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随着我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商社会的过渡，市场经济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与此相适应，晚清人士提出了许多发展市场经济的思想。 

　　　　一、发展商业和对外通商的思想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冲击，晚清人士开始以新的视角认识商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王韬最早把商业同国家发展联系起来，提出了“商富即国富”、“恃商为国本”的主张。他说“通商之益有三，工匠之娴于艺术者得以自食其利，游手好闲之徒得以有所归，商富即国富，一旦有事，可以供输糈饷，此西国所以恃商为国本者与？”[1](P391)他把商业提到“国本”的地位。薛福成进而把商抬高到“握四民之纲”的主宰地位，他批评中国士农工商的传统职业等级序列：“商为中国四民之殿，而西人则恃商为创国造家、开物成务之命脉，迭著神奇之效者，何也？盖有商则士可行其所学而学益精，农可通其所植而植益盛，工可售其所作而作益勤，是握四民之纲者，商也。”[2]（卷3，第1页）郑观应发挥了薛福成的观点，指出“商务者国家之元气也，通商者疏畅其血脉也，”[3](P604)“士无商则格致之学不宏，农无商则种植之类不广，工无商则制造之物不能销。是商贾具生财之大道，而据四民之纲领也。”[4](P607) 

　　随着对外通商日益发展，思想界人士开始积极思考发展对外贸易的作用及具体途径。薛福成指出，商业竞争已成为中外交往的大趋势，“夫商务未兴之时，各国闭关而治，享其地利而有余，及天下既以此为务，设或此衰彼旺，则此国之利，源源而往，彼国之利不能源源而来，无久而不贫之理，所以地球各国，居今日而竞事通商，亦势有不得已也。”[5]（商务卷1，第2-3页）他主张，“中国之于商政也，彼此可共获之利，则从而分之；中国所自有之利，则从而扩之；外洋所独擅之利，则从而夺之”[5]（商务卷1，第2-3页），就是要发展中国自己的商业优势，积极开展中外贸易竞争，以伸利权。郑观应把“商战”视为民族自立的前提条件，他强调商战不易被人发觉和认识的特点，认为兵战祸显，商战祸大，兵战治标，商战固本，“我国欲安内攘外，亟宜练兵将，制船炮，备有形之战以治其标，讲求泰西、士、农、工商之学，裕无形之战以固其本。”[6](P595)何启、胡礼垣对商战作了形象的表述：“今之国如有十万之豪商，则胜于有百万之劲卒。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必由此道，乃可不战屈人。”[7](P168)汪康年也阐述了商人在中外贸易竞争中的重要地位：“未通商之前，商与商自为战，既通商之后，则合一国之商以与他国之商相战。然则商之持筹握算，以与他国较锱铢，犹其被甲执戈而为国家效力于疆场也。其货物则其兵刃也，其资本则其糇粮也。”[8]（卷30，户政，第31-32页）对外通商要充分发挥商人的作用。因此，晚清思想家们还提出了各种主张，要求清政府实行保商政策，提高商人的社会地位，改革赋税制度，实行贸易保护政策，推动出口贸易的发展等等。 

