重要地位，并不像马先生在文中所说的“其地位并不高”，这可以从以下几件小事来说明：第一，1880年8月27日严复向李鸿章报到，李鸿章马上函告吴赞诚：“嘱于明日趋谒台端。见在学堂甫经动工，应否留局暂住，讨论一切。”可见严复一到北洋水师学堂，便立即被指派参与学堂筹备的各项工作。第二，1880年末严复拟从“明正超支预借两月薪资及船费50两”回老家探亲，当时北洋水师学堂总办吴赞诚已回南方就医。在这种学堂暂无最高行政主管人员的情况下，严复这一很平常的请求是由更上一级的北洋大臣李鸿章批准“均属可行”。如果严复仅是一个普通教习的话，或者说在严复之上还有直接领导者的话，当然也就没必要烦请李鸿章为这种小事亲自过目。第三，1882年1月严复回福州为北洋水师学堂招收新生，在招生过程中从出题、考核到核定录取基本上都由严复一人决定，可见其权力非同一般。如伍光建投考时严复让他解释英文单词“鼠”字，伍光建就以手势在桌子上作老鼠爬行状，严复见了哈哈大笑，认为伍光建很聪明，便当场将他录取为北洋水师学堂驾驶班首届学生。（注：伍季直：《回忆前辈翻译家、先父伍光建》，福建省严复研究会编《1993严复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海峡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522页。）第四，1883年严复又受李鸿章委派与英国海军学院联系，请求推荐练船正洋教习人选，制定练船的章程，并组织对学生的考核。从这几件事来看，严复在北洋水师学堂还是有相当地位的。
第二个问题：关于严复是提前回国还是推迟一段时间后才回国任教的问题。马先生在文中认为严复是提前回国，而并非像有的学者所说的推迟一段时间后才回国任教的。对于这个问题正确的说法应该是：1878年严复等6人在格林尼次官学学习一年后，除严复外其它5人被派上军舰实习，而对于严复清政府则打算让他在格林尼次官学继续深造一段时间后再上船实习，但后来由于福州船政学堂急需海军专业教习，严复便匆匆结束堂课提前回国。据郭嵩焘1878年3月25日的日记记载，李鸿章在给李风苞的信中就提到了严复的未来安排问题：“严宗光等6人送入格林官学，……观其勤勤之役，足为能留意富强者……求才于遣派出洋官学生三四十人，遽欲以应缓急之需”，这实际上就为严复后来提前回国埋下了铺垫。1878年8月3日郭嵩焘向英国外务省提出除严复之外其它5名留学生在英国军舰上实习训练的要求，而对于严复郭嵩焘则以清政府已有职务安排为理由要求英国外务省同意严复下学期仍在格林尼次官学继续深造，多进修1年，经过重点培养后再上船实习，“俾于返国后担任教职”。8月14日英国外务省同意了郭嵩焘的这些要求，并通知格林尼次官学“严又陵仍留学”。1879年7月因国内福州船政学堂急需海军专业教习，船政大臣吴赞诚便奏请“调回严宗光充当教习”，因此按原定计划严复在格林尼次官学第二年的学习结束之后在英国军舰上进行为期一年的实习方案只好取消。8月2日新任驻英公使曾纪泽还为此向英国外务省说明了事情的前后经过，并同时通知取消严复在英国军舰上实习的计划，于是严复便离开英国提前回国。在这里顺便说一句，马先生可能为了说明严复在北洋水师学堂职务为“洋文正教习”，特别强调严复有很强的外语才能，并例举了在英国期间一次使馆聚会上严复的英语程度胜过译员的小事来论证，这未免有点以偏概全。实际上洋务派官僚真正相中严复作为教习的原因是他滔滔不绝的口才，这才是作为一个教习必备的基本素质。在清政府第一任驻英公使郭嵩焘处，严复常常是“谈最畅”、“议论纵横”，从格林尼次官学的课程到西方光学、电学、地学等等的最新科技进展无所不谈，“其言多可听者”，严复实际上成了清政府驻英使馆工作人员的教师，对洋务大员们进行着近代科学启蒙的教育。（注：《郭嵩焘日记》3，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06、473、604页。）正是这种能言菩辩，显示了严复作为教育家的某种特殊禀赋和素养。
