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嘉道年间，阮元主持修纂的《广东通志》（下称《阮通志》），历来为史志专家所尊崇，给予很高的评价，如一代学人梁启超就曾评说：“大约省志中，嘉道间之广西谢志，浙江、广东阮志，其价值久为学界所公认，道光间之畿辅李志、山西曾志、湖南李志……等，率皆踵谢、阮之旧，而忠实于所事，抑其次也。”（注：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373页。）考明清方志以数千计，《阮通志》为何能位居前列？《阮通志》之价值又体现于何处？这些问题学界似未深究，本文拟就此作些探讨，以补这方面研究之不足。
一
要修纂出一部高质素的省志其实并不容易，它必须具备许多主客观的条件。对此梁启超也曾作过颇有见地的专论，他说：“昔人极论官修国史之弊。盖谓领事者皆垂老之显宦，不知学问为何物；分纂人员猥滥，无所专责，虽有一二达识，不能尽其才”。“方志地位，虽亚于国史，然编纂之形式，率沿唐后官局分修之旧，故得良著甚难，而省志尤甚。必如谢蕴山、阮芸台之流，以学者而任封圻；又当承平之秋，史事稀简；门生故吏通学者多；对于修志事自身有兴味；手定义例，妙选人才分任而自总其成，故成绩斐然也”（注：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373页。）。从《阮通志》修纂之背景看，它显然是具备了这些成功因素的。
第一，关于“盛世修志”的问题。清王朝自康熙继位后，战乱渐趋平息，社会经济亦已复苏，为了巩固全国统一大局，促进经济发展高潮的到来，清朝统治者十分重要地方志修纂的工作。康熙十一年，保和殿大学士卫周祚上疏，要求各省纂修通志，以作汇辑《大清一统志》之用。康熙允其所奏，诏令“直省各督抚聘集夙儒名贤，接古续今，纂辑通志”（注：（康熙）《山西通志·条议》，转引自刘纬毅：《中国地方志》，第104页。）。雍正六年，雍正又下令“各省督抚，将本省通志重加修辑，务期考据详明，采摭精当，既无阙略，亦无冒滥，以成完善之书”。雍正还把修志质量之优劣，作为对督抚职任的考核内容。“如所纂之书，果能精详公当，而又速成，著将督抚等官，俱交部议叙；倘时日既延，而所纂之书，又草率滥略，亦即从重处分”（注：《清实录》雍正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其后，清代便形成了方志60年一修的惯例。查阮元之前，清代广东已开展过两次大规模的修志活动。其一是金光祖监修的《广东通志》，他接旨后于康熙十二年秋开局纂辑，前后历时3年，尝称“三易其稿”，至十四年稿成，凡30卷。但当时由于金光祖本人一度“附逆”的问题以及“三藩之乱”所引起的形势变化，使金志一直拖延至康熙三十六年才得以刊刻面世。其二是郝玉麟监修的《广东通志》，他奉旨后于雍正八年六月设局纂修，翌年五月全书告竣，共64卷。按理说，乾隆朝亦应进行省志的重修，事实上乾隆帝早于乾隆二十九年十一月初一日即已发出上谕：“《一统志》自纂修竣事以来，迄今又二十余载，不独郡邑增汰沿革，随时理宜一一汇订，且其中记载体例，征引详略，亦多未协。……亟应移取各省通志，重加纂辑，以成全书。”（注：《清高宗实录》卷722。）然此事却由于种种原因尤其是在编纂《四库全书》过程中禁书与禁忌太多而一直被拖延下来，直到嘉庆二十三年国史馆为完成《一统志》的重编任务，再次行文敦促各省呈送本省通志以备“采择”，故嘉庆末年遂有修志之举，究其实则是乾隆朝修志工作的“补课”。
