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同为中国近代史上伟大爱国运动，但它们之间又有对立的方面。分析产生这种对立的原因，对于客观评价这两场爱国运动、全面认识中国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都是有意义的。
一
义和团运动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反帝爱国运动，在这场运动中。义和团小生产者的革命性与保守性，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一方面，他们不乏与帝国主义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另一方面，又有着浓厚的封建迷信和盲目排外的严重弱点。这个弱点突出表现之一，就是对戊戌变法和维新派的否定。
“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天无雨，地焦干，全是教堂止住天。”“兵法艺，都学会，要平鬼子不费难，折铁道，拔线杆，紧急毁坏火轮船。大法国，心胆寒、英美德俄尽消然；洋鬼子，尽除完，大清一统靖江山”<%《义和团乩语》。《义和团史料》上册，第18页。%>。这条流传最广、最有代表性的义和团乩语，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义和团运动的几个基本特点：义和团兴起的原因是帝国主义的侵略；义和团奋斗的目标是赶走侵略者，维护国家的独立和主权；义和团斗争的手段之一，是“折铁路、拔线杆，紧急毁坏大轮船”。而后者的进一步发展，“洋灯、洋磁杯，见即怒不可遏，必毁之而后快”<%佚名《天津一月记》。《义和团》（三），第146页。%>，“通洋语、讲洋语者，用洋货者，其间分别差等列为土毛”“必杀无赦”<%佐原笃介：《拳事杂记》。《义和团》（一），第271页。%>。总之，见洋必反，遇洋必杀。因此，以效法外洋，进行资本主义变革为内容的戊戌变法，以及光绪帝和康有为等维新派也自然而然地成为义和团反对的目标。
“义和团既以仇教为名，光绪帝为教主，盖指戊戌变法、效法外洋，为帝之大罪也。”“匪党扬言欲得一龙二虎头。一龙是帝，二虎指庆亲王及李鸿章”<%《庚子国变记》第4页。%>。有的论者，以这条最常见的史料，论证义和团反封建，实际上义和团反对光绪，并不是因为他是封建皇帝，而是因他“效法外洋”，搞了戊戌变法。反对光绪不是反封建，而是“灭洋”和“盲目排外”内容的一部分。“众人未看清，上帝降神兵，扶保真君主，挪位让真龙”<%《义和团揭帖》，《义和团史料》上册，第17页。%>。这条乩语的意思比较含混，也有打倒光绪帝的含义。“庚子之春，日照重阴，君非桀纣，奈佐非人”<%《义和团杂记》。《义和团史料》上册，第7页。%>。这是间接否定光绪。义和团打起“扶清”的旗帜，决不是要扶助光绪那种效法外洋进行改革变法的皇帝，而是要扶助封建的、大一统的大清王朝。
义和团以打倒光绪、反对效法外洋为己任。在另一条广泛流传的义和团乩语上说：“今上帝有七怒：一怒庆王天主翁，二怒钦差袁奸雄，三怒助洋李鸿章，四怒将军裕不忠，五怒聂姓提督死的苦，死后还得流（留）骂名，六怒贼子通洋保国会，不久落头归阴城，七怒变（遍）地死一多半，闰月秋时是大乱。”<%《义和团杂记》。《义和团史料》上册，第11页。%>康有为、和他组织的保国会也被义和团借上天名义鞭挞。这些当是“君非桀纣，奈佐非人”的最好注脚和说明。一般说来，受其经济和阶级地位的局限，农民阶级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只反地主阶级的压迫，却不反对封建政治制度，以“忠臣”自居的义和团，当然也不例外。他们清楚地知道反对皇上是大逆不道的罪名，可现在，被尊称为“天子”的皇帝，居然成了“教主”，成了义和团打倒的目标，最好的解释是把这个罪名推到辅佐皇帝的大臣身上，这种“清君侧”的历史剧是屡演不衰的。
义和团反对、否定维新派和戊戌变法，株连之下，洋务派丁日昌、郭嵩焘，提倡“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魏源，也难逃此大劫。
郎中左绍佐上书：“往者丁日昌、郭嵩焘，敢于著书以夸大洋人，曰船坚、曰炮利，天下习而风靡，士大夫以诵洋人之强，自号为知时务，降而康有为之党，乃至菲□中国先圣帝王以誉洋人，而变法之议，交哄而不解。佐每览丁、郭二人之言，末尝不太息痛恨，以为是人者，其棺欤可剖而戳也！”“魏源以刺夷性、识夷事，师夷长技以著书，天下承其谬者数十年，误事甚大。究之刺夷事、识夷情，则增一买办之材，成就一买办，则增多一汉奸。”怎么办呢？“闭关绝好，则正气可以得复！”<%左绍佐：《悟澈源头》。《义和团史料》上册。%>
