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资本主义必然代替封建主义的经济规律，和作为这一经济规律反映的变落后为先进、变贫弱为富强的变革思潮主、客观两个方面，论证以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发展近代军用、民用工业和编练新式海、陆军为中心的洋务运动兴起的历史必然性，及其顺应了时代趋势的历史作用。因此，洋务运动虽然是在“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反动路线条件下起步的，却是符合时代潮流的。本文系作者正在撰写的《洋务运动史》一书第一章的部分内容。
一、 应把洋务运动置于经济发展规律中考察
十九世纪六十到九十年代的洋务运动，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中国早期的近代化运动。洋务运动，是在中国资本主义必然代替封建主义的历史趋势中兴起的；是在变落后为先进、变封建主义为资本主义、变贫弱为富强的变革思潮条件下发生和发展的；是在清政府遭受太平天国革命和英法联军入侵双重压力面前，采取“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策略而起步的。这就是说，洋务运动的“起步”，在政治上是反动的，但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发展近代工商业为中心的近代化的改革，却是符合中国社会发展客观经济规律和作为客观经济规律的反映的变革思潮要求的。因此，我认为那种仅仅把“两害取轻”的“起步”这一点来否定洋务运动，是欠妥的。因为这没有将洋务运动置于经济规律中进行考察。炸药通过导火线而爆炸，不能把导火线当作炸药；必然性通过偶然性而起作用，不能把偶然性即当作必然性。“两害取轻”的“起步”，不过是“导火线”、“偶然性”而已。本文从客观经济规律和反映这一规律的思潮，论述洋务运动反映和顺应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趋势。
二、 社会经济由制约于封建主义转变为资本主义经济规律逐渐起主导作用
中国自乾嘉以还，资本主义已经萌芽。但由于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低下，大作坊所生产的商品还远不能战胜个体小生产，整个社会的商品生产，还必须服从封建主义的经济规律，商业的积累常常向封建经济倒流，如吞购田地从事封建地租剥削、放高利贷等，所谓“以末固本”，起着维护封建主义的作用。这就告诉我们，在鸦片战争前，商品价值规律即使对小生产者起到一些分化作用，并不能为资本主义创造资本、劳动力和市场等条件。这从当时商品交换情况也可得到说明。据估计，在清代中期以前，一千万两以上的商品值，只有粮食、棉花、棉布、丝、丝织品、茶、盐七种，这七种商品，至少有80％是在农民之间进行交换的。例如，商品进入市场居第一位的粮食，约占七种商品值的40％多；居第二位的是棉布，约占24％；第三位是盐，占15％。（此估计系根据吴承明《论清代前期我国国内市场》一文，见《历史研究》1983年第一期。）商品交换情况，基本上是粮食同盐、布的交换，也可说是农民小生产者之间的交换，即农民将出售的粮食换取日常所需的盐和棉布，基本上不脱离农业的盐和棉布的生产者换回口粮。粮食与盐、布二者的商品值恰好大致相当。这些商品作为资本主义萌芽的工场所生产的占极少数。这种情况表明，商品生产和交换，远未能突破封建主义的框子。要使正在萌芽的资本主义因素发展较快，必须使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及其制约下的价值规律在国民经济中起着主导的作用，从而使封建主义的一些剥削压榨——苛捐杂税、高利贷、地租等——促使社会阶级分化的结果，服从资本主义的需要，纳入资本主义发展的轨道。这种封建经济受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规律支配，是在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廉价商品输入才开始的。
鸦片战争前，以英国为主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输入量是很少的，据统计，年进口总值不过一千万两左右。以四亿人口的大国，区区一千万两的进口商品，对国民经济不会发生多少影响。再说，这些进口商品除鸦片外主要是毛织品、金属制品和棉花等物，与广大居民日常生活关系不大，这是造成进口值很小的原因之一。其次，由于税收高和其他附加于商品的费用较多，缺乏市场竞争力。当时关税率平均达到商品值的20％，其中最接近广大人民日常生活的二等白布高达30％多，加上陋规、内地税和落后昂贵的运输等其他费用，商品到达消费者手中，至少是产品值的150％以上。棉布等低档商品超过其产值的比率还要高于此数。而那时英国棉布生产的劳动生产率是不高的：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只有四十年代的30％左右、五十年代的20％有零。所有这些因素加起来，棉布等与人民生活最密切的商品价格是相当高的，市场竞争能力是很弱的。这规定外国资本主义商品远未能打开并占领中国市场，对封建经济结构不能发生什么作用。
