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源：《浙江海运漕粮全案新编》卷1《减漕事宜》。

清廷完全同意马新贻的意见，谕令立即将减漕之事“刊刻誊黄，遍行晓谕”[4]( 同治四年五月十一日)，浙江减赋运动遂告一段落。

早在太平天国起义之前，浙江就有很严重的浮收问题。马新贻于减漕之外，又乘机主张裁减漕粮浮收。他所主持的浙江减定浮收章程，归纳起来可以分为三点：一、正额照常征解，惟杭嘉湖漕米额征数依谕旨酌减。二、一切陋规概行禁革，对浮收加以裁减，仅酌留平余为办公费。三、严禁大小户之分。这些规章均能与裁减浮收相辅而行，故都获得了良好的结果。[5](卷一,《核减杭湖二属浮收钱粮数目折》，同治四年四月十二日)。四年九月，马新贻与藩司蒋益沣、粮道薛时雨等人，访查各州县征收漕南旧规，除酌留耗余以为办公之费，其余悉改新章，其中以裁革海运津贴所省最多。通过核算，杭州府可减浮收64653石，嘉兴府可减285387石，湖州可减136866石，合计减浮收米486906石。另外，漕南统征分解，米款向以征剩漕米归南，“多系疲玩，小户历来折钱完纳，今一并核减”，三府南米，共计减浮收钱247千余串。[3](同治四年九月二十八日，浙江巡抚马新贻折)

马新贻主持的这场声势浩大的减漕运动，成果有目共睹。它极大减轻了浙江省业已存在的漕粮赋重危机，为清廷重新实施海运提供了坚实基础[2]。有学者言，减漕运动“主要是为了适应该地区大地主集团的要求，以利于满汉大地主贵族集团进一步勾结”，所以愈到后期，便愈有名无实，而随着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清政权转危为安以后，“核减浮收的措施就再也推行不下去了”[6](第321页)。通过以上分析可知，这种结论恐有失偏颇。

二、最终确立两淮盐法规制

经陶澍和陆建瀛先后推行票法，清代的两淮盐法改纲盐为票盐，盐制为之一变。[3]自同治三年起，两江总督曾国藩整顿两淮盐法，聚多数散商为少数整商，票法为之一变；经后任者李鸿章之改行循环票法于淮南，票法制度再变。

七年九月，马新贻被任命为两江总督，兼管两淮盐政。自马新贻接手两淮盐政以来，他随即着手进行了一些调整。七年年末，他即因场商疲乏，令运商预缴五成盐价。关于预付盐价一事，马新贻称，盐价本运贩应付之项，如垣商资本不充裕，多付一成之价，即可多收一成之盐，“实至公不刊之论”。每年湘鄂西岸及食盐各岸，尚可运三十四、五万引，通泰二十场产数不过四十三、四万引，产数之多于销数者，计只八、九万引，合八折上下。如各场各垣皆有八折可销，则所占搁者仅止二成，“岂场商绝无资本，不应稍有余盐存堆耶”！究其原因，无非是可以抢售甲年之盐，而售及乙年之盐，以致苦难得售者，乙年犹未售甲年之盐，“不公不平，莫此为甚”。所以，非查计额产，派给重照不可。故须确查各场总盐数，分十二个月，按月划给。如遇畅销，则提给一月，如遇滞销，则缓给一月，此外不得丝毫通融。惟本年入夏以来，场盐日跌一日，运商几以意外之赢，为固有之利，“一旦令归绳墨，遵章缴价，必不遂其私愿”。故惟有严定扣缴之法，使场商无可脱空。

当然，马新贻亦表示，无论如何，不能占搁商人的资本太多，鄂、湘、西、皖各岸，均应自领咨之月起，以半年为限，由总局确查花名引数，及领咨月分，凡已逾半年限期之商，即令照章预缴盐价3两。未到半年限期之商，谕令到限即缴，违者将引扣除。如此量予区别，可场、运两便。[7](卷一百二十，《两淮二十一·运销门十一·配运》)

