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史论坛”[1]对中国传统经济再评价的有关讨论，自1993年以来已经前后进行了12年，这是论坛历时最长、涉及面最宽、探讨有关理论问题最多的一个讨论系列。讨论以清代经济评价为中心辐射到传统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把具体历史问题的讨论与理论方法和研究范式的检讨结合起来。这是在对既往研究的“反思”、尤其是对西欧中心论批评中产生的不同认识的争论，而在讨论中出现了国内和国外有关学术研究前所未有的相互激荡和相互呼应局面。为了总结、反思这一讨论和推动有关研究的深入，2004年12月7日中国经济史论坛召开了“中国传统经济再评价”的第四次学术研讨会。研讨会由首都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等单位联合主办，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承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河北大学、天津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单位的五十余位专家学者及部分研究生参加了会议。会前，向与会者印发了题为“记中国经济史论坛关于‘中国传统经济再评价’的讨论”的长编综述（该综述对12年来的有关讨论作了比较详细和具体的梳理）和其他材料。会上，李根蟠（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作了题为“‘中国传统经济再评价’讨论和我的思考”的主题发言。夏明方（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介绍了黄宗智最近撰写的《认识中国——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和理论》一文的基本观点。与会者就劳动生产率的理论和实际、中国和西欧传统经济及其向近代经济转型不同路径的特点，以及其他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下面分别予以简要的介绍。
一 主题发言的要点
李根蟠就12年来讨论中涉及的重大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主要是对讨论中三大焦点（衡量经济发展的标准、劳动生产率和商品经济问题）的评述和传统经济中三对关系的分析：
对讨论中三大焦点的评述
关于衡量经济“发展”的标准：“发展”这一概念也是历史地发展的，它不但反映了人们对经济与社会前进运动本质的认识，也包含了对经济与社会前进运动的目标选择和价值取向，并非纯客观的东西。但应该承认人们的认识是不断进步的；这种进步，不是完全否定原有的认识，而是由浅入深，由片面到更多的方面。古人以人口和垦田数表示经济的良寙和国力的强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以来，劳动生产率、人均产量受到重视，成为衡量经济发展与否的重要标准，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逐渐形成了强调可持续发展的新发展观，因此，现在考察历史上的经济发展，光看经济总量和劳动生产率已经不够，还要看经济与环境、经济与社会的关系是否协调。
关于劳动生产率：马克思所讲的劳动生产率包括社会生产率和自然生产率；自然生产率不但存在于农业中，也存在于工业中。自然生产率的提高依靠优越的自然条件的赐予，它可以减少生产过程中活劳动的消耗，却不能增加生产过程中物化劳动的积累，不能增强导致社会进步的物质基础；它可以提供剩余劳动的可能性，却不能提供它的现实性。社会生产率的提高是以工具、设施等物化劳动的投入为前提的，工具的改进和设施的完善不但导致产品中包含的活劳动以至总劳动量的减少，而且增强了导致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物质基础。在劳动生产率中，占居主导地位、真正能够体现劳动生产率的本质，代表其发展方向并促进社会进步的，是社会生产率而不是自然生产率。在对传统经济的再评价中，劳动生产率是淡化不得的；在对历史上劳动生产率的分析中，工具、设施等生产资料的状况又是淡化不得的。
