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是我近几年来探讨中国资本主义产生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研究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必须涉及到的重要方面。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手工业状况的研究，在近三十年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中，有很大的进展。虽然现在离作出结论还很遥远，但已经取得的成果，却斐然可观。对比之下，中国近代手工业在中国资本主义产生中的地位问题，也就是，进入中国近代社会以后，已经发生了资本主义萌芽的中国手工业，处在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它和中国现代资本主义工业的产生，究竟存在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方面的研究和讨论，似乎就比较缺乏。究竟为什么讨论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呢？下文是什么呢？不错，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封建社会的资本主义萌芽也会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但是，没有这个“如果”，又是怎样呢？这么一问，我们现在提出来讨论的这个问题，也许就有点意义。
不言而喻，这并非说中国手工业和资本主义现代工业的关系的问题，过去完全没有研究。不，不是这样。就从建国以后算起，三十多年来，这个问题，不但有不少学者作了相当深入的研究，而且可以说有了一个相当稳定的看法。根据我的粗浅了解，到现在为止，在中国近代手工业和资本主义现代工业产生的关系上，为大多数学者所同意的观点是：这二者之间，有着内在的、前后相承的关系。也就是说，鸦片战争前手工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将发展为资本主义，鸦片战争以后，这种内在的联系，仍然存在，中国的现代资本主义工业，仍然是沿着手工业→工场手工业发展过来的，没有中断。当然，在这个总的理论前提之下，诸家论证的口径，并不完全一致。这里我只提三个有代表性的意见。他们的论点，可以分别归纳为三个问题，即（一）、关於中国近代手工业的发展前途问题，（二）、关於中国近代手工业与资本主义机器工业产生的关系问题，（三）、关於半殖民地半封建条件下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理论问题。下面就依次加以分析。个人的看法，可能十分错误，大胆地提出来，是希望通过真诚的讨论，提高自己，促进交流。
一、中国近代手工业的发展前途
在中国近代手工业的发展前途的问题上，中国经济史专家彭泽益同志的论点，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意见。他在《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新一版第一卷附录：《1840—1880四十年间中国矿厂统计资料》的按语中说道：这一资料“表明自十七、十八世纪以来中国采矿和冶金企业在生产经营上所具有的连续性的特点。”并据此进一步论说：“不难看出，把在清代鸦片战争前和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经济，特别是工矿业，看作是‘中断’的现象，并认为彼此前后‘脱节’、没有内在联系的论点，显然是缺乏科学根据的。”(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962年新1版，第1卷，页613。)
毫无疑问，鸦片战争前中国封建社会原有的手工业，绝大部分在鸦片战争以后继续存在，并没有中断。所谓“中断论”，如果指的是这一种中断，当然是完全违背历史事实的。人们不会提出这样的“中断论”。
然而，彭泽益同志的立论重心，似乎不在这里，他的重心，是放在工场手工业上面。他批评“中断论”，重点不在手工业本身的中断，而是指手工业向工场手工业发展的中断，他拿所编的1840—1880年的矿厂统计证明“中断论”的错误，就是由於他把这些矿厂作为手工工场看待的。(参阅《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1期，页125。)他说大量的工场手工业同工厂工业“长期共存”，根据就是手工业向工场手工业的大量发展。
因此，彭泽益同志提出的问题，实质上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手工业本身的发展问题。如果手工业大量发展为工场手工业，那么，在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过程中，就要充分重视手工业发展的地位。因为工场手工业本身就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阶段，谁也不能否认。
