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是我国西南边疆的大门，自然资源和物产十分丰富，军事战略地位很重要，因而外国侵略者一直把它当作一块“肥肉”来争夺。本文试图就英国在近代对西藏进行的经济侵略作一简要的叙述。
英国对西藏的侵略，采取了武力侵占和经济侵略交替使用的手段。它原想以武力侵占我国西藏乃至整个中国，后因武力侵占受阻，就转为加强对西藏的经济侵略。它通过订立不平等条约和其他各种方式，把魔掌伸入到西藏，一方面高价倾销商品，另一方面又低价搜刮西藏各种名贵原料。
一、开辟商埠，倾销商品。
英国早在十八世纪中叶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代，就企图向西藏倾销商品。当时这一活动是通过英国的东印度公司（下称“公司”）进行的。“公司”曾多次派人入藏，了解西藏经济、贸易等方面的情况，借以作为对西藏进行经济侵略的依据，“公司”图谋以商品换取西藏黄金以解救其在印度周期性的经济困难，并通过进入西藏以实现其同我国内地通商的目的。为此，“公司”企图经由尼泊尔进入西藏开展贸易活动。他们看到当时统治加德满都河谷的尼瓦尔族土王同西藏达赖喇嘛的关系较好，就借帮助尼瓦尔土邦之名，使英国同西藏的贸易得以发展起来。1768年，“公司”在伦敦的董事会要求其驻印代表搜集关于欧洲商品能否经过尼泊尔在西藏等地找到销售市场的情报。后因廓尔喀族征服了尼泊尔的尼瓦尔土邦，这一计划未能实现。此后，“公司”又企图通过控制不丹来和西藏建立通商关系。1771年，“公司”董事会决定向不丹寻找商品销售市场，并于1773年趁不丹对其管辖下的一个土邦——库赤·贝哈尔行使其统治权之际，借口应库赤·贝哈尔之求援，侵入不丹。当时，不丹乃西藏之藩属，因而不丹王德布立即向六世班禅求救。班禅于1774年备礼致函“公司”全印总督赫斯定称：“……德布乃统治此地区达赖喇嘛之属下（现达赖年幼由我摄政事），若您坚持对不丹进一步干扰，则将引起达赖及其臣民之反对。”（佘素：《清季英国侵略西藏史》第12页。赫斯定认为此乃入藏良机，一面立即与不丹订约，表示退还英占不丹土地，一面借回报班禅之名，派波格尔等人进藏，佯称“欲与西藏平等通商”。此计虽未成功，但其住在日喀则达数月之久，自由活动于贵族和商人之家，搜集了不少的西藏商情，并提出利用亚洲人及其商业机构在西藏扩大英国贸易的主张，为英国打入西藏市场作了准备。
1783年，赫斯定又以庆贺班禅灵童和摄政为名，派忒涅等入藏，再次谈判通商问题。这次谈判虽然仍无效果，但英人却因此而进一步了解了和西藏通商困难的原因，有利于他们继续进行活动。
十八世纪前后，英国还分别通过不丹、尼泊尔、克什米尔向西藏输入了部分商品。据《卫藏通志》称，乾隆五十七年在拉萨的克什米尔商人就有197人，并有头人3名（《卫藏通志》卷11。%）。这些人一面在拉萨操纵了布匹等日用品的买卖，一面又带着金银到西藏各地倒换银钱。但当时英国在藏贸易额比西藏与内地的贸易额要小得多。
到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自1871年巴黎公社和1873年世界经济危机以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发展到了顶点，开始向帝国主义过渡，英国进一步加强了它打入西藏市场的活动。1876年订立的中英烟台条约在西藏问题的专款，曾经给了英人派员入藏之权，1885年英国以此为依据，派马可勒组织商务代表团入藏。当1886年他们到达康坝宗时，被藏民阻止，清文硕奏牍叙述藏民决心时说：“如果外国之人开端入藏，无论由藏属上下南北何路而来，即用善言温谕，斟酌劝导，若能听从转回则可，不然小的合藏僧俗大众，纵有男尽女绝之忧，惟当复仇抵御，永远力阻，别无所思。”