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进入同治、光绪两朝，与我国福建及东南诸省的经济近代化步伐紧密相关的事件千头万绪，笔者以为其中最重要的则是两件大事，其一是福州马尾船政局的开办，其二就是台湾经济的近代化。本文以此为锲入点，谈谈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以就正于方家。
一、左宗棠、沈葆桢筹办福建船政与台湾经济地位的提升
1、筹办福建船政旨在抗衡西方列强的扩张政策与加强台湾海峡防务
晚清国运乖舛。强虏压境。同治四年(1865)闽浙总督、洋务派的中坚力量左宗棠在福州马尾创办福建船政局，这是当时远东规模最大的洋务企业。他的洋务计划概而论之即从国外购买机器，聘请技师，以建立近代化的造船厂，打造一支强大的水师。左宗棠认为西方列强“包藏祸心，为日已久”：中国应“设造船之厂，讲求大筏软帐之利，更造炮船火船之式”；否则，亡国灭种绝非危言耸听。①第一饮鸦片战争后，左宗棠认为西方列强欲壑难填，不会就此善罢甘休。若战争爆发，则“彼有轮船，我尚无之。形无与格，势无与禁，将若之何!”②鉴于此理，他强调：“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③有了轮船，不但便利东南七省的商贸运输，还能发展民族工业：“无事之时，以之筹转漕，则千里犹在户庭；以之筹懋迁，则百货萃诸鳌肆；非独渔盐、蒲蛤足以业贫民，舵艄、水手足以安游众也。有事之时，以之筹调发，则百粤之旅可集三韩；以之筹转输，则七省之储可通一水。”④左宗棠晚年回顾他力主开局造船之用意：“臣于闽浙总督任内，请易购雇为制造，实以西洋各国恃其船炮，横行海上，每以其所有傲我所无，不得不师其长以制之。”⑤这些改革措施让人们感到晚清经济从萧条中逆转的契机。
同治五年朝廷(1866)始定开办福建船政局，地址选在福州的入海口马尾，但是对此事能否办成仍持怀疑态度。所以七月十四日朝廷谕称：办船政“所需经费．即著在闽海关税内酌量提用。”⑥也就是说朝廷不再另外拨给开办经费。
然而，福建船政局开张伊始，由于西北军务吃紧，朝廷急调左宗棠入疆平叛。行前，他力荐丁忧在籍的沈葆桢作为继任的船政大臣。沈葆桢系福建侯官人，原籍浙江，林则徐的女婿，官至江西巡抚。他重视学习西方先进科技，主张发展民族工业，为洋务派中之出类拔萃人物。左宗棠对其评价甚高：“久负清望，为中外所仰，其虑事详审精密。”⑦清政府十分器重沈葆桢，除“特命总理船政”外，还决定由“部颁发关防，凡事涉船政，由其专奏请旨，以防牵制”，即赋予“专折奏事”⑧权。船厂设在马尾，既可就近使用福建盛产之木材，又可由台湾海运台南盛产之煤炭；既满足船政局对原材料与能源的需求，又解决台南煤炭的出路。长期困扰福建船政的主要是经费问题，为此沈葆桢、丁日昌曾多次上奏陈情。光绪元年(1875)九月，朝廷为此事谕令军机大臣：“福建船厂经费不取，经户部等衙门奏明，将闽海关四成洋税项下余银四十万两，尽数拨归应用。七月以后，续征四成洋税，提拨四十万两，解还部库。嗣后船政经费，即由闽海关六成项下，每月拨解银五万两，俾资接济”；“著文煜先尽筹解，毋稍延缓，致误需要。船政与海防相为维系”。⑨足以证明此时清廷非常重视福建船政局的开办与发展，并希冀通过办理福建船政借以加强台湾的防御能力。
2、筹办福建船政为稳定东南政局，提升台湾战略地位并加强其与大陆的经济联系
