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表述历史为职业者闻之必摇头再三。的确，自打19世纪后半叶与文学分道扬镳后，近代历史学即琵琶别抱、投身于科学门下。历史学被视为基于科学的方法追求事物客观性的学科。  

　　不过，近代历史学的一厢情愿并不能改变其自身的历史。历史学作为一种表述行为，毫无疑问带有修辞的文学成分。正如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在《野性的思维》中所指出的，本质上，决定历史叙述的不是史实本身，而是历史学家对史实的解释。1980年代后半叶“语言学的转变”摇撼了一味追求科学性的历史学，一些历史学者蓦然发现，近代历史学数典忘祖，在科学的刀劈笔削下，历史被规训得支离破碎、血色失调。历史学需要找回曾经属于自己的东西：想像力。  

　　本来，文史一家，自古而然，不论东西。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亦文亦史，介于文史之间。在19世纪中叶以前的欧洲，历史书写就是修辞性的文学行为，无论是希罗多德的《历史》，还是伏尔泰的《路易十四的时代》，既是历史著作，也是文学作品。如果撇开历史“真实”与文学“虚构”之间的不同，确如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所揭示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在运思结构、议论格式以及意识形态指向上并没有本质差异。  

　　但是，从诞生之日起，近代史学即着力于在历史学与文学之间设立樊篱，她声称历史学关注的是以“史料”形式存在的“事实”，而文学艺术所建构的“事实”是虚构的，故而不能成为历史学研究的对象。为保证历史研究的“科学性”，兰克主义史学甚至将历史学圈定为基于可靠的官方档案的政治史。这种历史科学化的结果，近代史学失去了想像的活力。  

　　对于兰克式的历史叙述，近代史学内部一直翻滚着突破桎梏的冲动，“新史学”便是一个象征符号。早在1890年代就有人使用了“新史学”一语，1929年法国“年鉴派”出现后，“新史学”逐渐扬名世界，衍生出多重含义，从早期强调与社会科学对话、建构整体历史，到近来反对历史学社会科学化和用理论、概念来随意切割历史，主张把历史置于日常生活之中加以考察。“新史学”这种不断突破自我——历史学的局限性的努力，表明她不是自我限定的概念，而是反对任何僵化的武器。在法语里，“新史学”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活着的历史”。顾名思义，活着的历史就是要将历史栩栩如生地再现出来。这是一个高远的目标。  

　　尽管如此，在“新史学”的圣坛上，文学依然不在。直到接受“语言学的转变”的冲击后，“文学”才重新现身于历史学家的视野。  

　　“语言学的转变”要求人们以语言为中心重新思考“文化”。“文本之外一无所有”（德里达语）。历史学应该关注语言，语言构成了人的意识，人的意识又赋予表象于意义。“语言学的转变”让文学为之欢呼，令历史学震惊不已，1994年，英国的《过去与现在》杂志专门组织了一场文学与史学的激烈讨论。然而，文学和史学并没有就此破镜重圆，但是，朴素实证主义史学从此失去了在历史学昂首独步的话语霸权，不管是否愿意，历史学者必须承认历史文本的修辞性，修辞和事实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必须承认历史证据或记忆里包含着客观性和主观性之间的矛盾。  

　　科林伍德在《历史的观念》里谈到历史的想像力时，举例说：  

　　当我们眺望大海时，看到一艘船。五分钟之后，当我们再次眺望时，船已经移动到不同的位置。因此，我们必须想像，当我们没有眺望的时候，船在一点一点占据着两处的中间地带。这是历史思维的一个案例。同样，当我们被告知凯撒在不同的日子里分别呆在罗马和Gaul的话，我们得想像凯撒在两地之间旅行的情景。  

　　没有想像力的历史学是不可想像的。历史学需要感觉主义，这是历史学者自我省思的契机。唯有感觉或想像被注入了历史性内容，感觉或想像才能成为历史表述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