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并没有提出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口号。在政治和思想上领导辛亥革命的同盟会的纲领中并没有反帝国主义的内容。孙中山在一九○五年（即同盟会成立的这一年）提出三民主义，他赋予民族主义的含义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虽然如此，应当承认，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这一次推翻清皇朝的民主主义革命，在实质上也是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

　　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开始生长起来后的第一个政治运动是一八九八年的戊戌维新运动。康有为领导的维新运动并不要推翻清朝统治，它把如何从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和瓜分的危机下挽救中国的命运作为一个迫切任务提到中国人民的面前。维新志士们认为解决这一任务的唯一办法就是要求清朝皇帝“变法”——进行政治改革。响应这个运动的主要是一部分资产阶级化的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它没有也不敢发动社会下层的农民群众。以农民为主体的下层群众自发地起来反对外国侵略者，造成了一九OO年的义和团运动。这个运动也不推翻清朝统治，但清朝统治者在义和团力量的协迫下曾不得不宣布（只是暂时地、虚伪地）采取反对外国侵略者的立场。通过义和团运动表现出中国广大劳动人民中蕴藏着多么强大的反帝国主义的力量，这不能不使帝国主义侵略者感到震惊，他们在决定如何进一步侵略和统治中国时不能不考虑到这种力量的存在。

　　戊戌维新运动失败了，义和团运动也失败了。差不多紧跟着就出现了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一九○五年同盟会的成立可以视为革命运动高涨开始的标志（我们把由此开始直到一九一一年的革命总称为辛亥革命运动）。从戊戌维新运动和义和团运动发展到辛亥革命运动，有一个中间环节，那就是一九○三年左右开始的几乎遍及各省的以保护路权、矿权为主要内容的爱国运动。

　　在争路权、矿权的爱国运动中，工商界人士很活跃，他们要求收回清朝政府出让给外国的矿山和铁路，主张设立商办公司，以自己的资本来开矿筑路。这个运动以爱国保乡、反对洋人势力为号召，激起了各阶层人民的响应。一九○三年还发生了“拒法”（反对清朝企图向法国借款借兵来镇压广西的会党起义）、“拒俄”（抗议俄国拒绝撤退利用义和团事件进驻东北的军队）的运动。一九○五年又发生了抗议美国国内排华暴行，抵制美国货的运动。这些运动带有广泛的群众性，但和义和团不同，不以暴动的形式出现，可以说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新式的爱国运动。说这些爱国运动是引导到革命运动去的一个环节，并不只是从时间顺序上说的。事实上，这种爱国运动继续发展，直到一九一一年的四川保路运动，它成为武昌起义的导火线。

　　这些爱国运动都没有提出推翻清朝统治的口号。参加这些运动，甚至在这些运动中起领导作用的上层资产阶级分子（包括资产阶级化的地主绅士）无宁说是企图维护清朝统治的，他们不愿意看到由于清朝统治的覆灭而造成剧烈的社会震荡。发起四川保路运动的绅士就曾陷于这样的矛盾中：他们既要求发动可能发动的群众以张声势，又竭力要把群众的行动限制在合法的范围内。客观事实的逻辑表明了，既要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就不能不同清朝统治者发生尖锐的对立。从爱国运动中不可能不诱导出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运动。

