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为了考察中国传统经济的“不发展地区”的状况和问题，可以首先观察一般意义上的“落后地区”，然后再做类型的分析。

站在从清代观察的角度，清初的四川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例证。与明清之际同受战乱摧残的西南其他几省不同，四川是一个开发较早的地区，在秦汉和唐宋时代都有过高度的发展。但清初的四川，却常给人一种一切“从头开始”的印象。据官方人口统计，康熙十年（１６７１年）全省有５万来户、１０万来口，康熙末雍正间约有五六十万户，[1] 几乎降至１８直省的最末一位。在四川各县，户数没有满万者，一般多者千余户、少者三五百户，甚至有几户、几十户的。[2] 由此可见，清初四川人口稀少。而人口稀少，正是经济落后地区的第一个特征。

与人口稀少相伴随的另一个特征是田地抛荒。如康熙二十四年（１６８５年）四川省耕地只有１万余顷。此数字虽不准确，然而与雍正间清丈前同类数字相较，只居８％；[3] 与明代后期数字相较，只居４%。[4] 从各县计，最多者千余顷，一般多不过二三百顷，大量州县仅有数顷或数十顷。[5]

与田地抛荒紧密关联的，是开垦只及平畴，[6] “高坡大麓，悉皆荒弃”；或占而不耕，[7] “名熟实荒”；[8] 甚至雍正、乾隆之交，成都沃野之外，“有休一岁或休二岁或三岁更耕之者”；[9] 或“以地力易尽”、“有弃熟田别垦者”；[10] 相应的是“地价至贱”，“有以鸡一头、布一匹而买田数十亩者，有圹田不耕无人佃种，而馈赠他人者”。[11] 这些状况共同交织出一幅田土不能尽耕的生产景象。

以上几点可合称为“土旷人稀”。一个农业社会，在人口较少，而主要的生产资料耕地相对较多的情况下，需求是不难满足的，所谓“人数至简，供过于求”，[12] 描述的即是这种状况。另一方面，在王朝鼎革、战乱饥疫交相为祸之际，往往产生严重的供求失衡，致使生产不敷所需；但一时需求的下降程度，往往要比供给方面为大。因此，随着一个较为短暂的“供不应求”时期之后，便会出现一个“供过于求”的阶段。供求之间的这种关系，或简称之为“需求不足”，是“不发展地区”经济的又一大特征，也可以说是贯穿其各个特征之内的核心特征。

在这种状况之下，“地不尽利”的现象相当严重。这是此类地区的又一特征。它与前述“田地抛荒”紧密相关，因为大量土地荒弃，已耕地亩自然无须精耕。这两者也可以视作侧重点的不同，它有如下几方面的表现：

（１） 用工不力：“向因谷贱伤农，不甚力于南亩”；[13] “疏于耕作”，[14] “人力不甚劳苦”；[15] “初止播插，不勤耕耨”，[16] “一经栽插，不事耘耨，直待秋成，谓之靠天”；[17] “耕种之法，即老农亦不知讲习，春间播种于地，听其自秀自实，谓之天种天收”。[18]

（２）水利无修：“不论倚溪就涧，挹岭环山之田，大都全赖天雨，素乏塘堰”，[19] “专恃天时”。[20]“凡高坡大麓”，“尽皆荒弃”。[21]

（３） 不甚施肥：“川人鲜有积粪”，[22] “川中民动曰：下粪则田肥苗茂，禾多损坏，遂不用粪。”[23]

这种“落后地区”经济的再一个特征是种植单一。例如，长寿县康熙时“只知种稻，不艺杂粮”；[24] 岳池昔时“邑止种稻，粱菽无多”；[25] 垫江“邑止种稻，粱菽无多，其他概不树艺”；[26] 江津至康熙末始有茶的种植；[27] 德阳“无甚出产”，“近来蚕桑之利渐兴。”[28] 应该指出，所谓“单一”并不是绝对的，它只是就比较而言。但显然的，“不发展经济”是把“食”（或加上“衣”）的需求的初步满足作为主要目标，因此显示出主粮作物居于第一、不种或少种杂粮、经济作物甚弱的特点，这与以后要分析的较高发展阶段有着鲜明的对比。

“落后地区”经济的其他特征还有风俗简朴、生活低下，[29] 工商业不发展等。总之，这是一种生产远不充分、生活水平低下，而又缺乏发展刺激的状况。

借助于“落后地区”（如清初四川）的例子，可以归纳出一些特征，有助于分析典型的“不发展地区”。相比之下，四川是一个开发既早、又曾达到较高发展水准的地区。清初的“大倒退”，毕竟是一时的现象；所谓”不发展地区”，严格地说，主要是指一些长时期中始终处于不发展状态，即在客观上虽有条件（如耕地充足），但却“满足现状”不求发展的地区。因此，在经济水平之外，还需注重经济形态的分析。

在清代１８世纪以前，广西是一个一直处于不发展阶段的地区。据统计，从宋代到清代初年，广西人口始终未超过５０余万户、２００余万口的水平，处于一种“生齿不蕃”、“土旷人稀多弃地”的状况；[30] 即令人口有所增加，增长率也是很低的。这与以后的发展阶段有着很大的不同。

除人口状况之外，这一时期广西地区经济的特征还有：

（１）田不尽耕：宋代，“深广旷土弥望，田家所耕百之一尔。必水泉冬夏常注之地然后为田，苟肤寸高仰共弃而不顾”；[31] 明代，“平原旷野，一望数十里不种颗粒；僮人所种止山衡水田，十之一二耳”；[32] 以至清初仍是一派“土旷人稀，多弃地”的景象。[33]

（２）地不尽利：“其耕也，仅取破块，不复深易，乃就田点种，更不移秧。既种之后，旱不求水，涝不疏决；既无粪壤，又不籽耘，一任于天”。[34] 山衡水田，十种一二，“又多不知种麦粟，地之遗利可惜”。[35] “灌溉不时，鉏耰易倦；桂林而下多不辨菽麦，至今粮莠杂生，亦不一顾也。”[36] “所出衹米谷；“但取滨江及山水自然之利”，“不得高卑宜植良种”，“不知陂渠塘堰而资蓄泄”。[37] “土瘠民贫不事力作”，“株守度日而已。”[38]

（３）工商业不发展：“居人不知贸迁”，“不习女红，至不识机杼作何状”；[39] “专事耕作，别无生活。”[40]

（４）消耗性消费：“田家自给之外，余悉粜去，曾无久远之积”；[41] “既获则束手坐食以卒岁”；[42] “秋收稍余，则都里亲戚日招呼往还，恣其饮啖；逮春则糜啜以畊”，“苟活一时”，[43] “岂偷生无积聚者?”[44]

（５）生活水平低下：“广右之徒无所芬华，男女布素，女绝刻缕，冰纨绮绣无所用之”；[45] “富室大家复之以瓦，不施栈板”，“日光穿漏不以为厌”；“小民垒土墼为墙，而架宇其上，全不施柱；或以竹仰复为瓦”，“四壁不加涂泥。”[46]

（６）赋入不敷所需：“地利多遗，财用不足”；[47] “广右财赋不足当东吴一大县”，“计一省之赋不足一省之用。”[48]

（７）需求限制生产：“广西斗米五十钱，谷贱莫甚焉；夫其贱非诚多谷也，正以生齿不蕃，食谷不多耳。”[49]

在这种状况下，广西不但农业生产备受局限，即其微弱的农家纺织业也难以发展。如宋代广西“除耕水田外，地利之博者惟麻苎尔”；“然布之所出，每端止售百钱，盖织者众，市者少。故地有遗利，民艰资金”。政府曾“以钱、盐折变收市之”，不及二年收购量便增至三十余万匹。[50] 凡此种种，即一方面“地利物产，优赡自足”，[51] 物产丰饶，易于自足；一方面因需求不足而主产品价贱、难于出售，政府收购扶植保护，以至生产终于不得发展等，都表现了不发展经济的特点和反映出不发展问题的症结所在。

清代１８世纪之前的广东（不包括珠江和韩江三角洲地区）也可以做一例证。广东经济的一个特点，是广州及其周围地区与该省其他地区差距很大。这在明代人口分布图上，表现得非常明显。[52] 明代后叶，珠江三角洲等地开始了经济结构的转化，而广东的大部分地区还处于很低的发展水平：

（１）垦田：（韶州）“土旷民稀”，（英德）“择沃土以耕，而于硗地多不用力”，（雷州）“城东良田弥数千顷，……间旷成荒”，[53] （廉州）“平原旷野，……成田者十仅一二”，“要皆土广人稀故也。”[54]

（２）耕作：“所种只水稻一种，黍稷麻麦俱无；其田半没半荒，稻禾十不七八。询之耕民，皆不粪不耘，撒种于地，仰成于天，然犹亩收三四石”；“数岁力薄，则易其处，又数岁而复之，故熟田常少，荒山常多”；[55] “下种后，悉听于天，农夫只问刈获已耳”。[56] （廉州）“喜逸惮劳”，“皆不耘不粪，仰成于天；又仅水稻一种，诸谷不植”；（韶州）“农不力耕”，“多惰农”。[57]

（３）其他经营：（琼州）“专事田园，无他生意”；（廉州）“生计最拙”，“山林川泽，……不能取用”；“妇女则终日嬉游”，“不绩不蚕”；（韶州）“重耕稼，少商贾”；“商不富，贾不巨，工不巧”；“工无良技”，“良工善器多取诸外郡”。[58]

（４）消费：“闾阎小民取给衣食而已”，“习尚简朴，不事纷华”；“市井贸易自日用饮食之外，珍奇之货不售焉”；“远乡下里多种绿豆以酿酒”；[59] “米谷最贱，马、豕之属，日食粥糜。”[60]

总之，是地不尽利，人不尽力，业不尽营，物不尽用，需求狭窄，供给有限。呈现出一幅自足自乐、不求发展的景象。

明清之际，除东北及西北诸边和台湾外，在经济上仍处于或近于这种不发展状态的，可能就是包括四川、湖广、云贵、两广在内的中南和西南地区了。长时期中这一地区土旷人稀，“米贱田多，无人可耕；人亦不以田为贵。”[61] 所出除米谷外，多山林水泽之特产，以及自然矿产珍奇之货。[62] 故“贾人趋厚利者，不西入川，则南走粤”，所贩不外“畺栗蔬果丹砂铜锡竹木之器”，及“珠玑犀齿毒瑁金翠”之属，其他物产无足称者。[63] 广东“人文自宋而开”，[64] 开发较早，但到明代尚与滇南同被视为边地、“瘴乡”、谪降迁客之区。[65] 故称岭南“物饶而人稀，田多而米贱”；“斗米十余钱，鱼虾盈市，随意取给，不甚论值；单夹之衣，可过隆冬；道无乞人，户不夜闭”；[66] “家虽无十金之资，而用度自足；负担者苟持一钱出市，可以得饱。”[67] 这种经济上低水平自足的状况，若没有新的刺激或压力，恐怕便无以打破而会一直持续下去。

根据１８世纪以前中国西南地区的发展状况，可以把“不发展经济”的特征归纳如下：

（１）人口稀少：由于种种原因，在长时期内人口增长率很低。影响人口增加的因素有：开发程度较低，社会组织不健全；政治不安定，秩序混乱；尤为重要的是气候地理环境的作用，如“江南卑湿，丈夫早夭”；[68] 水土恶劣，“人生其间率皆半羸而不耐作苦；生齿不蕃，土旷人稀，皆风气使然”；[69] “广人皆半羸长病，一日力作明日必病”；[70] 粤中“林木荟蔚，虺蛇嘘吸，烟雾纵横”；[71] “天多瘴雾，地多虫蛇”；[72] 两广各有大、小法场，“言（毒瘴）杀人之多也”；[73] 又多虎兽为患，杀伤人畜。[74] 凡此，都不利于人口的增长。

（２）田不尽辟：表现为所有可耕地土远未尽行开垦，或只耕平畴、近水、肥沃地土，而硗地、旱地、坡地及山林则多弃而不顾。

（３）地不尽利：表现为浅耕、漫种、不耘不耨、少用畜力、不施肥、不修水利、旱涝由天等，广种薄收，粗放经营。

（４）种植单一：表现为种植以主粮作物为主，很少二茬或其他作物，复种指数低，经济作物生产薄弱，忽视山林水泽出产等。

（５）人不尽力，以及严重的“就业不充分”：这可以从较为单一的经营、粗放的耕作及农暇时间的不充分利用等现象推断出来，表现为各地所记载的“农人惰窳”，[75] “既获则束手坐食以卒岁”，“抱子嬉游，慵惰莫甚”等。[76]