鸦片战争之后情况突变。首先是通过不平等的《江宁条约》及其附约的规定，税收大大降低了，关税只有6％弱，内地税“每两不过某分”的规定 ，最多只有商品值的10％。二者相加，最高不超过商品值的16％的税款，即可到达消费者手中。1858年《天津条约》规定了子口半税后，只要附加于商品值的7．5％了，比之战前减少了130％～140％以上。商品价格在中国市场上必然大为下降。其次，由于英国为主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这段时间里，产品的劳动生产率大为提高，生产价格大幅度下降了，其中尤以棉纺织品的生产率提高更快：如以1829～1831年平均为100，1844～1846年为323，1859～1861年为615，短短二十年间增长三至六倍。这也决定产品价格必然下降。第三，资产阶级的倾销政策，也是价格下降的重要原因。据1852年米琪尔致港督文翰的报告：英国“曾以低于成本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三十的价格，把布匹强销于中国” （《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卷第501、498页。）有的甚至“亏本百分之三十五至四十”（《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卷第501、498页。）以上三个因素，就规定了外国商品在中国市场的竞争能力是很强的。
不仅如此，以英国为主的外商们，接受战前的经验教训，认识到，要牢固地占领中国市场，必须在广大人民日常生活的衣食等方面打主意，制作这类商品推销于中国市场，才能在中国社会生根。于是，中国在鸦片战争后进口的商品，“大半皆呢羽棉布等物” （福州将敬□奏，见《中国的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490页。）外国商品开始较广泛地同人民生活直接接触；同封建自然经济基础的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结合的小商品生产者相较量。沿海地区土制纺织品在冷不及防的情况下，遇到价格低廉商品竞争的突然袭击，很快地衰萎了。向来靠江浙棉布的福厦地区的市场，被“其质既美，其价复廉”的洋布洋棉所占领，造成“民间之买洋布洋棉者十室而九”的局面。江浙既少掉一个福建市场，而上海又是开埠最早洋货直接销售的地区，这个地区的洋布价格，在四十年代中期，“价才当梭布三之一”（包世臣：《安吴四种》卷二六。）本来买土布者多改买洋布了。尽管1847年后由于中国人民的抵制和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顽强性而暂时商品输入有所减少，但总的趋势是廉价商品输入日益加多。这种廉价商品特别是廉价的棉纺织品的加多，摧残着中国的手工业。在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正如马克思所说：“中国纺织匠因外国的这种竞争而大受其苦，这一点就在全国引起了相当的震动。”（《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解放社1950年版第42页。）
确实，这种“震动”是相当大的。从某一地方说，有“吾村专以纺织为业，近闻已无纱可纺；松、太布市消减大半” （包世臣：《安吴四种》卷二六，第34页。）的记载。广东顺德县竟至“女工几停其半”（广东《顺德县志》。）其他还有带全局性的“纺绩稀少，机轴之声几欲断矣”（夏东元编：《郑观应集》第529页。）“中国之织妇机女束手坐困者，奚啻千百万人”（薛福成：《庸□海外文编》卷二，第19页。）等类的记述。这些都表明手工业产品敌不过洋货而濒于破产。
据上所说，个体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受到摧残，主要是价值规律作用下使然的，地租、高利贷等封建盘剥，以及银贵钱贱、水旱灾荒所遭损失，也起了帮凶的作用。也就是说，随列强侵入而来的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及其制约下的价值规律在中国农民小生产者破产中日益起着主导的作用，中国社会不再像鸦片战争前那样，封建压榨促使小生产者分化的结果仍然是封建主义，而是促使阶级分化的因素日益纳入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轨道上来，实际都是为资本主义的发生创造自由劳动力市场和商品推销市场等条件。
