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随着“史界革命”口号的提出和新史学思潮的涌起，“史学史”这一学科概念形成。有学者认为：这一概念“可能是从外文译来的，或者可以说相等于英文''Historiography''，俄文''Историоrрафuа''，法文''Historiographie''，德文''Historiographie''”（耿淡如：《什么是史学史》，《学术月刊》1961年10月号）。而“中国史学史”这一概念则是梁启超第一次明确提出来的（见俞旦初：《梁启超论中国史学史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刊于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所《史学史资料》1980年第4期）。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中国史叙论》，第一、二节述“史之界说”和“中国史之范围”，又在《新民丛报》刊发《新史学》，第一、二章论“中国之旧史学”和“新史学之界说”。1922年撰《中国历史研究法》，在第一章简略论述了“史这意义及其范围”之后，于第二章“过去之中国史学界”，扼要地概述了2000年来中国史学发展的过程，以及改造旧史学、建立新史学的途径。这些论述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史学著述的开始。以后他又撰《补编》，界定“史学史”学科概念，就史学史有关内容作了简明而系统的论述，并将史学史列为学术史的一个组成部分，指出：学术史“最少要分四部：子、道术史——即哲学史；丑、史学史；寅、自然科学史；卯、社会科学史”，进一步提出“史学史做法”，即“（一）史官，（二）史家，（三）史学的成立及发展，（四）最近史学的趋势”。由此开创了“史学史编纂学”的新纪元。  

20世纪初是中国史学史草创时期。这一时期，没有产生关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专门著作，姚名达于1925年曾欲撰《中国史学史》，用力二年，但未成书。有关史学史的论述，多与编译介绍日本和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批判封建旧史学、探讨中国历史撰著体例等内容结合在一起。有关著述，除了梁启超之外，还有横阳翼天氏编《中国历史·首编》（1903年），吕瑞庭、赵征璧编《新体中国历史·叙论》（1907年），曹佐熙著《史学通论》（1909年）等。曹氏《通论》自称“究心史道，探颐索隐，原始要终，陶冶古近中外百家之言，以自成科学”。书凡七篇，目次为：史学之源流、史学之经纬、史学之繁难、史学之关系、史学之研究、史学之旁通、史学之未来，在诸家史论中较为系统（参阅俞旦初：《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的新史学思潮初考》，《史学史研究》1982年第3期）。此外，还有卢绍稷、罗元鲲、胡哲敷等，亦都在其史学“通论”、“概论”中，论述了中国史学发展的过程。综观所有论著，在思想和方法上，大多袭用了日本学者坪井九马三与浮田和民的著作。  

