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7年，晚清著名诗人、画家顾春（字太清，1799－1877）的小说《红楼梦影》出版。这或许是现存第一部由中国女性创作的小说。顾太清的传奇一生并非本文主题，略知她属满族镶蓝旗，为西林（即西林觉罗）氏之后，并在北京度过成年岁月便可足矣。
顾春最初在《红楼梦影》中署用笔名“云槎外史”。此笔名如何使得该书作者身份由扑朔迷离到真相大白的宛转轶事更令人兴致颇增。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前，没人知道该书出自顾太清之手，直到她部分遗失手稿在日本被发现，其作者身份才得到验证和确认。顾太清的其他两部著述均为诗集，分别是《天游阁集》和《东海渔歌》。其手稿曾流传数十载，部分甚至还有她自己的注释。在顾春去世20多年后的20世纪初，两部诗集方得以出版。《天游阁集》手稿数卷在中国佚失，但一直藏于日本。正是这几卷海外孤本手稿提供了顾春是《红楼梦影》作者的线索。她在手稿第七卷中自称“云槎外史”，卷中有诗一首叙及她《红楼梦影》的作者身份。“云槎外史”笔名在第七卷中的使用让人推断《红楼梦影》不是以匿名小说公布于世的，但更重要的是，它直接反映出当代学术界对顾春时代众所周知的书与作者的关系一无所知。
与文稿和作者关系之谜一样，《红楼梦影》的成稿时间亦是疑团重重。1862年，顾春致好友沈善宝（1808－1862年）的诗中专门写到该小说，并提及小说当时离完成尚远。难以理解的是，沈善宝在1861年以“西湖散人”的笔名已经为该小说作序。然而，1861年至1877年长达16年的时间对顾春完成小说写作而言显得过于漫长。凭想象而言，她拖延了结尾部分的写作，至少是有可能她不希望生前将此书公之于世。考虑到清代妇女在出版她们作品时的矛盾心理，也考虑到顾春一生所遭到的非议以及此小说的自传色彩，她有可能选择不去出版自己的小说。另一个因素或许是公众对小说的不敬，那是当时几乎没有妇女以小说方式写作的主要原因。
如此情形中作者逝后出版一说应该是情有可原的，但我们仍不能断定此说。《红楼梦影》所标注的出版日期是1877年（光绪丁丑年），无具体月份。顾春死于1877年11月3日，这说明当年的大部分时间她依然在世。由此推测，顾氏很可能最终同意出版该书，尽管此时距沈善宝题写序言已隔了相当长的时间。顾氏会在临终前最后一刻思慕功名而打消对出版该书的顾虑么？我们知道，顾氏在生命的最后两年中双目失明。这段时间里，她既不能游走四方，也不能提笔作诗，更不要说把作品交给出版商。如果把稿本交给出版商是顾氏本人的动议，代理方式的转交就一定是设定的事实。
无论对小说出版日期持作者坠事说还是被禁止出版说，以作者的角度解释1877年为小说出版之年更为恰当。尽管出版的决定最终大改以前之顾虑，然而一旦这种决定的改变确定下来，一套全新的背景因素就成为关注对象，它们同样重要，甚至更确切地解释为何1877年成为该小说的出版年份。以这种解释，作者的拖延和被禁止出版都不是重要的事情，关键在于当时的出版界正在发生变化，小说一时成为热门商品。顾氏主意的改变（如确有其事的话），主要不在于小说长期得不到出版的遗憾而在于外部世界的压力。