同一阶级分化，同一封建剥削压榨促使这种分化，甚至价值规律的作用也有某种程度的相同，但其社会效果却有质的不同：一个仍在封建主义范围内兜圈子，一个则突破封建圈子对社会向资本主义方向前进起着作用。关于这个问题，常常为人们所忽视，没有认识到，前者是封建主义经济规律占着统治地位，后者是资本主义经济规律逐渐起着主导作用。认识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它对于认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规律，其间尤其是经济规律，和洋务运动的发生、发展等，都有重要的意义。
还有一个与此有联系并有某种类似的问题须要说清楚，即太平天国革命促使商品经济有所发展和造成小农经济大发展，是否为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创造条件的问题。关于前者已无疑义，对于后者，学术界则有不同看法：一方说小农经济大发展，为发展资本主义创造了条件；另一方说，小农经济是封建自然经济的基础，只会对封建主义起维护作用。是前者还是后者？这同“封建主义经济规律还是资本主义经济规律起主导作用”密切有关。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先简述一下太平天国革命对于社会经济所起的作用。
第一，由于太平天国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势力，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增加了产品的商品率；加上天国的“商旅出入，征税甚微”（《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卷第534页。）的利商政策，使市场贸易出现繁荣，有的地方甚至达到“百货云屯，盛于未乱时倍蓰”（王韬：《粤逆崖略》。）在国际贸易中，商品出口量也增长较多。太平军占领丝茶产区后的1863年，丝茶出口量比之战前的1850年，茶增长一倍多，丝增长五倍以上。无论是国内市场或是国际贸易，都表明太平军占领区商品率的增加。小生产者提供的商品量的增加，很容易导致资本主义关系的出现。
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第二个后果，是封建关系松懈前提下的小农经济大发展。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其中丁口减少是其一端。在战争中，苏、浙、皖、赣等省的一些地方，丁口大量减少，无主荒地随处皆是。清政府在镇压太平军后，各地方政府采取招客民开垦的办法以恢复生产。那些开垦的耕地，有全归开垦者的，有半归开垦半归公的，多数是谁垦谁种，并轻其赋税。这使客民“争先占垦”，从而较普遍地造成地权转移和更易，浙江有些地方的土地“辗转易主，遂至境内之田，尽非原户”（《申报》，光绪七年四月十七日。见《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 辑，第169页。）封建关系显然大大地松懈了。封建关系松懈条件下的小农经济与封建桎梏下的小农经济的社会作用是不同的。后者受封建主义经济规律的制约，因而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维护封建制度的作用；前者则如前文所说，中国社会在外资入侵后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及其制约下的价值规律逐渐起着主导作用，因而小农经济必然是资本主义的温床。“占垦”后的小农，往往“得上腴之利”，除自给外，有着更多的商品出售，扩大了商品市场，加速他们向两极分化，对资本主义起着催生婆的作用，这是无疑的。可见，那种说小农经济发展“只会对封建主义起维护作用”者，是由于未认识到封建经济规律与资本主义经济规律两种不同的主导作用会产生两种不同的后果；那种说太平天国革命造成小农经济发展，“为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了条件”者，说法是对的，但未同资本主义经济规律逐渐起主导作用的历史联系起来分析。
由此可见，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发生、发展提到实践日程的条件，是外国资本主义侵入所造成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在这一前提下也起了不小的作用。它们汇成了资本主义历史趋势的巨流，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洋务运动适逢其会！
三、 反映经济发展规律的变革思潮
