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以来，国家经济重心南移，南粮北运是历代统治者最关心的问题。清承明制，每年额征漕粮400万石，在国家财政中占重要位置。清前中期漕运体制较为完备严密，尤其是康雍之世，大力整顿，漕政较明代为之一新，廉谨之风持续数十年。但嘉道时期，随着吏治的腐败，漕粮起运交仓粮额日减，质量下降。这种漕政的败坏，与当时的社会统治弊政直接相关，恰如有的学者所言：“漕运危机是这个世纪最初几十年公共职能普遍崩溃的一个方面”[1]。大致而言，清代中后期的漕弊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运丁的双重性 

清沿明制，漕粮军运，长运者为旗丁，旗丁另立户籍，因其责任是运送漕粮，故又称“运丁”。清初规定，漕船每艘额设运丁10－12人，分给屯田，免收徭赋。运丁终年往来于河道，耕种往往荒废，屯地多半转归民户。运丁负债累累，生计维艰，引发各种冲突，清廷不得不进行调济，于屯田收入之外，另给行月粮，大约12－15石之间，一半给米，一半折银。折价为清初所定，嘉道期间米价已昂，原定的折银每担只能买3至4斗米，故收入锐减。 

失之于此，必取之于彼，漕船帮费遂逐年增加。运丁向州县增索帮费，每以米质不合为借口，勒索名目则有收兑漕粮之前的“铺舱费”，兑粮上船之时的“米色银”，开船离境之时的“通关费”和过淮安的“盘验费”。道光初年，两江总督孙玉庭指出：运丁勒索州县，必借米色刁难，开仓旬日，各仓已满，运丁深知米多仓少，每籍看米色为由，不肯受兑，致使粮户无仓输纳，往往滋事；“或所索未遂，即籍称米色未纯，停兑喧扰”，州县不敢不应。及至委员催兑开行，各丁不俟米之兑足，即便开船，“冀累州县以随帮交兑之苦”[2]。 

除索要帮费，盗窃漕粮也是常有之事。一旦盗卖，即用“搀和”方法弥补，一是掺和杂物，如沙土、石灰、糠秕、米屑。二是将发胀药品拌入米中，使体积胀大，如五虎、下西川、九龙散等。三是渗水浸泡，以石灰洒入米上，暗将温水灌入船底，复籍饭火熏蒸，米粒发涨，这样可以每石余出数升，“以致贮仓之后，易于霉变”[3]。运抵通州后，仓场监督以既经验收，又曾得过好处，明知米色不符也不验驳，八旗兵丁和普通官吏则成为霉米的主要受害者。 

私货运输亦为补救办法。清初允许漕船北上，载米500石准予携带60石免税私货，雍正年间增为100石。以后数额一再扩大，至嘉庆四年（1799年），准其多带至150石[4]。这种现象的出现，实际上是清廷在不愿意直接增加运丁报酬的情况下，采取的曲折补救措施，即放弃部分商税收入，允许运输者利用漕船贩运贸易，改善生活。但是，水手与各地有势力的商人相互勾结，在南则装载木植纸张磁器杂货，在天津则装载食盐，均属违例物品，直接影响了朝廷的关税收入。尤其是运船夹带私盐，致使全国私盐充斥，淮纲滞销至数百万引。此外，纠众抗延停斛不兑、鼓噪殴伤州县官员、抢夺官银、捆缚粮长、擅闯关闸、漕帮持械群众，甚至劫掠居民，都是运丁报复的手段。 

清代漕运按运粮区域分为百余帮，每帮有船五、六十只，每运约需船六、七千只。每船以旗丁1人领运，其余雇募水手，此外还需临时召募拉纤者，谓之“短纤”。这样，漕运行业中就形成了十万余人的漕运水手，他们多是直隶、山东等地的无业游民。清前期，水手由千总保结，然后呈报卫守备，故素质甚佳[5]。后来漕制日见败坏，水手多为无赖，有些盗匪作乱失败后，四处逃散，也变为水手。随着水手素质的下滑，各种违法乱纪案件逐渐增多。 

漕运是季节性职业，每年回空时间在半年以上。水手每年仅有身工银10两，在回空时期，他们生活无着，自然而然地与修筑在河边的罗教庵堂发生联系。罗教为佛教支派，主张扶危济困，患难相助，与水手心态契合，因水手回空时无处住歇，疾病身死亦无处掩埋，“故创设各庵，俾生者可以托足，死者有地掩埋”[6]。乾隆年间，地方官发现罗教庵堂系“不僧不俗之庙宇”，徒众有吃素念经者，有不吃素不念经者，下令禁止，结果反而促使其最终转化为行帮会社，并最终发展演变为青帮，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乃至官府的心腹之患。 

