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着重分析了西方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以后，中国原有经济结构的变化，从中观察中国资产阶级产生的历史条件和它所处的时代，以及这个时代所赋予它的特点，为研究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提供了一定的背景材料。
本文对过去学术界关于中国资产阶级问题的讨论也发表了一些看法。
关于辛亥时期中国资产阶级的研究，是整个辛亥革命历史研究工作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部分，而要使这一研究富有成果，就需要对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有一个比较正确的认识。
资产阶级的产生，严格地讲，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正式建立之后。封建社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并不能产生资产阶级，这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过去有过比较广泛和深入的讨论。讨论中对于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过程中是否出现了市民等级，有不同的看法；但在是否出现了资产阶级这个问题上，意见是一致的。这就是：在中国封建社会的资本主义萌芽的过程中，并没有出现资产阶级。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是在资本主义现代企业出现以后。
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出现，又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中国之后。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工商行业，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以后，发生了一些什么变化，这是研究中国资本主义企业的产生、从而是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所要首先解决的问题。
我想就从这一点开始。
一、西方资本主义入侵以后中国城市工商行业的变化
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中国城市的工商行业，从各种手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业到金融高利贷中的钱庄、票号、银炉、当铺，从行商、坐贾到经理牙行，都有各自的组织机构、活动范围和经营传统。它们各自葆有的传统业务和经营方式，只有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以后，才发生了它们从未经历过的变化。它们的传统经营和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发生直接的冲突，面临着阵地日益缩小的前景。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行业都和西方的入侵发生直接的冲突。相反，不少行业在西方势力入侵之后，发现自己原来的传统业务和经营很容易转向适应入侵者的需要的轨道，从而有可能相应地扩大自己的活动范围，一天一天地走上为侵略者服务的道路。
交通运输业中的活动和银钱金融业中的钱庄，就是代表两种不同遭遇和命运的典型。
中国的沿海贸易和运输，是中国封建社会原有的交通运输业的一个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从事海运的大小帆船，散布在沿海各口岸，数以千计。在鸦片战争以前广州一口通商的时候，他们原来经营的沿海贸易和运输，基本上没有受到外国入侵者的干扰。五口通商以后，随着入侵者向北部的扩张及其对沿海转运贸易的非法攫取，他们的活动范围就受到日益严重的威胁。四十年代中期，当外国侵略者还没有大规模插手中国沿海转运贸易的时候，经营传统的沿海贸易的中国帆船已经开始感受到侵略势力的威胁。在福建沿海，不论是已开口岸的福州、厦门，还是并未对外开放的口岸，都充斥着专门转运中国货物的外国划艇(S.F.Wright,Hart and the Chinese Customs.1950年版，页203。（以下简称Wright）)。当时有人说：厦门开埠以后，闽省即“无赴粤之商，粤省亦鲜来闽之贾”(邵循正：《1845年洋布畅销对闽南土布、江浙棉布的影响》，见《历史研究》一九五四年第三期，第二六页。)，这虽然不是专指中国货物之转运而言，但中国沿海帆船业者所受的影响是可以概见的。