看来，很有必要先从宏观方面对中国近代手工业的发展情况，首先是向工场手工业发展的情况，作一个比较全面的估量，然后才能论及其他。
毫无疑问，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变化，中国近代手工业中的小作坊和家庭小手工业，有一些发展成为工场手工业，这是完全可能的。把手工工场的科学涵义暂时撇开不论，在《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中，我们也的确看到这样的迹象。(参阅《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12章。)但是从宏观方面看，总的趋势是一个什么样的趋势呢？我们不妨就从《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中去试求答案，而上面提到的1840—1880年中国矿厂统计本身，不失为寻求答案的向导。
现在先根据原材料列成一个统计，（见下表），然后再加以说明。
（附图）
表中突出表现两点：一是新开矿厂105家，而停闭矿厂为334家，停闭矿厂远远超过新开矿厂。和鸦片战争前比较，在1644—1838年间，新开矿厂为1，109家，停闭者829家。(《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卷，页386。)战前194年中，新开矿厂为停闭的1.3倍，战后四十年则倒过来，停闭矿厂为新开矿厂的3.2倍。二是每年在采矿厂由期初的279家下降为期末的50家，四十年的下降率为82%。而在鸦片战争前的194年中，在采矿厂期初为3家，期末为279家，(《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卷，页387—389。)增加了92倍。拿战后和战前相比，衰退的趋势非常明显。无论这些矿厂是否都可以列为手工工场，它们并没有维持一个持续发展的趋向，这是无可怀疑的。
在《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中，编者还引用北洋政府农商部的材料，编制了1912—1913年全国工厂中使用原动力与不使用原动力的厂数统计。(《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页448。)后来编者又进一步将这个统计延伸到1919年，并且与1947年国民党政府经济部发表的工厂统计进行比较。(《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1期，页126。)这也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宏观统计。为了便於分析，不妨将原表引录如下：(参看《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1期，页126。) （附图）
根据编者的意见，表中“用原动力”一栏代表工厂的数字，而“不用原动力”一栏就代表手工工场的数字，如果按照这样的分类，那么，在这一段将近四十年的期间，工厂数目上升了八倍以上，而手工工场却下降了50％。前后两个四十年，手工工场的变动趋势，大体上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从近百年中一头一尾的四十年来看，手工工场的变动，是呈明显的下降趋势。
大机器工业的上升，手工工场的下降，是否意味着手工业向大机器工业转化了呢？或者说手工业在整个工业中的比重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呢？这值得进一步研究。
关于第一个问题，这里不妨先引用一个根据实地调查的、在时序数列上比较完整的统计，它是天津织布、地毯和针织三项工业从它开始有统计之日起到1929年这一整段时期的全面变动状况。统计的项目，包括历年新设的工厂和手工作坊的平均织机数或平均雇工人数。详细数字如下表。(资料来源：方显廷：《天津地毯工业》，1930年版，页8—9；《天津织布工业》，1931年版，页20；《天津针织工业》，1931年版，页22。)
这个统计，既包括了手工作坊，又包括了工厂，如果手工业是“迅速地成长为大机器工业”，这些数字应该是上升的，而且应该上升很快。然而统计表中的数字，除了1915—1917年这一段短暂的时期织布机有比较明显的上升势头以外，其他都没有持续上升的变动，后期甚至还有下降的趋势。原调查者说：许多手工作坊实际上等於“散处工人”家庭，当市场需要增加之时，主匠仅需稍加资本，招雇短工，即可扩张营业，及商业一入衰落时期，主匠又可辞退短期工人，仅留学徒，缩小其营业范围，并可向大作坊领取原料代为制造，同时主匠家属又可分出一部或全部时间代为其他作坊从事工作。“换言之，昔之主匠，现已降为散处工人”。(方显廷：《天津针织工业》，1931年版，页24。)散处工人而非工厂老板，才真正是手工业主匠的出路所在。
