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十八年（1813）九月，由林清、李文成、冯克善领导的反清起义，规模虽然不大（只在直、鲁、豫三省交界的几个地区）、坚持的时间也很短（仅三个多月），但是，它却给清政府造成极大的震惊。清仁宗为此下了“罪己诏”，惊呼这次起义“酿成汉、唐、宋、明未有之事…思及此，实不忍再言矣！”[1]他还深为痛惜地说：“我大清以前何等强盛，今乃致有此事广[2]可见这次起义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的地位不容忽视。正如有人所说：“自是之后，清廷纲纪之弛废，臣僚之冗劣，人心之不附，兵力之已衰，悉暴无遗……故是役为有清一代兴亡关键。”[3]以往，史学界对这次起义作过研究，发表了一些论著，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然而这些论著对大量的、内容丰富的清朝档案未充分利用，仅以一些官私著述作为基本历史资料，而这些官私著述由于其资料来源不同，对一些重要史实的叙述多有谬误，这就大大影响了人们对这次起义的全面了解。这里笔者将自己查阅的一些档案材料结合官私著述，就以下几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粗浅看法。

一、九月十五日林清、李文成会师北京之说并未具体落实

嘉庆十八年七月底、八月初，林清、李文成、冯克善等人在河南道口召开了起义前的最后一次会议。会议决定：起义时的“明号是‘奉天开道’，暗号是‘得胜’二字，约定九月十五日动手造反，各带徒弟于本县起事”，林清占据直隶，李文成攻克河南，冯克善夺取山东[4]。然后，李、冯等人率领各自的徒弟“半月内到京”[5]，和林清会合，协力赶走清朝皇帝。

 这段史实所载的有关林清、李文成等人的起义计划，本来是很清楚的，可是以往许多研究者过分相信《靖逆记》的下述说法：“（嘉庆十七年）冬十一月，李文成见清于黄村（今属北京大兴县），约明年九月十五日午时，直隶、山东、河南同日起事，且曰：‘公此间兵少，滑邑兵不下数万，仆当选精兵先期诡做商贾，陆续驰至以助公，蔑不济矣！必俟滑兵至，公乃发，毋轻举。[6]似乎双方都认识到，要夺取京城，林清的兵力过于孤单，因此达成如下协议：九月十五日，李文成派兵到京，和林清共同夺取京城。

但是，《靖逆记》的这段记载只是林清、李文成等人的主观想法，并未成为历史事实。如果李文成真的答应先期派人“陆续”到达北京，而从滑县“至京师一千三百里”[7]，按当时的交通条件，至少要走十余天。因此，其第一批赴京人员至迟应在八月下旬从滑县动身。可是，直至九月十五日，也不见河南的一兵一卒到京。这就说明，所谓“必俟滑兵至，公乃发，毋轻举”的说法只是一个口头计划。

检索林清的供词，其中有一处说他曾与李文成“约定在九月十五日起事，彼此聚会”[8]；另一处仅说：“（嘉庆十八年）八月十四日，李文成的义子刘成章到我家，叫我替他铺排，欲到京起事”[9]，并说他如何派陈爽等人分两路进攻东。西华门之事，而完全没有涉及李文成预先派兵至京、九月十五日帮助他进攻紫禁城的计划。

下面，再列举山东曹县起义者朱成珍供词、山东德州起义者宋跃隆的儿子宋长馨供词：

朱成珍说，他的哥哥、曹县起义首领朱成方于八月初从李文成处回到曹县后说：李文成“吩咐九月十五日就要动手，先抢泞梁城，直趋北京。”[10]也没有谈及九月十五日到京之事。朱成珍的供词亦见于《靖逆记》，说明该书本身就自相矛盾，因而所记之事不尽可信。

宋长馨说，他的父亲宋跃隆曾告诉他：“冯克善定于九月十五日起事，俟李文成等兵至，随同接应，宋长馨与弟宋玉林均各应允。嗣因并无信息，未经随同打仗。”[11]