进入五十年代后期，当轮船日益取代帆船的运输以后，这种威胁给人们以更加明显的感受。《天津条约》的签订，打开了上海以北一千五百英里的沿海贸易，把中国大部分沿海贸易从本地船只转移到外国商船的手里。南方的福州是这样：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由福州运往中国其它口岸的货物，已有三分之一改由外国轮船载运(Commercial Reports from Her Majestys Consuls in China,1865—1866，福州，页40。（以下简称Commercial Reports）)。由其他口岸进入福州的中国商船，则减去不止一半(同治五年六月十三日，英桂奏，清代钞档。经济研究所藏。)。北方的牛庄也是这样：在开埠以后的一八六二年，牛庄进口的外国商船，包括轮船和帆船在内，一共是八十六只，两万七千多吨；三年以后（一八六五），激增至二百七十四只，九万一千多吨(Chinese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Reports on Trade at the Treaty Ports in China.1865年，牛庄，页13—14。（以下简称Trade Reports）)。与此相对照，六十年代下半期，来到牛庄的中国沙船减少三分之一以上(Commercial Reports.1869—1870，牛庄，页94。)。所有这些，都是六十年代以后中国沿海帆船运输业面临严峻局面的缩影。
和航运业中的帆船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金融业中的钱庄。
钱庄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信贷机构之一。它有比较悠久的历史，分布也比较广泛。钱庄或钱铺的名称，在明代的小说、笔记中就已经常出现。在上海，至迟在十八世纪中叶，钱庄已经成为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独立行业。它所签发的即期和远期庄票，有很高的信用，得到商业界的普遍接受，给商人调度资金、融通信用以很大的便利。在福州，当这个商埠对外开放时，西方的入侵者发现整个市上的钱庄达到百家之多(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Returns of the Trade of the Various Ports of China for the year 1846．页20—21。)。一般大宗交易的媒介，基本上是当地银钱业发行的票据(R．Fortune，Three years Wanderings in the Northern Provinces of China．1935年版，页243．)。宁波的钱庄，很早就实行了节省解现的过账制度。凡与钱庄有往来的商人，成交买卖，只须在钱庄过账，互相抵划，不必过手现银(戴枚等：《鄞县志》，一八七四年版，卷二，第六页；段光清：《镜湖自撰年谱》，一九六○年版，第一二二页。)。在北京和其他一些省城中，钱庄发行的钱票也得到相当广泛的流通。所有这些，都说明在中国封建社会中，钱庄在调节商品流通和资金周转上，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
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中国以后，钱庄的这种作用适应了西方国家推销商品和掠取原料的需要，因而很快地受到外国入侵者的注意和被其利用。
以上海的钱庄为例，在开埠不久的四十年代中期，刚刚进入上海的外国洋行就注意到钱庄庄票这样一个方便的支付手段而开始加以利用。进入五十年代以后，庄票已经比较普遍地被外国洋行接受，作为结算的工具，许多经纪对外贸易的掮客，都以资力比较雄厚的钱庄所签发的十天或二十天的期票作为收取货价的凭证(North China Herald，1858年6月12日。页182。（以下简称Herald．）)。这时如果钱庄拒绝提供例行的方便，外国商人的货物就难以成交，中国的经纪和掮客也将束手无策(J．K．Fairbank: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 1842—1854．1953年版，页403；S．C.Lockwood，Augustine Heard and Company．1858—1862．1971年版，页130。)，到了六十年代，外国商人使用庄票的场合更加普遍。有些洋行在招揽生意的广告中，公开宣称接受“任何一家本地钱庄庄票或其他合格票据”(Herald.1862年3月1日，页34。)。如果说，五十年代还只有大钱庄的庄票具有合格的支付能力，那么，到了六十年代已经普及到所有的大小钱庄。对外国商人来说，那时接受期票支付货款，远比用卖了货的现款再来进货要能销出更多的货物(Commercial Reports．1869—1871．汉口，页192。)。
随着钱庄与外国洋行联系的加深，钱庄的资金来源、营业对象和业务内容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如果说，以前钱庄周转的对象是沙船上的国内土产，那么，现在则转向出口丝、茶，进口棉纺织品和鸦片；如果说，以前和钱庄打交道的主要是沙船业主和其他旧式商人，那么，现在就新添了为洋行接洽生意的买办、经纪和掮客；如果说，以前投资钱庄的人物主要是中国的旧式商人，那么，如今在他们之外，又出现了为洋行服务的买办和各种各样的买办化商人。一句话，在钱庄身上，除了原来的封建社会加给它的烙印以外，又开始加上了一层殖民地的色彩。