实际上，左、沈诸公筹办福建船政事务另一个重要目的就是稳固东南政局，抵御列强染指东南、尤其是台湾的侵略企图。随着列强坚船利炮的急速东进，台湾的战略地位日益引起各国的重视，列强想方设法以台湾作为跳板侵略中国，并企图将台湾从中国版图上割裂出去。因而福建船政在稳定台湾政局、维系台湾与祖国大陆的血脉联系方面的作用日臻显露。咸丰十一年(1861)台湾正式开港，同治元年(1862)、二年(1863)淡水、台湾(安平)两口相继设关开市，并增加鸡笼、打狗(高雄)两个外口，实际扩大为4口。同治十年(1871)琉球人避风台东，与当地土著牡丹社发生冲突造成流血事件。翌年日本小田县人漂流至卑南被劫。同治十三年(1874)日军借机扩大事态，入侵台湾。清廷急派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带领轮船、弁兵“以巡阅为名”，前往台湾“相机筹办”，⑩建布政使潘蔚作为助手帮同筹划。又悉日军已登陆台湾，朝廷旋改授沈葆桢为特命钦差大臣视察台湾防务。并规定“所有福建镇道等官均归节制；江苏、广东沿海各口轮船，准其调遣，俾得与日本及各国按约办论，而于征调兵弁船只事宜亦臻便捷”；且“除江苏、广东沿河各口轮船用款各由各该省拨给外，所有该大臣需用饷银，著文煜、李鹤年筹款，源源接济，毋任缺乏”。⑾氏临危受命，即与福州将军、督抚联名会奏“会筹台防折”，提出“联外交、储利器、储人才、通消息”等4项保台应急举措。朝廷随之上谕：“均著照所议行。并准其将闽省存款移缓就急，酌量动用。”⑿急调福建陆路提督罗大春增援台湾。沈葆桢一行抵台之后，即与镇道会商认定“应办者三事，日舌战，日预防，日开禁”；“预防与舌战同时并举”⒀；并奏请购买西洋铁甲船以壮防卫实力。
3、通过开禁、增设府县等行政措施促进台湾经济的开发
击退日军后，朝廷又诏命沈葆桢筹划台湾善后。由于台岛硝烟骤起，举国上下极为震动，中央政府大员们也引发一场大辩论。如李宗羲慷慨陈词：“台湾一岛，形势雄胜，与福州、厦门相为犄角，东南俯瞰噶罗巴、吕宋，西南遥制越南、暹罗、缅甸、新加坡，北遏日本之路，东阻泰西之往来，宜为中国第一门户，此倭人所以垂涎也。”⒁鉴于国际形势的剧烈变化，沈葆桢认为台湾亟需整理内政、开发山区经济，以增强实力，沉着应变。所以同年十一月沈氏奏请台湾开禁。他说：“全台后山除番社外，无非旷土。迩者南北各路虽渐开通，而深谷荒埔，人迹罕至，有可耕之地，而无可耕之民。……内地人民向来不准偷越，近虽文法稍弛，而开禁未有明文。地方官思设法招徕，每恐与例不合。”⒂此前为限制人民渡台，朝廷订立诸如诸多禁律，如私入番境杖一百，抽藤、钓鹿、伐木、采棕杖一百、徒3年；偷越运货者，专管之官失察降调，该管上司罚俸1年；入台民人不得与番民通婚，违者离异参罪，地方官查处，从前已娶者不许往来番社。沈葆桢痛陈陋习之弊，“请将一切旧禁，尽与开豁”。还在《请移驻巡抚折》、《会筹全台大局疏》中批评了朝廷的错误做法，指出“台地向称饶沃，久为他族垂涎。今虽外患暂平，旁人仍眈眈相视。未雨绸缪之计，正在斯时”，且“外人之垂涎台地，非一日亦非一国也。……我不尽收版图，彼必阴谋侵占”⒃。他呼吁巡抚移防台湾，并强调：“年来洋务日密，偏重在于东南，台湾海外孤悬，七省以为门户，其关系非轻”。尽管朝廷批准，但由于闽中督抚政见不一，加之移驻确有实际之难，所以巡抚移防台湾一案迟迟未能实行。沈葆桢在善后折中建议在台湾前后山“建郡者三，建县者十数”，光绪二年(1876)朝廷批准台湾由一府四县三厅增为二府八县四厅。即增设台北府，合原来的台湾府为二府，新设恒春、淡水、新竹、宜兰四县，合原来的台湾、凤山、嘉义、彰化四县为八县，增设鸡笼、卑南、埔里三厅，合原来的澎湖厅为四厅。这种行政区划的规划与变动，不仅有利于台湾防务，也有利于台湾经济开发。丁日昌也在同年上《请速筹台事全局疏》，对日人可能犯台提出警告。⒄在沈葆桢等人的主持下，福建船政局除了修造轮船之外，还培训了一批电话电报、机械加工、外语翻译等人才，这些人才在近代台湾经济的开发与发展中均发挥了重大作用。
二、福建船政对台湾经济近代化的促进作用
1、闽台经济交往源远流长
