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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学诚的易学与史学

吴怀祺

《文史通义》开卷的《易教》上、中、下三篇,是章学诚史学理论的基础;另外,在全书一些重要的章节中,章学诚以易理阐发对史学的认识,对历史的见解,这些认识与见解也是章学诚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要从深层次上认识章学诚史学的特点,应当讨论章学诚的易学认识。

 

章学诚的易学见解

 

《四库全书总目》的作者,把中国两千余年的易学变化,概括为两派六宗。象数与义理两派经历一系列变化。古代易学到两汉,发生了变化,“一变而为京(房)焦(延寿),入于@①详;再变而为陈(抟)邵(雍);务穷造化,《易》遂不切于民用。王弼尽黜象数,说以老庄;一变而胡瑗、程(颐)子,始阐明儒理。再变而李光、杨万里,又参证史事。易遂启其论端,此两派六宗,已互相攻驳。”[1]在这两派六宗中,李光、杨万里言易理参证史事,他的《诚斋易传》以史事言穷通变化,在易学诸家中显示出自己的特点。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易》的形成,本来与古代史官的活动结下了不解之缘,《易》的经与传的思想,与古代史家对自然、对社会认识,又是密切不可分的。因此,无论哪一派、哪一宗,在解《易》时,都不可能没有一点历史的影子,都不可能完全脱离历史解《易》。即使从现象上看,宋代理学家程颐重经轻史,但他的《程氏易传》,言《易》理,谈社会变革问题,提出要“顺理而治”时,同样是与历史经验思考结合在一起,这是其一。其二,杨万里在易学史上的特点,是“参证史事”言《易》理,而真正地以易学的通变思想,对历史盛衰变化提出精到的深邃认识,在西汉是司马迁,在明清之际是王夫之。不能把他们归之于象数派,但说他们是义理派也不很贴切。这不是两派六宗所能概括得了的。

章学诚提出他的史学观点往往与易理的阐释结合在一起,是他史学理论的重要特色。他提出很多重要的易学见解,在易学史上应当有一定的地位。

章学诚的易学见解,主要的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肯定三《易》之法,以论说古代典制不相沿袭。《文史通义》的开篇提出六经皆史、六经皆先王之政典的观点,就谈到这个问题,他说:

《周官》太卜掌三《易》之法,夏曰《连山》,殷曰《归藏》,周曰《周易》,各有其象与数,各殊其变与占,不相袭也。然三《易》各有所本,《大传》所谓庖羲、神农与黄帝、尧、舜,是也。由所本而观之,不特三王不相袭,三皇、五帝亦不相沿矣。[2]

所谓三《易》之法,出于《周礼·春官》篇。杜子春据《世谱》说神农之《易》是《连山》,黄帝之《易》是《归藏》。郑玄《易赞》和《易论》则以《连山》、《归藏》、《周易》为夏、殷、周三个时代的《易》。皇甫谧的《帝王世纪》,又以《连山》为炎帝之《易》。顾炎武认为《连山》、《归藏》非《易》,“而云三《易》者,后人因《易》之名以名之也。”但他以《左传》所引文字,证明在《周易》之外,“别有引据之辞,即所谓三《易》之法也。”[3]历代学者如桓谭、王应麟等,皆有论说。章学诚近于顾炎武的看法。但在其注中,他说:“《归藏》本庖羲,《连山》本神农,《周易》本黄帝。”章学诚又说:

八卦为三《易》所同,文王自就八卦而系之辞,商道之衰,文王与民同其忧患,故反覆于处忧患之道,而要于无咎,非创制也。周武既定天下,遂名《周易》,而立一代之典教,非文王初意所计及也。……理势固有所不可也。[4]