出现于航运和金融业中的不同情况，在手工业和其他行业中也同样存在。总起来说，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工商行业，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条件下，面临着两种不同的变化。一是受到资本主义的排挤和打击，从而走向衰落，甚至遭到淘汰；一是转而适应入侵的资本主义的需要，从而得到保存，甚至还有所发展。从入侵者这一方面而言，它对入侵道路上的碍障固然要加以打击和扫除，但对能为它所用、受其操纵指使、以收更大的掠夺实效的，也不排斥对它们的扶植和利用。而无论打击、排挤和扶植利用，它的目的都是要使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动适应它的侵略需要。这个过程，正是中国原有的封建经济走上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过程。
二、西方资本主义入侵中国的过程中中外商人关系的变化
由外国资本主义入侵而引起的中外商人关系的变化，这是研究中国资本主义企业的产生，从而是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所要涉及的第二个问题。
中外商人关系的种种表现，决定于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结果。一般地说，受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排挤打击的中国商人，对入侵的资本主义采取抵制禁拒的态度；而适应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需要的，则采取迎合效力的态度。这是合乎逻辑的发展，是一个总的趋势。
当然，实际的情况是十分复杂的。同一行业之中，不同地区、不同集团乃至个人之间的际遇，并不完全相同，因而出现了明显的分野。例如，同属旧式金融业，重点在北方和内陆的山西票号和重点在通商口岸的上海钱庄，它们的际遇就不一样。当钱庄在适应入侵的资本主义的需要，转入为它们服务的轨道时，票号却走上结纳权贵为封建政府服务的道路。在它的汇兑业务中，京饷、协饷等官款的汇解，占据重要的地位。它虽然参与通商口岸和内地之间的商业汇兑，但一般不和外国洋行发生直接的金融联系。同样，中国封建社会中专营经纪的牙行，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之后，一部分遭到淘汰，一部分则适应外国入侵者掠夺原料、推销成品的需要，作为中间媒介，成为压榨小生产者、为外国资本服务的工具。六十年代通商口岸一些华商栈号用来与外国洋行打交道的掮客，实际上他们原来就是经营牙行的(North China Dai1y News.1867年3月23日，页2727。（以下简称Daily News.）)。
在说明这种分野的问题上，中国的大豆转运贸易和大豆的加工生产，是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例证。
我国东北主要农产品之一的大豆，在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入侵中国的过程中，从两方面受到外国侵略者的注意：一是大豆的沿海转运贸易，一是大豆的加工生产。
被称为豆石的大豆沿海转运贸易，是中国传统的沿海转运贸易的大宗，也是数以万计的中国帆船业者和运输工人赖以为生的传统行业。当六十年代初期外国轮船侵入豆石转运贸易之时，人们可以看到中国原有的豆石贸易的参加者对外国资本主义入侵进行抵制的大量事实。上海从事豆石转运贸易的沙船业者首先起来反对，甚至要求禁止华商雇用外国轮船运销豆石，以求沙船利益的保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一九三○年版，卷三十二，第二○——二一页，Wright，页403—404。)。而牛庄、登州两处的大豆商人，也利用行会的势力，对大豆的贸易条件和价格结构，进行全力的控制，力图把这一传统贸易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但是，与此同时，也出现了截然相反的活动。
还在豆石转运贸易全面对外开放以前，在原有的中国商人中间，已经有一部分人开始走上了另外的方向。他们不是对抗入侵的西方资本主义，而是使自己的活动适应入侵者的需要。当外国商人在登州一带进行非法的豆石走私的时候，那里就出现了中国商人的配合活动。这种走私，常常是由中国商人出面，在登州运载豆石出海，然后在口岸辖区以外的海上，将豆石转交给走私的外国轮船，从中分享走私的利益(B.Dean，China and Great Britain，The Diplomacy of Commercial Relations.1860—1846。1974年版，页82—83。)。在这里，中国商人实际上是外国非法走私的从犯，而其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无非是利用外国轮船运输的优越条件，以达到获取优厚利润的目的。
因此，完全可以设想，当豆石贸易完全对外开放以后，在外国船只航行速度和吨位运费远较中国帆船优越的条件下，中国沿海的豆石转运贸易，会愈来愈多地为外国商船所掌握。事态的发展正是这样。以豆石贸易最大的口岸牛庄为例，在开关以后的三年中，进口的外国船只由八十六艘增加到二百七十四艘。其中绝大部分是出租给中国商人，进行沿海转运贸易。例如，在一八六五年进口的外国船只中，由中国商人租雇的，几占90％(Trade Reports，1865年，牛庄，页14。)。与此对照，原来有两千余号以运载豆石为专业的沙船，此时只剩下四五百号(《海防档》，一九五七年版，购买炮舰，第八六一页。)。所有这些，都是在上海沙船业者向清政府要求禁止华商雇用外国轮船运销豆石，以求保全本身利益的情况下出现的。
出现在豆石转运贸易中的情况，同样存在于豆油豆饼的加工生产中。
