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翼骧先生今已86岁高龄矣。捧起收载先生论文汇编的《学忍堂文集》（南开史学家论从，中华书局2002年11月版），那纸墨之香，竟引人下泪。四年前，我和导师，还有各位师兄弟姐妹会集先生家中，请教毕业论文的写作，苍颜白发的先生卧于床间，微笑而谈，语速缓慢，但宛若拥有磁力，深深吸引着我们。今四迫寒暑，京、津咫尺，未能再见，此情此景，却如心中灯火，不可磨灭。
《学忍堂文集》（以下简称《文集》）收载的多为史学史及史学理论论文，也有数篇为读史札记和序文。《悼念杰出的历史学家白寿彝》一文为悼念白先生逝世而作。《说中国近代的史学》、《谈治学与作人》两文是先生的讲课稿，由弟子的讲课记录整理而成。《文集》最后附有《杨翼骧先生学术系年》。先生的许多论文，如《我国史学的起源与奴隶社会的史学》、《裴松之与〈三国志注〉》、《刘知几与〈史通〉》等都曾多次转载，为大家所熟识。也有一些文章，因发表年代很早，如1947年发表的《司马迁记事求真的方法与精神》、《班固的史才》，1948年发表的《三国时代的史学》、《漫谈历史的研究》等不易得见，《文集》的出版，为查阅先生的论文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阅读《文集》，可见先生在史学史领域的杰出成就。在这一系列论文中，先生刊出的史学史论文数量并不很多，但分量很重，《司马迁记事求真的方法与精神》、《班固的史才》、《三国时代的史学》早年（三文均发表于40年代末）就曾得到高度的评价，使得先生在史学界崭露头角。《裴松之与〈三国志注〉》、《刘知几与〈史通〉》等文更是一转载再转载。《我国史学的起源与奴隶社会的史学》一文勾稽史料，考察了中国史学的起源，对奴隶社会的史书和史学成就作了全面概述；《中国史学史绪论》构建了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整体框架；与弟子共同执笔的《论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思想体系》论述了中国古代史学理论中史学宗旨、史学地位、史学方法、史学标准、治史态度、修史制度、史籍优劣、史学流变等八个问题；与弟子合写的《唐末以前官修史书要录》简略介绍了《竹书纪年》、《世本》、《东观汉记》、《魏书》、《吴书》、周书》、《隋书》、《晋书》等八部唐末以前的主要官修史书，更为重要的是叙述了唐历代实录的编纂，流传和基本价值；根据讲课稿整理的《说中国近代的史学》全面讲述了近代史学的思想前驱、资产阶级史学的建立、发展、倒退倾向至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分析了了新的史学理论、史学方法和史书编纂的新形式。
先生的专著《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已知之者甚多，前三册（分先秦至五代、宋辽金、元明三部分）分别刊行于1987年、1993年、1999年，仓修良先生云：“这样一部著作，帮助我们掌握和了解我国史学发展的梗概，对于研究具体史家或史书也创造了条件，嘉惠后学，其功大矣。”（仓修良《读〈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史学史研究》2002年第4期），待看《文集》中写于1957年的《先秦史学编年》、《三国两晋史学编年》，写于1964年的《南北朝史学编年》，方知先生这种“披沙拣金”的工作始于数十年前，丰硕的成果，来自艰辛的学海跋涉，成功的背后，是坚忍不拔的意志和不懈的努力。
俗语云“文如其人”，阅读先生的文章，亦可见先生治学精神和先生的人品。
一、独树创见，不人云亦云
独树创见，不人云亦云是先生治学的一大特点。早在四十年代末，在多数人注意司马迁《史记》的写作技巧时，先生从司马迁努力收集史料、实地考察、亲身访问轶闻佚事、专心锐志完成《史记》著述四个方面，撰成《司马迁记事求真的方法与精神》一文，论述了司马迁史学精神中的最可贵之处。50年代末，学界曾展开对曹操评价的讨论，在大家普遍认为曹操攻打乌桓是正义的反侵略战争，予以较高评价的情况下，先生仔细审核史料，在《曹操打乌桓是反侵略吗》一文中阐明了自己的不同看法，对曹操攻打乌桓的目的和性质、后果进行了慎密的分析，认为曹操攻打乌桓的前四十年中，乌桓并未进行侵略，这次战争只是曹操“削灭群雄”战争的一部分，客观上是为了消灭袁氏（绍）势力，促成北方统一，其后果是给乌桓人民的经济、文化带来了灾难。析理透彻，让人不得不为之叹服。
二、以公正客观的态度评价历史人物和著作