章氏所论在史学思想史上相当重要,在易学发展史上也很引人注目。其一,三《易》不同,但三《易》又有相同、相通的方面。其二,《周易》最初源于黄帝,经文王、武王一系列变化,而成为《周易》的。实斋提出自己的见解。其三,章学诚以此说明,学术、制度的变化不是某个圣人的意愿的产物,是“理势固有所不可也。”总之,最为关键的是章学诚肯定三《易》之法的真实用心。章学诚所论,意在说明:“三《易》各有所本”,“不特三王不相袭,三皇、五帝亦不相沿矣。”也就是说,历代的学术、典章、制度都在变化之中,时代变化了,学术、典章制度都随着变化,这是理势决定了的。这就为他更革学术、变革史学提出了理论上的依据。

第二,论说“易”之精义在变易。《易教中》开篇说:

孔仲达(孔颖达字仲达)曰:“夫《易》者,变化之总名,改换之殊称。”先儒之释《易》义,未有明通若孔氏者也。得其说而进推之,《易》为王者改制之钜典,事与治历明时相表里,其义昭然若揭矣。[5]

所谓“易”有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参见《周易正义第一·第一论易之三名》)章学诚比较了历代学者对“易”的释义,比较许慎、郑玄、韩康伯、陆德明、孔颖达及朱熹诸家解释,认为只有孔颖达解“易”的意义最明确,最能体现“易”之精神,而且也最合乎古代《易》的本义。他说:“《大传》曰:‘生生之谓易。’韩康伯谓‘阴阳转易,以成化生’。此即朱子交易变易之义所由出也。三《易》之文虽不传,今观《周官》太卜有其法,《左氏》记占有其辞,则《连山》《归藏》,皆有交易变易之义。是羲、农以来,《易》之名虽未立,而《易》之意已行乎其中矣。”[6]章学诚认定“变”与“改”是易义之精髓,体现他的易学一种见解,也反映了他研究易学的旨趣。

第三,提出《易》象包六艺说,论说天道在人事之中,《易》以天道切人事,从而论证了他的道不离器说。

章学诚指出“象”含义很广泛,他说:“象之所包广矣,非徒《易》而已,六艺莫不兼之,盖道体之将形而未显者也。”这里所说的象有两重含义,一,不只是《易》有象,六艺莫不兼有象,可以说是事物普遍性的体现;二是所谓的象,是道在未显现之前的表现,又是事物必然性的体现。象通于《诗》,通于《书》,通于《周官》,通于《礼》,通于《春秋》。其中“《易》象虽包六艺,与《诗》之比兴,尤为表里。”但是《易》在六艺之中,有特殊的意义,他说:“《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章学诚重“象”,但这和象数派说的“象”相比,有了更新的含义。他重“象”,是因为这是事物普遍之“象”,是因为道在其中。

章学诚指出由“象”而得“道”的逻辑途径。人们见到的,只能是“象”,但也只有通过“象”才可以求道。“万事万物,当其自静而动,形迹未彰而象见矣。故道不可见,人求道而恍若有见者,皆其象也。”求“道”则必须“知类”,“知类”才可以求道。他说:

君子之于六艺,一以贯之,斯可矣。物相杂而为之文,事得比而有其类。知事物名义之杂出而比处也,非文不足以达之,非类不足以通之;六艺之文,可以一言尽也。……故学者之要,贵乎知类。[7]

章学诚由“物之相杂而为文,事得比而有其类”,由此出发,说明“学者之要,贵乎知类。”知类求道,而类又是为事物自身的特点决定了的。章学诚在本篇中更提出“象”有“天地自然之象”与“人心营@②之象”,但“人心营@②之象,亦出于天地自然之象。”

章学诚关于易象的见解,在易学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清初学风一个十分重要的特点,是所谓汉宋兼采[8]。但折衷象数义理而无所甄择,是兼采;有融汉易宋易,有所抉择批判而能自成一家,也是兼采,如王夫之、黄宗羲、炎兄弟等。清四库馆臣评王夫之的话,很可以说明问题:“不信陈抟之学,亦不信京房之术,于先天诸图纬书杂说皆排之甚力;而亦不空谈玄妙,附合老庄之旨。故言必徵实,义必切理,于近时说《易》诸家,为最有根据。”[9]而惠栋张汉学旗帜,其于易学,如皮锡瑞所说“多采掇而少会通,犹未能成一家之言。”皮鹿门推崇焦循、张惠言的易学,说:“近儒说《易》,惟焦循、张惠言最善。”“实皆学《易》者所宜急治。”[10]总之,兼采的途径不一,其结果也不一,笼统地谈兼采还不能说明问题。