至于第二个问题，即手工业在整个工业中的比重问题，我过去曾经整理过一点有关材料，其中有一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手工业总生产及十二种主要手工业产品在工业生产中所占的比重的估计，可以引证这一点。根据这个估计，1933年手工业的总产值约占工业总产值的72％，十二种主要手工业产品在该项产品总生产中的比重，占3／4以上的有十种，占90％以上的，也有五种。(根据《中国国民所得》，1947年版，下册，附录三计算得出。机器工厂生产量不包括外国在华工厂的生产量。)（详如下表）。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一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经历了将近一个世纪，手工业相对於大机器工业，仍然处於优势的地位。 （附图）
毫无疑问，像资本主义社会一样，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也有破坏手工业的一面。它也破坏农业和农村家庭手工业的结合。但是，在破坏的同时，农业与手工业更加结合的一面，又经常出现在人们的面前。一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反映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经济结构，在农业与手工业的结合中，仍然占有很大的份量。(例如河北农村中的手工棉纺织业，参阅张世文：《定县农村工业调查》，1936年版，页420。)这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它也直接打击原有的手工业。拿棉纺织工业来说，机纱的出现，曾使广泛的家庭手工纺业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但是，与此同时，它又成为手工织布业的新原料，使手工织布不但没有在机织棉布的面前立即败退，反而得到一度的兴盛和繁荣。不仅如此。不仅手工业依赖大机器工业而得以幸存，大机器工业有时也依赖手工业而维持暂时的发展。在中国传统手工织布业的重镇江苏南通建立起来的大生纱厂，就是主要依靠供应土布业所需用的棉纱而存在和发展。土布业繁荣，它也繁荣；土布业停滞，它也停滞。两者的关系，是真正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林刚：《试论大生纱厂的市场基础》，见《历史研究》，1985年第4期，页190。)
由此可见，中国大机器工业和手工业的“长期共存”，并不是由於工厂和手工业在机械化程度方面彼此互相接近，而是由於中国工厂工业和手工业同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在外国资本的强大势力面前，有着共同的命运。这种“长期共存”，不是发展中的共存，而是两者都得不到发展的并存。这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工业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的规律性和独具的特点。
二、中国近代手工业与资本主义现代工业产生的关系
对於这个同题，清史专家戴逸同志在他的《中国近代工业和旧式手工业的关系》一文中，作了有代表性的论述，(戴逸同志的论文发表于1965年8月20日《人民日报》，1985年收入黄逸平同志编选的《中国近代经济史论文选》。以下所引均根据《论文选》所收的文本。)他区分了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原有的手工业直接转化为机器工业；第二种情况是原有的手工业没有直接转化为机器工业，但为机器工业的产生准备了条件；第三种情况是机器工业同原来的手工业之间很少有联系，但机器工业的出现仍是被整个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所决定的。可以看出，他虽然区别了三种情况，而且在文中特别指出第一种情况是少数，但总的精神是在强调二者之间的联系的。
戴逸同志的分析，是相当全面的，但是，如果认真地考察一下中国的历史实际，我个人觉得还是可以加以研究。下面就试提一点商榷性的意见。
首先谈谈中国的历史实际情况。
作为第一种情况的例证，戴逸同志集中分析了广东近代缫丝工业的产生和发展变化。他认为：“广东缫丝业所以能够从手工生产飞跃到机器生产，是因为缫丝在中国旧式手工业中是比较发达的一个行业，它在某些工序上进行的技术改革并不需要大量的资金和复杂的机器设备。中国手工缫丝业的基础同当时机器缫丝业发展水平之间的距离并不是很大的，一般的手工工场就有可能跨越这段距离而跃升为小型的机器工厂。”
这里有两点值得研究：一是广东手工缫丝业的技术基础同机器缫丝发展水平并没有多大的距离，(作者原文只是说“基础”，并没有明说是技术基础。但从全文看，这个基础指的应是技术基础。)一是其所以没有多大的距离，是由于手工缫丝业中已经有了手工工场，因此一般的手工工场，就有可能跨越这段距离而跃升为机器工厂。
众所周知，在广东第一家缫丝厂创办之前，原有的手工缫丝业，都是一家一户的农村家庭手工业，“凡操手机者，多半为蚕村中的老妇”。(吕学海：《顺德丝业调查报告》，1940年，页18。)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手工缫丝已经进入手工工场的历史记载。事实上，创办广东第一家丝厂的陈启沅在引进西方近代缫丝技术和操作方面的改革，就证明了这一点。这种改革是“在缫丝过程中，增加丝的加‘拈’工序。即将缫出的两根丝加‘拈’合并然后再分别绕上□。加‘拈’是陈启沅引进的法国共拈式缫丝区别于土法缫丝的重要操作特点，经过加‘拈’的丝，大大增加了丝的‘抱合’力，提高了丝的伸强度，这就有利于丝织的进行及丝织品质量的提高。其次，条纹规格化，这在过去一家一户分散的缫丝生产中是很难做到的，只有在工场或工厂集中生产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做到。”(朱文炜汤肯堂（《中国最早的近代工业资本家代表人物陈启沅》见《经济学术资料》，1981年第4期，页34。)这就很清楚，当时的广东手工缫丝和陈启沅创设的丝厂，在生产技术上还是有一段距离的。其所以如此，是由于在丝厂创办以前，手工缫丝并没有进入手工工场阶段。