公正客观地评价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历史著述是《文集》中透视出的又一大特点。如《班固的史才》一文客观分析了《汉书》的优点，肯定了其史学成就与史学才华可与司马迁并称，认为郑樵对班固的任情贬低“失掉了史学批评家的公正态度与客观精神”（9页）。对于史学界颇有争论的项羽是否是农民起义领袖的问题，先生发表了《为甚么项羽是农民起义领袖》一文，从项羽响应、参加、领导了农民起义，击破秦军主力，推翻了秦朝统治的实际出发，认为他是秦末农民起义的领袖之一。文中云“‘实践是真理的标准’，只有实际行动是最靠得住的，那么，我们在批判一个历史人物的时候，还能抛开他的实际行动而仅抱住出身、动机或一句话不放吗？”（46页）评价历史著作也是如此，先生认为，“对一部历史著作的的评价，不应仅从其形式上着眼， 而应根据其内容来探讨。”（174页）他的《裴松之与〈三国志注〉》一文论述了裴注的宝贵价值，批评了过去学者对裴注的轻视态度。先生还从史料入手，认为范晔《后汉书》建立在十余家后汉史著，尤其是华峤《后汉书》的基础上，在材料上没有下大的功夫，提出对范晔应当从范书及其主要蓝本的比较入手，重新研究和评价。（173页）
三、认真、严谨的治学精神
五十年代，随着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讨论的展开，有关汉代的社会性质问题的讨论也日趋激烈，有人认为是奴隶社会，也有人认为是封建社会，争论不休。先生学习这个问题时，认真作了笔记，他认为，“要解决这样重大的问题，必须依靠大家共同努力，对于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上层建筑各方面进行全面研究，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49页），先生经过审慎研究，掌握了充分的论据，于1956年发表了《关于汉代奴隶的几个问题》一文，对史学界关于奴隶的名称，俘虏与奴隶的关系、奴隶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奴隶在法律上的地位、奴隶的数量中等许多问题一一廓清，被誉为是一篇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取得显著成就的典范。
先生在《曹操打乌桓是反侵略吗》一文中指出，“如果笼统地对待，或者片面地凭信史籍上不切实的记载，就难免得出与历史实际不符合甚至相反的结论。”（138页）。关于金朝著名学者蔡珪的卒年，很多史学著作皆依《中州集》所云断为金世宗大定十四年（1174），先生从《金史·蔡珪传》中发现了疑点，事实证明，蔡珪之卒应在唐括安礼、王蔚、刘仲海同时分任尚书右丞、参知政事、御史中丞期间，经过层层分析，先生写出了《蔡珪卒年辨》一文，判定其卒于大定十五年至十六年间。先生还在注释中注明：“《中国历史大辞典·史学史卷》的古代部分是由笔者担任主编的，审稿时对蔡珪的卒年也未加考察”（386页）。先生之认真严谨，可见一斑。
先生还大力提倡认真负责的工作精神，1986年发表的《应当继承司马光认真负责的精神》一文对司马光亲自动手，精选助手，全力以赴，一丝不苟的深入细致的工作予以大力表彰，号召大家学习这种精神，以不断提高史书编写质量。
四、高尚的品德
《谈治学与作人》是先生弟子整理出的讲课笔记，不是史学方面的专论，这却是一篇非常宝贵的文字。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亲身感受谈作人的道理，不仅教做学问，而且教学做人，先生云“学者立足于社会凭的是什么？一是做人，二是治学，治学的人好好做人十分重要，治学先要学会如何做人，治学的目的是做一个有文化素养、品德高尚的人。” （452页）他告诉弟子,做人要真诚宽厚，谦虚谨慎，尊人自重，治学要有雄心、专心、细心的四种心态 .他说“要珍视自己是受过稿等教育的人，是学者、教师的身份，言行应当检点，否则不足为人师表。教师的一举一动都给学生一定的印象，所以对小节也要注意。”（454页）这朴实无华的话语，代表了一个教育工作者的胸怀。先生先后在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讲授过中国通史，中国史学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史，历史文选，史学名著选读等多种课程，以精深的学识和高尚的品格赢得了广大师生们的尊敬。
展读导师的附信：“今托德仁带去翼骧师文集二册，皆有杨先生赠书章，但杨先生卧病在床，已不能题字。”我与几个年轻的后辈一起聆听先生教诲的情景又现眼前。先生自序中云“学忍堂”为祖传堂号，以此题作书名一是表达对祖辈的怀思，二是对后学有所寄望，将那“对后学有所寄望”一语反复嚼读，先生对后辈的拳拳之心跃然于纸上。而今，身为先生弟子的弟子，深愧不能如先生所寄，书此数语，以志对先生的感念，并祝贺《文集》出版。
按：此文方写成，接乔师信，言杨先生已逝世。长歌当哭，难寄哀思，也以此篇，为我之哀悼。2003年2月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