闽台经济交往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但直接影响福建船政的则应从嘉庆朝算起。泉州官渡总口蚶江，至今仍保留有嘉庆十一年(1806)九月由泉州府蚶江海防通判郑缝书写的《新建蚶江海防官署碑记》一方，文中曰：“蚶江为泉州总口，与台湾之鹿仔港对渡。”⒅。这就是官渡。私渡的渡口在福建沿海更是星罗棋布，《赤嵌笔谈》记之甚详⒆。可以看出，嘉道年间有识之士就强烈地意识到闽台之问的航运是维系大陆与台湾的生命线，不可须臾或缺。无论是官渡还是私渡，都为同光时期的福建船政局经营闽台航运打下基础。
2、同治、光绪时期福建船政对台湾支柱产业发展的促进
这个时期是福建船政的发展时期，也是台湾支柱产业的兴盛时期。其一表现在台湾的制糖业。台湾种植甘蔗及蔗糖加工有悠久的历史。清朝康、雍、乾时期种植面积不断扩大，蓝
鼎元奉旨巡台时就看到漫山遍野的蔗林。开港之前。台湾蔗糖主要销往内地。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与英、法、俄签订《天津条约》，开放台南等港口。台湾开港之后，台糖大量销往国外市场。时值国际市场上蔗糖短缺，糖价攀升，需求极旺，因而刺激了台湾的蔗糖业。随着福建船政运力的增加，同治十三年(1874)至光绪十年(1884)正是台湾蔗糖外销的黄金时段。10年间年平均外销额达46万担，最高年份是75万担。⒇
其二是制茶业。台湾茶叶的种植和加工受福建影响极大。福建种茶与加工很早，但传人台湾却很晚。嘉庆年间在淡水河及其支流的大科嵌、新店、基隆三溪流域由福建来的茶农指导开垦茶园；道光时台湾才有茶叶加工，而后才有茶叶出口。直至同治四年(1865)宝顺洋行的约翰·多德为研究樟脑产地实况来台湾考察，发现台湾的山地自然条件与福建相似，并着手实验。他于同治五年(1866)从福建泉州安溪运来茶苗，鼓励台湾茶农植茶加工。同治六年(1867)收购和加工精制茶叶，贩运澳门出售。首次人欧的台湾乌龙茶以其芳香馥郁深受欧美青睐，多德备受鼓舞就在艋胛开设茶馆，从事茶叶的精制加工业。但此时台湾茶叶种植仍局限于台北地区，为了将其推广至台湾全岛，光绪五年(1876)台湾道夏献纶曾致函台湾知府：“台南宜于种茶，……现拟于淡水购茶子十万，崇安、福宁各购茶子十万，均交南路试种；所有福宁、崇安两处茶子”，“迅速选购，交轮船寄台”。[21]光绪十三年(1887)台湾建省之后，巡抚刘铭传整顿岛内茶叶的栽培与加工，一方面保护与奖励茶农的经营，另一方面将大稻埕的茶行建成台湾茶叶的集散市场，以纠以往时弊。刘铭传还创立“永和兴”茶郊制度，以此希冀重振台茶市场。在福建船政的支持下，吸收了来自闽东、闽南的优良品种与先进技术，奠定了近代台湾茶叶发展的基础。日本割台后统计产茶人员约30万人左右，因而该行业吸纳劳力最多。岛内缺乏劳力，许多采茶工系福建茶区乘坐福建船政局轮船渡海之人。光绪十六年(1890)淡水海关报告说：“该年台湾尝试种桑养蚕，但因劳工均为茶叶吸收，无法发展。”[22]如果没有船政不断扩大的运输能力解决岛内劳力不足问题，则台湾茶业也不可能迅速发展。
其三是台湾的盐业。台湾岛内长期依赖福建所产食盐。台盐因管理混乱、生产无序，加之运输等原因，所以乾嘉之后岛内盐价居高不下，百姓叫苦不迭。特别是宜兰民众只好食用福建惠安、兴化所产盐斤，每斤售价仅7—8文，此乃私盐。台湾盐商甚至囤积居奇，至秋冬二季福建渔船鲜有入境时，再以20—30文高价牟利。咸同年间，台北与台南盐务分由台湾道与台湾府管辖，两者互相推诿。光绪十三年(1887)刘铭传执掌台湾，改革盐务。本来朝廷规定，台湾一府为一行盐地界，即台湾所产盐斤不得运至别处，别处所产盐斤亦不得运入台湾，违者均以私盐论处。咸丰后期，因为岛内人口激增，对食盐需求量增大，而岛内产盐不敷半数，故在光绪初年(1875)特许台湾购买闽盐(主要为漳州府的长泰、南靖所产)配运各县，以补不足部分，名之曰“唐盐”。至同治年间福建盐商通过船政运输以食盐换取台湾所产煤、谷及樟脑已占主导之势。