阮元监修《广东通志》是在嘉道年间，此时清朝之国力虽已大不如康乾时期，但在统治者眼中仍不失为“盛世”。如他们在刊印《嘉庆一统志》时就公开宣称：“我大清之受天命有天下，增式廓而大一统者，于今二百年。”（注：（嘉庆）《大清－统志·序》。）依然是一派自负心态。盛世修志，督抚责无旁贷，向以振兴文教为己任的阮元自然更乐举此业。嘉庆二十二年九月，阮元出任两广总督兼署广东巡抚事，嘉庆二十三年底即奏请纂修《广东通志》。他在奏章中称：“臣等检阅《广东通志》，系雍正九年所修，阅今几及九十年，其间沿革损益甚多，且原书体例本未尽善。钦定《四库全书提要》称其冗蔓舛驳，应即乘此查取事宜之时，将《通志》详加纂正，以事宜为《通志》张本，即以《通志》为事宜总汇，既上供史馆采择，而下备本省掌故，实为一举两得。”（注：阮元：《广东通志》卷首《奏章》。）奏章经嘉庆“硃批”后，阮元于嘉庆二十四年初设立志局，正式开始了重纂《广东通志》的大业。可见阮元修志在某种意义上说仍是与“盛世”联在一起的。
第二，关于阮元在修志中的领导作用。历来官修史志，其监修者大多以官位挂名。然阮元则不同，其居中之领导作用是相当突出的，阮元自身渊博的学识、丰富的从政以及学术经历，更是《阮通志》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阮元，字伯元，号芸台，江苏仪征人。去世后赐谥文达，故后人多称之为文达先生。阮元从乾隆五十四年成进士，到道光十八年以老病致仕，经历了整整50年的为官生涯。在督粤前曾历任编修、詹事、山东学政、浙江学政、礼部、兵部、户部侍郎、经筵讲官兼国子监学、浙江巡抚、河南巡抚、江西巡抚、湖广总督等要职，出任两广总督可说是他仕途的顶峰。阮元不仅是一位政绩卓著的封疆大吏，而且是一位具有很高造旨的学术大师。在监修《阮通志》之前，阮元编撰、整理及刻印之典籍甚丰，主要有：《考工记车制图解》、《石渠宝笈》、《山左金石志》、《两浙金石志》、《小沧浪笔谈》、《经籍籑诂》、《畴人传》、《两浙輶轩录》、《衡文琐言》、《两浙防护录》、《淮海英灵集》、《十三经校勘记》、《皇清碑版录》、《瀛舟书记》、《十三经经郛》、《海运考》、《汉延熹西岳华山碑考》、《四库未收百种书提要》、《国朝儒林传》以及《浙江通志》等，阮元晚年曾颇为自豪地说：“回思数十载，浙粤到黔滇；筹海及镇夷，万绪如云烟；役志在书史，刻书卷三千”。（注：阮元：《揅经室续集》卷10《和香山知非篇》。）又云：“浮沉宦海如鸥鸟，生死书丛如蠹鱼”（注：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卷8《纪文达公逸事二则》。）可见在阮元心目中，其学术成就是重于政绩的。事实上阮元之著述及刊刻之典籍得到了很高的评价。当时著名学者龚自珍曾经评说：阮元在“训故之学”、“校勘之学”、“目录之学”、“典章制度之学”、“史学”、“金石之学”、“九数之学”、“文章之学”、“性道之学”、“掌故之学”均有建树。“凡若此者，固已汇汉、宋之全，拓天人之韬，泯华实之辨，总才学之归”（注：龚自珍：《阮尚书年谱第一序》，载《阮元年谱》附录三，中华书局1995年版。）。今人侯外庐先生也说：“阮元是扮演了总结十八世纪汉学思潮的角色。”（注：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77页。）
阮元不仅具有十分深厚的学术功底，而且确实为纂修《广东通志》倾注了大量心血与精力。其一，《阮通志》的体例结构是他亲自删定的。正如他在《序言》所说：“元泣两广，阅《广西通志》，乃嘉庆初谢中丞啟昆所修，喜其载录详明，体例雅饬。”于是，确定新修通志“大略以《广西通志》体例为本，而有所增损”（注：阮元：《揅经室二集》卷8《重修广东通志序》。）。其二，《阮通志》参修底本也是阮元选定的。考广东之有通志，实始于明代，在《阮通志》之前，曾有过5部不同年代的省志，即嘉靖十四年戴璟所撰的通志初稿40卷；嘉靖三十六年黄佐所撰的黄志70卷；万历二十九年郭棐所纂的郭志72卷；康熙十四年金光祖所修的金志30卷；雍正九年郝玉麟所修的郝志64卷。经过阮元之精审与比较，他认为：“各书多就残佚，惟黄志为泰泉弟子所分撰者，体裁渊雅，仅有存本，今求得之，备加采录。”（注：阮元：《揅经室二集》卷8《重修广东通志序》。）