　　　　二、发展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的工业化思想 

　　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冯桂芬较早提出引进西方机器的主张，以为“能造、能修、能用，则我之利器也。不能造、不能修、不能用，则仍人之利器也。”[9](P74)1863年，容闳向两江总督曾国藩建议创办机器总厂：“中国今日欲建设机器厂必以先立普通基础为主，不宜专供特别之应用。所谓立普通基础者无他，即由此厂可造出种种分厂，更由分厂以专造各种特别之机械，简言之，即此厂当有制造机器之机器，以立一切制造厂之基础也。”“以中国幅员如是之大，必须有多数各种之机器厂，乃克敷用。而欲立各种之机器厂，必先有一良好之总厂以为母厂。”[10](P87-88)李鸿章认为，大机器工业是利军强国之基础，而且与国民经济发展关系极大，“洋机器于耕织、印刷、陶埴诸器皆能制造，有裨民生日用，原不专为军火而设。妙在借水火之力以省人物之劳费，仍不外乎机括之牵引，轮齿之相推相压，一动而全体俱动，其形象固然可见，其理与法亦确然可解。……臣料数十年后，中国富农大贾必有仿照洋机器制作以自求利益者，官法无从为之区处。”[11]（奏稿，卷9，第34页）他认为中国要“求富”，就必须兴办近代民用工业，“各国制造均用机器，较中国土货成于人工者，省费倍蓰，售价既廉，行销愈广。自非逐渐设法仿造，自为运销，不足以分其利权。”[12]（奏稿，卷43，第43页）1888年，钟天纬提出兴纺织、开矿产、广丝茶、开民厂、精制造等发展经济的主张，强调要发展机器大生产，“惟机器则一人能抵十人之手工，一日能作百日之活计，自然成本轻而销路易也。”[13]薛福成从机器的生产效率、产品的价格优势和所带来的商业利益等方面，论述了机器大生产的优越性：“西洋各国，工艺日精，制造日宏，其术在使人获质良价廉之益，而自享货流财聚之效，彼此交便，理无不顺，所以能致此者，恃机器为之用也。”[14]（卷3，第21页） 

　　郑观应强调机器生产对发展商务的重要性：“论商务之原，以制造为急；而制造之法，以机器为先”。他还主张设立自己的机器制造厂：“宜设专厂制造机器，择现在已经用过之各机器，先行仿造；然后向外洋置备各种未经购用之机器，一一仿造。虽不能自出心裁远驾西人之上，而果能步其后尘，纵不能得外洋之利，则中国之利自不至外溢矣！各种机器自能制造，则各种货物亦自能制造。所造之物既便自用，且可外售于人，不致全以利权授外洋矣。”[15](P626-627)这一主张有着实行进口替代政策以发展民族工业的内涵。梁启超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了经济的发展，要提高生产力就必须发展机器生产。他说：“西人言富国学者，以农矿工商分为四门。农者地面之物也；矿者地中之物也；工者取地面地中之物，而制成致用也；商者以制成致用之物流通于天下者也；四者相需，缺一不可。”“原之大小，不以地为界，不以人为界，不以日为界，当以力为界。凡欲加力使大莫如机器，各种机器，农矿工之机器也，修通道路，利便转运，商之机器也。”[16](P38-39)梁启超在1897年较早明确提出“以工立国”的思想，他说：“中国之人，耐劳苦而工价贱，他日必以工立国者也。”[17](P70)洋务运动后期的代表人物张之洞也指出了“以工为本”的主张，他说：“工者，农商之枢纽也。内兴农利，外增商业，皆非工不为功。……外国工商两业，相因而成，工有成器，然后商有贩运。是工为体，商为用也。”[18]（卷203，第32-33页）他从不同侧面论述了农工商之间的相互关系，说明了生产对流通的决定作用，提出了“以工为本”的主张，也就触及到了实现工业化的时代课题。 

　　清末时期的振兴实业思想表明人们对工业化内涵认识的不断深化。张謇明确地界定了实业的范围：“实业者，西人赅农工商之名。”[19]（卷2，第4页）“实业在农工商，在大农大工大商。”[20]（卷4，第18页）他讲的实业是指资本主义工业、农业、商业，后来又提出以“棉铁主义”为中心的振兴实业思想：“救国为目前之急，……譬之树然，教育犹花，海陆军犹果也，而其根本则在实业。”“实业亦必有的……顾所谓农工商者，犹普通之言，而非所谓的也。无的则备多而力分，无的则地广而势涣，无的则趋不一，无的则智不集，犹非计也。的何在？在棉铁，而棉尤宜先。”[12](P154-155)张謇从选择工业化的主导产业立论，通过发展棉铁工业，可以抵制进口，带动其他产业部门的发展，他提出的在资金短缺情况下优先发展需求量大、利润高的棉纺织业和具有较强关联效应的钢铁工业，可视作一种不平衡的工业发展战略。 