外国资本之入侵中国大豆加工企业，是在豆石贸易全面开放之后的第五年。中国土地上非法设立的第一家外国大豆加工工厂，是一八六七年英国怡和洋行在牛庄建立的榨油厂(Daily News，1868年10月29日。页4707：Commercial Reports，1869年，牛庄，页89。)。终十九世纪之世，外国在华兴建的油厂，前后计有三家。除牛庄怡和之外，汕头怡和（一八八○）(Commercial Reports．1882年，汕头，页113。)和牛庄太古（一八九六）(China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The Soya Beans of Manchuria 页22。（以下简称Soya Beans.）)各有一家。
在大豆加工生产中所反映的中外商人之间的关系，和大豆转运贸易中的关系，几同出一辙。牛庄怡和油厂成立以后，一个主要的困难是工厂“不能和本地豆饼作坊有同样便利的条件购买大豆”(Trade Reports.1866年，牛庄，页107。)。当工厂老板想绕过中间商人直接向生产者收购以降低成本时，他发现“所有的中国人都在亟力反对”。毫无疑问，反对是来自控制豆石供应的中间商人。在这种情况下，工厂开工不过两年，便宣告停闭。
不仅如此，在牛庄怡和洋行油厂存在的短短两年中，还发生中国手工榨油业者和外国油厂相对抗的事情。
和大豆商人行会一样，牛庄的手工榨油作坊原来也组织在手工榨油业的行会之中。外国榨油工厂的设立，是对他们的利益的直接侵犯。他们联合起来，竭尽全力阻止怡和洋行油厂雇用原来在油坊中的手工工人。一八六九年一年之中，油厂一连出现两次工人罢工，都多少受到他们原来的主人——手工油坊老板的影响。工人的罢工，实际上是“本地人不让它开工”(C.Beresford．The Break-up of China.1899年版，页70。（以下简称Beresford）)。工厂中的劳资冲突，反映了外国资本主义工厂和中国封建制度下的手工作坊的矛盾。
但是，和豆石的转运贸易一样，在豆油、豆饼的加工生产中，人们同样可以看到：一方面有旧式手工业者和商人的反对，另一方面，同时又有买办和买办化商人的依附。
就从上面提到的三家外国油厂来看，它们在创办的时候，无一不企图利用中国买办和商人的力量。牛庄怡和洋行油厂除了有专门的买办为之奔走以外，还和一家经营油坊的著名广东商人有着多年的交情(Commercial Reports，1868年，牛庄，页6—7。)。汕头油厂也是如此，它的主持人和主要股东，就是怡和洋行的买办。牛庄太古洋行的油厂，同样是这样，它的老板在一八九三年开始筹办时，就想在本地中国人中间找一个名义上的老板，让中国人出面，以逃避中国法律的限制。而一八九六年创办以后，却传闻厂权为中国人所有(Beresford，页70。)。该厂有中国人的股份，看来是可以肯定的。
由此可见，同一豆石转运贸易，从事转运者和从事贸易者就不一样。同一豆油豆饼生产，和洋行没有联系的作坊老板同依附洋行的买办和商人也不一样。大豆业如此，其它各业亦莫不如此。
正由于此，当时间进入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发生的七十年代以后，中国原有的工商行业和集团，在对待新生的资本主义企业的态度上，也自然而然地出现明显的差异。这就是下面要进一步分析的。
三、中国资本主义发生时期现代企业投资的动向
在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产生的十九世纪下半期，手中握有可以投资于新式企业的资金的人，不在少数。除各种各样的商人之外，还有地主和官僚。毛泽东同志说：“还在十九世纪的下半期……就开始有一部分商人、地主和官僚投资于新式工业。”这符合历史的实际情况。
但是，并不是所有拥有投资资金的人，都有相同的投资倾向。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谁的手中握有大量的货币财富，谁就能够而且必然创办或投资新式企业。
让我们在分析商人之前，先看一看官僚地主。
地主阶级是封建社会财富的最大占有者。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入侵以至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开始产生的三十年间，中经太平天国革命和革命失败的激烈政治变动，一方面地主阶级受到沉重的打击，一方面却兴起了一批以投靠外国侵略者、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而起家的官僚地主。这个新兴的官僚地主阶层，比他们的上一代集中了更多的社会财富。其中直接屠杀起义农民的湘淮军大小将领和地方团练，则是他们的集中代表。在财富集中的程度上，七十年代新兴的官僚地主，至少不亚于通商口岸的商人。如果单凭货币财富的积累一个条件，这些地主之投资于资本主义现代企业，也是不应该亚于商人的。
