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两朝，来华的朝鲜使团有关人员将其在华时的所见所闻著录成书，这在朝鲜的历史上被统称为《燕行录》。因此，《燕行录》并不是专指某一个朝鲜使团人员来华时的著述，而且，书中文字的长短、卷数的多寡均不受限制。[1]
朝鲜三节年贡使团通常在每年的十月或十一月初从汉阳出发，十二月末以前到达北京。清代朝鲜使团所行路线多利用陆路，沿线所经过的主要城市依次是平壤、义州、鸭绿江、凤凰城、连山关、辽东、沈阳、辽宁、沙河、山海关、通州、北京，等等。总路程在3100里左右，途中约需50～60天左右。这样，整个旅程、包括在北京的日子约需5个月左右。他们在北京的驻留时间一般可在60天左右。朝鲜使团人员以私人身份与中国官员、学者甚至西方传教士进行接触，并可游览书肆以及名胜古迹。
朝鲜王朝所派遣的来华使臣，回国后往往要由国王召见，汇报有关中国的情况。尤其是书状官，必须将途中的见闻记录禀报国王；使团中的其他人员也私撰有关出使中国的记闻，它们多是用汉文写成，也有个别是用谚文（即朝鲜文）写作的。这一系列记录朝鲜使团成员沿路见闻的著作，即是今天我们所见到的各个时期的《燕行录》。
《燕行录》是一系列关于燕京之行的书的总称，因而具有体裁多样、作者层次广、年代跨度大的特点。其体裁有日记、诗歌、杂录、记事等，其作者包括朝鲜派往中国的正、副使、书状官，以及使节团中一般的随员，著名的学者有朴趾源、李德懋、洪大容、柳得恭等，这些人同时也是朝鲜历史上“北学派”的著名人物。最早的《燕行录》著述的时间开始于崇德二年（1637），目前所能见到的是金宗一写的《沈阳日乘》，而能见到的最晚的著作则是光绪十四年（1888）无名氏的《燕辕日录》。
《燕行录》内容也是十分广泛的，笔者所见到的韩国成均馆大学收藏的《燕行录选集》，除了记载路途、使行人员、贡品和沿路所见的风景外，对于中国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风俗都有详略各异的记述。尤其对于中国的时政、著名人物、藩属外交、边境贸易、商人市集、士人科举、以及婚丧风俗都是记述较多的内容，从这些内容的侧重点也可以看出，当时的朝鲜学者对中国社会各个方面都非常感兴趣。
《燕行录》在内容与时间上都覆盖极广，同时由于是外国人对中国认识的第一手资料，因而具有相当的真实性，直笔、全面、完整是《燕行录》的最大的优点，也使其成为研究清代中国的社会历史情况的宝贵资料，在很多方面都可以弥补中国史料的不足。
本文采用的《燕行录》是由韩国成均馆大学1962年编纂的《燕行录选集》本和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的朴趾源的《热河日记》，《选集》本所包含的30种《燕行录》与《热河日记》基本上已经包含了在各个时期影响较大的各种《燕行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研究价值。
一、18世纪中国北方市集与市集文化
18世纪正是中国商业最为发展的时期，这个时期的市集亦呈现了一派繁荣景象。
清代北方市集的发展，以北京、通州最具代表性。全国的中心城市北京在18世纪商业大潮的冲击下，市集也向专门化、多元化发展，而且从正月到腊月几乎隔不几天就有各种庙市举办，大大扩充了市集所占据的地域。
北京的“大栅栏、珠宝市、西河沿、琉璃厂之银楼缎号，以及茶叶铺、靴铺、药铺、洋货铺皆雕梁画栋，金碧辉煌，令人目迷五色，至酒楼饭馆，张灯列烛，猜拳行令，夜夜元宵，非他处所及也”[2]。
清人鲍西冈鉁的《春游词》就生动描绘了当时琉璃厂的游人杂沓，北京市民在正月逛厂时的情景。
“料丝羊角灿成行，簇帛堆纱锦绣装。岁岁灯棚变新式，鳌山结撰到西洋。”
“像生花草捻泥人，鼓板笙萧小店陈。风景不殊吴语杂，勾人情绪武邱春。”[3]描绘了琉璃厂中来自各地的各种商品云集、热闹繁华的景象。
华北地区水陆交通枢纽通州，市集发展得也非常成熟，既有位于城市中的固定的市场，如米市、柴市、猪市、牛市、鱼市、南北果市、骡马市、菜市、猪市、草市、骡马市、钱市；也有城郊固定地点的定期的集市，如州东关集场、州北关集场、张家湾集场、燕郊集场、宏仁桥集场、西仪集集场、墎城内集场、永乐店集场、马头店集场、牛堡屯集场、于家务集场。[4]
朝鲜使臣及学者们所撰写的《燕行录》中也有大量直观描写中国18世纪生机勃勃的市集的文字。他们对路过的中国市集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由于特别注意观察和记录风俗民情，希望从中看到中国真实的社会面貌，他们差不多是有闻必录的，提供了不少中国人习为不察的社会生活史料。
