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件大事，是历史学获得重大的发展，包括新历史考证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都取得了堪称辉煌的成就。以新历史考证学而论，出现了王国维、陈寅恪、陈垣、顾颉刚等著名大师和其他一批出色学者。人们都承认，乾嘉历史考证学是20世纪新考证学发展的重要基础，郭沫若评价王国维的贡献即讲过很有权威性的话，称他“承继了乾嘉学派的遗烈”，“严格地遵守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成为“新史学的开山”。（注：《历史人物·鲁迅与王国维》。）然而迄今为止，对此却仅只停留在笼统印象的阶段，对于乾嘉历史考证学与20世纪新考证学的关系这一很有理论价值的研究课题，一直未有作专题探讨者。这显然是一个亟待弥补的缺陷。
作为乾嘉史学最重要的代表人物，钱大昕的学术成就和治学精神对于20世纪考证学者的影响是巨大的。单从几位著名的新考证学大师有过的评论，就已经清楚地显示出来，他们都把本世纪实证史学与18世纪的杰出学者钱大昕的名字相联系。王国维称誉钱大昕是清朝三百年学术的三位“开创者”之一，他说：“我朝三百年间学术三变；国初一变也，乾嘉一变也，道咸以降一变也。……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窃于其间得开创者三人焉，曰昆山顾先生，曰休宁戴先生，曰嘉定钱先生。国初之学创于亭林（顾炎武），乾嘉之学创于东原（戴震），竹汀（钱大昕），道咸以降之学，乃二派之合，而稍偏至者，其开创仍当于二派中求之焉。”（注：王国维：《观堂遗墨》卷下，《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转引自袁英光、刘寅生：《王国维年谱长编》1919年。）既然钱大昕开创的乾嘉学派直接影响了晚清学者，那么钱氏即是二十世纪学术的源头之一。陈寅恪同样推崇钱大昕是清代考证学的杰出代表，他评价陈垣的考证学成就时说：“近20年来，国人内感民族文化之衰颓，外受世界思潮之激荡，其论史之作，渐能摆脱清代经师之旧染，有以合于今日史学之真谛，而新会陈援庵先生之书，尤为中华学人所推服。盖先生之精思博识，吾国学者，自钱晓徵以来，未之有也。”（注：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陈垣元西城人华化考序》。）这段话，明显地指“精思博识”的钱大昕代表了清代考证学的高峰，认为他的学术与新考证学最出色的成就是直接相联系的。陈垣则总结他一生学术思想发展道路为“钱——顾——全——毛”，即以效法钱大昕的严密考证为起点，经由服膺顾炎武提倡经世之学和全祖望表彰民族气节，最后走上确立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道路。（注：参见白寿彝：《纪念陈垣校长诞生一百周年》，《白寿彝史学论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75页。）上述三位著名史学大师的言论，集中地揭示出钱大昕与20世纪新考证学之间深刻的联系。本文冀图就此作个案分析，以对“乾嘉历史考证学与20世纪考证学的关系”这一理论问题，提出初步的思考。
一、近世扭转“重经轻史”偏向的一位关键人物
钱大昕对20世纪历史学的第一个直接影响是，在学术风尚上，他开创了近世以来重组史学的新风气，冲破了长期笼罩士林的“经尊史卑”的旧局面，从此考史、著史成为对士人具有吸引力的事业，终于至20世纪结出了丰富的硕果。
钱大昕是清代开国以后以治史名家的第一人。清初曾出现了几位杰出的学者，有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他们治学领域宽广，气象宏大。如顾炎武著有《日知录》、《音学五书》、《肇域志》等，在史学上也有其地位，但他最大的志向是“通经以致用”，首先重视的是经学，以提高先秦经学的地位与宋明理学相对抗，故并不以专门治史知名。黄宗羲、王夫之二人虽有史学方面的著作（黄著有学案史，王著有史论），但他们仍以“穷经”作为治学的主要旨趣。黄宗羲的撰述最著者为《易学象数论》、《明夷待访录》、《诗案》等书，王夫之主要著作有《张子正蒙注》、《思问录内外篇》、《周易外传》、《读四书大全说》、《尚书引义》等书，因他四十余年栖伏僻乡，潜心著述，而不为并时学者所知，乾隆中，开四库馆，船山所著诸经稗疏得以著录，其姓名方为世人闻知。
乾隆时期考证学盛行，首先是由考经开始的，当时士林风气，是“经尊史卑”，史学普遍地不受重视。江藩著《汉学师承记》，论述清代朴学兴起的标志是：“至本朝三惠之学盛于吴，江永、戴震诸君继起于歙，从此汉学昌明，千载沉霾，一朝复旦。”（注：《汉学师承记》卷一。）三惠即惠周惕、惠士奇、惠栋祖孙三代，其学术之共同特点是“精深于绝学”。周惕著有《易传》、《春秋问》、《三礼问》、《诗说》等。士奇则著有《易说》、《礼说》、《春秋说》。惠栋治学自经史诸子百家杂说无不习，年五十后专治经术，尤精于《易》，著有《周易述》、《易例》、《易汉学》及《古文尚书说》、《九纪古义》。清代朴学以吴门惠氏为大宗，恰恰反映出经学在学术上尊贵的地位。江永是戴震的老师，深于礼学及音韵，又通天文历算，著有《礼经纲目》、《周礼疑义举要》、《古韵标准》、《推步法解》等。戴震是清代朴学与吴派并峙的另一派——皖派代表人物，著有《经考》、《仪礼正误》、《声韵考》、《声类表》等，以及天文历算和哲学著作。戴震名震一时，学者咸尊为大师，受业学生有王念孙、引之父子、段玉裁、孔广森等人，也都成为经学、小学的名家。