《红楼梦影》的出版商北京聚珍堂至迟在1840年左右即开始出版满、汉合璧之书籍，1876年起突然改为只出版汉语书籍。小说是其主要出版物，还包括一些其他类型的娱乐文学书籍。此后的七年里，这类新书不断涌现。在此期间，聚珍堂至少还出版了一本满汉合璧的出版物，1883年后又陆续出版了几本双语著作。截至1883年，聚珍堂几乎出版了当时所有的汉语名著。从聚珍堂出版的汉语书目来看，其对小说的偏爱程度似乎大大超过似乎更为现代式的上海申报馆。后者在美查（Ernest Major）的带领下创立于1872年，广为搜求尚未出版的小说稿本。无论是随申报馆而动，还是与申报馆并进而反映出当时全国小说销售的全新商业化水平，聚珍堂的新面貌都令人吃惊地离弃了旧式的商号运作模式。
目前尚无直接资料能够证明聚珍堂仿申报馆之样板广征未刊行的小说作品。然而，作为一家只出版汉语书籍的出版商，聚珍堂在七年当中出版了17部小说（包括再版本），有几部是全新的作品，除《红楼梦影》外，还包括《儿女英雄传》、《忠烈侠义传》（即《三侠五义》）和《极乐世界》。这种出版格局支持了聚珍堂的确征集了新的（或旧有未出版的）文学作品的假说。聚珍堂对《红楼梦》题材稿本情有独钟值得关注。除《红楼梦影》之外，几本聚珍堂的其他出版物也衍生于《红楼梦》。《红楼梦影》是此类目小说作品的第二部。第一部是王希廉1832年刊本《红楼梦》的修订本，为汉语此书出版本之首。该书出版于1876年，只比《红楼梦影》早一年。
从出版商角度的解释，使我们能假想出《红楼梦影》似乎拖至1877年才获出版的另一种合理推论。与其说是顾春或其家人最后一刻的主张突变，不如说是刚刚崛起的市场因素和政治力量致使上海及各地出版商寻求新作品的刊行。在这种形式下，顾氏小说的出版可能完全是一种商业行为，与1861年的情形大不相同。或许聚珍堂通过旗人的渠道发现了顾氏手稿，并来向她或她家人那里索取。再不就是顾春家人听说征集小说的消息后，将顾氏手稿送到聚珍堂。
如果没有这种图书市场的变化，顾氏小说可能永远不会出版，我们只能通过新近发现顾春与沈善宝的通信诗文去探索这段佳话了。那样的话，《红楼梦影》便与这位19世纪的中国女性作家擦肩而过，与1844年以前汪端的《元明逸史》、铁峰夫人的《红楼觉梦》同样命运了。尽管顾氏小说既非改良主义作品，也不具有现代性特征，它却成为19世纪即将结束时小说日渐重要及其出版商品化的重要标志。与此相对的是顾氏另外两部诗集，在等待了30年后才获出版。
另外有趣的一点是，人们通常认为所有晚清小说均由新式的近代出版公司出版，而聚珍堂（就迄今所知而言）既未经营报纸和任何他类近代出版刊物，亦未在印刷技术方面有所创新，这点与申报馆及其他上海的出版商大不相同。事实表明，传统出版商同样能够自求适应新时代的潮流，即使没有采用现代技术，《红楼梦影》之类的小说依然能够出版刊行。聚珍堂就这样成为给新旧出版模式之研究打出亮点的重要课题。
聚珍堂概览
三种证据性的资料，即两位见证人稍有分歧的描述和现存的出版品实物，使我们能还原聚珍堂的部分历史原貌，包括商行老板、经理都分别是谁，他们企业操作的形式如何，以及1877年出版顾氏小说的原因。
对聚珍堂最为完整的叙述来自蒙古官员崇彝。他追溯晚清历史的《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写就于1930年，侧重于北京的日常生活，他在众多的选题中也描绘了书市贸易。内容如下：
隆福寺街东口路南聚珍堂书肆，（今歇业）本天绘阁旧址，同治中，为一内务府旗人张姓接收，改名聚珍。因张氏有旧书数屋，不知好坏，遂充书肆装架之货。复用工人刻木字若干，以为活字版之用。此亦有心人也。其初拟遍印不经见之书，惜后来只印说部（欲印红楼梦不果）数种，为三侠五义、极乐世界及儿女英雄传而已。光绪已未（二十一年），聚珍堂后柜失慎，木字皆付之一炬。所印之包公案（即三侠五义）最有名。因此书本无底本，当年故旧数友（有祥乐亭、文冶庵二公在内），每日听评书，归而彼此互记，因凑成此书。其中人物，各有赞语（今本无），多趣语，谐而雅。此道光间石玉崑所传也。儿女英雄传为文铁仙先生所撰。其间冶庵、俶南两先生多所赞助。然此二书聚珍本极难得，极乐世界弹词则无味也。