这位守旧的封建官僚，是将魏源、洋务派、维新派放在一起大加鞭挞的。他的思想很有代表性。在义和团运动期间，这种全盘否定新学的风气甚嚣尘上，和义和团盲目排外的弱点结合在一起，成为压倒一切风行一时的社会思潮。一付赠义和团大师兄的对联写道：“创千古未有奇闻，非左非邪，攻异端而正人心，忠孝节廉，只此精诚未泯；为斯世少留佳话，一惊一喜，仗神威以寒夷胆，农工商贾，于今怨愤能消”<%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事本末》。《戊戌变法》（一）。%>这里，“仗神威以寒夷胆”，与“攻异端而正人心”同时存在，反对新学，反对变法同正义的反侵略战争混为一体。
应该指出，以义和团为主、包括一部分爱国官吏，他们反对和否定戊戌变法，是出于对帝国主义欺凌、侵略的积郁已久的仇恨，兼及对一切外洋事物的反感，是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城门之火”，殃及变法维新之“鱼”。他们的这种过火行动是可以理解的。另一种情况，以慈禧、刚毅、载漪为代表，他们对变法维新恨之入骨。他们否定戊戌变法，首先是要置光绪帝于死地，以维护和巩固自己本已不稳的统治。他们是中国封建社会最腐朽，最黑暗势力的代表。他们对八国联军侵略的抗争与义和团不同，他们把封建统治集团的利益置于国家民族利益之上，一旦帝国主义列强表示允许保留其小朝廷，他们就完全拜倒在侵略者的脚下，成了千古罪人。这两种情况，应区分清楚。
二
义和团称光绪帝为“教主”，信奉“基督教”，虽属无中生有，但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厉行新政，“效法外洋”，“命各省官吏保护外洋传教士”。这自然给正在同教会、教民作斗争的广大爱国群众以深刻的印象。至于康有为他除以“四夷之交侵，强兵以相凌”，“国事蹙迫，危急存亡”，作为变法维新急不可待的证据，更以“奸民蓄乱于内”，“金田之役，将复起矣”<%康有为：《上清帝第一书》。《戊戌变法》（二）。%>，作为促动光绪皇帝早下变法决心的催化剂。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五书》中说：“自台事后，天下皆知朝廷之不可恃，人无固志，奸□生心，陈涉辍耕于陇上，石勒倚啸于东门，所在而有，近边尤众，伏莽遍于山泽，教民遍于腹省。今岁广西全州、灌阳、兴安、东菌、那地、泗城，电白己见告矣。匪以教为仇，教以匪为口实，名连枝党，发作待时，……即无强敌之逼，揭干斩木，已可忧急，况潢池盗弄之余？”<%《上清帝第五书》。《戊戌变法》（二）。%>康有为把农民起义视为自己的敌人，诬蔑人民群众反抗教会、教民的压迫是“匪”“暴乱”，完全站到了广大人民的对立面，他反对人民群众反洋教斗争同反对历代农民起义同样是鲜明和毫不含糊的。作为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他比农民小生产者更明了“教民遍于腹省”对清廷统治的威胁，看到“教堂遍地，无刻不可起衅”<%《上清帝第四书》。《戊戌变法》（二）。%>的严重性。但是，康有为并不支持人民起来反抗教会、教民，反而支持光绪帝下令保护教士和教堂。这是为什么？因他顾虑“民教之争”，将使“彼西人藉口兴师，为我定乱”<%《上清帝第四书》。《戊戌变法》（二）。%>。维新派既脱离广大人民群众，视人民的反抗为异己的力量，就把自己孤立起来，放在极端软弱的地位上，也就不能不跪倒在封建皇帝和帝国主义的面前，把变法成功的希望寄托在一个没有实权的光绪帝上面，甚至计划把中国的新疆、西藏广大边疆出卖给帝国主义，换取帝国主义对变法给予物质和道义上的支持。维新派在变法中表现出来的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也决不是偶然的，这同义和团反帝斗争中表现出的坚决和不妥协性，简直不可同日而语，维新变法正由于缺少强有力的后盾，脱离人民而昙花一现，迅速夭折。
康有为等维新派并没有从变法失败中得到启示，改变他们对群众反教会斗争的态度。他批评清政府招抚义和团的政策是“养虎自为患”，攻击义和团抗击八国联军侵略的正义斗争是“杀害各国人民，困及公使，祸酷无道，闻之愤怒，令人发指”。康有为在致英国公使濮兰德的信中，表示要与义和团“不共戴天”<%《上清帝第五书》。《戊戌变法》（二）。%>。他号召发起组织的自立军更大书特书“讨贼勤王”，以镇压义和团爱国群众，保护光绪帝为己任。他们成立保皇会。宣布“助外人攻匪以救上”，完全成了义和团的敌人。可见，无论是义和团，还是维新派，都把对方看作同自己水火不能相容的反动势力。