吴、皖两派双峰并峙，共同构成了考证学极盛的局面。但在这“极盛”的背后，却掩盖着学术趋向存在着严重的偏差：经学独盛，史学不振。最具典型性的是，惠栋治学，尊信汉人经说，主张“凡古必真”，“惟汉是从”。戴震治学的特点，按江藩所概括的，是“以肄经为宗，不读汉以后书”。（注：《汉学师承记》卷三。）这些典型性材料指明：当时绝大多数学者都专注于先秦儒家经典的训诂考订，不读汉以后书，成为士林的共同心态。如此风尚，造成了学术的严重偏向，史学成为低一等的学问，对于祖国的历史不作研讨，特别是对汉以后历史闇然无知。陈寅恪有一段评论，也相当中肯地分析了当时学术的偏向：“往昔经学盛时，为其学者，可不读唐以后书，以求速效。声誉既易致，而利禄亦随之。于是一世才智之士，能为考据之学者，群舍史学而趋于经学之一途。其谨愿者，既止于解释文句，而不能讨论问题。其夸诞者，又流于奇诡悠谬，而不可究诘。虽有研治史学之人，大抵于宦成以后休退之时，始以馀力肆及，殆视为文儒老病销愁送日之具。当时史学地位之卑下若此，由今思之，诚可哀矣。此清代经学发展过快，所以转致史学之不振也。”（注：《金明馆丛稿二编·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
在乾嘉时期，有志于救治这种学术偏向、开始扭转“经尊史卑”局面的学者，是钱大昕、王鸣盛、赵翼三位考史大家和史学评论家章学诚。在三位考史名家中，钱氏虽非年岁最长，却最先究心于史学和最早完成了卷帙浩巨的考史著作。自乾隆三十二年(1767)起，钱氏即开始编纂自己所撰写的考史札记，至乾隆四十五年(1780)撰成《廿二史考异》。继其后，王鸣盛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撰成《十七史商榷》，赵翼于嘉庆五年(1800)撰成《廿二史札记》。这三部名著都有总结性的特点，纵贯中国历史上下两千年，不仅在研究史籍的版本、文字考订、编撰体例等方面是集大成之作，而且涉及到各个时代的事件和人物、典章制度、历史地理、氏族、民族、社会状况，风俗变迁等广阔领域，提出了丰富的研究课题，大大开阔了人们的视野，启发人们的思考。钱氏所撰成的史著，还有《三史拾遗》、《诸史拾遗》、《元史氏族表》、《元史艺文志》、《潜研堂金石文跋尾》等，《十驾斋养新录》和《潜研堂文集》中也包含有不少考史成果。由此，以钱大昕为代表的乾嘉史家首开了近世学术研究的新风气，吸引了此后许多学者继续从事史学的研究。
我们还应当注意，钱大昕为了纠正经尊史卑的偏向，不仅在著史实践上长期作了卓绝的努力，而且在理论上提出有明确的主张。此点非常重要，说明他对倡导研治历史有自觉的认识。钱大昕为赵翼《廿二史札记》写了序言，通篇议论的重点，即批评当时流行的“经精而史粗，经正而史杂”的见解。他指出，古代经史不分，中古以后经史分途，但未见有陋史而荣经者。自宋元之后，才有重经轻史的风气，“道学诸儒，讲求心性，惧门弟子之泛滥无所归也，则有呵读史为玩物丧志者，又有谓读史令人心粗者。此特有为者言之，而空疏浅薄者托以借口，由是说经者日多，治史者日少。彼之言曰，经精而史粗也，经正而史杂也。予谓经以明伦，虚灵玄妙之论，似精非实非精也。经以致用，迂阔刻深之谈，似正而实非正也。”（注：钱大昕：《廿二史札记序》，《廿二史札记校注》附录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885-886页。）这段重要议论，从学术发展的源流和评价学术的价值标准两方面，严肃批评当时支配士人头脑的思想定式，指出空洞的议论、穿凿的说法，即使依附于经，也毫无价值，而轻视史学的风气是极不正常的，应予扭转。同时，钱大昕对赵翼的史著作了高度评价：“先生上下数千年，安危治忽之几，烛照数计，而持论斟酌时势，不蹈袭前人，亦不有心立异，于诸史审订曲直，不掩其失，而亦乐道其长”。“读之窃吸其记诵之博，义例之精，议论之和平，识见之宏远，洵儒者有体有用之学，可坐而言，可起而行者也。”正是由于钱、赵、王三人共同究心于史学，所完成的著作以考证精审、见识过人饮誉于士林，这才开始改变了长期的学术偏向，为史学争得了应有的地位。此项贡献对近世学术史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
章学诚与三位考史大家时代相同，他在《文史通义》中提出“六经皆史”的主张，其实质是要将经书作为史料看待、把“经”置于“史”的范围之内，其议论足与钱氏的见解相应和。此后，龚自珍写了《尊史》、《古史钩沉论》等名文，他进一步批评“号为治经则道尊，号为治史则道绌”的价值取向，并提出“六经为周史之大宗”、“史存而周存，史亡而周亡”、“史与百官莫不联事”、“欲知大道，必先知史”（注：均见《龚自珍全集·尊史》。）等一系列新颖的看法。自钱大昕以来批评“经尊史卑”，倡言“六经皆史”、“六经为周史之大宗”，都并非单纯地为了争“经”与“史”地位的高下，而有着深刻得多的意义，因为他们的观点反映出近代学术的一种重要趋势：把经书和各种学问都置于历史考察眼光之下。至本世纪初王国维出，他在治学方法上继承了乾嘉考史方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且明确地主张由前清学者“由经治经”，转入“以史治经”。（注：王国华《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序》，转引自《中国史学家评传》下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1239页。）这一主张，明显地继承了自钱大昕以来的进步看法并加以发展，表明20世纪考证学者彻底打破了过去视经书为神圣的旧观念，摆脱了逐字逐句作训诂考订的注经、考经的旧方法；而代之以将古代经典平等地作为史料，从社会历史演进的视角，结合考古学、社会学等成果来作客观的研究，以求说明社会演进之真相的近代方法。这种观念和方法的深刻变化，是推动20世纪历史学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诚然，促成20世纪实证史学发展的重要原因，还有传统史学蕴积深厚、新史料大量发现、西方史学方法的输入等项，而从风气演变的渊源来说，十八世纪末以钱大昕为代表的学者在史学实践上和理论上的努力，则无疑是导致近世学术变迁的重要源头。