关于商品经济：清代以至整个封建地主制的商品经济存在多种类型和多重属性，既有为了“求富”的商品经济，也有为了“谋生”的商品经济，后者还包括了劳动者在多重压迫下不得不贱价出卖部分必要产品而形成的“虚假”的商品经济。我们在评估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的时候不应该只强调其中的一种类型和一种属性，而忽视其他的类型和属性。虽然封建地主经济体制中的国家、地主、农民这三大块经济的消费需求都能拉动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的发展，但封建地主制下商品经济的“繁荣”始终是以地主的消费需求为主要推动力的。而中国传统社会商品经济之所以不能突破封建制度的樊篱，症结恰恰也在这里。因为地主一般不直接经营，而作为直接生产者的农民在重重压榨下贫困拮据，净余率很低，难以扩大再生产。只有和扩大再生产相联系商品经济，才能真正推动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质的进步。历史上的商品经济既有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面，也有给受压迫受剥削的劳动者带来苦难，从而损害经济发展基础的一面。不应该夸大历史上市场机制的作用，单纯用玫瑰色来描绘历史上商品经济和市场的发展。
对传统经济中三对关系的分析
对传统经济再评价，应该站在时代认识的制高点上，用科学发展观加以考察，不仅要看经济总量的盈缩和劳动生产率的升降，而且要看经济与环境、经济与社会以及经济内部的各种关系是否协调。他着重考察了传统农业中土地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关系、传统经济中的农牧关系、传统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变迁的关系。
中国传统农业的主流是精耕细作，精耕细作以提高土地利用率为轴心，它使得中国能用有限的耕地养活越来越多的人口，表现了很强的生命力。但精耕细作有不同的类型：一种是以“代田法”为代表的“节劳型”，其特点是农法的进步与农器的改进同步，增加单产与提高劳动生产率并重；另一种是以“区种法”为代表的“多劳型”，其特点是农法的进步不与农器的改进同步，虽然可以增加产量和土地利用率，但劳动生产率却难以有相应的提高。“节劳型”和“多劳型”精耕细作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并存，从秦汉到唐宋“节劳型”精耕细作占主导地位，土地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均呈上升趋势，明清时代则逐渐向“多劳型”精耕细作偏斜，高土地利用率和低劳动生产率形成巨大的反差。
中国古代曾经有过发达的畜牧业，中国和西欧的传统经济均为农牧结合，只是分属不同类型，笼统说中国传统农业是“跛足农业”或“单一农业”是不妥当的。但我国历史上农区畜牧业和牧区畜牧业之间，农区中国营畜牧业和民营畜牧业之间，在某种意义上是脱节的。同时，确实存在种植业排斥畜牧业、农田挤占牧地、农区蚕食牧区的长期趋势。这些因素制约了中国传统畜牧业的发展，终于导致明清时期农牧比例畸重畸轻的格局。中国封建社会牛耕的推广，受到小农经济体制和农牧矛盾两种因素的制约，呈现出倒“V”字形的发展曲线。从两汉到唐宋，为了在小农经济体制占主导地位的条件下推广牛耕，封建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取得了相当的成效，唐宋成为我国历史上牛耕最为普及的时代，中等以上农户一般拥有耕牛。明清时代由于人口激增，耕地吃紧，小农经济更为细碎，农牧争地矛盾更加突出，一般只有地主富农才养得起耕牛，牛耕的使用比前代倒退，严重制约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我国早在先秦时代就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当成熟的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理论，以“三才”理论为指导的传统农学和传统农业，包含了丰富的生态意识和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在相当程度上保证了中华文明始终没有中断持续发展。但由于传统理论虽然重视物质生产和环境生产的协调，但相对忽视了人类自身生产与物质生产、环境生产之间的协调，人口的增长没有节制，而精耕细作农业又恰恰提供了人口得以大量增长的物质条件；同时统治阶级的奢侈消费往往突破自然界和老百姓所能负荷的程度，封建地主制下分散经营的小农经济体制也不可能从总体上实现农林牧各业与环境的协调发展，这样，生态环境的破坏就逐步发生了。大体上说，唐宋时代黄河流域的生态环境已趋恶化，突出表现为森林的破坏和河患的频繁，这成为全国经济重心南移的重要原因之一。南方水田的开发和相应的水利系统的修建，在相当时期内不是破坏了而是优化了生态环境。唐宋时期南方的生态环境虽有局部恶化，但总体上还是比较好的。