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经济是相对于内陆经济而存在的，海洋经济乃商品经济，而内陆经济则是农业经济。海洋经济是外向型、开放型的，其发展方向乃一体化经济；而传统上内陆经济则是封闭型的，其发展方向乃分散的小规模经营。我国长期以来一直是农业经济占据着主导地位，到了晚清，则有一个从农业经济向商品经济、由内陆经济向海洋经济的转型。
一
晚清海洋经济思想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四五十年代魏源等人的感性认识；2、六十至九十年代郑观应等人的明确认识；3、甲午战后至清末张謇等人的成熟认识。
1、四五十年代魏源等人的感性认识
鸦片战争这一千古未有之奇变，引发了知识分子思想观念的大裂变[1]P44-48，以魏源等人为代表的经世致用派，包括龚自珍、包世臣、林则徐、徐继ｓｈē＠①等，以及因奇异的人生旅路而引发遐思的农民知识分子代表洪仁ｇāｎ＠②，这些人在鸦片战后致力于对传统农业经济、重农抑商的批评，并表达了对海洋经济即商品经济、发展对外贸易的向往。
经世派思想裂变首先表现在农商关系上。徐继ｓｈē＠①生活在崇奉农本主义的时代，但他却大胆地称道西方致富致强的原因在于工商，在《瀛环志略》卷4中说：“欧罗巴诸国，皆善权子母，以商贾为本计。关有税而田无赋，航海贸迁，不辞险远，四海之内，遍设埔头，固因其善于操舟，亦因其国计全在于此，不得不尽心力而为之也。”在这里，徐继ｓｈē＠①流露出了对我国传统重农抑商的不满。在《瀛环志略》卷2中，徐继ｓｈē＠①盛赞古代中国海外拓荒的传奇人物虬髯客：“倘有虬髯其人者，创定而垦拓之，亦海外之一奇欤！”效仿西方以商立国，走海外殖民的致富之路，崇尚海洋经济，就是徐继ｓｈē＠①的主体思路。魏源也认为要处理好社会经济问题，就必须解决好商品货币经济关系，于是在《圣武记》卷14中提出“缓本急标”论：“语金生粟死之训，重本抑末之谊，则食先于货；语今日缓本急标之法，则货先于食。”魏源主张改漕运为海运、改官运为商运，认为这样可以有四利六便：利国、利民、利官、利商，国便、民便、商便、官便、河遍、漕便[2]P416,411。
就经营方式而言，经世派也有新的认识。龚自珍在他的晚年，较为明显的产生了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的经济思想。如他对拥有少数雇工、进行商品生产的富农经济，就予以了肯定[3]P196-197。魏源还提出允许官民自办工厂，鼓励私营，这都极有利于海洋经济的发展。至于洪仁ｇāｎ＠②，由于香港经历的影响，他也产生了相类似的看法，这在《资政新篇》中触目皆是。
经世派的海洋经济思想最突出的表现是在于外贸方面。
包世臣在鸦片战前基本上是以自然经济的眼光来看待对外贸易问题，但到了鸦片战后，他已敏锐地觉察到洋货对国货的冲击，并表示了严重的忧虑。他在《安吴四种》卷26中说：“近日洋布大行，价才当梭布三之一。吾村专以纺织为业，近闻已无纱可纺。松、太布市，消减大半。去年棉花客大都折本，则木棉亦不可恃……”这种对英国海洋经济侵略后果的认识，在当时是比较早的。
林则徐在鸦片战争期间及之后对我国的对外贸易的认识，其可贵之处在于他能够从经济的角度出发，而不拘泥于自然经济的传统观念。林则徐认为，发展对外贸易，于民于国均有益处。在《附奏夷人带鸦片罪名应议专条夹片》中他指出：“利之所在，谁不争趋？……且闻华民惯见夷商获利之厚，莫不歆羡垂涎，以为内地人民格于定例，不准赴各国贸易，以致利薮转归外夷。”在《密陈夷务不能歇手片》中又说：“广东利在通商，自道光元年至今，粤海关已征银三千余万两，收其利者必须预防其害，若前此以关税十分之一，制炮造船，则制夷已可裕如，何至尚行棘手。”[4]P885林则徐不从使用价值角度而从交换价值出发去看对外贸易，这是他高于别人之处，也反映了他对海洋经济的向往。
在对外贸易上，魏源主张扩大进口范围，如大米、武器、铅、铁、硝、布等有利于我国经济与国防的物质均可输入，并运用贸易差额理论予以分析。对于国外贸易，他认为应由私商来操作，国家可派军舰护航，以保护之。在此基础上，魏源进而提出了海权问题。他在《海国图志》中宣示中国已经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海国时代，于是急而提出四策：创设新式海军，倡导海军现代化；发展工业与航运；经营南洋作为藩镇；倡导海洋风气，转移国民观念。为了转移国民重陆轻海的观念，他着重强调了三点：利用轮船改良漕运；训练文武大吏多习于海事；改良科举，开创水师（海军）特科培养海军人才[5]P219-233。19世纪是一个海洋时代，西方海国依仗着其发达的海洋经济，向外扩张，气焰之盛，几乎如日中天。在此大背景的折射下，魏源较明确地提出海洋经济思想，并详予阐述，在当时实为难得。