二、为新考证学派打开广大法门
钱大昕治史具有严谨的态度和严密精审的方法，与近代科学方法和理性精神相符合，他的丰富考证成果和精良的治史方法，为20世纪考证学的崛起打开广大法门，成为传统学术向史学近代化演进之重要中介。——这是钱大昕被20世纪考证学家视为传统考证学杰出代表人物的主要原因，也是我们考察钱大昕学术对二十世纪历史学产生直接影响更为重要的方面。
20世纪新考证学发皇的根基，是中国传统考证学业已达到很高的成就，钱大昕则是传统考史方法的集大成者。他远绍宋代学者注重考证的渊源，近承清初顾炎武开创的考证学风。中国历史文化经过长期的发展，大批典籍经过久远的流传，存在许多记载抵牾、版本歧异以及散佚或作伪等问题，客观上早有加以整理、考订的需要。在宋代，已有一些著名学者重视考证的工作，如司马光专门撰著《通鉴考异》，详载各方面记载的歧异，说明其去取的理由，他如叶适《习学记言》、黄震《黄氏日抄》、王应麟《困学纪闻》、沈括《梦溪笔谈》、洪迈《容斋随笔》等书，也都涉及考证史事、文字、版本等项问题。清初顾炎武既提倡学术经世，又提倡考证方法，开创了清朝一代注重考证的学风。他的名著《日知录》中，既有大量考证经书的条目，又有许多涉及官制、科举、国计民生及风俗变迁等历史学的内容。这种学术文化发展的客观趋势，至乾嘉时期，因与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条件相结合，遂导致考证学的极盛，产生了钱大昕等位考史名家。由于考证学蔚成风气，学者日夕研习、训练有素，加之经常互相探讨、切磋，因而方法的精审超过前人。
这里还应着重指出，在当时有一批学者注重研治天文、历算，他们因之受到严格的数学逻辑方法的训练，使考证学达到更高水平，更加符合于近代科学方法，钱大昕在这方面也是出色的代表。实际上，这是18世纪自然科学方法对于文献考证之学的一次渗透，推进了人文科学的发展，在今天，这个问题对我们仍有启发的意义。清儒喜习天文、历算之学的风气，始于明末清初的徐光启、李之藻，他们学习当时来华的传教士传入的西方历算学，并融合中西算法，分别译著有《几何原本》、《同文算指》等书。康熙年间，王锡阐、梅文鼎继起，王氏著成《晓庵新法》，梅氏著成《勿庵历算全书》（共30种）。他们的著作，因求会通西方历算印证本国古籍，由此引起知识界对我国固有算学的重视。康熙帝以帝王之尊和天资的聪明，笃嗜历算之学，更增强了历算学的吸引力，于是研习者云起。乾隆年间，四库馆开，尤促使对古代历算著作作一次集中的搜辑整理，戴震即负责此项整理工作。戴氏中年以前已成《勾股割圜记》等极有价值的著作，受聘为四库馆纂修后，长期究心于子部天文历算类的整理编校和撰写提要的工作。阮元对他有很高的评价：“戴庶常……网罗算氏，缀辑遗经，以绍前哲，用遗来学。盖自有戴氏，天下学者乃不敢轻言算数，而其道始尊，功岂在宣城（梅文鼎）下哉！”（注：《畴人传》卷四十二。）钱大昕亦精于天算学，著有《三统术衍》、《元史朔闰表》、《算经答问》等。他注目之重点与戴氏有别，戴虽遍注古算经，而自著之历算书，仍主宗西法，钱氏则专以提倡中法闻名。咸丰年间著名的历算家罗士琳对钱氏推崇备至，谓“宣城（梅文鼎）犹逊彼一筹。”（注：《续畴人传》卷四十九。）要之，戴、钱以学术大师而精于历算，遂使这门学问成为积学之士必修之业，如孔广森、焦循等人，都著有天文、历算的著作。研治历算学对于促进考证方法的严密大有关系，因为研究数学、天文、历法，讲求充分的证据、严密的判断，训练了严格的归纳和演绎的方法，从而更能自觉地遵守实证研究的原则，力求排除主观臆测、穿凿附会、夸大其词的蹈空习虚的作法。诚如康熙年间历算家王锡阐所云：“其合其违，虽可预信，而分杪远近之细，必屡经实测而后得知。合则审其偶合与确合，违则求其理违与数违，不敢苟焉而已。”又云：“学之愈久则愈知其不及，入之愈深而愈知其难穷。……若仅能操觚而即以创法自命，顺心任目，撰为卤莽之术，约略一合，傲然自足，胸无古人，其庸妄不学未尝艰苦可知矣。”（注：分别见王锡阐：《推步交朔序》、《测日小记序》。）仔细体味这两段论述，则可知乾嘉时期历算之学受到学者的重视，其性质，实属自然科学方法与传统的文献考证之学的交叉，训练考证学者树立重客观、重实证的科学态度，反对无根据的臆测。钱大昕既以严谨的态度从事历史考证，他又在历算学上卓有建树，因此，逻辑方法的训练促进考证的严密，在他身上得到最有说服力的体现。近代著名考证学者王国维和陈垣，早年曾分别学习过物理学和近代医学，也同样证明了这一道理。