第三个问题：关于严复在福州船政学堂和英国留学期间的学习成绩与实践能力问题，马先生认为严复的“专业成绩与实践能力并不出色”，这种说法不符合历史实际。特别是马先生在文中提到“目前还难以查到严复在福建船政学堂及英国格林尼次官学的各科成绩单”，便用30余年后国内学校考试的标准来评论通常所说的严复“考课屡列优等”所谓的“优秀”的成绩标准是非常低的。这种说法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研究历史应当使用当时的材料来论证，怎么能用后来的标准来推断30年前的情况？即使承认当时的“优秀”标准非常低，严复“屡列优等”也能充分说明他的成绩是相当出色的，在学生当中仍然可以算是佼佼者。就拿现在考硕士研究生来说，全国统考的英语、数学、政治这3科成绩都相当低，每年国家在划录取线时一般都在55分左右，能达到六七十分的学生便属于优秀了，而能达到80或90分以上的微乎其微，在这种情况下不能说达到六七十分的学生就不是优秀学生。马先生在文中认为由于严复在英国的“兴趣、志向更偏重政治与社会，也许在这方面花了很多时间精力，难免就会相应减少对专业的钻研”，这种说法也是缺少根据的。众所周知，有的大学生兴趣广泛，但专业课成绩仍然非常好；而有的大学生虽然每天死抠书本，两耳不闻窗外事，但专业课成绩仍然平平。实际上，现在所能看到的、凡是评论严复在校学习期间表现的材料都充分说明严复无论是学习成绩还是实践能力都是非常出色的：
第一，1877年8月21日郭嵩焘致函英国外相德贝尔，保送中国留学生进英国海军学院学习，并于每个学生姓名之下分别注明年龄、简历和考评，严复名列第一。随后严复参加了格林尼次官学的入学考试也顺利过关，而林颖启等3人却落选，这说明严复在福州船政学堂的成绩应该是名列前茅的。而在英国学习期间，1878年6月格林尼次官学期末考试，严复等6人成绩优异，“出类拔萃”。（注：General Correspondence，转引自孙应祥着《严复年谱》，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6页。）
第二，1878年12月29日罗丰禄、陈敬如给郭嵩焘信中在评论留洋学生时强调：“以严宗光、李寿田、罗臻禄为上选。”（注：《郭嵩焘日记》3，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21-722页。）这则史料马先生也看到了，但马先生只是用自己的话说对严复有好评。另外马先生在文中还用了这样一则史料，也就是洋监督斯恭塞格对留学生的评语：认为水师管驾学生中“以刘步蟾、林泰曾、严宗光、蒋超英为最出色，……严宗光于管驾官应知学问外，更能探本溯源，以为传授生徒之资，足胜水师学堂教习之任”。马先生是用这则史料证明严复是“水师学堂教习”，而非“总教习”。但这则史料同时也可充分说明严复在各方面都是相当出色的，这则史料后半部分并没有否认严复作为管驾官的能力，而是说严复不仅像其它学生一样能胜任管驾官，而且还能胜任教习。同样马先生在文中还用了这样一则关于严复的史料：“‘严宗光宜何用之？’曰：‘以之管带一船，实为枉其材。’曰：‘何宜？’曰：‘交涉事务，可以胜任’。”实际上这则史料的真正涵义与上则史料是一样的，并不是说严复除了胜任外交外不能管带一船。
第三，关于严复的海上经历，马先生认为“严复一生中仅在船政学堂有过数十天的近海航行实践”，这种说法与历史实际不符。严复的海上经历（包括实习与服役）主要有：一是在福州船政学堂学习期间，1869年6月福州船政局自制的轮船“万年青”号下水，法国领事巴士栋和造船厂监工达士博强要法国人引港出航，沈葆桢觉得这事有辱国体和尊严，便驳回了法国人的无理要求，命令由后学堂学生平时成绩名列优等的严复、邓世昌、刘步蟾、萨镇冰等人研究闽江口海图，终于试航成功。二是1870年福州船政局自造“福星”号轮船下水，船政学堂便将其暂作练习舰，分期分批让学生上船操练。三是1871年7月严复堂课结束后登上“建威”舰实习、操练，“历浙江、上海、烟台、至牛庄始折而南”，1872年严复仍随“建威”练习船北上实习。四是1873年严复再登“建威”号进行航海实习，“先厦门，次香港，次新加坡，次槟榔屿”等地，历时4个月，“实在洋面七十五日”。马先生在文中提到了严复这次海上实习，但这只是严复多次海上阅历中的一次。五是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爆发，在船政大臣沈葆桢的率领下，严复随“扬武”号到台湾，赴台东各海口测量地形，筹办海防，“计月余日而竣事”。六是1874年严复随“扬武”号军舰至沪，“余于同治甲戊，乘扬武军舰至此句留月余。”