没有进入手工工场的手工缫丝，可以一跃而进入大机器工厂。反之，已经进入手工工场的手工业，则不一定能循序而进入大机器工厂。与缫丝毗邻的广东丝织业，就是一个例子。一直到十九世纪的八十年代初，在广东机器缫丝首先发动的南海一带，组织在手工业行会锦纶堂之下的手工丝织机工，不下万余人，机张至少在五千以上。(徐赓陛：《不自慊斋漫存》卷六，转见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卷2，页47。)它们的生产组织，是否都已达到手工工场的规模，虽然还不能完全肯定，但是它们显然已经脱离个体手工业阶段，这是没有疑问的。因为在行会组织之下，已经出现机工和各机东家的对立，没有一定的规模这是不能出现的。然而，终十九世纪之世，我们还没有看到广东出现过一家丝织工厂。不仅如此，在手工缫丝进入机器缫丝之后，丝织机工还进行过激烈的反抗，出现过丝织工匠捣毁缫丝机器的离奇事件。很清楚，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的三阶段，就广东丝业而言，缫丝业没有经过第二阶段，就直接跳到第三阶段，而看起来似乎经历了第二阶段的丝织业，却长期没有进到第三阶段。究竟为什么会这样，这至少是值得研究的。
作为手工工场向机器工厂转化的例证，戴逸同志还提到轧花业中的宁波通久轧花厂，说它“原来是一个使用手摇机和足踏机的手工工场，1887年有人投资五万元，从日本购买了蒸汽机和新式轧花机，在旧工场的基础上建成了机器轧花厂。”似乎中国近代机器轧花工业是经历了资本主义发生的三个阶段。但是一查历史，就能了解到并不是那么一回事。因为这个手工工场，从一开始（1884）就是从日本购买“四十台用踏板操纵的手摇轧花机”而成立的。它成立三年以后（1887），才又聚资五万元，成立公司从日本大阪购进“一些较大的机器和发动机器的蒸气所需的锅炉与发动机”，并且“聘了几个日本工程师和技师”。“因为怕老百姓或官吏们的反对，所以表面上依附在日本人的保护之下。”过了五年（1892），又从日本添购了一批纺纱机修建新厂房。又两年（1894），将旧公司扩大为资本三十万两的新公司，这就是后来存在了23年的通久源纱厂。(以上据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页973—984。)主持这个轧花厂和后来的纱厂的，从头到尾，是一个和李鸿章关系至深的由商而官的士绅，(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页929—930。)人们一望而知，这和中国原有的手工业发展为机器工业，并不是一回事情。戴逸同志在文章的开头说：在“大多数经济部门中，机器工厂也并不是由原来的手工业直接发展起来，而是由地主、官僚、商人投资新创的。”这是正确的、符合历史的论断。由通久轧花厂到通久源纺纱厂的历史正是地主、官僚、商人投资新创资本主义企业的具体历史，然而，在同一文中，它却又被看作是“原有的手工业直接转化为机器工业”的例证。对读者来说，这是一个前后不能一贯的难题。
诚然，也应该看到，有一些直接过渡到机器工业的手工业，它的经营者原来就和旧的手工业有密切的联系。这种情形，在二十世纪以后，似乎更加明显。例如，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的棉织业中，就有这种过渡的迹象。(参阅拙稿《论中国资本主义两个部分的产生》，见《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3期，页108。)戴逸同志说：“这类情况在甲午战争以前尚不多见，到了甲午战争以后，特别是进入二十世纪以后才渐渐普遍起来”。这种看法，是符合事实的。当然这个过程需要有一个恰如其分的全面估量。我在五十年代初曾经搜集了1883年以来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先后创立的220家新式工厂的资本统计，并且分析了它们在创办时的主要投资来源。包括最主要的一些民族资本工业在内的220家工厂，它们的最初资本，只有6家来自手工业者的收入，占总数的2．7％，其中全部资本来自手工业者的收入的，只有两家，不及1％。而来自包括洋行买办收入在内的商业利润和官僚地主阶级的收入，达到153家，占总数70％。(根据中国征信所调查原件，经济研究所藏。)（参阅下表）。如果这种分配状况有一定的代表性，那么，很显然，一直到二十世纪的三十年代，手工业向机器工业的转化，还只是在逐渐普遍的过程中。（附图）