如果一定分义理与象数,章学诚当归之义理门户;他重“象”,却和象数派不同,实斋显然不能归于象数派之中。把他的易学思想,放在有清一代易学发展的背景下考察,可以看出章学诚是重《易》象,而不纠缠于象数、义理之争,意在恢复易《象》之本义,成其一家之学。

章学诚的《易》象兼六艺说,其要义在于,阐明了道不离器,道在天下事物中。也说明了《易》在六艺中地位,“‘象天法地,以前民用,’其道盖出政教典章之先矣。”(《易教上》)

再次,章学诚由《易》象兼六艺说,提出“学者之要,贵乎知类。”由象而类,由类而明道,而得道。“非类不足以通之”,学术通识者在知类,章学诚为他的学术通识的思想提出了哲理依据。要真正理解章学诚的学术通识,必须了解章氏的易学。

第四,反对谶讳与拟《易》之作。章学诚说:“盖圣人首出御物,作新视听,神道设教,以弥纶乎礼乐刑政之所不及者,一本天理之自然,非如后世托之诡异妖祥谶讳术数,以愚天下。”[11]《易》之神道设教,作为礼乐刑政的一种补充,但并不是圣人的主观虚构,用章学诚的话,是“一本天理之自然。”至于谶讳术,包括易纬,是“托之诡异妖祥”,则是愚弄天下的一种手段。

章学诚反对后人模拟《易》的作品,说:“后儒拟《易》,则亦妄而不思之甚矣。彼其所谓理与数者,有以出《周易》之外邪?”这些作品没有新的内容,其中所说的理与数,从根本上说,都超不过《周易》的思想,不过变其象数法式。扬雄的《太玄》及所谓司马光的《潜虚》一类拟《易》的作品,都不值得称道。扬雄的《太玄》是“不知而作”,所谓司马光作的《潜虚》,是“贤者之多事。”

章学诚反对谶纬之作,也批评了拟《易》之作,其用意在恢复古代六经的原貌。他说:

若夫六经,皆先王得位行道,经纬世宙之迹,而非托于空言。故以夫子之圣,犹且述而不作。如其不知妄作,不特有拟圣之嫌,抑且蹈于僭窃王章之罪也,可不慎欤。[12]

这就是说,六经是古代先王经世之作,因此,后人包括孔子都是述而不作。模拟《易》的作品,不能达先圣之用意。章学诚打着复古学旗帜,为他倡经世致用之实学张本。

总之,章学诚的易学是他的学术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他的学术的理论基础。关于道不离器,道在天下事物中的论述,是为他提倡经世之学,更革史学的主张提供哲理的依据。

 

章学诚的易学与史学

 

章学诚以他的《易》学认识,论说了对历史、史学独到的见解,在中国史学史上,相当引人注目。

一、章学诚通过对《易》理的阐发,论说他对历史的见解。

世界上万事万物中有“道”,道并不因为有了人才存在,道在人类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人类出现、社会的形成,是道的体现。他有一段较长的阐释,说:

《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是未有人而道已具也。继之者善,成之者性。是天著于人,而理附于气。故可形其形而名其名者,皆道之故,而非道也。道者,万事万物之所以然,而非万事万物之当然也。人可得而见者,则其当然而已矣。

人之初生,至于什伍千百,以及作君作师,分州画野,盖必有所需而后从而给之,有所郁而后从而宣之,有所弊而后从而救之。羲、农、轩、颛之制作,初意不过如是尔。法积美备,至唐、虞而尽善焉,殷因夏监,至成周而无憾焉。譬如滥觞积而渐为江河,培@③积而至于山岳,亦其理势之自然;而非尧、舜之圣过于羲、轩、文、武之神,胜于禹、汤也。后圣法前圣也,非法前圣也,法其道之渐形而渐著者也。[13]