“洋务运动适逢其会”一语，表达了洋务运动顺应着资本主义的趋势。这是从客观经济规律说的。还必须从洋务运动是否符合人们的主观要求加以论证，这要考察当时反映经济发展规律的变革思潮。
思想是客观实际的反映。变革思潮的出现和形成，一般都是由于经济发展要求解除旧的束缚的反映。鸦片战争前后的社会变化，尤其是战后的变化和向哪个方向变，这一切必然反映到人们头脑中，特别是思想家的头脑中来。在那时，社会主要矛盾，是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华民族、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两大主要矛盾的表现形式很多，其中资本主义历史趋势与中外反动势力的束缚，是最为突出的矛盾之一。当时关心社会的思想家们，从维护清朝地主阶级统治出发，反映并试图解决社会矛盾的见解是多方面的，我这里主要围绕解除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些障碍的变革思潮，加以阐述。
思想家们在当时所发表关于解除资本主义发展的束缚的见解，主要体现在货币、盐政和漕运三个问题上。此三者的弊病已严重影响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生活，引起官民人等的关注。思想家对它们研究并提出解决弊窦的对策，有的不自觉地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产生有利因素和将起促进的作用。在那些起促进作用的见解中，思想境界最高者当推魏源。林则徐虽也较为先进，但他不是理论家，只是在政治实践中感到和遇到的实际问题加以解决时，恰好符合资本主义的要求。兹以魏源的思想为主体，结合其他思想家的言论主张，论述当时社会思潮是怎样反映并试图解决资本主义发展趋势同封建主义束缚乃至同外国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的。
在鸦片战争前后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生产尚未出现的条件下，新的资本主义与旧的封建主义的矛盾，主要表现在商业资本上。商业资本是在流通领域起作用的资本。魏源为代表的先进思想家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着重解决商业资本流通过程中的矛盾。马克思说：“商品生产与发展了的商品流通——商业——是资本依以成立之历史的前提。”（《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卷，第149页。）又说：商业资本的发展，“在封建生产方式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渡的推进上，是一个主要的要素。”（《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卷，第411页。）因此，在尚未达到资本主义近代工业产生的水平时，评断一个先进思想家，以看其是否在流通领域的研究上提出有利于商业资本发展为准。龚自珍被公认为善于洞察社会矛盾并予以辛辣揭露批判的思想家，但他的研究只限于生产过程，对于流通领域非但不重视，而且还认为商贾系“皆欲并十家五家之财而有之”的财富兼并者，并予以贬斥。魏源则不同，他的研究着重于流通领域和交换价值。这也就是“资本依以成立之历史的前提”发展商业资本所需要解决的课题。魏源和其他观点相同或基本相同的思想家，是怎样反映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和提出解决它被束缚状况的见解的呢？
首先是对本富和末富的看法。中国历史传统是提倡重视农业生产的“本富”论。但当商品经济发展到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提到日程的时候，“末富”的地位将日益重要并必将逐渐处于主导地位。在当时，进步思想家大都是主张“本末皆富”，“善经济之学”的包世臣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他为了清统治的稳定，不致造成“饥寒交迫，奸宄乃成”的大乱局面，一再申述“天下之富在农”（包世臣：《说储上篇前序》，《安吴四种》卷七下第33页。）；强调“治平之枢在郡县，而郡县之治首农桑”（包世臣：《农政》，《安吴四种》卷二六，第2页。）然而，包世臣对末富是同样重视的。他说：“无农则无食，无工则无用，无商则不给，三者缺一，则人莫能生也。”（包世臣：《说储上篇前序》，《安吴四种》卷七下第34页。）只有“本末皆富，则家给人足”（包世臣：《庚辰杂著二》，《安吴四种》卷二六，第1页。）天下才能长治久安。