明清时期，由于人口激增，在巨大的生存压力下出现了强争性、盲目性和粗放性的农业开发，导致了南北各地森林破坏、水土流失、湖泊堙塞，野生动植物资源锐减、灾害频仍等等问题的发生，生态环境的恶化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李根蟠认为：清代经济总量比前代有较大的增长，土地生产率达到传统时代的最高峰，依靠传统农业自身力量养活了急剧增长的庞大人口，市场机制的作用有进一步的发挥，导致某种地区分工和商品经济超越前代的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在一些生产部门出现并缓慢发展，以上这些事实说明清代的经济的确是向前发展的，也说明中国的传统农业具有很强的适应力和潜能。但清代经济的发展又遇到很大的制约：畜力不足，农具没有改进，精耕细作农业在多劳集约的轨道上滑行，劳动生产率停滞以至下降；传统农牧关系内在矛盾的发展导致农牧比例畸重畸轻局面的出现，人口压力下不合理的过度的土地垦辟使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的破坏，传统农学虽然仍在发展，但比起同时代的西欧，在基础理论和研究手段上均无新的突破，等等。这些制约是带有根本性的，它使得清代经济的发展的速度和势头不但远远落后于同时代的西欧，而且逊于先前的战国秦汉和唐宋时代。清代的经济是发展与制约并存。不承认清代经济的发展是说不过去的，夸大清代经济发展的程度也是不妥当的。[2]
二、黄宗智新作的若干观点
（一）关于建构“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和理论”
作者认为，中国研究领域应该摆脱长时期依赖现代西方的理论状况，形成自己独立的理论体系。作者通过对现代各种理论体系的比较，提出了建立“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和理论”的构想。作者认为中国革命在大革命失败之后所形成的认识论和历史观是十分革命的，也是现代性的。当时革命运动的重心从城市转移到农村，要求革命的知识分子深入农村，了解实际，找出行之有效的行动方案，从而形成了一个完全不同于儒家传统从经典出发、以士大夫为中心的历史观。它要求从实践的认识出发，进而提高到理论概念，再回到实践去检验。
这样的认识论也十分不同于现代西方的主流形式主义认识论。无论是韦伯的社会学和法律学，或是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都是从理性人的构造出发，把它作为一切理论的前提。近年来这种“启蒙现代主义”理论受到后现代主义的强烈冲击。PierreBourdieu（布迪厄）又在社会学－人类学领域中提出“实践理论”（theoryofpractice），挑战马克思、韦伯以来的经典著作，试图超越过去主观和客观主义之间，以及意志主义和结构主义之间的长期分歧，并且提出以实践为根据的理论的设想。布迪厄的设想其实和中国革命在大革命失败后形成的独特的认识论有不谋而合之处。在调查方法上，它类似于现代人类学；而在学术研究上，则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于费孝通那样的现代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正是这样的方法为我们指出一条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和理论的道路。
例如，现代农民学有三大传统，形式主义的农民学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理性小农为前提的；马克思主义反之，以被剥削而（在适当历史条件下会）追求解放的小农为前提；而实体主义则以追求满足消费需要，亦即生存需要的小农为前提。如果从农民实践出发，并以之为准绳，则小农很明显地同时具有这三种理论所分别投射在他们身上的不同特征，它们分别占的比重因各阶层的小农而异，也因历史时期、历史环境而异。现存的三大理论中的任何一种显然都不能涵盖小农实践的全面。如果我们的研究从实践出发，就不应坚持以一种理论压倒另一种理论，也不会因此长期陷于无谓的意识形态的争论。我们会把注意力集中于（从西方理论看来是）悖论现象，注意到上述三种特征怎样并存，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和隔离，而不会去坚持把片面的真实当作唯一和全面的真实。
理论界一个常用的手段是通过抽象化和理念化的理想模型（ideal－types）的建构来显示一个整合了的系统的内在联系与逻辑。而中国自近代以来却正是长时期混合不同类型的社会，无论是在帝国主义入侵后的清代，还是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华民国，还是中国共产党治理下的社会主义中国，还是改革中的中国。不是结构性的理想模型分析可以涵盖的。