应当指出，出现在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产生将近半个世纪以后的这种现象，对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而言，已经失去了它应有的意义。早在六十年代初，一位经济史专家樊百川同志就指出：“在中国，事情的发展甚至是这样离奇特殊，作为小商品生产同大机器工业之间中间环节的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阶段，不是发生在大机器工业之前，而是产生大机器工业之后。它的大量发展，要等到二十世纪初期，大机器工业有了进一步发展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在时间上比大机器工业落后了十几年至二三十年。”(樊百川：《中国手工业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的遭遇和命运》，原载《历史研究》，1962年第3期，1985年收入黄逸平编：《中国近代经济史论文选》。本文所引，以《论文选》为据。)中国资本主义究竟是否经历了工场手工业阶段，在我看来，还可以研究。即使经历了这么一个阶段，它对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而言，按照樊百川同志的意见，也是一个错乱离奇的倒挂。
为什么出现这样离奇特殊的发展，樊百川同志说：“其所以如此，就是由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一方面固然因为破坏了中国的自然经济，促进了商品生产的发展，为大机器工业的产生创造了某些客观条件和可能，但另一方面却又同时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阻止中国发展成为独立的资本主义。也正因为这样，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压迫下，中国资本主义只能沿着半殖民地的崎岖道路，艰难曲折地生长，而它的独立发展的正常道路，则从此被永远截断了”。
和樊百川同志相对，戴逸同志认为：“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社会经济和手工业生产所达到的水平，是中国近代机器工业由以产生的出发点和内在根据。离开了这个出发点和内在根据，近代机器工业的出现就会成为不可理解的事情。外国的侵略可以改变中国经济发展进程的方向和速度，但是不可能一刀斩断这个进程。中国近代机器工业某些特点的形成，可以而且必须从以往经济发展的情况找到解释。”
在樊百川同志那里是：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截断了中国资本主义独立发展的正常道路；在戴逸同志这里是：外国的侵略不可能一刀斩断中国经济发展的进程。我们可以理解为两个意见的着重点不同，但是，对立的方面仍然是明显的。
这里涉及到怎样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于中国的具体历史实际。这个问题，需要另辟一节，专门讨论。
三、半殖民地半封建条件下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理论问题
戴逸同志的提法，是比较含蓄的。他说，外国的侵略可以“改变中国经济发展进程的方向”，但不能“斩断这个进程”。究竟“改变进程的方向”和“斩断这个进程”这两个概念是怎样区别的？或者说，“进程”的内容究竟指的是什么？人们是不容易弄清楚的。他说：“中国近代机器工业某些特点的形成，可以而且必须从以往经济发展的情况找到解释。”这些特点中包不包括中国资本主义机器工业本身产生的特点呢？这也是不很明确的。
在这个问题上，另一位经济史专家吴承明同志的意见，就明确多了。他说：“在中国，也有些同志认为，明清以来的资本主义萌芽，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中断了。鸦片战争后近代工业的建立是另起炉灶，与原来的资本主义萌芽并无继承和发展关系。这可称为‘中断论’。而中断论也自然导致外铄论。”(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概论》，载吴著：《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1985年版，页178。)
什么是外铄论？吴承明同志说：“外铄论和移植论，都是一种无视事物发展内因的纯外因论。他们否定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任何能动因素。这种反历史、反辩证法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但绝非是孤立的。”(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概论》，载吴著：《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1985年版，页176。)
吴承明同志的论点是针对中国的托派所宣传的“理论”的。托派的错误，在于否定中国近代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在于把帝国主义的入侵说成是使中国“发展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力量；在于取消了反帝反封建的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道路。
