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在历史研究中忽视国家对经济的作用，即使对此有一些研究，也往往强调国家对经济的负面作用，而忽视其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实际上正如诺斯所说，国家的存在对于经济增长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清代的前期和中期是这样，后期也是这样。雍正皇帝曾经设立农官，奖励务农有成的老农，并从江南请来经验丰富的老农到北方传授农业技术；乾隆皇帝曾在北方推行两年三熟制，这些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所谓康乾盛世，都带有国家干预经济的影子。

近代以来，尤其是在太平天国运动后，清政府采取了一些稳定农村，恢复经济，发展生产的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重农是清代的传统政策。户部则例内载：“民间农桑，责在有司。劝课果著成绩，三年后准予议叙。不实心者，以溺职论”。有些地方大吏忠实执行了这一政策。如贵州巡抚贺长龄于道光十七年（1837）即督同藩司庆禄、粮储道任树森刊发《蚕桑编》、《木棉谱》，通颁各属教民栽种。十八年（1838）春间，先于省城附近隙地试种桑秧数万株，长至二三尺时听民移种，又于湖北、河南两省购回棉籽二万六千一百余斤分给各属，并委员携赴各乡，于查毁罂粟之便教民改种。至道光二十年，桑树已成活十三万余株。木棉开花结实，与楚豫等省无异，打破了贵州不宜种桑棉的说法。棉纺织在贵州也有推广。婺川县知县陈文衡捐廉设局并购木棉五千斤，先教以纺，次教以织，能纺者已有七百数十人，能织者亦有九十余人。局中已织成布九百四十余疋。织成之布价贱而易售，小民趋利若骛，省中纺织者已不下数百家，各属亦闻风兴起[1]。有的基层官吏也较为重视农务，如杨炳坤，于道光二年（1822）任河南密县知县，他首先依据洧水流域的地势，发动沿河两岸农民将河滩荒地垫平，然后，开渠引灌，试种水稻。当时，农民对种水稻既没本钱，又没信心。为了解决此一问题，他聘请湖广稻农，来密租地耕耘，获得成功。于是，当地农民纷纷效法学习，不到二年时间，洧水河两岸的卢村、王村、院青、官泽、西邢、张固等保共开渠十五道，开垦稻田1860亩。如果说道光年间，劝农活动还停留在个别发动的阶段，那么同光时期就已较为普遍。各省、府、厅、州、县纷纷成立各种常设劝农机构。如江苏省句容县于同治三年（1864）成立招垦局，由官借给贫苦农民耕牛、籽种。至光绪二十年（1894），即垦熟田地六千三百余顷[2]。同治十年（1871），江苏省成立蚕桑局，植桑者，户给三十五株。开始，民多观望。至光绪八年（1882），左宗棠移督两江，饬委胡光镛购买桑秧六十五万株，分散各乡栽种，而免其息，于是“其利无穷矣”[3]。此后，河南、直隶、陕西等北方省份也纷纷成立蚕桑局。陕西华州所收丝斤，“净白有光，质美柔细，直与湖丝无异”[4]。

直隶所出蚕桑，逐年增多，由局收买，运沪出售，并由四川、江浙雇来工匠教授纺织之法，“如贡缎、巴缎、摹本缎、江缎、大缎、浣光锦、金银罗、绢带等项均能仿造”。直隶原有蚕桑之处，仅深、易二州，设局之后，已有清苑、满城等二十余州县。新领桑株各处共有五十余州县[5]。晚清政府重视蚕政取得了较好效果，如广西长洲居民原种竹为业，生计甚苦。自光绪年间巡抚马丕瑶提倡蚕桑，购种置机，发给居民领用，该州居民务之最力，故成效日著，后由长洲上至平南沿岸，农家踵而效之，“现计广西每年产丝值二百余万，梧关课税以此为收入大宗”。

    推广种植美棉取得了一定的成绩。1908年，农工商部请驻美使馆翻译了美国棉花种类种植成法，并选购种子绘图贴说，拟定表式通咨各省，将全境棉业情形再行详细调查，并续行遴派农科专门人员分往各省，“测验天度之寒燠，审察土性之燥湿，辨别种类之良窳，采用泰西农学家选籽、交种、培肥料、去害虫诸法，集讯乡农，实行试验，务令人人知棉业为大利所在”[6]。山东省商务局将在美国圣·路易斯博览会上采购的棉种发交东昌府产棉各省试种，“以今年（1906）收成计之，本地棉约收七八十斤，美国棉可收百余斤至二百斤不等。且丝长光细，利于纺织”。“东属堂、清、馆、冠、高、恩六属，已种棉之地，约计万顷有余”[7]。直隶农务总局试验场，“曾于1896年试种美国棉花，绒絮颇长”[8]。至1909年，山东省西北、直隶南端各州县“从前所种土产，现已悉改美种，收成有十倍之望”[9]。

农田水利也受到了重视。曾国荃、左宗棠、丁宝祯等重要督抚亲自抓水利建设。光绪十二年（1886），两江总督曾国荃饬统领叶少林筑北乡圩坝缺口，又饬水利局委员罗树勋修王家闸石函[10]。光绪七年（1881），左宗棠移督两江，“莅事弥月因出省阅武之便，遍历大江南北与署运河徐之达及地方各文武印委等详勘境内支干各流水性并延询当地士夫老农评究风土所宜树植各务，察视沟洫通塞深浅，各建坝闸函洞”；光绪八年（1882）派拨标兵五千人挑浚秦淮河上游赤山湖，开河筑堤，建闸修坝，自道士坝至陈家边，共计长三千九百余丈，挑土十七万五千八百余方，用银二万八千四百余两。自此，“旱潦有备，年谷顺成，至今赖之”[11]。