有证据让我们指出崇彝书中的几处错误。其首误是断言张姓旗人“欲印红楼梦不果”为括号中点校者标注，并非文中作者所写。事实上，就我们所见，聚珍堂于1876年已再版了王希廉编《红楼梦》，取名为“绣像王评红楼梦”。第二处错误与《极乐世界》有关，该书属于传奇故事，并非崇彝记载的弹词。此外，从其他资料及崇彝的其余记载中可知，聚珍堂的经理姓刘，而不是姓张。也许张氏提供了启动资金及书籍股份总额，其后由刘氏家族接管经营（隆福寺一带的书店与皇宫联系密切，照理来说不应缺失张氏脱手聚珍堂的相关记载）。不管怎样，聚珍堂一开业，张氏便销声匿迹。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能够证实聚珍堂在开始发行汉语小说之前就已经规模可观了。如前所述，聚珍堂的满汉合璧书目（其中尚有不少印本在世），早在1840年就开始出版，至少持续到1894年。换而言之，这比它后来出版汉语书籍时间有据的七年多出很长时间。
除去错误和删节的部分，关于聚珍堂还存在不少疑点。最令人费解的是，聚珍堂所有的满汉出版物似乎都使用雕版印刷。这种情况下，出版商为何从1840年始即取名为聚珍堂这么个暗含活字印刷的名字？1876年以前聚珍堂或许还出版过其他活字印刷书籍么？无论答案怎样，汉语出版物似乎已作为独立系列从满汉合璧出版物中分离出来。中文书籍结尾介绍聚珍堂其他所有书目时，列出的仅仅是汉文版的著作，对双语版闭口不谈。另外一个问题涉及1895年发生的火灾，这被推测为聚珍堂停止活字印刷汉语书籍的原因。从我们掌握的所有情况看，聚珍堂在1883年以后便停止出版此类书，这要比崇彝提到的火灾早12年。事实上，聚珍堂在1895年前后停止出版的并不仅仅是汉语书籍，也包括满汉合璧书籍。
书商孙殿起进一步为我们提供了聚珍堂的历史资料。如下：
刘英烈，原名五盛，字魁武，束鹿县人，于光绪二年开设，刊有聊斋拾遗、儿女英雄传、石头记等书，皆用小字聚珍本，故以聚珍名堂。并刊有清文书如虚字指南篇、四书等。至民国元年，英烈长子书文继其业。至十八年，英烈季子书升继其业。凡经营五十余年歇。
孙殿起当时在北京从事图书贸易达10余年之久，他的叙述相对而言要比崇彝更可信。在两人的记录出现差异时，他的评论会受到更多的重视。尽管如此，孙的叙述也还是留下一些疑惑。因此，我们无从得知1876年之前聚珍堂出版满汉双语书籍的更多具体情况。转言于文本证据，旧的聚珍堂商号出版著作上的地址，与后来所有汉语出版物上的地址完全一致，这说明聚珍堂只有一个，并不存在其他重名的聚珍堂。以上事实使我们可以肯定地说，1876年或此前聚珍堂的某个部门确实致力于用木活字版刊行汉语小说，这个部门出版的小说或其他作品，均为汉语著作。此系列在七年以后停止了出版，或许是由于火灾的缘故。孙殿起和崇彝的叙述都证明聚珍堂曾长期存在，但我们并未发现1894年后该公司有任何出版物。或许此后的聚珍堂只是一家书店，而不再是出版商了。
保存下来的聚珍堂汉语出版物即便不是全部，也是其中的绝大部分。以下为汉语小说目录：
1876年，《绣像王评红楼梦》，这部《红楼梦》在1832年首先以《王希廉评本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的题目刊出，藏于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及他处。