正是这样一个多种社会类型并存的社会迫使我们抛弃简单的理念化了的类型分析和结构分析，而着眼于混合体中的历史演变过程本身。“转型”一词，用于中国，不应理解为目的先导的从一个类型转成另一个类型，从封建主义转到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转到资本主义，而应认作是一种持久的并存以及产生新颖现象的混合。正因为现有单一类型理论的不足，我们需要从混合社会的历史实际出发来创建新的理论概念。
（二）对“中国经济的实践历史”的一些初步认识
亚当·斯密的形式主义经济理论认为理性经济人在市场环境下会促进经济发展。因此，我们一旦看到明清时期相当程度的市场经济发展便会以为伴随它的应是相应的经济发展。最近，国内外有学者从这样的观点出发坚持18世纪中国江南的经济是和当时的英国旗鼓相当的，因为两者同样是“斯密型动力”之下的经济。这样的论点正是形式主义理论前提引起对实际情况的误导的一个明显的例子。18世纪英国的经济是一个极其独特的经济。它显示的是前工业社会中极其少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将近）成倍提高。同时，也呈现了新的手工业的发展，它逐步独立于农业，成为当时小城镇大规模成长的基础，并引起了一系列的人口行为的变化。再则是科学革命条件的形成，以及英国当时独特的煤炭业的极早发展，如此等等。英国工业革命的形成实际上是出于好几个相对独立的历史趋势的偶然交叉所致，当时不可见于世界其他地方。18世纪中国的江南既没有成倍的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没有农业手工业的分离，因此也没有英国规模的城镇兴起，更无庸说它的人口行为变迁。把它等同于英国经济有悖于近几十年来的学术研究所积累的经验证据。
这个明显错误的论点之所以产生相当的影响，在美国，完全是出于意识形态的推动。这些人的用意是把世界上的经济全都纳入到亚当·斯密的模式之内。另外，他们提出的后现代主义的去欧洲中心化口号也很有吸引力。其实，无论他们的意图如何，这样的论点和50年代美国保守派反共、反中国的论调客观上是一致的。当时的看法是传统中国文明十分灿烂，因此，共产党革命完全缺乏任何历史和社会基础。现在，美国50年代保守主义的这一套看法，已经被新保守主义完全恢复了。他们认为中国革命是全盘错误的，直至改革开放，中国终于抛弃了无谓的革命，才正确地走上了像西方一样的市场主义的道路。在本质上这是纯粹的西方中心论：英国的资本主义经济，通过斯密古典经济的市场主义的抽象化理念化，乃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唯一正确的经济发展道路。
今天，美国知识界出现了出人意料、表面上水火不容的保守的新古典经济理论和激进的后现代主义的一些学者的联盟。其实，两者有一些很重要的共同点。第一，无论是指向西方发展模式的古典经济论还是指向前现代传统的后现代主义，都同样地无视中国革命传统。同时，两者在认识方法上有一个十分基本的共同点：否认经验证据的真实。正是这样的认识态度使明显违反经验证据的18世纪中英等同的论点得以具有相当的影响。
国内大部分学者并不接受18世纪中英等同的论点，因为多年的经验研究的积累不允许这样。但可能有不少人同意它依赖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我个人以为过去国内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之所以能够领先全世界，是因为它同时具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方面的研究，因此发挥了马克思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内在威力。但是今天的市场主义论其实只考虑马克思的所谓生产力，而无视生产关系，抛弃了马克思理论的一条腿，也抛弃了过去多年积累的经验证据。国内农史学传统所积累的关于生产状况的知识就更不用说了。我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者之上再加上生产状况这种第三因素。此外是人口问题，虽然可以纳入生产力研究，但国内长期对这个因素考虑不足。再则是环境因素，在前现代农业经济中这明显是个关键因素，过去也考虑不足。像亚当·斯密那样只用市场机制和理性经济人的构造来解释一切经济现象是一条狭窄的道路，它不能包含中国经济方方面面的复杂历史实际。
