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六年中秋节前夕，广东电白县城的老百姓正在为过节而忙碌着，他们准备好月饼香烛等物，开始祭祀天后娘娘。令人想象不到的是，附近海面上隐藏着大批海盗。此前，“大盗首”郑七派人化装成商人小贩潜入城中刺探情报，已知城墙跨塌，防守松懈。当晚，海盗们祭祀天后毕，睡下待命。然而半夜时分，乌云翻滚，大浪滔天，海盗船队遭受灭顶之灾。生活在这一充满艰难与暴力氛围中的海盗和老百姓，向同一神灵祈祷，却遭到了不同的结局。 

海盗失败了吗？安乐博（Robert J. Antony）从这一问题着手，写成一部20余万言的书，名为《“浮沤著水”：中华帝国晚期南方的海盗与水手世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研究所“中国研究丛刊”之一，2003年）[1] 

迄今为止，海外学者出版了三种与乾隆嘉庆之交东南海盗有关的著作：一是美国圣母大学（University of Notre Dame）穆黛安（Dian Murray）所著Pirates of the South China Coast,1790—1810（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中译本《华南海盗，1790—1810)由笔者翻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二是日本关西大学松浦章所著《中国の海贼》（东方书店，1995年），这实际上是一部中国海盗史，其中第四、第五章分别论述了明末清初与清中叶的东南海盗问题：三是安乐博此著。本书对穆着多有继承发挥，下面将结合评论；但没有提及松浦氏著作，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全书由八章构成，作者意图从三个方面构筑其著作框架。首先是一到三章：第一章“序曲——天后拯救电白”实际上是作者引入主题及其全书构想：第二章“中华帝国晚期海盗活动的几次高潮”把明清时期的海盗活动分为三个阶段：明朝中期的倭寇、明清交替时期的海寇和清朝中期的洋盗，这种叙述为人们了解明清时期海盗活动的演变提供了一种全景式画面的介绍；作者在第三章“华南海上世界的繁荣与贫穷”中考察了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华南海上社会繁荣和贫穷之间的动态关系和矛盾，这里他实际上是想为读者提供海盗生存的经济背景分析（尤其是中外贸易的影响），但是否有必要专设一章却值得商榷。其次是四到七章，这是全书的主要构架，其中令人击节与疑惑之处将在下文评述。再次是作为“结语”的第八章。 

安乐博以大量迄今少人问津的清宫奏折、题本为基础，整理了1795—1810年间9600名在福建和广东卷入海盗活动者的资料。这些资料是作者揭示海盗的社会背景、活动方式、对内对外关系和文化世界的主要武器，也是该书核心部分第四至七章的支柱。他注意从人类学、心理学、宗教学等学科角度来透视海盗内幕，视角独特，运笔自如。 

在第四章“渔民、水手与海盗”中，作者仔细分析了1780~1810年间广东和福建海盗团伙的社会成分，其结论“向海盗研究的有关假设发起了挑战”（页16）。他认为，临时性的海盗活动是渔民和水手总体生计的一个稳定的组成部分，这一直都比中国南海上的职业性海盗更为重要，即使在1795~1810年间的黄金时期也是如此。书中指出，那些被掳获者，在大规模海盗骚乱高峰期间远远超过职业海盗，他们是清中叶海盗发展和长期存在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清中叶水上社会的内部矛盾导致各种暴力以大规模海盗活动的方式出现。他在一篇相关的论文中做了进一步的分析：“这个为患沿海地区十余年的海盗集团，事实上，是核心海盗和他们所掳获的受害者集合而成的：两者分别为32％、68％。”[2] 

提出问题固然值得称道，但作者的答案显然有片面之嫌。安乐博似乎忽略穆黛安教授在《华南海盗，1790~1810》一书中所称西山政权对广东海盗由日常走向联盟的影响，其观点与穆黛安亦显然不同。穆认为当时海盗由小打小闹走向大规模的海盗联盟的契机与越南西山政权的盛衰有关。在一篇书评中，穆氏认为安乐博过分夸大了他与过去的研究者在观点上的差别。她认为，经济动机可以解释海盗活动的出现，但不足以解释当时海盗活动突然的大规模增长。[3] 