七是1875年沈葆桢奏请改“扬武”号为练习船，严复与“建威”号实习生被改派上“扬武”号实习，严复先随“扬武”号北上巡历黄海，又于1876年2月4日再随“扬武”号由烟台前往日本访问。（注：孙应祥着《严复年谱》，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1-27页。）由此可见，严复还是有相当丰富的海上经历的，并不像马先生所说的“时间和航程有限，未出船政局附近的海面”。笔者所在的大连海事大学是世界上最大的航海院校，应该说教学、实习条件是一流的，但现在海上专业学生在校学习期间也不过仅有不到一年的海上实习经历，但是他们毕业后都能很快适应各自工作岗位，独当一面。比照一下，当初严复有如此长的时间和丰富的海上阅历，其实践能力应该是不成问题的。曾带领过严复实习的“扬武”号舰长英国人德勒塞任期满即将归国前夕曾意味深长地对严复说：“盖学问并不以卒业为终事，此后自行求学之日方长，子如不自足自封，则新知无尽，惟子勉之而已。此不第海军一业为然也。”（注：严璩：《侯官严先生年谱》，王栻主编《严复集》5，中华书局1986版，第1545页。）同其它学生相比，这是对严复一种更高层次的期望。1877年8月8日英国外交部致送其海军部一份关于中国留学生的一览表，有关严复的内容如下：“严宗光，现年23岁，在福州船政学堂肄业5年，在练习船上实习并服役6年，曾任练习船航海军官，中国水师都司。”曾任教练船总教习之英国皇家海军上校德勒塞评论其为“非常机敏的军官和导航员”。（注：General Correspondence，转引自孙应祥着《严复年谱》，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0页。）
第四个问题：关于严复与李鸿章的关系，马先生认为李鸿章等人安排严复在北洋水师学堂担任“洋文正教习”，并非他人排挤或不被重用，这种说法有点太绝对了。严复刚到北洋水师学堂任教的时候，因为李鸿章正在创办北洋海军急需懂技术的专门将才，因此他对严复还是比较看重的，但李鸿章看重的仅仅是严复的专业才能，因为这是其它外行人无法替代的。后来严复虽被升迁，但“不预机要，奉职而已”，实际上严复仍是一个“局外人”，不能影响政策的制订。
马先生认为“李鸿章与严复关系之疏远应在甲午之后”，实际上早在中法战争的时候严复与李鸿章的矛盾就开始加深。在中法战争中，李鸿章一心妥协，又听信前天津税务司德国人德璀琳的谎言，于1884年5月与法国水师总兵福禄诺在天津签订了《中法简明条款》（又称《李福协议》）五项，这件事后被人揭发，李鸿章猜疑严复参与了其事，使双方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李鸿章开始与之保持一定距离，严复“亦愤而自疏”。（注：均见陈宝琛：《清故资政大夫海军协统严君墓志铭》，王主编《严复集》5，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542页。）
关于李鸿章与严复关系疏远的原因，马先生认为主要是甲午战争爆发后李鸿章遭到诽谤，严复于是想舍北就南，投奔张之洞，这种说法没有抓住问题的本质与关键。实际上从深层原因来探讨，严复与李鸿章关系疏远的真正原因是政治理念与价值观的分歧。严复刚到北洋水师学堂任教时可谓意气风发，怀有经世安邦之志，留学归国决心大展宏图，好好地干出一番事业。但在北京、天津的官场中他也第一次看到了清政府的腐败，以及无所用心的保守主义、自满和懒散等现象。严复看在眼里，痛在心上，因此“极喜议论时事，酒酣耳热，一座尽倾，快意当前，不能自制，尤好讥评当路有气力人，以标风概，闻者吐舌，名亦随之”。严复常常“往来于京津之间，朝之硕臣及铮铮以国士自期许者，咸折节争集先生之庐”。（注：王蘧常：《严几道年谱》，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9页，第8页。）特别是在英国的见识使严复切实意识到李鸿章自强、求富纲领的严重、致命的缺陷：建立近代海军这样空前的事业是不可能在一个尚未经历深刻的社会和心理变革的社会中获得成功的。