（６）工商业不发展：表现为以农业耕作为主，很少其他经营；工则技术低下，甚或很少女工；商则无巨贾多小贩，交易范围有限。

（７）风俗简朴，生活低下：表现为陋居、布素，经济目标亦不过是衣、食等基本需求的初步解决等。

（８）消耗性消费，表现为在基本生活用品上消费浪费，多酿嗜饮，有余尽售，不留储备，也无其他更高投资追求等。在心理上为一种自足自乐、不求发展的状态。

（９）税收薄弱，赋用不足。

（１０）需求不足，压抑生产：表现为主产品价格低下，艰于出售，社会购买力低，以及各方面生产的不充分。

以上就是本文所要探讨的传统经济发展序列的第一个层次——不发展经济的各种特征。如前所述，这类经济地区到清代１８世纪以前还占有中国农业地区中极大的面积。它们主要是中南、西南和东北地区。至于华北和中原的广大地区，虽然自宋以来无大发展，但相比之下发展水平却要高出许多，所以不能归入此类（它们多数可归入第二层次）。

与各种流行的中国传统社会长期停滞的论点相反，中国经济的发展并非早就达到很高的水平，而是逐渐提高，有其自身的步骤，并一直“保有余地”的。例如在耕地开垦方面，它是随人口增加而不断拓展，从华北逐渐走向江南、华南、西南和东北，一再形成较高的人口密度和高密度人口经济，一再开垦新的耕地，这样一步步地拓展到整个中国；以至耕地统计中有将近一半的面积是在１８世纪以后２００年间才得以垦辟的。[77] 正是这样的历程，使中国传统经济在过去的二三千年中始终葆有新鲜的活力和一再达到新的发展高峰。对于这一历程及其合理性的一面，我们实有必要给予重新认识。

在不发展经济的特性中最关键的一个，就是它的不发展性质。那种自足自乐，不求发展的境况，加上低水平供给的易于取得，以及人口增加较慢等因素，造成了这种地区长期“不发展”的局面。这种供需间的关系和自足无他求的状态正是不发展问题的症结所在。要想打破这种局面，唯一的办法可能就是增加有效需求，以带动其受到压抑的、不得发展的生产。没有这种变化，这些地区就会长期地继续处于不发展状态之中，而难以起步走上经济发展的道路。在这方面，无论是扩大税收（如宋以后的江南）、增加收购（如宋代广西），从史实观察，都不如人口增加的作用为大。例如清初的四川即是随着移民的大量涌入而打开了局面的。当然，随着人口的普遍增加也会带来地区间贸易的扩大，从而促进生产的扩展，这点在１８世纪以后广西和四川的发展中都可看出；但是，这种交流关系的扩大和提高难道不是随着人口在各地的普遍增加才出现的吗?这显示出人口增加对于中国传统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这一点，也正是在“恢复时期”和发展的早期阶段中可以看得最为明显，且最少会引起争论。

在中国传统经济发展序列的第一层次分析中，存在着两个观察角度，一个是从经济水平方面（如川、桂间的许多共同点），一个是经济形态方面（如川、桂的不同点）。本文主要强调了后者，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和实际应用中，也许是更多地会从前者着眼。事实上，大多数典型的不发展地区在一定的条件之下，后来也相继步入了发展中的阶段。鉴于不发展地区的最主要经济特征即是土地的有限开垦，下一个阶段的任务自然首先就是大规模的土地开垦；而与之相伴随的，则是人口的迅速增长。

二

传统经济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可称为“发展中经济”。与“不发展经济”的区别在于它已经开始起步，进入发展之中；它所能达到的水平，虽然逊于其后的“高发展经济”，但却不是“低度”的，而可称为一种中等水平的发展。这些阶段划分不过是一种人为的区分，它的一个主要目标是为了划分阶段、类型和找出各自的特点，以有利于进一步的研究，而决不是要把发展的连续过程割裂开来。事实上在各阶段的衔接点上往往没有什么明显的界限，某些特征几乎是相同的；有些只是到了稍后时期，才与上一阶段有了显著的区别；甚至有些特征可能会贯穿所有阶段，这也是本项研究的主要目标之一，即找出中国传统经济各个层次间的共同特点。

与不发展时期相比，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人口开始较快地增长，土地大规模的增垦，农作由粗放迈入精耕细作，作物品种增加，经济领域展宽，商品性农作较前有所增进，[78] 工商业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一句话，它已从“不发展状态”开始起步，进入了发展的头一个重要阶段。

这里首先仍以四川为例。这是因为它可以提供一个连续发展的例证，由于种种原因这是不多见的。在清初的一个时期之后，四川人口迅速增长起来，从康熙中至雍正时的５０年里年增长率约为５％。[79] 其中虽不无统计上的问题，但当时人口增长之快却是无可怀疑的。四川人口增加有着移民的因素，但在别的省份也不乏这类例证，甚至可以说几乎各个朝代的“恢复时期”都是如此：即与发展的稍后时期相比，这一较早的时期人口增加最快，以后则逐渐降速。[80] 人口的这种增长表示出该地区经济已经开始起步，并进入一个新的发展的时期。它成为这一发展阶段的第一个特征。

土地开垦的增加是发展中阶段的又一个显著特征。因为战乱之后存在大量的“熟荒”地亩，开垦的速度在“恢复期”中也最为迅速。如四川耕地在明代已达４０万顷，而在清初只剩有１万余顷，表明在一场战乱之后土地抛荒可达到多么严重的程度。但数十年后四川垦田即已超过了明代的水平，并指向那些生荒地的开垦。当然，在无论是中国各省还是全国的耕地面积研究中，仅有统计数字是很不可靠的，[81] 也不足以说明各地开垦的真实情况，因此必须依赖其他方面的史料。如方志记载表明，乾隆年间合州“田园庐舍已称辏集，无荒山旷土之忧”；[82] 珙县“野无旷土”，“山巅水湄亦遍垦种”，[83] 甚至位于北部山区的太平“近年来（移民）携眷来县挖山种土不绝”，[84] 昭化为方便开垦，“深山中有数百年物，辄焚之。”[85] 这些表明，四川土地的开垦确已超过了前代的水平，且已及于“山巅水湄”、“山头地角”、“尺寸”之地，大有将所有可耕地土不尽行垦辟不止的趋势。

与此同时，土地的利用水平也得到很大提高。首先是勤于农作：“旧志谓土沃民逸，疏于耕作，名曰靠天，今殊不然。本业家士女无遗力，肥硗无遗利，耕耘收获踊跃争先”；[86] “向因谷贱伤农，不甚力于南亩，迩来生齿日繁，谷值日增，人知宝爱稼穑，……垦荒剪莽戮力耕桑”；[87] “今生齿日繁，民皆知勤农重谷。”[88]

其次为兴修水利：“蜀惟成都府有都江大堰资灌溉，其余山田悉苦旱”；乾隆十八年川督“奏饬通省勘修塘堰，引灌山田”，使新都、芦山等十州县“悉成腴壤”；[89] 其先后并有雷波、金堂、彭山、绵州等地亦疏凿水道，修筑堤堰，决渠引溜；或“开良田数千亩”，或“灌下游山田数万亩”；[90]又岳池“近来劝谕开塘池置车戽”；[91] 石泉“因地注水改田者踵相接”；[92] 珙县“相度地形，增修塘堰，岁收几倍于昔”；[93] 罗江等地于“筑堰开塘”、“作水车灌高田”外，更创行“冬水田”，于山地水源不足之处“蓄冬水”做田，“化高为平，化瘠为肥，化旱为水。”[94]

其三为积粪施肥：“耕农之事粪壤为急”，“所以变瘠为肥者，惟在积粪”；“故曰惜粪如金”，而“粪田胜于买田”；积极讲求粪壤之法，[95] 尤以“猪粪为上”，“不耕者市之得钱”；[96] 改善绿肥用法，“尽地之利”。[97]较以前“鲜有积粪”的做法，已大为改观。

四为因地制宜、增加复种及推广各类种植：如于稻作区推广小春作物（小麦、油菜等），“山头地角，悉令垦种”；[98] 于山区教“种旱稻”；[99] 再如讲究地土所宜，“因天之时”，“量地种之”；复增加间作、套作，于“畔上种瓜”、“田头植豆”；以及推广良种晚谷、旱禾及红薯等。[100] 致使“丝绵菽果之利亦駸駸乎渐兴焉”，[101] 各类农产逐渐兴复、活跃起来。

发展中地区经济的第四个特征是工商业有所发展。清初四川手工业相当薄弱，如夹江“家家纺织，但粗甚”，“至大衣仍资之外省商贾”；[102] 内江仅“以纺织聊生”；[103] 以至有些地方“冬无棉衣衾者十室三四。”[104] 乾隆三十年四川总督因“川民不谙纺织”，请“饬各属劝谕乡民，依法芟锄；广招织工，教习土人，并令妇女学织。”[105] 同时四川棉纺织业已有发展，如邻水“女子勤纺织，机杼之设，无间寒暑”；[106] 康熙时冬而“不衣绵者甚众”的涪州，[107] 亦“妇女多勤纺织，中馈井臼而外，专以纺绩为业，机声轧轧常彻夜不休”；[108] 而垫江“邑多纺棉，自给而外，率多贩卖，以故垫邑土布远达四方。”[109] 同时丝织业也有发展，如中江县养蚕缫丝紬货卖，“近年较多矣”；[110] 盐亭“比户机声轧轧，所产甚饶，又名川北紬，远近商贾贸贩云集”，居当地土产第二位，等等。[111]

同时期四川商业也有所发展。川民“日用所需，取给场镇，日中为市，以有易无，民咸便之”。[112] 明末遭到严重破坏的场市网，至十八世纪初叶已基本恢复，其后更有成倍的增加。[113] 商业组织也日趋健全，“红白二花懋迁者皆远方西南商贾，而土人小贩亦有远服贾者。”[114] 如前所述，清初四川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来自于包括大量外省移民在内的人口增加，从而导致社会需求扩大，对供给形成刺激。但另一方面，同样对发展起到引发作用的，或使包括川外需求在内的社会总需求对四川农家起到作用的，则在于商业流通这一个关键因素。正是商品产品的生产和商业贸易的作用，使清代四川经济从早期的近于不发展状态中解脱出来，达到一定的水准和得以继续提高。这也表明，虽然传统经济的自足色彩在经济落后的状况下较为浓厚，但中国传统经济的“本质”从来就不是“自给自足”的。否则，这种经济就不可能因外来需求的刺激而做出如上的反应，也不会受到商品交流的引发。正如下节还会见到的，这种商品的流通随着经济的发展愈为扩大，一直把四川的产品送出本省，直至长江下游等地。

经济发展中地区的另一个特征是风俗渐奢。如巴县“三十年前士庶之家不轻衣帛”，“频年以来商家以奢侈相尚，人皆效尤”；[115] 合江“国初居民鲜少，城中比户皆茅茨”，“近日承平日久，乡村亦多瓦屋。” [116] 这表现出人们生活消费水平有所提高，在清代１８世纪中叶是相当明显的。但另一方面，各种物质和人力资源尚未得以充分利用，许多地方还保持着旧的习俗，如人工“怠惰”、“好饮酒食肉”及“游荡好赌”等。[117] 总之，发展中阶段在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中可能是增长幅度最大、发展最为显著的一个阶段，虽然它仍带有浓厚的欠发展色彩。

在中国有许多地区，其经济发展起步甚早。但长时期中却停留在发展中阶段，它们的发展及问题也是跨朝代的。[118] 因此，比较起那些由于王朝兴替而跌宕起伏的例子，它们具有更为广泛的、典型的意义，这里首先可以江西为例。

江西经济自宋以来有较大的发展。１０世纪后期江西人口已占全国人口的１０%；１２世纪初达到２００万户，[119] 约１ ０００万人；明代仍大体保持着这样的数量和比重。[120] 清代江西人口自乾隆中叶的１ ０００万，增至道光及其以后的２ ４００余万；[121] 但在全国人口中的比重却降至６%左右。这表明与一些达到经济更高水准的省区相比，江西的发展颇为不足。