魏源与包世臣一样是“本末皆富”论者，但思想水平远高于包。魏源虽曾从稳定清王朝的统治，把本富提到很高的地位，举“米利坚产谷绵而以富称，秘鲁诸国产金银而以贫闻”为例，得出“金玉非宝，稼穑为宝”（魏源：《弥利坚国总记下》，《海国图志》卷六一。）的结论，但他并不是重本富而轻末富者，他把末富的地位强调得很高。尤其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廉价商品侵入，白银外流加剧的情况下，把末富放到了决定性的地位。他认为，在商品经济亟需发展以对付外国资本主义商品倾销和经济侵略的“今日”，应该“缓本急标”，应该“货先于食”。（魏源：《军储篇一》，《圣武记》卷一四。）也就是把发展末富置于首位。可见魏源是从本富与末富并重向着末富重于本富的方面发展，这是比较正确地反映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思想。这种思想水平，在同时代思想家中无有出其右者。而对于“在封建生产方式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渡的推进上”起重大作用的商业资本，阻碍其发展的漕运、盐政、货币中的严重弊端的研究，魏源又是一位佼佼者。由于学术界对漕运、盐政研究较多，本文主要将对货币及与此有密切联系的对外贸易进行论述。
由于外国资本主义鸦片输入日益增多，白银大量外流，造成银荒，银贵钱贱，严重影响小民生计和商品流通，从而加剧了广大人民与封建统治者的矛盾，加剧了清统治的危机。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得先分析其症结所在。包世臣有一段精辟的分析和论述。他说：
“今法为币者惟银与钱，小民计工受值皆以钱，而商贾转输百货则从银，其卖于市也，又科银价以定钱数，是故银少则价高，银价高则物值昂。又，民户完赋亦以钱折，银价高则折钱多，小民重困。”（包世臣：《庚辰杂著二》，《安吴四种》卷二六，第1页。）又说：
“连年丰稔，上米一石价银七、八钱，而民户折漕，重者至银六两，折条银重者银每两至钱三千有奇，是米二石方能完条银一两，米七、八石方能完额漕一石。”（包世臣：《致前大司马许太常书》，《安吴四种》卷二六，第37页。）
上面两条资料，在认识到货币是特殊商品这一前提下，主要说明：零售和工资用钱，商品批发和赋税交纳用银。钱与银都成了等价物，实际上有了两种价值尺度。这在银贵钱贱条件下，就使以钱为价值尺度的“零售和工资”大吃其亏。这种情况，既影响到人民的生活，也阻碍了商品流通，不利于作为社会发展方向的资本主义因素。如何解决这个矛盾，思想家们有各种见解和方策。王□的大量发钞票，“以钞易银，废银不用”（王□：《钱币议》，见饶玉成《皇朝经世文编初续》卷五三，第40页。）的主张之荒谬是不必多谈了。在那时，对货币问题提出的解决办法，最高明者当推魏源，其次是包世臣。
包世臣要用“制币”来解决银荒以便利于流通。他说：“近世人民趋末富，其权加本富之上，则制币以通民财，使公私交裕，实治道之宜急者。”（包世臣：《齐民四术序》，《安吴四种》卷二五上，第6页。）既然“人心趋末富”，那就应该因势利导，不要去阻挠，而应“制币以通民财”，促进“末富”的顺利发展。要“通民财”，必须统一价值尺度，绝不能钱和银同为等价物。包氏的具体方案：“以钱为币”，“以钱起数”，“亦不废银”，但须“使银从钱”以“夺银之权”。（包世臣：《银荒小补说》、《再答王亮生书》、《与张渊甫书》，《安吴四种》卷二六。）他认为，物价统一于钱，银价不起作用，人民不会受银贵钱贱之苦，商品流通也不会阻滞。包世臣要“制币以通民财”，统一价值尺度，加速商品流通，显然是正确的。但他要“以钱为币”，“使银从钱”的主张，又是保守的，它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魏源对货币问题的认识和解决问题的方案，远出包世臣之上。他既反对王□的废银行钞，也不同意包世臣的以钱起数，钱夺银权。而主张：（1）用银为统一的等价物行使价值尺度的职能。魏源说：“货币者，圣人所以权衡万物之轻重，而时为之制。”既要用它来“衡量万物之轻重”，那它就必须是“五行百产之精华”，必须是价值昂贵、持久不弊的物品，才能充其任。这在商品经济发达情况下尤应如此。金或银是具有这些特性的。（2）行铸币以利流通。既以银为币，就要使它方便流通。中国使用的纹银块银极不方便，以致使行用方便的洋钱——银元占领中国市场。每枚银元的实际银数“仅及六钱六分，而值纹银八钱有奇，民趋若鹜”。这证明交换过程多么需要铸币！所以魏源一则曰“仿铸西洋之银钱兼行古时之玉币、贝币”；再则曰“官铸银钱以利民用，仿番制以抑番饼”。（以上引文均见魏源：《军储篇三》，《圣武记》卷一四。）魏源是中国最早主张行银铸币者之，这是难能可贵的。
魏源的以银为币和行铸币以利流通的这套主张，一方面可以促进交换的发展，同时能够做到抵制外洋银元的侵入。为了达到上述目的，魏源认为，还必须做好两件事：一个是开采银矿以不断增加银的数量，解决银荒问题；另一个是禁止鸦片贸易以防止白银继续外流。这些见解都是正确的。对资本主义因素发展都是有利的。
现在再从对外贸易问题上来看魏源等人的资本主义倾向。