1877年，《红楼梦影》，藏于清华大学图书馆及他处；
1878年，《儿女英雄传》，藏于山东大学图书馆及他处；
1878年，《济颠大师醉菩提》，藏于天津图书馆及他处；
1879年，《忠烈侠义传》，藏于英国大不列颠图书馆及他处；
1880年，《醉菩提》，第2版，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
1880年，《儿女英雄传》，第2版，藏于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
1881年，《续红楼梦》（30卷？），藏于北京图书馆；
1882年，《忠烈侠义传》，第2版，藏书地不详；
1883年，《三侠五义》（或称《忠烈侠义传》第3版），藏于首都图书馆，部分复印件。
除小说外，聚珍堂其他汉语出版物目录如下：
《御制悦心集》（医学类），藏书地不详；
《增广达生编》（医学类），藏书地不详；
《红楼梦赋》，藏书地不详；
1878年，《聊斋拾遗》（文言小说），藏于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图书馆；
1880年，《文虎》（杂文集），藏书地不详；
1881年，《想当然耳》（文言小说），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
1881年，《历代史略鼓词》（鼓词），藏于天津图书馆；
1881年，《极乐世界》（传奇），藏于哈佛燕京图书馆；
《蟋蟀谱》（艺术类），藏书地不详；
《艺菊新编》（艺术类），藏书地不详；
《续聊斋志异》（文言小说），藏书地不详；
最后一本附有聚珍堂出版目录的要算1881年出版的《极乐世界》。尽管聚珍堂以前的出版物也附有出版目录，然就我所掌握的材料来看，《极乐世界》的书目清单是最后也是最完整的一份。虽然有些书籍出版日期不明，然上述所列书目（除《续聊斋志异》外）在1881年时一定都已出版，有些可能更早一些，因为它们在此前的书目清单中就已列明。《续聊斋志异》仅仅列在《聊斋拾遗》书单之中，两年后的《极乐世界》书目并未将其列入，因此它很可能根本没有真正出版。就我目前掌握的材料，1883年后聚珍堂再没有刊出新版汉语书籍。
上面所列出版清单证实了崇彝的说法，即聚珍堂出版的汉语书籍主要是小说。已知的21部（含再版）书中，16部为古典或方言小说，4部则与《红楼梦》有关。这也进一步证实崇彝所描述的聚珍堂发展轨迹，即创办初期雄心勃勃，然随着岁月流逝而渐归于沉寂。因此，聚珍堂的再版图书远不如新书出版谨慎。即使这样，聚珍堂早期还是推出几部重要的小说作品，如《儿女英雄传》、《忠烈侠义传》（《三侠五义》）等。正如崇彝指出的，这些书不仅仅是由聚珍堂出版，也是在其积极推动之下促成的小说。此外，聚珍堂几部早期小说的重刊本在出版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如《绣像王评红楼梦》、《聊斋拾遗》。这些书的重印很可能是为迎合当时的市场需求。
崇彝的另外一段记述涉及聚珍堂的经营环境：
隆福寺街当年只有书肆三处：同立堂，后改三槐；天绘阁，后改聚珍；宝书堂，近年歇业。文奎堂光绪二十七年始开设，其铺长王云瑞，号辑五。本聚珍堂刘氏之甥，于庚子联军入京时，因琐事为其舅氏所逐，因而愤发自创业。当年资本甚微，逾年，即大发迹，今则内外城书肆以文奎为冠矣。王君于此道并不精，但人缘佳耳。