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中国早期的三个大型的资本主义现代企业——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和上海织布局，都是在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官僚势力笼罩之下产生的。这三个企业的开办资本，一共不过八十万两，如果全部由李鸿章出资，恐怕也只占他的财富的一小部分。但是，我们到现在还没有看到李鸿章自己入股的可靠记载。尽管李鸿章是以倡导洋务自命的大官僚，但真正要他自己投资，恐怕还觉得有失身份。当然，从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当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经历了二十年的岁月以后，一些通过不同途径和洋务发生联系的官僚地主，逐渐热中于企业投资，这是完全可能的。但是，即使在这个时候，土地对官僚地主的吸引力仍然大大超过新式企业。湘系官僚聂缉□，淮系官僚杨宗濂兄弟，都是在九十年代初期以后投资棉纺织工业的佼佼者，但是，他们在投资工业的同时，仍然大量购置田产，增强自己的地主地位(曾纪芬：《崇德老人自订年谱》，一九三一年版，各页，杨宗濂等：《侯太夫人行述》，不著年月，第一五——一六页；屠仁守：《屠光禄奏疏》，一九二二年版，第三四页。)。
在工商行业之中，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入侵而出现的分野，使其在对待新生的资本主义企业的态度上，也出现明显的差异，需要区别种种不同的情况。
拿城市金融银钱业来说，适应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钱庄，在七十年代以后的中国资本主义企业中，表现出很大的活力。许多钱庄老板就是洋行买办。他们先是附股于洋行的企业，接着又投资于自办的资本主义企业。到了八十年代，相当一部分中国企业资本是由钱庄的利润转化而来，钱庄和新式企业在资金上发生了直接联系(参阅拙稿《唐廷枢研究》，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与此相反，和官府发生联系的票号，它的财东把注意力集中于结纳权贵，对于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投资，失去了与他的财力相称的兴趣。
再拿受到外国资本主义打击排挤的海运业来说。应该看到，并不是所有的旧式航运业者都对新式航运企业抱着禁拒的态度，在总的受到外国轮船打击、排挤的过程中，并不排斥内部的分化。以上海的沙船业而言，六十年代后期，在大部分沙船业者亏折货本、浸至失业的同时，少数上层分子则与洋行势力搭上关系。李鸿章说：“华商搭附洋轮，亦有殷实沙户在内”(李鸿章：《李文忠公全书》，一九○八年版，朋僚函稿，卷十二，第二九页。（以下简称《李鸿章集》）)。这正是上海沙船业者要求禁止华商雇用外国轮船从事沿海运输以后的事实。而中国自办的第一家轮船公司——轮船招商局的首创者，就是有名的沙船业主朱其昂。当然，朱其昂和沙船业中的少数上层分子的表现和作为，并不能改变沙船业者就其整体而言对资本主义企业采取的禁拒态度，这也是不言而喻的。
由此可见，对待资本主义企业的态度，各行业之间各不相同；同一行业各集团之间也彼此互异。虽然如此，总的看来，对资本主义企业较早又较多发生联系的，总是那些适应外国资本入侵并为之服务的行业和集团。简言之，就是那些开始走上买办化道路的行业和集团。在这里，洋行买办，作为一个集团而言，突出地引人注目。
首先是交通运输业。在中国的第一家新式航运企业——轮船招商局出现以前的六十年代后期，新式轮船企业的筹办，在中国商人中间就已开始有所酝酿。其中至少有两起是出自买办或洋行出身的人的推动。一是一八六七年容闳倡议的轮船公司(《海防档》，购买船炮，第八七二——八七五页。)，一是一八六八年吴南皋的购船计划(丁日昌：《抚吴公牍》，一八七七年版，卷十三，第三八页。)。容闳的买办出身，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至于吴南皋，他在六十年代之初，就是一个“在夷人处作伙”(静吾等编：《吴煦档案中的太平天国史料选辑》，一九五八年版，第七一页。（简称《吴煦档案》）)、“熟习商务”、“通晓西国语言文字”(《李鸿章集》，奏稿，卷四十二，第二七页。)的“广帮人”(《吴煦档案》，第七一页。)。轮船招商局最初虽为沙船出身的朱其昂创办，但不到一年，便转到买办唐廷枢和徐润的手中，很快买办的股份在局中占了压倒的地位(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一九二七年版，第八六页。（以下简称《徐润年谱》）)。和航运发生密切关系的保险业，亦复如此。由徐润、唐廷枢主办的仁和、济和保险公司，资本主要都是来自买办(《徐润年谱》，第八二页；《申报》一八七五年十一月五日；《万国公报》一八七八年一月五日，一八八三年一月二十日；《沪报》一八八九年三月三十日。)。交通运输业中的铁路和电报，也有类似的踪迹可寻。中国自办的第一条专用铁路，是附属于开平煤矿的唐胥铁路。它从头到尾都是在唐廷枢主持之下，其中有买办的投资，这是完全可以设想的。中国自办的第一家电报企业，是一八八二年成立的上海电报总局，它的主要主持人就是刚刚离开太古洋行的郑观应。其中有买办的投资，这也是可以设想的。
资本主义工业中的买办投资，也占很大的比重。
在船舶机器修造业中，最早出现的一家商办船厂，是一个广东籍的著名买办郭甘章创办的(Herald，1859年1月15日，页95。)。在纺织业中，中国第一家棉纺织厂——上海织布局的资本，最初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买办。对创办织布局的彭汝琮，虽然还不能确定他的买办身份，但在他的周围，却毫无疑问有一批买办人物(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一九二○年版，卷七，第五页。（以下简称《后编》）；《上海新报》一八七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申报》一八九○年十一月一日。)。在缫丝工业中，上海第一家商办丝厂——公和永，是一个和洋行关系十分密切的丝商黄宗宪创办的(《申报》一八八八年九月二十三日。)。它的资本之来自洋行买办，自然也在意料之中。