思想家们虽在严禁鸦片输入上是一致的，但他们对于赞同对外贸易的程度和角度是各有不同的。龚自珍由于只从农业生产研究经济问题，所以他对于对外贸易问题限止在有利于农业生产发展的范围之内，本文对此不再加以论述，拟对林则徐、魏源在这方面的见解进行一些分析。
林则徐首先把鸦片贸易同正常的商品流通区别开来。这种“区别”，有的人早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即提出过，例如程含章就主张禁烟不禁商。但程氏不是从国内经济发展需要，而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他说：“彼诸番之与中国交易已数百年矣，一旦绝之，则必同心合力与我为难。兵连祸结，非数十年不定。而沿海奸民，素食其利，且将阴为彼用。海滨僻静不可胜防。”（《皇朝经世文编》卷二六。）对外禁烟并禁商要受到内外夹攻，社会将不得安定，故不能做。林则徐在广州同英国侵略者斗争的实践中，观点是有所发展的。他认为，鸦片应该禁绝进口，外商只要遵守中国法律，保证不夹带鸦片就要允许通商，连鸦片走私的罪魁英国商人也一视同仁。即所谓“奉法者来之，抗法者去之”，“即英国货船，亦不因其违抗于前，而并阻其自新于后”的政策。（林则徐：《会奏穿鼻尖沙咀轰击夷船情形片》，《林文忠公政书·使粤奏稿》卷七。）林则徐的这种政策，虽也首先是从“若概与之绝，则觖望之后，转易联成一气，勾结图私”（林则徐：《复奏曾望颜条陈封关禁海事宜折》，林则徐：《会奏穿鼻尖沙咀轰击夷船情形片》，《林文忠公政书·使粤奏稿》卷一。）的政治上的考虑，但已多少考虑到经济问题，这主要表现在鼓励商民出洋贸易、增加财政收入和“师夷长技”等问题上。林则徐反对“格于定例，不准赴各国贸易，以致利薮转归外夷”的做法，而主张鼓励华民之“见夷商获利之厚”而“歆羡垂涎”者，到外洋“经商”，（林则徐：《附奏夷人带鸦片罪名应议专条夹片》，林则徐：《会奏穿鼻尖沙咀轰击夷船情形片》，《林文忠公政书·使粤奏稿》卷二。）以占洋利。他主张把对外贸易赚取的钱财，和因贸易日益增长而增收的关税，用以引进和仿造洋器，加强国防力量。这种促进商品流通和发展新技术的见解，是符合资本主义发展的要求的。
魏源的对外贸易思想，不仅政治上要求保护民族的利益，而且还从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方面考虑问题。他用当时外货进口二千零十四万余元和出口岁达三千五百万余元的数据，说明如能禁绝鸦片烟，年可出超一千余万元，“外洋之银有入无出”（魏源：《筹海篇四》，《海国图志》卷二。）对国民经济有利的道理。这也就是顺差的原理。魏源要利用中外贸易的顺差，进口国民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物资。他说，凡“有益中国之物”，皆“可多运多销”。（魏源：《筹海篇四》，《海国图志》卷二。）这里所讲的“有益中国之物”，大多是与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国防近代化有关的钢铁船械等物。可见魏源是把对外贸易同“师夷长技”联系起来考虑的。这些正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要求。
综上所述，以魏源为代表的先进思想家们，是比较正确地反映了中国社会资本主义发展趋势和封建主义束缚的矛盾的，同样，他们在货币和对外贸易的主张上，都是有利于商品流通和资本主义趋势的发展、封建主义束缚的解除的。因而，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不自觉地体现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
四、 经济规律与变革思潮的汇流—— 学习西学
资本主义必然代替封建主义既是客观经济规律，这种经济规律又已反映于思想家的头脑中，形成了变革的思潮。这种客观与主观的一致性，必将导致资本主义近代化运动付之于实践。这种实践的首先一个具体表现，就是学习西学，我把那时的学习西学称之为“经济规律与思潮的汇流”。西学的范围很广，大要不外科学技术和社会政治学说两个方面。中国学习西学最早当然是前者，因为这是现实迫切需要，尽管后者也涉及到一些。
上面讲到先进思想家们之所以认识到中国社会资本主义必然趋势并提出解除对它的束缚的意见，固然是由于他们从维护清朝封建统治出发，面向现实地寻找解决社会矛盾的办法的结果，但他们认识的发展，是同对西方资本主义已有所认识密切相关的。认识西方，影响思想家们去洞察中国社会；洞察中国社会，又进一步促使他们学习西方。