江西耕地在宋代已达到５０余万顷。[122] 明、清以来，这一数字不但没有增加，反略有些下降；[123] 至今则只有４２万余顷。而且，与多数省份不同，江西的耕地面积是经过航测等方法测量的，与实数出入甚小。这一十分突出的例证表明，长期以来江西已是“田野无弗辟”，[124] 以致除毁林开荒外，再无更多的土地可以开垦。

一方面大规模开垦土地，一方面实行精耕细作，集约经营，施用肥料以改造土地，利用陂、塘以进行灌溉，稻谷可种两季，一年可获三收。[125] 在农业耕作技术上，久已达到了传统农业的最高水平。

但是，江西经济却难以再进一步，显示出发展的不充分。如地处赣江中游的江西吉安地区，清代每年有数十万担的稻米沿江而下，与江西其他产区的稻米一起进入长江、运济江浙，每年不下数百万石。在以稻米为主的优势粮食产品之外，各种经营如麻、棉、蓝、蔗、烟、茶、油、蔬、果、药等经济作物种植，竹、木（杉、樟、桐）等山林物产，棉麻纺织、染色、造纸、编蓆、制油（茶、薄荷、樟脑）等手工业，以及家禽家畜的畜养等，在清代都获得程度不等的发展。但正如吉安各县有棉而棉种不佳，有麻而不及袁州，有蔗而不如闽、广，“地饶竹箭金漆铜锡，然仅仅物之所有取之不足更费”等现象所表明的，[126] 各种物产都未必具有突出的优势，种植也较为分散，几乎各地多少皆有，难于在原有优势稻米外形成新的、较大的优势生产。因此，即使历史上出现过一些“家给人足、畜藏无缺”的时期，[127] 也以浪费型方式把剩余吃光，或以粮食酿酒，或以米谷饲猪，[128] 从而失掉进一步发展的历史机会。[129] 这是发展中地区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它与高发展经济的主要区别所在。

在中国北方的广大地区，早已进入发展中经济阶段。在宋以前一直可追溯到先秦的长期历史中，华北就是中国经济的重心和政治的中心所在。但到宋代以后，中国经济的重心移到南方，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也惟有待于南方地区的探寻。直到清代，除个别地区外，华北大部分省区仍处于发展中的阶段，或处于中等的发展程度，而不能有所突破。

由已有的历史记载来看，汉代（公元２年）北方户数９００余万，约占全国的９０%，足见那时华北经济地位之重要；唐代（７４２年）北方户数约５００万，占全国的６６%；到宋代（１０８０年）则仅占全国的３６%（４６０万户；明代略同），可见此际南北形势已发生根本转移。[130] 到清代１８世纪中叶（乾隆初年），北方人口占全国的４１%；１８世纪末（乾隆末年）约占３５%；１９世纪中叶（咸丰元年）则仅占２９%。表明北方经济的发展落在全国总水平线下，比重虽有下降，此一期间中国北方的人口已由７０００余万增至１２０００多万，[131] 可以说是相当稠密。

由于华北地区开发历史悠久，大片地亩又处于平原地带，因此土地可以说早已得到充分的开垦。例如清代雍正年间，曾督令各省开垦，务使“闲旷未耕之地”尽行垦辟。以当时督垦最为严厉的河南为例，其实所报地亩，“非河滩沙砾之区，即山冈犖确之地，甚至坟墓之侧，河堤所在，搜剔靡遗”，[132] 表明可垦地亩确已不多。[133] 尤其是华北平原，“自来无土不耕”，[134] 土地早已开发殆尽。

但在上千年时间里，华北的农作水平，除某些地方曾以一季种植改为两年三作制外，仍然保持着与前几乎相同的水平；而且仍是以粮食种植为主，除部分地区兴起并发展了棉花生产以外（详见下节），没有多少新的发展。

例如，明清时期“豫省产粮惟二麦为最广”，[135] 是为中国小麦主产区之一。其位于黄河故道与今道之间，介于冀、鲁、豫几大棉产区相间部分的封邱、原武、阳武、延津及长垣诸县，亦“惟麻麦五谷在在树艺”，[136] 以粮作为农业主要生产，其他物产不过棉花、布、麻、蚕丝、红花、油等。如棉花各县皆有，但除延津“多半种棉半种五谷”外，[137] 或“地变沙瘠，多不甚成”，[138] 或“所出无多，不足供本境之用”；又如麻“其质不坚，仅可绹绳，出亦不多”；[139] 而“紬帖之类，粗备一方之需，非能为精好可致远也”；[140] 或有“一二梨枣间远鬻江淮，佐赋外无奇可居”，[141] 并不能在原有的粮食生产之外，开拓出新的有前景的生产项目。故谓；“习俗呰窳，即耕蚕工贾，力有未尽，况其他乎? 周有虞衡、山泽，以尽物利，……今百姓仅稍知种树”；“土产自五谷而外，无可称方物者”；[142] “独以瘠土微便黍粟麦菽，竭力以供常税；竟无长物”；[143] 充分显示出华北地区欠发展的经济状态。

根据以上各地区的发展状况，可以把发展中经济的基本特征概括如下：

一、人口高速度增长（在“恢复时期”或发展前期尤为突出），增长速度为各个阶段之冠；虽然在本期的基本目标达到后，若无经济的更高发展，速度会大为下降。这一时期人口的增长既是经济发展的标志，亦是促成它的基本推动力量。

二、耕地基本开垦，表现为土地开发的迅速拓展，以致硗瘠零星、山巅水滨多被垦及，几乎不复再有土地可被用于农业耕作。这可以称为发展中经济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

三、耕地利用水平提高，表现为勤于农作、兴修水利、积粪施肥，以及增加复种、推广良种及新品种（如明清以来传入的美洲作物玉米、甘薯等，它们多在１８世纪得到普遍推广）。

四、种植种类增多，在各种粮食作物的新品种、新方法传播之外，许多经济作物生产得到开展（如烟叶、甘蔗、棉花等），山林、水泽得以开发。

五、工商业有所发展，表现为各种衣用纺织品生产的开展，商业作用的扩大以及它对经济发展起到的引发作用。

六、消费水平提高，风俗渐奢。这种由经济发展而带来的人均收入的增加在发展前期和恢复期后（如清代１８世纪前叶）最为明显，但消费上仍有若干特点与前一阶段相类（如以米谷饲猪和酒的大量消费）。

七、经济欠发展，人力、物力仍未充分利用（尽管已是“精耕细作”，趋向劳力的“密集型经营”），这可从工商业的不够发展，土地利用的未臻更高水平看出，同时有些地方还往往会保有昔日的陋习旧俗（如怠惰好游荡等）。

以上即是传统经济发展序列的第二个层次——发展中经济的几个基本特征。清代１８世纪以后，中国大部分省区包括那些新开发的大多数地区，都已进入这一发展阶段；相比之下，能够进入更高发展阶段的只居很少数。

这表明，在清代中国的广大地区还具有不小的生产潜力，它们还远未走到尽头。可惜的是，有些学者只是看到了中国传统经济发展的头两个阶段的情况，他们就把传统经济的这一步发展（土地开垦和精耕细作）认为是中国传统经济的主要成就，也从而得出中国社会“长期停滞”的误解。

毫无疑问，发展中阶段是传统经济发展最为显著的一个时期。传统中国本是一个农业社会，耕地的迅速垦辟自然会成为经济发展最显而易见的一个指标。除清代颇有不同外，[144] 历代政府也莫不把它定为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然而，发展是否就到此为止了呢?如要实现进一步的发展，所面临的又是一些怎样的困难和问题?

如同前述，处于不发展阶段的广西、发展中阶段的四川、江西等地，都是盛产粮食的地方。华北诸省也不例外，即使是到清代粮产地位已大为下降之时，除河北因京师所在需输入粮食，其他省份如山东、河南“向来京师需用麦石俱籍”接济；[145] 陕西“所产粮食只有运往邻省”；[146] 甘肃“一切费用皆仰给于所收之粮”，[147] 不但足以自食，且可有一定的余裕。可见这些地区大抵都是粮产比较富足之地（当然不排除其中有局部地区缺粮）。这种现象并不仅存在于清代，纵观中国几千年来的历史，可以说都是如此。由此可以得知，凡是一个农业社区，必然要有较为充分的粮食等食物的生产来源，才可能建立、发展，而不至夭折；这在发展的较早阶段尤是如此。

这种巨大而富有潜力的生产能力无疑是中国文化奠立和发展的基础。制约着这种经济的发展的，并不是粮食的生产。换言之，中国的粮食供给并非任何时候都一直是紧缺的（其他基本农产也是如此）；粮食既未必成为农业发展的带动因素，相反也不是像“粮产不足说”那样是所谓什么障碍。起到这种制约作用的，主要是农业经济在供给上的相对狭窄性和需求上的相对有限性，——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经济史的一条重要发展线索，就是与新需求的开创相伴随的新的供给的扩大——在经济发展问题上，这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两个观点。

实际上，中国大多数地区在长时期间就面对着这样的经济处境和历史难题。造成这种困扰的原因可能有多种，但这里首先是要认明这一困扰本身。为此，可以再举出江淮地区的例子。

处于长江和淮河之间，横跨豫、皖、苏几省的“江淮地区”，在历史上曾是一个盛产粮食的地域。例如安徽（不包括皖南）自明代起就有大量米粮输往江南等地，所产米谷“遇大有秋”，“可支本地三年。”然而，“无燕秦之枣梨，无吴越之蚕桑，无蜀汉之千树桔、渭川之千亩竹”，即没有任何其他的优势生产可言；“乃地之所产，人倚为命，止一谷而已”。[148] 明、清以来，有不少地方官员曾多方设法以求打破这一局面，但都未能获得成功，因而一直只能以米谷作为自己的优势项目。这也正是大多数发展中地区所面临的实际状况。

总之，在发展中阶段，经济由“不发展”状态迈入发展之中，并达到一个中等的发展水平，构成中国传统社会长时期中所能见到的主要经济成就（以土地开垦和精耕细作为标志）。这样的地区不管由何而来（有的年代太久不易说清）、向何处去（不是所有的地区都能由此发展到第三或第四层次），它们本身已构成了一个很有特性，又有广泛意义的发展层次。它也是一条发展的必经途径，因为所有的进一步发展，在中国，都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

三

中国传统经济发展序列的第三个层次可以称之为“高发展经济”。在前一个阶段之内，传统经济获得了最为显著的发展，如耕地的大规模开垦以及高水平的精耕细作等，从若干方面展现了中国传统经济的成就及其特点。在许多人心目中，也大体就是从这几点来衡量传统经济的发展，或以为其发展高度也不过就是如此的。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水平果真是这样的么?如果不仅于此，它又是怎样的?本文的后两部分，将对此做出部分的回答。无疑问的，“发展中阶段”在中国经济史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它从一个“不发展”状态起步进入发展之中，并实现了一个标志明显的目标和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它毕竟是发展的一个较低的、中等水平的阶段。虽然它在某些地区持续已有上千年之久。与之相比，以下两部分讨论的是传统经济更高一步的发展；就此而言，这两部分有着一致的地方，它们或许可以称为不同的高度发展的形态；不过，因为二者之间毕竟有着重大的不同，我们还是把它们分开讨论。

“高发展经济”仍主要表现为农业本身的发展。请继续观察四川的例子。

在经过一个时期的发展之后，四川人口不断增加，耕地基本得到垦辟，生产也已接近传统技术水平的顶点。在这种局面之下，对如何进一步发展，人们做出了种种新的尝试：

珙县，前曾“修浚渠堰、多种小春，山头地角，悉令垦种”，致使粮产“几倍于昔”；藉此提出注意蚕桑、蔬菜、果、木等生产的发展。[149]

江津，“农事颇勤，独桑、棉之利，尚待兴起”，蔬、果、木、畜皆可发展。如“往时无茶”，康熙末始栽，“遂得其利”。若能照此办理，“治田外兼园圃树畜，《货殖传》姜韭千畦、果菜千锺、木千章、竹竿万个、枣栗萩若干树，牛马羊彘若干蹄足，其人咸拟素封，然则致富无难也。”[150]

罗江，前经“筑堰开塘、颁刻农书”，“收获倍多”，若再“多种桑以饲蚕”，“饲猪售卖以佐杂费”，“艺植木棉以资纺织”，“做得一件即有一件之利”。[151]

双流，近日“勤于农事，即树桑饲蚕亦比前益多”，可再种麻绩麻，若纺棉货卖，“其利视绩麻尤胜”。[152]

