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912年清王朝被辛亥革命运动推翻以后，有清一代268 年的历史就成为史学研究的对象，清史开始成为中国历史学的一个断代分支。
80多年的清史研究，经历了一个艰难而又重大的发展变化过程。开始，研究清史似乎不被人们看成是一门学问，清史研究的队伍很小，成果自然也很有限。现在的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清史这个领域，吸引了愈来愈多的国内外史学家们的研究兴趣，研究队伍迅速扩大，学术活动十分活跃，科学成果也日新月异。在历史学的范围内，虽不敢说清史已经成为一门显学，但如果说清史研究是中国历史学中最有生气、发展最快的一门断代史，大概是不算过分的。
这个变化是怎样产生的呢？
首先是这门学科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清朝是中国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最后一个王朝。在这个王朝统治时期，中国经历了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到落后的历史转折，经历了由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历史转折，也经历了由中世纪到近代社会的历史转折。正是在这种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中，蕴含了极为丰富的历史内容，也同今天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了紧密的联系。不仅今日之版图疆域及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人口基数奠定于清朝，而且当代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民族关系等诸多方面问题，也大都由清朝演化、延伸而来。可以说，要深刻了解中国的国情，离不开对清代历史的科学认识。清史研究具有极为强烈的现实意义。
正因为如此，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清史研究给予了极大的关注。1941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这篇著名报告中，就提出了“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的号召。他所说的“近百年的中国史”，其中就包含了70余年的晚清史在内。新中国诞生不久，董必武同志提出要修两部史，一部清史，一部中国共产党党史。1957年至1958年间，周恩来总理曾专门找到著名历史学家、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商议建立清史研究机构，以为修清史作准备的事。1963年，三年经济困难刚刚过去，毛泽东主席就邀集范文澜等几位历史学家，讨论纂修清史的问题，后来还专门成立了清史编纂委员会，以推进这项工作。只是由于不久以后“文革”发生，这项工作才搁置下来。粉碎“四人帮”之后，有人给邓小平同志写信，建议恢复清史编写工作，小平同志极表赞成，正是在他的直接关怀下，把修清史列入了国家社科研究“六五”规划。
就清史研究本身而言，今日取得的成就和达到的初步繁荣，是几代清史研究工作者不懈努力和持续奋斗的结果。
本世纪初，对于清史研究来说，有两件值得一提的大事，其一是《清史稿》的编纂，再一个就是清内阁大库档案价值的发现。
《清史稿》修于1914年至1927年间。修撰者大多是清朝遗老，由于他们站在清朝封建统治者立场上写书，所以从观点到史事的取舍褒贬，有很多错误和不妥之处。编纂体例和史料搜集，也存在着不少问题。但不管怎样，它毕竟是第一次对有清一代的历史作了比较系统的梳理和总结，我们固然不能指望依靠它去正确认识清代历史，但这部书终究为研究清史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线索和历史资料。从某种意义上说，《清史稿》的编纂完成，实际意味着中国古代正史编纂传统的终结。
如果说《清史稿》结束了过去的话，那么，清内阁大库档案价值的发现和历尽艰辛终于将它大体保存下来，则为清史研究开辟了一个美好的未来。这批档案，内容之丰富，数量之巨大，反映清代社会生活之全面，是任何其它历史时期的历史资料所无法比拟的。这个可贵的文化学术宝藏，不仅属于20世纪的研究者，而且将遗惠于未来一代又一代的学人；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堪称全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罗振玉慧眼识别档案的价值，并为抢救档案作过特殊贡献。就此而言，这位老先生实在功不可没。
前面说过，在开始的一段时间里，清史研究是一个很少有人问津的领域。但有两位先生始终坚持在这个冷清的园地里辛勤地耕耘，并且取得了拓荒性的成果，他们就是萧一山和孟森。萧一山著有《清代通史》，孟森著有《明清史讲义》。尤其是后者，对清前史和清代重大历史事件的研究和考证，为清史研究的深入作了许多奠基性的工作。在回顾清史研究的发展过程时，这两部著作是不应该略而不提的。
稍后，也许可以作为清史研究开始出现转机的一个标志，是一批颇多学术成就的清史专家的涌现，如郑天挺、傅衣凌、王钟翰、戴逸等。他们既有扎实的传统史学功底，又在不同程度上接受和掌握了唯物史观，从而把清史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他们在学术上的贡献，不论是观点方法，还是研究视野，都为今天的研究起着先驱者的作用。
清史研究取得初步的繁荣，无疑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事。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20年来清史研究取得的成就，无论理论方法，还是研究领域；无论数量，还是质量；无论广度，还是深度；无论文献的发掘整理，还是综合研究的成果；无论研究条件的改善，还是年轻人材的培养，都超过了以往数十年的总和。清史研究处于更加有组织的状态，仅全国性的或国际的清史学术讨论会，就连续举行了八届。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撰写的清代通史，如两卷本的《简明清史》和10卷本的《清代全史》，先后问世。几乎囊括清代重要历史人物的《清代人物传稿》，计划写20卷，已出18卷。《清史编年》从顺治到乾隆已出版了5卷，其余各卷也已陆续定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大型档案历史文献的整理出版，如《康熙起居注》、《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以及乾隆等朝的《上谕档》等，为清史研究的进一步开展提供了珍贵的史料，意义极大。至于发表的学术专著和论文，就更是难以数计的了。
如果说回顾既往是令人鼓舞的话，那么，面临着即将到来的新的世纪，要使清史研究取得新的成绩，达到新的水平，开创新的局面，也还有一些问题值得我们认真地思考。例如，要进一步加强史学理论的研究。缺乏对理性思辨的兴趣和热情，没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就会极大地限制对历史现象的洞察力和分析能力，使自己的研究局限于对历史事实的罗列和排比上。要更多地关注社会，关注现实。如前所述，由于这一历史时期本身的特殊性，清史研究在这一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应该利用这个优势，充分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要进一步端正学风，努力抵制心浮气躁、急功近利、哗众取宠、墨守成规等不良风气的侵袭，提倡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不断钻研、求实、创新、向上的优良学风”。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强调提出的，就是由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性质上的变化，一步步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所以，鸦片战争以前的历史，归入中国古代史的范围，鸦片战争以后的历史，归入中国近代史的范围。这完全是正确的和合理的。但是由此形成了一个习惯，就是清史研究者常常把鸦片战争以后的晚清史排除在自己的研究视野之外。甚至道光一朝，搞清史的只管道光朝的前20年，对道光朝的后10年则不予顾及；搞近代史的只管道光朝的后10年，对前20年的情况则不甚了了。这种机械割裂的办法，显然极大地阻碍了清史学科的建设。作为清史研究来说，应该全面地、完整地对从清朝开国到王朝覆亡的历史作出系统的认识和说明。事实上，研究近代社会，如果不了解清前期历史，就会对很多问题弄不清来龙去脉；研究清史，如果不把后期清史包括在内，就犹如鲁迅所说的“断尾巴蜻蜓”，说不清事物的发展变化。所以，使清史从清前期历史的狭隘领域内走出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贯通前后的清代通史，应该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任务。
（资料来源：人民日报1998年9月5日。李文海，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邮编：1008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