孙殿起的叙述与崇彝大致相同，但也有一些出入。孙在文中也提到了文奎堂及其他几家书商，但他认为文奎堂与聚珍堂之间仅有间接联系，即它们的主人都来自河北的同一个县。孙文的另外一处不同是文奎堂从聚珍堂分立出来的日期，他认为是1881年，而不是崇彝提到的1900年。孙殿起的叙述还证实文奎堂的存在时间相对要长久一些。隆福寺街的其他出版机构几乎都被河北、江西的商人所垄断，但是到了1929年，他们几乎全部改行，不再经营图书生意，这也是孙氏最后一次提到聚珍堂的时间。然文奎堂却继续经营着书店。
聚珍堂与相邻书商间的另一业务区别是满汉合璧之书籍。其刊行和编目或搜集于20世纪的有如下诸本：
1840年，《音韻逢源》（In yun feng yuwan bithe），6－0310；
1845年，《小儿语》Buya jusei muwa gisun i bithe，2－0096；
1846年，《孙子兵法》Sun zi i coohai doro bithe，5－0279；
1864年，《清文虚字指南编》Cing wen jiye zi bithe，Simon,66；
1866年，《重刊清文虚字指南编》（Cing wen jiye zi bithe）,6-0320；
1881年，《千字文》（Mingan hergen i banjibume araha bithe）,6-0506;Poppe, 105；
1887年，《吏治辑要》（Han i dasan i oyonggo be isabuha bithe）,2-0051；
1887年，《圣谕广训》（Enduringge tahihiyan be neileme badarambuhe bithe）,2-0085；
1888年，《四书》（Duin bithe）,Simon, 73；
1889年，《清语摘抄》（Manju gisun i sonjofi sarkiyaha bithe）,6-0442；
1889年，《衙署名目》、《公文成语》、《官衙名目》、《折奏成语》；
1889年，《清语摘抄》（Manju gisun-I senjofi surkiyaha bithe）；
1890年，《清汉对音字式》（Cinghan dui in zi xi bithe）；
1890年，《圣谕广训》（Enduringge tahihiyan be neileme badarambuhe bithe）；
1890年，《初学必读》（Tuktan tacireurse urunakuu huulaci acara bithe），6-0350；Simon，68；
1894年，《重刊清文虚字指南编》（Dasame foloho manju gisun i untuhun i temgetu jorin bithe），6－0326；
1894年，《重刊清文虚字指南编》（Cing wen jiye zi bithe），6－0320；
以及《满汉文衙署名目》。
正如崇彝所指出的，上述书目中一些已被同样位于隆福寺街的聚珍堂的邻居们所出版。例如，宝书堂亦于1840年出版了《音韻逢源》。我不清楚书籍再版是否需要经过特别的允许，也不清楚究竟是哪一家首先出版了此书。当时，一种满汉双语书籍被多家出版商出版的情况并不少见。隆福寺一带的出版商中，似乎只有经营最成功、维持时间最长的文奎堂从未出版过满汉合璧书籍，其汉语出版物包括一些方言小说，如《青楼梦》，该书从某种程度而言是《红楼梦》的续集，出版于1888年。由此可知，文奎堂之成功在于它顺应了满汉双语书籍正逐渐退出市场的时代潮流。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崇彝提到的其他出版商少有甚至没有出版小说，只有三槐堂曾于1800年出版了《绿牡丹》，但这个三槐堂可能并非上文崇彝提到的那个三槐堂。
