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门科学存在与发展的根据在于它的社会功能。而科学的社会功能是由它的结构决定的。如果一门科学不能正常地发挥社会所需要的功能，那么，它就进入了发展的困境。走出困境的唯一途径，就在于利学结构的革命。通过结构的变革，使它发挥社会需要的功能。这样，科学又继续发展了。这是科学发展的一般规律。中国经济史作为一门科学，它的发展同样必须遵循科学发展的一般规律。 

中国经济史科学发轫于本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史大论战。当时，大革命失败，中国社会向何处去这个问题成为革命者必须回答的问题。为了解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寻找当时中国社会在历史发展长河中的位置，为此必须搞清楚中国社会的性质问题。而要明了中国社会的性质，不能不首先明了中国社会经济的性质。而要明了当时中国经济的性质，又必须追溯中国昨天，乃至前天的中国经济性质。正是由于这种社会需要，中国经济史才作为一门科学而发展起来了。继而，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不断发展，为了论证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合理性，中国经济史这门科学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之下，又进一步发展起来了。 

建国以后，中国实际上面临着一个社会现代化的问题。但是，由于指导思想上的失误，社会现代化的问题被阶级斗争为纲所淹没，中国经济史的发展由此走上歧途。譬如，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不是从现代化的角度加以考察，只是为了给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中国也能缓慢地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假设做注释。对封建地租剥削形态的研究，无非是为了论证土地改革的合理性。研究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只是为推翻官僚资本主义，对资本主义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性作历史的证明。这些研究在五十年代或许有满足一定的社会需要的功能。但是，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再继续这样的研究，实际上已经脱离了社会发展的实践。中国经济史研究既然不能发挥社会需要的功能，那么它就必然陷入发展的困境。 

今天，社会现代化已成为中国社会的主题，改革，开放是通向社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现代化，改革，开放需要中国经济史发挥社会需要的功能，这就是中国经济史发展的根据。假如中国经济史科学能够通过其结构的变革，发挥社会需要的功能。那么，中国经济史就能走出困境，出现一个发展、繁荣的局面。 

现代化、改革、开放需要中国经济史发挥一些什么功能呢?我认为，这种功能是多方面的。举要言之：第一，中国经济史要为创立中国经济学提供经济历史发展的基础理论。中国经济现代化需要中国经济学理论的指导。创立中国经济学是当代经济学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中国经济史作为一门科学，它的位置是中国经济学的基础。任何有雄心壮志的经济学家为了创立中国经济学，决不可轻视中国经济史这门科学。而作为一个中国经济史学家，就必须关心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趋势，千方百计地为经济学家提供历史经验与经济史基础理论。譬如，经济学家为了改革旧经济体制，必须掌握旧经济体制在五十年代的形成史。然而，我们许多从事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专家对五十年代经济体制的形成史大都缺乏浓厚的兴趣，拿不出可供经济学家参考的有价值成果。再譬如，经济学家为了创造中国经济学，必须对十年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加以科学的总结。然而，中国经济史学界的同仁，很少去研究十年经济体制改革史，以为这是研究现实经济学者的任务，没有去发挥这方面的功能，以上两个例子说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结构必须变革，把主要力量用于研究新中国经济史。当然，我并不反对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与中国古代经济史，但是实在没有必要把中国经济史研究队伍的主力，滞留在对中国古代与近代经济史的研究中。 

第二，中国经济史要为研究中国历史的特殊性提供社会经济方面的基本知识与基本理论。中国传统社会是中国现代化基础与出发点。中国现代化是在中国传统社会的“黄土地”中生长出来的参天大树。但是，现代化参天大树不可能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自发地生长出来，这已为历史事实所证明。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是一种自觉的选择发展，它必须建筑在打破中国传统社会整体性延续发展格局的基础之上，进行重新整合，选择发展。因此，必须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特殊性有透彻的客观的认识；为此，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应当从经济领域，从经济与政治，文化等的关系上，去说明中国传统社会的特殊性。譬如，过去的中国经济史论著一般对以家族为本位的小农经济持否定的态度，缺乏具体的历史的分析研究。其实，中国传统社会中以家族为本位的小农经济与歇州的小农经济相比，具有很多特殊的性质，全盘否定中国的小农经济，不利于中国农业观代化的发展，改造中国传统农业，并非对它全盘否定就能解决问题。而是要在对传统农业的解析中，以现代化的实践需要为标准，摒弃阻碍。 

现代化发展的因素，发扬有利于现代化的因素，加以重新整合，探索中国农业现代化的道路。就拿小农经济来说，剔除封建专制主义的家长制以后，家族本位对于发展农业生产具有一定的凝聚力。倘若把这种家族本位与现代农业科学技术，商品生产形式和精耕细作的集约化生产加以更新整合，就会产生富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模式。为此，就有必要以新的视角，新的方法和新的材料，重新研究中国的小农经济。再譬如国家干预经济，在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对经济的干预既在创造中华文明，如万里长城，大运河，郑和下西洋等壮举中发挥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又对商品经济的畸形发展，扼杀传统社会中现代化因素发挥了作用，对于这个中国传统社会所特有的现象，有必要加以具体的分析研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假如从这样的研究中，能够剔除封建专制主义的糟粕，把中央集权与社会主义民主加以重新整合，那么国家对经济发展的干预，一定会造成良好的社会效果。以上两个例子说明，中国经济史研究必须通过结构的变革，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从就经济论经济扩展到把经济置于社会形态和自然——社会形态之中，进行系统的分析，说明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为现代化进程服务。 

第三，中国经济史要为当前的改革提供历史经验。一个正在从事改革大业的民族，假如遗忘自己的历史与文化，将是一个可怕的现象。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责任就是唤起国民的历史意识。历史学是社会大脑中对过去的记忆：价值判断和深刻反省。指导我们今天改革行动的理论，从根本上来说，是来源于对过去(包括刚刚过去的昨天)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中国经济史作为经济学与历史学的边缘学科，为当前的改革提供历史经验是其义不容辞职无旁贷的责任。改革没有历史经验作为借鉴，就不可能避免重犯历史的错误。譬如政府官员经商的问题，自价格双轨制推行后，成为社会风尚，至今造成流通领域内“官倒”猖獗；这不仅使经济改革受挫，而且还诱发政治腐败。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领导改革大业的政府没有颁布禁止官员经商的禁令。假如中国经济史研究能够在1984年“官倒”刚刚兴起之时，—就及时提供中国历史上的经验，政府能够及时以历史经验为签，把“官倒”现象消除在其萌生状态，就不会给改革带来如今这么大的损失。中国经济史研究只要关心改革，及时地提供这方面的历史经验是并不困难的。因为凡是从事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人们，大都知道在中国历史上官员经商一直为有见识的封建政府所禁止。还有关于国有制的弊端问题，在中国历史上有许许多多的具体事例。因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官府手工业，实质上就是一种国有制的形式。假如我们能够对历史上官府手工业国有制形式的种种弊端进行科学的分析研究，这样的成果对于当前的国有制改革一定会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以上例子说明中国经济史研究必须关心改革，参预改革，为改革提供历史经验。为此，中国经济史研究必须调整其课题设置，加强对当前改革具有参考价值的课题的深入研究。 

总之，当前中国社会的发展与现代化已经对中国经济史科学提出了许多需要其发挥的功能。在这种预期之下，中国经济史科学应当通过其自身的结构改革，发挥社会需要的功能。所以，可以预料，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经济史科学必有一个较大的发展。每一个从事中国经济史科学研究的同志，都应当发扬科学精神，刻苦钻研，勤奋工作，为中国经济史科学的发展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