　　经过一九○○年事变（义和团、八国联军）和一九○一年的辛丑条约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手段发生了一个变化。参加戊戌维新运动，失败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的政论敏锐地反映了这个变化。他在一九○一年写的《灭国新法论》一文中指出，列强瓜分中国之说已经喊了十几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人们以为他们很可能就此实行瓜分，不料他们的论调反而一变而为“保全支那”。是什么缘故呢？梁启超说：“彼以为今日而行瓜分也，则陷吾国民于破釜沉舟之地，而益其独立排外之心，而他日所以箝制而镇抚之者将有所不及”，因此“不行瓜分而反言保全”，这是灭亡中国的新的办法。所谓“保全中国”实际上是“保全”清朝这个腐朽政权的统治，对这点梁启超也是懂得的。他说“苟使吾四万万人能自起而组织一政府，修其内治，充其实力，则白人将永不能染指于亚洲大陆”，这是列强所不愿意看到的前景，它们只愿意中国有一个“至愚至弱”的政府，利用它来间接统治中国。“使以列强之力，直接而虐我民，民有抗之者，则谓之抗外敌，谓之为义士，为爱国，而镇抚之也无名。使用本国政府之力间接而治我民，民有抗之者，则谓之为抗政府，谓之为乱民，为叛逆，而讨伐之也有辞。故但以政府官吏为登场傀儡，而列强隐于幕下，持而舞之。政府者，外国之奴隶，而人民之主人也。主人既见奴于人，而主人之奴更何有焉！”

　　梁启超所讲的这些是合乎事实的。固然在一九○○年以前中国已经一步步地沦为半殖民地，清朝政府已经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但清朝政府毕竟还不甘心于完全丧失自己的独立地位。因此还发生了一八八四年的中法战争，一八九四年的中日战争，而在一九○○年还虚伪地向外国“宣战”。到了一九○○年以后，帝国主义相约实行所谓“门户开放”、“保全中国”的政策，列强直接瓜分中国的危机暂时不存在了。逃亡到西安的清朝政府得到了列强的“宽恕”，重新回到北京，已完全成为帝国主义卵翼下的工具。因此中国人民为摆脱帝国主义奴役的命运的斗争，就不能不表现为反对清朝政府的斗争。

　　上引梁启超的话和一九○三年著名的革命宣传家陈天华所说现在的朝廷已成为“洋人的朝廷”是同样的意思。在一九○一到一九○二年梁启超的确也表现过赞成革命的倾向，但不久他又回过头去同他的老师康有为站在一起唱起反对革命的“保皇派”的调子来了。

　　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主张君主立宪，反对革命，有一条理由是革命将招致列强的干涉，使中国遭到瓜分的危险。为反驳这种论调，孙中山说：“今有满洲政府为之鹰犬，则彼外国者，欲取我土地，有予取予携之便矣。故欲免瓜分，非先倒满洲政府则无挽救之法也”。《民报》上汪东也说，难道不革命能救亡么？“外人所以乐存此旧政府，以其为桃梗土偶，便于窃盗。谓窃盗不足以亡中国，愚又甚于孩提之童也”。这些其实就是梁启超说过的话。以这样的论据来证明推翻清朝的革命的必要，是完全合乎逻辑的、有说服力的。

　　辛亥革命时期的宣传者的确有许多是着重于揭露国内满汉民族不平等，满洲族在政治经济上的特权，从而宣传“民族革命”的必要性。他们重新利用二百几十年前的“扬州十日”、“嘉定屠城”一类材料来鼓动反满情绪。反满的老口号在新的形势下有了新的活力。孙中山在一九○五年说：“鄙人往年提倡民族主义，应而和之者，特会党耳，至于中流社会以上之人实为寥寥。”——这是说一九○○年前的情况。“乃曾几何时，思想进步，民族主义大有一日千里之势，充布于各种社会之中，殆无不认革命为必要者”。为什么一九○○年后会发生这种变化呢？试读一九○五年在北京火车站上向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投掷炸弹的吴樾的遗书，那里虽然强烈地表现传统的反满情绪，但也说：“满洲政府，实中国富强第一大障碍。欲救亡而思扶满，直□汤止沸，抱薪救火！”二百多年反满传统情绪之所以重新燃起炽烈的火焰，就是因为这时反满已经成为从帝国主义魔爪下救亡的口号。

　　资产阶级革命派坚决主张推翻为帝国主义维护的清朝政府，并且认为，革命应该使中国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他们在实际上站到了同帝国主义对立的立场上。