如1888年有一次严复在与总税务司赫德谈话时就表达了他对晚清海军现状深为不满的情绪，当时赫德把海军比作一棵树，认为它需要适当的环境才能生长并结出果实：“海军之于人国，譬犹树之有花，必其根干支条坚实繁茂，而与风日水土有相得之宜，而后花见焉；由花而实，树之年寿亦以弥长。今之贵国海军，其不满于吾子之意者众矣。然必当于根本求之，徒苛于海军，未见其益也。”（注：严复：《〈海军大事记〉弁言》，王栻主编《严复集》2，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52-353页。）这个比喻给严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认识到国家的强盛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有相应的政治制度、经济实力、科技文化、风俗人心等来相辅相成，仅靠近代海军建设还不足以救国。这样他进一步感到李鸿章的充满官场习气且有根本弊端的洋务运动难以挽救中国，于是不满之情常常溢于言表，指斥洋务运动如果再这样继续搞下去，“不三十年，藩属且尽，缳我如老牛耳。”就连他长期辛勤耕耘的北洋水师学堂，后也认为学生当中“无得意者”，大多是“虽名位煊赫，皆庸才也”，感叹“此不独北洋学为然，即中兴诸老，如曾、左、沈、李，其讲洋务，言培才久矣。然前之海军，后之陆军，其中实无一士”。（注：王蘧常：《严几道年谱》，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9页，第55页。）这样的言论自然会引起李鸿章的不满，“文忠亦患其激烈，不之近也。”（注：均见陈宝琛：《清故资政大夫海军协统严君墓志铭》，王主编《严复集》5，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542页。）即便像马先生所说的严复舍北就南真的成功了，张之洞和李鸿章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严复同样也不会与张之洞有良好、和谐的关系，因为在政治理念与价值观等方面严复与洋派官僚们相差的太远了。再加上严复直言不讳、放言高论的风格，心高气盛、不随俗流的性，清高自负、傲视同侪的态度决定了他不可能随波逐流，而融入到狗苟蝇营、狼狈为奸的黑暗、腐败官场。
在甲午战争前，严复担心影响仕途，对李鸿章还有所顾忌，只是在私下里发发不满的牢骚而已，并没有直接、公开抨击李鸿章，但是在甲午战争中严复看到自己亲自培养的北洋水师学堂毕业生在海战中惨遭灭顶之灾非常痛心，再也按柰不住自己愤恨的情绪，于是便开始勇敢地站出来，不再拐弯抹角地发出自己的抨击。对于清军对日作战失败的原因，严复认为是李鸿章“昏庸骄蹇，丧心误国”造成的：“推求厥咎，太半皆坐失先着，绸缪之不讲，调度之乖方，合肥真不得辞其责也。”（注：严复：《与陈宝琛书二》，王栻主编《严复集》3，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01页。）严复痛斥李鸿章之流：“‘和’字一言，其贻误天下，可谓罄竹难书矣！”“今日北洋之糜烂，皆可于‘和’之一字推其原。”对于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中用人不当严复也给予了严厉的批评：“合肥用人实致偾事”，李鸿章的亲信、女婿、外甥等人在战争中玩忽职守，结果使战争屡屡失利，“以己一生勋业，徇此四五公者，而使国家亦从以殆，呜呼，岂不过哉！”因此“不学无术私心未净之人”“不足恃也”。（注：严复：《与陈宝琛书一》，王栻主编《严复集》3，第498页。）严复这样无所顾忌地批评李鸿章，双方也就自然分道扬镳了。另外，马先生在文中认为严复与李鸿章关系疏远“多少还有些人事纠葛，尤其是与他的同乡兼同学罗丰禄得志于北洋有关”。因为罗丰禄的职务始终在严复之上，而且才华出众，明能干，受到李鸿章等人多次保举，而且还通过各种方法把自己的亲属安排到北洋就职，而严复尚无此能力，不得不时时婉拒家人的请托，这也会使严复感到不平与不满。这种说法未免有损严复的才学和品格：首先，严复超群的智慧与才华毋庸置疑，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其次，马先生所引用的“李中堂处洋务，为罗稷臣垄断已尽，绝无可图”这则史料，严复只是在陈述一种现象，并不含有任何嫉妒心理。