根据大多三节年贡使团的行程安排，从朝鲜的王都平壤出发后，在义州渡过鸭绿江，进入中国的领土，来到了政治意义上的中国国门——栅门。栅门这个边境小城“左右市廛连互辉耀，皆雕窗绮户，画栋朱栏，碧榜金扁，所居物皆内地奇货”。因而使臣们感叹：“边门僻奥之地，乃有精鉴雅识也。”认为栅门的“繁华富丽，虽到皇京想不更加，不意中国之若是其盛也。”[5]
对于接下来沿路所经过的大大小小的城市、村镇，使臣们都以极大热情来描写，比较全面地反映了18世纪中国北方的辽东以及华北地区的市集的情况。
在这些记载中，对于商品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多侧重于市集的繁华富丽，人潮如织，反映出了18世纪中国北方城市经济的极大发展，如沈阳的街市，“毂击肩磨，热闹如海。市廛夹道，彩阁雕窗，金扁碧榜，货宝财贿冲牣其中，坐市者皆面皮白净、衣帽鲜丽”[6]。
在旧辽东城，朝鲜使臣及学者们看到“人物市户之盛，倍于凤城，两边列肆，百货堆积，门植木牌，高为三四丈，各镌物名及姓氏居住堂号，填以金碧，酒楼则悬蜡瓶，典当铺则揭画钱，其余汤饵饼面之肆亦皆刻样垂帘，雕窗绮栏，炫耀人目。”[7]
还有一部分朝鲜使团是直接到热河去觐见清朝皇帝的，因此《燕行录》中也记载了热河的街市：“闾井栉比，商贾辐凑，酒旗茶旌，十里辉映，弹吹之声，撤宵不休。康熙间万家，今为数倍，不待四方之征召，已藏数万精甲，亦可谓富且庶矣。”[8]
在北方物资交流的重镇——通州，朝鲜使臣和学者们感叹“舟楫之盛可敌长城之雄，巨舶十万艘皆画龙”[9]，同时也描绘了通州城以及城中市集的繁盛：
天下船运之物皆凑集于通州。不见潞河之舟楫，则不识帝都之壮也。……下船登岸，车马塞路不可行。既入东门，至西门五里之间，独轮车数万，填塞无回旋处。遂下马，入一铺中。其瑰丽繁富，已非盛京、山海关之比矣。艰穿条路，寸寸前进。市门之扁曰“万艘云集”，大街上建二檐高楼，题曰“声闻九天”。[10]
街路之上，往来行人及商胡之驱车乘马者，填街溢巷，肩摩毂击，市肆丰侈，杂货云委，处处旗牌，左右罗列。如绒裘、袜、红帽子、书、瓷器、米、谷、羊、猪、葱、白菜等，或聚置床上，或积在路边，车运担负，不可尽数。至如壕堑之深广，城壁之坚致，楼榭台观之壮观，署宇仓社敞之宏大，非如沈阳之比，真畿辅之襟喉，水陆之要会也。[11]
与大城市相比，乡镇的市集就显得简陋得多，但是也突出地表现在商品种类繁多，物资的极大丰富上。例如使团必经的一驿站新民屯，也是“市肆之繁华宛如都邑，鱼肉成林，绫帛如山”[12]。
而朴趾源（1737～1805，乾隆四十五年随朝鲜使团到中国）所见到的闾阳市日，更是“百货凑集，车马填咽”[13]。
金景善（1788～？，道光十二年作为朝鲜使团的书状官使清）在路过沙流河的时候，“适值市日，种种货物，夹路开肆，趋市者率多骑驴”[14]。
有时候小地方的市集也不比大的城镇差，朴思浩便记载说：“玉田小城也，然市肆扑地，楼阁如画，稳籍富丽，似胜于蓟州。”[15]
《燕行录》的作者无论是正副使、书状官还是使团中的随员，多是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知识份子，因此他们都以极大的兴趣去了解中国的文化，而北京城中具有浓厚文化气息的琉璃厂书市就成了使臣们最最喜欢的场所，着重记载了琉璃厂景象的就有包括《热河日记》在内的六种《燕行录》，而且在他们的目录中有不少以“琉璃厂”为名，如洪大容《湛轩燕记》卷三的《琉璃厂》、朴思浩《心田稿》的《琉璃厂记》、金景善《燕辕直指》卷三的《琉璃厂记》等等，先列举一二：
厂外皆廛铺，货宝沸溢。书册铺最大者曰文粹堂、五柳居、先月楼、名盛堂，天下举人，海内知名之士多寓是中。[16]
市中多书籍碑版鼎彝古董，凡器玩杂物为商者多南川秀才应第求官者，故游其市者，往往有名士。盖一市长可五里，虽其楼栏之豪侈不及他市，珍怪奇巧充溢，罗积位置，古雅遵道，徐步如入波斯宝市，只见其环然灿然而已，终日行不能鉴赏一物也，书肆有七，三壁周设悬架为十数层，牙签整秩每套有标纸，量一肆之书已不下数万卷，仰面良久，不能遍省其标号，而眼已眩昏矣。其鉴铺始入门无不惊疑失色者，其有提纽者周悬于壁，有台架者陈于壁下，大者数三尺，小者四五寸，入其中若有千百分身，从壁牖而窥望恍恍惚惚，良久不能定也。[17]
街头廛房极其侈丽，从奴云此是琉璃厂初入之路，余住脚远望，步步金牌饰以龙头，纱窗绣闱，琼户粉壁，左右玲珑，来往之人如在水中。历入参铺、古玩斋，百队旗旌，无非茶坊酒肆，且当岁时，卖灯之店，尤觉繁华，笔铺墨馆，罗列东西，而书肆之旗，令人心醉目眩，珍宝轫，插架而连屋，青緗锦帙垒兀而堆床，入而观之，未知何书之在何方，似难搜寻得，卷面糊小片白纸，各书某书某帙也。[18]