以上两个供词都说明，李文成来京的时间当在九月十五日起义之后。因此可以得出结论：李文成先期派人进京之事，林、李之间是没有达成具体协议的，而前引冯克善所供各地起义后“半月到京”会师的说法，正是他们原定的计划。

二、林清、李文成的错误军事思想

只要仔细研究一下林清、李文成等人的起义计划，就会发现，他们的军事思想是错误的，对于起义的设想和规划极其简单，极不周密。林清天真地认为，只要“我们据了京师，不怕皇上不到关东去”[12]。认为只要他们夺取了北京城，就可以把皇帝赶跑，进而夺得天下。滑县起义军首领之一的黄兴宰也认为，只要他们“径取滑城，据而守之，直隶之开州、长垣，山东之金乡、定陶皆吾声援，官兵四路牵制，措手不及，然后成师以出，数百里可传檄而定也。”[13]可见，他们既未建立强大的武装力量，又错误估计清廷的军事实力，因而起义在准备阶段就埋下了失败的种子；而当起义爆发之后，起义力量势必迅速瓦解。

先谈起义者在进攻紫禁城时采取的冒险主义策略。

据史载，清京城八旗兵、绿营兵不下11万人[14]，而紫禁城内每天值班的兵士就有680名[15]。京营额兵中包括装备精良的健锐营、火器营，可随时调动。而林清在计划起义时就想采取走捷径的办法，不仅对京城里清廷雄厚的军事力量缺乏估计，而且起义的准备工作做得十分草率。直到起义预定日期的前两天，才勉强拼凑了一支约百人的未经任何训练的队伍，其中有些起义者临上阵时，手里还没有武器。在这种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进攻清朝统治的神经中枢——紫禁城，只能是趋于失败。

从历史经验来看，凡是推翻封建皇朝的农民起义，如元末朱元璋、明末李自成都不是一开始就直接进攻京城。因为战争的目的主要是“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16]以明末李自成起义为例，从李自成于明崇祯二年（1629）参加起义，到崇祯十七年（1644）占领北京城，其间长达16年之久。李自成和张献忠所部驰骋南北，同明军进行了几次大的决战。明廷方面由于许多支劲旅被歼，力量由大变小、由强变弱；起义军方面由于发动群众、吸收明军俘虏参加，装备改善，力量由小变大，由弱变强。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李自成仍然没有轻率从事，而是分遣两路大军，对北京采取钳形攻势，终于推翻了明朝的统治。而林清等人没有广泛发动农民参加起义，也未建立自己的强大军事力量，贸然直捣京城，焉得不败！

当然，首先攻打紫禁城也未尝不可，但未作充分准备，冒险行动，轻率进攻，哪能不败！再谈滑县起义者困守孤城，招致失败的情况。

嘉庆十八年九月，河南滑县起义者占据滑城之后，李文成等人没有去各地发动群众、扩大势力范围，而是采取了固守滑县孤城的错误战略。

为什么会造成这一错误？有人认为，主要是由于起义者陷人了诈降的滑县教谕吕秉钧的骗局。笔者认为，这一事件应该从封建社会个体农民的特点和起义军本身的特点来分析：

第一，由于封建社会是一家一户为单位的个体农业和手工业紧密结合的自然经济为基础的社会，这种经济状况形成了农民恋土怀乡的思想。在广大农民看来，离乡背井是悲惨之事，除有特大天灾人祸、在当地实在活不下去外，一般都不愿意轻易离开家乡。这种乡土观念是滑县起义者宁愿困守孤城的思想基础。另外，起义军中一部分首领和骨干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土地、房产。从清政府查获的“逆产”数目来看，直、鲁、豫三省内李文成。刘成章、牛亮臣、朱成贵等人拥有土地约660顷、房屋约1100间[17]。这种经济状况势必促使部分首领恋土怀乡而困守孤城。