三、福建船政与台湾近代化的生力军——民间商贸组织“郊”
自雍正初年始，台湾岛内各行业进出口商行为了公平竞争、排除内耗，成立了类似于商业公会性质的民间组织，称为内郊和外郊。诸如米郊、布郊、绸缎郊、丝线郊、纸郊、药材郊、杉郊、苎仔郊、油钉铁郊、茶郊、磁仔郊。雍正前后，大陆民众人台谋生者大为增加，许多大陆籍商人以台湾为根据地，经营范围北及齐鲁，南过闽粤，输出台湾糖、油、米，从大陆输入绸缎、罗布、纸料、杉木、烟叶及棉花等。这些批发商很需要在台岛各港组织商会，协调贸易。所以“郊”应时而生。雍正三年(1725)台湾府城出现三郊，即北郊、南郊与港郊。北郊负责配运上海、宁波、天津、烟台、牛庄等埠货物，约有20余号营商。南郊负责配运金、厦、漳、泉、香港、汕头、南澳等处货物，亦有20余号营商。港郊则负责台湾岛内各港货物的采购，有50余号营商。道光时期北路郊商云集于台北艋胛街，咸丰初大稻埕建街，厦郊兴起，遂称淡水三郊；加之香港郊与鹿郊，统称五郊。此后随着两岸贸易的扩大，“郊”的船运港口及管理分工日趋细密。同光时期郊商的货物相当部分有赖于福建船政局的海运，郊商的兴盛与船政有着密切的联系。
四、福建船政的发展与台湾近代化的互动效应
1、促进闽台通讯联系与岛内信息沟通
福建船政的兴办首先加强了闽台两地之间的信息沟通、经济互补与商贸交流。船政局所修造的轮船，许多是用于闽台两地之间的旅客与商品的运输，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以往木船为主的格局，也提高了人员与货物的安全系数。台湾与福建的海底电报线也是由沈葆桢力主架设的。同治十三年(1874)牡丹之役，钦差大臣沈葆桢驻军台南，痛感闽台军讯不畅，奏请架设电线，以速军情。由丹麦商人德勒耶揽办。光绪三年(1877)，巡抚丁日昌决定由台南府城至凤山旗后先行开通电信业务。饬令游击沈国先率领福州船政电报学堂毕业生苏汝灼等技术人员，于当年七月十日从郡城台南动工，九月五日全线竣工。光绪十年(1884)法军登陆台岛，刘铭传迁怒于因南北电报线未通而贻误战机。为此，光诸十二年(1886)该工程由通商局李彤恩与上海德国泰东洋行立约揽办。共计两条线路，一自台北郡治分歧而至沪尾、基隆；一至台南，与旧线连接，共计线路总长800里，并在途经的新竹、苗栗、彰化、云林、嘉义各设电报局办理。至光绪十四年(1888)四月竣工，张维卿以候补道身份出任总办，这是当时中国国内最长的电报线路。其间，光绪十三年(1887)八月，又自淡水埋设海底电线至福州芭蕉岛(即川石)，而安平也埋设海底线路通至澎湖。当月二十一日，由福建船政局派出飞捷号轮船自福州起航，翌日抵达沪尾，接通海陆线路，再赴澎湖以接通安平。由于船政局的促进，台湾至福州的通信工程遂告成功，台湾与内地的联系更紧密了。
2、促进闽台两地民用运输，参与海难救助
福建船政局在促进闽台经济交流、尤其是两岸民用运输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船政局的轮船对于两岸国计民生方面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有代表性的如运输台湾大米以解决福建及内地诸省缺粮问题。有关文献记载：“采办京米委员前赴台湾购米，俟购有成数，饬万年清前往装运。”[23]可见运载粮食成为船政局的一项经常性的主要任务。光绪四年(1878)直隶发生灾荒，严重缺粮，总署即命福建船政局轮船赴东北购粮转运河北。