乐至，“从前田多未辟，人工因无暇及，近日人民渐稠，地土渐开，如因其故有而经理蚕桑诸业”，“所补岂浅鲜哉!”[153]

达县，“山多田少，产材之盛尤为甲于川东”；“八政”之序“货与食并重”，若能“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称善为政者矣。”[154]

綦江，“现在人稠地少”，农人岂可“只知沾体涂足?贤良宰若能时时劝勉之，其于厚生之计，岂特小补而已哉”；邑产山丝、枳、桔、桐油、竹纸、药材、靛蓝，岁销本省及楚、黔等地，“皆綦之物产，易外属之钱不可以数计也。”[155]

南川，“邑产除稻粱菽麦黍稷及寻常日用、足供一邑取携外”，药材、茶、笋、漆、蜡、煤、铁、硝、磺、桐、倦等“较他处维良者，不一而足；邑人力农之余，藉资贸易，负贩络绎于途，岁获其利。”[156]

以上情况表明，四川对于进一步发展经济的主要做法，即是在发展本地原有优势产品（如稻米生产）的同时，抓住时机（如１８世纪前叶米谷普遍“供过于求”和存在潜在的增长中的新需求），因地制宜（如桑植于墙边田畔、菜子属于小春、棉花种于旱地、果木产于山区；或于不宜种粮之地改种较为适宜之物，或于收益较低之处种植高收益产品），拓展新的物产以形成新的生产优势。

这样，在乾隆、嘉庆及其以后的一个长时期内，在稻米等粮食优势之外，四川出现了若干具有一定规模的优势生产：

蚕桑，是四川的传统物产，清代扩展到岷江、沱江、嘉陵江流域，尤其是在潼川、顺庆、保宁、眉州、嘉定等府，生产更为普遍。“养蚕不过一月之劳，工省而获利甚速”；[157] 因此蜀中“以为常业”；产丝多者可２００斤，少者１０余斤，“每斤价自八九钱至一两不等”，[158] 往往成为养蚕农民的主要货币收入。当雍、乾之际，“嘉定、保宁、成都每岁所出之丝，获利不下数百万金。”[159] （见图一）

图一  清代四川盆地 （略）

麻，也是四川相当普遍的物产。主要产区在成都府，资州以迄隆、荣二昌一带，其次为沱江以东嘉陵江中下游地区。麻“利厚而种植易”，故“人家多种之”。[160] 麻布则以隆昌、荣昌最为有名。该地“比户皆绩”，乾嘉以还“百年以来”，为“富商大贾购贩京华，遍逮名省。”[161]

染料，蓝靛集中产区在成都、潼川、顺庆、绥定以至忠州一带，“其利倍于种谷”；[162] 红花主要产在简州及其以东一带地方，“远商多有来购之者，其利甚大”。[163]

菸草，主要产区在成都平原，如新津“良田熟地种之殆遍。六七月邑中菸市，堆积如山”；[164] 郫县“出产最多”，销路“上通蛮部、下通楚、豫”。[165] 比较而言，“大约岁终获利过稻麦三倍。[166]

此外具有一定优势的还有菜油、甘蔗、药材、茶叶、蔬果、猪以及纺织、编织、竹木制品等。在重点发展这些产品的同时，四川稻米生产的优势仍获得很大的发挥。自１８世纪初四川开始稻米的输出，当时只有几百万人口；到一个世纪以后，人口已达到数千万，成为全国第一大省，仍有大量粮食输出，估计每年不下上千万石，运往长江下游地区，对清代中国跨区域的经济交流起到重大作用。[167]

通过上述努力，四川盆地的土地利用几乎达到了传统经济条件下的最高水平；这一点，正是“高发展经济”的最主要特点。土地的高水平利用，就是要按土地所能取得的最大经济收益来安排生产（而不仅是要使各种地土和所有人力都得到充分利用），即在不同作物的收益间作出比较和选择；而且这种比较，也并非局限在一个极小范围或狭小的地区之内，而是在较大的区域范围甚至是在跨省区的范围进行的。换言之，随着经济的发展，商品生产（或形式上售出的部分）也愈为扩展，这可以说是一条规律。

高发展地区的另一个特征，是（在发展中阶段之后）人口仍能保持相当快速的增长，虽然其速度已不如前一时期为快（如以四川的乾、嘉时期与康、雍时期相比）；而由于有着持续的经济增长，与其他只能发展到一定程度从而在一定时期后不能不放慢步伐的地区相较，在一个连续的较长时期之内，高发展地区又往往成为人口增加最快的地区（如清代四川与各省比较增加速度最快）。这一点十分重要。相比之下，传统经济发展的第四个层次“发达经济”，虽拥有最大密度的人口，增长速度却远不如高发展地区之高。

高发展地区人口增加相当迅速，从这一事实可推论出这一时期人口增加对于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由四川的例证也可看出，这一时期所着力拓展的经济作物种植等，大抵多要求较多地投入劳力（同时也要求在生产上多投资）；而且也正因为这样的经营而获得了更高的收益。例如乐至“从前田多未辟，人工因无暇及。近日人民渐稠”，便可“因其故有而经理之”；[168] 安岳男女勤力，致使“布帛菽粟多售之于邻封”，故称“庶而易富”；[169] 永川“烟户虽增，家食常足”，[170] 都是由于这样的道理。显然，高发展经济较之发展中经济能够更为有效地利用日益增多的人力，并由此保持经济的继续增长。

这使我们终于可对这一问题做出回答：为何清代四川等省能有最快的人口增长?[171] 事实上其原因不是别的，就是因为清代人口增加最快的几省（如四川、广东、湖北，但不包括东北），已跨入或部分跨入了高发展的行列；反过来也可以说，高发展经济是中国传统农业最为昌盛和最为发达的阶段，是它的最高表现和精华所在，因此这类地区可以容纳较其他地区较为快速的人口增长。

广东也是清代人口增加较快的省份之一。但是广东——这里主要是指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发展方式，与四川却有很大的不同；虽然它们同样是不再依赖耕地的增加和耕作水平的提高，并同样是进入了高发展阶段。

广东珠江三角洲的这一发展是从明代后期开始的，到清代得以继续和完成。从明末开始，“广东民间资广西之米谷东下”；[172] 至１８世纪初叶，据说“岁即丰收而乞籴于西省者犹不下一二百万石。”[173] 当时广东北部、西部都不缺粮，沙田区也以粮产为主要经营；所谓广东缺粮，主要是指珠江三角洲一带，正是坐镇广州的督抚大吏备为关切之地。

在这一肥沃的三角洲的西南部南海县九江乡，明末清初已是“鱼塘十之八，田十之二”。[174]乾、嘉以后，稻米生产的这种地位亦不复能够维持：“民多改业桑、鱼，树艺之夫百不得一”，“居人业鱼、桑”，“无田可植”，不再种植稻谷。道光年间，“九江乡落为南海冠，男女二十余万，日需谷二千石有奇”，[175] 正合人均日食一升之数，所需米谷几乎全部需从外地输入。九江北邻为顺德县龙山、龙江。龙山“乡田原倍于塘”，乾、嘉之际，“皆弃田筑塘，故村田不及百顷”；[176] 咸、同年间，全乡仅剩“有民田数十亩。”[177] 早在嘉庆初年，全乡“通计土客，复不下十余万人，其口食尽仰给于他乡”。[178] 龙江乡到道光年间，亦是“旧原有田，今皆变为基塘”；“乡无耕稼，而四方谷米云集。”[179] 其西部鹤山县坡山、维敦等地与九江隔江相望，“几于无地不桑、无人不蚕。”[180] 综计上述以九江为中心的基塘地区，道光年间人口当不下五六十万，其日食所需几乎完全依靠外地输入，其数量每年可达米谷二百万石（见图二）。

图二  清代广东珠江三角洲 （略）

在清代珠江三角洲地区，桑基鱼塘生产区并不仅在九江一带，它包括西起高明、鹤山东部的沿江地带，中经南海、顺德南部，南至新会、香山北部，这样一个宽广的地区。在它北面顺德陈村周围数十里大片的果基鱼塘区，南海平洲东接番禺大石、以至增城沙贝的荔枝、龙眼产区，东面番禺、增城、东莞“连岗接阜”、“望若芦苇”的甘蔗产区，南面香山、新会等地数十里相连的柑、桔以及成围成顷的蒲葵产区，无疑都是不种或很少种植稻谷的。到光绪年间，顺德县“禾田多变基塘，莳禾之地不及十一”；[181] 拥有大量沙田的东莞早在雍正年间已是“蔗田与禾田略等”。[182] 这些表明，在珠江三角洲地区，昔日的优势生产稻谷，早已不居农业生产的主要位置，而降为主业的某种补充；该地区的粮食需求，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是主要依靠外地的输入而获得解决的。

这样广东的发展则与四川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在四川是在米谷生产优势发挥的同时（这是根据反映一定期间供需状况的市场信息来决定的，并非追求产量的“最大”才是发挥优势），发展了其他一些作物种植和形成几个并列的优势生产。就四川整体而言，米粮这一生活必需品是不缺乏的（当然有许多农民不种粮和有些州县粮产不足），[183] 但在广东珠江三角洲，却已几乎完全放弃米粮生产这一原有优势，而以其他优势生产取代。毫无疑问，四川与广东代表了不同的发展模式；但若把它们随意地附会为“副业”型和“专业化”型，或以“半自给自足”与“完全货币经济”来区分，却是不合适的。前者尤与四川的情况不符，而勿宁说是较为接近发展中地区的状况。这些，也使我们对于理论的应用问题，对于建立中国自己的理论，提起更大的关切。

广东之所以会出现农业结构的这种转变，应从较大的地域范围和较长的历史时期去加以了解。大约由宋代以来的一个很长的时期之内，广东、广西、湖南、江西的主要农产品稻米即在互相争夺市场，互相冲击，以致各自的生产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压抑。在这种供需状况之下，要想谋求经济的继续发展，其可能的途径，一是找到稻米的新的销路，从而使生产扩大；一是抓住时机，实现经济结构的转变。否则，作为当时主要销地的闽、浙等地的需求若不再扩大，这些省份以米粮为主的经济将如何发展?这是一个“需求制约生产”的典型例证，也是千百年来的经济现实。但在实际历史之中，谁能实现转化和如何实现转化，确也决非易事。不错，无论是在江西还是在其他省份，在粮食主产作物之外，并非没有其他也能获利的作物可以生产，实际上各省多在某种程度上开展了这种经营，不过在性质上更接近于前述的“副业”型。它们多也没有珠江三角洲那样的地区优势和感受到问题的尖锐，并像历史所表明的那样，抓住了这一历史机遇，实现了经济结构的调整。其结果是中南四省中只有广东做到了这点，但也由此使这些省份所处的地位与相互关系，都已与前大为不同。[184]

珠江三角洲新的农业经营较之原有的稻米生产，收益要高得多。就此而论，珠江三角洲的农业经营可以说是达到了中国传统经济的最高水平；在这点上就是号称最为发达的江南地区也不能与之相比。这是高发展经济的一大特点。

高发展农业的收入高，生产投入也较大，这也是它的一个特点。如地价昂、地租高（葵田“岁之租每亩十四五两”[185]）、人工投入多、资金投入大（蚕可六七造，“自春至秋不患无业，有赀本则鱼桑之利转毂如轮”；[186] 或有“春月以糖本分散种蔗之农，冬则课收其蔗”者[187]）。这些均远远超出了发展中阶段。

高发展地区经济的另一特征是工商业更为发展。如上述各种经济作物经营，大多离不开其产品的工业加工，如蚕茧之缫丝、蔗之制糖、葵之成扇等。同时，此类地区往往是“木石之工遍邻郡，会城居肆皆邑人”，[188] 具有较高的工艺水准，这在农家手工纺织方面特别显著，如大良麻布可“通贸江浙，岁取数千金”；[189] 新会麻布则远销江、浙、汉口、四川等地，[190] 具有较强的竞争能力。在利用本地原料外，也大量利用外来原料，如从江苏买回棉花，纺织成布；从湖南宜章及雷州等处输入麻；[191] 粤纱则“亦用吴丝，方得光华”，工艺为“金陵、苏、杭皆不及”，产品“为岭外、京华、东西二洋所贵”，[192] 表现出工业生产的某种优势。在商业方面，正如已见到的，广东所需的大量粮食来自广西以及湖南、江西，所生产的各种产品则销往其他省区以及外洋。显然，对清代商业开展起到推动作用的，还包括随着经济发展而来的一时期内人均收入的提高（如对果品和鱼类的需求）和国外贸易的扩展（如丝的出口），这样一些因素。