从这几段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琉璃厂百货杂陈、游人如织的景象。朝鲜使臣和学者们记载了琉璃厂书肆中书籍繁多，以及详细的分类、编排、陈列，体现了18世纪的中国文化事业的相当高的发展水平。另一方面，朝鲜人虽然在清朝灭明后一直对清政权怀有极其浓重的敌意，但朝鲜使臣到了中国后观察到中国在清政府的统治下并没有向夷狄的方向退化，反而是在继承了几千年来文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向前发展，因而对琉璃厂中诸多书籍文物的丰富惊诧不已。
根据《燕行录》中所记述的朝鲜使团沿路所经历的、所见识到的18世纪中国北方市集的内容，我们不难总结出当时市集文化所包含的几个基本内容：
一是市集上的招牌文化。招牌是市集中各个店铺的标识，也是商家招徕顾客的重要手段之一，即便是些小商贩，没有固定的营业场所，也有各自的标识。同时由于当时商品经济的日益繁荣，市肆中商铺的分类也日益明确，招牌也就日益多样化，因此，在朝鲜使臣记载中我们就可以见到如“诸铺不惟具扁牌字号，遍檐各悬标具以识之，因风飘扬，杂彩灿烂，至行路小商亦各有标号如金钲、竹篦、木柝、小鼓之类，不劳叫呼而闻其声已知其为某买卖也”[19]。
正是因为招牌对商家的重要性，商人们对招牌的制作也是费尽心思的，朝鲜使臣们一路从边境走到京城，对于市集中五彩的招牌不但有自己的认识并且还加以比较。“今行千余里之间所经市铺，若凤城、辽东、盛京、新民屯、小黑山、广宁等处，不无大小奢俭之别，而盛京为最，皆纹窗绣户。夹路酒肆，金碧尤盛，而独怪其金栏绿槛架出檐外，新经夏潦，丹碧不渝。凤城乃东尽头，边门僻奥，更无进步之地，而不特椅桌、廉帷、毡毯、器什、花草俱是创睹，其招牌、认榜竞侈争华，即其观美，浪费不啻千金。盖不若是则卖买不旺，财神不佑。”[20]在学者们看来，这些金碧辉煌的招牌简直就是浪费，而商人们却认为招牌是极其重要的，花费千金也值得，这正是一种典型商业的价值观，与学者们的想法是完全不同的。
不同的店铺有不同的招牌，而招牌上不同的文字或图画也能反映出不同行业的特点以及特定的文化内涵，如朝鲜使臣们所记，“市铺必高竖牌竿，绸缎、玩好之物皆刻字而标之，或悬旌而记其物名与所产之地，或铺帘挂所卖样子，若银钱铺则挂木银木钱，其他画靴画袜者，靴袜之铺也，盖画眼画妇人画小儿者药铺之表其科也”[21]。“过一铺，挂一面金书‘当’字牌，旁书‘惟军器不当’五字，此典当铺也”[22]。
绅士文人们经常光顾的茶馆酒楼等地，商家自然更是巧费心机，创造出独特的文化氛围，如“茶房酒楼立一新碑，碑面画游人争宴饮，豪客竞登临之句，不但文号笔亦好也”[23]。又如店铺门口常常也会悬挂对联，既有迎春求吉的春联，也有意味无穷的杰作，朝鲜使臣金正中对此也是甚为留意，一日他“出门过市肆，见店门贴春帖子云：鸡既鸣矣，可以行则行，日之夕矣，可以止则止。作此诗者其高手乎，自北京至此春榜祝语都是卑俚，惟此一句，节取古人诗文，逊而不迫，马上讽咏，恨不与作者谈吐也”[24]。朴趾源在《热河日记》中也记录了当铺门柱上的对联：“《洪范》九畴先言富，《大学》十章半论财。”[25]
二是市集上的叫卖文化。行商小贩一般都会在街头巷尾大声叫卖，以招徕顾客，在繁华的市集中，商贩或店铺常专门有人负责叫卖，以吸引更多的行人注意。这种原本口语化的、压韵的叫卖声，久而久之便也有了其文化特色。
朝鲜使团虽然大多听不懂中国话，但是，他们出于对中国民俗的兴趣，也记载了一些市集中的叫卖声。例如：
小贾之行于道路者，或高声叫卖，而如卖青布者摇手中小鼓，为人开剃者弹手中铁简，卖油者敲钵。[26]
街市有卖衣铺，盖衣制长短可以通服，故虽富者亦买已制之衣。两人杂立于大街，列各样衣服，一人左执衣领，一人右举衣腰，高声唱卖，则一人辄应声而赞其美，一衣既唱，又举一衣而结之，竟日如是。[27]
衣市必有人双手举之高声唱呼，夸其品格来历，如持裘则曰：“这个皮造的东西，陕西来的”之类，唱毕移置于左。凡一铺新旧服用，千百其数，积如丘陵，终日搬东搬西，唱呼不绝，往往有气竭喉涩，不成声者，其音节清健可笑可听者，行者围立喝彩，唱者越美精神，转为俳优戏，盖诸铺专以聚人为务，聚则必利市也。[28]
市集上的叫卖声不但引来当地的老百姓们驻足围观，而且也同时吸引了朝鲜学者们的注意力。他们明确指出市集上的叫卖是为了“聚人为务，聚则必利市”，说明了市集上的叫卖文化实际上是商业文化的一种，是商贾为了吸引顾客而进行的一种手段。