　　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反对君主立宪派的同时，也反对义和团的斗争方法。对农民和城乡贫民在没有先进阶级领导时，以焚烧外国教堂等低级形式表现的反帝斗争，他们称之为“自然的暴动”，“野蛮之排外”。他们或者说，要“就自然的暴动加以改良，使之进化”，成为“秩序的革命”；或者说，应当是“正当之抗外”而不应当是“野蛮之排外”。陈天华说，“这义和团心思是很好的，却有几件大不好处”。他们企图扬弃低级形式的反帝斗争是有理由的，但是他们并不能提出一个完整的反帝国主义的纲领来。

　　青年革命家邹容在一九○三年所撰名著《革命军》中说：“内为满洲人之奴隶，受满洲人之暴虐，外受列国人之刺激，为数重之奴隶，将有亡国殄种之难者，此吾黄帝神明之汉种，今日唱革命独立之原因也。”他所提出的革命纲领中有一条是“对敌干预我中国革命独立之外国及本国人”。同盟会预拟在革命爆发时发表的《对外宣言》中也有“外人有加助清政府以妨害国民军政府者，概以敌视”这样的条款。但是，当时的革命派一般地都认为，他们不是“野蛮之排外”，而是文明的、有秩序的革命，是模仿西方资产阶级所已经做过的争取自由独立的革命，因而革命就不会遭列强的干预而能得到他们的同情和赞助。他们为了使自己所进行的革命能够得到列强的同情，甚至预先规定，在革命胜利后将继续前政府与外国订立的一切条约，保护外国在中国的各种既得权益。他们似乎并不感觉到这样的预约同争取中国的独立之间的矛盾。总之，他们以为，帝国主义列强已经把清朝政府当作统治中国的傀儡，那么推翻这个傀儡政府，中国的独立问题也就自然解决了。对于帝国主义列强可能武装干涉中国的问题，革命派中的有些人说，如果发生这种武装干涉，中国将依靠人多地广进行坚决的抵抗，但是他们毕竟把主要希望摆在列强不来干涉上。至于帝国主义列强还可能通过武装干涉以外的其他方法来破坏中国革命，这更是革命派所不能预见到的了。

　　我们不能因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这些弱点而否认辛亥革命具有反帝国主义的性质。武昌起义爆发后，清朝政府迅速处于崩溃的危机中，这时，尽管革命派表示并无“排外”的意思，但是帝国主义列强立刻敏感到，打在他们的走狗头上的革命大棒将有可能直接落到他们的头上。例如俄国驻北京公使在武昌起义八天后向自己的政府报告说：“主要的危险在于叛乱可能延长，或具有敌视外国人的性质”，他甚至认为，清朝政府由于无法平定叛乱，“可能试图把反清朝的运动转成反外国人的运动，正如一九○○年它所做的一样。”稍晚一点，日本驻华盛顿的外交代表向美国政府表示：“如任此种情形（指中国国内的革命——引者）继续发展，不仅影响商务，恐将爆发类似拳乱之排外运动。”——他们的这种担心不是没有理由的。

　　帝国主义列强之所以鼓励参加辛亥革命的“温和”势力，并且支持袁世凯取代清朝政府，篡夺革命果实，正是因为辛亥革命在本质上具有反帝国主义的性质的缘故。

　　　二

　　建立民主国家，这是同盟会明确提出来的纲领，也是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派中绝大多数人的共同主张。孙中山在一九○六年说：“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人民所堪受的。要去这政体，不是专靠民族革命可以成功”。因此，“政治革命”要和“民族革命”同时进行。“我们推倒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并不是把来分作两次去做。讲到那政治革命的结果，是建立民主立宪政体。照现在这样的政治论起来，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民报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演说》）

　　革命派所要建立的民主国家，是以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国家为榜样的，当时世界上也只有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可以做榜样。孙中山一九○四年流亡在美国时发表文章说，要解决中国问题，必须“以一个新的、开明的、进步的政府来代替旧政府”，“把过时的满清君主政体改变为中华民国”。“我们要仿照你们的政府而缔造我们的政府。”（《中国问题的真解决》）