　　　　三、建立现代金融体系的主张 

　　发展市场经济离不开银行，商品交易、货币流通都对货币金融体系提出了制度性要求，构建现代金融体系是晚清人士市场经济思想中的重要内容。 

　　郑观应谈到银行的重要性时说：“夫洋务之兴莫要于商务，商务之本莫切于银行。泰西各国多设银行以维持商务，长袖善舞，为百业之总枢，以浚财源，以维大局。”[22](P679)他还具体分析了设立银行利国利民的十大好处，认为创设银行可以融通资金，保证国民经济各部门调剂资金的需要，维持社会生产、流通的正常顺利进行，维持金融市场的稳定。陈炽用形象的语言说明银行的作用：“通商而不设银行，是犹涉水而无梁，乘马而无辔，登山而无屐，遇飘风急雨而无寸橼片瓦以栖身，则断断乎其不可矣。”他介绍银行的职能有“钞票也，汇票也，股票也，存款也，押款也，借款也”。在国门已开、对外通商的情况下，“中国既无银行，又不思急行创立，故上欲筹饷则人易我难，下欲经商则人通我塞。”[23](P263-264)盛宣怀认为银行在社会经济中处于枢纽地位，具有重要的中介职能。他说：“西人聚举国之财，为通商惠工之本，综其枢纽，皆在银行。中国亟宜仿办，毋任洋人银行专我大利。”并指出自设银行可以“通华商之气脉，杜洋商之挟持”[24]（卷1，奏疏1，第14-15页）。梁启超也认为，设立银行、发行公债有利于振兴经济，他指出：“银行为国民经济之总枢纽，所关者不徒在财政而已”。他认为“欲求银行之普及，则当予开银行者以方便而使之易于获利”[25](P41)，其方法是给予私立银行以发行钞币权。他考察了日本的明治维新，认为日本的经济能迅速发达，就是因为取法美国，创办公债，允许民间私立银行。 

　　晚清思想家还具体探讨了创立银行的途径和方式。郑观应说，西方有官银行和商银行，他主张中国也设立这两种银行：“先设官银行于京师，简派户部堂官督理，即将四成洋税拔作银行成本”，商银行则实行股份制，“不分官民，悉听入股”[26](P683)。他提出在中国设立银行，先由政府拨款筹建，然后吸收私人资本，在“国家保定官利”的情况下，逐年发给商股股息。这种银行实际上是官商合营银行。他认为银行可以代替国库，避免官吏利用国库贪污中饱私囊，银行发行纸币还可以获取刊润。盛宣怀提出通过招商方式创办股份制通商银行，他说：“银行者，商家之事，商不信，则力不合，力不合，则事不成。拟请简派大臣，遴选各省公正殷实之绅商，举为总董，号召华商，招集股本银五百万两，先在京都、上海设立中国银行，其余各省会、各口岸，以次添设分行，照泰西商例，悉由商董自行经理。”[24]（卷1，奏疏1，第14-15页）他还要求通商银行享有某些国家银行特权，如代理国愤、发行纸币、承兑汇兑、揽解收存官款等，希图凭借这些特权与资金雄厚、实力强大的西方在华银行竞争，并以此取信于民，招揽商股私存，促进银行实力的增长。钟天纬提出由国家开设银行以解决铁路建设资金问题，他说：“若能国家自开银行，自借国债，则天下之官利渐轻。”[27]1896年，容闳提出建立国家银行的详细计划，拟成了《请创办银行章程》奏折；他还就统一铸币、有准备地发行、代户部筹款等内容作了具体筹划。20世纪初，实业家张謇提出“立银行用纱币”的建议，指出行钞需要银行，“欧洲各国之用币，则有国立、贸易、兑换、储蓄、存金、农工、劝业务银行为之挹注。”[28](P56)主张中国各省都要设一官立银行，各府州县设分支官立银行。其后，他针对当时国内币制紊乱、外国钞票流通中国掠夺我国银元的情况，要求政府在京城、江宁、湖北、广东、四川设立国家银行，统一币制，铸银元，发行钞票。[29](P53-57) 

　　晚清人士在探讨建立现代银行金融体系时，多主张仿效西方的银行制度，常常以日本、美国、英国的银行制度为参照。他们主张商业银行实行商办，国家银行、地方银行和专业银行，则多主张官办或官商合办。在银行的组织形式上，几乎所有的人都主张采取股份制形式。他们主张的股份制不同于西方的私人集股，而是官商合股，除商业银行主张采取完全私人集股的方式外，对于国家银行、地方银行却大多主张采取官商合股的形式。 

