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振兴农业的呼吁及有关尝试几乎是与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同步而行的。这其中，既有中央和地方政府官员亲为，也有包括工业资本家、知识分子以及外国在华传教士等“中间势力”的努力，甚至个别外国在华工业资本也有一定深度的参与。怎样实现工农两大产业在互动基础上的融合和发展，实际上已成为近代以来继“工商立国”等社会变革方略屡遭挫折后中国现代化的核心问题。国内工业资本家作为工业发展的主要推动者，由于身处近代经济舞台的最前沿而对农村经济的滞后感同身受。引领工业化发展潮头的身份特征，使他们有着更为切近生产需要的革新和发展理念。研究其在近代农业发展中的所思所想，使我们更易于理解近代中国工业化进程所面临的条件和约束。 

　　　　一 

　　近代工业资本家已从农业危机所带来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式经济衰退认识到了工业化发展滞缓的症结所在而重新将农业定义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这是近代工业资本家农业观在民国时期的一个重要转变。 

　　作为对传统中国重农轻商之封建农本论的一种反动，近代中国舆论界一直存在着重工商、轻农业的风尚。表现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即是历届政府对主导产业（如棉铁等业）的热衷和基础产业（如农业）的偏废，客观上造成了宏观产业政策的结构性缺陷和在国际竞争中的不利地位。随着近代工业化进程的发展，农业发展状况与工业化的不协调关系逐渐显露出来，民族工业资本所面临的资本不足、市场狭窄、工业原料型经济作物质量欠佳等问题使其举步维艰。因此，推动农业发展、巩固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又逐渐成为非农产业界的共识。 

　　银行家张嘉àｏ＠①认为，20世纪30年代前期的中国经济呈现出严重的病态，而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农村经济之破坏”及其所导致的“生产资金枯竭”[1]。纺织业企业家穆藕初年轻时曾在海关任职，自称“极愿赴英研究经济及关于税则之专门学问”，但经过对中国社会经济的进一步观察和分析，他认为，“在诸般实业中占中心势力者，莫如农。我国以农立国，必须首先改良农作，跻国家于富庶地位，然后可以图强。国力充实，而后可以图存，可以御侮，可以雪耻。故昔日研究经济收回税权之志愿，一变而定研究农业之趋向，深愿投身于农业”[2]p.14。他一方面肯定“工业能增高农产之代价，助进商业之繁昌，实为惠农益商裕己足国之枢纽”[3]p.161，另一方面也强调，“无农即无工商，无农工商，即无生利之途，而国无与立。故立国之道，首在务农”[2]p.131，反映了其对工农商三大产业互动关系、特别是农业在其中的基础性作用的综合认识。张謇作为较早投身工业的晚清绅商，多年来始终坚持“工业立国”的主张，但其大生集团特别是大生纱厂的运营艰难，使他这一主张有所修正。张謇认为，“凡有国家者，立国之本不在商也，在乎工与农，而农为尤要。盖农不生则工无所作，工不作则商无鬻”[4]（卷一），后来甚至提出过“民生之业农为本”、“工次之”这样的论调[4]（卷六），荣宗敬则将“农村经济之破产”视为导致以荣氏家族为主导的民族面粉业急剧衰落的主要原因[5]p.38。“火柴大王”刘鸿生虽然未曾明确指出农业的基础性作用，但他未曾忽略恢复农业对于拉动经济内需、扩大工业品市场的重要性，指出，只有使广大乡村摆脱金融枯竭、生产凋敞的困境，才能使全国范围内“人民购买力，逐步增进，金融状况，渐入常轨，则工商业之复兴，可以逆睹”[6]p.80可以看出，刘鸿生是从振兴民族经济的全局出发、而对农业在经济复兴中的重要性进行定位的。 