自1930年6月世界书局出版了曹聚仁的《中国史学ABC》一书，史学史著作的编撰步入了专门学科的轨道，同时许多大学历史系亦开设了中国史学史及相关课程。如卫聚贤在暨南大学、持志书院，陆懋德在北平师范大学，赵万里在西南联大，金毓黻在金陵大学，蒙文通在四川大学分别讲授“中国史学史”。还有朱希祖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史学通论”，范文澜在辅仁大学讲授“正史概念”，吕思勉在光华大学讲授《史通》，张尔田在燕京大学讲《文史通义》，陈垣在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辅仁大学开设“中国史学名著评论”、“史源学实习”，刘文典在清华讲授“校勘学”，傅振伦在北平女高师讲授“方志学”，等等。教学促进了中国史学史研究与撰著，编成数部讲义，如卫聚贤的《中国史学史》（铅印本2种：持志书院1932年刊本，暨南大学1933年刊本），陆懋德《中国史学史》（北平师范大学铅印本，年月不详），蒙文通《中国史学史》（四川大学铅印本，年月不详）等。此外，朱谦之撰《中国史学之阶段的发展》，刊于《现代史学》第2卷第1、2期（1934年）。经过十多年的积累，到了20世纪40年代，中国史学史的撰著呈现出兴盛气象，先后有9部专著问世，如朱希祖《中国史学通论》（独立出版社1943年）、金毓黻《中国史学史》（商务印书馆1944年）、王玉璋《中国史学史概论》（商务印书馆1944年）、傅振伦《中国史学概论》（史学书局1944年）、魏应麒《中国史学史》（商务印书馆1947年）、方壮猷《中国史学概要》（中国文化服务社1947年）、周谷城《中国史学之进化》（上海生活书店1947年）、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胜利出版社公司1947年）、何炳松《中国史学史》（王云五主编《中国文化史丛书》之一）等。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史学的教学和研究又有新的发展，杨翼骧在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白寿彝在北京师范大学，吴泽在华东师范大学，刘节在中山大学，各主讲席。有关著作与研究更加深入，金毓黻在旧作的基础上，重加修订，与商务印书馆于1957年12月再版。刘节晚年醉心于史学史，进一步扩充讲义，撰成《中国史料学与史学史》，1978年由曾庆鉴等整理成《中国史学史稿》，中州书画社1982年出版。至此，中国史学史研究，出现了两大力作，几被史学史工作者奉为经典。此外，还有李宗侗《中国史学史》（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5年版、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4年版）、白寿彝《中国古代史学史教本》（上），北京师范大学铅印本。等等。1978年以后，史学史研究迎来第二个春天，各类著述层出不穷，论古代者则有朱杰勤《中国古代史学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仓修良、魏得良《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张孟伦《中国史学史》上、下册（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1986年），高国抗《中国古代史学史概要》（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5年），陶懋炳《中国古代史学史略》（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等等。述近代者则有吴泽主编《中国近代史学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高国抗、杨燕起主编《中国近代史学史概要》（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陈其泰《中国近代史学的历程》（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马金科、洪京陵《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叙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张岂之主编《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等等。贯通古代、近代者则有尹达主编《中国史学发展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宋衍申主编《中国史学史纲要》（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施丁《中国史学史纲要》（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王树民《中国史学史纲要》（中华书局1997年），李炳泉、邸富生主编《中国史学史纲》（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出版社1999年），等等。论文集则有杜维运编《中国史学史论文选集》（台北·华世出版社1976年），吴泽主编《中国史学史论集》一、二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中国近代史学史论集》上、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陈光崇《中国史学史论丛》（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大型专门工具书则有吴泽、杨翼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大辞典、史学史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还有多卷本和大部头的中国史学史著作亦正在编纂中，如白寿彝主编的《中国史学史》（多卷本，第一册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杜维运《中国史学史》（共4册，已出版第一、二册，台北三民书局1993、1998年），杨翼骧编《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共4册，已出版1至三册，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1994、1999年）。  

20世纪80年代以后，关于中国史学史断代与专题研究的著作不断增多，诸如瞿林东《唐代史学论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吴怀祺《宋代史学思想史》（黄山书社1992年）和《中国史学思想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年）、谢保成《隋唐五代史学》（厦门大学1996年）、陈桐生《中国史官文化与史记》（汕头大学出版社1995年）、许兆昌《周代史官制度研究》（吉林大学古籍所博士论文1995年）、姜胜利《清人明史学探研》（南开大学出版社1997年）、牛润珍《汉至唐初史官制度的演变》（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汤勤福《朱熹史学思想研究》（齐鲁书社2000年）、任冠文《李贽史学思想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等等。台湾出版的有关著作有逯耀东《魏晋南北朝史学》、杜维运《清代史家与史学》、张荣芳《唐代的史馆与史官》、陈锦忠《先秦史官制度的形成与演变》、席静涵《周代史官研究》、蔡崇榜《宋代修史制度研究》等。  

从中国史学史专著的编纂体例和内容看，20世纪上半叶基本上有四种情况： 

第一，依据梁启超的“做法”，在其划定的范围内展开论述。王玉璋《中国史学史概论》设五章：为史官、史籍名著述评、史体、历史哲学、史学之新趋势。魏应麒《中国史学史》分上下编，上编三章曰：中国史学之特质与价值、中国史籍之位置与类别、中国史官之建置和职守；下编十章曰：古代之史学、两汉之史学、三国两晋南北朝之史学、隋唐之史学、刘知几、五代宋之史学、郑樵、元朝清之史学、章学诚、民国以来之史学，书末两节，专门介绍新史学与梁启超。金毓黻《中国史学史》列九章，目次为：导言、古代史官概述、古代史家与史籍、司马迁与班固之史学、魏晋南北朝以迄唐初私家修史之始末、汉以后之史官制度、唐宋以来设馆修史之始末、唐宋以来之私修诸史、刘知几与章学诚之史学、清代史家之成就。就此，还有曹聚仁《中国史学ABC》，于“绪论”论史之起源、史臣与史官、史体流变、史籍类别、史学，然后分章介绍古史、纪传、编年、纪事本末及其他诸史、刘知几与《史通》、郑樵与《通志》、清初浙东史学、章学诚与《文史通义》、史学界之新曙光。卫聚贤《中国史学史》以“历史的起源及演出、史学的分类及目录、正史及史目、历代的史官、历代的史学家”的诸篇架构，亦是沿循了梁启超的“思路”，在这类著作中，以金毓黻的书最为精湛，可以说是具体而完整地实践了梁任公的史学史编纂思想，以之为代表，形成了20世纪前半叶史学史撰著的主流。 