钱大昕考证学的卓越成就，在当时即备受推崇。卢文弨恭誉他“品如金玉，学如渊海。国之仪表，士之楷模。”（注：《抱经堂文集》卷十九《与钱辛楣论熊方〈后汉书年表〉书》。）阮元更高度评价他：“国初以来，诸儒或言道德，或言经术，或言史学，或言天学，或言地理，或言文字音韵，或言金石诗文，专精者固多，兼擅者尚少，惟嘉定钱辛楣先生，能兼其成。”并恭誉他兼有“九难”。前二难，称赞他的品德；三、四难指其经学、史学的成就，做到“洞澈原委”，“订千年未正之讹”；从五难到八难，说他兼治天算、地理沿革、文字音韵、金石、官制等，均能“观其会通”，“考核尤精”；最后九难，称他擅长诗古文辞，冠于士林。“合此九难，求之百载，归于嘉定，孰不云然。”（注：阮元：《十驾斋养新录序》。）以阮元这样身兼大学者和封疆大吏、主持士林风气的显赫人物，如此称誉钱大昕在诸多学术领域均能“洞澈原委”，“考核尤精”，“求之百载而难得”，足见钱氏的学术成就和考证方法是如何令士林倾服。段玉裁也盛赞“先生于儒者应有之艺，无弗习，无弗精”，凡所著述，“中有所见，随意抒写，而皆经史精液”。（注：段玉裁：《潜研堂文集序》。）
20世纪考证学者景仰钱大昕的学术，继承他的治史方法，当然决不是简单的重复或模仿。惟其钱大昕的治史精神和方法代表了传统考证学的精华，所包括的基本原则和路数是任何从事考史工作者不能违背、也不能绕过的。他为本世纪学者打开了广大法门，使他们结合本世纪许多重要新史料的发现，结合他们面临的新的课题加以发展，而大显身手。钱大昕严密精良的考证方法可以概括为以下四项，都为本世纪学者奠定了基础，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启迪。
第一，实事求是，无徵不信。
钱大昕治史，自觉地以“实事求是”为最高原则。他为“求真”而殚精竭虑，以数十年之精力，潜心于考辨史籍文字之错讹，地理、制度之误载，史实之歧异，目的即在恢复历史之“真”。基于“实事求是”的原则，他自觉地做到了一不为古人所蔽，二不为门户之见所蔽，三不为主观看法所蔽。作为考证家，他重视最早出现的证据，认为古人的说法不应轻易否定，故说：“前之古人无此言，而后之古人言之，我从其前者而己矣。”（注：《潜研堂文集》卷一六《秦四十郡表》。）但是如果后人的说法有确凿的证据，能驳正前人的误见，则毫无疑问要采用后人的正确说法：“后儒之说胜于古，从其胜者，不必强从古可也。”（注：《潜研堂文集》卷九“答问”。）这就避免了惠栋一派学者墨守“凡古必真”以定是非，而容易陷于胶固、褊狭、盲从的毛病。钱大昕又明确提出反对门户之见，反对主观臆测。他批评某些学者“性情偏僻，喜与前哲相龃龉，说经必诋郑、服，论学先薄程、朱，虽一孔之见非无可取，而其强词以求胜者，特出门户之私，未可谓善读书也。”（注：《潜研堂文集》卷二五《严久能娱亲雅言序》。）他要求自己做到：择善而从，非敢固执己见”。又强调致力于考异证误的工作，目的在于存历史之真和事实之真：“史非一家之书，实千载之书。祛其疑，乃能坚其信；指其瑕，益以见其美。”（注：《廿二史考异》自序。）
钱大昕在《廿工史考异》中汇集的考证成果，按条列出，形式上接近于琐碎。实则他所考之异，无论是校勘文字错讹，或订正史实、地理、典章制度记载的舛误，都是长期读书思考所得，引证大量材料而审慎得出的结论，在近于琐碎的形式下，寓含着渊博的学识和精良的方法，故被学者誉为碎金散玉，决千载之疑。例如，《汉书·地理志》是我国最早的关于古代行政区划和地理沿革的文献，具有极高的价值。但其中也有误载或难以理解的地方。钱氏运用记传表志互校，辨正了几个重要问题，直破千百年之谬。汉武帝新开河西四郡（武威、酒泉、张掖、敦煌）的确切年代，是西汉历史上关系不小的问题。《汉书·地理志》记载云：“武威郡，故凶奴休屠王地，武帝太初四年开”；“张掖郡，故凶奴昆邪王地，武帝太初元年开”；“酒泉郡，武帝太初元年开”；“敦煌郡，武帝后元年，分酒泉置”。而据《武帝纪》所载，四郡设置时间均与《志》不同。《纪》、《志》之所载，必有一是一非。钱氏根据周密的考证解决了这一问题。武威、张掖两郡，《志》中明言故凶奴王地。钱氏引证《武帝纪》所载：元狩二年，“秋，凶奴昆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合四万馀人来降，置王属国以处之。以其地为武威、酒泉郡。”据此，《纪》已明言此二郡设郡时间为元狩二年，因昆邪王来降，以其地置此二郡，此于事于理均相符合，无可怀疑。钱氏再引证《武帝纪》元鼎六年载：“又遣浮沮将军公孙贺出九原，匈河将军赵破奴出令居，皆二千馀里，不见虏而还。乃分武威、酒泉郡置张掖、敦煌郡，徙民以实之。”据此，钱氏进一步考证张掖、敦煌二郡设置时间应为元鼎六年。并认为：“敦煌为酒泉所分，则张掖必武威所分矣。四郡之地，虽皆武帝所开，然先有武威、酒泉，而后有张掖、敦煌。以内外之词言之，武威、酒泉，当云‘元狩二年开’；张掖、敦煌，当云‘云鼎六年分某郡置’，不必云‘开’也。昆邪来降在元狩间，而《志》以为太初，张掖乃武威所分，而《志》从张掖属元年，武威属四年，皆误。”（注：《廿二史考异·汉书考异二》。）河西四郡设置时间及先后关系长期存在的疑问至此冰释。
钱氏对三国两晋南北朝地理沿革也有精深之研究，他纠正了《晋书·地理志》记载的错误，得出“晋侨置州郡无‘南’字”的重要结论。东晋南渡之后设置许多县，以安置北方流民，这些州郡都以流民的原居地命名。南朝刘宋为了将这些州郡与北方同名者区别开来，在地名前加上“南”字，如南青州、南兖州。但唐初修《晋书》却以为侨置州郡在东晋一开始就有“南”字，造成沿袭千年的错误。钱氏为研究地理沿革专家洪亮吉所著《东晋疆域志》作序，特别就此问题批评《晋书·地理志》的纰漏：“侨置州郡，本无‘南’字，义熙收复旧土，因立北徐、北青。永初受禅，始诏去‘北’加‘南’，而《志》已先有南兖、南琅邪、南东平等县，岂非误仞《宋志》追称以为本号乎！”（注：《潜研堂文集》卷二四《东晋疆域志序》。）钱氏本人对此项纠正长期相沿成习的错误十分重视，在《廿二史考异》卷十九、《十驾斋养新录》卷六、《潜研堂文集》卷三五《与徐仲圃书》等处都一再讲到这个问题，今天的历史地理研究者同样认为此项是钱氏运用精良考证方法所得到的重要成果。