三是市集上的娱乐文化。市集不光是商品交易的场所，同时也是人们进行社会交往、文化娱乐的集散地，在中国传统的市集中，以庙会最为有代表性。一般庙会时，说书者、魔术师、武术表演、戏曲艺术、杂技以及医卜、星相之流也都充分地利用此机会，搭棚献艺，这些娱乐项目逐渐成为市集的一部分，也是四面八方的人们赶来集会的目的之一，对于中国的民俗风情，朝鲜人是非常感兴趣的，因而在《燕行录》中，便有很多关于在市集上见到的各种娱乐活动的记载。如朝鲜人在隆福寺庙会所见到的：“缘街而北，左右货物尤盛，有一人独身中立，瞋目奋拳，或戏笑或悲愁，口喃喃不已，数十百人簇拥聚观，往往齐解发笑，投钱如雨，盖呈戏而乞钱者也。”[29]文中所说的这民间艺人应该是说单口相声或者是评书的，从众人“簇拥聚观”、“齐解发笑”到“投钱如雨”可以想见其人说得极为精彩，朝鲜人虽然听不懂，但是观众们的反应也让他对这位民间艺人精彩的技艺印象深刻，把他的所见所闻记在了《燕行录》中。
同样是在隆福寺，这位作者见到“有人设小屋，椅坐于其中，四檐设布帷而褰之八绳在手帷之褰垂惟意也。是时观者环立，其人顾瞻诸人，絮聒良久，忽放绳而垂帷，四面俱蔽，少间忽出人语如少妇婉若之音，明非丈夫声气，少间有二人相语声，少间转相争诘，至欧搏不已，仍闻有老婆呵叱救解或笑语若温诱也，忽有雄暴男子大呼殴打两少妇且啼且语又与老婆喧喝跳荡四人之声一时齐作，男女老幼悲啼怒吼各极其态，听者相顾错愕，莫测其故也，顷之，檐帷忽褰，依旧一人在椅也，观者莫不喝彩，其人益攘臂矜张以索钱也”。
由于对中国民俗风情的好奇，《燕行录》的作者们对18世纪中国北方的市集便有了许多详细的记载，不但使我们看到了当时人们社会生活的一些画面，而且可以解读出市集作为商品交易场所之外的种种文化内涵，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18世纪中国北方的社会生活文化。
二、市集上的中朝文化交流与文化差异
朝鲜使团在使清过程中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以及中朝之间的文化交流主要通过使臣们沿路所见所闻、偶遇或有意识的与清朝的士人学子交往交流以及大量购买中国书籍这几种途径进行的，而市集是这三种途径中不可或缺的环节之一。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官方的文化交流有限，希望了解中国深厚文化的随使团来华的朝鲜学者们便倾向于在民间寻找能够交流的方式。市集是一个交流体系，在市集这个人和物都集中的场所，对使臣们的注意力是一大刺激。因此一些来华的朝鲜学者有意识在中国的市集中寻找可以交往的人，所谓的“悲歌屠狗”之人，“岂或有其人隐于屠贩之间，吾未得及见也？”因此，朝鲜学者或直入店铺之中与儒商交流，或与市集上遇到的文人相约笔谈，或就在书肆中与来买书的士人交谈。在这个交流的过程中，也成就了中朝文人之间一段段的“旷世神交”，结成了不少的“海外知己”。
正如朝鲜使团在朝贡的过程中同时顺便进行一些使行贸易一样，使臣们在一路上经过各个市集的时候会对中国的特产及书籍、文化用品产生极大的兴趣。市集上丰富精美的商品不但让他们想购买，同时也让他们了解了在康乾盛世下的中国商品的丰富多样。
朝鲜使臣们喜欢经常去北京以及沿路的各个市集逛逛，他们到市集上往往是为了另外的目的，一方面是可以从中了解中国的民情、风俗，另一方面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些隐于市中的高人逸士，因此，朝鲜使臣金正中在游琉璃厂时，“所见只是奇玩而已。余自思曰：游于集市无昔时悲歌屠狗之客，岂或有其人隐于屠贩之间，吾未得及见耶，抑时移俗度，实无一个奇伟男子也耶。历览市门春贴，徒以福字为第一祝辞，全没迎春韵语，可知文翰之士如风扫地，何其寥寥也”[30]。
朝鲜的文人们希望能够更多地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文化，于是与中国的士人进行交流，进行沟通是最直接的方式。由于朝鲜深受中国文化圈的影响，以至于在15世纪时虽然已经由朝鲜王国第四代国王世宗的主持下创造了自己的文字——谚文，但是汉字仍然是文人们用以写作的文字。因此，通过笔谈的形式，朝鲜的使臣完全可以和中国的士人进行深入的交流。同时，他们也有意识地在市集中寻找可以交流的士人，而中国人的热情好客更是使得两国人民的友谊得以产生并长存。
为了加深对中国的了解，朝鲜使团中的文人学者主动到市集中的店铺中与儒商们进行交往、笔谈，其中以北京的琉璃厂最是理想的交流场所。“盖北京诸肆在在皆然，而此厂所储多书籍、碑版、鼎彝、古铜与器玩之稍雅者，故名最著。且其坐贾者，间有南州秀才应第求官者，故游于市者往往有知名之士云。”[31]