除了这几项主要工业以外，在其他工业部门中，买办的投资也数见不鲜。例如，在上海的华商碾米厂、面粉厂、造纸厂、轧花厂和火柴厂中，最先出现的创办者，不是洋行买办，便是和洋行交往密切的买办化商人(参阅拙稿《唐廷枢研究》。)。
在煤矿中，买办的投资也占相当大的比重。中国最早的一家官办煤矿——台湾基隆煤矿，在甲午战争以前，就曾经一度酝酿由买办为主体的商人接办(Herald，1893年5月26日，页744。)。规模最大的开平煤矿，就是由买办唐廷枢一手主办，其中买办徐润一人的股本占了15％(《徐润年谱》，第八二页。)。
在金属矿中，买办的投资也十分活跃。如最早在热河出现的承平银矿和在广东出现的天华银矿，以及安徽境内的第一家铜矿——池州铜矿，不是由买办创立，便是由买办接手(参阅拙稿《唐廷枢研究》。)。这些矿场都不大，存在的时间也不长，但买办在其中的活动仍然是十分引人注目的。
“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买办制度”，但同时又“造成了中国的民族工业，造成了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买办资本是民族资本的对立物。但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条件下产生的民族资本，却又不能割断与买办资本的联系。相反，在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时期，大量存在着买办资本向民族资本转化。历史就是这样辩证地向前发展的。
四、几点商讨性的意见
有这样一种意见：既然中国的民族资本是入侵的外国资本的对立物，那么，中国人自办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就只能从和入侵的外国资本主义处于对立地位的旧式工商业者中间产生，“只能是旧式工商业者的投资” (例如邵循正先生的意见。参阅《光明日报》一九六四年四月二十二日：《论郑观应》，《史学双周刊》第二八三号。)，沙船业主出身的朱其昂，就是一个眼前的例子。
在中国资本主义企业的发生时期，有少数旧式商人参与新式企业的投资，这是事实。在这里需要的是具体的分析。
沙船业出身的朱其昂，为什么会创办新式企业轮船招商局呢？这是因为他有自己的、不同于一般沙船业者的经历和际遇。他虽然是一个沙船业的世家，但是他自己却“习知洋船蹊径”，已经不单纯是一个旧式沙船业者。在倡办轮船招商局以前，他在北京、天津、上海、广东等地设有华裕等银票号(《李鸿章集》，奏稿，卷四十一，第三八——四○页。)。在创办招商局的前后，又和外国轮船公司发生了一定的联系，结识了许多大洋行的买办(Herald，1875年8月28日，页213。)。而他之所以出面主持招商局，还得到一些买办化商人的支持(Daily News，1874年2月26日，页183。《汇报》一八七四年九月十四日。)。由此可见，朱其昂的际遇是不同于沙船业者的大多数的。而那些纯粹的旧式沙船业者的绝大部分，在轮船招商局创办之时，惟恐轮船夺去沙船生意，不但没有投资，甚至采取敌视的态度。据说当时曾有人“遍劝号商将旧时沙卫各船、或拆或卖，归并资本，多购洋船，以与洋商并驾”，而沙船业者则“群起诧异，互相阻挠，竟至势同水火”(《沪报》一八八三年十一月十日)。
可见，存在于新式航运业中的情形，恰恰和上述的论断完全相反。
还有一种意见：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企业，只能是“中国商人独立创办”的(参阅邵循正先生上引文。)。买办化商人，特别是洋行买办，他们原来依附外国资本势力，附股于外国洋行的企业，他们的活动代表着买办资本的活动。民族资本企业，“不可能依附洋行而发展，民族资本主义不可能从资本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中派生出来”(参阅邵循正先生上引文。)。
在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发生时期，买办或买办化商人投资于现代企业，一般说来，有两种情况：一是附股于外国洋行的企业，一是投资于非洋行的企业。
投资于非洋行的企业，也就是中国人自办的企业。如果仅仅由于创办者出身于洋行买办或买办化商人，就不承认它属于民族资本的范畴，这是讲不通的。因为第一代的民族资本现代企业，它的创始人不可能原来就有一个民族资本现代企业家的出身，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至于买办附股外国洋行的企业，分润外国资本的剥削余羹，那当然意味着买办资本的积累，反映中国经济买办化的加深。但是，就在这里，也要同时看到另一面，看到它和中国资本主义发生的关系。原因是，买办附股外国企业和买办聚资自办企业二者之间，并不是截然分开，而往往有一个先后相承的过渡。上面提到的牛庄和汕头的三家油厂，就是具体的例证。
这三家油厂，应该说原来都在外国洋行支配之下，它们都可能有洋行买办或买办化商人的投资，而最后都转到中国人手里，又是不移的事实。因为牛庄怡和洋行的油厂，在成立五年之后，就出让给本地的一家商号(Commercial Reports.1873年，牛庄，页71。)。汕头油厂在经营两年之后，就被人称为“完全由中国人经营的企业”(Commercial Reports，1882年，汕头，页113。)。而牛庄太古洋行的油厂，后来也实际上为中国人所有，不过打着外国的招牌，以逃避中国官方的监督(Soya Bean．页22。)。完全可能，这些后来成为工厂所有者的中国人，当初就是附股外国油厂的买办或买办化商人。