　　值得指出的是，一些企业家已经将农业的落后与中国在国际竞争的弱势地位联系了起来，通过对西方、日本和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比较，探讨各产业在国民经济构成中应占的梯次。有人认为，“欲兴实业，农、工、商三者必相提并进，始克有奏，否则无成效”；“凡己国自兴其实业，必先着手农业，次工，次商，征之各国皆然。若侵入国家，握人财权，其起点始于商业，次工，次农，征诸各邦对待我国可知”[7]。张謇之子张孝若也指出：“农为立国之本，即今重要工商业国，若英、美、法、比亦亟亟恐农事之堕落也”；“在吾国工业发轫伊始，自不可不预筹防卫农事之法，非特以农事之应保，亦以无数实业特以为给也”[8]。上述观点明确说出了农业在国民经济构成和国际竞争中的基础性地位，从国际间竞争的高度强调了振兴农业对于工业化进程的重要意义，反映了时人对于农业革新更高层次的认识。 

　　　　二 

　　以本行业的发展需要作为参照物探讨农业问题的症结和解决方式，甚至依托本行业复兴农村经济，是民国时期工业资本家强农思想的第二个特点。 

　　晚清末年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内所出现的两次实业创办高潮，实际上正是以欧美和日本等资本主义强国相继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后、对华经济侵略加剧为背景的。发达国家的先发优势、以及这种优势造成的“工业西方，农业中国”的国际分工，都使中国新生工业资本的选择集合被大大压缩。表现在工业资本家的早期经营实践中，就是他们多选择以农产品加工特别是浅加工为核心的棉纺织、缫丝等易于抢占市场、技术含量较少且投资风险较小的轻工业，而少有“连接环节较长”[9]、更易拉动国民经济整体性发展的重工业。虽然上述涉农轻工业的确立并非是与农村经济的发展同步和伴生的（二者甚至没有直接关系，尽管西方工业化的历程和中国工业化后来的成败都说明这种直接关系是至为重要的），但它的发展却不能不需要农业领域的原料供给和农村的消费市场。作为这种畸形产业构成的反映，对农作物尤其是作为工业原料的经济作物及其生产方式的改良，就成为工业资本家涉农言论中声音最大、也最引人注目的部分。 

　　以荣氏兄弟、穆藕初等为代表的棉纺业资本家呼吁推广优质美棉，改良华棉，希图改变工业用纱“必仰给于印、美、埃及棉”的局面[10]。穆藕初指出，“工业中所最重要者，厥唯原料。棉质不改良，纱布竞争难以制胜”[2]p.14。陈良玉、朱笙侯等所创办的中国烟草维持会倡导“维土烟，抵洋烟”[11]p.300。简照南、简玉阶兄弟俩创办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时，提高国产烟草生产的质和量、降低成本以便参与国际竞争的意图也很明显。他们认为，只有扩大和奖励烟草种植，优化烟种和相关生产方式，才能从根本上改变洋烟“舶来吸我利权”的局面[12]。 

　　除了原料生产之外，民族企业家还指出了农业生产相关技术和组织条件的落后，要求改善农业生产方式。荣德生在其拟订的《大农计划》中，把推广先进的农业机械放在了极其重要的位置[13]p.388。因为与工业的信贷关系，一些金融界人士也对农业问题极为关注。银行家陈光甫认为，“现在要解决米的问题，米业中人，须先感觉到本身地位已为外人所夺，长此以往，无地可容，尽量采用新式机器，变换经营方法，或许可以挽回已失的市场”[14]。既是文人同时又涉足工业经营的陈蝶仙敏锐地觉察到了优化农业生产方式的艰巨性，他强调，应由金融界出资提供较为先进的农业机械，至于一般改良农具，则“宜集就地绅衿，出资财置，租给农民”[15]p.153。可以看出，陈氏不但希望扩大改良主体的范围，而且更为重视提高农业技术改良的效率。 

