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的茶禁政策是明代茶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明代的茶叶生产及其流通具有深远的影响。本文试图对明初茶禁政策略加考察，揭示其在当时的政治作用。
一
明初，太祖朱元璋扫除元蒙贵族的残余势力，重建封建的多民族的统一国家。为了巩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需要有强大的军队，而战马是当时重要的军需品，正如明人夏言所说：“国之大事在戎，戎之大用在马”[①]。当时的汉族地区以农业经济为主，不产马匹。因此，必须向藏族地区输入战马。藏族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成员，藏族地区以畜牧经济为主，盛产马匹。“西番之人，资生乳酪，然食久气滞，非茗饮，则亦无以生之。番饶马而无茶，故中国得以摘山之利，易彼乘黄。”[②]所以，茶马贸易是汉藏之间传统商业往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洪武初年，明朝政府“设茶马司于秦、洮、河、雅诸州，自碉门、黎、雅，抵朵甘、乌斯藏，行茶之地五千余里，山后归德诸州，西方诸部落， 无不以马售者”[③]。这些设于陕西、四川等地的茶马司，是明朝政府管理、经营茶马交易的机关，专与藏族进行茶马贸易。通过这一贸易，明朝政府取得优良的马匹，源源不断地供给自己的军队，增强了军事实力。而藏族人民取得茶叶，以满足他们日常生活的必需。所以，这对汉藏双方都是有利的。
同时，明初的茶马贸易，不仅仅是为了取得战马，而且还有更重要的政治意义，这就是为了“壮中国之藩籬，断匈奴之右臂，其所系诚重且大，而非可以寻常处之也”[④]。通过茶马贸易，增强汉藏之间的政治团结，“行其覊縻之道”，以强固明朝政府之“藩籬”，从而孤立蒙元贵族的残余势力，巩固明朝初建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所以，明朝政府必须把茶马贸易控制在自己手中，实行官府的垄断经营。
二
明朝政府为了垄断茶马贸易，必须运用封建国家的政治力量，颁布茶禁法令，制订有关的经济政策，严禁私商贩运茶叶与藏族进行贸易。据《明会典》记载：“洪武三十年诏：榜示通接西蕃经行关隘并偏僻处所，著拨官军严谨把守巡视。但有将私茶出境，即拏解赴官治罪”。当时对茶叶走私出境罪，处置极严。“在太祖高皇帝曰：私茶出境者，斩。关隘不觉者处以极刑”[⑤]。为了防止私茶流入藏族地区，又禁止民间蓄茶，规定每户茶叶“所蓄不得过一月用，多皆官卖”[⑥]。同时，又严禁茶户私卖茶叶，“小园茶主将茶卖与无引由客兴贩者，初犯笞三十，仍追原价没官，再犯笞五十，三犯杖八十，倍追原价没官”[⑦]。这就是说，茶户生产的茶叶必须卖给政府准许贩茶的有“茶引”的商人。明朝政府制订了如此周密的法规和政策，企图把茶叶全部控制在自己手中，以达到官府垄断经营茶马贸易的目的。
尽管如此，但是茶叶的走私活动仍然十分猖狂。这是由于当时将茶叶贩运到藏族地区能够获取极高的利润。西藏“俗贵茶，中国携茶与之，即以金赠，虽一手掌茶，可博金一握”[⑧]。走私商人在巨额利润的引诱之下，往往置明朝政府的禁令于度外，纷纷违禁走私。正如明人杨一请所说：“茶禁愈严，则茶利愈厚，利之所在，趋者澜倒，伺便而发，乘除而动者，难保必无”[⑨]。另外，在走私商人中还有少数明朝政府的贵戚，他们视政府禁令为儿戏，以权谋私，肆无忌惮地践踏政府法令，一股劲地干着走私茶叶的勾当。于是乎，上行下效，使得茶叶走私活动猖狂一时。如洪武三十年，“私茶出境，三市者少，马日贵而茶日贱，启番人玩悔之心。……边吏失讥，私贩出境，惟易红缨杂物。使番人坐收其利，而马入中国者少，岂所以制戎狄哉！”[⑩]从而，使封建国家的政治、经济利益蒙受重大的损失。
为了维护封建国家的政治、经济利益，明太祖认为必须对走私活动进行严厉的打击，而不能使茶禁法令成为一纸具文。他下谕户部指出；“贩鬻之禁，不可不严”。同时又派遣佥都御史邓文铿等官员巡察西川、陕西等地走私情况。[11]但是，在走私活动中最为猖狂的不是别人，正是明太祖的“爱婿欧阳伦”[12]。当时，一般走私者私贩茶叶，“包藏裹挟，不过四五斤、十斤而止，行则狼顾鼠探，畏人讦捕”[13]。而身为驸马都尉的欧阳伦，不仅走私茶叶数量惊人，而且还利用职权，倚势横暴，“令陕西布政司移文所属，起车载茶”[14]，动用国家运输工具，进行走私活动。《明史》卷一百二十一，“安庆公主传”所载颇详：“安庆公主，宁国主母妹。洪武十四年下嫁欧阳伦。伦颇不法。洪武末，茶禁方严，数遗私人贩茶出境，所至绎骚，虽大吏不敢问。有家奴周保者尤横，辄呼有司科民车至数十辆。过河桥巡检司，擅捶辱司吏。吏不堪，以闻。”欧阳伦走私案发后，明太祖不徇私情，大义灭亲，“赐伦死，周保等皆伏诛。同时，责斥了陕西布政司对欧阳伦走私罪行不检举的过失，对兰县河桥巡检司吏与走私活动进行斗争的行为进行“嘉劳”[15]。
由于明太祖对走私罪犯的惩罚能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即使是勋戚驸马犯罪也严惩不赦。所以在当时，各级官吏对走私活动都能进行有力的打击，从而保证明朝政府对茶马贸易的垄断经营。明朝政府每年大致“用茶，五十余万斥，获马万三千八百匹”[16]，贸易盛况，尤为空前。
三
由于明太祖严格地执行了“茶禁”政策，从而使政府垄断了茶马贸易。这样，不仅使汉藏间的商业往来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增进了藏族与汉族间的经济联系，而且通过茶马贸易，明朝政府得到大量的战马，加强了军队建设。明人解说：“太祖高皇帝……置茶马司河州，岁运巴陕之茶于司，官茶而民得以马易之，夷人亦知有法禁忌畏，杀害之风帖息，而茶之缪恶亦少。数年之间，河州之马如鸡豚之畜，而夷人亦往往来知识，效信义，有仕为臣者，不但茶马之供而已”[17]。总之，明朝政府垄断了茶马贸易的经营以后，达到了“虽所以供边军征战之用，实所以系番人归向之心”的双重目的。这对保证明朝军队的马匹供应，反击蒙元贵族残余势力的骚扰，巩固和加强多民族封建国家的统一，促进民族融合，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最后，必须指出：在封建社会里，总是兴一利而增一弊。官府垄断茶马贸易以后，为了取得茶叶，政府对茶户征茶课税，强制压价收购茶叶，结果造成茶户生活艰难，茶园荒芜。同时，为了取得廉价马匹，任意扩大茶马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对藏族地区进行不平等的民族贸易，弄得民怨鼎沸。由此可见，封建国家的加强，对人民来说，就是意味着所受压迫剥削的加强。洪武以后，由于社会矛盾的发展，吏治渐趋腐败，“茶禁”政策日益成为一纸空文。至弘治三年，明朝政府不得不放弃对茶马贸易的垄断。至此，明代茶政为之一变。此非本文论述范围，容当另加研究。
（资料来源：《上海经济研究》 1986年第五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