如果着眼于中国明清时期农村的生产实践，我们看到的不会是像18世纪英国那样的农业资本化，肥料投入和劳动生产率的近倍增加，以及农业手工业的分离，而是与亚当·斯密理论期待相悖的现象。农民生产实践显示的是农业生产长期徘徊于基本同样的水平，手工业农业长期相互结合于一家一户。即使进入现代，农村生产实践仍然基本维持原来的状态。这些悖论现象所显示的是这个经济在实践中的生存逻辑。在人多地少的压力之下，小农家庭同时借助于种植业和手工业来维持生存，缺一不可。两者任何之一都不能单独周转，因此长期结合，与英国近代早期趋势相悖。费孝通的江村研究正凸现了这个特点。
今天的中国，有三种不同时代、不同技术的经济共存：仍旧主要依赖人畜力的农业和农村手工业、使用无机能源的城市和城镇工业、以及后工业时代的信息产业。而在各个系统中人民的待遇和生活(以及心态)又极其悬殊，因为今天在一个经济系统中的阶级分化之上更加上了不同经济系统的分化。这种悖论性的共存造成不同于现存理论的社会实际，也迫使我们对它的不同部分及其之间的交接互动做深入的社会调查。我们需要通过历史实际来建构关于这种混合多种经济的理论概念。[3]
三、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
（一）关于劳动生产率
在对历史上经济发展的评估中，是淡化劳动生产率，还是强调劳动生产率，是这次讨论中两种主要的不同的观点。
方行（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在解释为什么主张淡化劳动生产率时说：马克思讲的劳动生产率是在理论上存在、但不可量化的概念。西方经济学讲的劳动生产率存在于要素生产率之中，是要素生产率中的一种。要素生产率是把各种要素的生产率分开来计算的。我们现在讲的劳动生产率是各种要素共同作用于生产过程所表现出来的生产率。马克思对劳动生产率有两种算法：一是算单位产品包含的劳动量（指必要劳动量）；一是算劳动力在单位时间生产的产品。中国农民既种粮食，又种经济作物，又从事手工业生产。粮食还可以算，经济作物和家庭手工业无论如何算不出来。清代家庭手工业这块在农户经济中占很大比重，种类繁多，在部分农民那里已经成为主业，史书记载“以此为业”、“赖以为生”，即是。清代劳动生产率算得最好是郭松义，他排除了老少和丁女，只算丁男，按9000万亩算。但经济作物和家庭手工业没有计算在内，也不能认为是真正的农业劳动生产率。
吴承明（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对此作了进一步的说明：西方经济学讲要素生产率，分别计算土地、设备、劳动力等各种要素的贡献各占多少。劳动生产率的概念始于马克思，列宁特别强调它。因为马克思讲劳动价值论。劳动力是活劳动，工具是物化劳动，可以算劳动量；土地不是劳动产品，不可算劳动量，于是又提出自然生产率的概念。劳动量是按社会平均劳动多少小时计算的，活劳动可以计算，物化劳动无法计算，于是提出另外的标准——生产价格，把劳动生产率的评价交给了市场。现在劳动生产率是从市场的结果倒过来计算的。清代劳动生产率，郭松义算得最好，先算出产量多少，然后计算是多少劳动力生产的，这个方法对头。苏联注重劳动生产率，工业讲全员劳动生产率，不注意真正的生产者，掩盖了计划经济中存在的问题。黄宗智重视劳动生产率，是从马克思主义学来的。我和他有过争论。我说，农业最根本的原则是以最少的土地生产最多的农产品；无土种植最好。黄宗智说，无土种植可以，无人种植是不行的。按马克思的说法，凡价值都是劳动创造的，计算则主要看活劳动。实际上创造价值的不止劳动。西方有效用价值论、稀缺价值论。效用价值、稀缺价值是存在的，特别是在服务业。不可一概而论。
龙登高（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也认为不应过分强调劳动生产率标准。提高劳动生产率要求的前提是劳动力是稀缺资源，所以要节约劳动。但中国古代劳动力不是稀缺资源，当时重要的不是节省劳动，而是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即如何释放更多的劳动，来创造更多的财富。强调劳动生产率的评价标准，会导致误区。如精耕细作比起粗放经营，其单位劳动所推动的生产资料的量与产出量较少，而且边际递减，因此劳动生产率较低，于是可以得出结论，它落后于很少劳动投入的粗放经营。以产出来衡量，既是最便捷的标准，也是最根本的标准，而不是单纯的劳动的减少或相对减少。英国工业革命中，机械的发明是出于节省劳动呢，还是主要出于增加产出？当然是后者。我们在讨论和比较劳动生产率时，几乎唯一可依据的资料还是亩产量，其他条件只能作为假设前提，因为无法计量。产出的增加，在于资源配置，一是劳动、土地、工具、资本等各种生产要素的配置，二是地域分工基础上的配置，各地区以自己的比较优势通过相互交换，在劳动生产率不变的情况下实现总量最大化。因此，强调节约劳动、节约土地、节约资本都有其片面性，必须综合考虑要素组合与资源配置。如在地广人稀的澳大利亚等地，如果以是否节省土地或单位土地产出的“中国式标准”去衡量其生产效率，当然就会得出很落后的结论，从劳动生产率的角度呢，它又是最先进的。“社会生产率”的概念，就是对单纯劳动生产率的修正，要把工具、设施纳入考察的范围，这还不够，还要把劳动对象、土地及后来的资本，都纳入综合考察，实际上这就是资源配置的视角了。如果把这一切都当作物化劳动，也就失去其价值，并且因为还原为劳动时间时无法计量而形成进一步认识的盲点。