　　作为农产品运销过程的重要一环，交通问题也受到了企业家们的关注。荣宗敬在出席全国工商会议时，要求国民政府“从速恢复交通，以利商货运输，则内地原料不致废弃，商埠制品不致堆积，金融可以周转，民生自免穷困”[16]p.137。荣德生更明确地指出了改善交通对于开发农村的作用，认为“‘行’之关系最大”[13]p.219。企业家的上述言论也引起了交通部门的关注和认同。国民政府铁道部长张嘉àｏ＠①在谈到中国铁道建设的重要意义时，特别强调：“在农业方面，能增设铁路，以替代用于旧式运输工具之人力，则所省人力，已非数字所能形容。”[17]张謇之子张孝若除了建议改善交通条件以便“会集远地之原料，使制造得以便给”之外，也谈到了兴修水利对于复兴农村的重要性。他认为，有关部门应共图根治之策，拨出必要投资，围海添田柜江保岸，进行水利建设。这不仅可使“无泛滥而免灾荒，积极方面更可除弊兴利，与其为治标之办赈，不如谋一劳永逸之计”[8]。 

　　多见于工业企业的集约化经营模式也被企业家们“就地转化”为改造传统农业的尝试之一。公司制作为舶来之物，一直被其视为可大幅度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并将其纳入现代发展轨道的有效形式。张謇在民国初年就谈到了公司制聚集社会资本、通过资本社会化实现风险共担与利益共享的作用，并提倡“凡有大业者，皆以公司为之”，甚至身体力行“仿泰西公司集资堤之，俾垦与牧”[4]（卷二），创办了通海垦牧公司。荣德生以及无锡丝业巨子薛寿萱等也都有过类似作为。穆藕初不但重视农业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还极力倡导在中国实行美国农场的管理模式，曾专门撰文介绍其经营规则、人事管理和财务制度等。他认为，美国农场那种以生产农产品为主、同时附设轧花、纺织、榨油、制皂等加工企业的农工商一体化的产业配套管理，才是“吾国人所最宜注意者”[2]。 

　　不同于西方的工业化道路，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并没有伴随着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化。被民国时期的社会动荡和灾荒抛出正常社会秩序的大批乡村游民，成了农业经济复苏和社会秩序好转的巨大障碍。依托工业化发展转化农村剩余劳动力，在汲汲求利的同时兼顾乡村公益，是民国时期许多企业家参与乡村建设的重要方式之一。总体来看，几乎所有的棉纺织企业都极力在产棉区就地设厂，其原因不仅是出于节省原料运销成本的需要，同时也是其利用便宜劳动力、转化过剩人口意图的体现。张謇设立大生纱厂乃至创办垦牧公司，其主观用意都有这方面的考虑[18]。陈蝶仙在谈到推广农业机械化时，特别提及应兼顾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为了迁就这一方面，甚至有过在广大农村人口暂时无法转移的阶段、“不可用机器打倒人工，转使有业者，变为无业”这样的矛盾想法[15]p.153。荣德生早年与同乡在杭州西湖用餐时，见“群丐环侍争赏，一时不胜感喟。谓群丐皆壮年失业，即无锡城外诸酒家亦有此现象，遂群议回沪设厂，广招劳工，庶几消弥失业有补”[19]p.231。他后来拟订的《大农计划》从更深的层次提到了东南诸省的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认为可在坚持农业生产的同时，“以工为辅，制造一切应用什物，以及衣、食、住、行必需品之机械，供应边区”[13]p.218。 

　　　　三 

　　近代工业资本所面临的另一个阻碍农业产业化的症结，是与农业发展相关的制度性因素的恶劣。倚重于政府来推动制度或政策变革以便最终解除农业发展的内外约束，是民国工业资本家强农思想的第三个特点。 