三
义和团和维新派的尖锐对立根源于他们截然相反的纲领——“扶清灭洋”和“变法维新”。这集中在两点，一是对“清”，一是对“洋”。义和团提出“扶清”就是要扶助清王朝，不改变封建制度；提出“灭洋”，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反对洋人包括一切西方文化；维新派提出“变法”，就是要废汉唐元明以来的封建之法；提出“维新”，就是维资本主义之新。义和团要杀尽洋人，排斥一切洋事物；维新派则崇尚西方政治，对列强特别是英日抱有幻想。义和团提倡的正是维新派反对的，而维新派津津乐道的却是义和团深恶痛绝的。迥然不同的政治纲领，造成了义和团和维新派之间视若寇仇的对立局面。
但是，从另一方面讲，这两个纲领又有共同之处：第一，无论是义和团，还是维新派，他们都不主张推翻清王朝，都是在保持清王朝一统天下的基础上进行反侵略斗争和政治改革。第二，他们的斗争方式、手段、目标不同，但本质上都希望中国独立、富强，都是爱国主义的。这是为什么我们肯定这两场运动的原因所在。第三，尽管我们承认义和团和维新派政治纲领有着重要相同之处，但在相同之间，也还存在着巨大的差异。首先是对“清”的理解。义和团讲“扶清”、“助清”、“顺清”，有人说，“清”是指中国，这样似乎更能证明义和团的爱国性。其实不然，农民作为小生产者，受其阶级和经济地位的局限，根本不可能象资产阶级那样把大清和中国这两个概念区分的那么清楚。“洋鬼子，尽除完，大清一统靖江山”<%《义和团乩语》。《义和团史料》上册，第18页。%>。“灭尽洋人教民，以兴清朝”<%《庚子记事》，第12页。%>等等义和团乩语，表明在义和团眼中，“扶清”就是扶助清王朝，即使他们中一些人有反封建或改朝换代的思想，也不可能跳出“家天下”思想的“窠臼”。退而言之，承认“扶清”就是扶助清朝，并不贬低义和团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精神。
同义和团“扶清”口号相仿，维新派也有“保国、保种、保教”的主张，并成立了保国会。与义和团“扶清”口号不同，维新派《保国会章程》第一条：“本会以国地日割，国权日削，国民日困，思维持振救之，故开斯会以冀保全。”比义和团“扶清”口号更为鲜明地揭示了救亡图存的宗旨。保国会名曰“保国”而不曰“扶清”，将大清和中国两个概念区分的清清楚楚。梁启超曾详细地阐明了“保国”口号的由来。他说：“自甲午以前，吾国民不自知国之危也，不知国危，则方且岸然自大，偃然高卧。故于时无所谓保全之说。自甲午以后，情见事绌，东三省铁路继之，广西之土司继之，胶州湾继之，旅顺大连湾、威海卫、广州湾、九龙港继之，各省铁路矿务继之，长江左右，不让与他国，山东、云贵、两广、福建不让他国之约，纷纷建之，于是瓜分之形遂成，而保全中国之亦不得不起……，自戊戌四月二十三日，而保全中国之事，始有所著，海内喁喁，想维新矣。仅及三月，大变遂起，圣君被幽，新政悉废，于是保全之望几绝，识微之士，扼脉而嗟，虎狼之邻，眈目而视，佥曰：‘固不可复保全矣。’故今日议保全中国惟有一策，曰尊皇而已。”<%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卷五。《戊戌变法》（一）。%>这段引文较详说明维新派“保国”一词的内涵。保国”就是“保全中国”，而“保全中国”惟有“维新”，而“维新”又惟有“尊皇”。在他们眼中，“保国”、“维新”、“尊皇”是同一的。“尊皇”的目标在于维新，设制度局，实行君主立宪，伸引“民权”否定专制，“尊皇”到头来是限制“皇权”。因此，看起来，义和团“扶清”与维新派“尊皇”同出一辙，实际上，除了在爱国、不推翻清王朝上有共同点，其水平高下有着天壤之别。维新派“尊皇”最终要建立一个资本主义的中国，顺应了世界潮流发展的方向，而义和团“扶清”，虽有抵御帝国主义侵略的积极意义，但最终企求的不过是一个独立的旧的大一统封建王朝，能在一个好皇帝统治下过那种河清海晏、男耕女织的太平生活。可以这么说，义和团运动就其思想纲领来说仍停留在中世纪水平，而维新派的政治纲领，以及粗具规模的有组织的斗争，已显示出近代政治斗争的特点。