在清代进入高发展阶段的，除了四川盆地、广东珠江三角洲以外，可能还有东南沿海的一些地方、浙江北部地区，以及湖北和华北的棉花中心产区。因此，有必要对中国棉业历史做一考察。

由新的生产的产生、发展以及对经济结构演变的影响这一角度观察经济发展，也许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方法。这样从全国看来，在近几百年中所形成的规模最大的、并对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化影响最大的新的生产项目，舍棉花种植外无相埒者。

棉花种植在中国也许很早即有，但多是在边远地区，生产又少，对全国经济结构并无什么影响可言。棉花种植在中国得以大规模传布、并终使中国成为今日世界第一大产棉国，乃从宋代开始，在明代以后才获得较大的发展。

明代棉作已传入中国大多数省区。但与一般论说相反，有几方面的原因使得棉作不可能全面撒开或在各地“普及”：第一，是棉花的需求总量毕竟较小，使它远不需像粮食那样占有那么多的地亩；第二，与粮食相比，棉花对土壤和气候等条件要求较苛，并不是在任何地方都能顺利种植或取得较好收获。因此，棉花从一开始就有一个区位选择的可能，随着经济发展这一可能愈来愈显得必然，这样就开始了棉作向较适宜地区转移、集中的过程。

在棉作传布的早期阶段，它主要是依靠自然地理条件的便利，如从西南传入粤、闽，又从福建传入江苏等。当时广东、福建都是棉花的重要产区。但到明代，闽、广的棉作即已衰落，到清代已是出产甚微。同时有一些新的棉产区发展起来，如今日的华东江苏、华中湖北、华北鲁冀三大优势棉区，到明末已初步形成。[193] 由此可见，棉作的转移和集中过程，至今已持续了数世纪之久。

到清代，中国人口较明代有很大的增长，耕地面积只有较小幅度的增加，农业技术的利用也接近了传统时代的最高水平；如何使用现有耕地，以及安排粮食与其他作物的种植，则成为一个愈趋严重而不能任意为之的问题。而在粮食以外的各种作物中，无论在占地数量和集中程度方面，第一重要的就是棉花；其他油料、蔬菜和绿肥等，虽种植面积不少，但多数是副产品，可与其他作物分茬种植，生产又极为分散。因此就耕地的利用来说，最主要的就是粮食与棉花的安排问题。

在这一问题上一向存在着这样的选择：或是不管什么条件，每一地区或农家每样都要种植，从粮食到棉花以及其他作物样样都有一点，面面俱到，无所不植；或是打破这种农家或狭小地区的限制，根据土地的适宜与否来安排生产，乃至从较大地域范围甚至全国的角度出发来作出调整。众所周知，对于任何作物来说，都有土地是否适宜的问题，但这一点在中国经济史中曾得到怎样的发挥和获得何种成就，却还很少为人所注意。举例来说，在南方许多地区的土地上，一亩地可以产出数石的粮食，而往往只能产出很少的棉花（如四川仁寿“利与种田等，亩可二十觔”；[194] 民国初年广东亩产只有几斤[195]）；在华北等棉产区，棉产量相当高（如“齐鲁人种棉者”，“亩收二三百斤以为常”[196]；山东兖州“五谷之利不及其半”[197] ）；而粮食亩产则难以过石。不难看出，这里有着比较优势的重大差别。面对这种局面，只需做一调整，如以南方地亩种植粮食，而以北方适宜地区改种棉花，社会总产量就会有很大的、甚至是成倍的增加。而且，这都是在不再增加耕地、也不需提高技术水平和增大投入的情况下便可取得的。如前所述，这正是近几世纪在中国发生的历史事实。

中国传统经济在大多数时候并不处于上述选择的某一端点之上，而是处于二者之间的某一位置；但从近几百年的史实来看，显然是越来越向后一点靠拢了。清代，中国耕地虽有相当的拓展（如西南、东北、台湾等地的开发），土地利用水平也颇有提高，但所有这些措施的相乘结果，并不能与经济的增长相抵。要想全面地解释清代的经济成长，必须看到一个长期为人们所忽视的重要因素，那即是各省区间的经济交流和比较优势的发挥。这一点，也是中国传统经济在清代所取得的一个最大成就，其意义丝毫不在土地的全域性开发之下。

这样看来，棉花的传布不仅为中国经济增加了重大的有长远价值的生产项目，改善了人民的衣用状况，它还导致了中国经济结构的演进，使得不同的省份得以发展各自的优势生产：一方面适宜棉作的地区挟其地利之便，捷足先登，获得长足的进展；另一方面，那些粮食生产的优势省份，则可集中力量发展自身的优势，并把其产品运销到那些缺粮省份，以与那些地方的棉花和其他产品互相交换。正是在清代，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跨省区的大宗粮食贸易，其意义实非一般。这与过去从政府财政需要的单向调拨不同，是建立在并非政府征发而是社会自行安排的双向贸易的基础上的。它所形成的显然是一种较一般消费者剩余所带来的对贸易双方乃至整个社会都更为有利的交流局面。

数百年来棉作向适宜地区的转移，使得昔日曾在各省推行的棉作，到清末已是相当集中。据民国初年统计，仅江苏、湖北、河北、山东、河南５省棉区即占有全国棉田总面积的三分之二，其余三分之一则分散在东北和１８直省中的其他１３省之内。[198]

在清代，人口增加最快的首推四川、奉天、湖北、广东等省。其中东北发展较晚，尚属发展中地区，[199] 故以十八直省计，主要则是四川、广东和湖北三省。再从人口密度来看，综合１９世纪中叶和２０世纪初叶的数字，人口密度较高的省份依次为江苏、浙江、山东、河北、安徽、湖北、河南、广东、福建、四川等。其中四川和广东等上文已有所交待，而湖北之所以人口增加较快，山东、河北、河南之所以成为密度较高省区，主要的一个原因即是由于该省区内棉业的发展（见表一）。

湖北、山东、河北以及河南是清代仅次于江苏的大棉产区。民国初年，四省棉田约占全国总数的三分之一强。如直隶在乾隆间种棉之地已“约居什之二三”，与山东所产棉布一起输溉大河南北、关外、边塞等地；湖北的棉花、棉布除满足本省外，可销往陕西、山西、河南、湖南，尤其是四川以及西南诸省。正是凭借着棉业的兴起，这几省的棉花中心产区才可以说跨入了高发展的阶段。[200]

表一

人口数（千人）     指数     指数     密度 密度     密度

１７４９（指数１００）  １７７６ １８５１ １７４９ １７７６    １８５１

直 隶〖〗１３　９３３〖〗１４８〖〗１６８〖〗４３〖〗６３〖〗７２

山 东〖〗２４　０１２〖〗－〖〗１３９〖〗１６２〖〗－〖〗２２５

河 南〖〗１２　８４８〖〗１５５〖〗１８６〖〗８１〖〗１２５〖〗１５０

山 西〖〗９　５０９〖〗１３２〖〗１６５〖〗６３〖〗８３〖〗１０４

陕 西〖〗６　７３４〖〗１２２〖〗１７８〖〗３５〖〗４３〖〗６３

甘 肃〖〗５　７１０〖〗２６４〖〗２７０〖〗１２〖〗３１〖〗３２

四 川〖〗２　５０７〖〗３１１〖〗１７８５〖〗５〖〗１５〖〗８４

云 南〖〗１　９４６〖〗１６０〖〗３８０〖〗４〖〗７〖〗１６

贵 州〖〗３　０７５〖〗１６３〖〗１７７〖〗１８〖〗２９〖〗３１

广 西〖〗３　６８８〖〗１４６〖〗２１２〖〗１６〖〗２３〖〗３４

湖南〖〗８　６７２〖〗１７３〖〗２３８〖〗３９〖〗６７〖〗９２

湖 北〖〗７　５２７〖〗１９７〖〗４４９〖〗４１〖〗８２〖〗１８６

江 西〖〗８　４２８〖〗２００〖〗２９１〖〗４６〖〗９３〖〗１３５

安 徽〖〗２１　５６８〖〗１２８〖〗１７５〖〗１３３〖〗１７０〖〗２３２

江 苏〖〗２９　９７２〖〗１３７〖〗２１１〖〗２１２〖〗２９１〖〗４４８

浙 江〖〗１１　８７７〖〗１６３〖〗２５４〖〗１２２〖〗１９９〖〗３１０

福 建〖〗２　６２０〖〗１４７〖〗２６４〖〗６５〖〗９６〖〗１７２

广 东〖〗６　４６１〖〗２２９〖〗４３９〖〗２８〖〗６４〖〗１２２

奉 天〖〗４０７〖〗１８８〖〗６３４〖〗３〖〗６〖〗２１

如上所述，高发展经济的基本特征是：

一、人口仍有较迅速和大幅度的增长：虽然速度虽不及前一阶段，但由于经济有持续的增长，它比仅仅处于发展中阶段地区人口增加幅度要大，这点在清代历史中表现得相当明显。

二、耕地基本不再或很少增加，耕作技术也接近传统时代的最高水平：换言之，经济的高发展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取得的。

三、土地利用达到最高水平：这主要依靠发展新的生产项目和优势生产，这与前一阶段的欠发展状况有鲜明的对比。从全国角度来看，一种不同省区各自发挥比较优势的经济格局的出现，在不增加耕地和技术不再提高的条件下，进一步扩大了生产可能性的边界，增加了社会的整体产出。就此而言，高发展是传统农业经济的最为发达的表现；它的成就（如经济的商品性发展等）仅用“精耕细作”一辞是不能概括的。

四、工商业相当发展：这主要是与上两类地区比较而言，虽然与下一类地区相比，它们在经济中还仅占有一个较小的份额。

五、生产投入增加：随着生产发展，边际收益下降，以及新的生产经营的开辟，这都需要增加农业投入，不但资金投入增大，“惰安者盖少”，[201]人工投入日益增多。

六、风俗奢丽、消费日高：如四川南溪“嘉道以来，户口寝盛，家给人足”，“仓储公所会馆祠庙皆盛于是时”；[202] 广东顺德“宫室日夸其壮丽，衣服日尚其鲜新，饮食日陈其丰美，侈甚矣。”[203] 社会愈益由俭而侈，由质而文。

以上即是中国传统经济发展序列第三个层次——高发展经济的几个基本特征。在清代处于这种状态的地区，有四川盆地、珠江三角洲、东南沿海的一些地方（如福建沿海部分地区及浙江北部），华中湖北、华北山东、直隶和河南的中心棉产区可能也已进入了高发展的阶段

（见图三）。

图三  中国人口密度图 （略）

图三说明

从人口分布看中国传统经济的几类地区

胡焕庸教授的人口分布图作于１９３５年见《论中国人口之分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３年。鉴于历史人口学方面的一些原因，它既可代表２０世纪上叶的情况，大致上也可以前推到百年以前，概略地表现出清代以来在有关方面所取得的进展。

图中凡是每平方公里４００人以上的地区，都可以看做文中所谓高发展或发达经济地区。它们有四川盆地、广东珠江三角洲、粤、闽、浙沿海的一些地方，长江三角洲、湖北中部等。如果把人口密度在２５０至４００之间的地带也考虑进去，那么华北冀、鲁、豫三省较高密度地带的中心地区，也可以划归这一行列。

在清代的东北和十八直省的其他地方台湾因用１９５６年数据未列入内，就是昔日的不发展或发展中地区。随着各地区的开发，这两者的区别在图中已不明显；但我们仍不难从东北、中南、西南的状况看出其原来的区分。显然，到二十世纪上叶，这些地区基本上都完成了中等发展阶段的经济目标。

但是，即使在经济的高发展地区，生产的潜力和优势仍未得到充分的挖掘和发挥。这仍可由棉作情况得到了解，如据民国初年统计，中国南方棉区尚保有全国约２０%的棉田。它们多是并不适宜植棉，或从小的地区或从一省范围看似适宜，但从更大区域范围来看植棉并不经济的地区。直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南方棉田才大为缩减，使它仅占有全国棉田的６%左右；与此同时，棉作在华北优势区进一步获得大规模的扩张和集中。[204]