朝鲜人金正中在琉璃厂中闲逛之时，见到聚好斋的主人陈嘉贤和其友胡宝书，都是儒生，于是共作笔谈。经过一番长谈，金正中不由得感叹：“屠贩之间得此风人韵士甚幸，况中州文宪在二位身上，岂与昔时悲歌士比乎。”[32]金正中得知胡宝书乃是南宋经学家胡安国的后裔，而朝鲜人在当时仍然认为清朝是蛮夷之邦，清朝入主中原就代表了中华文化的覆灭，因而南宋大学者的后裔身上无疑便承袭了中华文化的精髓，所谓“中州文宪”之所在也。这也是朝鲜使臣更愿意在市集中寻找可以交流的士人，而不是只在清政府中与官员们交往。
朴趾源在抵达盛京之后，“入一收卖古董铺子，铺名艺粟斋。有秀才五人，伴居开铺，皆年少美姿容，约更来斋中夜话，……又入一铺，皆辽地士人新开锦缎铺，铺名歌商楼，共有六人，衣帽鲜华，动止视瞻俱是端吉。又约同会艺粟夜话”[33]。
这些儒商来自中国的各个地方，在经商的同时也不忘读书，因而也能够与朝鲜学者如朴趾源等人惺惺相惜，有共同的语言。经过两个晚上的彻夜长谈后，朴趾源对这些儒商的学问、为人、思乡以及对官场和商场看法都有了一定的认识，他们对坐饮酒、朗颂诗文、抵足而眠，然后又一起赏鉴古玩、写字画画，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洪大容在其所著的《湛轩燕记》中亦不得不感慨：“渡江以西，庶几遇遗士奇人，访问甚勤，而燕云数千里，南濒海，北界鞑子，风俗椎鲁少文，高者习弓马，下者兢刀锥，至直隶殆甚焉。其读六经，为时文，以秀才称类多自南来者，若抱道自蕴不求人知者，盖有之而无以见焉。”[34]
当然，有时候并不是朝鲜使臣有心地去结识一些中国的士人，中国的一些士人也会主动的与朝鲜的使臣结交，如徐长辅在“琉璃厂书楼抽阅书卷，有一朝士下车而入，揖余做话曰：偶行暂过，幸会幸会，遂相示姓名官乡，方做翰林做事者，余曰：观风上国，偶接清范，岂非萍水之幸欤？一场谈次烂漫，佟乃书示曰：仆方有公干，离馆出城，故再会，恨何可言，相送而罢，道路观者如堵。”[35]朝鲜使臣在服装和语言上与中国人都有不同，因而一般的中国老百姓会对之产生好奇，而中国的士人则大多是以交友的心态来认识这些朝鲜人，一方面是可以多一些外国的朋友，另一方面，在《燕行录》中也有不少的记载，就是一些心怀故明的士人，对一身故国衣冠朝鲜人的亲近心理，他们往往会在私下里试穿朝鲜人的衣服，或者是对着朝鲜人的衣冠落泪，从而与思明的朝鲜人产生一定的共鸣。
洪大容是朝鲜有名的学者，“北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在他写的《湛轩燕记》中，记录了很多他所结识的中国士人，也留下了很多与中国士人笔谈的资料。著名的“洪严之交”便是起自琉璃厂的市集上偶遇，洪大容与严诚二人因之结识后在不断的交流中产生了深厚的友谊。《湛轩燕记》中记载：“二月初一日，正使稗将李基成为买眼镜往琉璃厂，市中遇二人，仪状极端丽如文人，皆戴眼镜。基成请曰：‘我欲买眼镜，市上无真品，愿买足下所戴。’一人曰：‘何用言买？’即解而与之。基成酬之以价而不受，拂衣而去。基成追问其居，自云‘浙江举人，方僦居于城南干净胡同。’”[36]李基成回到使馆后，便把他的经历告诉了洪大容，到初三日，洪大容便与李基成一起去干净胡同拜访这两位在市集中遇到的文人，并且与他们越聊越投机，所涉及的内容从王阳明的学术问题、明末清初隐士的情况到婚俗、场戏等，并且开始互通书信，直至洪大容随着朝鲜使团离开中国后，这段友情也没有结束，而是通过以后到北京朝贡的朝鲜使团继续保持着书信的交流。
后来严诚感染疟疾，客死闽中，洪大容在朝鲜知道后，写了一篇悼词，哀悼严诚，并托一位中国朋友把这篇悼词送到了严诚的家乡。当地的士人们知道后，非常感动，赋诗称赞“洪严之交”。乾隆四十八年（1783），洪大容病逝，洪大容的好友朴趾源又将这个消息告诉了严诚家乡的朋友们。而洪、严等人赠答的诗札，也专门编成了《日下题襟集》，以纪念其深厚的感情。这段“洪严之交”称得上是中朝两国文化交流中的佳话，体现了中朝两国人民之间真挚的友谊。
清代俞蛟所著的《梦厂杂著》中也记载了中韩交往的一段佳话：“友人虞药林，于琉璃厂书肆晤朝鲜使臣。视其貌，清俊不凡，进与语，各不能辨，因以笔墨作问答。自书姓洪，名大荣，号涵斋，曾五举于乡，始登进士，今官翰林。盖其国乡、会试，以诗、古文、经解，分三场，会试不售，仍与秀才同入秋闱，不赴则以诡辩论。科目之难，视中国为尤甚焉。间述其榜后忽委顿，无疾而呻吟床次，朝夕入睡乡，家人强之饮食，未毕，鼾声辄起，阅三月始醒，因又号‘足睡居士’云。药林赠以诗。将归，握手不忍别。逾年复奉使入贡，遍访药林，而药林旋里。”[37]洪大容与虞药林在琉璃厂的市集中偶遇，并且通过笔谈互相交流，不但使洪大容了解了中国的文化和风俗，同时我们也可以了解到这位朝鲜著名的学者一些经历甚至是逸闻，这将是研究洪大容生平的一条颇有趣味和有意义的史料。