中国人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的认识是有一个逐渐的过程的。早在十九世纪初，王大海在《海岛逸志》中就有对西洋诸国的记述，诸凡地理、人情、风俗习尚等固然有记载，对于西洋的技艺也有叙述。例如，书中谈到望远镜“用以御敌，可望敌营中，能周知其虚实，……诚鬼工之奇技”。书中还对轮船蒸汽机有所描绘，说锅炉中“贮以清水，火生气腾”，冲动机盘铁叶，“船即行驶如飞”。（《海外番夷录·海岛逸志》第3、7页。）类似的记述，在稍晚几年的《海录》中也有。《海录》是多年在外国轮船上担任水手的广东嘉应人谢清高口述、杨炳南所笔录。该书对西方亦有所了解，例如，记述法国的情况说：“佛郎机国……民情淳厚，心计奇巧，所制钟表，甲于诸国，……奉天主教。”（《海外番夷录·海录》。）所谈情况基本属实。
在十九世纪初叶和二、三十年代，人们对于西方的了解的记录，主要出于好奇。虽对认识中国的落后状态和提高自己的水平有促进作用，但那时并不是出于政治经济改革的需要。鸦片战争中英国炮火的轰击惊醒了一些有识之士，促使他们从政治经济改革的需要出发而去了解西方，所以这种了解是有目的、有选择和比较有系统性。这样的了解记录，首推1840年林则徐领导编成的《四洲志》。其次是魏源于1842年初成的六十卷本《海国图志》。这两部书都是为了了解西方的政治经济情况，以便采取对策而编写的，尤其是为了了解和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即所谓“师夷长技以制夷”而编写的。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长技”，《四洲志》有如下一些记载：
英国“俗贪而悍，尚奢嗜酒，惟技艺灵巧。纺织器具俱用火轮、水轮，亦或用马，毋烦人力”。
法国“俗尚奢华，虚文鲜实。精技艺，勤贸易，商船万四千五百三十”（上二段文字均见《四洲志》，收编于《小方壶舆地丛钞》。）《四洲志》编者对于西方技术的描述，显然是以赞赏羡慕的心情书写的，当然是反映了林则徐的思想。这种羡慕西方技艺的思想，鲜明地表现于对俄国彼得大帝学习西方的叙述上。《四洲志》中写道：
俄国“及至比达王，聪明奇杰，离其国都微行，游于岩氏达览等处船厂、火器局，讲习工艺，旋归传授，所造火器战舰，反优于他国。……迨至近日底利尼王攻取波兰国十部落，又击败佛兰西国王十三万之众，其兴勃然，遂为欧罗巴最雄大国”（上二段文字均见《四洲志》，收编于《小方壶舆地丛钞》。）这段话是对彼得大帝学习西方技艺以致富强的肯定。话中意思很明显，中国要达到富强，必须象彼得那样学习西方的技艺。这里至少认识到：中国是落后了，不变落后为先进，就难以摆脱挨打的局面；要变落后为先进，就必须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这真实地反映了林则徐的认识水平，他在谴戍伊犁途中，回忆了鸦片战争中“器不良”、“技不熟”因而失败的教训，总结出取胜的八字诀：“器良技熟，胆壮心齐”。把“器良技熟”放在首要地位。并申论说：“剿夷而不谋船炮水军，是自取败也。”（林则徐：《遣戍伊犁行次兰洲致姚春木，王冬寿书》，《道咸同光名人手札》第二集，第二册。）基于这种认识，所以林则徐在广州时即非常积极地“筹计船炮水军事宜。恐造船不及，则先雇船；恐铸炮不及且不如法，则先购买夷炮”。他说他甚至在“获咎之后，犹以船炮二事上陈”（林则徐：《复吴子序编修书》，《国朝名人书札》卷二。）为什么林则徐念念不忘“船炮二事”，是因为他正确地把这“二事”提高到“驱剿外夷”、“舍此曷济”的高度的缘故。这也就是“师夷之长以制夷”的思想。
“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首先是魏源提出的。他是通过鸦片战争的斗争实践，尤其是根据林则徐的实践而总结出来的与侵略者斗争的口号。魏源接受鸦片战争失败的教训。为了更好地与外国侵略者斗争，认为有必要进一步系统地认识西方国家，于是以《四洲志》为蓝本，编著《海国图志》。他在该书序言中明确说明了是为“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的目的。魏源对西方长技的了解比之林则徐更为深刻全面和系统。他在军事技术之外，对于民用器械的技艺作了广泛的了解，这是因为他已意识到“师夷”、“制夷”，不能仅限于军事，而是应该多方面的。认识到“夺造化，通神明”的西洋器械，“无非竭耳目心思之力，以前民用”。可见魏源所说“因其所长而用之”，更多的是在“民用”方面。所以魏源设想引进西方技术所建造船厂，不仅是造军舰，而且更经常的制造商船。这样，一方面有利航运发展，另一方面可使船厂长期兴旺不衰，因为“战舰有尽而出鬻之船无尽”。至于新建军火工厂，也同样结合制造民用器械，如“量天尺、千里镜、龙尾车、风锯、水锯、火轮机、火轮舟、自来火、自转碓、千里秤之属，……皆可于此造之”。以利民用。尤有进者，魏源认为，船厂、军火局既在造军用船械之外，广泛制造商船和民用器械，那么，这类厂、局就应该鼓励民间投资创办以便有效地在商品市场上竞胜以“制夷”。（以上均见魏源：《筹海篇三》，《海国图志》卷二。）
尤其值得一书的，是魏源最早提出培养新式科技人才的设想。发展近代工商业，必须有相应的新式人才，原来的科举取士显然不能适应。魏氏主张学习西洋“专以造船驾舶、造火器奇器取士抡官”的办法，例如，“有能造西洋战舰、火轮舟，造飞炮、火箭、水雷、奇器者，为科甲出身”。采用这类鼓励措施，新式科技人才必将涌现出来，科技水平也将很快提高。将见“风气日开，智慧日出”了，“东海之民犹西海人民”是可以预期的！