这些表明，直到清代末年或２０世纪前叶，中国经济还有很大潜力，并存在现实可行的发展途径，认清这点可能具有重要意义。而就以上三个阶段的情况而言，似乎均含有欠发展或发展不充分的一面；因此或许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欠发展和发展不充分是传统农业的“通病”，或传统经济本身就具有发展不充分这一个特性。

就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来说，高发展是其农业增长的最高阶段。也正是因此，它才能养育较其他两类地区更为大量和密集的人口。就此而言，也可以说中国传统农业是一种能够大量养活人口的经济；所以它越为发展，在人口方面也越有出色的表现。清代１８直省内四川、广东、湖北诸省人口增加最快，就是因为该地区经济实现了这种发展，而并非是别的什么原因。相反，快速的人口增长也为这类地区的经济增长带来助力。人口增长并不是仅在发展中阶段对经济有推动作用；如前所述，所有高发展地区人口都较为稠密，其农作方式及经济作物等生产，亦往往需要较多人手，例如江苏常熟在雍正以前，棉作较少，“盖黄霉削草，必资人多，曩时人较少也”，以后“生齿日繁，故种棉渐多”；[205] 广东钦州“雍正初地尚荒而不治”，乾隆以后，“人力既集，百利俱兴；山原陵谷皆垦辟种植甘蔗”；[206] 对生产发展有正面的贡献，故曰“庶而易富”，[207] “生齿繁则庶功兴”。[208] 因此，人口的增加，对于中国传统农业的各个发展阶段都起到了推动作用。这使中国经济走上了一条追求单位面积产出和收益的道路。在几千年历史里，亩产量不断有所提高，亩均收益逐渐有所增加，结合着耕地的渐次开垦，从而使国民收入总值在长时期中续有增长，一直葆有旺盛不衰的活力。

人口增长对清代经济发展的最重要贡献，其实莫过于经济的高水平发展时期。因为没有人口的如是大量的快速的增加，则没有需求的如此扩大；而没有需求的扩大，就不会形成生产上的扩张、地区转移和“规模经济”，便也没有地区间比较优势的交换可言。由此看来，清代中国经济所取得的所有成就，无论是土地的全域性开发，还是跨省区优势交换格局的形成，如果没有清代人口的增长，都是不可想象的。

与惯见的中等发展阶段相比，高发展阶段显示出意义重大的突破和提高，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即是经济的商品性发展。另一方面，鉴于清代进入高发展阶段的只有有限的几个地区（它们的发展也不够充分），可以看到，清代以后中国农业的发展，便不可能舍弃这一行之有效的途径（当然不排除其他技术和组织的改进）。因为已有的成例，已为之画出了一个切实可行的前景。这也许正表现了它特有的跨时代的价值。

四

中国传统经济发展序列的第四个层次可以称为“发达经济”。它与“高发展经济”同属于传统经济的高水平发展阶段，但后者主要表现为农业方面的发展，而发达经济则主要是针对传统工业的发展水平而言。对于这两个层次的关系，似也不必做一环扣一环、步步推进式的理解。

正如对高发展经济存在着许多疑问一样，中国有无这种“发达的”经济?怎样识别这类地区?为什么要把它称为工业发达地区?这工业指的是什么?这些问题在本节内都要做出一个回答。

首先需要明确，本文所讲的工业是从较宽的意义而言，它既包括传统工业，也包括现代机器工业。[209] 并不是只有后者才能称为工业。在中国，传统工业已有悠久的历史，也常具有一定的经营规模，尽管它与现代工业还有若干重大的区别，但它们均同属于工业的范围，是古老的经济行业之一。

在农业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为什么要着重地发展工业?这种发展表现为哪些特点，具有什么意义，又给中国经济带来何种影响?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需要先观察具体的例证。

如前所述，中国经济的重心原在华北黄河流域，以后逐渐南移。到宋代，江南取代了原先的华北，成为一个新的“基本经济区”，葆有近千年之久。明、清时期，江南达到“全盛”和成为中国最发达的地区。其原因仍与棉业有关。

在中国棉花传布的早期阶段，棉作的重心地区是闽、广等地，自宋代传入江南，才进入中国靠北纬度合宜的优势地带；同时从广东等地传入的先进棉纺织技术，与江南本地旧有的丝、麻纺织技术结合，使得居南北交汇的江南，不但在棉花种植上，也在棉布的手工业生产上得到迅速发展，并成为独具优势的地区。因此到明代，夙有“嘉禾一稔江淮为之康”之称的松江等地的粮食生产，已为棉业所取代；江南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棉花和棉布产区。同时，昔日的“苏湖熟天下足”被代之为“湖广熟天下足”；这也成为江南与前此的基本经济区的一大不同之处。如果没有包括棉花种植和棉布纺织在内的棉业的兴起，江南也许就不可能如此长期地保持其基本经济区的地位。

但明代仍是中国棉业发展不够充分的时代。到清代，由于人口大幅度增加而带来的需求的巨大增长，使棉业在全国范围内都有了重大的发展（这也反映出明、清经济发展的差距）。江南棉作也发展到包括松江府、太仓州、苏州和常州府的沿江地区，以及通州和海门厅大部在内的广大地带。同时，这一地区之内所生产的棉花加上部分外来原料均被用来纺纱织布；其所产布匹多被销往北方诸省，数量大约居全国省际棉布贸易总量的三分之二。因此，清代江南虽不复保有明代那种“鹤立鸡群”的优越地位，但无论在棉花还是棉布生产上，仍保持有全国第一的位置。

这一发展不但提高了江南地区尤其是江南棉区的经济地位（清代棉业在全国贸易中的地位仅次于粮食），也改变了它的经济结构。在将近一千万亩的土地上，所生产的棉花几乎全被用来纺纱织布，其最后收入形式，基本上是棉纺织业即传统工业所得，这种局面的开创，至少就规模而言，在全国还属绝无仅有。如果做进一步的分析，将江南棉区农民收入的工业部分和农业部分做一区分，可以发现，每匹棉布中的纺织所得（布价扣除花价）与棉花价格之比是：明末，２．３∶１；康熙初，３∶１；康熙二十年代，３∶１；１８世纪后叶，１．９∶１。总起来说，前者一般为后者的２～３倍。

在江南棉区以外的稻作区域，其人口密度与棉作区大致相同，稻作的收益也与棉作相差无多，在与棉作区大致相等的总收入中，也有一大半为棉纺织（如无锡及苏、常二府多数州县）、丝织（如苏州府）、麻织（如太仓、苏州等）以及酿酒、窑作、织席、五金、土木、造船、造纸、刻书等传统工业所构成。

明末徐光启说：“（松江等地）不过百里而遥，非能有加于他郡邑也，所繇共百万之赋，三百年而尚存视息者，全赖此一机一杼而已。非独松也，苏、杭、常、镇之币帛枲纻，嘉、湖之丝纩，全恃此女红末业，以上供赋税，下给俯仰。若求诸亩之收，则必不可办”，[210] 已对这样现象作出指陈。至清代更为发展，成为“工作之丛萃”、“商贾之会归。”[211] 这是江南与其他基本经济区的又一个、也是最大的不同之处。

因此，在清代长江三角洲数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农民所经营的不仅有农业，还有传统工业，而且后者早已不是什么“农村副业”，而是正业和主业；这样的农民，也可以说正是兼营农业的工人。这使长江三角洲成为清代中国“工业化”水平最高的地区，为任何一省区所不能及。[212] 清代的成都平原和珠江三角洲也有密度很高的人口，但所依据的主要仍是农业经营；而长江三角洲虽然土地的利用水平有所不及，却主要是依靠传统工业，并由此达致了全国最高的人口密度。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可以确知长江三角洲是当时中国的最发达地区。在清代中国存在一个主要依靠工业经营的相当广大的地区一事，实应引起新的足够的重视。

江南经济的上述发展，不但使本地区经济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更对中国经济结构的演变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因为正是由此首先引发了区域间较大规模的经济交流。自明代中叶以后，一种新的经济格局开始出现，并在清代终于定型。这就是江南将棉布及其他工业品输往其他省区，那些输入地区（如长江中上游、华北及东北等地）则通过长江、运河和沿海航运，将数以千万石计的粮食和初级产品输往江南。在其稍后，相似的情况发生在珠江流域。如前所述，这种跨省区的比较优势交换，无论给予多高的评价都不过分。但是如若没有江南“传统工业区”和棉制成品贸易的出现，中国经济的这一发展则无从设想。[213]

如上所述，中国传统的“发达经济”的基本特征是：

一、人口继续增加，虽然其增长速度不及前两个阶段：同时相比之下，它拥有最高的人口密度。这是因为这类地区原有发展程度既高，人口也较稠密，而今又进入更高的发展层次。

二、如同高发展地区一样，发达地区经济的发展并不依靠耕地的增辟和技术水平的提高；但与前者不同，它所追求的也并非土地利用水平的最大限度提高。它的发展是表现在另外一些方面。

三、发达经济所依赖的，是该地区普遍存在的，以农户为主体经营的各种传统工业。如同清代江南地区所表明的，这类地区“农民”的基本收入表现为工业品形式；如果细加分析，也可以发现其中大部分为工业所得，农业所得仅占一个小的比重。这样的农民，实际上更接近于兼营农业的工人；这种地区也不妨称之为“传统工业区”。所谓发达地区，正是这样取得经济的特别发展的。同时，这类地区的工业经营，从一开始即不是自给性的，而主要是为出售而生产，并大量进入省区间的贸易。这表明发达经济更有赖于商业的活跃及较高层次的发展。

四、投入“饱和”，在基本生产投入之外，社会上仍有大量“余资”，做“无益”的花费或不知该如何利用；相对而言，劳力也获得更为充分的利用。

五、风俗繁侈，这在明清以来即以江南称最；同时人们的消费方向，多是追求基本生活必需品以外的“奢侈型”消费。

以上即是中国传统经济发展序列的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层次——发达经济的几个基本特征。在中国传统社会，处于这种发展阶段的地区只有长江三角洲一个。因此，它显得格外特殊，和易于引起各种疑问与误解。

首先的一个问题，就是江南经济与所谓资本主义的发展有着何种关联?在中国史学界有不少学者认为，明清经济的类似发展，就是一种“资本主义”的初步发端或“萌芽”的表现，它通过一种阶段性的渐次的进展，在达到某种程度之后，便会出现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完成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的转化。对此也存在有许多不同的意见，从而形成一场历时数十年的争论，内中牵涉到不少重大的问题。

应该确认，中国江南经济的发展与以近代机器工业为特征的资本主义及现代经济成长有着重大的区别。因此它在人口方面也是一样，不能像其他工业化中国家那样出现一种比以前更为快速的增长。这也就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以其他国家的成例来看，工业化往往带来人口的较快增加；然而为什么在中国，“此时被认为萌芽最显著的江南地区，其人口增加远比其他许多经济上较为落后地区缓慢”，占全国人口比重也相应减少?它出于什么原因?是否还应该把它视为“萌芽”?[214]

清代中国的经济发展仍属于传统经济的一个段落，因此其经济增长是按人口的增加而增加；——这正表明在中国传统经济中人口增加的作用，它对各阶段发展，均起到不可缺少的推动作用，这构成了中国传统经济各发展阶段的第一个共同的特征，——若不仅从一个阶段，而从一个较长的时期来看，并不表现为人均收入的增长。[215] 这样是否就可以把中国传统经济理解为一种“不合理”的、“错误”的发展呢?正是在这样基本的问题上，学界恐怕存在着很大的误解和偏见。

如果纵观人类已有的几种“食物获取方式”，即狩猎—采集、畜牧和农业来看，人们很容易把它按水平高低排成一个顺序。但是认真检讨起来，所谓的优、劣指的是什么呢?是否较高级的方式如农业即谋生较易、较为安全、或更有闲暇、为人喜爱?事实表明并非如此，往往反而是一些比较落后的获取方式才具有上述优点。那么为什么人们认为这里有着水平的高低之分呢?从一种历史的事后观察可以看出，这主要是指在一定的土地范围内能养活的人口多少而言；而在这样一个顺序里，确实可以发现这样一种排列，其中以“集约农业”人口密度最高（见表二）。

表二  不同食物获取方式社会的一般特征[216]

