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学田，是我国封建社会学校教育的经济支柱，设学田以赡学的制度，创始于宋代，此后，一直延续到我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站——清朝。清朝统治者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不仅继承了这一传统，而且认识到崇立学校、征用儒雅是争取和笼络汉族地主阶级的一个重要的、必不可少的手段，于是更为重视学校的作用和建设，清代的学校在原来的基础上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

清朝的学校有官立和私立之分。官办学校包括国子监、宗学、府学、州学、县学等；私学有书院、家塾、义塾、社学等。各学大多拥有属于本学校的田产——学田。府、州、县官办儒学的学田属官田，书院、塾学等民办或官督民办的田产仍属民田范畴。不论学田为官田或私田，其土地所有权均为官学或私学等各教育团体所共有，是一种公共土地。所谓所有权，即“所有人依法对物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并排除他人干涉的权利”。(1)在清朝地主经济的条件下，封建租佃制占主导地位，土地的占有权和使用权采取租佃的形式分离子出去。因此，在认识学田的土地关系时，首先要把握住收益权和处分权。而这两种权利都为学校这一教育团体所共有。学田的租入是用于一个教育团体的膏火、修葺之费，在这一土地关系中的受益者是整个团体，而不是团体中的某个人。同时，学田的产权一般都表现为一种不可转让、不可典卖的财产关系，学校不仅通过强化规则的办法防止学产的转移，而且通过向当地官府呈报立案的办法，凭借封建官府的力量稳定公产的产权，防止私自串捏盗卖。私卖学田被视为犯法，从法律上否定了个人对学田公产的处分权。对于原捐者来说，私产既已捐为公产，就已脱离了原有者之手，不论原有人或其子孙，对业经共有化之财产，不再享有管理权、处分权等。对于原卖者，须在卖地契约上写明该地自卖之后，听从买主立界、围堑、更佃，永远管业，各亲族不得再有异说之辞。“倘有来历不清、重复典卖及内外人等生端异说，俱系卖主一身承管，不涉买主之事”。(2)且“捐者即并非业主，原卖之人已系隔手，老业主又自无言加言赎之理”，倘有加添回赎等情，“首事即纠通合户，议定鸣官处治”(3)。学田的管理者也都是代表集团的意志行使管理责任的，个人不具有完整的收益权和独立的财产处分权。掌管人侵用或借支钱谷要赔偿，如有欺隐行为，便由公众共同清理，失职或德才平庸、不善管理者要随时公议撤换。据此，在学田的土地关系中，具有排他地支配权的是学校这一团体性地主，即学田的所有权属于一个集体，而非个人所有，这就决定了学田在经营管理上的特点。

(二)

清朝学田的管理方式各地不一，政府也没有作出统一的规定。同一府县、甚至同一学校或书院的所有田的管理方式都不尽相同，甚至同一学田前后的管理方法有时也有差异。但各地对学田方方面面的管理都有详细的规则，以期妥善经营，不致使学田有名无实，正如湖北墨池书院章程中所说：“图终于始者，虑事之本心；有初鲜终者，奉行之通患。……谨权事宜，详议章程，其意本于防微杜渐，其事期于缕析条分，其法必使上之人厘然有籍之可，下之人晓然有规之可守；而其要，归于上下官民、交互考察，以相为牵制，而后作奸者有所忌而无所容，亦庶几维持勿替云尔”(4)。学校通常设有专门机构或委派专人管理学田，一般有三种方式，一是由学官管理，二是由乡绅地主管理，三是由学校生员管理。