承认帝国主义的入侵，使封建主义的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而不是资本主义的中国，这是根据中国内部的社会条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于中国的实际所得的结论。同样，承认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条件下产生的中国资本主义不可能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通过手工业→工场手工业→大机器工业而产生，也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于中国内部社会条件所作的分析。这里并没有违反历史，也没有违反辩证法，更非外铄论。不能一方面承认中国近代以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开始，另一方面，却又把半殖民地半封建条件下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说得和正常的资本主义一模一样。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不是或主要不是由手工业→工场手工业→大机器工业而来，而主要是由一部分和手工业没有联系的官僚、地主和商人对新式工业的创办而来，这是中国历史的必然。封建地主、官僚和包括一部分依附外国势力的买办在内的商人之成为创建中国资本主义的主人，这一客观事实在一定程度上规定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得不到真正的发展，规定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这不但为中国近代的历史所证实，也为中国近代的革命实践所证实。
当然，这样说，并不是否认中国封建社会中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作用。中国的特点在于资本主义的萌芽还没有达到向资本主义大机器工业转化的阶段，就遭到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截断了中国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的正常道路。
当然，也要注意到戴逸同志指出的第二种情况，那就是中国原有的手工业为机器工业的产生准备了条件。但是，谈到这一点，历史的实际情况是：它首先为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提供了条件。早于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产生而进入中国的外国资本主义企业，在中国第一个资本主义企业出现之前几三十年，就已经进入中国。毫无疑问，被外国资本主义截断了正常发展道路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反过来为入侵的外国资本主义企业准备了劳动力和商品市场方面的条件。没有这些，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就没有那么顺手。产生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就其产生的条件而言，决定的因素是外国资本主义新的生产力的引进。国内市场的条件，与其说是导致它的产生，不如说制约它的发展。(参阅拙稿《略论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载《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戴逸同志说：手工业的破产是“资本主义机器生产的契机，”因为它为大机器生产提供了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方面的条件。一般说来，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结合到中国的具体历史，就值得进一步研究。戴逸同志举中国棉纺织业为例说：“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过程也就是农民、手工业者贫困破产的过程。中国的第一批近代纺纱工厂，就是在十九世纪下半期农民手工业者贫困破产，不得不购买洋纱来织布的历史背景下建立起来的”。值得指出的是：机纺纱对手纺纱
戴逸和吴承明两同志也都提出新旧矿场在资本上的联系。即“有些旧式矿业主投资于新式矿场，或者拿旧矿场的生产资料折价入股。”有“一些土窑窑主也变成新矿股东”。戴逸同志还举了一个实例，那就是1882年开办的热河三山银矿。因为：“三山银矿原是一个土法采掘的旧矿场，后来被洋务派官僚并吞，改为机器开采。旧矿主所有的矿井、山场、房屋和木柴，折合白银一万两，作为旧矿主对新矿的投资。”这其实和上面所说的开平煤矿的情形，并没有多大的区别。原来这个旧矿的矿主在新矿成立的前一年（1881）才接办这个银矿，第二年转买给轮船招商局接办，主持其事的，仍是上面提到的那个主持开平煤矿的唐廷枢。只是其间插进一个第三者，彼此相持不下，才改为三方合办。得利均分，“亦斡旋之一法。”(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页1136。)然而斡旋的结果，却是半途而废。这说明即使这种形式算作一个条件，它也是一个不成熟的条件。