以上我们主要论述了以魏源为代表的经世派的海洋经济思想。在认识到他们思想中的可贵之处的同时，我们也要对其中一些传统遗留有清醒的了解。如汤鹏在《浮邱子》卷10中主张要“严中外之防”，“毋贪荒服之利而苟取之，毋损中华之利而苟予之”，这是一种变相的“绝夷舶”思想；龚自珍对于对外贸易虽反对闭关锁国，但他又说：“夫中国与夷人互市，大利在利其米，此外皆末也”，“国家断断不恃榷关所人”等[3]P170，则又反映了他的传统的重食轻货思想；在林则徐的观念中，始终潜存着农本思想，他认为“天朝”百产丰盈，“并不籍资夷货”，鸦片战争期间林则徐之所以鼓励除鸦片之外的所谓正当贸易，也有军事角度的考虑；至于魏源，农本思想之根依然深固，1852年他最后增订《海国图志》时于卷61中仍说：“金玉非宝，稼穑为宝，古训昭然，荒裔其能或异哉！”上述经世派的种种不足，反映了他们在海洋经济问题上的认识感性色彩浓重。
2、六十至九十年代中叶郑观应等人的明确认识
从六十年代洋务运动的发生到九十年代中甲午战争的爆发这30多年时间里，海洋经济思想的载体主要体现在早期改良思想家的身上，即冯桂芬、王韬、马建忠、薛福成、陈炽、郑观应等，其中以郑观应为代表。这些人的海洋经济思想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明确批判重农抑商；第二是宣传重商、商战；第三是流露出重工思想。
对于重农抑商的批判，王韬的言论最为典型。在《代上苏抚李宫保书》中他指出：“盖西国于商民，皆官为之调剂翼助，故其利溥而用无不足；我皆听商民之自为，而时且遏抑剥损之，故上下交失其利。今一反其道而行之，务使利权归我，而国不强，民不富者，未之有也。”[6]P85在《兴利》中又称重农抑商“迂拘”，“徒知丈田征赋，催科取租，纵悍吏以殃民，为农之虎狼而已。”[7]P45农本的思想荡然。
很明显，早期改良思想家的海洋经济思想是以批判农本商末为起始，而落脚点则在于重商、商战上。
关于重商，马建忠有一段论述：“窃念忠此次来欧一载有余，初到之时，以为欧洲各国富强专在制造之精，兵纪之严；及披其律例，考其文事，而知其讲富者以护商为本……”[8]P31值得注意的是，早期改良思想家在重商的思想基础上，竟提出了“恃商为国本”[7]P300的口号。如郑观应曾指出：“商以懋迁有无，平物价，济急需，有益于民，有利于国，与士农工互相表里。土无商则格致之学不宏，农无商则种植之类不广，工无商则制造之物不能销，是商贾具生财之大道，而握四民之纲领也。商之义大矣哉！”[9]（三编，卷一，P2）薛福成在《英吉利用商务辟荒地说》中也有类似言论：“夫商为中国四民之殿，而西人则恃商为创造国家、开物成务之命脉，迭著神奇之效者，何也？盖有商则士可行其所学而学益精，农可通其所植而植益盛，工可售其所作而作益勤，是握四民之纲者，商也。”上述内容说明了早期改良思想家的重商主义倾向[10]P10-13。
关于商战思想，较早提出的冯桂芬在《校ｂīｎ＠③庐抗议·筹国用议》中主张加强发展出口贸易，并称出口大宗丝、茶为“富国之大源”，开商战思想之先声。其后，马建忠、薛福成、陈炽等应者纷起，而集大成者则是郑观应。他在《盛世危言·商战》中说：“兵之并吞，祸人易觉；商之掊克，蔽国无形。”“习兵战，不如习商战。”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早期改良思想家重商思想的发展，其对工业的重视程度在上升。如陈炽就曾指出：“外洋入口之货，皆工作所成，中国出口之货，皆土地所产，工拙相越，贵贱相悬，而中国之金银山崩川竭矣。”[11]P82通过中西比较，陈炽认识到我国传统就是重农抑商，这与西方迥异，国用出于农，则重农，出于工商，则重工商，理固依然，无足怪哉。但至今以后，国家的根本命运、经济命脉，必系之于工商。“转移而补救之，固亦匪难也，无他，劝工而已矣。”[11]P201。工商二事……此富国之基也。”[11]P137薛福成也指出：“泰西风俗，以工商立国，大较恃工为体，恃商为用，则工实尚居商之先”[12]P482。
总体看来，早期改良思想家们的海洋经济思想与经世派相比要明确得多，可以说是前进了一大步。但是我们在看到其进步的同时，也要注意到早期改良思想家的不足，这主要表现在他们对商业、贸易极为重视，但对工业的重视程度不够；此外，对海洋经济的总体把握上还显得零碎而不全面。
3、甲午战后至清末张謇等人的成熟认识。
甲午战争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可谓是创巨痛深，知识界受此刺激，其对海洋经济的认识较之早期改良思想家更进了一步，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强调以工立国；力主推动经济一体化进程；着意于政治体制改革，以适应海洋经济的需要。