《阮通志》正是根据阮元这一意见决定以《黄通志》为参修底本的。其三，修撰《阮通志》的主要成员，如提调、总纂等均由阮元选定。阮元在上疏请求设局修志时就作出提名，“委粮道卢元伟为提调，延辛卯翰林原浙江温处道陈昌齐、辛酉翰林刘彬华、江苏监生江藩等分任纂校”（注：阮元：《广东通志》卷首《奏章》。）。及至开局时，提调增加了高廉道署督粮道叶申万，总纂则增加了翰林院庶吉士谢兰生。至于提调一职主要是以行政、财政角度确保修志能顺利进行，这对于整个修纂工作是不可或缺的。其四，修志所需的庞大经费也是阮元一手筹措的。在奏请设局之时，阮元称：“所有经费等项，俱系筹捐撙节办理。”（注：阮元：《广东通志》卷首《奏章》。）至于这次修志所耗资财多少已难考究，但从其庞大的修纂人员名单，严格的分工，浩大的卷秩来看，想必数目不菲。此外，阮元还自始至终关注《阮通志》的修撰进度。道光二年，《阮通志》纂成，阮元即上《奏为纂修广东通志告成恭缮正本敬呈御览》，并表明除正本送呈御览收归史馆外，还打算“起紧刊刷”（注：阮元：《广东通志》卷首《奏章》。）。阮元原预计修新志“约计一年余可以成书”，然实际上共耗时3年有余，主要原因就是为了保证成书之质量。从上述可见阮元之署名《广东通志》“总裁”并非凭藉粤督职位浪得虚名，而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名责相符的总裁。
二
《阮通志》编纂之能获得较高质量，除阮元本人居中领导作用外，其编纂班子组成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从实际情况看，是志的具体修撰者绝大多数是具有真才实学之士人。查在《阮通志》中有署名的编撰者共32人，他们是：总纂陈昌齐、刘彬华、江藩、谢兰生；总校刊叶梦龙；分纂吴兰修、曾钊、刘华东、胡＠⑩、郑灏若、余倬、崔弼、吴应逵、李光昭、方东树、马良宇；分校许珩、韩卫勳、江安、谢光辅、熊景星、黄一桂、吴梅修、郑淳、赵古农、郑兰芳；收掌虞树宝；绘图李明澈；采访冯之基，仪克中；掌管謄录钱漳。咸丰七年，《阮通志》初版毁于中外战火，今天我们通常见的版本是同治三年重新制版刊印的。参与再版重刊工作的共6人，他们是：总理梁纶枢、陈日新；总校史澄、谭莹、陈澧；收掌谭懋安。在上述名录中，有些是早已成名的硕儒；有些是初露峥嵘的新秀俊彦；有些是随阮元入粤之外省籍名士；但更多的是粤籍文化精英。他们当中有些虽是未有科名的监贡生员，甚或还有道士布衣诸色人等，然而他们大多学有所长，或通经懂史，或能诗善文，或精于舆地，或熟谙掌故，从而被阮元罗致局中，通过修志一展其才。这也说明阮元在识拔人才方面不重科名而重实学。下面仅就其中几个关键人物作一评述。
陈昌齐，字宾臣，海康人，乾隆三十六年进士，选庶吉士，入翰林，授官编修，曾充《三通》、《四库》、国史诸馆纂修官。后任河南道监察御史，兵科、刑科给事中，浙江温处道等职，嘉庆十四年致仕。赋闲家居，受雷州知府礼聘主修《雷州府志》和《海康县志》，具有相当丰富的修志经验。陈昌齐自言，他修志“志人志地，均详细考订，无有舛互而后笔于书”。“有采之旧志者，则注明出处，不敢掠美云”（注：陈昌齐：《续修雷州府志序》，载（光绪）《雷州府志》。）。陈昌齐不仅是一位治学严谨的修志方家，且长于考据及舆地之学在天文历法等方面也有较深的研究，曾撰《天学胜说》、《测天约术》等书，受到当时汉学大师戴震、邵二云、王念孙等人推许（注：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299页。）。阮元礼延陈昌齐为首席总纂，是看重其渊博学识及丰富经验，并尊之为翰林前辈。