这种情形，当然不止于豆油、豆饼的生产。在中国出口大宗的生丝加工工业中，存在同样的情况。在外国丝厂拥有股份的中国商人，不但在他们看到新的工业有利可图时就自建缫丝工厂(The Chinese Times．1889年8月17日，页516—517。)，而且还把他们附股的洋行丝厂转为自办的企业。根据现有的材料看，这还不是个别的现象参阅拙作《关于继昌隆缫丝厂的若干史料及值得研究的几个问题》，载《学术研究》一九六二年第六期。
旧式工商业者对入侵中国的外国资本主义企业采取抵制的态度，这无疑有利于反对外国的侵略。在这一点上，买办和买办化商人所起的作用完全处于相反的地位。但是，同样没有疑问，旧式工商业者的这种态度，注定了他们不能构成同时发生的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力量。相反，就其主要构成分子而言，引人注目的倒是那些从旧式工商业者的圈子中跳出来同洋行打交道的买办化商人，或者原来就在洋行里滚过一段时期的买办。
因此，说民族资本企业“不可能依附洋行而发展，民族资本主义不可能从资本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派生出来”，要看怎么理解。如果把问题缩小到民族资本的最初产生，从依附侵略势力的买办势力中，的确是可以派生出民族资本来的。
这不是美化买办了吗？不。这是客观事物的如实反映。
买办之所以最先投资于资本主义现代企业，最主要的原因，是他最先接触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是他的资本最先享受了这种剥削方式的果实。他的资本的运动，和他的主人——外国洋行——的资本运动，保持着亦步亦趋的关系。当外国侵略者的掠夺主要在流通领域的时候，作为外国侵略者扩大商业和贸易掠夺的工具，买办在分取佣金之外，还建立了自己的商业机构，从中分取更多的商业利润。当外国侵略者从流通领域扩大到生产领域，从商业贸易掠夺扩大到企业投资掠夺的时候，买办也自然而然地在附股外国企业之外，又建立起自己的企业，从而取得更多的企业利润。买办资本从流通领域向生产领域的转化，从附着于外国企业到自办企业的转化，这并不是出于什么买办的爱国心或民族感。但是，它的确代表着买办资本向民族资本的转化。
买办资本从外国资本的附庸向要求独立发展方向转化，这是历史的进步。但是，正由于此，它又使新生的中国资本主义企业和外国资本势力不能不发生先天的依存关系。以分润外国资本掠夺中国人民的余沥而成长起来的买办资本，在其向民族资本转化的过程中，不能不使后者从一开始就蒙上浓厚的半殖民地色彩。大部分由买办创办的企业，即使在创立以后的长时期中，仍然脱离不了洋行的控制，甚至重受外国资本的兼并，难以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不少买办在创办或投资新式企业的同时，又大量附股于外国洋行的企业。一方面存在买办资本向民族资本的转化，另一方面，又存在民族资本向买办资本的转化。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在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上所独有的现象，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特点之一。
由此可见，这里只是对和内外反动势力发生联系的民族资本的发生过程，作符合客观的历史分析，并不存在美化不美化买办资本的问题。
但是问题还没有全部解决。
买办自办企业，即令算作买办资本向民族资本的转化，但是，买办的资本转向洋务派官僚的官督商办企业（而这种转向是相当大量的），这也能算作向民族资本的转化吗？
对于这个问题，不能作简单的肯定或否定的回答。这里仍然需要分析。
以官督商办为主体的洋务派官僚企业，基本上接近官僚资本的范畴。在这里，企业的产生是适应封建官僚集团政治和经济上的需要。企业的经营，在政治和经济上，一方面接受洋务派官僚的控制，一方面接受国家政权的特殊待遇和便利条件（如政府垫款、缓息、减免税负和专利等）。有些企业还有官僚的私人投资。这些都构成官督商办企业类似官僚资本的性质。买办资本投向洋务派的官督商办企业，从这个意义上看，只能说是买办资本向官僚资本的转化，不能说是向民族资本的转化。
但是，官督商办的企业，又不只限于发展官僚资本一个前途。这里存在着化官督商办企业为官僚私产的力量，又存在着反对把它化为官僚私产的力量。在这个不断反复的斗争中，人们可以清楚看出：对官督商办企业寄托发展民族资本的希望的人，也包括投资于这些企业的买办人物在内。
上海织布局就是一个例子。这个官督商办的企业，从一八七八年筹办之日起到一八九三年被焚之日止，十五年间，始终贯串着一个官商之间相互结合同时又相互矛盾的过程，而集中表现在郑观应主持布局的一段时期。在这一段时期中，以郑观应和另一个代表商人势力的经元善等为一方，和官僚子弟龚寿图、戴景冯等为另一方，在企业的经营方针上，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在郑观应、经元善的心目中，织布局应该向完全商办的方向发展。他们强调企业的商办性质，认为“事虽由官发端，一切实由商办，官场浮华习气，一概芟除”(《申报》一八八○年十月十三日。)。他们对织布局的招股，采取公开征集的方式，在通商口岸、内地城市以至海外华侨集中的地方，设立了三十六个代收股份的处所(《申报》一八八○年十一月十七日。)。对招来的商股，采取了一系列的保障措施(经元善：《居易初集》，一九○一年版，卷二，第三六页。)。但是，所有这些，都遭到以龚寿图等人为代表的官僚势力的抵制。他们把织布局当作衙门，顾虑商股势力的增加会影响他们在布局的权位。官商矛盾，日趋尖锐。当一八八七年织布局的经营大权最后落入官僚手中，而资本因筹办一再迁延发生巨额的亏耗时，织布局的商股对之进行了有力的控诉。而首先带头发难的，是最早参加织布局的股东，曾经和郑观应出于同一洋行的买办卓培芳(《申报》一八九○年十一月一日。)。