　　这里所谈到的相关制度性因素主要是指渗透于农业生产各个环节的财政、税收等一系列政府决策性因素的总和。作为具有自然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双重属性的特殊生产部门，农业发展状况除依赖于自然条件之外，还直接受制于政府决策等制度性因素的性质和效率。在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结构的夹缝中艰难成长起来的工业资本家，对此体察尤为深刻。在1920年代农业恐慌刚刚开始之初，改善农业发展的制度供给就已经成了当时工业界舆论的主题之一。 

　　应该指出，并不是只有工业界对农业恐慌有所关注。国民中央政府、地方实力派、高等院校和宗教团体等都曾参与过乡村建设。与之相比，工业资本家更关心农业恐慌及其所导致的工业困难局面背后的政府责任，并敦促政府在改善这一状况的过程中发挥主导和核心作用。陈光甫指出：“我国自古号称为重农国家，然其政策大都消极而不积极”。他认为，政府应从生产上扶助农民，改良生产，尤其要兴办水利事业。并强调，“欲兴水利，必先谋统制管理。现代的失败，在于事权不一，财力分散，人力不集中，计划根本不能解决，此乃以后谈水利的人所极应该注意的”[14]。这种统制管理思想在当时其他企业家的强农方案中也有所反映。张嘉àｏ＠①即建议“设立粮食棉花管理委员会，由中央地方省政府，及商家厂家会同组织之”，负责决定产额分配、税率和价格水平以及农产品进出口管理等重大事项[1]（卷五）。如果结合工业资本家对南京国民政府的经济统制政策的审慎态度来看，他们上述提法的着眼点与其说是对经济统制政策的肯定，倒不如说是他们更支持农业领域的政府干预和保护，以便缓和因农业恐慌而导致的工业困难局面。 

　　在具体的政府行为中，最受企业家指摘的，首推国民政府的财政和税收制度。张嘉àｏ＠①指出，“农村经济的破坏”及“生产资金之枯竭”的原因，都在于“财政的不良”与“不顾人民之购买力”的重税政策[10]p.584。荣氏兄弟、简英甫、劳敬修和王晓籁等谈及税制弊端时，则主要着眼于工业用农产品“自产地入厂，层层捐输，种种亏蚀”给企业带来的成本重负。以牙税在棉花运销过程中的剥夺为例。在棉花从农户到厂家的流通环节中，牙税征收次数可达4-5次之多，致使“值百元之棉花，须纳二、三十元之牙税”[10]p.584。如果加上厘金和各种各样的摊款和田赋预征，这种以控制和聚敛为主要特征的民国税制所带给工业资本的成本之大可想而知。简英甫在1930年出席全国工商会议时提交的《免除重复征税案》，基本表明了工业界对这一问题的立场。他指出，“今若能举原料之税彻查其实征之数，制定条例以减免之，或俟工厂成货后如数发还，外人不能援以为例，实补助国产之良策也”，要求政府规范税收征管，放弃随意搜括政策，并从保护民族工业的大局出发，对工业用农产品实行税收减免或税收返还[16]p.220。与他更注重减轻对“内”征税的主张不同，荣德生更着眼于鼓吹政府加重对“外”征税，即利用关税壁垒对外国在华工业资本的经营活动进行限制，以便改变外厂在乡村“得以自由采买，不为我国税率所束缚”、而华商却需层层捐输的不平等状况[20]p.200。客观地说，这些主张都是企业家基于本产业利益而不是农业经营需要所发出的言论，但是从总体来看，这些主张与其斥巨资购买农作物良种向农民发放推广、致力乡村公益等行为是同时并行的，是工业资本的发展需要农业与其协调和互动这一客观要求在其经营者主观领域的反映。 

　　近代企业家将政府的制度变革看作解决农业发展症结的主导力量，既反映了其对民国乡村问题的洞见，也反映了工业资本在供给和需求均感不足的情况下无力充当工业化的主导力量的客观现实。但是，由于中央政府始终无法解决内外政治危机，并且始终把国家主权看成最大的产权，动辄将政治私利凌驾于民生之上，因此，对于工业家来说，依靠政府力量来改善农业发展困境、以图有惠于工业发展的希望是极为渺茫的。除了在个人和本企业的能力所及范围内克服前述市场条件的限制，他们不可能有更大的作为。 