船政局旋令永保、海镜、琛航三船赴沪，顺便为招商局运米赴津，“抵津后或拨赴奉省转运，或仍赴上海轮装，均由李鸿章酌核分遣”[24]。此外，每年台湾还必须向福建运送大量的军米(兵眷米谷)，以解决驻闽清军的军粮与家属的口粮供应问题。运粮任务也多由永保、海镜、琛航、万年清等轮船承担。台湾海峡风急浪高，无论是外籍商轮，还是国内、省内船只海上遇难，船政局轮船均星夜驰往目的地鼎力相救。如同治十二年(1873)六月十五日英籍夹板船吞顿和丝马儿，在台湾基隆港因风遇险，所幸有福星轮救助方才脱险；又如同年二月问，漳泉商贩、水手，在福清海坛海面遇难，也得到张成驾驶的海东云号的救援，24名水手幸免于难。[25]光绪五年(1879)船政大臣吴赞诚总结了船政局轮船在加强闽台经济交流方面所发挥的重大作用：“臣维船政与海防相为表里，海防持久而不敝，船政亦宜日起而有功。同治十三年，台防事兴，护送兵勇，转运军装，接济粮食，均由轮船自达重洋，克期而集”；“总兵孙开华、吴光亮诸军，前年克阿棉纳纳，去年克加礼苑等，济师穷域，舍轮船无以应征调之机”；“去年晋豫旱灾，待酌孔亟，臣派海镜、永保、琛航三船会同招商局各艘，分赴金陵、上海、牛庄接装米麦，大帮赈务，得以应手。近年省厦洋面华商遇险，无不派船拖带；即外洋船只遭风搁浅者，亦往往仓卒乞援，臣立饬拔碇前往，或保其全船，或拯其人口，佥以化险为夷。”[26]有力地说明船政局在促进两地经济交流与抢救海难方面功不可没。
3、促进台湾经济的近代化步伐
台湾经济的近代化有三个标志，即一是体现在能源的开发，二是体现在通信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三是体现在进出口贸易额的扩大。能源方面，台湾盛产优质煤炭，曾经屡屡引起英法商人的觊觎。光绪元年(1875)清政府根据洋务派李鸿章、沈葆桢等人的建议，在台湾基隆设立西式煤厂，招募洋人，购入先进的采煤器械，用洋法开采台湾煤矿。台湾官煤厂遂跻身于当时全国最先进的官办煤矿行列，所产煤炭不仅供应福州马尾船政局造船炼铁之需，还远销上海、香港及国外。同光之际，日本加速吞并台湾的步伐。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侵略台湾但被击退。清政府决心防御外敌，沈葆桢力促朝廷解除对台贸易的诸多清规戒律。光绪元年(1875)朝廷谕示全国：“所有从前不准内地民人渡台各例禁，著悉与开除。其贩卖铁、竹两项，并著一律弛禁，以广招徕”。[27]随着福建船政局规模不断扩大，对能源的需求日益增多，台湾解禁后又能提供给福建船政大量优质烟煤。两者相得益彰。沈葆桢、丁日昌加大台湾对外开放的规模，相继在厦门、汕头、香港等地设立招垦局，由清政府提供路费，贷给资金，向大陆各省广招移民入台屯垦山地。光绪十一年(1885)中法战争结束，在沈葆桢的极力呼吁下朝廷下诏同意台湾单独正式建省。首任台湾巡抚刘铭传在军事、行政、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多方进行改革和建设。台湾在东南七省中后来居上，至甲午战争前夕，已经跻身子全国最先进的省份行列，令世人刮目相看。
其二为通信与交通运输。台湾孤悬海外，防卫之重要性尤其突出。以有力的交通、通讯保障来防范西方列强的觊觎之心，这是台湾建省前后历任巡抚所达成的共识。在这方面福建船政发挥了积极作用。光绪七年(1881)福建巡抚岑毓英为解决海峡两岸信息交通问题延请福建船政大臣派拨琛航、永保二艘轮船循环往返于两岸之间，以加速文报传递，并准搭载人货。其后又增派伏波、万年青二轮，缩短邮递日程。光绪十一年(1885)刘铭传以飞捷、威利、万年青三轮往返航行于台湾与大陆各重要港口。