    第二，起义者占据沿城后，李文成由于伤重需要疗治，领导重任由牛亮臣（起义军的军师）等人承担，其他起义将领轻易见不到李文成。因此，起义军内部未能形成统一的领导。由于领导薄弱、军纪松弛，有些人起义后就在附近抢劫当铺、衣物；有些起义领袖如徐安国、刘成章等人甚至自作主张，纷纷将家口搬进滑城。如此目光短浅、故土难离，严重地阻碍了起义军的战略转移。

第三，这次发动起义是以“天理教”的名义，而天理教是秘密宗教组织，传教时限于一定的地区，不敢过分扩大活动范围。正如嘉庆所说：“贼党只于滑城飓尺之间株守待毙，总未向南奔窜。盖缘逆恶党与大率直隶、豫、东三省之人，惟恃附近一带伊等同教人多，因而留恋于此。”[18]礼亲王昭槤指出：“贼初起时，余告当事者，即忧其四出奔突，难以追逐。后闻其据城自守，已知其无能为”，因为“孤城致毙，此兵法所最忌者”[19]。嘉庆十八年十二月初十日，滑城的起义军在清军四面包围下全被歼灭。起义军在军事上的重大失策最终导致了这次起义的失败。

接着，再分析一下起义军攻打浚县时拼消耗的战略错误。

“浚距滑二十五里，城中（清）兵不满百人”[20]，是个没有多大战略意义的城市。然而，过去有的研究著作却夸大浚县战略地位如何重要，并为起义军未能攻下该县而惋惜。实际上，从当时的形势来看，嘉庆一听到滑县起义消息即调集各路清军前来围剿，这对处于敌强我弱之势的起义军来说是十分不利的。此时，如果他们不倾其全力围攻浚县，而是挥戈东进，把分散在各地的起义队伍统一起来，使直、鲁、豫三省起义地区连成一片，不但会壮大自己的力量，而且有可能粉碎清军的围剿。但是，起义军没有这样做，他们以“其党多在浚”[21]，于九月八日即占领滑县城的第二天，派起义首领于克敬等率主力强攻浚县，从而在战略上犯了大错误。浚县知县死守县城，同时清除了内应的起义者，使起义军不能迅速攻克县城。在20多天的阵地战中，起义军伤亡很大，特别在九月二十六日攻打浚县附近的浮邱山一役中，清军居高临下，“暗设炮位，以逸待劳”；起义军实行人海战术，“前贼中枪倒地，后贼复蚁附而来”[22]最后，这支起义军伤亡殆尽，于克敬中弹牺牲。不久，清军主力赶到，起义军被迫撤回滑城，丧失了向外扩展的大好时机，加速了自己的失败。

三、林清是叛徒吗？

嘉庆十八年九月十五日，起义领袖林清策划和领导了京畿约百名起义者攻打紫禁城的战斗，当天即告失败。九月十七日，由于叛徒告密，林清被捕。二十三日，清仁宗在中南海丰泽园当堂审讯和处死了林清。由于林清不是在战斗中牺牲，而是被捕后杀害的，并且留下了供词，于是近年来在林清的历史评价问题上引起了分歧意见。有一种意见认为：“在反动当局的审讯中，篡夺了京畿天理教领导地位的林清，变成了可耻的叛徒。”[23]按这种意见，林清被捕后是叛徒，在以前则是篡夺领导权的坏人。这种看法不仅涉及对林清个人的具体评价，而且关系到评价历史人物的理论原则。因此，很值得提出来加以讨论。

    这种意见的根据是什么呢？该文作者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以支持自己的论点。我们推想，无非是根据目前流行于世的林清的三篇供词[24]。这里就对林清的供词略加分析。