第二，从中国历史文献学的角度探讨史学的起源和发展，此以方壮猷《中国史学史概要》为代表，全书七章，曰：中国史学之起源、纪传史上、纪传史下、编年史、纪事本末、制度文物史、方志与家谱。 

第三，从学术史的角度论述史学史。如蒙文通《中国史学史》（收入《蒙文通文集》第三卷，巴蜀书社1995年版），以“晚周至汉、六朝至唐、中唐两宋、明清”为目，分设四章，首述晚周文、史、哲三时段与史学三派系及其历史哲学，三派系即北方功利派（法家）、南方神怪派（道家）、东方圣智派（儒家墨家），还有东方前期文化与史学、鲁国史籍与诸国史籍，杂家学说与司马迁等；继述魏晋学术、江左清谈、六代文与史学，史例之进步，史体之发达，南学、北学与古史学、唐修晋书五史与汉书学等；再述天宝后之文哲与史学，新学、洛学与史学，经制、义理、事功诸派学说，三派末派与官修宋辽金元各史；最后是正德嘉靖以后之学术与史学，义理、考据诸派之史学，道咸学术与史学再兴，最近史学之动向等，这部讲义在内容和编撰方法上均有特点。 

第四，史论式的著述。如朱希祖《中国史学通论》，第一部分“中国史学之起源”，论述“史”字本谊，有文字而后有记载之史、书记官云史、未有文字以前之记载、追记伪托之史，历史之萌芽；第二部分“中国史学之派别”，分述编年史、国别史、传记、政治史与文化史、正史、纪事本末。书后附录《太史公解》、《汉十二世著纪考》两文。书名“通论”，内容实为史学史专题研究。以“史学通论”阐述史学史者，还有陈汉章、赵吟秋、周容、杨鸿烈等人的著作。从后三种情况的著述看，尽管各有特点，但在许多方面仍然受了梁启超的影响，没有走出梁氏设定的圈子。怎样突破梁启超的“做法”，开辟中国史学史著作的新道路，这是20世纪后半叶学人思考与探索的主要问题。 

50-60年代，刘节于中山大学讲授“中国史学史”，在讲义基础上修订成书的《中国史学史稿》，虽然在体例结构方面仍依据了梁氏的“做法”，但在各个断代史学“概观”中，注意摸索、归纳史学发展的规律，并注意各代学术思想的论述，与金毓黻《中国史学史》相比，内容识见都显示了新的风格。遗憾的是这部书未经作者生前最后校定，不免瑕疵。1964年，白寿彝发表了《中国史学史任务的商榷》，指出：“中国史学史的研究，首先是要阐明我国史学发展的规律……在阐明中国史学史发展规律的同时，中国史学史的研究还要批判地总结我国史学成果。”（《白寿彝学术论集》下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2月版，第595至597页）以阐明规律和总结成果为史学史研究的任务与内容。吴泽、杨翼骧、尹达、仓修良等学者都试图通过研究实践，探索新的道路。80年代以后，一大批论著问世，或按照社会形态，或列序断代，论述史学的发展过程。尤其是杨翼骧先生以勤苦、扎实的功力，推出《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为本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资料基础，还有杜维运试图从世界史学的角度阐释中国史学史，撰出融贯中西的著作。至此，中国史学史著作突破了梁启超的范式，呈现出异彩纷呈的局面。  

综观20世纪中国史学史著述，可以1949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梁启超的时代，代表作为金毓黻《中国史学史》。刘节《中国史学史稿》，在内容与方法上为前后两个时期的过渡作出了贡献。后期以白寿彝等老一辈学者为代表，由于他们的努力与探索，为中国史学史创建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史学史著作的情况大体有三： 

第一，按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叙述中国史学的发展过程，如尹达主编《中国史学发展史》。这一写法虽然照顾了史学史与通史的关系，使读者能够了解各社会形态下史学的的变化情况，而实际上，史学的发展并不完全等同于中国通史，各社会形态有着本质的区别，但奴隶社会史学与封建社会史学是否也有本质的区别还很难说，因此，史学自身发展的真相就难以表述清楚。 

第二，以1840年为界，将史学分为古代、近代，断代分册撰写，如仓修良等著《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吴泽主编《中国近代史学史》等。这一写法较之第一种情况，便于进一步在宏观方面把握史学的发展，由于照搬通史断代，将完整的封建史学发展过程打断，使人无法窥见其前后演变，而且不能得到对其会通的认识。 