第二，广参互证，追根求源。
善于广搜各种证据，作纪、志、表、传互证，或诸史互证，或引正史之外笔记、小说等史料互证，追根穷源，务使史实真相，昭然若揭，这是钱大昕考史极受本世纪学者所称道的又一特点。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论述清代朴学家优良的方法所言：“孤证不为定说。其无反证者姑存之，得有续证则渐信之，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盖无论何人之言，决不肯漫然置信，必求其所以然之故；常从众人所不注意处觅得间隙，既得间，则层层逼拶，直到尽头处；苟无足以起其信者，虽圣哲父师之言不信也。此种研究精神，实近世科学所赖以成立。”（注：《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梁启超的概括和评价，正符合钱大昕广参互证、追根穷源的考证特点。兹略举数例：
《后汉书·光武帝纪》载：建武十三年，“省并两京十三国：广平属钜鹿，真定属常山，河间属信都，城阳属琅邪，泗水属广陵，淄川属高密，胶东属北海，六安属庐江，广阳属上谷。”此即为东汉初根据西汉末年“郡大国小”的情况，而对封域甚小的王国进行“省并”即撤销，将其属县归入邻近的郡国。但这段记载所列举的只有九国，与“十三”之数不符。李贤注《后汉纪》，于此即注云：“据此惟有九国，云‘十三’，误也。”至于错在哪里，李贤指不出来。千年之后，至钱大昕才考辨出致错的原因，他指出应改成：“省并西京十（三）国：广平属钜鹿，真定属常山，河间属信都，城阳属琅邪，泗水属广陵，淄川（属）、高密、胶东属北海，六安属庐江，广阳属上谷。”去掉“三”、“属”，即豁然贯通。钱氏以本纪与《续汉书·郡国志》互证，据《郡国志》，北海国下云，建武十三年省淄川、高密、胶东三国，以其县属。（注：按，其时以高密四县封邓禹，胶东六县封贾复，故不立王国而并属之北海。）据此证明高密与淄川同在省并之内，非以淄川属高密也。《郡国志》另一处又称，世祖省并郡国十。现将高密计入省并之列，正合十国之数。可知是在唐初之前传抄过程中，将十国误衍“三”字，“淄川”下又误衍“属”字。（注：《廿二史考异》卷十《后汉书一》。）钱氏成功地运用他广参互证、缜密分析、追根求源的考证方法，勘破千年之误，使问题真相大白。
钱大昕又擅长于广泛搜集杂史、笔记、小说之外的材料与正史互证。汉初大封诸侯王，但是诸侯王国之国都在《汉书·地理志》中仅记载了寥寥几处，馀者阙如，读史者也感到茫然。钱氏则据《史记》有关的纪、志、表、传各篇，以及《水经注》、《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等相互参证，考得自楚王韩信都下邳，梁王彭越都定陶，济南王都东平陵，济川王都济阳等三十四个诸侯王国都所在地。（注：《潜研堂文集》卷十二“答问九”。）又如，《三国志·诸葛亮传》载“亮与徐庶并从”。裴松之对此注云：“《魏略》曰，庶先名福，本单家子。”有的人将“单家”错误地理解为姓单（音善），而全不明白这是反映当时门阀观念已经形成的史料。钱氏连举了裴《注》其他四处称“单家”，及《后汉书·赵壹传》所称“单门”，证明“凡云单家者，犹言寒门，非郡之著姓耳。……流俗读单为善，疑其本姓单，后改为徐，妄之甚矣。”（注：《诸史拾遗》卷一。）
《辽史·道宗纪》有“寿隆”年号，钱氏据洪遵《泉志》所引《东北诸蕃枢要》、《北辽通书》，又本人家藏碑刻多通，以及《东都事略》、《文献通考》等书，证明年号应为“寿昌”。最后又用反证法：若道宗用“寿隆”年号，则违反圣宗名讳（耶律隆绪）。辽人谨于避讳，据此也可断为绝对没有的事。又如，钱氏据《金史·郭吓蟆传》来考证《元史》中记载的错误。《元史·汪世显传》所载称，金之绥德州帅汪世显在蒙古军队进攻之下，不顾邻近郡县望风款附，独自坚守城池，最后才勉强投降，并自诩“臣不敢背主失节”。钱氏据《金史·郭吓传》与之对照，实际情况却与此大相迳庭。汪世显身为金朝将领，早已决计向元朝迎降，他遣使约郭吓蟆，欲并力攻破金城巩昌。此一背金降元计划被郭暇蟆所拒，“世显即攻巩昌，劫取完展（按，驻守巩昌之金将粘割完展），送款于大元。复遣使者二十馀谕吓蟆以祸福，不从。”以两史互勘，显然《金史·郭吓蟆传》所载为实。钱氏通过考证明确下了结论：“是世显以偏战戕主帅，背主嗜利，乃小人之尤者。且久通款于蒙古，何待阔端兵至始率众降乎！”又进一步指出《元史》所载的错误，是因为所据家传文饰事实美化传主，“苏天爵《名臣事略》误信其家传书之，明初史臣又承天爵之误，不加订正。”（注：《诸史拾遗》卷五“元史”。）由此而得出对于家传碑志谀美失实，需慎重采择这一具有普遍性意义的结论。
第三，义例法——逻辑方法的熟练运用。
推求义例以决疑难，是乾嘉考证学成熟的标志之一。乾嘉卓越学者重义例是共同的，戴震区分《水经注》经与注混淆问题，即是著名例子。钱氏有“读书当求义例所在”的名言（注：《十驾斋养新录》卷四“《说文》连上篆字为句”条。）。他考史自觉地运用义例法，即通过大量个别事例之分析、归纳，得出研究对象之规则；然后以掌握之义例，推而求之，解释史实，考订错误。换言之，义例法即是钱氏对于分析、归纳之逻辑方法的自觉运用，这也表明钱氏考史方法与近代科学方法相符合，故为近代学者所继承和发展。