总之，义和团和维新派的对立根源于他们不同的纲领，这纲领有“同”，更有其“异”。这种“异”，不在是否爱国，不在是否推翻清王朝，而在于对待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态度，在于是维持一个不变的中国，并以此抗击列强的侵略。还是学习西方资本主义文明，通过改造中国，达到抗击侵略，挽救祖国危亡的根本目的。义和团和维新派的全部分歧和差异基本在此。
四
义和团和维新派之间的尖锐对立，不仅给对方的事业以伤害，而且也是导致自己为之奋斗的事业失败的重要原因。资产阶级维新派，力图通过由上而下的变法，改造中国，变封建社会为资本主义社会。他们站在时代的最高峰，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方向，启迪了中国的思想界，为行将到来的资产阶级革命准备了条件。但他们脱离人民，敌视群众斗争，最终由于缺乏坚强有力的后盾失败了。义和团抵抗八国联军的斗争，显示了中国人民与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打破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罪恶阴谋，但他们提不出先进的政治纲领，缺乏统一的组织和严明的纪律，终于在清廷的叛卖和帝国主义炮火下而遗恨千古。维新派有先进的政治纲领却无力量，义和团有力量却无先进的纲领，彼之所长，我之所短，我之所长，彼之所短，倘能彼此协手，中国近代史的革命斗争将会改观。但是，他们各自的阶级弱点决定了二者不是联合，而是互为否定。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这两场爱国斗争的失败。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真正悲剧。
但是，这场悲剧的铸成，决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不是明清以来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而是伴随着西方殖民者对中国侵略产生的。在这样历史条件下产生并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必然和外国资本以及本国封建统治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他们刚刚起步的时候，不仅不视封建统治者为自己革命的对象反而视为朋友，把资本主义的发展寄托在清廷的保护政策之下。维新派作为资产阶级的上层和右翼登上政治舞台，不是把变法成功的希望寄于人民的支持而倚恃清朝皇帝就是前者的发展继承和集中表现。也正因为如此，他们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把广大人民的正义斗争看作“暴乱”，是“匪”，不仅不提出任何有关农民利益的政纲，争取广大农民群众的支持，反而把这一最广泛的同盟者推向顽固派一边，最终由于力量孱弱导致变法失败。谭嗣同临刑前大声疾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岂偶然耶？
其次，农民阶级受其经济、政治地位的局限，特别是千百年来，在封建地主阶级压 迫剥削之下，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力，不可能认识和了解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他们虽亲身受到外国传教士、教会、教民的欺凌，由此产生强烈的反抗意识，却无法理解伴随着西方列强殖民侵略而来的资本主义文明正可为我所用，无法理解从林则徐、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到维新派变法维新的深刻意旨，反而仇视它，憎恶它。中国农民战争到太平天国运动时已达到顶点，义和团运动无论从纲领上、组织上，还是规模上，都远远未达到太平天国的水平。义和团运动作为中国民主革命胜利的奠基石之一，其历史功绩不可抹杀，但是，他们毕竟不是新生产力的产物新的生产关系的代表。在中国民族民主革命中，他们不可能提出先进的政治纲领，独立地担负起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他们的失败是必然的。他们身上蕴藏着象火山一样的革命力量，只有在先进的阶级、先进的政党的领导下，才能为取得革命胜利发挥主力军作用。
（资料来源：《历史教学》1987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