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产生的历史条件中，带有决定性的因素是外国资本主义新的生产力的引进。新的生产工具的使用，不是出自中国封建社会内部手工业生产力的自然发展，而是来自入侵的外国资本主义的技术引进，这是客观事实。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我以前曾经作了一点初步的探讨。(《历史研究》1984年第二期。)现在再就本题所讨论的范围，试作一点补充。
这可以分几个方面来谈：
一、最直接的是外国机器的引进。中国资本主义大机器工业的最初出现，其所使用的机器，几乎全部来自国外，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中国的新式煤矿，即使“全部在土窑基础上建立”，也要“先买抽水机，再添卷扬机，最后改建井筒”，才能进行生产。没有国外进口的抽水机、卷扬机，再多的土窑基础，也是无法实现机器生产的。不但大机器工业如此，就是直接转化为大机器工业的手工工场，它所用的生产工具有的也是来自国外的引进。上面提到的通久轧花厂，就是一个例子。这种情形，在相当多的工业部门中，也时有所见。例如火柴制造厂的最初产生，也是以手工工场的形式而出现的。这些工厂，不但有的生产工具来自外国，而且化学药剂乃至柴梗盒片，也由国外输入(参阅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页994、页999；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卷2，页331—333；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页713。)。此外，在手工皂烛业，卷烟业、棉织和针织业中，都出现过类似的情形。(彭泽益，上引书，页336，页340，页377。)而在手工棉织业中，更为突出。仅在1904—1906这三年中，手工织布业之使用进口足踏铁轮机以取代原有的木机者，有四川的重庆，山东的潍县，广东的汕头和河北的天津。(彭泽益，上引书，卷2，页368，卷3，页691；方显廷：《天津织布工业》页18，页42—45。)这些只是见之于记载的个例，然其范围之广，已为他业所不及。
二、其次是外国技术的引进。机器引进之后，应用机器于生产的技术，基本上也是由国外引进来的。在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创建时期，一个极为普遍的现象，是外国技术人员的雇用。就拿上面刚刚谈过的矿冶工业而言，煤矿中的开平煤矿，从勘察到的开采都离不开招聘的外国技师。知名于中国路矿的金达（C．W．Kinder）、马立师（Morris）和薄内（R．R．Burnett），都是开平的著名矿师。开局两年之内，开平雇用的外国技师，前后共达十的破坏，在时间上和数量上首先是进口洋纱而非中国纱厂的机制纱。而中国手工棉纺业所遭到的破坏，也远非澈底。一直到二十世纪的三十年代，一家一户的手纺机，仍然转动在相当多的农村里。(如1929年前后，河北全省129县中，有68县仍有手工纺纱（参阅《中国农村》1卷3期，页63）1931年河北定县全县家庭手工业产品中，手纺纱、线占产值的14％（参阅千家驹编：《中国农村经济论文集》，1936年版，页397。）)至于手工棉织，那就更加值得分析推敲。因为洋纱取代土纱，固然表示手工纺纱的破产，但手工业者“购买洋纱来织布”，并不能说明手工织布业的破产。应该说：“这个商品市场的形成，不但不是建立在农民家庭手工业被破坏、个体农民经济破产的基础之上，恰恰相反，它正是适应了农村家庭纺织业的发展需要，才得以建立起来的。”(参阅《历史研究》1985年第4期，页182。)至于说中国第一批近代纺纱工厂就是在手工织布者“不得不购买洋纱来织布的历史背景下建立起来的，”那也值得研究。如所周知，中国人自办的第一家纱厂——上海织布局，是以纱锭3500枚、布机530台这样一个配置而开工生产的。(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1955年版，页342。)设计者的意图很明显，那就是本厂生产的棉纱，完全用之于满足本厂织布的需要，并不投放市场。这种自给自足式的机、锭配备，在接踵而来的武昌湖北织布局、上海华新、华盛和宁波的通久源基本上一直沿袭下来(参阅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光绪二十年三月二十八日奏。)。中国纱厂专门纺纱投放市场，要到十九世纪末叶和二十世纪初才开始显著起来。这时离中国第一家纱厂的筹建， 已经有二十年之久。
戴逸同志和吴承明同志还都认为：中国原有的手工业也为资本主义现代企业提供了生产力方面的条件。他们都以矿场为例，证明这一论断。戴逸同志认为旧矿场为新矿场“提供了矿址”，“提供了技术和经验”“提供了资金”等等。这样“旧企业在根多方面为新企业准备了条件，两者之间明显地存在着联系。”(黄逸平编：《中国近代经济史论文选》，页431—432。)吴承明同志更进一步肯定：“若说新式煤矿全部是在土窑基础上建立的，也不为过。”(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页181。)关于这一点，我以为，除了他们两位谈的以外，还有一个人的关系的问题。