同治八年正月，正阳督销局知府王治覃称，因商贩有谓公行不便者，遂令各归各行买卖，但由公行成交立票，委员监盘。公行为杜弊恤商而设，乃行之积久，商贩不以为便，应请即行停撤，“免为行户假托、商贩藉口”，故申请将正阳关公行裁撤，这一建立立即得到马新贻的批允。[7](卷一百二十七，《两淮二十八·运销门十八·督销六·淮北督销》)

寓票于纲的做法，也必然会带来一些新的问题。同治八年三月，两淮盐运司方濬颐称，鄂、湘、西、皖四岸，运商循环额引，经过曾国藩与李鸿章的先定改定，“意美法良，诚为至当”，乃办理未久，各商贩纷纷禀请更名，大都先系全本，继思分伙，亦有始用伙名请运，后复改归本商本名者。此种情形，更名之后，原足以昭核实，但其中亦有不知顾忌，以票牟利，旋买旋卖，更而又更，“致有循环之名，转失循环之实”。前经核议，必须实非卖票、情理可原者，准于开纲时取保更名，于册内注明，第二次环运不准复请更易。而且，当时李鸿章还特别强调，凡更名之商，只准于开纲一月之内上报备案，迟则一概不准。嗣后虽初定循环之时，各商贩或纠资合运，或合伙出名，其更名之事，均属情有可原。现在鄂岸已环运1次，湘岸、皖岸各已环运2次，西岸更是已环运3次，其中应行更改名商历数次环运，自必早经分晰清楚，“乃各商仍请更名不已，难保无卖票顶替情事”。考虑到环运章程，原欲“收散漫而归于齐整，由票法而渐复纲规”。似此每纲必更直以引票为射利之具，因而借票争控之案层见叠出，“转为商累”。现在鄂、西、皖三岸，业经先后禀请开纲，而赴局禀更存记之商已不下数十户。若不重申禁令，明定章程，将更而又更，伊于胡底！所以他向马新贻建议，要将更名之案永远停止。当然，各岸运商不皆尽在扬城，若遽令停止更名，似嫌太骤，应分别办理，以昭公允。故除鄂、西、皖三岸新纲环引已据各商呈请更名，由局查核详请外，其余各商如实有应更原委，仍请照旧限一月内呈明。至三岸下纲环引及湘岸戊辰春秋两纲，如有应更之商，请限两个月呈明核办。这一提议得到马新贻的批准。[8](运司方濬颐,《申报鄂湘西皖运商停止更名文》，同治八年三月)

取消验资之法后，旋因小逻堡堤工需款甚巨，盐商借机要求独断盐利之权。同治八年九月，据署海分司许宝书称，淮北票贩久营盐业，自同治三年曾国藩厘定新章后，“元气稍舒”。但利之所在，趋之若鹜，验资之法生，结果携资之人，“率皆外来之户，仅图卖号之利”，即如本年之验资，流弊极大，不特票贩借资认利，成本加增，新商得引之后，亦大多抬高引价，“卖号而不办盐，甚有携挟厚赀，专放重利，旬日获利数千两者”，此自然系利归中饱之现象。淮北盐商要求按实运花名册引数，将来年接运正额派分。为此，他们公同筹议，共同捐银30万两，以供小逻堡堤工之需。报效之银，分为两批交纳，先交现银一半，另一半则随课完缴。对于此次报效，“不敢仰邀奖励，惟恳将前奉批准循环转运章程恩赐，查照现运花名引数”，“准予递纲循环，免再按纲验赀”，希望清廷能予以永久特权，以后不再滥招新商。当然，如盐商有误运误课之事，则不在此例，仍可随时补充。

