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感觉主义”和严肃刻板的追求“真实”的史学连在一起，使这个词很容易招惹人生出许多负面的想像，比如人们会想像那些具有丰富“感觉”并刻意突出其作用的人一定是对收集史料的活儿怕苦怕累，推三阻四才想出这么一个使自己轻松的办法。可我认为，在当下的中国史学界内突出“感觉”的意义，并没有故意赶时髦或耸人听闻的意思，也绝没有蔑视和轻松逃避史学积累工作的意图。也许可以这样理解，我在这里大谈“感觉”的起因正是因为自己实在无法容忍目前史学界的一些治学弊端而做出的“矫枉必须过正”的无奈姿态。这姿态也许有些戏仿当年胡适的味道，一些人曾质疑胡适的“全盘西化论”，胡适的回答大意是说，咱中国人怎么可能真西化呢，但中国的传统害人太深，不这样提出问题如何能刺激他们走上变革之路？
　　为简捷起见，我在此尝试提出提倡“感觉主义”的若干理由：
　　第一，当今中国史学完全丧失了讲故事的能力，换个文绉绉点的说法就是没有优秀的历史叙事，反而对优秀的故事叙述畏之如虎，避之如蝎，好像讲故事只能和通俗、不深刻和“文学化”为伍。说句更狠点的话，20世纪以后中国史学的叙事传统就根本绝迹了，只拥有变幻不定的各种引进概念和围绕这些概念做出的简单归纳。而中国本来一直不缺乏优秀的史学叙事传统。《史记》中故事的丰富和生动自不用说，可夸司马迁的人都说他会“究天人之际”，却对其漂亮的讲故事手法保持沉默，以致于现代史学只充满了专业化的暴力断语和抽象符号，哪里看得到司马迁的影子？
　　第二，中国当今史学完全丧失了想像力。中国史学缺乏想像力的原因是片面追求所谓客观性和“求真”的效果。客观化和“求真”本来都是不错的说法，但在中国却像被念歪了的经文。首先我们要分清：客观化非“科学化”，“求真”是一种人文愿望还是机械模仿？中国史学被“科学主义”（非“科学”本身）所毒害不是一天两天了，“结构”“量化”“趋势”“规律”的僵化表述使大多数中国史学作品活像一些毫无人文血色的贫血婴儿。
　　第三，中国当今史学像个鹦鹉学舌的理论秀艺人。不会讲故事也就罢了，现今的历史学不但缺乏对历史情境本身有深刻洞察的人文嗅觉，而且更进一步变成了西方理论的拙劣贩卖者。现在的大四学生都可开口闭口讲两段哈贝马斯和福柯，却对中国历史的最深层逻辑的悟解隔之千里，以致于了解西学越多，对中国的理解能力就越弱，离真实的历史就越远，完全违反了理论增强历史悟性的良性增值定律。
　　当年，我本以为即使“矫枉过正”地生搬硬套一番西学理论，至少会对中国史学的最终革命有所助益，这和90年代的一场争论有关。90年代曾经有一个说法，即80年代重“思想”，90年代重“学术”。当时学界有两派，一派认为80年代的“思想”无根无基、徒具口号的效应，90年代通过“规范化”的形式才使得80年代不着边际的“思想”拥有了学术依据；另一派则认定90年代的“学术”仅是霸权条款而无人性灵魂。我当时坚定站在“学术规范化”提倡者们的一边，但十年过去我却发现，“学术规范”不但变成了学术制度日趋僵硬的助推因素，成为打压真正有活力之学术创新的一个最好借口，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是历史学走向灵性之前途的毒药。
　　毒药的症状是：概念使用越规范，就越有可能按照西方的社会科学的状态去处理中国本土的问题。可笑的是，自以为对解释中国历史独特性有用的新理论，却把中国历史恰恰理解成为一个西方道路的翻版，而与中国历史的本来面貌愈趋愈远。横向移植的结果是打开了历史学界研究的视野，变得非常热闹，但对中国历史本原状态的解释是越来越弱了，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悖论关系。它可怕到不是应不应该或引不引进理论的问题，而是引进之后结果是否更糟糕的问题。这也引起了我的沉思，历史教学中对西方社会理论的传授目的是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以致于缺乏“问题意识”一度变成了我们讥讽史学研究者抗拒理论训练的一个口头禅，但我的问题是，具备了理论训练后，就自然而然地具备了洞悉历史真相的能力了吗？事实可能正相反，这可能有两种情况，一是对“问题意识”的具备往往不是对中国历史进行深刻洞察后获知的结果，而往往只是对包装某段历史的理论教条耳熟能详的一种表现。
　　在这个意义上，单纯强调“问题意识”极易造成一种误导，以为掌握了一些理论皮毛和套用技巧就可以替代对历史本身艰苦卓绝的体悟过程。只要看看现在大多数的博士论文和充斥书店的学术专著就会清楚，这些学术产品都“规范”得很，如行文中都有明确的“学术回顾”和参考书目，有中规中矩的中间论证和最终的结语定论，但总让人感觉到这些产品“规范”得越来越有“八股”的味道，似乎离历史的真实感觉和状态相差甚远。原因就在于太迷信“规范”和其建构“问题意识”所导致的后果。这些作品给人的印象是，某个题目的选择背后都有一种理论预设作支撑。但作者对这些理论预设的遵循不是根据其与历史本然状态自然契合后的一种选择，而是削足适履地使鲜活的历史场景服从于一个个预先设计的“问题意识”，结果据此剪裁拼贴出来的历史图景之单调无趣可想而知。“问题意识”的设计恰恰不是显示中国历史中人物活动的动态表现，而是某种即定成型的理论模式的反复上演。
　　我提出“感觉主义”的重要性当然和历史研究中缺乏鲜活的“人”的踪迹有关。中国当代历史书写中缺乏对人的关注早已不是新话题。更可怕的是，这种“人”的缺席会被一种貌似新潮深刻的“理论”规训所淹没。
　　我并不是笼统地反对“问题意识”，而是反对没有经过历史感觉历练淘洗过，而直接被理论规定性所强迫的一种貌似规范的学术行为。现在有些学生倒是心中总有一种“学统”在，慢慢被规训得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在什么样的学术传统中提出什么样的问题，但这种问题的提出往往不是其自身经过对历史过程的个体感悟得来的，而是不断在某种“问题意识”自身的滚动复制中形成的一种提问方式，熟练、机械但缺乏灵气，这就是其意识中缺乏对历史细节动态的绵绵渗透般的感知能力造成的恶果。特别是史学界弥漫着一种高高在上的判断，认为古人对事务的认知由于不如我们当今人知道得清楚，所以毕竟吾等具有“后见之明”的优势，对古人的智商时常缺乏敬畏之心，是我们当今历史学家的大毛病。古人老谈“复三代”，我的理解是不一定“三代”事事就比当时强，但古人对过去历史的敬畏使他们更加清楚地知道自己的位置，从而更加注意如何关注环境与自身处境的平衡关系。无奈我们这些搞历史的人往往不知古人言行的深意，却常常自我得意地妄下是非判断，导致“问题意识”的建立充满了自大虚矫的色彩。当然，这种毛病我自己身上也常常难以避免，故需时时自警。
　　（原载《中华读书报》2007年5月16日第11版。） 

（资料来源：史学评论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