　　总的来看，民国工业界的强农思想是以改良农业生产方式、推动政府农业决策的优化为手段、以增强农村对工业品的购买力、加快农业对工业的生产要素供给为主要目的的。其关于农业产业化的有关论述，是对传统农业经营模式只重视总量扩张而忽视结构调整的突破和发展，进一步丰富了农业生产力和农业发展的原有内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他们对晚清以来的“工商立国”主张进行某种程度的修正，及其对于农业在国民经济构成中基础地位的重新确认，使民国舆论的主要导向发生了微妙变化，一方面从整体上开始向“后”反思一味仿西的“现代化”道路，另一方面，则转而向“下”关注乡村问题，使乡村危机在民国社会视野中凸显了出来。民国时期从政府到民间的乡村建设运动能够得以兴起，与工业界的呼吁和推动是不无关系的。 

　　但是，囿于行业属性和阶级归属，民国工业界为解决农业危机所做的种种探索和设计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明显缺陷。对于农业危机发生原因的深刻性和复杂性，他们的认识远为肤浅。农业生产方式的长期落后和以人口问题为核心的生态压力固然是导致农业危机的因素之一，但最重要的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结构下畸形商品化对乡村经济的剥夺和历届政府的超经济强制。不从根本上对社会经济结构和制度进行大规模的重新洗牌，单靠生产方式的些微改善和制度领域的修修补补，不足以解决积弊甚深的乡村问题。工业界热衷于“安排”农民，希望纳广大小农于其工业化发展规划，却在视强农为己任的自我想象中，忽视了农民“安排”的重大意义，低估了胼胝小农自我发展和自我解放的能力。农民拥有独立和完整的农业产权，是农业发展的根本动力，而近代历史条件所造成的农民对土地等生产资料占有权和收益权的不稳定，正是乡村诸多社会问题的主要根源。在民国工业界的强农言论中，这些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和探讨。 

　　【参考文献】 

　　[1]　张嘉àｏ＠①.中国经济目前之病态及今后之治疗[J].中行月刊1932,3. 

　　[2]　穆藕初.藕初五十自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 

　　[3]　穆藕初.振兴实业之程序[A].藕初文录上卷[M].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 

　　[4]　张季子九录?实业录[M].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 

　　[5]　李国伟.荣家经营纺织和制粉企业六十年概述[A].文史资料选辑7[C].上海：中华书局，1960. 

　　[6]　钟祥财.对上海地区经济思想发展的历史考察[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 

　　[7]　陕魔.兴办西北实业要论[J].夏声（第1号）[C].1908.02,26. 

　　[8]　钟祥财.中国近代企业家关于上海和长江流域经济发展的主张及其现实启示[J].上海经济研究，1992,6. 

　　[9]　侯建新.国外小农经济研究主要流派述评[J].世界历史，1999,1. 

　　[10]　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C].北京：三联书店，1957. 

　　[11]　朱英，石柏林.近代中国经济政策演变史稿[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 

　　[12]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 

　　[13]　荣德生.乐农自订行年纪事续编[J].申新系统企业史料[C].上海：油印本. 

　　[14]　陈光甫.吾国经济改造的根本问题[J].经济学季刊，1933,4. 

　　[15]　机联集（第3册）[C].上海：上海机制国货工厂联合会，1933. 

　　[16]　实业部，商业部.全国工商会议汇编[C].南京：京华印书馆，1931. 

　　[17]　张嘉àｏ＠①.中国铁道建设[M].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 

　　[18]　刘厚生.张謇传记[M].上海：上海书店，1985. 

　　[19]　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M].长沙：岳麓书社，1986. 

　　[20]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荣家企业史料（上）[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王加敖 

（资料来源：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 200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