（《文硕奏牍》卷2，第7页。）当时英国一则慑于藏民坚决反对，一则欲获允清廷让其统治缅甸而同意暂不派员入藏，佯称“英国欲在藏印边界议办通商，应由中国体察情形，设法劝导，振兴商务，如果可行，再行妥议章程，傥多窒碍难行，英国亦不催问”（《清朝续文献通考》卷353。实际上，这只不过是英人缓兵之计，此后不到三年，即在1888年英国就发动了第一次侵藏战争，并于1890年订立了《中英藏印条约》，提出了更富侵略性的通商问题，只是由于藏民坚决反对在西藏界内通商，才作为三个保留条款之一而暂时被搁置下来。
1893年12月订立了《中英藏印条约续约》（亦称“通商、交涉、游牧章程”），这个不平等条约的签订，系清廷投降政策所造成，使西藏沦为半殖民地。根据这个条约，英国人在通商和其他经济问题上享有很多特权。如续约规定：“所有该商民之身家货物，皆须保护无害”；英人有任意通过哲藏边界和五年之内货物免纳进出口税的权利，在五年之后，“续约”也只规定“或可由两国国家酌定进出口税，照章纳税”（陈健夫：《西藏问题》附录第210页。）“续约”还规定，“凡英国商民在藏界内与中藏商民有争辩之事，应由中国边界官与哲孟雄办事大员面商酌办……如两边官员意见有不合处，须照被告所供，按伊本国律例办理”；与此相反，“续约”规定“凡藏人仍在哲孟雄游牧者，应照英国在哲孟雄随时立定游牧章程办理”（陈健夫：《西藏问题》附录第210页。），西藏人民却失去了传统的在哲孟雄自由放牧的权利。“续约”又规定把亚东辟为商埠，“开辟通商，任听英国诸色商民，前往贸易”，“英商自亚东贸易，自交界至亚东为止，听任随意来往，不须阻拦，并可在亚东地方租赁栈所。中国应允许所建住房栈所均属合用”（陈健夫：《西藏问题》附录第209页）
自《中英藏印续约》规定把亚东辟为商所后，英国商品源源注入西藏。据统计，从1893年至1894年，仅西藏亚东一地的贸易额，即由690，412卢比增加到1，149，150卢比，即一年增加将近一倍（列昂节夫：《外国在西藏的扩张》第35页。）其中从国外输入亚东的商品贸易额由358，798卢比增加到701，348卢比，也增加将近一倍。英国输入我国西藏的商品是通过当时英国统治下的印度进行的。印藏贸易的情况也反映了英藏贸易的情况。1902年——1903年经过印度输入西藏的棉织品，英国出产的占六分之五（列昂节夫：《外国在西藏的扩张》第95页）。印藏贸易的迅速增加，使英国货物充斥西藏市场。据1900年访问过西藏的俄人崔比科夫在《佛教香客在西藏圣地》中记载，在拉萨市场上，畅销由英国和英领印度输来的呢绒、鼹皮、细棉布、粗白布、搪瓷器皿等廉价英国商品。又据1889年——1902年间遍历西藏邻近各省的拉迪金在《俄国地理学会汇报》称，当时每年都有总值约四万到五万卢比在拉萨滞销的英国商品运往康定和昌都（佘素：《清季英国侵略西藏史》第13页）大获其利。
二、低价掠夺西藏地区的各种原料。
实行殖民地政策，掠夺殖民地原料在帝国主义时代以前就已经存在。英国早在十七世纪就开始掠夺我国西藏出产的硼砂。十八世纪七十年代英国东印度公司又派波格尔进入西藏，调查麝香、大黄、金、银等的产量以及其他物产<%列昂节夫：《外国在西藏的扩张》第40页，第35页。%>。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英国开始了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这时，原料产地对英国的作用和意义就更重大了，所以英国进一步加强了打入我国西藏市场的活动，大量攫取西藏原料。