钱氏精通西汉历史地理的考证，即赖于运用“义例法”。他分析、归纳《地理志》，得出三项义例：（一）“《志》所载郡国，以元始二年户口为断。……所载侯国，皆据当时见存者。”由此，说明《志》所载西汉行政区划、建制是前后变动的，并非固定不变。凡武、昭以前所封侯国，而至西汉末国已除者，《志》均不载。（二）钱氏又拿《志》与《王子侯表》、《外戚恩泽侯表》相对照，成帝绥和以后所封（按，共十四侯国），《志》均未载，这证明“《志》中所书侯国，盖终于成帝元延之末”。即，一篇《志》内，不同时期的行政区划状况并存。故不能认为《志》所反映是整齐划一的。（三）《汉书》以前人物的传，所涉及的地名和区域建制，均据武帝以前之郡县。故同一《汉书》中，《志》与各传所载地名、行政区划并非完全一致，各反映了不同时期的地理、政区状况，必须具体而论，不能固执一端而认为此是彼非。钱氏为此写了《侯国考》（注：见《廿二史考异》卷九《侯国考》。），表明他以动态观点研究《汉志》，善于总结其“义例”，故对近代治历史地理者以深刻的启发。
钱氏又重视总结古籍避讳的义例，被陈垣称誉为“以避讳解释疑难”而最突出者。陈垣因受其影响而著成《史讳举例》、《校勘学释例》两书，在前书序言之末行，陈垣特意写上：“1928年2月16日，钱竹汀先生诞生二百周年纪念日，新会陈垣。”表达对钱氏考证学成就的崇高敬意和继承钱氏学术的明确态度。
钱氏运用避讳义例，解决了有关古籍版本或内容的诸多疑难问题。一类是因明避讳之义例，断定版本年代。《潜研堂文集》卷三四《答卢学士（文弨）书》，辨正卢氏所校《太弦经》认为是北宋刻本之不当。主要理由是，此书署衔：“充两浙东路提举茶盐司干办公事张寔校勘”。钱氏考定，宋高宗建炎年间，避高宗赵构名讳，始改勾当公事为干办公事。据此署衔，即是南宋刻，非北宋刻。
又一类是以避讳义例，断定古籍因避讳而改前朝年中，或辨正他人之错误说法。此举他辨正惠栋称《仪礼》因避讳改字之误。《仪礼·士昏礼》中父蘸子辞云：“勗帅以敬”。勗字在《荀子》中作“隆”。惠栋认为，这是《仪礼》为避东汉殇帝刘隆之讳而改字，一如《毛诗》改“隆衝”为“临衝”。钱氏辨正云：“礼家传闻，文字不无异同，要当从其长者。勗帅以敬，于义为长。且信诸子，不如信经。若云避讳更易，则无是理。《士冠礼》称‘弃尔幼志’，志为桓帝讳；‘受天之祜’，祐为安帝讳，皆未改易。即以《毛诗》徵之：‘四月委楆’，秀为光武讳；‘思皇多祜’，祐为安帝讳，亦未改易也。临衝，《韩诗》作隆衝，《韩诗》在汉时立于学官，何尝避隆字！”（注：《潜研堂文集》卷八“答问五”。）
钱氏还从总结裴松之注的义例，辨正《三国志》流行版本中将《杨戏传》末注文与正文混淆之误。因杨戏撰有《季汉辅臣赞》，所赞颂人物，大多在《三国志》中有传，故陈寿摘载赞文以相补充。有赞辞而无事迹者，陈寿简单补记了事迹。裴松之为《杨戏传》作注，又引了《益都耆旧杂记》载王嗣等三人事迹作补充。乾隆年间流行的版本，则误以这段注文作为正文。钱氏考史，总结出裴松之注往往连带附录相关材料以传异闻之义例，指出此是裴松之引《益都耆旧杂记》注李孙德、李伟南，连及将陈寿原文中所未载之王嗣等三人事迹，也引而作注。运用义例法之成功，使钱氏发前人未发之覆，纠正了《三国志》版本中一个不应有的失误。
第四，以多种辅助学科作治史基础。
历史学的内容是记载以往社会丰富多采的活动，史书记述的范围包罗万象，涉及诸多学科领域的问题。钱大昕学识渊博，对于文字、语言学，版本学，天算学，地理沿革学，经学等都很擅长，他熟练地运用诸多学科知识作辅助，是他能够正确地解决考史中大量疑难的重要关键。诚如当代学者所评论的：“钱氏历史考据学之精审缜密，卓绝千古，即由于钱氏历史辅助知识之博雅也。”（注：杜维运：《清代史学与史家》，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03页。）此项同样预示着近代学术发展的一种趋向。钱氏有大量运用多种辅助学科知识、解决考史难题的成果，限于篇幅，这里只能举出几个最有代表性的例证。
钱氏精于文字、音韵之学，多所发明。他重视古声母的研究，证明古无轻唇、重唇音的区别；由这一规律可以解决古籍上的许多疑难。如：古音文如门。《尚书》“岷山导江”，《史记·夏本纪》作汶山。古音微如眉。《春秋》庄二十八年，“筑郿”，《公羊传》作微。古音无如模。《汉书·功臣侯表序》：“靡有孑遗秏矣。”注：“孟康曰，秏音毛。师古曰，今俗语犹谓无为秏。”古音房如旁。《史记·六国年表》：“秦始皇二十八年为阿房宫。”宋本作旁。古音务如牟。《左传》莒公子务娄，徐音莫侯反。（注：均见《十驾斋养新录》卷五“古无轻重唇音”条。）今案，上述钱氏所举各例，至今广东潮汕话、广州话中都可以找到证据，这些正是古音的遗留。钱氏又以古无轻唇、重唇的区别，考证中古时期史事。他考证《魏书》所载“秃ｆà＠(11)”与“拓跋”、“佛佛”、“勃勃”均同义，云：“秃ｆà＠(11)之先，与元魏同出，‘秃ｆà＠(11)’即‘拓跋’之转，无二义也。古读轻重音如重唇，故‘赫连佛佛’即‘勃勃’。ｆà＠(11)从＠(12)得声，与跋音正相近。”（注：《廿二史考异》卷二二“秃ｆà＠(11)乌孤载记。”）
《汉书·高帝纪》：“其有意称明德者，必身劝，为之驾。”此处“有意”五字难解，颜师古因不懂古音，此未加注。钱氏据《文选》注引《汉书》“意称”作“懿称”，美称也，与“明德”对文，是当以“懿称”为正。又据《诗·大雅·抑》篇，《国语》却引作“《懿》戒”，韦昭云：“懿读曰抑。”《尚书·金滕》“噫公命”，马融本“噫”作“懿”，云懿犹億也。根据上述各项证据，钱氏得出结论：“盖古书‘懿’、‘抑’、‘意’相通，故本或作‘意’。”（注：《潜研堂文集》卷十二“答问九”。）“有意称”之疑遂得到圆满的解决。
钱大昕习蒙古语，他运用蒙古语的知识以解释史籍上诸多歧疑。《元史·太祖纪》：九年春，“猎于揭揭察哈之泽”。夏四月，“筑埽邻城，作迦坚茶寒殿”。钱氏考证云：“揭揭察哈即迦坚茶寒也。译音无定字，史家不能考正，后世遂以为两地矣。”（注：《诸史拾遗》卷五“元史”。）他在《十驾斋养新录》卷九中，特别撰有“蒙古语”条目，考释元人以本国语命名的意义，或取颜色，或取数目，或取珍宝，或取吉祥，或取部族。如察汗，白也；孛罗，青也；伯颜，富也，等等。