《梦厂杂著》中还继续记载了虞药林与另一位朝鲜使臣李命圭的交往。“又逾年，使臣李命圭号耦山，亦晤药林于书肆。询涵斋近况，则进秩兰台矣。将归之前一日，耦山留赠彩笺、清心丸数事；又出其著《陶情集》索题。冲容和雅，似合乎开元、天宝之风格。所谓取法乎上，得乎中者。”书肆之中遇到李命圭，既了解了洪大容的近况，又结识了一位新的朋友，不但互赠礼品，而且由于均为文人雅士，还作诗相赠。“相传，朝鲜为有殷箕子之后，故其国崇学校，明礼义，絃歌雅化犹有存焉。药林故工书，因作楹句赠之曰：‘快睹綵毫传丽句，偶怀旧雨得新知。’又属其携赠涵斋曰：‘望月三秋梦，挥毫万里情。’余时在座，亦口占七律赠之：‘衔命梯航觐紫宸，风流文采羡词臣。圣朝柔远宣恩渥，荒服输诚入贡频。旧雨新知皆系念，彩笺灵药总宜珍。小明莫向归程赋，计日帆收鸭绿津。’”[38]诗歌中的“旧雨新知”表明中国和朝鲜两国的文人有着长期的交往，而且通过每年到中国来朝贡的朝鲜使团能够一直维系下来，这样的友情是真诚的也是深远的，也正是由于这种友情的存在，中朝两国的文化交流才能够更加深入，更加广泛。
无论是在路边偶遇还是双方有意识的寻找可以交流和沟通的对象，朝鲜使臣与中国士人之间都能够真诚相待，就双方共同关心的学术、风俗、科举、时政、历史等问题进行广泛的探讨，因而在各个时期或不同的《燕行录》中都大量记载了笔谈的篇章。同样，朝鲜使臣也会跟市集上遇到的贩夫走卒打听一些风俗民情。事实上，使臣们经常利用各种场合，向中国人打听他们关心的问题，各种《燕行录》都有这方面的记载。这些记载由于得之于个人，有关资料未必完全准确，但其史料价值不只在于它记录了什么，也在于它记录了当时中国人对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的态度。
由于具有与中国同源同质的文化，朝鲜使臣们在出使中国的过程中，也不禁处处留心中国的风俗文化所在，因此，在他们路过或者是游览市集的时候，总是能够从一面牌匾、一些现象甚至是一件商品上得出这样或那样的评语，或是在言语间体现出其价值的取向。但作为外国人，无论两国文化多么的相近，由于各自孕育的土壤不同，也会产生许多差异的。
徐长辅在《蓟山纪程》中提到“北京钱币甚轻，物货翔踊，毫发之利，曲尽无遗，至于剃头、挖耳、洗足、剪爪者，各持器具，叫以自衔”[39]。
又如，“名铺货物虽亲王卿宰如有所欲买者，必带银乘车而至其铺，价亲买，彼人习熟见闻不以为怪。”[40]这些对中国人来说都不觉得有什么奇怪的，但是朝鲜使臣和学者们就会觉得中国人重利轻礼。他们认为：“朝士之戴珊瑚、蓝玉顶者皆乘锦障宝车，或从以数十骑，下车市中，怀出银包，占择宝品，评陟物价。大抵此处风俗只知一利字，外此廉隅名检不识为何样物，转相慕效，恬不为怪，出于仕宦则入于市廛，故市人与宰相抗礼云。噫，其异矣。”朝鲜人李基宪也说：“琉璃厂有一朝士来坐，探出怀中银，见我国人，颇有羞色，潜给从者，云东邦礼义之见惮于彼辈有如是也。”[41]
朝鲜士人对于显贵之人亲自到市集购物尤其看不惯，“卿士大夫连车骑至寺中，手自拣择市买。……前年，李懋官游此寺，值市日，逢内阁学士嵩贵，自选一狐裘，挈领披拂，口向风吹毫，较身长短，手揣银交易，大骇之。嵩贵者，满洲人，往岁奉敕东出者也，官礼部侍郎、蒙古副都统。我国贫士，家虽乏无尺童者，未尝敢身至场市间，与贾竖辈评物高下，为鄙屑事也，宜其大骇于我人之目。然今吾历访卖买者，皆吴中名士，殊非裨贩驵侩之徒，以游览来者，类多翰林庶吉士，为访亲旧，问讯家乡，兼买器服。其所觅物，类多古董彝鼎，新刻书册、法书名画、朝衣朝珠、香囊眼镜，非可以倩人为皮膜苟艰事，莫若亲手停当为愉快。选择去就之际，亦见其简易质直，而所以中国人人能有精鉴雅赏也。”[42]从士人亲自挑选货品居然能够引申出“中国人人能有精鉴雅赏”，在中国人看来无疑是很牵强的，但是我们从这一个细节就可以看出中朝两国的士人在文化背景和思想观念上具有极大的差距。
朝鲜一直坚持只有贵族身份的“两班”才能参加科举考试，成为国家的官员。类似于“宰相之子做市井，市井之子做宰相，尝见陈希曾之祖世爵家状，以为世爵，以世官之子，家事聊落，即贸于燕齐闽越之间，资屡钜万，其子道中进士，资至资政大夫，道中称述其执契殖货之才，次无遗，若榆杨者，然俗之贱名检即此可见。”[43]在朝鲜王国就是不可能发生的情况了。
三、18世纪中国北方市集的辐射影响
1．盛世的掠影——朝鲜学者看中国的市集
朝鲜使臣和学者们对沿路及北京的市集进行的描述与评论，使他们不光看到了中国市集的繁华，而且注意到了与市集相关的民俗和文化以及市集繁荣背后的一些社会问题，并在《燕行录》中达表了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即以外来者的眼光对中国社会及文化作出宝贵的评价。