由于魏源有了如上所述的资本主义倾向，所以他对西方的民主政治也是憧憬的。他在《外大西洋墨利加洲总叙》中，对于美国的总统制和任期四年的制度称之为“公”；对于“议事诉讼，选官举贤”听从群众意见的做法，称之为“周”。（《海国图志》卷五九。）“公”与“周”，都是肯定和赞同的口吻。他虽没有说出也不敢说出中国君主专制不及美国的民主共和制，但他却给予了“墨利加北洲之以部落代君长，其章程可垂奕世而无弊”（魏源：《海国图志后叙》。）的称许。
了解西方、学习西方，“师夷长技”以拯救国家民族于危弱之中的主张，虽由于顽固派的反对、林则徐的撤职流放而未能付之实践，但作为一种思潮还是继续发展的。继《四洲志》、《海国图志》之后，留心洋事，对西方国家了解认识的著作，不断出现。1844年梁廷□的《海国四说》，1846年姚莹的《康□记行》，1848年徐继畲的《瀛环志略》，和稍后夏燮的《中西纪事》等书，都对西方技艺和民主政治等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刻的阐述。他们的目的，诚如姚莹所说是要“知彼虚实”“徐图筹制夷之策”，“免胥沦于鬼蜮”。（姚莹：《复光律原书》，道光二十六年，《东溟文后集》卷八。）他们都是在叙述西方风俗人情之外，着重对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加以介绍。他们说蒸汽火车“不假人马之力而驶行特速，可省运费”，说纺织厂“机动而布自成，故制成多而用力省”。（梁廷□：《兰伦偶说》卷四。）他们尤其看到了技术不断发展，说“其法时时变易，奇幻出人意表”（徐继畲：《瀛环志略》卷七。）“时时变易”一语，是对中国长期停滞不变的讽刺。
技艺而外，梁廷□、徐继畲等人对于美国民主政治制度也是赞许的，而且比之魏源的认识还有所发展。梁氏着重从法治上论述，他说：“凡一国之赏罚禁令，咸于民定其议，而后择人以守之。未有统领先有国法”，“终未尝以人变法”。他称赞总统制的优越性说：总统“既不能据而不退，又不能举以自代，其举其退，一公之民”（梁廷楠：《合省国说序》，道光二十四年。）这就是说，美国的总统届期必退，既不能恋栈不走，又不能自定接班人，这就防止了终身制，也防止了家长式的偏见。所以梁廷□热情地称赞说，中国古代所谓“视听自民之茫无可据者，至是乃彰明较著而行之，实事求是而证之”了。梁廷□又进一步论证这种制度的好处，还在于促使总统等被选举的官吏努力工作，力求在短暂的任期内尽快地有所作为，他说：“为统领者，既知党非我树，私非我济，则亦惟有力守其法，于瞬息四年中殚精竭神，求足以生去后之思，而无复当前之□，斯已耳。又安有贪侈凶暴以必不可固之位，必不可再之时，而徒贻其民以口实者哉？”（梁廷□：《合省国说序》，道光二十四年。）这段话的意思是说，美国的总统不可能是尸位素餐者，而一定会勤恳地工作的。这些实际上就是说，清朝的封建专制制度，远不如资产阶级民主制健康。所以梁廷□的结论是：由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法治而非人治，“其举其退，一公之民”，“是以创一开辟未有之局，而俨然无恙以迄于今也”。（梁廷□：《合省国说序》，道光二十四年。）这与魏源所说的“可垂奕世而无弊”的意思是同调。
以上说明，先进思想家们对西方的认识，不仅是在技艺方面，而且还在政治上有所了解。当然这种了解是很肤浅和直觉的。那时只在技术上提出“师夷”，没有一位说要在民主政治上“师夷”的。在技术和政治两方面提出“师夷”，并以此二者——技艺、邦法——为中心制订和打算实行的较系统的资本主义纲领，当推1859年洪仁□的《资政新篇》。这个纲领，在太平天国所处的战争环境中，当然不可能实行，却表明“师夷长技”以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已到了实践的阶段。紧接着不久，封建地主知识分子冯桂芬，在学习西学上第一次写了《采西学议》、《制洋器议》（《校玢庐抗议》卷下，咸丰十一年。）两篇专文，文中对于政治作了“君民不隔不如夷”的比较，比魏源等人有了发展。但主要的是在“师夷长技”的必要性和长技内容等方面，作了系统的论述，并提出付之实践的步骤，即所谓“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上之”。到这时，即1860年前后，从客观经济条件和人们的主观认识，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发生都表明成熟了。真的到了所谓“箭在弦上一触即发”的时机了。洋务派在“两害取轻”的决策下触动了“弦上”的“箭”！
（资料来源：《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6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