这两段话的要点可以归纳为以下诸端:一,未有人,道已存在。二、道是万事万物之所以然,而非万事万物之当然。也就是说,道支配、决定万事万物,并不是万事万物的表现,即“当然。”三、人类产生与社会法制治理,道体现在其中,人们能看到的是道的表现,而不是道之本身,即“可形其形而名其名者,皆道之故,而非道也。”四、先王、后王的法制不同以及各个时代法制的趋于完善和变化,是理势之自然;不是某个圣人超过前王,“圣人创制一似暑葛寒裘,犹轨辙也。”只不过是圣王能看到这一层,“法其道之渐形而渐著者也。”

章学诚说明人类的社会产生与变化是一种不得不然。他说:

天地生人,斯有道矣,而未形也。三人居室,而道形矣,犹未著也。人有什伍而至百千,一室所不能容,部别班分,而道著矣。仁义忠孝之名,刑政礼乐之制,皆其不得已而起者也。[14]

所谓“三人”,也就是人的群体,群体的扩大发展,而后不得不产生等级区划,观念、制度不得已随之出现。章学诚在这里用“三人同居一室”理论,说明社会出现。他在同篇还作了更为详细的解释,说:

    人生有道,人不自知。三人居室,则必朝暮启闭其门户,饔飧取给于樵汲,既非一身,则必有分任者矣。或各司其事,或番易其班,所谓不得不然之势也,而均平秩序之义出矣。又恐交委而互争焉,则必推年之长者持其平,亦不得不然之势也,而长幼尊卑之别形矣。至于什伍千百,部别班分,亦必各长其什伍,而积至于千百,则人众而赖于干济,必推才之杰者理其繁,势纷而须于率俾,必推德之懋者司其化,是亦不得不然之势也;而作君作师,画野分州,井田封建学校之意著矣。故道者,非圣人智力之所能为,皆其事势自然,渐形渐著,不得已而出之,故曰天也。[15]

章学诚从他的《易》学观点出发,说明“道”对社会礼仪制度发生发展的作用。比起荀子、韩非子、柳宗元、王夫之的见解,章学诚对初民社会的理解,没有增添更多的内容,但他是结合《周易》,论述“道”在社会的发展中的作用,而且这种作用与社会群体之“争”联结在一起的,从而体现出一种不得不然之势,指明社会典章制度的产生与变化,并不是某个圣人意愿的产物。这是章学诚历史理论的鲜明特色。

二、以《易》的通变思想,说明史学更革的必然与必要。

章学诚指出封建社会的史学发展变化,经历了千余年,史学失去了早期那种创造性的活力,各种弊端暴露出来了,这突出地表现在纪传体史书的编纂上。他说:

纪传行之千有余年,学者相承,殆如夏葛冬裘,渴饮饥食,无更易矣。然无别识心裁,可以传世行远之具,而斤斤如守科举之程式,不敢稍变,如治胥吏之簿书,繁不可删。以云方智,则冗复疏舛,难为典据;以云园神,则芜滥浩翰,不可诵识。盖族史但知求全于纪表志传之成规,而书为体例所拘,但欲方园求备,不知纪传原本《春秋》,《春秋》原合《尚书》之初意也。

《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纪传实为三代以后之良法,而演习既久,先王之大经大法,转为末世拘守之纪传所蒙,曷可不思所以变通之道欤?[16]

司马迁创立纪传体史书,富有生气,但是后代纪传体史法变成了一种程式,变成公式化的东西,以所谓纪表志传各种史例,去硬性剪裁材料,越雷池半步,便被视为为例不纯。章学诚看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史学问题的关键之一。作为一代大史学思想家,他不仅提出的问题,而且指出解决问题的途径,这仍然是从《周易》那里得到启发。他说:

《易》曰:“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智。”间尝窃取其义,以概古今之载籍,撰述欲其圆而神,记注欲其方以智。夫智以藏往,神以知来,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来拟神也。……史氏继《春秋》而作,莫如马、班,马则近于圆而神,班则近于方以智。[17]

韩康伯注:“圆者,运而不穷。方者,止而有分。言蓍以圆象神,卦以方象智也。唯变所适,无数不周,故曰圆。卦列爻分,各有其体,故曰方。”孔颖达《疏》:“故蓍之变通则无穷,神之象也;卦列爻分有定体,知之象也。知,可以识前言往行;神,可以逆知将来之事。故蓍以圆象神,卦以方象智。注:圆者,至方也。”[18]所谓圆神与方智,虽不同,但都是《易》之用,此其一。其二,圆神、方智作为一个整体,是多识前言往行与逆知将来的统一,不可以断然打成两截。其三,圆与方,既不同又相通。这种思想运用到著述上来,既要意识到不同的体裁,适用不同要求的作品,同时又要看到,每一著述中的内容变化,其采用的体裁、体例,不可能也不应当程式化。硬性以一种模式来剪裁材料,只能削足适履,失去了变通精神,使著述失去其要旨。

在中国史学史上,司马迁的《史记》近于圆而神,班固的《汉书》近于方以智。这里没有崇班抑马或尊崇司马迁而贬损班固的意思。班固的撰述,“则于近方近智之中,仍有圆且神者。以为之裁制,是以能成家,而可以传世行远也。”这种因事名篇,不为一定之例所拘,就是史学的活力,其作品就可以传世行远。但“后史失班史之意,而以纪表志传,同于科举之程式,官府之簿书,则于记注、撰述两无所似,而古人著书宗旨,不可复言矣。史不成家,而事文皆晦,敦犹拘守成法,以谓其书固祖马而宗班也,而史学之失传也久矣。”

无论是记注还是撰述,都不能为例所拘,即使是章学诚称道的有化腐朽为神奇之功的纪事本末体,一旦成了固定的框架,也只能是“纂录小书。”在章学诚看来,要走出当时史学的困境,只能总结史学上的成败,恢复古代史学的创作精神。他说:“斟酌古今之史,而定文质之中,则师《尚书》之意,而以迁《史》义例,通左氏之制裁焉,所以救纪传之极弊,非好为更张也。”

章学诚对史书编纂,以其通变思想,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想法。严格地说,编年与纪传两种体裁,是自文字以来,即已有之。他认为,如果以《尚书》之义,看司马迁的《史记》,人物传是《传》;八《书》三十《世家》,也可以统统称之为《传》。“或考典章制作,或叙人事终始,或究一人之行,或合同类之事,或录一时之言,或著一代之文,因事名篇,以纬本纪。”这样处理史书编纂中有关问题,其优点是“则较之左氏翼经,可无局于年月先后之累;较之迁《史》之分列,可无岐出互见之烦。文省而事益加明,例简而义加精。岂非文质之适宜,古今之中道欤?”史书中还应该有表与图。他说:“至于人名事类,难于稽检,则别编为表,以经纬之;天象地形,舆服地形,非可本末该之,且亦难以文字著者,别绘为图,以表明之。盖难通《尚书》《春秋》之本原,而拯马《史》班《书》之流弊,其道莫过于此。”[19]

对于章学诚具体的设想,这里难以一一评述,但我们可以体察的是,他是以易学通变思想,融汇圆神、方智精神为一,重新构想新的史书编纂形式。千余年中国史学的批评,一直纠缠在无限多史体史例的诉讼之中;中国史家的正统思想、宗经崇圣观念,也在所谓的史体史例的争论中反映出来,如果联系这样的背景,可以看出章学诚通过对《易》理的理解,阐发出来的史学通变思想,具有史学革新的意义。