　　辛亥革命时期，中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大体上分为主张君主立宪和主张民主共和的两个派别。君主立宪派主要是代表和封建地主阶级联系较多的上层资产阶级，他们曾是戊戌维新运动的主力。戊戌维新运动已经提出过“民权”的口号，但并不从根本上反对君权。所谓君权，其实就是封建地主阶级统治权力的集中表现。维新志士们主张调和君权与民权，实行所谓“君民共主”。

　　在一九○五年左右，资产阶级立宪派以自己的主张反对资产阶级革命派，引起了广泛的论战。在这场论战中，立宪派的主要发言人是梁启超。这场论战表明，在民主问题上，两派的分歧主要是在如下两点上：

　　第一，要不要通过革命改变二千年来的封建君主制度？这就涉及所谓国体和政体的问题。立宪派方面的人把君主和民主说成是国体问题。他们明确表示，他们所要改革的不是国体，而只是政体；因此，可以保持君主制度，而只要求立宪。这实际上是要求保持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国体，而只要求它在统治方法上对资产阶级有所让步。固然如上所引孙中山的话，革命派说的是改变“政体”，但是在立宪派看来，革命派所要求的改革已远远超过政体的范围。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上说：“吾人之目的，将以改造现政府而不欲动摇国家之根本。……革命党则因现政府之腐败，并欲变更国家之根本组织。”这里所说的“国家之根本组织”也就是国体的意思。

　　梁启超表示，他是积极主张“政治革命”的，不过“政治革命”的目的应该只是君主立宪，而这是可以由人民向现政府提出要求来实现的。他说：“要求必能达政治革命之目的，且非要求万不能达政治革命之目的。是要求者，实政治革命之唯一手段也。”所以梁启超的所谓“政治革命”其实是取消革命。他又明白地说，推翻清朝政府的“民族革命”是他所反对的，但这并不是因为他有爱于满洲人，而是因为据他看来，实行“政治革命”并不需要推翻君主制度。至于君主是满洲人还是汉人，并不是重要的问题，为了避免纷扰，不如由现在的皇帝继续当下去为好。由此可见，梁启超等人的反对“民族革命”，其实质还是在于反对推翻二千年来的封建君主政治。他们既然不要求推翻封建国家的“根本组织”，当然不需要而且憎恶革命。

　　革命派在反驳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的这些主张时，虽然有人强调，现政府是满洲人的政府，所以即便它实行君主立宪也应反对。但更多的人则认为，革命是要结束二千年来的君主政治，而代之以民主政治，不应当满足于君主立宪。资产阶级革命派（或其中的多数人）既然主张把地主阶级专政的国体改变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他们就不能不主张实行真正的革命。他们采取这样的立场，他们就表现得生气勃勃，远比资产阶级立宪派站在更先进的地位。

　　第二，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了实现民主革命，要求发动下层人民群众的力量。孙中山说：“我们定要由平民革命，建国民政府，这不止是我们革命之目的，并且是我们革命的时候所万不可少的。”（《民报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演说》）而这点正是资产阶级立宪派所最反对的。