第二年六月，刘铭传又向民间募得资金40万元，另加官方投资10万元在台北大稻埕设立商务局，以32万两白银购买驾时、斯美二轮往来于上海、香港之间，还远航新加坡、西贡、吕宋等国际名港。[28]然而邵友濂继任台湾巡抚后由于经济业绩不佳而将该项官办的轮船业务停止。据《台湾通史》“邮传志”统计，光绪二年(1876)有帆船111艘驶抵淡水，而轮船抵港者仅44艘；至光绪十六年(1890)，帆船就减为8艘，而轮船增至126艘，总计吨位为177500余吨。其中大量是来自中国大陆的船只。由此可见，兴办船政之后，台湾航运首先获利。海洋运输业的兴旺与各个港口的繁盛也带动了台湾经济的发展。
其三为进出口贸易。咸丰八年(1850“天津条约”开安平为通商口岸，第二年“北京条约”又开淡水为通商口岸；此后，因贸易量增大又开高雄为安平的附属口岸、基隆为淡水的附属口岸。同治元年(1862)在淡水设海关，次年于基隆设关。同治三年(1864汾别于安平、打狗设关，并置税务司。外国洋行始入台湾经商，输入商品以鸦片、棉布、麦粉、铅块为主，输出的以米、樟脑、茶、砂糖、木材、硫磺为主。贸易额逐年增多。以光绪十二年(1886)为例，输入265万元，输出153万元。当然，外贸经营大权，尤其是一些战略物资如樟脑等掌握在外国人手中。茶叶是台湾的大宗出口商品，以光绪十七年为例，贸易额为864万两，其中外国贸易392万两．与大陆贸易472万两。以贸易额计，比开港之初的592万两增长了14.6倍。胡传在1893年2月17日的日记中写道：“自设行省以来，增田赋、榷百货、采矿、蒸脑、淘金、开煤，岁人近二百万”[29]。所以至甲午战争前夕，台湾已跻身于经济强省，其经济实力及人民的生活水平已足与苏杭一带当时经济最发达地区相媲美了。而这一切又均与福建船政有密切的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说，福建船政促进了台湾经济近代化。
注释：
①海防档乙《福州船厂》(一)，第11页。
②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一)，第18—19页。
③⑥⑦《船政》卷一，第2、9、12页。
④海防档甲《购买船炮》，第366页。
⑤⑧《洋务运动》(五)第110、16页，版本同上。
⑨[27]《清德宗实录》卷十八。
⑩《清穆宗实录》卷三六四，同治十三年三月二十六日。
⑾《请穆宗实录》卷三六五，第13—15页。
⑿《同治甲戌日兵侵台始末》，台湾文献丛刊第38种，第16—20页。
⒀沈葆桢：《沈文肃公牍》“巡台一”，第7页。
⒁《筹办夷务始末》(同光朝)卷一百，同治十三年(1874)十一月十二日条。
⒂[21]连横：《台湾通史》卷一五“抚垦志”页313，卷二七“农业志”。
⒃沈葆桢：《沈文肃公政书》卷五。
⒄丁日昌：《请速筹台事全局疏》，《道咸同光台事全局疏》，台湾文献丛刊第288种。
⒅引自林水强、傅金星：《蚶江志略》插图照片，香港华星出版社1993年5月版，第174页。
⒆黄叔璥：《赤嵌笔谈》“海防”。台湾文献丛刊第4种。
⒇周宪文：《台湾经济史》有关章节。台湾开明书店1980年版。
[22]林满红：《茶、糖、樟脑对晚清社会经济的影响》，《台湾银行季刊》28卷第4期。
[23][24][25][26]海防档乙《福州船厂》(二)，第229、763、467、515页。
[28]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编印《重修台湾省通志》卷四“经济志、交通篇”。第一册第644页，l992年版。
[29]胡传：《台湾日记与禀启》，台湾文献丛刊第71种，第118页。
（资料来源：《台湾研究》2006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