三、提倡史学通识,史学求通,重在求一以贯之的史“义”。

《文史通义》的《释通》开篇说:“《易》曰:‘惟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说者谓君子以文明为德,同人之时,能达天下之志也。”章学诚通过对《易》之《同人》卦的彖辞阐发,提出他对通识见解。通史之修,有六便二长。六便是:免重复,均类例,便铨配,平是非,去抵牾,详邻事。二长是:具翦裁,立家法。但也有三弊,就是:无短长,仍原题,忘标目。章学诚倡史学通识的用心,意在纠学风之弊,复古人治学求义之精神。“夫古人著书,即彼陈编,就我创制,所以成专门之业”[20]通史之“通”,不在于形式上的贯通,而在于有史家“一家之言”、“独断之学”贯穿史书之中。自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撰成《史记》,到郑樵别识心裁,成其独断之学而写就的《通志》,都是史学通识的体现。他表彰郑樵的《通志》,说:“郑樵生千载而后,慨然有见于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不徒以词采为文、考据为学也。于是遂欲匡正史迁,益以博雅,贬损班固,讥其因袭,而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者也。”[21]

史学通识关系史学的兴衰,他检讨唐代史学衰败的缘由。说“唐后史学绝,而著作无专家。后人不知《春秋》之家学,而猥以集众官修之故事,乃与马、班、陈、范诸书,并列正史焉。于是史文等于科举之程式,胥吏之文移,而不可稍有变通矣。”[22]史学的变化发人深思。章氏倡通识与他学术求道的思想相联系。我们在前面已说过。他在《答客问上》篇中再一次说:

嗟呼,道之不明久矣。《六经》皆史也,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孔子之作《春秋》也,盖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然则典章事实,作者之所不敢忽,盖将即器而明道耳。

求义、求道,成一家独断之学,是章实斋提倡史学通识的用心,也是章氏著述之大旨,近人刘咸xī@④在《识语》一文中,说《释通》篇“乃先生学说之大本,”也是这个意思。

四、提倡经世史学。

这在前面已有论述。《文史通义》开篇说到《六经》皆史,《六经》皆先王之政典。章学诚此论,意在说明史学根本要义在经世。虽然,前人有过经史同源论,王阳明有“五经皆史”说,但章氏的“六经皆史”说,既不是从文献角度说的,也不是由心学的观点发论,他是说明学术在经世。《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但《易》在《六经》有其特殊意义。章学诚说:“‘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知来藏往,吉凶与民同患。’其道盖包政教典章之所不及矣。象天法地,‘是兴神物,以前民用。’其教盖出政教之先矣。”章学诚说《易》“其教盖包政教之所不及”,“其教盖出政教之先”[23]指明了《易》在六经中的特殊地位。由此,他说明了《易》为先王经世之书。一是,易与悬象设教、治历授时一样,是明道。二是,《周易》之于道法美善无可加,能“以前民用,”三是,学业将以经世,学问亦有人定胜天之理,《易》更能体现这一点。[24]总之,学术经世,《易》由于在《六经》有其特殊地位,因此,章学诚由对《易》的理解,更深入地说明了包括史学在内的学术必须经世的道理。

 

 

注释:

[1]《四库全书总目》卷1。

[2]《文史通义》卷1《易教上》,下引同书内容,仅注篇名。

[3]《日知录》卷1《三易》。

[4]《易教上》。

[5]《易教中》。

[6]《易教中》。

[7]以上所引见《易教下》。

[8]皮锡瑞:《经学历史·十·经学复盛时代》。

[9]《四库全书总目》卷6。

[10]《经学通论》卷1《论近人说易》篇。

[11]《易教上》。

[12]《易教上》,参《匡谬》篇。

[13]《原道上》。

[14]《原道上》。

[15]《原道上》。

[16]《书教下》。

[17]《书教下》。

[18]《周易正义》。

[19]以上引文,见《书教下》。

[20]《释通》。

[21]《申郑》。

[22]《答客问上》,另参《申郑》篇。

[23]《易教上》。

[24]《天喻》。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左部礻加右部几(左右结构)。

@②原字为左部扌加右部勾(左右结构)。

@③原字为左部土加右部娄(左右结构)。

@④原字为左部火加右部斤(左右结构)。

 

 

【资料来源:《史学史研究》199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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