一般说来，府、州、县儒学学田，各学分别管理，由教授、教谕、训导等学官掌管，即担任训教诸生的学官，同时是学田的经营管理者。而书院田、塾田则不然，相对于官学，私学具有鲜明的自主性质。一般由乡绅地主管理居多，乡绅地主是封建政权在基层的主要支柱，在地方上有一定威望与政治势力。而且，其经济势力也很雄厚，他们大多支持当地封建教育事业，并对经营土地有丰富的经验，能充分保证学田租的收入。在公众举办的学校中，为了防止在经营学田中营私舞弊，常常设置几人共同管理，这样，可以在管理中相互牵制，难以上下其手。一般是由众绅士推举几位家境富饶、廉洁正直、慷慨好义者担任董事或首事共同管理，按年轮值，核算每年学田租佃及收支的数额。所以如此，因其殷实才不至“赡其私”，且“田租一项收租有年份大小之不同，出粜有价值贵贱之各异，非归公正董事经管不足以查照核实”(5)。而分年执掌不仅可预防一人独揽的弊端，而且倘遇有人想借支或挪用学租时，本期董事则可借其位屡易以推辞，或说无前例可援而将责任推于前任，或说移交时定数难报而将责任推于后任，使想挪用学租的人难以得逞。每年年终董事须向县上报查核，若该年董事经营有弊，如趋利若鹜，垂涎学租，或专为酬金而来，不务正业等，致使捐主、生童等不服，众人可上书将其有违规条之罪列出，同声共讨，将其革除职位。首事具体的轮换程序，各学又稍有差别。现举几例以说明：临安县锦成书院，由地方绅士推举殷实公正董事四人，每年二人，分年轮流经管，一切发放膏火、收取息钱，以及收租出粜，均归该董事经管，每年十一月底，由该年董事将全年收支细数登入四柱册内，交与下年接管的董事备查所有收支，一切事宜“毫不假手胥吏，以期滴滴归源”（6）；湖北宜昌墨池书院，学租取息岁修各事，“若假手胥吏，即多侵蠹；每年应公举公正绅士二人，随同监院管理。惟临时举报，易启营谋侵渔之弊，宜防其渐。今议即于众首事中核定十二人，于年终散课时，签掣二人为值年司事，周而复始，巡环签掣。此十二人中，如有事故不能在院理事者，亦即由众司事另行预举，报监院查明实系公正者，归于年终统掣”（7）；麻溪吴氏塾田，规定不准分房轮管，因“分房独出帐目，或会稻价高低不实，或会暗图公费各存私囊”。而应选族中品学兼优、家庭富裕者管理学田，不论房分，立一正一副总理共同掌管学田，三年满期，或留或换，须听生童“公议公请，因塾田原为合户生童甲科而设，租既专为伊等用，田即系伊等之田”，“若地非宗祠，时非长至、人非生童，具谓私请，每年帐目须于冬至日上凭祖先，下凭生童，合并族人面结”（8）；而归氏学田，却恰与之相反。学田“呈案勒石，为我子孙膏火之资，三房孙曾照规支领，至收租完赋支放款目，惟三房孙曾轮年掌管”（9）。私学的这种由公众代表负责管理学田的制度，既能反映地方公众的要求，亦可发挥其办学积极性。

有的学校吸收年长学徒参加学田管理，或选家境殷实者，或选成绩优秀者，或是在学生员轮流值管，这既是人才、物力、财力的节省，也是对学徒的教育和锻炼。如康熙九年（1670年），普宁知县段藻捐俸置田，田租“递年俱诸生经收”。(10)四川巴县九华山东川书院膏火田一份，原租83石，一向刘姓承佃，道光六年（1826年）秋，该佃以荒歉为由，仅纳租谷50石，该院肄业生童陈嘉言等随即下乡查勘，得知九华山“田水冷浸，丰年雨水过多，不如旱年较易长谷，凡九华山附近之田，无不加长，有赢无绌，伊等舞弊莫此为甚”，众生童又就近访问，查知该佃将学田私自招佃，从中渔利，滥佃至十三户之多，于是禀请书院将各佃户全部更换，“庶朋比之奸可除，霸工之弊可清，则数十年之积弊一新，即川东人士所忭颂于不穷也”（11）；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南雄郡守张杼捐买猴陂王岸租66石，“俾府学、始兴二县应贡廪生纳粮轮收”。(12)乾隆十八年（1753年）揭阳县拨入梅冈都莲化心等处官荒入学，“递年租银一百一十三两二钱零，交岁科五名前文庠生收办”。(13)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归善县佐宾兴田“每年议定近乡殷实在学者及岁科两试案首轮值收交”。(14)

(三)

学田管理的学官或董事、司事一经确立须对学田施行一系列的管理工作，包括学田如何租佃、租银如何管理、发放等等。清朝各地学田的经营方式几乎都采用租佃制，但在具体的租佃经营上也有着不同的形式，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