二．浮收与勒折 

漕政首禁浮收，最初犹不过就斛面浮收，未几有折扣之法，“始而每石不过折扣数升，继乃五折、六折不等”[7]，规模不断扩大。为达到浮收目的，收兑官员照例是在收粮时对粮户进行刁难，虽洁净干圆，记书总嫌米丑，及再换米，刁难如故，退换数次，“或愿六扣和七扣，而淋尖撒地踢斛抄盘，一石之米又去其半”[8]。 

在征收过程中，浮收经常使用以下几种手法有：加大量斛容积；量米时使用手脚，如使用踢斛法；使用淋尖法，使量尖高出斛面。与浮收并行的，是粮户必须应付各种使费，吏胥和斗级索要茶饭钱，粮仓胥役索要各种项花费，此外又有口袋花红等名目。有的州县甫经开征，即虚报满廒封仓，利用农民急于完纳的心情，故意拖延留难，逼迫农民行贿。总之，诸种弊端皆由官吏有意刁难，以致民户守候需日，“不得不听从出费”[9]。 

嘉道时期还有所谓的“衿米”、“科米”、“讼米”等名目。缙绅之米谓“衿米”，举贡监生米谓之“科米”，好争讼者之米谓“讼米”。他们所交之米，非但不能多收，即升合不足、米色潮杂，亦不敢驳斥。州县官吏的贪索给地方豪绅以可乘之机。缙绅地主对漕赋的侵蚀，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将自己应完漕粮拖欠短交；包揽农民应完漕粮；向州县勒索“漕规”。州县官员征漕贪污，虑地方讼棍控告，“则分饱之”[10]，于是包漕之风大起。劣绅刁生乃至于教官、典史以及武弁，甚有家居绅宦，利用百姓惧怕纳漕心理，勾通吏胥，广为包揽，官吏因有浮收，被其挟制，“不能不通融收纳”。因包户代交较自往交漕所省实多，是以包户日多，“不特刁民群相效尤，即良民亦渐趋于莠”[11]。这种情况在嘉庆时已盛，道光初年情况更炽。有的豪绅还进一发展到向地方官索要漕规。嘉道年间，州县浮收勒折，开仓之时绅衿纷纷告漕，尤其狡者名曰“白头”，官吏惮其滋扰，啖吻厚贿。刁生劣监也要挟官吏，瓜分漕利。嘉庆十年（1800年），江苏吴江县有生监吴景修等314人之多，挟制官府，吵闹漕仓，强索规费，该县因支出漕规帮费为数过大，致挪借公款2万两[12]。 

浮收逐岁递加，有增无减，“民力惫矣，激而出于京控，州县之财竭矣，迫而至于侵亏”[13]。百姓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也联名向上控告，但地方官“恨其上控”，对他们进行凶穷极恶的报复，甚至蓄养打手，“专殴控漕之人”[14]，使得东南办漕之民，控告无门，这又进一步激起民变，以致道光时，每年闹仓者十而三、四。他们众志成城，不谋而集，“抢斛拆仓，殴官之案相望而起”。地方官也明白，从前闹漕皆棍徒，近年以来则皆良民，之所以铤而走险，“实出不得已”[15]。清廷亦曾屡次下达查禁漕弊谕旨，制定相关整顿措施。如道光帝即位之初就发布上谕，著令有漕省各督抚，破除情面，有弊即惩，“使群知警惕，以塞漏厄”[16]。但因制度本身存在的致命弱点，使得各项工作或仅能收一时之效，或形同空文。 

三．漕官的贪贿 

为顺利运漕，清廷建立了一套较为庞杂的官制。随着时间的推移，漕政渐趋败坏。各级漕臣为己之利，多向各机构安插私人。例如，漕运总督所派漕务委员初为数人，嘉庆年间，因亲友谋充，已骤增至80余人。这些人一经委用，即设立公馆，“添雇走役，逞暴作威”，需索帮费，邀求货物，无所不至[17]。每当漕务终了，各官又借机保举有功人员，给予奖叙。

清初挽运事宜皆由卫所承担，各卫帮千总负责领运，设有两官，两年轮换出运，但仍觉不足，另委候补1员押运空船，令本帮千总押重，一官3人。每省粮道负责督押，又别委同通为总运。漕船行经沿途地方的督催大员，自瓜洲至天津有数百员之多，明知无济公事，“然不得不借帮丁之脂膏，以酬属员之奔竞，且为保举私人之地”[18]。 