　　资产阶级革命派虽然不能作科学的阶级分析，但是他们□□地接触到了革命中的阶级力量的问题。他们常常用“中等社会”和“下等社会”这样的概念来说明这问题。一九○二年，主张革命的杨笃生写了本《新湖南》小册子，他声明他的书是写给湖南的“中等社会”的。书中说：“诸君在于湖南之位置，实下等社会所托命而上等社会之替人也。提挈下等社会以矫正上等社会者，惟诸君之责，破坏上等社会以卵翼下等社会者，亦为诸君之责。”一九○三年，留日学生出的《游学译编》杂志上说：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农民革命都是“云兴鼎沸，糜烂生民，不可收拾”，其原因在于“无善言革命之教育”。这个作者认为，只有“中等社会”能够教育下层社会进行“有意识之破坏”，“有价值之破坏”，因此他说：“下等社会者，革命事业之中坚也；中等社会者，革命事业之前列也。”一九○五年，陈天华在《民报》上写道：“泰西革命之所以成功者，在于中等社会主持其事”，这是说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中国革命之所以不成功者，在无中等社会主持其事”，这是说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革命。陈天华不久后自杀，他留下的遗书中说：“今日唯有使中等社会皆知革命主义，渐普及下等社会，斯时也，一夫发难，万众响应，其于事何难焉？”这些言论都表明，当时的革命派明确地认定，革命必须由“中等社会”来主持、领导，又必须发动“下等社会”的力量。

　　“中等社会”是个含糊不清的概念，按杨笃生的解释，它包括“商”与“士”在内。“商”可以说就是中小资产阶级，“士”是指在那封建社会制度经受大动摇、大震荡的时候纷纷争求出路的知识分子。对“下等社会”这概念，上引《游学译编》中的解释是包括“秘密社会”、“劳动社会”和“军人社会”三者，在三者中又特别着重于“秘密社会”（即江湖上的会党组织），这种解释是有代表性的。

　　要革命，就会引发出“下等社会”的力量，这是资产阶级立宪派之所以反对革命的根本原因。康有为论述法国十八世纪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得出一个结论说：“革命之举，必假借于暴民乱人之力，天下岂有与暴人乱民共事而能完成者乎？终亦必亡，不过举身家国而同毙耳。”（《法国革命史论》）梁启超则从“研究”中国农民革命的历史而对“革命主义”感到无限恐惧。他说：革命“必赖多数人”，而“吾见夫所欲用之以起革命之多数下等社会，其血管内皆含黄巾闯献之遗传性也”（《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从这样的观点出发，梁启超攻击资产阶级革命派是把“居民中最大多数”的“无恒业无学识之人”煽动起来，“非煽动人民之好乱性，举现在秩序而一切破坏之，则不能达其欲至之目的”。

　　资产阶级革命派自信能引导“下等社会”进行“有秩序之革命”，因而至少在他们鼓吹革命的时候，不害怕下层群众力量的发动，而且事实上他们也进行了某些发动，这又是使他们比资产阶级立宪派高出一头的特点。

　　以上所述两点表明：和资产阶级立宪派不同，资产阶级革命派，要求中国真正成为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因而要求革命；他们又不害怕发动下层人民群众的力量，因而敢于革命。

　　但是在实践中，资产阶级革命派表现了严重的弱点。革命派所代表的中小资产阶级，他们的力量是不大的，组成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多半是出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以及中小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他们和农民及其他劳动人民的联系很少，他们也没有能深入到劳动人民的汪洋大海中进行艰苦的组织教育工作，汲取其力量，他们所能接触到的，只是大海浪涛激起来的一些浪花，那就是以江湖游民为主要成份的会党组织（哥老会、天地会、三合会等）。革命派以为只要联络好几个会党组织的头头，就能很方便地利用这种现成的，但其实不可靠的组织，只不过表明他们并没有能真正发动下层群众的力量。当革命的时机到来，而自发兴起的群众斗争使革命派感到他们并不能加以控制和领导的时候，他们的不敢充分发动群众力量，使革命彻底进行下去的弱点也就越来越暴露出来了。

　　经过辛亥革命，清皇朝是被推倒了，“中华民国”代替了两千年来的君主专制政治，但是并没有能真正成立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君主制度固然是两千年来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集中表现，但是辛亥革命并没有能从根本上动摇和推翻地主阶级在国家中的统治地位。因此，从君主到民国，也就只是政体性质的改变。国体并没有根本改变。