其一，学校直接租佃学田的经营方式。学校作为学田的直接经营者，必须亲自丈量学田，招徕佃农，确定、收取租额。对于所属田亩，学官或首事都会亲自并选派工书差役协同逐一丈量田亩四至，查明坐址、租额等，绘图造册，并须把原存、新拨、续拨、新置等各项另册注明，以备核查。如锦成书院，学田“虽各有界址，而日久年深，佃户田邻，难保无藉词争执情事，现当归管之初，非查丈清厘不足以垂诸久远，应饬各里董事督同文书将各该里所捐田亩查照捐户，绘具田图，注明亩分弓口四至，汇成一册，立案备查”（15）。很多学校还要将土地的亩数、坐址、四至、租额等有关资料立碑刻石，以防侵没。如新化学田，“不拘一处，零星散漫，稽查已极难周，况日久生弊，尤恐各佃户不无以李代桃，指鹿为马之事，议以田畔概竖石碑，丘大者每丘一碑，丘小而毗连成段者，每段一碑，庶几彰彰耳目，不敢为冥冥之堕。或时事变迁，而访询故老遗民，犹能历指其处，可籍以清查复额，亦筹前虑后之一法也”。（16）

学田在招佃时，为了保证租米收入不被拖欠和侵渔，一般都规定在学生员不得佃种学田，生员中倘有占管占佃者，即行追回，并严加究治。对于族塾来说，须规定不许招本族人承佃学田。如所捐或所买之田原为本族人承佃，必须全部换为外族人承佃，倘有首事徇情蒙蔽，则首事和佃人一同革换。因为本族人佃田既不便收租、拖欠租谷又不便鸣官。一般来说，实际租佃学田的多是农民小生产者。也有个别学校的田地并未佃与农人，山东钜野县学田，道光年间，由两学轿夫、门斗承种；海阳县学田，也每由门斗乘租（17）；还古书院征收各佃姓氏中，有僧已玄田租1钱5分，现佃古城寺僧信荣，又僧慈融园租1钱7分，现佃古城寺僧信荣，“因书院前辈诸先生以僧寺与书院紧接，便于照看，又僧信荣师徒情意殷厚，故让与租种”。（18）

有的在学校买田或官员、乡绅捐田的同时，即将原耕种土地的佃户一并划归学校，福建莆田县学田，“乾隆元年（1736年），邑人知县程大僖捐送学田3亩9分余，共载早冬租8石6斗4斛，民田生大沟佃户林而章；又田4亩4分余，载大冬租10石2斗，坐星渡洋，佃户戴季哥；又田6分余，载早冬租7斗2斛，民田坐东埔后营，佃户李义候……”（19）。也有的学校将所得田地另行招稳妥佃户领耕，亲立佃字。嘉庆五年（1800年），四川巴县职员龚载鼎捐田入东川书院，书院即“饬书赴彼，勘明该处界址，查明条粮，饬拨院册，另募佃户刘天禄出备押金70两，揭还前佃，每年认纳租银26两，归书院以资生童膏火”（20）。

佃户租佃时要履行一定的承佃手续。有愿耕种学田者，须会同保人，认佃纳租，并由官府发给印照为凭。各佃户如有自愿退佃者，须亲自向学校报明，由学校另行招佃，新佃户亦须自请保人，面书佃字，登簿复查，如敢有私相授受，隐匿不报者，查出重罚，并将新旧佃户一并革退。虽然如此，私相转佃的情况仍时有发生。山西汾西县有官荒地400亩划归儒学，由任光雷承种，乾隆十三年（1748年），学中斋长贾国儒等查出任实际上只耕种120亩，其余全部转租他人，学校恐其辗转收租而导致拖欠，遂令任光雷将自种120亩，另立租约，仍让其耕种，其余尽行退出，另行招种（21）；四川巴县东川书院膏火田，原租45石，押佃钱100两，佃与双山寺佃户古万顺，道光五年（1825年），该佃过世，其妻古吴氏孀居，便将田拨出一半给其弟吴兴顺耕种，后遭古万顺兄古万兴告至官府，“遂断令古吴氏退佃，其押金银两，等招佃后令古吴氏赴案，除银60两还债外，余银40两给其母子度日”（22）。

学田一经承佃，经管人即须立一总簿，将承佃情况登记在册，写明佃户姓名，田亩若干，坐于何处。更换经管人时，必须逐庄按簿查核，如有侵占隐匿及砍伐树木等事，必禀告官府处治追还，倘经营人徇情宽恕，也一并受罚。康熙年间，闽浙总督姚启圣对福建全省的学田普遍捐赠了田地或银两，为了“兴儒之意”能千秋彪炳史册，也为了更好地收取学租，他将凡耕种他所捐土地的佃户编排起来，“另置一户于首图，甲首之名同姚兴儒”（23），“姚兴儒”户下的田地，佃户和租额等即归属当地府州县学。

