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宫尊德故去已一个半世纪，他的思想和精神，在涉及三个世纪的日本不断得到弘扬，自20世纪又逐渐被各国所了解。20世纪末21世纪初开始，学者开始较客观、全面地把二宫尊德介绍到中国。短短几年，中国就兴起了研究二宫尊德“报德思想”、“结构理论”、“修身精神”的热潮，诸如成立国际研究中心、建立中国东北·二宫尊德研究所、召开研讨会、发表论文、出版书籍等。在研究二宫尊德方兴未艾之时，探索二宫尊德思想在日本的弘扬与中国研究的轨迹，对进一步推动二宫尊德的深入研究，对深化中日文化交流无疑具有重要价值。
（一）日本是弘扬二宫尊德思想的摇篮
日本最早揭櫫研究江户时代的著名农业思想家—二宫尊德思想，是二宫尊德逝世17年后的1873年。当时二宫尊德的门生福住正兄率先撰写了《富国捷径》（初编），由报德社一戳会刊行。迄今152年间，日本既为二宫尊德树立塑像，修葺坟墓，编入小学课本，建立资料馆、博物馆、纪念馆、报德社、开放故居，又成立研究团体，召开国际研讨会，编印资料集、论文集，出版《二宫尊德全集》（4卷）、《报德全书》（10册）、《二宫尊德思想论丛》（2本），刊行《报德博物馆馆报》（14号）以及一些通俗读物等，强有力地弘扬了二宫尊德的思想、精神，这对把二宫尊德思想介绍给世界具有巨大推动作用。日本是弘扬二宫尊德思想的摇篮。
鉴于二宫尊德的研究历经日本明治、大正、昭和及现今的平成4个时代，自然会有许多值得探讨的问题。有学者将日本研究二宫尊德划分为时期和阶段，就是深化讨论的新见解。愈慰慈教授的《二宫尊德研究综述与展望》一文，是篇高屋建瓴的杰作，预言“国际二宫尊德思想学会”诞生后，“二宫尊德研究将真正地走向世界、走向学术、走向实践。”[1]惟关于将二宫尊德研究划分为二期四阶段值得商榷。二期四阶段的第一期为发生阶段（1873－1911年）和成长阶段（1912－1945年）；第二期为复兴阶段（1946－1982年）和发展阶段（1983－2002年）[2]。这对总结研究二宫尊德的规律和意义，无疑是有一定价值的。
历史发展有不同历史阶段的区别，学术研究发展脉络也是可划分阶段的。划分阶段有利于总结研究发展特点与规律。问题在于划分阶段的标准、各阶段涵盖的内容。如提出所谓“复兴阶段”，在此之前就一定要有个下降阶段（或称落伍、衰退阶段），才谈得上“复兴”。但从1946年以前日本研究二宫尊德的成果状况看，其“发生阶段”除1878、1882年无成果外，每年都有研究成果，而且1908年达48种、1909年为38种；其“成长阶段”每一年都有文章、资料、书籍刊行，即使是日本对外战争的1935年也有48种、1936年为43种、1937年33种、1941年为45种，1942、1943年分别是29、24种，表明1946年以前研究成果并无下降趋势，何以将1946年以后称为“复兴阶段”。而且1946年成果仅4种、1947年8种、1948年13种、1949年4种、1950年6种、1951年13种，表明1946年以后的若干年其成果并未超过1945年以前，因此谈不到1946年开始复兴。只是从1952年研究成果才增至35种，1953年突然达到110种、1954年为75种[3]。表明，真正增加成果是1952年以后。因此，将1946年作为“复兴阶段”，似缺乏依据。如果将“复兴阶段”改为“继续成长阶段”似更贴切些。此其一。第四阶段称为“发展阶段”也欠妥当，因为“发展阶段”到2002年撰稿时间为止，以后继续延伸发展，又要称什么阶段呢？作者容易把自己推入尴尬处境。此其二。二宫尊德研究与一般过去的历史研究不同。某个历史完结，即可探索分期划阶段，如日本明治史、中国抗日战争14年史（日本学界称15年战争），是已结束的历史，将其分期划段是宜行的。然而将这两个过去的历史所进行的研究分期划段就很不容易。同样二宫尊德研究尚在进行中，以后还要继续发展，分期划段就要慎重。二宫尊德研究仍在深入和扩大范围，划分阶段显得牵强。此其三。