林刚（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则认为劳动生产率是特定历史时期，在资本家追逐利润最大化的条件下产生的经济发展判断标准。但封建社会没有必要在最短时间内追求生产最多产品。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判定经济发展的标准应有所不同。
侯建新（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则强调劳动生产率评价标准的意义。他说：劳动生产率探讨的余地很大，现在最精确的表示方法是劳动力在单位时间内所创造的价值。由于劳动生产率又分为个人和集体，所以在农本经济时代究竟是按户计算还是按人计算，可以讨论。但把人口因素加进去，比光谈总产量，光谈单产量即土地产出率意义要大得多。例如，我国现在GDP在全世界的排位在10以前，最高估计在前4位，但人均GDP则在百位左右。就反映中国经济实际水平而言，后者显然更有说服力。无论怎样计算，加进人口因素是有意义的。西欧研究中世纪劳动生产率时，由于缺乏齐整的数据和统一的度量衡，采用典型农户分析法，计算这个农户投入多少、产出多少、消费多少、剩余多少，有一定的说服力。诺斯在《西方的兴起》一书中提出近代意义上的增长，主要是指人均产量的增长。只有人均产量增长了，也就是说，产量的增长超过人口及相应的消费需求的增长，才能摆脱马尔萨斯陷阱，才是真正意义的增长，才是给社会带来发展的增长。强调劳动生产率是要回答原始积累的问题。原始积累现代市场经济的生长点，比所谓资本主义萌芽更有可考量性和可比性，因而更有意义。原始积累成功的标志是基本生产者的普遍积累。这一点，西方成功了，这很有意义，它是经济发生性质变化的基础，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基石”。尽管其间有曲折，西欧从15世纪到17、18世纪劳动生产率一直处于上升状态，否则无法理解农业革命，以及其后产生的工业革命。
劳动生产率是否不可量化？史志宏（中国社科院经济所）表示置疑。他对清代劳动生产率的计算，是计算每个农业劳动力生产多少粮食，与明代作比较。劳动、工具、市场、产值，都是可以量化的。侯建新、李根蟠认为，在计算劳动生产率时，产品中所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量需要通过生产价格来反映，这并不等于劳动生产率不可量化。近现代各种数据比较齐全，劳动生产率是可以计算的，古代有关数据资料很不完备，尤其是个体农户经济作物和家庭手工业的数据资料奇缺，很难把劳动生产率全面精确地计算出来，不得已求其次而只算粮食帐。人均或劳均粮食产量虽然不能完全等同于农业劳动生产率，但由于传统经济一般是以粮食生产为主的，人均或劳均粮食产量是农业劳动生产率中最基础和最核心的部分，它可以大致代表当时劳动生产率的水平。
（二）中西传统经济及其近代化转型的不同路径
史志宏（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着重进行了中西传统经济及其近代化转型的不同路径和特点的比较。他指出，中国古代农业经济结构比较合理，实行精耕细作，以种植业为主，效率比西欧高，为社会提供了较多的剩余，创造了比欧洲同期更高的文明。但由于中国较早的解决了吃饭穿衣问题，人口增长速度太快，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清代人口到鸦片战争前夕，比明代盛期翻了两翻，而亩产量和垦田数却没有以相应的速度增加。乾隆中期以后劳动生产率下降了。其实这是很明显的，不用算。乾隆时人口比明代盛期增加两倍。在社会结构没有大的变化的条件下，要维持明代盛期的粮食劳动生产率，必须总产量也相应增加两倍，但根据清前期垦田及平均粮食亩产量增加的情况，无论如何都不可能算出这样的结果。西方由于“黑死病”等原因，人口下降，不存在人口和土地矛盾问题。在谈到东西方商品经济对近代化过程的不同作用和结果时，他介绍了著名埃及学者阿明(SamirAmin)关于新的社会形态成长一般不是发生在旧社会形态的中心地区，而是发生在其边缘地区的理论。他认为这种理论比马克思的“卡夫丁峡谷”理论更为深刻，即使不是普遍规律，也是多数规律。中国传统的商品经济是建立在耕织相结合的小农经济的基础上，由于这种小农经济自身的特点，它必然要与市场发生联系，所以中国古代有比较发达的商品经济。但是作为这种商品经济和市场集中地的城市处于国家的心脏地带，容易受到国家的控制，难以自由发展。而欧洲中世纪的中心是在庄园，商品经济是在庄园的边缘地带发生的，形成新兴的城市，它们通常由市民自己管理，小生产者分化较快，受政府影响较小，因此成长速度快，能够按照商品经济的规律自由生长。因此，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式首先在欧洲产生了。