18世纪中国达到了封建社会发展的高峰——康乾盛世，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人口增加，文化繁荣。朝鲜的使臣在看到中国的繁荣市貌时，与他们所想象的在“夷狄”统治下的国家完全不一样，不由得生出许多感慨，在客观上肯定了清王朝对中国的统治。朴趾源在《热河日记》中记载报国寺庙会：“廛铺罗列，车马闹热，不独市日为然也。余谓《史记》苏秦说齐王曰‘临淄之道，车毂击，人肩摩，挥汗成雨，连袂成帷’，始以为过矣，今观于九门，信然，诸寺如报国、隆福，皆如九街，然后益知古人言语文字，不为虚辞夸炫也。列国之时，日寻干戈，而都邑之富庶能若彼，况昇平天子之都乎？”[44]
18世纪中国经济繁荣的状况，往往令朝鲜使臣和学者们难以置信，这在《燕行录》中有着大量的记载，如朝鲜使臣和学者们在琉璃厂所见，“文房之宝，簪缨之珍，椅桌之妙，虽终日繙阅，无以遍地。同行一译执宝石二枚，问其价，则答银八百两，译目瞠口不敢问他物而走。故朝鲜人卖买者甚罕，所买者零零琐琐价歇而无用者。厂人指物之贱而歇者曰：朝鲜件，甚矣，吾东人不识羞耻也。今胡俗朝衣则颈挂念珠，故谓之朝珠，于阁老敏中籍家朝珠四个，价银三万七千万两云。”[45]
在朝鲜使臣和学者们最爱去的琉璃厂集市中，不但书籍等商品众多，而且价格不菲，“一铺之储已不知为几万卷，屋凡两重或三四重，而每室三壁周设悬架，架凡十数层，每层庋书，卷秩齐整，每套皆有标纸，俯仰视之，不可领略，其都录见之，则亦多不闻不见之书，看到未半，眼已眩昏。噫，此夹路诸肆不知几千百，其货物工费亦不知为几巨万，则皆是奇技淫巧，非民生日用之不可无者，中国之侈风良足可慨，而以若许多物件尚有交易之利，亦可见中国之大也。”[46]商品众多，价格昂贵，而商人们在其中还有利可图，可见当时市场上的购买力是很强的，这也许与北京聚集了许多达官贵族有关，但也很明显是在升平之世才会出现的繁荣景象。
不但大城市中百货充盈，就是在小地方，商品贸易也是十分发达的，如中前所的前屯卫就“闾里市井甚盛，而是日即场市也。趋市者多骑驴乘车，可谓肩摩毂击，而夹路货肆爤开如橘柚枣梨之属，皆非土产，而亦充牣其中，中国懋（贸）迁之利，此足可验”[47]。足可见中国之盛了。
18世纪的中国商品种类繁多，各种奢侈品层出不穷。例如，洪大容在琉璃厂见到“诸铺不知其几千百廛，其货物工费不知其几巨万财，而求诸民生养生送死之不可缺者无一焉，只是奇伎淫巧奢华丧志之具而已，奇物兹多，士风日荡，中国所以不振可慨也”。同时，他还注意到“京城诸市往往以纸造车马人物为小儿戏具，皆随手粉碎，不直一文，犹列肆见售。”不禁评价道：“俗尚之浮侈也。”而店铺前为了吸引行人注目的招牌幌子，“凡在通衢十字路口多设酒楼夹道相望，皆架出檐外，栏槛环丽，但上雨旁风，一经夏潦，必不免重修，虽其财力之丰足，苟悦目下不惜糜费亦不可晓也”[48]。
这种浮侈的景象令朝鲜使臣和学者们常常感慨不已，但是对于所谓的盛世景象，一些朝鲜的学者并没有被眼前的繁盛所迷惑，而是有自己的看法：“市肆所售一砚之值至或百金，噫，天下有事则珠玉宛转而不收，海内升平则瓦砾埋没而必采，富贵者适然取视，则贫贱者努目收藏，清赏者偶一摩挲，则椎卤者茧足奔趋，于是乎锄犁所起，钩罾所登，尸气所渍，纷然为宝于天下，天下珍玩之心又苦矣。”[49]
同时，他们还指出清朝统治者的骄奢淫逸对中国社会的危害：“货物工费不知其几巨万财，而求诸民生养生送死之不可缺者无一焉，只是奇伎淫巧奢华丧志之具而已，奇物兹多，士风日荡，中国所以不振可慨也。”[50]洪大容在市集上看到“剃头者以扁担担两圆桶，外施杂彩，桶中削刀大小箟洗盆及炉罐温水之具无不备，挖耳垢刮足核，凡漉削簿技，猥琐械器无不具，其甘为人役，不惮卑屑如此”。也不由得感慨“中国升平之久，民物繁庶，生理之苦艰可想也”[51]。
18世纪的中国正是所谓的康乾盛世，而冷眼旁观的朝鲜学者们却从市集上充斥的种类繁多的奢侈品中看到了“中国所以不振”的一个较为深层次的原因。
2．“力学中国”——燕京之行对朝鲜北学派的影响
18世纪随着朝鲜使团到中国访问的有不少是朝鲜著名的学者，如洪大容、朴趾源、朴齐家、柳得恭、李德懋等。他们的身份虽然不同，但其有关《燕行录》的著作确都具有很大的影响。所谓“适燕者多纪其行，而三家最著，稼斋金氏、湛轩洪氏、燕巖朴氏也。以史例则稼近于编年，而平实条畅，洪沿乎纪事，而典雅缜密，朴类夫立传，而贍丽宏博，皆自成一家，而各擅其长。”[52]其中湛轩洪氏和燕巖朴氏指的就是洪大容和朴趾源，他们分别著作的《湛轩燕记》和《热河日记》在中朝文化交流史上都是非常有影响的。