　　　　四、改造传统农业的思想 

　　晚清人士对农业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他们提出要对传统农业进行技术改造，促进农产品的商品化，使农业走出自给自足的状态，成为面向市场的现代农业。 

　　陈炽强调要面向市场来发展农业，农业生产是商业活动的基础，“商之本在农，农事兴则百物蕃，而利源可浚也”[30](P232)。清末张謇认为：“凡有国家者，立国之本不在兵也，立国之本不在商也，在乎工与农，而农为尤要。盖农不生则工无所作，工不作则商无所鬻。”[31](P13)他的农本思想是从国民经济部门之间的关系着眼，指出农业为工业提供原料和农产品，农业的发展水平直接决定了工商业的兴衰，这也是从市场经济的角度考虑农业发展问题的。薛福成比较了南北交通条件对农产品商品化的影响：“今天下大势，江淮以南多水路，江淮以北多陆路。南方诸省，其地非尽饶沃，其民殷阜，此无他，以其支河别港，纵横贯注，而百货得以流通也。北方诸省，其地非尽硗瘠，其民贫苦，此无他，以其沙多水淤，道里修阻，而百货不能流通也。”[32]（卷2，第18页）他认为农产品能否进入流通，能否提高农产品的商品化，直接影响到农业的发展和农民的收入水平。 

　　晚清人士认为农产品进入国际商品流通市场，必须注重农产品的品质、成本和价格，必须对传统农业实行技术改造，提高农业生产率。如马建忠观察到印度丝茶对中国出口贸易的挑战，提出要学习西方的养蚕和种茶技艺，“尝考意、法两国育蚕之家，种桑有术而叶肥茂，选种必良而蚕硕壮，……凡此皆我中国蚕书蚕说诸家所未之前闻，而彼皆创立艺学以教导民。”“印度之种茶也，其培植之方，相地利，因天时，比萌芽而采叶，而伐枝，莫不日以煊之，火以焙之，水以润之，色以浓淡之，或藉人力，或用机器，皆有程度。故其茶质虽不及华产，而色香味皆足”。他主张“中国应及此时于育蚕产茶之省，通谕各督抚转饬该属访求西法，师其所长，毋执成见，庶我固有之利不尽为洋产所夺。”[33]（卷1，第2-3页） 

　　晚清人士提出改造传统农业要从教育入手，要普及农业生产科学技术知识，发展农业教育。陈炽指出：“泰西以商立国，而人稠地狭，农政亦所究心，……故能百产蕃昌，亩收十倍。”“宜荟萃中外农书，博采旁稽，详加论说，宜古亦宜今，宜西亦宜中，宜南亦宜北，不求难得之物，不为难晓之文，括以歌辞，征以事实，颁之乡塾以教童蒙”，向农民普及传播农业生产知识，政府努力劝导，如此，“农政可兴，农功可立，民生日厚，而民气日强也。”[34](P27)他主张中国在农业科学技术方面要“兼收并采，择善而从”，劝导南北各省拥田数千亩数万亩的乡里富人，“考求培壅、收获新法，购买机器，俾用力少而见功多”。只有数亩数十亩的农民，“宜仿法国之法，因地制宜，令各种有利之树，或畜牧之类，而又为之广开水道，多辟利源，则贫者亦富矣。”还要加强农学教育，“将旧日农书，删繁就简，择其精要适用者，都为一卷。仍翻译各国农学，取其宜于中国凿凿可行者，亦汇为一编，颁布学官，散给生童，转教农人之识字者。”[35](P174) 

　　晚清时期，中国的社会经济发生了重大变化，其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从自然经济走向商品经济。伴随社会经济的变化，晚清经济思想起伏跌荡，与时俱进，市场经济观念在传统与近代的激荡下嬗化更新。思想家在继承了中国古代市场经济思想的遗产的基础上，加深了对自由放任和国家干预经济活动的认识，同时适应时代条件的变化，为回应西方资本主义的强劲挑战，发展了市场经济观念，在若干领域突破了传统经济思想的窠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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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分加阝 

（资料来源：西华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