武力（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同意史志宏所作的中西比较，认为中国和西方的发展模式、发展动力都有很大的区别。在中国，为了解决资源和人口的矛盾，走的是内部优化资源配置的道路，实行精耕细作、兼业和租佃制等，养活众多的人口。这不同于西欧扩张性的道路，其发展也不一定导致资本主义。他认为讨论中对国家的作用注意不够，实际上资本主义不仅是商品经济，还是一个法权体系，忽视上层建筑，就很难解释中西的差异。清代维持一个幅员辽阔由多民族组成的庞大帝国要付出很高的成本。它不仅需要一个强大的集权政府，还把重心放在西北，对海外扩张力有未逮，以至为了防止在海外出现对清王朝的反抗力量，进而抑制海外贸易和移民。传统工商业是为帝国服务的，从古到今，“重农抑商”是抑制民间工商业。现在人们讲白银货币化，讲商品经济和市场发育，实际上并不是向外扩张，寻找外部的资源和市场，而是人家到你国家做生意，这与地理大发现后的欧洲有很大的不同。中国的这种发展模式远不如欧洲的对外扩张和海外殖民具有经济活力和机会。
史志宏谈到的“边缘性理论”获得龙登高响应。他赞成新的生产方式、经济、社会的质变一般发生在边缘地区、边缘领域或边际行业，高水平的或发展成熟的地区与领域，路径依赖的可能制约新的突破。如工业革命的源地，不是出现在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荷兰，而是出现在呈上升之势的英格兰，不是出现在成熟的毛纺织业，而是出现在新兴的棉纺织业。明清时期的雇佣劳动工场，也是在深山老林中的矿业中容易产生。栾成显（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则认为这个问题应该辩证地看，社会质变需要经济一定的发展，但不一定发生在最发达的地区。但又不能绝对化。提边缘化也可以，但仍然是在经济比较发达的这个圈子里。
侯建新在指出从传统经济向近代化转型时期中国和西欧劳动生产率的差距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西方的原始积累为什么会成功。他以英国为例，指出英国中世纪的地租是相当稳定的。16世纪以后的二三百年间，价格一直上升，在地租额不变的条件下，这意味着地租率的下降，农民，尤其是后来的租地农场主从中获得了利益。为什么地租额能够保持稳定？这是习惯法起作用，传统起作用。这些惯例得到庄园法庭的保护。在这种情况下，领主单方面提高租额非常困难。要通过法庭裁决，陪审团决定，而陪审团是由同等身份的佃户组成，在相当大程度上抑制了领主对生产者的任意和过分的侵夺。租额固定、租率下降，对农民的积累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我提倡重视经济活动的法律保护机制研究，重视文化传统特别政治文化传统、观念、权利等社会机制研究，提倡经济与社会互动研究。由此，提出一个问题：经济问题不能完全由经济现象来回答，“中国传统经济再评价”亦不能仅就经济论经济，简单经济决定论到了进行认真反省的时候了。
夏明方（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认为，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及其向近代经济的转化，用“斯密动力”难以解释。他主张采用吴承明先生“没有分工的市场”理论来进行分析，同时对上次讨论会曾经提出的“林刚难题”作出回答。所谓没有分工，是指没有劳动的社会分工，而非社会的劳动分工。明清时期中国商品经济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这种“没有分工”的市场交换的基础之上的。他还提出这样的问题：当前解决“三农”问题，走全盘城市化、消灭手工业与农业结合的家庭经济的道路是否能够走得通？现阶段城市化和乡镇工业化的道路究竟能够走多远？乡镇工业化曾被认为是经济发展中工农结合的新路子，既解决了农村劳动力问题又发展了农村经济。但是现在看来，乡镇经济所付出的代价太大，江南地区的生态环境已经破坏得一塌糊涂，农村富余劳动力的问题也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又回到对传统经济的评估上，以西方的标准来衡量，我国的小农经济显得很落后，是谋生而不是谋利，但它毕竟追求安全和稳定，又有自身不同的特点和合理的因素。两位日本学者研究了日本侵华时期在东北和华北的不同遭遇，结果发现，东北有日俄占领的基础，市场是一种树状结构，占领了大城市和交通线就控制了整个地区，华北的市场则是网状结构，占领了大城市不等于控制了整个地区，反而陷到了游击战争的包围中。她们还在陕北杨家沟从事生态人类学调查和环保试验，试图在更高的层次上利用以家庭为主体的经济模式，恢复黄土高原的生态环境，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从中可以获得启发，我们能否从传统经济中吸收一些有用的智慧？让农民既不离土也不离乡，既发展市场而又能做到保护生态环境，从而开创一条城乡结合的新的经济发展模式。这是需要和值得探索的。