各地学田租额都有定数，交租也会规定一个期限。在此期限之内，或由佃户自送，或由管理人包缴。多数学校都会派人协同乡保逐户催纳，且须查照底本，另立田亩租钱征册，注明完纳日期，给与钤印执照。如有花户抗租，或逾期不纳者，必禀官追究，除追出租课外，仍公同革退，催租不力者也有一定的惩罚。甚至有为催租而闹出命案之事。湖南邵阳县彭在兴佃种义学田亩，每年应纳租谷49石8斗，折钱24900文，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欠租未交，四十六年（1781年）五月，义学首事王宏前去追讨，彼此征闹。彭在兴恐其禀官，便捏告王宏强牵猪牛，并要王华山作见证人。后经审讯，王华山供明实情，仍将彭在兴责惩追租。彭在兴因恨王华山不肯袒证，就赶到王华山处吵闹，发展到棍棒相加，彭在兴被欧致死（24）。

这种由学校直接经营的方式，校方需进行一系列相当繁琐的工作。而第二种情况，即学校并不直接对学田进行具体的经营管理，而是委托他人经营便可节省大量的人力。如临安县庠发会，为一种民间助学组织，专门经营学田供给各学学租。该会有田产296亩，均为邑民捐助，并由绅士管理，助给办学经费。临安县的锦城书院原有田7亩，后由邑绅章相等禀请学宪拨入庠发会，“每月朔望县学官集诸生于堂会课文艺，生童分三等，县官择其优者奖给花红，庠发会助给膏火”。（25）余杭县学田，乾隆三十一年（1772年），由黄湖镇贡生陈筵捐田31亩1分7厘，额租谷48石，“每年仍属陈宅承办，除收租一切费用及水旱歉收不计外，每年净缴折租钱26000文”（26）；广东佛山劳公，于嘉庆十四年（1809年）将己田的三分之一捐为族中公田，作为进庠、登贤书者膏油之用。议定其百年后，“倘有进庠登贤书者出乎其间，即许其对该业田收租管业，以为膏油之用，一人进庠登贤书者则一人所得，两人进庠登贤书者，则两人派分，推之百十人亦然”（27）。这是将学田让其资助的学生自行经营收租。这种经营方式对于学校有一定的益处，由于学田土地分散或远离学校所在地，而学校的主要任务是教学，对于分散的学田进行直接经营必然会多少对正常教学产生影响，把学田的经营权分出、学校仅仅收取地租的经营方式就能解决这一矛盾。

(四)

收入的学田租银需造册登记。经管人将全年所有租谷钱粮若干、田租粜出若干、何项开支若干，共用若干等等，通盘核算，开列四柱清册。并于年终或董事换界时，将各收支帐目结算报销。有的还要约集各乡绅士或生童共同清算，开列清单，张贴公布于众，以示公而无私。如新化县学田，“每年收支约于五月宾兴会后结数一次，首事先一月督同司事将各项数目逐一核对，缮具旧管新收开除实在四柱，详细帐簿一本，听候临期公算，另缮四柱简明清册一本，呈送县署存案，其各团则照数刊印二百份分看，亦欲使人人共知免生疑谤之意也。每逢结数之期，须请城乡正绅公同核算，先二十日具柬知会，务必齐到，人马食钱按远近致送，20里以内600文，40里以内800文，60里以内1000文，80里以内1200文，百里1400文，在城不送，非请不送，……”（28）；粤东启蒙义学，每年腊月核算，“总理暨司事将一年出入总帐，用黄纸一一书明，会同本地绅衿耆老，衣冠诣本境香火庙，书疏一纸，凡会议者，各各署名画押，并出入总帐，拜焚神前炉内，同明心迹，以示征信”（29）。清查无误后，如无亏挪，则可移交给下一任经管人。如有亏缺，生童或绅士可请示更换，并令其照数赔偿，倘或互相徇私，含糊接办亏挪之款，后任接管人也须一并受罚。若非如此，恐管理人经手租息，蒙混作弊，以少报多，以至钱粮日侵月削，日后无凭可查，有违学田助学之愿意。