同治六年（1867）三月，山东巡抚丁宝祯挑浚沈口河，宣泄东西两岸积水，涸出民田二十余里。光绪三年（1877）三月，丁宝祯接任四川总督，九月即随带熟悉水利官员，视察都江堰。都江堰是川江上的水利工程枢纽，向分为内、中、外三江，分溉成都府属十六县民田，由于年久失修，二十余年来，江底愈淤愈高，水涨辄多泛滥，冲刷堤堰，沿江田亩时报坍塌，淹没。灌县、温江、崇宁、郫县、崇庆州等处民田冲毁已至六七十万亩，农民失业，空赔粮赋。丁宝祯视察时，只见内、中、外三江悉已连成一片，水势乱流，“因无所谓三江之分，且并为一江，而亦不能顺轨”。丁宝祯决意估勘工料，奏明筹修。先将江口分水鱼嘴依古法加工重修，并饬委员会同灌县知县将内、外、中三江分起，同时并办。并于兴工后，冬腊两月亲临都江堰指示机宜，察其勤惰，衡定赏罚。工程从光绪三年十二月开工至四年三月中旬竣工，用了四个多月时间，共挖出淤泥40余万方；砌筑堤堰12000丈；修复人字堤130余丈；分水鱼嘴3处。并维修了飞沙堰、白马槽、平水槽的导洪工程。工程到五月中旬即经受了几十年未有的特大洪水考验。至二十一日即将水则（即水位警戒线，以一划为一尺，自出水面一划起，定至二十二划为止），全行淹没。至六月中旬，水势始渐平缓。但因洪水被各堤堰层层消纳，月余以来，不惟下游省城及各县民田毫无损坏，即灌县城垣逼处江滨，亦完善如故。至七八月内农田收获普庆丰登，谷价顿贱。是年冬间粮价较三年前每石减少银二两五六钱不等，百姓“完纳丁粮异常踊跃”。光绪五年（1879），堰工自三月开堰至八月秋成，江堰顺流，年谷大丰，比四年收数有加。据札派委员分赴灌崇各属会同地方官覆勘确切据实禀报，综核两年共涸复田八万二千九百余亩[12]，说明丁宝桢大修都江堰已给人民带来实惠。

在大吏的倡导下，地方官也较为注重水利。浙江镇洋县知县吴镜沅，光绪十七年（1891）莅任，即周历四乡，详勘水道，塞者通之，浅者深之。“凡十年，浚支河二十余条，计工一万四五千丈”[13]。吴钟衡，光绪二十一年（1895）署黄岩知县，讲求水利，浚河道，修废闸，又创筑黄山头闸以蓄水。东南五仓海塘失修，久患海潮，钟衡修筑老塘由临海境内的海门直至太平界的金清港，迤逦四十余里。塘内外均开河蓄清水以资灌溉。老塘既成，更筑新塘，圈沙涂增田二十余万亩，植桑十万株[14]。崇明县“光绪以来，外沙苦潦，乃定业食佃力之法（业主供食，佃民施力），连凿大河十数，深广可通舟楫，与内河数百年前可浚巨河相埒”[15]。同光时期，兴修水利改变了一些地区农业的面貌。如浙江省盐城县前此“居亢不知凿灌之利，近涝不解排障之方，今则瓯窭咸浚沟渎，污邪久筑堤坊，兼捞取河泥粪田，田益沃而河益深，耆老言此五十年前未有”[16]。

在全国，劝农桑，兴水利的重农政策也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效果。从耕地面积看，同治十二年（1873）为7703515顷，光绪十三年（1887），即增为8477606顷[17]，增加了10%有余。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国家提供的制度基础和经济绩效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相关性。晚清政府劝农桑，兴水利的重农政策及其实施为此提供了一个例证。

注释：

[1]贺长龄：《试种桑秧棉教民纺织折》，《现办桑棉纺织各情形折》，《耐庵奏议存稿》卷6。

[2]光绪《续篡句容县志》卷4，实政。

[3]光绪《续篡句容县志》卷4，实政。

[4]樊增祥：《樊山政书》卷18，批华州褚牧成昌禀。

[5]裕禄：《举办蚕政逐渐扩充以广利源疏》，王延熙、王树敏同编：《皇朝道咸同光奏议》卷28，户政类，农政。

[6]《农工商部奏整顿棉业拟具大概办法折》，《华制存考》，北京撷华书局1911年印，光绪三十四年二月，政务，页106-107。

[7]《时报》，1906年12月10日。

[8] 《东方杂志》4年2期，光绪三十三年二月二十五日（1907年4月7日）发行，实业，页45，各省农业汇志，直隶。

[9]《东方杂志》7年3期，宣统二年三月二十五日（1910年5月4日）发行，中国调查录，页28，山东种植美国木棉之成效。

[10]光绪《续纂句容县志》卷4，实政。

[11]光绪《续纂句容县志》卷4，实政。

[12]丁宝祯：《都江堰涸出田亩并无虚饰片  光绪六年四月十六日》，《丁文诚公奏稿》卷19。

[13]民国《镇洋县志》卷8，名宦。

[14]民国《台州府志》卷98，名宦传下。

[15]民国《崇明县志》卷5，河渠，水利。

[16]光绪《盐城县志》卷2，舆地志，风俗。

[17]同治数字据惠祥等纂：《户部则例》（同治十三年校刊）卷5，田赋；光绪数字据《光绪会典》卷17，户部。

    原文载于：《广西社会科学》，2006年，第9期。

（资料来源：国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