    林清在他的三篇供词中，主要向清政府交代了两个问题：一，是八卦教各教首，一是进攻紫禁城的前后经过。从林清的供词看，他有丧失革命气节的行为，有对农民革命事业产生动摇的一面，比如过头地否定自己，向清政府交代了李文成、冯克善和参加起义的太监。林清与在反清斗争中具有坚决、果敢、宁肯自焚而死也决不向清统治阶级屈膝投降的李文成是无法比拟的。他的丧失革命气节的行为，是个不能抹煞的污点。

但是，尽管林清有丧失革命气节的行为，却并不等于他就是叛徒。因为，一、林清的这些供词是在进攻紫禁城失败、得知李文成等人提前起义、估计清政府已经知道这些人的反清活动，这才招供的。可见，并不是他的供词使起义遭致失败。换言之，他的供词与起义成败并无关系。二、林清并没有把天理教起义的全部情况和盘托出，他只“供认，林姓是实，所称刘姓，系前世之事。其悖逆情事，与夫挺身居首，直认不讳。及法其党伙，尚有多少，现存何处，又复支离，不肯吐实。”[25]这说明林清对起义的一些重要机密并未吐露。有事实为证：如，清政府在镇压起义过程中，务要追根溯源，密切注视天理教、八卦教的源流，以便“根株净尽”，“庶可断其传习”[26]。可是，林清对同伙尚剩多少以及当时的活动情况不肯披露。又如，以林清和刘成章（起义前充当林清和李文成的联络人）的关系来看，他应该知道刘成章在河南朱仙镇“手下徒弟甚多”[27]，然而此事却是清政府自己侦破的。三、仔细分析林清的供词，足见其中真真假假，实际上是对清政府的敷衍之语。例如，林清在供词中确实供出了八卦教的各卦教首[28]，可是这些教首大多是他“听说”的，并非完全实有其事，事实也的确如此。他所供的华姓、王忠顺等人，清政府虽多次派人密访缉拿，不但没有抓到，连他们的踪迹都一无所知。退一步说，即使这些教首确有其人，也涉及不到天理教的核心机密。因为天理教并不就是八卦教（这一点在下面谈）。而八卦教自清初创立以来，始终是一盘散沙，一百多年来都没有形成过一个统一的组织和领导，正如两江总督百龄所指出的：“该匪等各编名号，彼此并非一党”[29]。即就各卦而言，每卦“头目多寡不齐，并不拘定一人，亦非聚处一地”[30]。林清、李文成等创立天理教后，虽然也以八卦作为天理教的组织形式，可是天理教的八卦教首却是在新的反清斗争形势下的重新组合[31]，绝非林清供词中交代的教首名单。四、当嘉庆亲审林清时，“上问其何故蓄逆谋？林清日：‘我辈经上有之，我欲使同辈突入禁门，杀害官兵，以应劫数’”[32]林清牺牲前，还警告清统治者：“此时应劫，将来另有起事之人。”[33]这都表明林清被捕后虽有一定的动摇性，但还不能简单地以“叛徒”盖棺论定。

至于林清“篡夺了京畿天理教领导地位”的说法，则更缺乏事实根据。据现有史料来看，林清在嘉庆初年，看到清廷日益腐朽，社会矛盾尖锐，加以五省白莲教大起义的鼓舞，决心利用民间秘密宗教来发动群众进行反清斗争。于是，他“倡兴白阳教，各处勾结伙匪”[34]，提出了青阳、红阳、白阳“三教归一”[35]和“八卦总该归一”[36]的口号，经过几年的努力，他先将京畿地区部分青阳、红阳、白阳三教统一起来，定名为白阳教。后来他又将刘呈祥（攻打紫禁城的带队者之一）等人领导的坎卦教吸收进白阳教。同时，他又多次到河南滑县联合了李文成、冯克善，三人结“为刎颈交”[37]，并“倡言李文成系八卦教主……习教之人遂各深信”[38]，李文成当了震卦教主，冯克善当了山东德州的离卦教主。“于是八卦九宫，林、李共掌。”他们又提出，人教者交纳根基钱，“每钱百文，许地一顷”从而农民们“远近踵至”[39]，壮大了起义军的力量。林、李、冯将其三股势力，即京畿地区的白阳教，八卦教中的坎卦教和直鲁豫交界地区以震、离二卦为核心的八卦教联合起来定名为天理教，并共同制定口号、计划和目标，在京畿和直鲁豫三省交界地区揭竿起义，使清廷统治受到重大打击。这些都是林清的不可抹煞的功绩，也根本无“篡夺”领导权可言。