漕运官员接受“陋规”是尽人皆知的事实。直接负责征收的州县官吏，为免遭弹劾，对上级派来的漕粮监兑官、催漕官，甚至其书役家人，都须行贿打点。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御史王家相奏称，各州县官员所送漕规银，自数百两至一、二千两不等[19]。粮道总管一省粮政，兼负押运责任，运丁的行粮、月粮等项，都由其发放，他们多从中剋扣而不如数发给，并购买各种礼物，如绸缎茶叶，以便向沿途漕政官员赠送，人们目之为“货客人”。 

漕船按运粮区分为帮，帮船中有代表运丁和运官进行联络的丁头。丁头权力最大，全帮受兑开行到结束，整个过程都得听其指挥。丁头利用职权，借机舞弊，对运丁的剥削，如剋扣运丁的行粮、月粮，贪索各帮船应领漕项银两等，花样也很多，“运军疾之如仇”[20]。漕船停泊水次，在未开之前，领运官以演戏设席名义宴请运丁，借机敛钱，谓之“分金”；遇到生日及婚丧嫁娶，则会勒索“陋规”。他们还购置皮槁散给各船，索取高价。有的则纵容家丁买烟，高价散给水手，乃至对运丁呵斥责打，“任意凌践”。其它如行船时期征收的饭米银、篷税银、装带土宜银、沿途贴印花银等，名目繁多。 

由南而北，运河沿途设有漕船官员，都以催漕名义索取陋规。漕船拨浅过闸，有漕运总督衙门派遣的官吏监督，剥船之多少，吃水之深浅，全由他们决定。运丁为顺利挽渡，须预先花钱疏通。稍不如意，即于关闸危险处，风雨深黑夜，称粮船休息为逗留，“恣行责打，逼至深处，船碎人溺，米须重赔”[21]。漕粮北运，先聚通州，再由此转拨各仓。仓场衙门和坐粮厅通同舞弊，所索“陋规”有“科房”、“漕房”等名目。坐粮厅负责漕粮验收、转运及交仓，漕船未至通州以前，坐粮厅先派吏胥前往通州东南杨村一带催趱，向漕船勒索“船价钱”；漕船到通州起卸，又索要“验米费”[22]。斛量盈缺，米质好坏，全为经纪左右，“顷刻间即成奏案”，如果胆敢不交帮费，则必设法破坏[23]。另外，漕船挽抵通坝有“落地钱”，交卸漕粮时有“兑收费”，经纪中的头目又额外索取“折帮钱”[24]，均须运丁额外承担。 

对运军的勒索，除上所述外，还有淋尖、踢斛、抛剩、漫筹、脚米等，以至于出现了“惟是帮丁长途苦累，费实不资，若竟丝毫不给津贴，则势必不能开行；若责令州县颗粒无浮，亦势必不能交兑”[25]的两难局面。蚀漕者众多，积弊甚深，导致运船向州县索取的帮费日增。雍正初年每船索要不过20两，发展到道光时期，已增至700—800两，“前后数十年，多寡悬殊如此，闾阎之征敛可知矣，而运军固未尝受其利也”[26]。 

“坐粮厅吃帮，仓帅吃仓”，也是历来的陈规。漕粮送入通州、北京二仓，仓庾管理及俸米发放，要花费一套麻烦的手续。对整个漕运制度来说，京通仓场是漕运制度的最后阶段，它的功能不可忽视，清廷对仓庾的管理相当重视。但仓场官员往往视为利薮，比如与商人勾结，侵盗仓粮。尤其应指出，八旗兵丁多不喜食大米，常将所得漕粮以相当低的价格卖给米商铺户，官俸亦然。分配给八旗兵丁的漕粮，往往由牛录章京领米易钱折给，兵丁买杂粮充食，每石合银一两有奇，领米转发米铺，或掺杂泥沙，或霉烂不堪食用，只得发付糖坊，赴仓亲领米者，百不得一。难怪有人感叹：“盖涉途远近则侵蠹必多，经时久则折耗自易，以漕运无穷之劳费，而每石仅获一金之用，亦可慨矣。”[27]

河运漕粮给朝廷、运丁和百姓都套上了沉重枷锁，成为清代政治生活中的一大顽症。魏源曾给漕粮最为集中的苏、松、常、镇、太仓地区算过一笔帐：它们的漕赋额近160万石，几半天下，而其每岁例给旗丁运费，则为银369900两，为米411893石，计米折价直银936759两，共计给丁银米二项，为银1295758两，“上之出于国帑者如此，而下之所以津贴帮船者殆不啻再倍过之，通计公私所费，几数两而致一石”[28]。漕弊的存在，可谓祸国殃民，不仅极大地侵蚀了国家的赋税收入，还激化了整个社会的矛盾。如此上下交困，日甚一日，南粮北运的问题陷入停滞的窘境。也正因为有了以上诸多问题，才使得海运在清代的漕粮运输体系中，显得格外引人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