唐廷枢主持下的开平煤矿，也是一个例子。从开办的第一天起，唐廷枢就特别强调矿局的经营要按“买卖常规”进行。在他所拟的招商章程中，规定“所有各厂司事，必须于商股之中选充”，并请免派代表官方的委员，“除去文案书差名目”(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一九五七年版，第六二九页。（以下简称《工业史料》）)。比较一下同一时期、前身为官办的荆门煤矿，人们一眼就可以看出开平煤矿章程中祛除官方干预的明显意图。因为荆门煤矿的招商章程中，虽然也有类似的条款，但只是规定商股得派员驻局监察，却“不准干预局中公事”(《申报》一八七九年六月三十日。)。
在唐廷枢等人主持下的轮船招商局，也出现同样的情况。特别是在郑观应入局以后，更为明显。他极力主张经营管理应按公司成例，由众股东公举董事和总、协理负责主持。总、协理不但管理局中一切商务，就是属于官务的漕运，也要由公司派一熟悉米色之人，会同代表官方之海运总理进行稽查(《后编》卷十，第五页。)。在郑观应的心目中，招商局应该朝什么方向发展，这是谁都看得出来的。
当然，这些向往，并没有成为现实。一些重要的洋务派官督商办企业，在它的实际发展过程中，最后几乎都落入以盛宣怀为首的官僚集团的掌握。同时，还应该看到，洋务派官僚对企业的垄断和它对民间企业的排斥、限制，在进入洋务派企业的唐廷枢、郑观应等人的心目中，并不是完全不可以接受的。开平煤矿在唐廷枢主持期间，不但境内不准另开煤矿，而且原有土窿开采之煤也不许随便销售(盛宣怀：《愚斋存稿》，一九一四年版，卷二，第一六页。)。上海织布局在郑观应入局期间，就出现了“十年以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的规定(《李鸿章集》，奏稿，卷四十三，第四三——四四页。)。他在轮船招商局期间，还主张所有航行内港的小轮统归招商局承办，禁止招商局以外的轮船航行(《后编》，卷十，第二一页。)。而八十年代之中，仅定海、宁波一线上，曾经禀办而遭到批驳的商办轮船公司，就有一八八四年的彭成丰、一八八七年的韩山曦和一八八九年谷凤年等人的一系列的筹划和倡议(《申报》一八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事实上，在官督商办企业中，作为实际主持者的买办，如唐廷枢、徐润和郑观应这一班人物，并不能真正代表一般商股、特别是中小商股的利益。开平煤矿在唐廷枢主持之下，虽然规定“所有各厂司事必须于商股之中选充”，但接着又规定只有认股一万两的大股东，方“准派一人到局司事”(《工业史料》，第六三○页。)。一般中小股东，显然没有过问企业经营管理之权力。招商局在唐廷枢、徐润等人上台以后，买办势力掌握了公司的大权。总局和主要分局的商董，大部分都是买办。各分局船栈总管，也“归总办分派，非唐即徐”(中国史学会编：《洋务运动》（六），一九六一年版，第一二五页。)。这种排斥中小商股的把持行为，便利了他们一己营私的活动。轮船招商局之受累于徐润等人，本身就是最好的例证。而郑观应在上海织布局利用职权进行投机活动，使织布局的重建工作一再宕延，连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措置失当，咎无可辞”(《后编》卷七，第一四页。)。
然而，即令如此，对于洋务派的官督商办企业，仍然不能认为只有发展官僚资本的一个前途，而是既有走向官僚资本、又有走向民族资本的两种前途。这不仅是一个逻辑的过程，而且是实际的历史过程。因为，在官督商办企业系统中。一些企业向商办企业的转化，以及一些企业利用“委办”或“奏办”的名义以发展商办企业，这是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以后非常普遍的现象。官督商办，作为洋务派官僚控制资本主义企业的手段而言，它始终是反动的。但是，企图利用这个形式以发展民族资本的力量，又是客观的存在。历史的发展，就是这样的矛盾。
买办附股外国企业，从中可以出现纯粹中国人自办的企业；洋务派官僚控制新式企业，也可以从中出现纯粹商办的企业。这不奇怪。这正说明中国资本主义发生过程的矛盾的复杂性，正说明中国民族资本和内外反动势力的联系，说明民族资本得到真正发展的困难。所有这些，都是正确理解中国民族资本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先天软弱性、从而也是研究资产阶级革命的妥协性和不彻底性所必需的。
毛泽东同志说：“半殖民地的政治和经济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而这种软弱性，并不是“后来才得的新毛病”，乃是“从娘肚子里带出来的老毛病”。
这就是结论。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5期。汪敬虞，一九一七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从事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