据亚东海关统计，从1889年到1895年，西藏经亚东出口的商品总值1889年度为131，458卢比，1890年度为199，788卢比，1891年度为203，131卢比，1892年度为229，117卢比，1893年度为331，613卢比，1894年度为447，802卢比（列昂节夫：《外国在西藏的扩张》第40页，第35页）。在这些出口商品中主要是原料，据陈健夫《西藏问题》一书记载：“西藏商业以羊毛皮货为重要，但有五分之二为外人吸收，作为工业的原料。”（陈健夫：《西藏问题》第111页。）
自1895年后，西藏从亚东出口的商品总值又有增加，其出口总值情况是；1895年为634，080卢比，1896年为781，269卢比，1897年为820，300卢比，1898年为17，851卢比，1899年为822，760卢比，1900年为710，012卢比，1901年783，480卢比，1902年为805，338卢比（列昂节夫：《外国在西藏的扩张》，第39页。）。
这些由西藏进口的商品主要是输往英国和当时英国统治下的印度，而且主要是羊毛、羊皮等工业原料。兹以其中的1899年为例，在其出口总值822，760卢比中，羊皮为14，183卢比，绵羊毛为581，944卢比，牦牛尾为42，628卢比，麝香为116，024卢比，骡马等为31，823卢比（列昂节夫：《外国在西藏的扩张》，第35页。）。
英国掠夺西藏原料，一是公开的诈骗，二是不等价交换，低价收购西藏原料，高价在西藏出售英国的轻工业品和半制成品。从西藏出口的皮革价格比英国的低十一倍左右，羊毛价格低四倍多。因此，英国工业资本家对打开西藏市场特别感兴趣。例如英国的布拉德福德商会理事会就曾经于1895年11月上书给英国政府，提出“急切地盼望大英帝国政府竭尽全力，或者与中国皇帝缔约，或者与大喇嘛直接缔约，抑或采取任何政府认为适当的其他办法，务期打开西藏的门户。”他们认为，同西藏市场畅通以后，就可获取更多的垄断利润。
英国对西藏的经济侵略，给西藏经济带来了严重破坏和深重灾难，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第一，控制了西藏的经济和政治，使其沦为半殖民地社会。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帝国主义到处致力于保持资本主义前期的一切剥削形式（特别是在乡村），并使之永久化，而这些形式则是它的反动的同盟者生存的基础。”（《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92页。）英国不但力图保持西藏农奴主的前资本主义剥削形式，而且还和西藏农奴主互相勾结，共同剥削和压迫西藏广大农牧民，干预其经济和政治。一些反动的大农奴主死心踏地地投靠英国，赞同英国在西藏驻军，开商埠，享有商品免税进口和不受检查等特权，甚至还为英货无偿派乌拉运输，连英国在江孜烧的柴草，在拉萨用的木炭，也都规定由农奴供给。特别是1908年《中英修订藏印通商章程》还规定了英国在西藏有治外法权、会审权，允许英人“在各商埠内租地建筑货栈”等。
英国在西藏各城市驻有军队并建有军事设施。例如在江孜建有坚固的军事堡垒，架有通往亚东、嘎伦堡的电报线，又将由印度引来的电线架到拉萨；亚东、江孜等地托名护商，驻有军队，并设有“护商代表公署”。据曾在西藏作过实地考察的刘曼卿在《康藏轺征》中称：“江孜为英人侵藏大本营，有邮局、有电报、有军队、有医院。邮局纯为英国人商办，既未得藏政府之许可，亦不受藏政府之监督，虽事务员仍多西藏人，而一切大权则操之外人手中，邮票亦直用英国式，与南满之日本邮筒遥遥相对，且一过江孜，即遍设驿站，兼备英国官员之食宿”（刘曼卿：《康藏轺征》第124页。）英国在江孜和虾士莫等地建筑房屋，既不付给地税，又不付给地价，自动割取。