第五章为“海盗的残忍与霸权”。作者以丰富的资料，揭示了海盗王国的种种内幕。海盗使用恐吓与恐怖手段，对弱者和无助的群体野蛮地滥用权力和权威。他们还通过有组织的保护盈利手段对运输和捕鱼的船只以及沿海村庄、集市和市镇加以成功的控制。因此，海盗开始成为海上世界的一种控制力量，超越了国家和地方精英。 

第六章“海盗活动与海上社会”。和水手一样，海盗为了生存必须依靠沿海人民，作者在这一章审视了海上社会与海盗的各种关系。实际上，海盗的社会关系非常复杂，其活动结果也具有多重影响。例如，货物和服务的重新划分有助于把许多贫困而偏僻的海岸小区合并成大规模的商业经济，客观上刺激了贸易和地方经济。穆黛安教授在其《华南海盗，1790—1810》中也提出过类似的观点，安乐博在书中则做了更系统完善的描述，为我们认识当时海盗活动与经济发展、中外贸易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在第七章“水手与海盗的文化世界”，作者展示了水手和海盗的文化世界，并把他们与陆地上的主流文化进行比较。安乐博在“结语”中进一步认为海盗组织内部存在的这个文化世界与正统儒家文化相对立，海盗和水手心神不安地生活于受人尊敬的社会边缘地带：他们是“社会和文化的背弃者”，与正统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标准格格不入。由于困苦、偏见和贫穷，水手创造了一种以暴力和邪恶为基础的生存文化，带有极度渎神、麻醉、赌博、嫖妓和性混乱的显著特点（页168）。 

但是，作者在进行东西方海盗的比较时谈到：在西方，对许多平民来说，海盗船只代表着在陆地上寻找不到的自由和公正。海盗是一种自愿选择的生活，对于绝大部分要逃离压迫和剥削的人来说是梦寐以求的（页169）。尽管中国海盗也是生活在自己行为准则之内的亡命之徒，但是他们没有显示出与西方海盗同样的民主和平等观念。“海盗头领”从字面意义上来说就是船主（老板），以强权统治自己的船只，对船员拥有生杀予夺大权。他们制定的海盗规则不是为了保证团伙成员的自由，而是为了确立秩序和纪律（页169）。这一现象与中国盗匪组织、秘密会党内部对传统中国文化的模拟是分不开的，说海盗组织内部存在一个独立的“文化世界”很难服人。 

第八章是“结语”，题为“由下往上看的海洋历史”。作者在本章回归到一个更加广阔的海上历史场景，总结了海盗和水手是如何在中华帝国晚期的中国南海上的社会、文化和经济演变过程中发挥作用的。 

安乐博在研究视角上，采用“从下往上看”的历史观，用普通水手和海盗自身的术语，还原其“日常生活与欲望”、“再现其社会、经济、文化的历史”（页10)。相较之前的研究，穆黛安等人的著作着重于谈论海盗与清政府的关系，本书作者则着重谈海盗的社会文化世界及其与海上生活相关的广泛联系（页14）。 

在“再现历史”这一点上，安乐博有独到的贡献，书中对海盗的行为方式、内心世界有许多栩栩如生的描写。但在这个问题上，也并非没有可以商榷之处。作者再现“海盗生活画面”所使用的数据，如郭士立（Karl Friedrich Gutzlaff）的《航行记》、当代船民研究及作者本人的人类学调查，均与当时海盗的生活年代相去数十年以至二百年，能否真实再现过去确实是个问题。 

相较穆着，虽然书中内容由广东扩展到了福建，由一个时期扩展到了三个阶段，但实际论述只是浮光掠影式的，全书着墨的重点依然是干嘉之交的广东海盗。还有，作者在书名及书中所使用的“水手”（seafarers）一词似乎不妥。关于水手，据作者说指的是狭义的普通水手和渔民（页6脚注）。但从全书所论对象而言，作者基本上是以海盗为线索的一一毕竟从法律上来说，水手与海盗是两个概念：而且，书名正题为“浮沤著水”，源于清人李光坡（防海）一文[4]，其中说到：“奸宄驾舟重洋，渺如浮沥之著水”，所云“奸宄”，当属犯罪之人，这里当然指的是海盗。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