任何一个历史人物都是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生活的，都有发展、变化，即使是站在时代潮流前面的伟大历史人物，也大都有他们的缺点和错误，“这是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对于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应该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从他一生的社会实践及其所产生的影响、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所起的作用来考察，实事求是地作出判断，给予恰当、公允的评价。

综上所述，林清应该作为农民起义领袖载人史册。尽管他有一些污点，但从其主流来看，仍不失为一个可以基本肯定的人。

（原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83年第3期，收入本文集时略有改动）

注释：

[1]《清仁宗实录》卷二七四，嘉庆十八年九月庚辰。

[2]昭槤：《啸亭杂录》卷六，《癸酉之变》。

[3]铁庵：《林清之变》，见《申报月刊》第四卷，第十二期，1935年。

[4]《清仁宗实录》卷二七四，嘉庆十八年九月庚辰。

[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录》，嘉庆十九年正月十二日廷讯口供，《冯克善供词》。

[6]兰簃外史：《靖逆记》卷五，《林清》。

[7]同治《滑县志》卷一，《疆域》。

[8]《故宫周刊》第202期，《林清供词》。

[9]《故宫周刊》第205期，《林清供词》。

[10]《钦定平定教匪纪略》卷五《靖逆记》卷五，《朱成贵》。

[1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朱批》，嘉庆十九年三月二十三日，山东巡抚同兴奏折。

[12]《钦定平定教匪纪略》卷十七。

[13]《靖逆记》卷三，《滑县之难》。

[14]清高宗敕撰：《清朝文献通考》卷一七九，《兵一》。

[15]《清仁宗实录》卷二七六，嘉庆十八年十月甲辰。

[16]《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28页。

[17]《军录》，大学士刘锡之奏折；《军录》，嘉庆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山东巡抚陈预奏折；《军录》，嘉庆十八年十一月十八日，河南巡抚方受畴奏折。

[18]《朱批》嘉庆二十三年一月初四日，山东巡抚陈预奏引嘉庆上谕。

[19]《啸亭杂录》卷六，《滑县之捷》。

[20]赵怀玉：《亦有生斋集文》卷十二，《浚县守城书事》。

[21]赵如椿：《黎阳闻见录》。

[22]《钦定平定教匪纪略》卷八。

[23]卢善焕：《略论李文成领导的京畿天理教起义》，载《历史教学》1980年第1期。

[24]《故宫周刊》第202、205、206期。

[25]《故宫周刊》第202期，英和等奏折。

[26]那彦成：《那文毅公奏议》卷三十二。

[27]《军录》，嘉庆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河南巡抚方受畴奏折。

[28]《故宫周刊》第202期，《林清供词》。

[29]《钦定平定教匪纪略》卷十七。

[30]《朱批》，嘉庆十八年十一月初三日，两江总督百龄奏折。

[31]《军录》，《秦学曾供词》；《那文毅公奏议》卷三十二。

[32]《啸亭杂录》卷六，《癸酉之变》。

[33]故宫明清档案部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三辑，第29页。

[3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上谕档》，嘉庆十八年十一月二十日谕。

[35]《军录》，《董国太供词》。

[36]《军录》，《郭明山供词》。

[37]《靖逆记》卷五，《林清》。

[38]《军录》，《郭明山供词》

[39]《靖逆记》卷五，《林清》。

（文章来源：《清代政治与民间宗教》，李尚英著，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