将聚珍堂出版的满汉合璧书籍和汉语书籍进行比较，我们就可以看出一些变化的轨迹。从书名来看，满汉双语书籍主要针对那些汉语欠佳的读者。聚珍堂出版的双语读物主要有满汉辞典、《孙子兵法》等汉语典籍的满文译本、行政管理专业术语书籍、儿童启蒙读物等门类。相对而言，汉语读物皆为娱乐书籍，即使不是小说，也是戏剧、文言传奇、美工画册及说唱曲艺方面的读物，只有两本是非娱乐性的医学书籍。从版本的新旧来看，聚珍堂出版的绝大多数双语书籍均为几十年前已刊作品的重印本，只有极少数新书。而汉语书籍三分之一以上为新书，即使加上两套销路极好的再版《儿女英雄传》和《忠烈侠义传》（《三侠五义》），新出版汉语书籍的比率仍然高过前者。最后，绝大多数双语书籍是针对满语读者出版的。虽然几部语法书籍对母语为汉语的人来说或有裨益，如1889年出版的《清语摘抄》——一部满文后置词和词尾变化的语法书，这些语法书籍对那些满语程度并不高的满人来说也非常实用。反过来看，汉文书籍明显是为能读汉语的人而出版的。
双语书籍与汉语书籍之间的另一区别是印刷技术。聚珍堂的双语书籍均采用雕版印刷，而汉语书籍则与同时期北京其他数家出版商同样，采用了木活字印刷。采用相沿已久的木活字印刷而非铅字或其他金属活字，已算不得什么先进技术。这与申报馆及其他上海的出版商采用更现代化之活字印刷形成鲜明对照。尽管如此，印刷技术之不同，还是聚珍堂汉语著作和双语书籍的一个明显不同。
最后，有人提出聚珍堂汉语书后均附所有出版书目之惯例，实是现代广告之雏形。诸如此类的自我推销也见于20世纪之前其他一些出版商的书中，但通常都散插于卷首凡例，不是附表于书末。对比之下，聚珍堂的书目表更接近于现代方式，如前所述这种方式未见于聚珍堂的双语书籍。
将聚珍堂的汉语出版物与更为现代的申报馆之间进行进一步比较，对我们更具启发性。两者的比较给评价聚珍堂在汉语书籍出版相对高的现代化程度提供了尺度。申报馆成立于聚珍堂出版第一批汉语作品之前四年，并致力于征集出版那些以前从未出版过的小说作品。其征集通过馆刊通讯的发序，传播甚广，特别注重娱乐性书籍。从技术角度而言，申报馆的金属活字印刷技术已领先于聚珍堂，以馆刊通讯的为形式的广告技巧也比聚珍堂的附录书目更高一筹。集各点比较于一言，申报馆对急剧变化的技术革新的回应，表现出了对日益发展的大众图书市场更为强烈的追逐意识。此外，申报馆出版物的读者面也比聚珍堂广发。聚珍堂通常将读者锁定为北京居民和旗人，申报馆则面对北京、上海及其他各地的读者。
总之，聚珍堂之汉语书籍的出版较之双语书籍更为先进，尽管某些特殊部分较之申报馆有所不及。聚珍堂的汉语出版瞄准娱乐书籍而不看重教育类书籍，力求出版新作，而非重刊旧作；将印刷技术改为活字印刷（尽管仍属旧式活字），并为自己的商品做广告。这些都为领先于未来的大众图书市场做准备，而在同时，双语出版业仍原地踏步，停滞不前。从日后的发展来看，任何19世纪晚期出版的满语著作单从语言学的角度看已经注定了被淘汰的命运。然而，比较聚珍堂两方面出版的一些特殊点使我们看到，它的汉语出版属于未来之潮流，而非满汉之争端。
两方面的对比反应出聚珍堂内部有两种不同的出版思路，汉语和双语出版很可能由不同的人在运作。如果崇彝提到的文奎堂于19世纪末从聚珍堂分离出来的论断大抵不错的话，分离之原因大概就在于聚珍堂内部在近代出版业转型问题上的分歧，有没有可能文奎堂老板王云瑞早年在聚珍堂就负责汉语书籍的出版？即使如孙殿起所说，王云瑞早在1881年即已离开聚珍堂，他仍然有可能负责策划了新书的出版。再者，1881年之后，聚珍堂的汉语出版仅限于旧籍重刊，而且只有两部，此时汉语新书的出版已处于停顿状态。