英国还操纵西藏的财政金融，使广大农牧民遭受严重损失。如原藏币10元，一般可换银元十块，但自西藏财政为英人操纵后，藏币就只能换回铜元18枚。
此外，英国还通过招收西藏留学生和办训练班，由英人担任教练，专门训练贵族子弟，为其培养忠顺的奴才。
总之，英国通过各种狡诈手段，控制了西藏的经济和政治，使西藏逐渐沦为半殖民地社会。
第二，削弱了西藏同我国内地的经济联系。在英国侵入西藏以前，大部分商品是由我国内地各省运去的。如茶叶、棉织品、丝织品，据英国驻成都领事霍集的估计，自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由我国内地运往西藏的货物总价每年达1，053，491两白银（列昂节夫：《外国在西藏的扩张》第33—34页。）。西藏与内地商品交易总额比通过中印边界西藏地区内的全部交易额多四倍以上（列昂节夫：《外国在西藏的扩张》第33页。）。
但是自英国商品大量涌入西藏以后，西藏广大农牧民日益贫困，经济日益凋敝，市场商品容量逐渐缩小，削弱了西藏同内地的经济联系。例如茶叶，据英人霍集估计，1883年茶叶贸易总值为15—20万英磅，而到1913年降为7．21万英磅了（列昂节夫：《外国在西藏的扩张》第161页。）；1897年西藏运往打箭炉（康定）的羊毛、麝香较前大为减少，以致引起打箭炉羊毛、麝香上涨。而英藏贸易却不断上升，西藏与英领印度的贸易总额1896——1897年为209.853万卢比，1897——1898为225.246万卢比<%列昂节夫：《外国在西藏的扩张》第39页。%>；1914——1915年为505．6万卢比，1916——1917年为714万卢比（列昂节夫：《外国在西藏的扩张》第161页。）。
第三，严重地破坏了西藏的农牧业生产。西藏亚东自开辟为商埠以后，有将近二分之一的人口抛弃了农业生产，而去从事运输、旅馆、堆栈各业，有资金者自行开业，无资金者去这些行业充当工人或仆佣。每年约有2—3千匹骡马用于商业驮运，使亚东出现草比粮贵的怪事；田园荒芜，严重缺粮，只好从国外进口粮食和生活必需品。由于许多牧民和牲畜都被抽出驮运外货，使农牧业不但不能进行扩大再生产，有时连简单再生产也维持不了，农牧业生产的技术长久停留在原始耕作和放牧方式上。
第四，打击了西藏手工业生产的发展。西藏手工业工具简陋，技术落后，面对英国机器生产，无力竞争，在洋货源源流入西藏市场的冲击下，纷纷破产。如西藏山南泽当地区原是一个手工业中心，最盛时织户在100家以上，后来只剩20多家了。
西藏市场除了主要控制在英国商业资本手里之外，还有一部分反动的大农奴主和帝国主义互相勾结形成起来的商业买办资本。在拉萨有赤江、索康、拉鲁和聂格巴等六十家大农奴主兼任大批发商，他们和外国资本一道操纵西藏市场，囤积居奇，哄抬物价，使西藏广大农牧民处于饥寒交迫之中，乞丐遍地，疫病流行，人口下降。据统计，西藏在1959年民主改革前100多年里，人口减少了五分之三（《人民日报》1975年9月1日。）。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95页。）这对我国西藏地区来说，也同样是如此。西藏人民面对英国侵藏战争和其他经济的、政治的侵略活动，都进行了艰苦卓绝的英勇斗争，表现出了他们不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反抗精神。在这些斗争中，他们始终同汉族人民及其他各族人民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为保卫祖国边疆和领土主权的完整作出了巨大贡献。
（文章来源：《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