尤其以1945年作为二宫尊德研究“成长阶段”最后一年，成果不显著的1946年作为“复兴阶段”起始年，容易被人理解为1945年是日本战败年，对外战争告一段落，而1946年日本开始正常发展的一年作为阶段标志，是以政治视角分时期划阶段，而不是从二宫尊德研究的客观实际划分。因此，对二宫尊德研究的划期分段有欠妥当。小苙原清在《報徳思想と中国文化》一书编后记中所悦：“有论述指出，在战后的日本，报德思想被军国主义利用，曾被反动的、主观臆断地加以解释。”[4]这一点，不能不值得研究者注意。
总结我的观点：一是历史可以划分时期和阶段，而正在进行中的事物，不宜强行划期分段；二是学术研究划期分段不宜单纯用政治变化为标志；三是二宫尊德研究的时期阶段的划分，缺乏明确的标准与内涵，所划二期四段及命名均值得推敲。
（二）中国研究二宫尊德思想的轨迹
据目前掌握的资料，21世纪以前中国尚无一篇或一本专论二宫尊德的论著，只是在1742年有一位与汪伪政权有关系的赵如珩，为配合汪精卫的“新国民运动”而在所撰《吉田松阴略传》中把“从事于日本国民之精神建设和农村经济之物质建设”的二宫尊德介绍给中国人，而且认定二宫尊德是中国人实践“新国民运动”的“模范”。
平心而论，二宫尊德在日本是一位杰出的农民思想家，他在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做出重大贡献，在日本享有很高声誉。然而赵某人介绍二宫尊德的动机不纯，内容偏颇，其实是扭曲了二宫尊德的形象，是试图把二宫尊德的思想、精神、信念“牵强附会地把它和汪精卫鼓吹的‘铢积寸累’关连（联）到一起，通过颂扬日本人的‘伟大精神’和‘美德’的手法达到为汪伪政权鼓吹的‘从我做起’‘振兴经济’做宣传的目的。”[5]
据目前所知，此后的半个世纪，中国再没有人研究过二宫尊德，直到20世纪开始，伴随中国改革开放步伐加快，与各国文化交流频繁，中国才真正兴起研究二宫尊德的热潮。
考察近年来中国研究二宫尊德的轨迹，不能不提到两位有远见的学者：一位是北京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所长刘金才教授，另一位是大连民族学院外国语言文化学院院长王秀文教授，他们把中国二宫尊德推入研究领域，且迅速开花结果。
1995年刘金才博士撰写的《二宫尊德的“报德思想”与日本的近、现代化》一文，刊于蓝天出版社的《东方文化》中，这是中国最早从日本思想史的视角阐述二宫尊德与日本近现代关系的学者。1996年将被扭曲的二宫尊德形象，恢复了本来面目。随之刘教授又以《关于二宫尊德的“报德思想”与日本的近代化》为题所撰论文，刊于日本一圆融合会《开辟》1996年8、9月号。二宫尊德研究进入第三个世纪—21世纪的第二年6月，在北京大学举行了有86人（中国41人、日本45人）参加的“二宫尊德思想国际研讨会”，其主旨为“报德思想与中国文化”，会后23篇论文结集于2003年春由学苑出版社出版。
一石激起千层浪。北京会议开了中国研究二宫尊德思想的先河。随之中国26名学者又于2004年7月参加了在东京召开的“二宫尊德研究的过去与未来”第二届二宫尊德思想学术研讨会，与会者达243名。会上，中国学者卞崇道、汤台南、刘金才、胡连成、崔岚、郭连文等报告了论文。王秀文教授报告了《二宫尊德的报德实践与富农之路》一文，认为“回顾二宫尊德的报德思想与实践，或许会对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提供某些启示。”[6]会后，41篇论文结集《报德思想研究的过去与未来》，于2006年由学苑出版社出版。会上决定第三次研讨会在大连民族学院举行。为此，王秀文教授在闭幕式上，代表下次研讨会举办地表示热烈欢迎各国学者光临，还“恳切地希望得到诸位的鼎立帮助、指导和支持” [7]。