封建顽固派主张以农立国，早期改良思想家要求以商立国，而甲午战后的知识界则倡导以工立国。康有为对于以农立国论调批评道：“国尚农则守旧日愚，国尚工则日新日智”[13]P226。对于以商立国，他指出：“商之源在矿，商之本在农，商之用在工，商之气在路。”基因于此，康有为力主将中国“定为工国”[14]（光绪24年9月21日）。与康有为意见相一致的是梁启超，他在《变法通议》中提出“以工立国”。康有为与梁启超是率先鼓吹中国工业化的著名思想家。
继康、梁启之后致力于重工的乃张謇。他宣称：“实业者，西人赅农工商之名。”那么，农工商三者，哪一方面处于核心地位呢？是工业。对于商业，早在1895年，张謇就指出：“世人皆言外洋人以商务立国，此皮毛之论也。不知外洋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对于农业，张謇虽然说过：“立国之本不在兵也，立国之本不在商也，在乎工与农，而农为尤要。”[15]P13但这里所说的“农为本”是农业为工业的基础的意思，即提供工业原料，总体看来，“工固农、商之枢纽，”“非此不能养九州数百万之游民，非此不能收每年数千万之漏卮。”[16]P36-40张謇不仅有此认识，而且付诸行动。他于甲午战后创办大生纱厂，一举成功，“这是第一次欧战以前华资纱厂中惟一成功的厂”[17]P129。
在经济一体化问题上，维新思想家如谭嗣同、严复、梁启超等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即经济自由主义。他们的出发点是在于反对官督商办，但客观上却推动了经济一体化进程。梁启超在《史记货殖列传今义》中斥保护关税政策是“病国之道”，认为自由贸易乃“天地自然之理”。严复在《原强》中着重强调了个人经济自由：“夫所谓富强云者，质而言之，不外利民云尔。然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谭嗣同的经济自由理论包括“人我通”、“中外通”两个方面，其中“人我通”是指人与人之间“其财均以流”，而“中外通”则是指国际贸易中“通人我……之一端”[18]P327-328，经济一体化倾向十分明显。
孙中山是经济一体化问题的总结者和总设计师，他认为在当时的中国，必须致力于引进外资，对外开放，以营造有利的外部环境。对于那些反对引进外资、对外开放的几种论调如“依靠国内自筹资金而不必借外债”、“借外债足以引起瓜分”、“让外商赚钱中国吃亏论”、“借外资有回扣损失”等，孙中山一一予以了批驳。他还指出，就整个世界而言，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因此必须克服惧外心理，走出闭关自守的藩篱，以溶入世界性经济之中[19]P135-146。
甲午战后知识界之所以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是为了适应海洋经济的需要。严复出于经济自由的需要，认为政治民主权利乃其保证与前提。康有为在《敬谢天恩并统筹全局折》中也说：“今天下之言变者，曰铁路，曰矿务，曰学堂，曰商务，非不然也；然若是者，变事而已，非变法也。”“若决欲变法，势当全变。”孙中山更进一步指出中国的国际地位直接影响着经济发展。
从以上所论可知，张謇、康有为、孙中山等人的海洋经济思想比之早期改良思想家明显要系统、成熟、完整的多，至此，晚清海洋经济思想步入到它的最高峰。
二
晚清海洋经济思想之所以得以产生、发展乃至走向成熟，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国对外贸易本身的长足发展，这可以从关税的迅速增长看出。
我国古代一直到鸦片战争前，税收主要以土地税为主，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之高无与伦比。海关税由粤、闽、江、浙四海关征收，其定额分别为899064、186549、65980、89908两，合计只有100多万两”[20]P95,25，在国家财政收入中所占比例甚微。但是到了晚清时期，情况却发生了很大变化，其突出的表现就是关税的飞速增长，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鸦片战争一结束，列强对华出口贸易即迅速扩展。以上海为例，1843年岁末的一个多月里，就有7艘洋船满载货物进口，货值达433729两，次年进口的英国货达501335镑，1860年上海进口货达26225588两，可谓来势汹汹。与此相对应的是，在华外商人数和洋行数急剧增长。我国的出口贸易的发展也十分迅猛，上海在1843年出口货值为147172两，1860年则达到31363880两。进出口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税收的增长，1841年我国关税收入为4207695两，1845年达5511445两。50年代，随着海关制度的改革，关税大幅度增加[21]P138-139[22]P40。