就戴逸同志所说的三个条件中的一个、即手工矿场为新式矿场提供矿址而言，新矿址多有在旧矿址之间开采，这是毫无疑问的。就拿戴逸同志所引的开平煤矿来说，当李鸿章委派曾经担任过怡和洋行买办的唐廷柩筹办之时，那里的确遍地布满旧矿，应该说这是手工采煤的一个集中之区。但是在开平和原有手工煤窑的关系上，有一句话是值得注意的，那就是唐廷枢所说的“已弃旧并无不乐意出售。”(《察勘开平煤铁矿务并呈条陈情形节略》，转见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页619。)戴逸同志认为这是新式煤矿和旧煤窑之间存在着的联系。如果只看到矿场这个实物，两代矿场之间，的确“明显地存在着联系。”但是，戴逸同志也认为开平之于旧矿，是官僚和资本家对“民业”的“巧取豪夺，”且不管是不是巧取豪夺，旧矿的出售，应是事实。如果见物又见人，那么原来的民业和官僚资本家之间，就不能不承认有一个中断。说它是“另起炉灶”，也未尝不可。事实上，开平和原有民业之间的关系，并不止于此。因为开平开办以后，不但境内不准另开煤矿，原有土窑开采之煤，也不许随便销售。这就是说，原有土窑在新式煤矿出现以后，不是利用本身原有的条件，进一步发展为资本主义现代煤矿，而是陷入进一步的衰落。人(孙毓棠，上引书，页643，页668。)。金属矿中的三山银矿，筹办的第一步就是“雇用外国矿师六人，安装机器，建筑洋楼”。(《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1883年7月27日。)矿冶工业如此，制造工业也是这样。上海织布局在它的《招商集股章程》中，有一条特别规定：“领袖工作，宜雇洋匠督教。”(孙毓棠，上引书，页1048。)公司延聘的美国织布工程师丹科（A．D，Dan－forth），实际上是工厂的主宰，不但工厂如此，使用进口手工工具的手工工场，亦复如此。例如火柴工业中的厦门自来火局，就“雇用日本匠手督理其事。”(孙毓棠，页993。)卷烟工业中的成都卷烟厂，“系日本人教授”。(彭泽益，上引书，卷2，页340。)皂烛工业中的杭州洋皂厂，“延得东洋专工”，方能开始试造。(孙毓棠，页336。)至于改用铁机的织布工场，聘用外国技师，所在多有，不必缕述。
三、除了上面两种情况以外，还有不可忽视的第三种情况，这就是中国资本主义工业和外国在华工业在生产上的联系。经常为人们引证为手工业直接向工厂转化的上海发昌船厂，它在1866年的产生，是作为外国造船工厂的附属工场而存在的。它“在生产上与外国资本主义机器工业发生依赖关系”。这种关系的发生，实际上是“中断了这些手工业自己独立发展的道路”，使“这种转化一开始便具有半殖民地的明显特征”。(《上海民族机器工业》，1979年版，页2。)还应该看到：这家船厂成立的时候，长江已被西方侵略者强迫开放，上海和日本之间的航运，也在迅速增长。这给上海港口的外国航运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和航运发生直接联系的船舶修造业，自然成为外国资本家注意的焦点。在1860—1864五年之中，上海一共成立了九家船厂。两家最大的外国船厂——祥生和耶松，都是在这个时期以内设立的。发昌船厂之成立于六十年代初期，反映了这个形势对华商资本插足于船舶修造业的刺激作用。
这种情形，在手工业中也是存在的。作为手工织布业的后起之秀的山东潍县织布，在二十世纪之初，曾经盛极一时。其所以如此，直接的近因是所谓新势力的突起。由于出品趋于精细化，织布原料亦趋于细纱，中国纱厂的细纱供应，力有不及，近在咫尺的青岛日厂细纱遂源源而来，驯至占有整个市场，取代了旧日中国线庄的地位，而潍县织布反得繁荣于一时。(参阅千家驹编：《中国农村经济论文集》，页131—132。)间接的远因则是1899年青岛开埠和1904年膠济铁路的修建，给予这个地处青岛济南之间的潍县纺织以“决定性的影响”。(参阅赵罔：《中国棉纺织业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Cotton Textile Prodnctlon in China），1977年版，页195。)可以看出，潍县手工棉织业之兴盛于一时，和山东处于日本势力入侵的条件下所形成的局面是分不开的。
所有这些，说明中国原有的手工业以至整个经济，远远没有为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的产生，准备必要的条件。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出现，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条件下产生的。指出这一点，在于充分看到外因对内因的作用。外国资本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又压制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是中国资本主义的所以发展和所以不发展的根据之一。
（资料来源：《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