王秀文教授返国后，立即请示校党委，校领导高瞻远瞩，认为在学校召开第三次二宫尊德学术研讨会，有利于扩大教师研究视野，推动中日文化交流，因而大力支持。迅速展开六项工作：一成立中国东北·二宫尊德研究所；二接受日本报德博物馆惠赠的近千册图书，扩大以二宫尊德著述和研究论著为重点的资料室；三向辽宁省社科联申报《二宫尊德报德理念与创建和谐社会之借鉴性研究》课题并获准；四拟定第三次二宫尊德学术研讨会计划，成立大会组织委员会；五邀请国内外学者；六组织本校研究者撰写论文。
2006年6月以“报德思想与经济伦理” 为主题的国际二宫尊德思想学会第三届学术大会在海滨城市的大连民族学院举行，蒞会的日本代表98人，美、英、意、韩国各1人，中国代表65人，计167人，提交论文57篇。会议在山折哲雄的《危機における経済倫理—二宫尊德の場合》、卞崇道的《试论二宫尊德的公共性思想—公共哲学的视角》、榛村纯一的《格差にいどんだ二宫尊德》和李海珠的《物质文明と精神文明の乖離》基调讲演后，分“二宫尊德思想の内包と特貭”、“ 报德思想と経済倫理”、“ 报德思想と企業経營”、“ 报德仕法と社会貢献”和“ 报德思想と農村改革”等五组发言讨论。
会后，王秀文教授按二宫尊德研究所计划，首先翻译福祝正兄所著《二宫翁夜话》和斋藤高行原著《二宫先生语录》（二书均佐々井典比古译注），遂于2008年8月由日本（株）报德文库印刷发行。二书的翻译出版，对中国研究者了解和研究二宫尊德思想与实践帮助极大，对中日文化交流是个重要贡献。其次将本校研究人员撰写的有关二宫尊德思想与实践的文章（已公开发表8篇）编成文集，于2008年11月由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以此献给二宫尊德思想国际学会第四届学术大会。
中国东北·二宫尊德研究所成立时间虽短，就取得如此显著的研究成果，已成为大连民族学院的一个重要研究机构，也成为国内研究二宫尊德的资料中心、研究中心。相信，结合我国的继续改革，特别是2008年《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议》中的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重大原则，着力解决农村公共事业，推动广大农民学有所教、带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8]，吸取二宫尊德关于农村精神和物质建设的思想，对城市回报农村，工业支援农业，城乡居民关爱农民是有启发的。
（三）中国得以展开二宫尊德思想研究的原因
哪么，二宫尊德思想何以在中国学者中得到共鸣？短短几年就取得可观的研究成果？我想是由于中国有一定根基，具备客观条件，遇到良好契机，并得到相关单位的大力支持以及二宫尊德思想本身的魅力，吸引了中国老中青研究人员。
第一，儒家思想在中国的深刻影响是中国迅速开展二宫尊德思想研究的根基。二宫尊德坦诚承认自己思想是“吾道乃神、儒、佛纯正一粒丸” [9]。他特别强调“我从少年时代就开始读四书” [10]， “报德”其名来自儒敎经典《论语》[11]。即表明儒学是他思想的重要来源之一。儒学是中国传统学说，中国研究二宫尊德的学者对儒学耳濡目染，比较熟悉，所以在研究二宫尊德思想时有较大优势，这是中国一些研究者很快把二宫尊德研究纳入课题的重要原因之一，研究起来亦得心应手。