狩猎采集〖〗初农生产〖〗畜  牧〖〗集约农业

食物短缺〖〗不常见〖〗不常见〖〗常见〖〗常见

贫富差别〖〗一般无〖〗一般极少〖〗一般极少〖〗有差别

人口密度〖〗最低〖〗偏低〖〗低〖〗最高

如果加上工业文明，其位置当在集约农业之后，人口密度的最高一席自然也非它莫属了。用这样的观点来看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从不发展到发展中、高发展以至发达阶段，其人口密度正是同样逐步增加的，而以江南为最。如在乾隆四十一年（公元１７７６年），[217]江苏人口密度已达到每平方公里２７０余人（长江三角洲可能已超过４００人），这是其他各省在一个世纪甚至一个半世纪以后都望尘莫及的（除浙江外）。与正处于工业革命之中并于１８０１年始有第一次人口统计的英国相比，同期中国人口的密度要高得多。当时英国只有极少数地方人口密度在每平方公里百人以上，而中国每平方公里１００～３００人的省份已占有一半之多。[218]

由此可见，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是正常的而非异常的，典型的而非变态的；而且，如果说它有什么不同寻常的话，那正是它在一条正规的农业文明的发展道路上达到了高度的专化和高度的发展水平；其人口密度，甚至比正在工业化革命中的英国要高出许多。对于这样一种文明及其发展，不应该只是从反面观察。

当然，这种成功的专化发展带来了其他一些问题。即一方面如同乾隆初年江南人口已相当稠密，却同时还期待着它的继续增加所表明的。[219] 中国传统经济需要这样密集的人口，它与高密度人口间有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在另一方面，“工业化以前”，或不如说在进入传统经济的发达阶段以前，许多地区就已拥有相当稠密的人口，这对于机器的发明，或新技术发明后的使用和推广，是十分不利的。正是这一类现象，使中国人口众多几乎成为一切问题的“罪魁祸首”；其中最令中国学界执着不放的就是中国未能“自行进入资本主义”了。

事实上，在农业向工业文明转化的问题上，人们对历史演进的方式和道路想像得也许过分简单了；在历史上，它可能并不是由“萌芽”逐步成长，由量变引出质变。在不同的文明之间，也没有一位早被注定了要做“上帝的选民”，各个文明也都有一定的机会和可能性；这中间的区别，可能只有难易的不同。在这里谁更具有优势呢?已发生的历史事实说明，工业文明的产生并不是通过那些经济最为发展，通常来看水平最高的文明来实现，而是经过具有“进化潜势”的变异，由另外的看来是当时较落后的文明实现的。”[220] 这构成了一个典型的事例。不过，就那些成功的例证来看，它们“一般都极困难，改革的时候也都旷日持久，我们轻率地以为它容易”，是一个误解。[221] 因此，任何绝对化的结论，在这里恐怕都是不妥当的。

工业文明的产生，又经历史证明，只是由一个国家带头，从一点出现，然后传遍全球。这与农业文明的产生是很不一样的。这种体系一经形成，继起的国家则都处于一种“追随”或“学习”的地位，对于世界上那１００多个国家或民族来说，再谈独立发生的问题也就丧失了实际意义。这是一个历史事实，它也并没有提供理由把其他国家和文明的历史一笔抹杀。相反，不但工业革命借助了多种文明的优秀成果，在工业革命发生以来，已有多个国家和多种文明实现了工业化，显现出“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连续性；还有许多国家正走在工业化的道路上。在这里，一两个世纪或几十年的时间，用历史的尺度去衡量，都不过是一个“瞬间”。

因此，无论是对历史上的经济发展还是人口问题，都不应因当代或眼下的若干问题，就连带把历史都看错了。

这里还有必要指出，在传统经济发展与现代经济成长间不管有着怎样的不同，但二者间决非是绝不相容、截然对立的关系。它们实在有着一些相通之处。例如，它们都同属于经济发展的范畴，面临许多共通的问题；前者的某些发展，往往是“经济起飞”的必要先决条件，或至少在发展的连续性上显现出特有的价值；传统的许多制度性因素，在本国的现代化中也往往发生出人意表的作用，而刻意“改造”或“更替”它们的尝试却多遭致失败，……对于这些，可能是愈具有长远的宏大的眼光，愈可能得到贯通而明晰的认识。

经济发展的不充分，是中国传统经济发展各阶段的又一个共通特征，也可以说是整个传统经济的一大特点。以棉纺织业为例，如同棉花种植中存在许多不经济的现象，在棉纺织方面，分散的程度也很严重。如果说全国有百分之三四十的人户纺纱织布，其中必然有着大量的不经济和低效率（其中最不经济的是各地大量存在的手工纺纱）。传统中国也不是没有某种机会，如清代中叶，曾有一个时期，是将进口棉花纺织成布再行出口，[222] 说明当时中国在国际间拥有一定的工业生产优势，和拥有工业品的海外需求；同样地，中国还有技术发明的潜在能力（如大纺车等），和相当数量的社会余资。显然地，这是一个仍有很大潜力的经济。

在中国传统经济中，无论是工业还是农业方面，无论是初级产品还是较高级次产品的生产上，都存在着这类现象。而且，在这种相互关系中，只要领头一方的优势未能发挥，相对的一方也不会发挥充分。因此，认为清代后期或２０世纪初叶中国经济已经“走到尽头”，或“劲已用光”的论点，都值得重新检讨；与其那样说，也许不如说“有劲没处使”较为贴切。

如前所述，中国在清代以前人口从未超出２亿，仅是在清代２００年间才增为４亿；中国在１８世纪以前还拥有大量的未开发土地（如西南、东北等），其数字甚至可能接近于中国原有的耕地面积，它们多是在清代才得以开发；在相同时期，中国推广了美洲作物等新的作物品种，各种高水平技术也在各地得到普遍应用；尤其是有一批地区进入了高度发展的阶段，并形成了一种跨省区比较优势互相交换的经济格局。所有这些，都是在世界上产生工业文明以前、或“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不久以前刚刚在中国发生的。从这样的观点来看，第一，中国传统经济不是“长期停滞”的；第二，它的发展可以说是循序渐进的、有步骤、有规律和合理的，并非什么错误道路；第三，正是在这种逐渐的、但是全面性的拓展和提高过程中，中国经济制度中的许多优点都得到发挥，并创造了世界所有农业文明中几乎是最高的水平和成就；第四，这一传统经济的发展与中国现代的经济成长并非不是相通的，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可以清楚地看出，不但在经济发展上重新与清代接续起来，同时若干“传统因素”在农村变革中也发挥了特有的作用。

在中国史学界，长期存在一种流行的观点，既不承认中国传统经济的真正成就，对其发展也认为多是被动的、迫于压力不得不为的，如迫于天灾、迫于官府或地主压迫、迫于粮食紧张等。如此一路被动消极下去，其结局必为“走投无路”是不言自明的。本文的观点恰恰与之相反。中国传统经济经过缓慢（但不知哪家农业文明发展不缓慢），然而循序渐进的合理的过程，到清代才呈现出前述的发展状况，在这个过程中，正是人口的增加，每每给予中国经济以新的活力，推动它向前拓展和“升级换代”。如此看来，这并非什么被动应付，而恰是一种积极的进取，可以说是充满生命力、活泼向上的。

长时期中历史学界还存在一种倾向，即过于看重生产组织的功用，如传统中国的“黑暗”，似乎都集中于土地私有——租佃制和小农经营之上；对所谓“资本主义萌芽”的探讨，也几乎全寄托在劳动组织的演变之上。中国传统的生产组织，既是中国“落后”的根源，复成为阻碍当代中国继续发展的“祸根”；然而，这样一个制度方面的单项因素，是否能够负得起如此的重担?它又是否具有那么高的“层次”和“决定性作用”?对于经济发展和地区发展的研究，我们究竟应该建立一个怎样的框架和顺序?

综而言之，对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可以排成一个序列。本文试图把它分成四个层次，其中一个较一个更为发展，并带有各自鲜明的特征。如在生产水平上，第一层次是有限地开发土地资源，第二层次则以土地充分开垦为特征，第三层次谋求土地的高水平利用，和追求农业的最高成就，第四层次则求诸农业以外特别是工业的发展。其中发达经济是发展程度最高的一个层次，可能也是传统经济的最后的一个、与距现代工业文明最近的一个形态。从清代历史所做的上述观察，不但可以使我们进一步了解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及其有关问题，也为当代中国的历史传承，提供了一些基本素材。毫无疑问，清代以后中国经济的发展实际上就不可能离弃这后两个层次，而必须在农业的高发展和普遍的工业化的道路上求发展了。

--------------------------------------------------------------------------------

[1] 雍正《四川通志》卷５，嘉庆《四川通志》卷６４。

[2] 四川有关各县方志，如灌县、崇宁、简州、崇庆、邛县、丹棱、井研、江津、丰都等。

[3] 梁方仲编著《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上海），３８０页。

[4] 赵岗、陈钟毅：《中国土地制度史》，１２３页（联经出版公司，１９８２，台北）。

[5] 四川有关县志，如温江、新津、什邡、眉州、丹棱、仁寿、井研、夹江、南溪、珙县、兴文、泸州、荣昌、涪州、南充、西充、蓬州、营山、仪陇、广安、岳池、邻水、中江、遂宁、苍溪等，及各府有关记载。

[6] 乾隆《珙县志》卷４：昔日“平畴甚少，生谷甚微”。

[7] 康熙《丰都县志》卷１。

[8] 光绪《新繁县乡土志》卷５：康熙时“听民自占垦荒”，“有一族站（占）田至数千亩者，各树表以分疆界，谓之插占；然所占实不能尽耕也”。

[9] 雍正《四川通志》窦启英序，见鲁子健：《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上，７４页（四川省社科院出版社，１９８４，成都）。

[10] 乾隆５１《盐亭县志》卷１。

[11] 民国《南溪县志》卷２。

[12] 民国《南溪县志》卷２。

[13] 乾隆《高县志》卷１。

[14] 乾隆《永川县志》卷８。

[15] 乾隆《三台县志》卷１。

[16] 乾隆《垫江县志》卷１。

[17] 康熙《丰都县志》卷１。

[18] 乾隆５１《盐亭县志》卷１。

[19] 乾隆《岳池县志》卷１。

[20] 乾隆《三台县志》卷１。

[21] 康熙《丰都县志》卷１。

[22] 乾隆《江津县志》卷６。

[23] 乾隆《罗江县志》卷４。

[24] 康熙《长寿县志》卷６。

[25] 乾隆《岳池县志》卷１。

[26] 乾隆《垫江县志》卷１。

[27] 乾隆《江津县志》卷６。

[28] 乾隆《德阳县志》卷７。

[29] 如“居民皆贫，三冬止服单衣，不衣绵者甚众”（康熙《涪州志》；民家多盖茅屋，乾隆后多换瓦顶等（乾隆《峨眉县志》卷３），又见下节有关段落。

[30] 周去非：《岭外代答》卷４；《清史稿·韩良辅传》。

[31] 《岭外代答》卷３。

[32] 王志性：《广志绎》卷５。

[33] 《清史稿·韩良辅传》。

[34] 《岭外代答》卷３。

[35] 《广志绎》卷５。

[36] 万历《广西通志》卷３。

[37] 《清史稿·韩良辅传》。

[38] 闵叙：《粤述》，《小方壶斋舆地丛书》卷７。

[39] 万历《广西通志》卷３。

[40]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１０６《广西》２。

[41] 《岭外代答》卷４，清初四川也有很多类似记载。

[42] 《岭外代答》卷３。

[43] 《天下郡国利病书》《广西》２。

[44] 万历《广西通志》卷３。

[45] 万历《广西通志》卷３。

[46] 《岭外代答》卷４。

[47] 《宋史》卷４２３《林勋传》。

[48] 万历《广西通志》卷１７。

[49] 《岭外代答》卷４。

[50] 《宋史》卷２８４《陈尧叟传》。

[51] 张瀚：《松窗梦语》卷４。

[52] 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图１９（三联书店，１９８３年，北京）。

[53] 嘉靖《广东通志》卷２０。

[54] 《知州林希元奏复屯田疏》，《天下郡国利病书》卷１０１。

[55] 《知州林希元奏复屯田疏》。

[56] 王临亨：《粤剑编》卷２。

[57] 嘉靖《广东通志》卷２０。

[58] 嘉靖《广东通志》卷２０。

[59] 嘉靖《广东通志》卷２０。

[60] 《粤剑编》卷２。

[61] 谢肇淛：《五杂俎》卷４。

[62] 《周礼·职方民》、《汉书》《宋史》之《地理志》“荆州”诸条。

[63] 《松窗梦语》卷４。

[64] 潘耒：《广东新语序》。

[65] 《五杂俎》卷４，《粤剑编》卷２。

[66] 《五杂俎》卷４。

[67] 嘉靖《广东通志》卷２０。

[68] 《史记·货殖列传》。

[69] 《岭外代答》卷４。

[70] 《岭外代答》卷３。

[71] 朱国桢：《涌幢小品》卷１５。

[72] 《五杂俎》卷４。

[73] 《岭外代答》卷４。

[74] 如唐代江南因普遍发生虎患，朝廷曾派人至江淮传授捕虎办法（陈正祥书，９页）；宋代虎患，“广中州县多有之”，“时出为人害”（《岭外代答》卷９）；清初大破坏之后的四川，以及新开辟的贵州，也颇多虎患的记载。