聚珍堂与申报馆最令人注目的相似点之一在于它们都考虑征集出版新作品。申报馆通过馆刊通讯形式征求新作，而聚珍堂则采用口口相传等方式征寻。最终聚珍堂最畅销的新作《三侠五义》和《儿女英雄传》很快就使其与申报馆齐头并进。不仅这两部小说被申报馆和其他上海的出版商重印，《忠烈侠义传》也被北京其他书行重印。由于名气远逊于上述小说，《红楼梦影》也许永远不会被聚珍堂重印，也没有被聚珍堂相邻的北京出版商和更现代化的上海出版商所选择。然而尽管传播范围比聚珍堂最畅销的两部汉语小说窄小得多，《红楼梦影》还是和相对走红的红楼梦相关题材的作品挂上了钩（除《王评红楼梦》外，《续红楼梦》、《红楼梦赋》也包括在其中）。《儿女英雄传》以其特有方式也可算作这套“红楼梦系列”之一部。
《红楼梦影》之满族渊源
需要重申的是，上述诸种分析不排除顾春自己或其家人主动与聚珍堂联系出版其著的可能性。假定《红楼梦影》并非在大规模征询书籍时为张姓旗人获得，顾太清的家人当时就在北京，且亦为旗人，小说又以北京为背景，他们如果希望此书出版，主动将书稿送至聚珍堂也是顺理成章之事。然而我们所考虑的线索至少（如果不是更多地）证明，从聚珍堂传来的某种征书启事是促使顾氏或其家人从尘封数载的书匣中取出书稿予以出版的缘由。1881年，聚珍堂出版了一部关于《聊斋志异》的戏剧集，名曰《极乐世界》，此集便是响应聚珍堂征书号召的极好例证。该书早在1815年便已完成，直到66年后才被聚珍堂征集出版。
除《红楼梦影》之外，另外一本汉语出版物也与满族人有联系，即《儿女英雄传》。该书的作者是满人文康，其故事也发生在北京。有趣的是，文康的满洲籍并未在该书的序言或其他位置予以强调，《红楼梦影》的也是如此。仅仅当这些小说的满洲背景逐渐引起人们注意时，它们才得到应有的关注，尽管对时人而言这可能是个普通不过的常识。同样，《红楼梦影》的序言中也并未言及作者的女性角色。即使聚珍堂的编辑了解顾太清的身份，也未予以特殊说明。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25年后女性改革者才在著作中呼吁对这些小说家女性身份的关注，将其作为推进女权主张的手段。
聚珍堂的汉语出版清单本不长，新式书目之书单亦是如此。而重要之处在于，19世纪末由上海引发的出版业近代化进程已开始影响到北京。即使聚珍堂没有使用金属活字技术，并不具备与报纸媒介的联系，以及缺乏申报馆书籍出版之商业基础，它仍然循着近代化的方向找到了自己的出路。
结 论
作为现存最早一部由中国女性作家完成的小说，《红楼梦影》讲述了出版界的一段重大变迁。作为聚珍堂出版清单中一部作品，它反映出当时北京出版商紧追现代化步伐的时代面貌。最后，作为满族作家的作品，《红楼梦影》与《儿女英雄传》共同展示了一个政治上趋于没落的群体仍然持续其文化生机的例证。在顾春小说出版之时，聚珍堂已经为满语读者服务近四十年，这两部小说的满族共性也不容忽视。随着1876年聚珍堂转向出版汉语作品，满族属性遂成为《红楼梦影》得以出版的第二个可能因素。
作者魏爱莲（Ellen Widmer），卫斯理学院东亚语言文学系教授；
译者毛立平，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讲师；译校贾宁，美国中部学院历史系教授。
（资料来源：《清史译丛》第九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