刘彬华，字藻林，番禺县人，嘉庆六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应是阮元晚辈。刘彬华“恨先父卒不及见，以母老多病”，请假归省，不复出。在广州主讲端溪、越华两书院，在粤省学坛颇负盛望。刘彬华不仅以诗名，撰有《玉壶山房诗钞》，并选粤人诗辑成《岭南群雅集》；而且也是修志名家，曾主修《阳春县志》和《阳山县志》。刘彬华积极关心地方建设，尝称：“地方事之有利于民者，彬华以为言”，“粤中大吏皆礼重之”，“会修通志，修贡诸举，皆彬华赞成之。任事不辞劳，亦不与人争交”（注：（同治）《番禺县志》卷45《列传·刘彬华》。）。刘彬华是一位既有学问又任劳任怨的实干家，在“文人相轻”积习的氛围下，他在志局中的实干及居中协调的作用实不容低估。谢兰生亦博学多才，以诗文书画见长，为当时粤省著名的鉴藏家和教育家，迭主粤秀、越华、端溪、羊城四书院讲席，以作育英才而受阮元赏识，故得以共襄纂修省志之盛举。
说到“文人相轻”，志局中的江藩与方东树两人之间的关系就是典型事例。两人的争论，在清代学术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他们的激烈交锋，正是与《阮通志》修撰的同时期进行的。江藩，字子屏，号闻堂，江苏甘泉人。仪征与甘泉相邻，阮元与江藩可说是“同里同学”，关系早已非同一般（注：阮元：《国朝汉学师承记序》，载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三联书店1998年版。）。江藩科途不畅，以监生身份终，但学术上却颇负盛名，以治戴（震）、惠（栋）之学著称。年十八撰《尔雅正字》，深受学界称道；作《河赋》数千言，人争传录；撰《高宗诗集注》，由大学士王杰进呈，获乾隆赏识，本拟召见晋用，恰逢林爽文攻陷台湾，召见一事遂罢。学术上江藩极力宣扬汉学而贬损宋学。曾著《国朝汉学师承记》，对汉学之颂扬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又著《国朝经师经义目录》和《国朝宋学渊源记》，对宋学任情贬损。以致后人评说：“郑堂宗汉学，而是书记宋学渊源，胪列诸人，多非其所心折者，固不无蹈瑕抵隙之意。至罗台山孝廉传，痛诋之几无完肤，其人苟无可取，亦何必为之立传，甚矣！”（注：伍崇曜：《国朝宋学渊源记跋》，载江藩《国朝宋学渊记》，三联书店1998年版。）然基于学术观点一致及“同里同学”诸原因，阮元显然偏爱江藩。先是出资助藩刻印上述3书，并亲自为《国朝汉学师承记》作序，备加赞扬。次是江藩幕金优厚，仅修志一项，“书成，修脯累千金”。但江藩生性狂放，不仅“千金随手挥霍略尽”，且“每被酒，辄自言文无八家气，对目为狂生”，甚至对阮元“亦颇有违言”，对此阮元从爱才出发亦予以容忍（注：伍崇曜：《国朝宋学渊源记跋》，载江藩《国朝宋学渊记》，三联书店1998年版。）。面对阮元的偏爱，江藩的狂放及其对宋学的攻讦，便激起了以宋学传人自许的方东树的强烈不满。方东树，字植之，晚号仪卫主人，桐城人，亦未有科名，以诸生身份终。方东树饱览经史，兼擅诗文，阮元重其才，聘之为《阮通志》分纂，次年又入新建学海堂讲学。章太炎曾说，此人“亦略识音声训故，其非议汉学，非专诬谰之言”（注：傅杰编校：《章太炎学术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29页。）。为了反击江藩对宋学的贬损，方东树著《汉学商兑》一书，逐一抨击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所列的汉学大师，并且指出：“近世有为汉学考证者，著书以辟宋儒，攻朱子为本，首以言心、言性、言理为厉禁。海内名卿巨公，高才硕学，数十家递相祖述，膏唇拭舌，造作飞条，竟欲咀嚼”。进而指责汉学“名为治经，实足乱经，名为卫道，实则叛道”（注：方东树：《汉学商兑》《序例》，三联书店1998年版。）。考清朝前期虽提倡汉学，但仍尊奉宋学为正宗，科举选士，均以程朱之学为依据。显然方东树之辩已有点超出学术争论范围，把阮元、江藩等人尊崇黄宗羲、顾炎武之学说成势必“为害于家国”、“歧于圣道”、“乱经叛道”。