学租是专为培养士子之需的，在具体发放时，也有一定规章。由于各学田地租银具有定数，所以经费需量入为出，一年中须用束修膏火及其他杂项，必须就该年应收租息通盘核算，不能漫无节制透支滥用。府、州、县儒学，每年各学的学租银由学官收上再解司转解学院赈给贫生，学校必须通过学政衙门或地方政府专拨才得到经费。清朝散发学租，“旧例学臣散给学租于各处考试事竣，始据各学册报结发，其中易滋弊端”，乾隆十年（1745年），谕曰：“散赈于考试事竣之日，何如散给于士子云集之时，嗣后学政学官确查极贫次贫，造具细册，于按临之日投递学臣核实，即于三日内逐名面赈”。（30）各学如有需要动用学租，须得到藩宪的允许方能行之。如昌化县学宫，乾隆年间，“残缺者非止一处”，该县令查明学册中有学租谷价银370余金，于是“详请修葺，惟藩宪尚未允行，以致有待”，直至下一任县令到任，再次向藩宪说明详请，于是才得以动工，“首文庙渐及庑祠堂阁，皆以次整辑”。（31）可见官学学租的分配权掌握在布政史、学政手中，而学官不能随意动支。书院等私学的学田租银支用则勿须官审官批。每月应发钱文，值年董事查照章程，先开具数目清单。生员膏火、教师束修往往按月或按季发放；学校的考课费，于每课核定名次之后，确定其得奖等级，由掌教开单发交董事，于下课给卷时按名给发；学校的宾兴费，于考试之年或由司事托付诚实可靠者带往考试之地分散，其带银往散者，除应得试资外，再另加酬银，或由司事于赴试者起程前几日致送。

(五)

尽管各学都制定了如此详细完备的学田管理规则，但实际上学田管理不善，以致学田被侵没、学租被挪用等情况仍时有发生。嘉庆九年（1804年），白鹿洞书院经费亏至七千余两，以致“院长修缮有缺，生徒膏火不给”，江西巡抚秦承恩见状命人按籍核查田亩，“向时积负，严限追偿”，“考议条规，一矫旧弊”，又借南昌友教书院寸银两千两，为白鹿洞书院修建、置田以图复兴。但以二千两的借款，填七千两之亏欠，终究是无补于事，多年的侵蚀、败落，不是一时之间可以振作了的。（32）又如余杭县学，“旧日相沿有佃户孙承恩名下插纳粮银1两3钱6分，无田租可查，历年本学赔粮”（33）。学田或其租银逐渐摆脱官府的控制而落到私人手中，有多种途径：其一，为官吏侵没。康熙十三年（1674年），白鹿洞书院清理洞田时，总额共3850亩，岁收洞租银930余两，但“惟正讲、副讲二人岁支学俸共百金，余尽归郡、县官吏中饱”（34）；临安县学，黄敏中于乾隆年间任该学训导，前知县置田亩山地交儒学收息为岁修之资，久为胥役侵没，于是黄核实原册，择近城诚实诸生轮收（35）。经费被中饱，这种腐败是封建官僚政治制度下的通病。其二，地主豪强虽捐办学田的例子很多，但其侵占和兼并学田的现象亦十分普遍。他们或直接将学田吞并归己，如明清之际，社会动乱，岳麓书院在明代艰苦积累的学田，又为豪势之家所占，到康熙年间，已是“皆不可卒问矣”（36）；或与老胥蠹役通同为奸，买卖学田。在福建漳浦县，由于豪绅和官吏相勾结，私相授受学田，致使学田“既多侵没，所征不及十分之几”（37）。其三，佃户对学田的隐匿，在清朝也是一个较为普遍的问题。有关官员在提到学田弊端时，常把佃户隐占与豪绅兼并、胥吏侵没通同并列。“狡佃”或借口水旱歉收，或诡称亩数不足，拖欠学租，甚至佃上招佃、抵当偷卖。道乡书院，“佃户不肖者盗当盗卖，以及暗中顶耕，无所不至，始则缴租不足，旋且隐没田工，实为田间一大蠹。如雷观章、雷之质、雷得后、雷得苟以及雷得仁等，非以书院公田私行变卖，即以他人批约冒滥承充，于是该学将盗卖之契追缴，分别惩创退耕”（38）。其四，有些捐户也违反契约，擅卖所捐学田。道光元年（1821年），四川巴县陈文贵将所买黄泥坳田业一份，送入字水书院，以充膏火。道光十六年（1836年），文贵亡故，其子与子侄等人因人丁浩繁、租谷不敷日用，加之开设炭窑折本，负债累累，即商议将该田出卖，书院告至官府，官府命其或将原田追回，或照当时卖价如数缴纳，以便另置产业生息。（39）其五，宗族塾田的租银有时也会因族内他项事物而被挪用。如周氏家塾，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置田收租，“嗣后接年所收田租因宗族修整支用。咸丰元年（1851年）凭族众清算，宗族实亏欠义学钱300串……”（40）。其六，寺院僧徒对学田也有侵蚀现象。如道光年间，黎世序官淮海道，将崇实书院原被普应寺僧占去的膏火田600亩，清出复归书院（41）。以上种种对学田的肆意侵没，给学校造成了严重后果，不少学校由于学田被侵等原因，学徒众散而去，“弦歌之音不闻久已”。