钱氏谙熟版本之学，极重视经史考证当以善本为依据。《十驾斋养新录》卷三有“经史当得善本”条，云：“经史当得善本。今通行古北监及汲古阁本，《仪礼》正文多脱简，《谷梁》经传文亦有溷错，……《宋史·孝宗纪》阙一页，《金史》、《礼志》、《太宗诸子传》，各阙一页。皆有宋元椠本，可以校补。若日读误书，妄生驳难，其不见笑于大方者鲜矣。”（注：《十驾斋养新录》卷三。）他读《汉书》北宋景祐本，恰恰获得了证据，以证实自己撰《汉书考异》所考订的十几处错误。如《哀帝纪》“元寿二年春正月”，元寿二字为衍文，《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孝成五人，成乡当作成都等，都从景祐本证实他所考正确。（注：见《廿二史考异》卷六“汉书一”，《十驾斋养新录》卷六“汉书景祐本”条。）钱氏又以嘉靖闽本《后汉书》证实他所考订的刊误。通行本《后汉书·陈王羡传》：“遗诏徙封为陈王，食淮南郡”。钱氏考证淮南当为淮阳之误。他先以纪、传参证：“《和帝纪》改淮阳为陈国，遗诏徙西平王羡为陈王，是其证也。淮阳王眪以章和元年死，未为立嗣，故以其地改封羡。参考纪传，左验明白。”但这是逻辑推理而得，尚未获得刊本的确实证据。故有人提出可能应作“汝南”。后获善本嘉靖闽本，果然作“淮阳”，得到了确证，“私喜予言之不妄。”（注：《廿二史考异卷》十一。）
钱大昕又十分重视地理沿革学知识对于研究历史的重要作用，曾形象地作比喻：“读史而不谙舆地，譬犹瞽之无相也。”（注：《潜研堂文集》卷二四，《东晋南北朝舆地表序》。历史是一幕活剧，而地理是演出的大舞台，这处大舞台的各处位置和名称不断演变，故若不懂地理沿革，则有如盲人出门不辨位置、东西，研史将无可适从。在乾隆时期，钱氏之精于地理沿革为学者所共同推崇，故有不少研治舆地之学的学者，如洪亮吉、徐仲圃等人，都经常向他请教、切磋，撰成著作请他写序。钱氏以其精湛的学识和严密的考证往往能辨析疑难，辟千年之谬。钱氏在此方面考证精彩之处不胜枚举，前文已涉及到一些，现再举一成功的例证。《续汉志·郡国志四》载：“乐安国，高帝西平昌置，为千乘。”这段文字与该志前后所载“平原郡，高帝置”、“北海国，景帝置”等体例显然不相符合。惟前人对此未予论及。钱氏丰富的地理沿革知识和敏锐目光，对此作了详审的考证：“案，文当云高帝罢，不应有西平昌三字，其为衍字无疑。后读《宦者传》，彭恺为西平昌侯，注云，西平昌属平原郡。乃悟此三字当属上文平原郡，而平原郡九城当为十城。因此三字错入乐安注中，校书者遂改十为九，以合见存之数。”钱氏以志、传互证，考辨一个地名而改正两处错误，故被校勘学专家张森楷称为“精确”。
三、运用新史料和开拓新领域的直接先导
钱大昕考史不限于文献范围，而是注重发掘新的史料，引用大量金石文字与史籍相印证，扩大了史料范围，使他考史的视野更开阔，成果超过前人，而且因此开创了近代王国维“二重证据法”之先河。钱氏生平又对《元史》领域下功夫最大，成就卓著，成为晚清和二十世纪蔚成大国的元史、蒙古史研究风气之直接先导。这两项合起来，构成钱大昕对本世纪新考证学产生深远影响的又一重要方面。
著名学者王鸣盛十分赞许钱大昕在金石文字上搜求既博且精，运用在考史上成就特出。王氏认为，中古时代学者已开始注重考释金石。“专著为一书者，自欧阳修始，此后著录甚多。论其完备者凡六家。自欧阳外，则赵氏明诚，都氏穆、赵氏＠(17)，顾氏炎武，王氏澍，斯为具体而以跋入文集者。……朱彝尊始足并列为七焉。最后余妹婿钱少詹竹汀《潜研堂金石文跋尾》乃尽掩七家，出其上，遂为古今金石学之冠。”又称钱氏最出色者，“以治金石，而考史之精博，遂能超轶前贤。”（注：王鸣盛：《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序》，《潜研堂全集》第三十册。）王氏的看法很有见地，钱大昕给别人的最大启发，是运用金石文字证史。从学术发展看，王国维把碑刻文字扩大到甲骨文、金文，以之与历史文献互证，便成为在本世纪享有盛誉的“二重证据法。”
譬如，钱氏以碑刻文字考证年代和历史上的称谓。《元史·太祖纪》载乙亥(1275)张致叛于锦州。而钱氏据《史进道神道碑》考证，应为丙子(1276)。《元史·史枢传》、《何实王珣)传》所载也为此提供了旁证。再如，钱氏以碑刻考证监本《北史·齐宗室诸王传》改“史君”为“使君”之误。他认为六朝人多称“刺史”为“史君”，举出家藏东魏兴和二年《敬显儁碑》为证：“额题敬史君，字画分明。高为沧、定二州刺史，并在东魏时，《传》称史君，与石刻正合。监本改‘史’为‘使’，所谓少所见多所怪也。”（注：《廿二史考异》卷四十《齐宗室诸王传》。）钱氏还从肯定碑刻文字价值的角度纠正顾炎武的一则证据不足的记载。《新唐书·突厥传》有云：“可汗者，犹古之单于，其子弟谓之特勒。”顾炎武《金石文字记》中引此条及史传中其他称“特勒”者多处，据以证明《凉国公契苾明碑》及柳公权《神策军碑》名称“特勤”，断定“斯皆书者之误。”钱大昕则认为，碑刻文字对此项的记载实具更高的史料价值，应据以订正史书的误载，“予谓外国语言，华人鲜通其义，史文转写，或失其真。惟石刻出于当时真迹，况《契苾碑》宰相娄师德所撰，公权亦奉敕书，断无讹舛。当据碑订史之误，未可轻訾议也。”（注：《十驾斋养新录》卷六“特勤当从石刻”条。）