按方东树自序落款，可知《汉学商兑》当成书于道光六年。而这一年，正是阮元奉旨迁任云贵总督。这一迁调，应看作是阮元在仕途上开始走下坡路。当阮元离粤时，方东树还特意送阮元《汉学商兑》一书，意图说明正确是在自己一方。我们之所以回顾这段学术史上的公案，并非是要对阮元、江藩与方东树之间关于汉学、宋学是非之争作出裁断，而是要说明阮元在组织志局班底时对于各种学术流派（包括与自己见解相左的流派）是兼收并蓄的，在修志过程中学术争论是自由的，决不搞“一言堂”，这就有利于编出高质素的新通志。
通过修志，阮元不仅让宿儒们继续有所作为，而且还培养了一大批学术人才。曾参与修志的曾钊、谭莹、陈澧等人，后来都成为晚清一代硕儒。阮元通过创办学海堂从教育上培养学术人才，又通过修志从实践上加以锻炼，从而为近代岭南学坛人才辈出以及广东学术文化大盛奠定了坚实基础，其意义实不容低估。
三
综上所述，阮元修志在主客观两方面都确实具备了许多有利条件。然《阮通志》优长之处何在？其特点又体现在什么地方？这仍需要作进一步的探讨。
第一，《阮通志》的体例架构既全面又十分完善。《阮通志》共334卷，分“训典”、“四表”、“十略”、“二录”、“九列传”和“杂录”。其中训典辑录清代皇帝的训谕；四表分郡县沿革表、职官表、选举表、封建表；十略是舆地略、山川略、关隘略、海防略、建置略、经政略、前事略、艺文略、金石略、古迹略；二录是宦绩录、谪宦录；九列传包括人物传、列女传、耆寿传、方技传、宦者传、流寓传、释老传、岭蛮传、外蕃传；另加杂录。
若将阮元主修的《广东通志》与谢启昆《广西通志》相比较，不难看出《阮通志》大体上是参照谢启昆之《广西通志》。其原因是这种体例布局合理、层次清晰，既照顾溯本追源，又整体反映现状。不过《阮通志》也有损益，主要在省去《土司传》，增加《海防略》和《杂录》。笔者认为，这一增损是完全符合广东实际情况的，也是非常必要的。
明清广东政区，有着全国最漫长的海岸线。《阮通志·海防略》分“东路、中路、西路、图、兵船、占验、水醒、水忌、风信”等目，共2卷。《海防略》详论了历代广东海事、各路要塞关防、攻防战守诸事，而最有价值的是附图20张。明清广东海疆乃多事之秋，先是倭寇窜扰，后是西方殖民者东来，加上东南亚及浙闽广沿海诸色海上武装集团的猖獗活动，从而引起明清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各类海防图志便不断涌现。而阮元显赫政绩大多与巩固海疆有关，及其督粤更不例外。阮元甫抵任即“往海口阅兵，登沙角砲台阅水师，即乘水师提督之兵船，过零丁，鸡颈诸外洋，遍观内外形势及澳门夷市情形”。经实地视察后即奏建大黄窖、大虎山砲台，与镇远、横当砲台构成“重门之势”，扼珠江口之咽喉（注：张鉴等撰《雷塘庵主弟子记》卷五。）。《阮通志·海防略》正是其精华所在，所附海图20张在当时具有极高的军事实用价值，至今仍是了解鸦片战争前夕广东海防的重要史料。然而长于广东史志研究的林天蔚先生却对此批评说：“《海防图》是图似袭自明代《粤大记》、《武备志》、《筹海图编》、《苍梧总督军门志》等，但未书名。”（注：林天蔚：《方志学与地方史研究》，台湾南天书局1995年版，第164页。）笔者认为林先生这一批评实欠公允。凡属舆图均存在形似问题，关键在于位置标识及其准确度。我们认真对照了林先生所示诸书与《阮通志》中的海防图，不难发现《阮通志·海防图》比其他诸图优胜许多，准确得多，甚至比康熙年间进呈的《广东舆图》还要精确。它们之间并不存在抄袭的问题。查《阮通志》所有绘图均出自李明澈之手。李明澈乃广州纯阳观道士，入志局前已是著名的天文学家，曾著《圜天图说》等，至今纯阳观内仍留有李明澈所用古观天象台遗址。阮元力邀李明澈出山参与修志，正是看重他具有渊博的天文地理知识。事实上阮元对《广东通志》中大量增加地图颇为自负，他说：“古人不曰志，而曰图经，故图最重。