　　这里可以简略地看一下武昌起义和各省响应时的基本形势：

　　一、武昌起义前夕，以农民为主体的群众自发斗争几乎遍及各省，或者是饥饿的群众抢米抗漕，或者是由于清朝官方以实行“新政”（办警察，修铁路，办学堂以至查户口，钉门牌等）为名横征暴敛激起的反抗，或者是由保路保矿发展起来的爱国运动。这些群众斗争有的有个别革命党人参与，有的反映了革命党的宣传的影响，但总的说来，革命党是没有能加以组织和领导的。在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播出来以后，自发的群众斗争更加蔓延发展起来，江湖会党组织乘机大为发动。应该说，撼动了清朝统治基石的正是这种以农民为主体的自发斗争。革命派实际上是依靠这些斗争取得了推倒清朝统治的胜利，但是他们不能发展这种斗争以取得民主革命比较彻底的胜利。

　　二、在武昌起义后，各省的立宪派的资产阶级绅士们纷纷改变了他们的反对革命的态度，转而参加革命。他们看到革命的势头已经一发而不可收拾，特别是看到革命有可能由于下层群众发动起来而烧成真正的烈焰，因而觉得站在革命以外并不是聪明的事。可以说，他们参加革命并不是因为赞成革命，而倒是因为害怕革命的缘故，他们是为了较快地结束革命而参加革命的。

　　三、帝国主义列强在革命面前不能不承认清朝政府已经是不能再加以利用的工具，他们实行“换马”的政策。他们甚至可以承认民主共和国的形式，只要统治权仍然掌握在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某个代表人物的手里。因此，从革命中产生的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政府不能从帝国主义列强得到它所企望得到的“承认”，而当清朝政府把政权遗交给袁世凯，袁世凯宣布自己是中华民国的大总统时，列强立即给予了承认和大力支持。

　　四、资产阶级革命派虽然促成了多年设想的革命，甚至好象取得了胜利，但是他们处于十分孤立的地位。他们之所以孤立是因为他们没有能把最广大的农民组织到自己这一面来的缘故。他们和资产阶级立宪派以及表示赞成革命的各种旧势力合作，但他们不能很好地处理这种合作关系，以致在革命胜利的形势下丧失了领导地位。他们不得不向袁世凯和袁世凯为代表的反动势力妥协，这种妥协使革命的胜利转成为失败。

　　这样，革命在形式上胜利了，但是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不仅资产阶级革命派，而且资产阶级立宪派也没有取得政权。事实是，同买办阶级勾结在一起的封建地主阶级，利用革命派本身的弱点，并利用立宪派来软化革命派，从而攫取革命的果实。中国的民主与独立问题都没有解决。

　　但是，如果不是只看一时的效果，而是通过历史发展的全程来看，我们必须充分肯定辛亥革命推翻两千年来的君主专制制度，树起了民主共和国的旗帜的功勋。从一时的效果来看，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的黑暗并不次于清朝末年；但从历史的发展全程来看，辛亥革命的成功及其失败在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史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受外国帝国主义统治，又具有历史悠久的封建传统的中国，不经过长期的艰难曲折的道路，经过失败和反复斗争，是不可能达到真正的独立和人民的民主的。

　　　　三

　　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派很少谈发展工业的问题，但多数革命党人认定，革命的结果将促进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民报》第四期的一篇文章说：“革命军不成功则已，苟其奏效，则以中国人口之涨满，物产之丰繁，而其富强岂不可计日而待耶？既富强矣，则资本家由是膨胀，而垄断政策于以横施焉。”这个作者冯自由，和当时其他许多革命者一样，看来是认为，资本家的“膨胀”既有好处，又有坏处。好处是国家的富强，坏处是“大多数之人民遂不得不罹于富豪之无形专制”。