（三）其他问题
郭松义（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着重分析了促进经济发展的各种因素。他指出劳动生产率的宏观考察是软的东西，要讲得比较精确，需要量化。清代粮食亩产不比宋代高，起码高不太多。但生活水平不比宋代低，因为生产结构的优化程度高于宋代，这是一个进步。生产结构的这种优化与政府政策的改变有密切关系。以前的赋税制度限定农民要交纳什么，农民只能这样安排生产。明代实行一条鞭法以后，赋税以交银为主，农民生产发生很大变化，生产结构优化，这样才出现象松江、崇明以棉田为主的现象，更多的农产品投入市场，促进了市场的发展。另外，要考虑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的因素。根据现在的研究，封建社会中自耕农始终占40—50%。自耕农的生产积极性比较高。还有方行先生等指出的佃农中农化的现象。从曲阜的材料看，实行分成租的时候，种什么作物，品种如何搭配，都由地主决定。实行额租制改变了这种情况，反映了佃农经济的发展，作用不可低估。栾成显也有类似的观点。他认为要提倡跨学科、跨领域的研究，不能以纯经济的眼光看问题。如明代的里甲、黄册制度，实际上是古老的徭役制度的继续，对农民的控制非常严格，这种人身束缚对生产力的制约很大。清代废除黄册，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
曾雄生（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研究所）作了题为《传统经济再评价中的农业技术和耕畜资本问题》的发言。关于农业技术问题，他认为技术相对于经济来说，犹如树木和森林，技术的先进也并不等于经济的发达。科学技术并不包括生产力的一切。经济与技术之间是相互矛盾的。这种矛盾使我在对中国传统经济再评价这样的问题上产生了困惑。如果以“二李”（李根蟠和李伯重）的观点作为中国传统经济再评价两方面的代表，我有些观点与李伯重教授相左（如曲辕犂和铁搭问题），有些又与李根蟠教授不同（如宋代稻麦复种的普及程度）。关于耕畜资本问题，他表示不同意彭慕兰“耕畜多少对农业生产没有多少影响，稻作农业比旱地农业需要的耕畜少”的观点。他指出西方是农牧结合，中国是农桑并举。在农桑并举结构下不但会出现耕地和劳力的紧张（种地所需的劳动力是养羊的100至200倍，种水田比种旱地需要的劳动力多，而种桑养蚕比种稻需要的劳动力更多，明朝人估计为100比5。显而易见，农桑并举下的劳动生产率不及农牧结合），还会由于牲畜缺失，出现畜力不足、肥力不足、营养不良等等状况。对于农业，特别是稻作农业，耕牛数量的多少并不是无关紧要的。唐朝时人们便已认识到“牛废则耕废”的道理，宋代有牛的客户（牛客）可以与地主对分，无牛的客户（小客）则与地主四六分成，称为“牛米”。从唐朝的有关政令可以看出，水田耕作比旱地耕作对耕牛的需求量要大将近一倍。明清时期在一些地方出现了牛耕的使用量下降的趋势，并不表明牛不重要，而只是以人代替了牛而已。一牛可代七至十人之人。少一头牛，便需要七至十个劳动力来补充。中西方的分流并不始于19世纪，自古以来，中西方农业结构的差异及其发展、深化，是导致大分流的根源。
关于再评价讨论如何深入的问题，方行指出，经济发展的内涵非常丰富，应该当作一个系统工程来研究，不能光讨论农业，更不能光讨论工具、牛耕。他认为，随着近现代经济的发展，第一产业（农业）的重要性越来越缩小，而第二、三产业的重要性越来越增大。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变，靠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应该加强对第二、三产业的研究和讨论。史志宏也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从手工业开始的，商业、手工业的整合在其他地区没有成功的先例，只有欧洲实现了。应加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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