宋王中行等广州图经不可见矣，今则一县一州为一图，沿海洋汛又为长图，按册之，灿然为毕著也”。（注：阮元：《揅经室二集》卷8《重修广东通志序》。）故《阮通志》所附海图之价值，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阮通志·杂录》一目，则属创新。我们知道，作为一省总志，章目分类无论如何细密，也不可能总括天下所有事，总会碰上一些很重要而无所归类的事物。创《杂录》一目便能完善地解决这一难题。过去人们对《阮通志·杂录》重视不够，以为只是记载些离奇怪诞事情。其实，只要我们细心披阅，还是可以发现不少极为珍贵的史料。如过去人们在论及韩愈诗《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时，以诗中句“雪拥蓝关马不前”断定岭南无雪，故诗不在广东蓝关时作。其实，唐代广东常有雪，《杂录》载：“唐许浑诗，河畔雪飞杨子宅，杨子，汉议郎杨孚也”。这就是唐代广州下大雪的有力证据。又如，珠江三角洲一带盛产一种类蟹小动物“蟛蜞”，专食水稻禾蕊，危害极大，当地有养鸭农夫饲鸭专食蟛蜞，鸭粪还有肥田作用。然明代成化年间两广总督韩雍“不知鸭埠乃所以利农也，疑埠主为豪户，侵牟小民之利者也，革去埠主”。自此蟛蜞失去天敌，肆虐为害，致水稻失收，养鸭户又顿失生计，于是农夫、鸭户“合党并力以拒官兵”，演化成农民暴动。其后，“陈巡抚主议复洪武间鸭埠之制，定地为图，法极详密”，才平息了动乱。《杂录》不仅详载此事，而且指出此乃“百世可式者也”（注：阮元：《广东通志》卷331《杂录一》。）。此外，《杂录》一目还记述了不少粤省自然环境的变迁、岭南独特的风土人情以及统治者失察民事的事例，这些都值得我们关注与肯定。
第二，《阮通志》的史料价值是很高的，其选材十分广泛。阮元说，除各种方志外，“元家藏秘籍，如王象之《舆地纪胜》等书，亦多采录，是以今志阅书颇博，考古较旧加详，而沿革、选举、人物，前事、艺文、金石各门亦皆详核”（注：阮元：《揅经室二集》卷8《重修广东通志序》。）。然至今尚未见有人整理出《阮通志》所征引的全部书目，因而在此不可能一一列举。我们仅就《舆地略·风俗》一门（卷92和卷93）进行整理以作说明。在这两卷中，《阮通志》征引的府州县志共达65种；征引其他重要典籍则有：徐坚《初学记》、桓宽《盐铁论》、《文选》、《太平御览》、任昉《述异志》、《通典》、欧阳询《艺文类聚》、《朝野佥载》、刘恂《岭表录异》、赵德麟《侯夡录》、吴处厚《青箱杂记》、蔡条《铁围山丛谈》、黄瑜《双槐岁抄》、朱彝尊《明诗综》、李调元《粤东笔记》、王勃《净慧塔》、段公路《北户录》、李昴英《重修南海县志序》、王中行《迁学记》、《天山草堂集》、《大清一统志》、李渤《司空庙碑》、余靖《武溪集》、《舆地纪胜》、《明统志》、《太平寰宇记》、《东坡诗集》、杨载鸣《郡志序》、《昌黎文集》、吴震方《岭南杂记》、《包孝肃集》、《地图综要》、孔镛《城隍庙记》、徐兆魁《曾公祠记》、李元畅《演武亭记》、周去非《岭外代答》、《国史补》、苏辙《颖滨集》、张栻《思亭后记》、苏轼《伏波庙记》、《东坡志林》、尹凤歧《泷水县记》、陈献章《学记》等，共43种。仅此两卷征引文献即达一百余种。阮元所称“阅书颇博，考古较旧加详”，看来决非诳言。如现存广东最早的摩崖长篇石刻《罗定龙龛道场铭并序》就是由《阮通志》首次收入文献之中。《阮通志·金石略三》载：“《龙龛道场铭》，在罗定州龙岩，金石家皆未著录。”是阮元派仪克中亲访，此铭才得以大白于世。该铭全文达1213字，是了解唐代历史及广东开发史、佛教史的极其珍贵的史料。《阮通志》还自觉不自觉地运用了“诗文证史”和“金石证史”的手法。如《阮通志》利用了《曲江集·开大庾岭记》和《张九龄神道碑》，重新确定了开岭始于唐玄宗开元四年，纠正了《新唐书》上的开元十七年的错误说法（注：阮元：《广东通志》卷201《金石略三》。）。