[75] 康熙《遂宁县志》卷１。

[76] 《岭外代答》卷３。

[77] 关于耕地统计数字的问题，参见高王凌：《关于清代中国的耕地面积》，《平准学刊》第五辑下册，光明日报出版社，１９８９年，北京。

[78] 决不应说不发展地区没有商品性生产，如宋代广西就有不少数量的米谷输出，参见《岭外代答》卷４。

[79]高王凌：《关于清代四川农业的发展》，《平准学刊》第一辑，１２４、１３８页（中国商业出版社，１９８５年，北京）。

[80] 关于清代及以前几代的增长情况，参见高王凌：“关于清代初期的中国人口”，《平准学刊》第二辑（１９９０年）。

[81] 总起来说，耕地数学极不准确，其不可靠的程度，使不顾其准确与否而寻求可比价值的做法都是很危险的，详见高王凌：《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的第二章第六章的有关段落。

[82] 乾隆《合州志》卷６。

[83] 乾隆《珙县志》卷４。

[84] 乾隆《太平县志》《风俗》。

[85] 乾隆《昭化县志》卷２。

[86] 乾隆《永川县志》卷８。

[87] 乾隆《高县志》卷１。

[88] 乾隆《垫江县志》卷１。

[89] 嘉庆《四川通志》卷１１５，引自鲁子健书，７２页。

[90] 嘉庆《四川通志》卷１１５、１１６，引自鲁子健书，７１－７３页。

[91] 乾隆《岳池县志》卷１。

[92] 乾隆《石泉县志》卷１。

[93] 乾隆《珙县志》卷４。

[94] 蓄冬水乃于秋后，“一亩田满蓄二三亩之水，来春傍灌田亩，方得早栽，早栽则不被虫蛀，不被秋风”。以上见乾隆《罗江县志》卷４，又，冬水田的创行，首见于张文梵《农书》，沈潜（罗江县令）倡行于罗江，同时据沈氏言，德阳县令阚昌言推行“已有成效”。见乾隆《罗江县志》，嘉庆《四川通志》（鲁子健书，７０页）。

[95] 乾隆《罗江县志》卷４和乾隆《什邡县志》卷１３，引张文梵《农书》。

[96] 乾隆《什邡县志》卷１３。

[97] 乾隆《罗江县志》卷４。

[98] 乾隆《珙县志》卷４。

[99] 《清史稿·循吏二·陈庆门传》。

[100] 乾隆《罗江县志》卷４。

[101] 乾隆《珙县志》卷４。

[102] 康熙《夹江县志》《土产》。

[103] 康熙《内江县志》卷下。

[104] 乾隆《石泉县志》卷１。

[105] 乾隆三十年十月二十九日谕，《清高宗实录》卷７４７，引自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一卷，２２８页（中华书局，１９８４年，北京）。

[106] 乾隆《邻水县志》卷１。

[107] 康熙《涪州志》卷１。

[108] 康熙《涪州志》卷５。

[109] 乾隆《垫江县志》卷１。

[110] 乾隆《中江县志》卷３。

[111] 乾隆５１年《盐亭县志》卷１。

[112] 乾隆《巴县志》卷２。

[113] 四川在乾嘉年间约有３ ０００个场，根据洪雅、威远、荣县的记载，明代场数约居二分之一，见有关方志。关于清初的遗留情况，见金堂、简州、南溪、石泉、达县、永川、渠县等方志记载。

[114] 乾隆《资阳县志》卷２。

[115] 乾隆《巴县志》卷１０。

[116] 乾隆《合江县志》卷６。

[117] 乾隆《罗江县志》卷４。

[118] 施坚雅（G.W.Skinner）教授曾特别强调地区发展的这种跨朝代性，见他在１９８０年北京中美学术交流会上的论文《市场及区域经济的结构与发展》。

[119] 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设计》（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上海），１５６页。

[120] 梁方仲书，２０４～２０５、３３２、３５２、３５３页。

[121] 梁方仲书，２５８～２５９、２６２～２６３、２６４～２６６。

[122] 江南西路在元丰三年（１０８０年）有垦田４５万顷，今属江西之饶州，信州，南康三州等时属江南东路管辖，未计入内，见梁方仲书，２９０页。

[123] 梁方仲书，３３２、３８２页。

[124] 同治《安福县志》卷２。

[125] 康熙《永丰县志》卷８。

[126] 《松窗梦语》卷４。

[127] 雷次宗：《豫章记》。

[128] 见雍正五年三月庚寅谕，《清世宗实录》卷５４，雍正七年九月辛丑谕，《清世宗实录》卷８６。

[129] 高王凌：“江西农业历史述略”。未刊稿

[130] 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１０页。

[131] 梁方仲书，２５９，２６３页。

[132] 《清史稿》卷２９４《王士俊传》。

[133] 高王凌：“康夜乾时期的人口增长和农业对策”，《农村·经济·社会》第二卷，３６２页（知识出版社，１９８５，北京）。

[134] 《清史稿·王士俊传》。

[135] 尹会一：《禁止跴麴说》，《切问斋文钞》卷１７。

[136] 康熙３６年《封邱县续志》卷３。

[137] 康熙《延津县志》卷６。

[138] 乾隆《原武县志》卷２。

[139] 民国《封邱县续志》卷２。

[140] 嘉庆《长垣县志》卷７。

[141] 康熙《长垣县志》卷２。

[142] 顺治《封邱县志》卷３。

[143] 顺治《原武县志》上；以上参见拙稿《封邱诸县农史简况》（未刊稿）。

[144] 高王凌：“一个理想的追求——十八世纪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知识分子》（美国）１９８７：秋季号，１２页。

[145] 《清朝文献通考》卷３７。

[146] 陈宏谋：《培远堂偶存文檄稿》卷２４。

[147] 王庆云：《石渠余记》卷４。

[148] 方都韩：《樅川榷稻议》，《古今图书集成·传物编·草木典》卷２８《稻部》。

[149] 乾隆《珙县志》卷４。

[150] 乾隆《江津县志》卷６。《货殖传》即《史记·货殖列传》。

[151] 乾隆《罗江县志》卷４。

[152] 乾隆《双流县志》卷６。

[153] 雍正《乐至县志》《风俗》。

[154] 嘉庆《达县志》卷４９；“八政”云云，见《汉书·食货志》。

[155] 同治《綦江县志》卷１０。

[156] 光绪《南川县志》卷２。

[157] 乾隆《罗江县志》卷４。

[158] 李拔《养蚕说》，《皇朝经世文编》卷３７。

[159] 杨屾：《豳风广义·原书》；此几处当为川丝的主要销售中心。

[160] 道光《江兆厅志》卷３。

[161] 光绪《荣昌县志》卷１６。

[162] 道光《仁寿县志》卷２。

[163] 乾隆５２《遂守县志》卷２。

[164] 道光《新津县志》卷２９。

[165] 乾隆《郫县志》卷２。

[166] 彭遵泗：《蜀中菸说》，见嘉庆《四川通志》卷７５。

[167] 高王凌：《关于清代四川农业的发展》。

[168] 雍正《乐至县志》，《风俗》。

[169] 道光《安乐县志》卷２。

[170] 光绪《永川县志》卷２。

[171] １９８７年１月１７日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李中清教授曾提出这一问题。当时未及展开讨论；不过这与仓储的多少，我认为关系是不大的。

[172] 《广志绎》卷５。

[173] 《硃批谕旨》，雍正八年四月二十日鄂尔泰奏。

[174] 顺治《九江乡志》卷２，屈大均《广东新语》卷２２。

[175] 光绪《九江濡林乡志》卷３，卷４。

[176] 嘉庆《龙山乡志》卷４。

[177] 民国《龙山乡志》。

[178] 嘉床《龙山乡志》卷４。

[179] 道光《龙江志略》卷１。

[180] 道光《鹤山县志》卷２。

[181] 民国《顺德县续志》卷１。

[182] 雍正《东莞县志》卷２。

[183] 如南溪农民“依山”多种粮食，“临河”多“栽烟植蔗等，见嘉庆《南溪县志》卷６。

[184] 高王凌：“传统模式的突破——清代广东经济的发展”《清史研究》１９９３，３

[185] 《广东新语》卷１６。

[186] 光绪《九江儒林乡志》卷３。

[187] 雍正《东莞县志》卷４。

[188] 康熙《顺德县志》卷１，观咸丰志卷３。

[189] 罗天尺：《五山志林》卷７。

[190] 道光《新会县志》卷２。

[191] 道光《新会县志》卷２。

[192] 乾隆《广州府志》卷４８引《广州志》；《广东新语》卷１５。

[193] 徐光启：《农政全书》卷３５。

[194] 道光《仁寿县志》卷２。

[195] 许道夫编《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２０６页（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上海）。

[196] 《农政全书》卷３５。

[197] 万历《兖州府志》卷４。

[198] 许道夫书，２０３～２１０页；并参考其他数值对１９１４～１９１５年数的调整。

[199] 有一种看法认为，清代东北和中国的庞大人口，“不可能是由传统的经济发展所造成的，而可能是源于一种新的经济形式（资本主义萌芽）的基础上，见李中清等：《１７７２～１８７３年奉天地区粮价与人口变化》，１９８７年清史讨论会论文。１９８７年１２月，深圳。

[200] 高王凌：“中国棉业历史和中国农村经济结构”。

[201] 咸丰《顺德县志》卷３。

[202] 民国《南溪县志》卷２。

[203] 嘉庆《龙山乡志》卷３。

[204] 高王凌：“中国棉业历史和中国农村经济结构”。

[205] 郑光祖：《一斑录杂述》卷２。

[206] 道光《钦州志》卷１，引自郭松义《清代的人口增长和人口流迁》，《清史论丛》第五辑，１２１、１３３页（中华书局，１９８４年，北京）。

[207] 道光《安岳县志》卷２。

[208] 隆庆《仪真志》卷７。

[209] 关于工业的定义，“我们应当认清，就历史的意义来说，即使是狭义的工业，也不仅限于现代的制造及机械生产，还要包括在现代工厂制度建立以前的工艺或手工业”，见张培刚：《农业国工业化问题初探》（《农业与工业化》上卷），２５０页（华中工学院出版社，１９８４年，武昌）。

[210] 《农政全书》卷３５。

[211] 光绪《宜兴、荆溪县新志》卷１。

[212] 过去几年有一种论点，认为中国的发展或所谓“资本主义发展”的希望，在于内地的山区厂矿。似是无视区域划分的应取范围，以特殊的点代替社区；过于看重经营体内的组织关系，忽视宏观和整体分析。据说后来已为其持有者修正。

[213] 高王凌：“关于清代的江苏经济”。

[214] 王业键：“明清经济发展并论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１９８３，３

[215] 相对于“现代经济成长”而言，这种发展可称之为“广泛性增长”，见王业键：“近代中国农业的成长及其危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７期，１９７８年，台北。

[216] 以上参见C.恩伯、M.恩伯著，杜杉杉译：《文化的变异——现代文化人类学通论》第六章，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浓阳。

[217] 这是清代自乾隆初有人口统计的来较为准确的一年。

[218] 保尔.芒图著，杨人楩等译：《十八世纪产业革命》，２８４页，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３年，北京；及本文附表。

[219] 见前引《一斑录杂述》卷２。

[220] 托马斯·哈定等著，韩建军等译：《文化与进化》，第五节，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杭州。

[221] 黄仁宇：《放宽历史的视界》，２４６页（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８９年，台北）。

[222] 赵岗、陈钟毅 ：《中国棉业史》，１０３～１０６页，联经出版公司。

（文章来源：《史学理论研究》， 1994年3、4期，中华文史网整理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