第二，改革开放之后，出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局面，学术研究没有禁区，是中国迅速开展二宫尊德思想研究的客观条件。半个多世纪前虽有向中国介绍扭曲的二宫尊德，却影响甚微，几乎无人知晓。因而百年来二宫尊德研究是个空白。即使有人在《吉田松阴略传》中读过附录的二宫尊德简介，也会被扭曲的二宫尊德吓住，何况又没有充足原始资料，在没有详细考察二宫尊德思想情况下，学者不会轻易接触一个一百多年前的一个日本人。改革开放后，“双百”方针得以落实，学术自由民主深入人心。正是在这样背景下，才有刘金才教授对二宫尊德进行探索，才有了中国东北·二宫尊德研究所的成立，以及学者写文章，开研讨会，翻译出版书籍。至今初步形成一个研究二宫尊德思想的热潮。
第三，举办国际性二宫尊德思想学术研讨会，是中国迅速开展二宫尊德思想研究的契机。如果说2002年在北京大学举行的第一届二宫尊德思想国际研讨会是报卜德学开始国际领域新旅程的契机，那么王秀文教授参加2004年在东京召开的第二届二宫尊德思想国际研讨会是把二宫尊德研究引向深入的契机。2006年王秀文教授在大连主持的第三届二宫尊德思想国际研讨会是扩展二宫尊德研究领域，组织和扩大研究队伍的契机。这三个契机是其后良好局面出现的重要原因—－论文增多，研究日益深入，普及读物和论文集陆续面世以及第四届二宫尊德思想国际研讨会在上海的酝酿召开。
第四，迅速形成一支研究二宫尊德思想的老中青队伍，是中国迅速开展二宫尊德思想研究的重要因素。中国从过去无人研究到目前研究人员遍布十几省市的高等学校、研究机构和爱好者，且有老中青研究者参加，这些人员既有教授、研究员，也有年富力强的博士、硕士，约150余人。他门是中国研究二宫尊德思想的中坚力量，这支队伍将会伴之研究的深入不断扩大。
第五，有关部门和单位的关怀与支持，是中国迅速开展二宫尊德思想研究的关键。前文化部领导、中华日本学会会长刘德有经常关注和支持每次学术研讨会，不是到会致辞也要致函祝贺。二宫尊德研究首先在北京、大连开展，与北京大学、大连民族学院党政领导积极关心支持是分不开的。如批准成立研究机构、支持承办学术会、鼓励教师撰写论文或翻译书籍、领导亲自莅会并致辞等。辽宁省社会科学联合会批准二宫尊德的研究项目。
此外，中国开展二宫尊德思想研究也得社会的广泛支持。学术刊物登载论文，出版社承担印书任务，中外企事业单位或个人赞助学术研讨会等，这对中国学者研究二宫尊德是很大的鼓舞。
中国二宫尊德研究方兴未艾，成果累累，今后会结出更丰硕的果实。
[1]见刘金才、草山昭：《報徳思想と中国文化》，学苑出版社2003年版，第254页。见刘金才、草山昭：《報徳思想と中国文化》，学苑出版社2003年版，第249页。
[2]见刘金才、草山昭：《報徳思想と中国文化》，学苑出版社2003年版，第249页。
[3]《二宫尊德研究论著总目》，见刘金才、草山昭：《報徳思想と中国文化》，学苑出版社2003年版，第1～41页。
[4]小笠原清：《编后记》，见刘金才、草山昭：《報徳思想と中国文化》，学苑出版社2003年版，第256页。
[5]赵连友：《“汪伪时期”的二宫尊德—一个被扭曲的二宫尊德形象》，见刘金才、草山昭：《報徳思想と中国文化》，学苑出版社2003年版，第213～214页。
[6]王秀文：《二宫尊德的报德实践与富农之路》，见刘金才、草山昭：《报德思想研究的过去与未来》，学苑出版社2006年版，第54页。
[7]王秀文：《閉会にあたって》，见刘金才、草山昭：《报德思想研究的过去与未来》，学苑出版社2006年版，第400页。
[8]《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议》新华社北京10月19日电。
[9]见刘金才、草山昭：《报德思想研究的过去与未来》，学苑出版社2006年版，第57页。
[10] 《现代版报德全书》No5，参见王秀文等汉译《二宫先生语录》（株）报德文库2008年版，第22页。
[11] 《论语·宪问篇》。
（资料来源：关捷著：《东北亚历史文化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