第三，在编纂手法方面也很有特点。《阮通志》采用大字正文、小字笺案的做法，较好地做到追本溯源，完整地表述事物的演化。如对广东七月“孟兰会”和“七巧节”就是这样叙述的。正文引李调元《粤东笔记》：“七月初七夕为七娘会，乞巧沐浴天孙圣水，以素馨、茉莉高结于尾艇，翠羽为篷，游泛沉香之浦，以录星槎。十四祭先祠、厉为盂兰会。相饷龙眼、槟榔曰结圆。”“盂兰会”、“七巧节”至今仍是广东独特的民间节日，盛行于今广州荔湾一带。对这一重要的民间节日、歌会，《阮通志》便一口气列出唐韩愈《送郑尚书赴南海诗》、宋刘克庄《即事四首》、明孙贲《广州歌》、清王士正《广州竹枝四首》、梁佩兰《粤曲二首》、杭世骏《珠江竹枝六首》的相关描述，为我们今天研究古代广东民间歌会节日提供了清晰的线索。
第四，《阮通志》还具有鲜明的由专注考据转向“经世致用”的时代特征。清代汉学，至乾嘉大盛，但也开始暴露出其自身的缺陷。连一向尊崇汉学的阮元也开始认识到“我朝儒学笃实，务为其难，务求其是，是以通儒硕学有束发研经，白首而不能究者”（注：阮元：《国朝汉学师承记序》，载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三联书店1998年版。），转而提出要利用乾嘉汉学的手段去探究历史的整体及演化的原因。他说：“圣人之道，譬若宫墙，文字训诂，其门径也，门径苟误，跬步皆歧，安能升堂入室乎？或者但求名物，不论圣道，又若终年寐馈于门庑之间，无复知有堂室矣。”（注：阮元：《揅经室集自序》。）。
这种学风的转变，反映到《阮通志》的编纂上就是对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都极为关注，并给予充分的阐述。其中，《舆地略》、《山川略》、《关隘略》、《建置略》、《经政略》、《前事略》就达116卷之巨，其卷秩远远超越前代各种《广东通志》。对一些重大事情的记载更为详尽。如粤中桑园围，地跨南海、顺德、三水诸县，珠江3支流西江、北江、绥江环绕而过，成为捍卫粤中经济命脉的水利体系。阮元督粤也曾大修。《阮通志》便详记了自明代洪武年间到清代道光年间，历次溃堤造成的灾害，历任地方官对桑园围的修葺，修堤经费的筹措及日常管理等等，为后人确保粤中水利安全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明末清初，西方殖民者东来，成为明清两代的大事。清初郝玉麟修志，“新增外蕃一门”，《阮通志》“仿郝志之例，备录外蕃诸传，以供国史采择”（注：阮元：《广东通志》卷330《列传六十三》。）。《阮通志》根据新的形势，较郝志收录诸国有所增加，新增美国（咪利坚）、墨西哥（米时哥）、比利时等17国，对一些重要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殖民地范围都有较详记载，并且认为西方政体分“教化、治世二类。贸易者，治世类；夷僧则教化类也”（注：阮元：《广东通志》卷330《列传六十三》。）。它反映了鸦片战争前夕中国士大夫对西方诸国的认识水平；也反映了《阮通志》对时代潮流还是比较敏感的。
第五，历来方志之流弊以夸饰攀附为甚，但《阮通志》的撰述却比较客观，从而较好地解决这一通病。如历代《广东通志》列传中均首列高固、公师隅两人。《阮通志》虽仍列两人，但在“谨案”中指出：“固为楚相，岂有去郢适粤之事耶，后人因此附会，固为南海人实无确据也”。又说：“公师隅仅见于《广东通志》，别无援据，然旧志必有所本，未可骤删，今破例录之，亦存古阙疑之意也。”（注：阮元：《广东通志》卷268《列传一》。）从这种辨正与存疑上可见其科学态度之一斑。又如过往方志赞扬本地人与物，动辄言“甲天下”、“举世无双”，《阮通志》却尽力避免出现这类地方偏见。如在谈及“郡人有‘石湾瓦，甲天下’之谚”时就客观地指出：“形制古朴，有百级纹者，在江西窑之上，其余则质浊釉厚，不堪雅玩矣。”（注：阮元：《广东通志》卷97《舆地略十五》。）诸如此类之评述还有很多，恕难全述。《阮通志》之所以能较好地克服这一通病，一方面与阮元本身治学严谨的学风有关，另一方面则是阮元在设志局时有意兼聘粤籍与非粤籍人士共处有直接联系。有众多有学识的非粤籍人士的积极参与，才有可能有全局观念，才有可能编出高质素的志书，这恐怕也是当今修志者应该认真考虑的问题。