18世纪的中国到处呈现一片盛世景象，相比之下，同时期的朝鲜王国，已开始由盛转衰，政治混乱，经济凋敝，人民贫困。因此，这些随使团访问中国的朝鲜学者通过亲眼对中国社会的观察以及与中国士人进行交往中，对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都一定的了解，因而积极主张改革朝鲜时弊、对外开放。当时李朝的士人自称“小中华”，主张“尊明攘夷”，洪大容、朴趾源、朴齐家等经过访问中国，对中国的繁荣有了深入的认识，他们逐渐改变了传统的“华夷”观念，因此回国后批判了朝鲜士人的这些陈腐鄙陋的观点，主张学习当时中国的先进文化，力主“北学中国”，进而改革朝鲜的政治、经济、文化。这就是朝鲜历史上著名的、影响深远的“北学派”，并对朝鲜“实学派”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北学派”以利用厚生、北学中国的实学思想为中心，北学派史学思想是朝鲜思想史发展的一个阶段，与它之前的实学以及性理学思想有批判继承关系。一方面，朝鲜半岛实学与中国实学思想有渊源关系。另一方面，北学派的的主要思想家都曾到中国考察过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科学和文化，并同中国学者笔谈切磋，交流思想，他们受中国的影响是无疑的。而且北学派实学活跃的时期，正值中国的“康乾盛世”。通过两国的使节交往，中国的经济、政治、科学、文化明显地影响着朝鲜，北学派实学社会改革、利用厚生的思想在这些条件下日益成熟。同时，在北学派实学家的著作中，引用了不少顾炎武、黄宗羲、颜元、戴震、章学诚、毛奇龄、梅文鼎、袁枚等人的社会改革思想，可见北学派实学是受了中国学者，特别是明清实学思想的启发和影响的。
北学派学者之一的朴趾源“看到中国‘吴中名士’、‘翰林庶吉士’在‘场市间’来往穿梭，‘精鉴雅赏’。相比之下，李朝‘贫士家虽乏无尺童者，未尝敢身至场市间。与贾竖辈评物高下为鄙屑事’。所以造成了工商业落后，封闭，不开化。走出国门的朴趾源，通过贫富两种情况的对比，认识到只有发展工商业，‘四业’并举，才能实现‘利用厚生’的价值目标，实践圣人的古训。”[53]
燕京之行见识到了18世纪的中国“市廛夹道”、“百货凑集”的盛况，朴趾源把“利用厚生”的学说解释为：“工制什器，商通财货，以利民生，使衣食图谋民之厚生”，因而更“重视实用和实践，主张同等对待农工商各行业，以保证其‘生业’”。[54]工商业是“利用厚生”学说的一个重要范畴，在朴趾源的《热河日记》中，记述了许多乾隆年间中国的商业情况，如市集、商队、商人等等（前文已有诸多引述），其重视工商业的思想与正统的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韩国实学思想是不同的，这也正是朴趾源“利用厚生”学说的进步性所在。
洪大容、朴趾源等朝鲜北学派的学者们经过中国之行后，根据他们在中国的所见所闻所想，完善了其改革开放、利用厚生的理论，18世纪中国的繁荣富强亦坚定了其北学中国的决心，甚至提出了“力学中国”的口号，对朝鲜的学术史、思想史都极其重要的影响。
结 语
《燕行录》作为同中国明、清两代有着直接和密切关系的系列著作，直笔、全面、完整、重要应是其主要特点。其内容涵盖了清代入关前后、直至光绪二十年（1894年）朝鲜使团所经过地方的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历时260年以上，具有极大的史料价值，虽然《燕行录》对于18世纪中国北方市集的记载在内容上未必超得过《日下旧闻考》、《帝京景物略》之类中国古籍，可是，由于该书的作者是外国使臣或学者，他们没有顾忌，更不必修饰，所以看到什么就写什么，怎么看就怎么写，怎么想就怎么说，从他们的独特视角审视中国社会的各方面。因此，通过《燕行录》研究中国北方的市集，通过市集了解当时的中朝文化交流以及文化差异，可以从一个外来者的视角看中国的社会，也可以以后学者的角度看当时朝鲜使臣和学者们与中国士人的交往、交流，这就为我们研究中国社会和中朝文化交流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思路和角度。
《燕行录》反映明清以来中国社会的真实状况，其史料价值不是一般的中国正史或野史笔记所能替代的。在充分肯定其真实性的同时，我们也不应该忽略来访者由于访问时间、范围、语言障碍和作者的视角等方面因素所带来的局限。有关市集的内容只是《燕行录》中的一个部分，这些珍贵的国外文献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研究和利用。[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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