第三，突破条块分割，采用贯通方法论述中国史学发展的全过程，如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是书分导论和九章，导论为全书核心，综论对史学的认识；九章内容依次为：史学的兴起——先秦史学，正史的创立——秦汉史学，史学的多途发展——魏晋南北朝史学，史学在发展中的转折与创新——隋唐五代史学，历史意识与史学意识的深化——宋辽金史学，多民族史学的进一步发展——元代史学，史学走向社会深层——明代史学，史学的总结与嬗变——清前期史学，史学在社会大变动中的分化——清后期的史学。书后附录《中国史学：20世纪的遗产与21世纪的前景》、《百年史学断想》两文。此书有许多值得称道之处：（一）从总体结构和内容上讲，弥补了已有著述的不足，以一个新的角度和更加宽广的视野，对中国史学的发展作了会通考察。已有史学史著述，由于受任公“做法”和中国通史写法的影响，大多先切块，后断代，成系统的内容往往被切割得支离破碎，如中国古代史官制度，其发展线索本来较为清晰，但被断代肢解得模模糊糊，一事前后分在数章，难以领略其来龙去脉。而《中国史学史纲》则采用了独到处理，设“导论”，简明扼要地概述了史学史的基本问题，包括史学史意识的产生和发展、史学史的性质和任务、中国历史上的史官制度和私人著史等。然后再按史学的发展进程，分列九章，从史学的兴起、创立、多途发展、转折与创新、意识深化、多民族化、走向社会深层到总结与嬗变、分化，进行系统考察，总结成果与阐明规律相得益彰。（二）中国史学史与中国通史之关系的正确处理。探讨中国史学发展的全过程不能抛开中国通史的线索，但中国通史的线索与史学史不尽相合，因为史学的波动与社会历史的波动不完全一致。传统史学有两个系统：一为民间，一为官方。当社会不稳定时，往往是民间史学活跃的时期，如魏晋南北朝、宋元之际、明清之际；当社会趋于稳定时，又是官方史学兴起的时候，而官方史学兴盛的前奏多是政治剧变，如高平陵事件后，王沉撰《魏书》；北齐禅代东魏后，魏收修《魏书》；玄武门之变后，又出现了贞观修史的盛况，等等。史学的发展受社会变动的影响，它是根据现实的需要，不断地发展、总结，再发展、再总结，有其自身的特点。如果按中国通史的线索去套，其自身的特点就很难显示出来；如果完全按照史学本身发展过程，撰著中国史学史，抛开通史的线索，则很难让大多数读者所接受，尤其是史学史专业以外的读者。因此，《中国史学史纲》以史学发展线索为主导，以通史断代作参照，来阐明史学史，一改过去著述“先秦史学”、“秦汉史学”等等之胪列，这样处理，不仅科学，亦使读者有一种清新的感觉。（三）关于史学史的分期，在已有的著述中，或将史学划分为奴隶社会史学、封建社会史学、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史学，实际上，就传统史学讲，这三个社会阶段的史学并没有本质的差别，先秦人用编年纪事，汉晋唐宋元明人亦用编年纪事，同样用编年纪事，我们岂能因社会形态不同而将他们武断地划分为奴隶、封建？《中国史学史纲》则将传统史学作会通考察，探讨其在各时代的变化，自然质朴，实事求是，没有任何俗套，是一部实实在在的中国史学史专著。（四）注重史学理论的阐述。理论的不发达历来是中国史学的一项缺憾，已有的史学史著述，介绍与总结成果有余，而在理论上阐明规律则不足。近20年来，史学史研究虽呈兴盛局面，但具有重大突破的成果较少，一个主要的原因在于理论滞后，中国史学本身理论不足，外来的理论又不能很好地与中国史学接轨，这就严重地困扰了史学史的发展。《中国史学史纲》试图突破这一困扰，强调理论的建树，特别是“导论”部分，约8万字，简明扼要地阐述了史学史的基本理论问题，表明了作者在史学史这一学科的基本看法，既是全书的纲领、核心，又是作者对中国史学史的理论贡献。同样在正文九章中，每章之前都有概括总结，指明各个时期史学的变化及特点，并从理论上解释其发展及原因。作者的这一研究方向亦代表了当今史学史研究的发展趋势。  

《中国史学史纲》是20世纪出版的最后一部史学史专著，这部书实践了白寿彝先生的史学史的编纂思想，表明了作者20多年学术探讨的成就，代表了新时期史学史研究的新水平，同时也向学术界昭示了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一条新的道路。 

（文章来源：《中国史研究动态》2001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