阮元主修的《广东通志》到底有没有重大失误？林天蔚先生认为《阮通志》有5点“可议之处”（注：林天蔚：《方志学与地方史研究》，台湾南天书局1995年版，第167-168页。）。对于这些异议，笔者依据具体情况拟作一些辨析。林先生认为：“八卷《前事略》，始于秦而止于明。……清初事迹可考，应止于前朝（乾隆）。”（注：林天蔚：《方志学与地方史研究》，台湾南天书局1995年版，第167-168页。）其实《阮通志·前事略》是政治性很强的部分，它止于明并非纂修者之无知或疏忽，而是基于多种原因。首先《阮通志》体例是仿谢启昆《广西通志》，“国初收粤及平削尚藩诸钜事，则已载在国史，此志不得记之，与广西志同例也”（注：阮元：《揅经室二集》卷8《重修广东通志序》。）。其次，清代文网甚密，尤其是乾隆一朝禁忌更多，凡反清及民主思想均遭严厉禁制，广东乃明末清初重要的抗清根据地之一，欲叙这段历史，必不可回避，与其违心撰述或藏首拙尾，语焉不详地敷衍几句，倒不如不叙，这是阮元不得已的隐衷。再次，它与阮元的为官生涯也有一定关系。阮元蒙乾隆“知遇厚恩，超列卿贰”，嘉庆亲政“复用巡抚，畀以封疆重任”。阮元任浙江巡抚时，全力追剿洋盗蔡牵，并取得决定性的胜绩，但此时浙江刘凤诰科场作弊案发，满员礼部侍郎托津参劾阮元“不确实察访，含混复奏，袒庇同年”，被嘉庆帝下令“即著照部议革职”（注：张鉴等撰《雷塘庵主弟子记》卷三。）。所谓“袒庇同年”的罪名其实不太可信，况且殊功尚不抵小过，作为汉员，阮元官场上的这一教训是相当深刻的。阮元好不容易东山再起，超擢一般汉员极难染指的两广总督要职，最得宠时竟一身兼两广总督、两广盐政摄广东巡抚、太平关税务、广东学政、粤海关税务等六职（注：张鉴等撰《雷塘庵主弟子记》卷五。），但阮元行政太注重树碑立传，阮元幕府龙蛇混杂，清廷对此是不放心的，阮元内心又岂有不明之理，故《阮通志·前事略》之缺清前期一段乃属事出有因而非阮元之过，当时阮元所处的时代环境是不能不考虑的。
林天蔚先生还批评《阮通志》引书不够详尽。“各郡县志多未注明纂修者、或刊行年代，因志书均多次重修，若未言明，无从稽考”（注：林天蔚：《方志学与地方史研究》，台湾南天书局1995年版，第167-168页。）。我们认为这一批评似是过苟了，毕竟《阮通志》不同于今天的学术著作，《阮通志》的这种注释方法，其实已符合乾嘉学派的学术规范，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钱大昕《廿二史考异》、赵翼《廿二史札记》、顾炎武《日知录》，其注释也大体如此而已。
至于林天蔚先生所列《阮通志》其他的缺陷，如《经政略·市舶条》欠市舶使名单、《艺文略》列书未尽、个别官员有政绩而未入传等（注：林天蔚：《方志学与地方史研究》，台湾南天书局1995年版，第167-168页。）。其实，一部如此庞大规模的省志，出现个别挂漏实在算不上什么大错。综合来说，阮元主修的《广东通志》，不失为广东历史上6部省志中质量最高的一部。至于阮元通过修志培养和锻炼了大批学术人才，为大规模兴办书院积聚了雄厚的学术力量，极大地促成省内各地的修志热潮，推动各项学术研究的蓬勃开展，其影响是相当深远的。阮元主修《广东通志》对振兴广东文教所作出的贡献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资料来源：《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0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