清朝学田收支管理的严格性、独立性，使其基本不受国家财政盈亏的影响，各学钱粮收入做到了专项、专收、专管、专用，避免挪用借支，加上屋课、息钱之类，遂使各级各类学校大多拥有一定数量的学田及稳定的钱粮收入，保证了学校的日常费用的支出，不免使古人有“欲求一经久之方，万全之策，诚莫善于学田”之叹！（42）这也正是学田制度最根本的意义之所在。同时，学田制度将封建国家和私人办学的积极性结合起来，有效地解决了清王朝的教育经费问题，不仅从文化教育上加强中央政权的稳固，而且为人才的培养，为社会教育的扩大以及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是一种在我国封建社会具有现实可行性的土地利用形式，在清朝的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注释：

（1）江平、巫昌祯主编，《现代实用民法词典》，北京出版社，1988年，第316页。

（2）嘉庆《汉口紫阳书院志》卷六。

（3）（8）乾隆《麻溪吴氏族谱》卷一三七，《塾田条规》。

（4）（7）《墨池书院章程》，载璩鑫圭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第210页。

（5）（6）（15）宣统《临安县志》卷八，艺文志，《锦成书院记》。

（9）嘉庆《京兆归氏世谱》，《义庄志》。

（10）乾隆《普宁县志》卷四《学校》。

（11）四川大学历史系、四川省档案馆合编《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第491页。

（12）乾隆《南雄府志》卷五《学校》。

（13）乾隆《揭阳县志》卷八《学校》。

（14）乾隆《归善县志》卷八《学校》。

（16）（28）光绪《新化学田志》卷三。

（17）光绪《海阳县志》卷一。

（18）乾隆《还古书院志》卷十八，《土字》。

（19）乾隆《莆田县志》卷九，《学校》，转引自曾玲《明清福建的学田》。

（20）四川大学历史系、四川省档案馆合编《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第39页。

（2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清代地租剥削形态》，中华书局，1982年，第273页。

（22）四川大学历史系、四川省档案馆合编《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第51页。

（23）民国《建宁县志》卷六，《学校》，转引自曾玲《明清福建的学田》。

（2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清代地租剥削形态》，第196页。

（25）宣统《临安县志》卷三，《学校》。

（26）（33）嘉庆《余杭县志》卷五，《学校》。

（27）同治《劳氏族谱》，碑记，《书田记》，载广东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中国古代史研究室编，《明清佛山碑刻文献经济资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82页。

（29）《粤东议设启蒙义学规则》，载璩鑫圭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第352页。

（30）《清朝文献通考》，《学校考》。

（31）光绪《杭州府志》卷十四，《学校》。

（32）李才栋著《白鹿洞书院史略》，教育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149页。

（34）李才栋著《白鹿洞书院史略》，第141页。

（35）光绪《杭州府志》卷一二二，《名宦》。

（36）杨慎初著，《岳鹿书院史略》，岳鹿书社，1986年，第131页。

（37）康熙《重刊漳浦县志》卷三八，《赋役》。

（38）《唐确慎公集》，载璩鑫圭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第190页。

（39）四川大学历史系、四川省档案馆合编《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第46页。

（40）光绪《周氏家乘》序。

（41）盛朗西著《中国书院制度史》。

（42）光绪《新化学田志》序。

（资料来源：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