最后，至于说提携亲友严复也并不是没有这个能力，如1882年春严复在回闽为北洋水师学堂招生过程中也不免对亲属有所照顾，直接招收了3位亲属。（注：严复：《与伯兄观涛书》，王栻主编《严复集》3，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29页。）但总的来看严复的私心并不是很重，在一般情况下还是非常讲原则的，能够做到秉公办事。严复在致四弟观澜的求职回绝信中特别强调：“须知兄在此间，所办者余属公事，近又蒙荣中堂添委海军处一差，再三嘱饬秉公剔弊。前未委此差时，口申言论，常以各管驾，任用亲戚为非。岂可一旦操权，躬自为此？如人言何？……总之，北洋海军，果其认真重整，则后此管轮诸要差，须洋总车考验，方得札委。兄在此任事，弟理应回避。”（注：严复：《复四弟观澜书》，王栻主编《严复集》3，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32-733页。）严复有这样的思想认识，要比封建社会那种“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陈腐思想高尚得多。
至于严复与曾纪泽的关系，马先生认为有的论者所说的曾纪泽对严复印象不佳致使严复不得志的说法“似有断章取义之嫌”，但马先生所说的“曾纪泽其实充分肯定严复的才质与识见”的提法也似有片面之嫌。1879年2月2日在郭嵩焘离开伦敦之后的第二天严复就去拜访了曾纪泽，“出洋学生侯官严宗光号友（又）陵者来，谈极久。”（注：曾纪泽：《出使英法俄国日记》，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59页。）由此看来，第一次长谈双方似乎并没有什么不愉快、并不像马先生所说的后来曾纪泽以长函回复严复时还对他“素不相识”。但总的来看，双方交往并不愉快，互不欣赏，完全没有像郭嵩焘与严复之间那样融洽、默契。曾纪泽出于封建官员的傲慢与固执，未能做到像郭嵩焘那样礼贤下士，与青年学子折节订交，礼尚往来。至于曾纪泽所谓严复的“狂傲”、“自负”，则是对于朝气蓬勃、以民族振兴为己任的严复的一种浅薄的误解与错觉。曾纪泽说严复的“狂态”是由郭嵩焘褒奖太过造成的，显然这是他从封建礼教和等级观念的角度来认识严复的，认为“小人物”议论“大人物”是锋芒毕露。但马先生在文中却认为严复“这种锋芒毕露的‘狂傲矜张之气’，自难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同时“也影响了他看社会、看旁人的视线与观感”。人际关系好与坏是相对的，一个人与周围的人关系不可能都好，也不可能都不好，严复与郭嵩焘的关系不是很好吗？严复生性刚直耿介，鄙夷阿谀奉承，不屑采取私下拉帮结伙，有违个人操守的方式以图进取，因此他不可能为了攀龙附凤、出人头地而曲意逢迎，溜须拍马，严复本人所说的“耻于干禄”这种自白正反映了一个刚正不阿的爱国士大夫的自尊与自豪。实际上，早年严复这种锋芒毕露的“狂傲矜张之气”是年轻时在英国那种宽松、民主自由环境下所养成的特有的自负，这种奔放激情实际上表达了他对封建顽固分子的痛恨和藐视。严复到北洋水师学堂任教后不久，就放弃了“狂态”，凡事小心谨慎从事，十分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这实际上是当时国内险恶的政治环境制约的结果：“天下茫茫，到处皆是无形之乱。”（注：严复：《与伯兄观涛书》，王栻主编《严复集》3，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29-730页。）特别是官场的腐朽与黑暗逐渐磨灭了严复的朝气与锐气：“官场风气日下，鬼蜮如林，苟能拂衣归里，息影敝庐，真清福也。”（注：严复：《与四弟观澜书》，王栻主编《严复集》3，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31页。）马先生在文中所说的严复晚年对早年所谓“狂态”的反思，实际上是严复思想趋于保守、消极的一种表现。
（资料来源：《福建论坛：人文社科版》2005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