从60年代以后直到清末，海关税收逐年增加。1861年为5036371两，10年后突破1千万两大关，1887年突破2千万两大关，1903年突破3千万两大关，1910年达到34518859两[23]P63-66。50年间海关税增加了6倍，它与田赋、盐税并称晚清三大税种。
与田赋相比，晚清田赋收入一般在3千多万两左右波动[24]P415-416,P418-419，而海关关税则由四五十年代的四五百万两上升到清末的3千多万两，其与田赋的比例在四五十年代为1比6，60年代到甲午战前在1比6到2比3之间波动，到1910年则达到了1比1左右。在国家税入总额中，海关税所占比例在40至60年代为百分之十左右，80年代在百分之二十左右，清末为百分之三十左右[20]P43,25。晚清海洋经济思想就是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产生、发展乃至于成熟。
论及晚清海洋经济思想，我们不能不联系到近代海军的创办。关于海军创办的动因，以往论者往往将之归结为镇压农民起义、抵抗外来侵略，这当然是不无道理的，但是如果我们从经济角度来看即可发现，海洋经济的发展对之所起的作用才是最根本的原因。
关于海洋经济思想的影响，从经济的角度说无外乎自然经济逐步瓦解，商品经济日渐发展，二者之间相互作用，是互动的关系。但是如果从文化的角度看则可发现，海洋经济思想的发展对晚清文化的西化、进化起着十分巨大的作用。
中国传统文化一言以蔽之即黄土文化，国人对生养自己的土地的感情实在是太深了，乡土观念经过几千年的陶冶、锤炼已经牢牢植根在人们的心中，安土重迁，守望相助，已成为一种习尚。与悠悠的黄土情结相伴的是广泛的农业经济形态，从公元前两千年开始我国人民就已经定居农村，直至晚清都无什么大变化。农业社会的静态环境容易引发人们的永恒意识，一切都是那么的静定、悠久。长此下来，造成农民的性格知足、消极，缺乏进取心。
中国文化之所以以农业文明为标识，还与地理环境有关。我国南北平行横亘者两条河流，黄河与长江，这种十分独特的双河农业环境对抵制来自北方的游牧文明的南下起着不可低估的缓冲作用，农业文明在其一次又一次的冲击下底蕴越来越深。
历史步入晚清，随着海洋国家的到来，颇具海洋特色的西方文明对我国传统农业文化发起了猛烈进攻，面对高于自己的异质文明，传统文化失去了过去那种居高临下的地位，不是东风压倒西风，而是西风压倒东风，不平等的关系被倒置了。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海洋经济思想在我国知识界开始流行，经济观念的先动必然会带来与之有互动关系的文化观念的相应变化，师夷说、中体西用、从新主义、全盘西化等就是中西文化交融的证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对外贸易的发展带来了海洋经济思想的产生，而海洋经济思想又推动了文化上的西化。
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化都是有寿命的，区别只是或长或短，而决定其寿命长短的因素乃对于外界的适应力如何。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文化必须西化，尽管现代化不等于西化，但是现代化主要的表征却都是西方模式。因此，要想现代化，就必须西化，剩下的问题只是西化什么和如何西化。
中西冲突表现在经济上是海洋经济与内陆经济的对撞，结果我国的主体经济——自然经济分崩离析，日驱式微。经济西化了，建构在之上的文化西化当然不可避免。西方文明是强势文化，而传统文明则是弱势文化。我们目下所应该做的就是努力推动良性西化，避免恶性西化。至于全盘西化的担心纯属杞人忧天，因为传统文化的影响太深了。任何人都不可能把他们世世代代相传的文化从后门完全赶出去，从前门把一个新文化像迎接新娘子似的迎进来[25]P388-393。
以上我们论述了晚清海洋经济思想的三个发展阶段，以及海关税收的增加对其产生、发展、成熟的影响，和它对晚清传统文化西化的影响，上述问题的研究对当今我国的改革开放、发展外向型经济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字库未存字注释：＠①原字余下加田＠②原字王加干＠③原字分加阝）
（文章来源：《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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