正因为钱大昕善于以碑刻文字与史籍相参证，故能发掘出很有价值的史料，订补了史书的缺漏。他发现东汉永和年间《敦煌太守裴岑纪功碑》记载敦煌太守裴岑率郡兵打败北匈奴呼衍王，使边境得保安宁的史实，碑文云：“惟汉永和二年八月，敦煌太守云中裴岑将郡兵三千人，诛呼衍王等，斩馘部众，克敌全师，除西域之灾，蠲四郡之害，边境艾安，振威到北，立德祠以表万世。”钱大昕加了跋语：“按，汉自安帝以后，北匈奴呼衍王常展转蒲类海间，专制西域，共为寇钞。及班勇为长史，破平东师，西域稍通。顺帝阳嘉四年春，呼衍王侵车师后部，敦煌太守率兵掩击于勒山，汉军不利。其秋，呼衍王复将二千人攻后部，破之。时呼衍之势日张，而岑能以郡兵诛之，克敌全师，纪功勒石，可谓不世之奇绩矣！而汉史不著其事，盖其时朝政多秕，妨功害能者众，而边郡之文簿壅于上闻故也。”钱氏深深地感慨，千载之后，此碑却能历经风霜冰雪、烟尘沙砾，经久不坏，“功虽抑于一时，而名乃彰于后代！”（注：《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卷一，《敦煌太守裴岑纪功碑》。）指出裴岑为保卫西部边境立了大功，而由于当时朝政多弊，有功者受掩抑，史册上得不到记载，正有赖此碑文，才使这一重要史实得以彰明。再如，南宋末年，原宋将赵祥以邓州叛，乃导致赵范失襄阳。但《宋史》对此讳而不书。《元史·太宗纪》云：“八年，命应州郭胜、均州孛求鲁九经、邓州赵祥，从曲出充先锋伐宋。”对赵祥叛宋始末亦不详载。钱氏在《诸史拾遗》中，乃引姚燧所撰《邓州长官赵公神道碑》的详细材料，予以补述。末云：“所述背宋归元事极分明。汉上五州迁徙事（按，指邓、均、唐、襄、樊五州曾因避兵迁往洛阳及豫西，以后又徙回之事），又可补《地理志》之缺漏。”（注：《诸史拾遗》卷五“元史”。）钱氏极为重视姚燧所撰此碑之史料价值，在《廿二史考异》卷八六“太祖纪”条，以及《十驾斋养新录》卷九“邓州移复”条也一再引用。
如果说，钱大昕运用金石文字考史，以现存碑刻实物与文献互相参证，是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治学的新观念、新思路，那么，他在《元史》这一范围长期辛勤耕耘，发现了大量问题，则是为近代学者开辟了新的有发展前途的研究领域。
段玉裁对钱大昕的学术曾有过中肯的评论：“生平于元史用功最深”。而研治元史，难度是很大的。元朝是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其特有的语言、文字很难理解，人名、地名佶屈难记，常易混淆。元史的基本史料《元朝秘史》、《元典章》连训诂学家都感到棘手，所以对《元史》的考订一向更少有人问津。而《元史》由于修撰时间匆促，错误、缺漏很多。洪武元年(1368)，元朝灭亡的当年，明太祖就下令编撰《元史》。第二年，设局第一次修撰，仅用188天便修成除元顺帝一朝以外的本纪、志、表、列传共159卷。第二次设局修撰在洪武三年(1370)，用143天续修53卷。然后将前后两次合并整理编排，共成210卷。全书的修撰，总共只用331天。正如钱大昕所批评的：“时日促迫，则考订必不审”，“本纪或一事而再书，列传或一人而两传；宰相表则有姓而无名，诸王表或有封号无人名”，（注：《十驾斋养新录》卷九“元史”条。）如此等等，错误百出。钱大昕就选择这一困难的领域深入钻研，抱着求真的目的，对《元史》的错误详加抉摘考证。《廿二史考异》100卷中，《元史考异》占有15卷，为各部正史之冠。他还补撰了《元史艺文志》、《元史氏族表》，在《诸史考异》、《十驾斋养新录》中还有为数可观的有关元史的条目。
钱大昕对元史的事件、人物活动、地理、氏族、兵制等项都提出许多创见。他指出，《元史·地理志》叙述自唐到元地理的沿革，存在两大错误。第一，唐朝天宝年间曾经一律改州为郡，十余年后又恢复州名。而《元史》中只记载“某地，唐时为某郡”，随意删掉后来又改郡为州的事实。第二，在宋代，每州又附有郡名，郡是虚名，作为王公封爵之用，州才是实际的地方建置。《元史》又误认为州在宋代升为“郡”。由于“明初修史诸臣昧于地理”，几乎“涉笔便误”。（注：《十驾斋养新录》卷九“元史不谙地理”条。）钱大昕补撰的《元史艺文志》是对元朝一代文献的综合考订整理。他吸收了焦竑《国史经籍志》、王圻《续父献通考·经籍考》等的研究成果，又纠正了他们的错误。有一书两见的，有因书名错字将一书的作者和作序者都看成作者分为两书的；书的作者，有误以宋人为元人、元人为宋人的；有因译音不同而误分为二人的，一概予以纠正。钱大昕作的《元史氏族表》也是一篇名作，此表从起稿到完成，前后历三十年，取材于正史、杂史外，兼及文集、题名录、碑刻和各种史料。这个表，解决了《元史》中同名甚多、无人辨别的难题。因为，元朝任官，一般以蒙古、色目人为正副，中书省、御史台、枢密院的长官，必须由功臣世家子弟充任。他们虽属不同氏族，但平时只称名，不带姓氏，故史籍中人物同名甚多。钱大昕认为：“非以氏族昕之，读者茫乎莫辨。”所以他汇集了各种史料，凡蒙古、色目有族姓可考的，皆顺序胪列。似异而实同的，加以归并；似同而实异的，则加以厘正；同一族姓之下，每支按世系分列成表，使读者一目了然。后来魏源撰《元史新编》，柯劭忞撰《新元史》，都袭用钱大昕这篇表，成为书中不可缺少的部分。钱大昕有大量关于元史的考证成果：有考证《元史》中年代、人名、地名错误的；有考证其官制或史实错误的；有用其他正史、杂史与《元史》互证的；有纠摘《元史》其他严重舛误的。他的大量研究成果，表明元史是一个大有可为的研究领域。晚清及本世纪的一批学者，除魏源、柯劭忞外，还有李文田、洪钧、沈曾植、屠寄、王国维、陈垣、陈寅恪，都闻风而起，长期致力于元史、蒙古史的研究，使之成为学术史上的新热点。而究其开辟创始之功，则应归功于钱大昕。有关钱大昕考证元史的具体成果，已非本文所能容纳，笔者已另撰有专文论列。
（资料来源：《史学理论研究》1999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