　　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当时已经从西方的经验中看到，资本主义制度并不是至善尽美的。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产生尖锐的阶级矛盾，引起许多社会问题，以至引起新的革命。孙中山一九○五年说：“近时志士，舌敝唇枯，惟企强中国以比欧美，然而欧美强矣，其民实困。观大同盟罢工与无政府党、社会党之日炽，社会革命其将不远。”（《〈民报〉发刊词》）对于西方国家的这种经验，采取什么态度，成为中国革命家所面临的问题。

　　章太炎在一九○七年的《讨满洲檄》中说，他很担心讲新学的人“震于泰西文明之名，劝工行商，汗漫无制，乃使豪强兼并，细民无食，以成他日之社会革命”。他的意思是，为了避免“他日之社会革命”，最好不要步西方的后尘，发展工商业，发展资本主义。这是反映了保守的小生产者、小业主的观点。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多数革命党人提出了另一种观点：资本主义的发展是革命的必然趋势，但可以及早实行社会主义，或称民生主义，以预防资本主义的祸害，避免下一次的革命。孙中山提出的民生主义，当时是被看作社会主义的同意语的。孙中山在一九○六年的《民报周年纪念大会演说》中说：“中国今日如果实行民生主义，总较欧美易得许多。因为社会问题是文明进步所致，文明程度不高，那社会问题也就不大”。他表示不赞成“文明不利于贫民，不如复古”的说法，而认为“文明进步是自然所致，不能逃避的”。这所谓“文明进步”，就是指资本主义的发展。他说：“文明有善果，也有恶果，须要取那善果，避那恶果。欧美各国，善果被富人享尽，贫民反食恶果，总由少数人把持文明幸福，故成此不平等的世界。我们这回革命，不但要做国民的国家，而且要做社会的国家，这决是欧美所不能及的”。这也就是他在《民报发刊词》中所说“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意思。

　　孙中山赋予民生主义的内容是“平均地权”，而据当时所作的解释，这就是通过收买的方法使土地成为国有。但其实无论耕者有其田也好，由资产阶级国家实行土地国有也好，都是取消地主的土地所有权，为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开辟道路，都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不是社会主义。孙中山当时认为，“欧美为甚不能解决社会问题？因为没有解决土地问题。”这是误解。他说：“中国现在资本家还没有出世，所以几千年地价从来没有加增，这是与各国不同的。但是革命之后，却不能照前一样。比方现在香港、上海地价，比内地高至数百倍，因为文明发达，交通便利，故此涨到这样。假如他日全国改良，那地价一定是跟着文明日日涨高的。”这是说，在革命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地价将高涨。但是，改变土地制度使地主不能因地价高涨而得暴利，这并不是社会主义，而只是更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以为用资产阶级的方法解决土地问题，就能消弭资本主义的祸害，预防社会主义革命的发生，这是违反历史实际的。这种论据只是使他们更加理直气壮地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而进行革命。

　　立宪派的梁启超十分反对孙中山所讲的社会革命。他在同《民报》进行论战中有专文讨论“社会革命果为今日中国所必要乎”，他的答复是不必行，也不可行。他说：最值得担心的是“他国资本势力充满于我国中”，“我中国今日欲解决此至危极险之问题，惟有奖励资本家，使举其所贮蓄者，结合焉，而采百余年来西人所发明之新生产方法以从事于生产，国家则珍惜而保护之，使其事业可以发达以与外抗。……”他还批评以为土地国有就是社会主义之说，指为“未识社会主义之为何物也”。梁启超在发这些议论时，虽然对社会主义是什么说了一些近似准确的话，但是应该看到，在他和革命派之间的分歧的实质并不是要不要实行“社会革命”的问题。

　　革命派和立宪派都要求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在这点上他们是一致的。他们之间的不同在于：一派要通过推翻清皇朝的民主革命来造成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一派是主张保存以清朝皇帝为首的国家，指望它奖励资本家，奖励资本主义的发展。

　　中国要学习西方，发展工业，这在辛亥革命时期已经不是一个新问题了。

　　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外国资本在中国办工厂的还很少，这是中国民族资本发展的一个好时机。在这时期的后半期，私人投资于新式工业的开始增多。但是这时期的工业受到封建政府和封建官僚的控制和垄断。（这就是所谓“洋务运动”。但“洋务”当时所指不只是办工业，而称封建官僚办工业为“洋务运动”也不足以表明其本质）。封建官僚主要使用国家拨款作为资金，完全因袭官僚衙门的旧习气、旧作风来办新式企业。这些企业多半连年亏损，有的终于为外国资本侵入或竟受其支配。在“官督商办”的企业中，吃亏的都是商人，使私人投资者望而却步。封建国家、封建官僚的控制和垄断，从各个方面起了阻滞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作用。

　　为反对这种控制和垄断，出现了让私人资本自由创办企业的呼声。戊戌维新运动代表这种呼声，主张国家鼓励商办铁路、矿务和各种实业，奖励民间工艺技术上的发明。维新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是经过一九○○年的事变后的清朝政府形式上实行了这个主张。这时，外国资本已经深深侵入中国的工、矿、交通各部门。国库空虚的清朝政府再无力量投资经营企业，它实行所谓铁路国有，其实是借用外资，把路权让给外国。在革命浪潮冲击下，清朝政府为了拉拢上层资产阶级，颁布了奖励私人资本的办法，那就是，对投资办企业的商人，按照投资数量的多寡给以不同的官衔，但实际上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措施是一点也没有的。指望已经成为帝国主义工具、坚持封建统治制度的政府认真有效地实行奖励和保护民族工商业，事实上是不能实现的。

　　这就是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党人认为只有经过革命才能发展民族工商业的历史背景。这种认识在原则上是正确的。

　　考察近代中国历史上的工业化问题，不可不区别两条道路。一条道路是和中国沉沦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相联系着的工业化道路，另一条道路是和争取民族独立和民主自由相联系着的工业化的道路。走前一条道路，可以发展一点工业，但绝不能使中国真正工业化，绝不能解决中国问题。以为有了工业，独立和民主问题自然就能解决，是不合乎历史实际的。历史实际证明的是，要有真正的工业化，就必须先解决独立和民主问题，也就必须先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

　　人们会说，辛亥革命并没有促成中国工业的发展。这当然是事实。

　　一九一二年孙中山在解除临时大总统之职后的几个月内，在上海、广州等地发表多次演讲。他表示以后将致力于办实业，而首先是修铁路（十年内修铁路二十万里），并且认为，以后中国资本主义将有一个大的发展，但由于实行他的“民生主义”主张，人民将不会受到资本主义的灾害。他说：“中华之弱由于民贫。余观列强致富之原在于实业。今共和初成，兴实业为救贫之药剂，为当今最重要之政策”。他说：“中华民国成立，民族主义、民权主义两俱达到，唯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他预言：“以后工商发达，土地腾贵，势所必至。……中国数十年后，应造成数十上海。”“中国十年以后，必有十万人以上之大资本家。此时杜渐防微，惟有提倡国家社会主义”。他这时所说民生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主旨仍是“平均地权”，即土地收归国有。他说：“地权既平，资本家必舍土地投资业以从事工商，则社会将有无穷之希望”。

　　客观的现实使孙中山不能不迅速放弃这些带有幻想性质的预见，重新投身入并未完成的革命，反对袁世凯、北洋军阀和在他们背后的帝国主义，继续为中国的独立和民主自由而斗争。

　　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派的目的是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这个目的并没有达到；但他们提出了只有经过革命才能使中国的实业发展起来这样一个重要思想。

中国资产阶级没有能力领导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这个任务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彻底完成了。在工业化问题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继承、发展了孙中山的思想。孙中山所设想的走资本主义道路而避免资本主义的“弊病”，不再发生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能的。但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建立，造成了和平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使中国走上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这是可能的，而且已成为现实。

　　（文章来源：《历史研究》1981年0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