马新贻同意盐商的意见，并于九年二月上奏相关事宜：“北鹾收效之捷，全在删除溢引”，盐无壅积之虞，商获转输之益。惟盐务向为利薮，销路一畅，盐商往往趋之若鹜。近年来每值开纲之进，苦于商多额少，不得不验明赀本，减折派运。唯此中弊窦，颇难枚指，故自己上任之初，即与年曾国藩面商，停止验赀之法，就旧纲花名，准其承运新纲，试办年余，商情称便。此次兴修运河堤工，各票贩踊跃输捐，尤著成效。故经过讨论，嗣后应责成原运各贩，“循环转运，以清弊源而垂久远”。[7](卷一百十七,《两淮十八·运销门八·商运四·循环给运》)

由于马新贻延续了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在两淮盐政改革上的思路，在淮北地区也实行“循环给运”，结果导致票盐名称虽存，实质上已是纲法的复旧，“大利尽归于商，而司鹾政者反不得操进退盈缩之权”[7](卷一百二十四,《两淮二十五·运销门十五·督销三·西岸督销》)。有票者恃循环制度为恒业，藉票本问题为根据，以垄断两淮盐利，与纲商之窝本无异，变相复纲，仍蹈专商引岸之覆辙，票法精神消息殆尽至此，两淮方面的盐政制度已经基本定型，鲜有变化。有学者评论：“自此以后，淮北亦继淮南而变相复纲，两淮票法精神于是完全破坏”[9]。

三、积极投身河工

同治四年正月十五日元宵节，刚刚赴任浙江巡抚不久的马新贻，即上疏陈情“水利宜急兴修”，指出浙江海塘关系紧要，必须加大力度。[5](卷一,《缕陈浙省应办事宜六条折》，同治四年正月十五日)随后，他于正月二十六日离开杭州，带领督办塘工之前臬司段光清、杭嘉湖道苏式敬等沿塘履勘。经调查得知，自李家汛至尖山，150余里的地段，石塘缺口不下百余处，大者二、三百丈，小者亦数十丈，其中，以翁汛最为险要，“潮宽势猛，潮汐洗刷，片石无存，塘内沙土淤垫，民舍深埋”。若再不加紧堵筑，则更加不可收拾。由于经费有限，又缺乏石料，此段地区只能先筑柴坝。但这里土性松浮，虽加以柴坝木桩，只能堵浸润之水，不能遏冲激之浪。马新贻决定在省城设立海塘总局，饬委藩司蒋益沣、运使高卿培筹备工需，与苏式敬等人认真饬办：凡石塘之倒塌者，建筑柴坝以御急湍；塘脚漏水、桩木朽烂者，于塘外修筑柴埽以保护之；塘后附土低陷残缺者，亦即填实培厚以免坍卸。整个工程于二月初四日开始兴工，制定好相关章程。并由翁家埠设立分局，由段光清、苏式敬驻工监督。虽然现在经费奇缺，亦“不敢因经费艰难，稍存漠视”，如实有不敷，“于藩关各库，酌量筹拨”。[5](卷一,《勘明海塘工程酌筹办理情形折》，同治四年二月十四日)他还绘制了海塘缺口图上陈朝廷。

此后，马新贻“每月巡视塘工，审官吏之勤惰，察工料之坚窳，栉风沐雨”，所到工地，并不通知属员，故人几不知。[10](同治五年条)五年正月，马新贻奏称，修筑海塘的难度超出想象，经过自己的多次实地考察，“益知工程关系之重，雇夫储料之难，未能迅速集事之苦，实有不寒而栗而者”。本来经费已经不敷，加之太平军起后，浙江各地人口稀少，所需之木柴砍伐无人，“虽经委员入山设法招募，现采现装，每月不过二十万石上下，实不敷用”，每致减工待料，抢筑未能应手。即如所需桩架，原来当地人烟稠密，所需之数百副，一呼即至，现在则只能弄到二十余副。总之，各种困苦情形，难以一一描述。他称自己自去年夏秋以来，“辗转于中，每至午夜彷徨，寝馈俱废”。为解决缺乏木材的难题，他决定派员赴严州山内购买山树，“调派兵勇前往砍伐，运济工用”[5](卷三,《海塘经费支绌现尽力筹办折》，同治五年正月二十日)。

柴坝仅为权宜之计，难以持久，故萦绕于马新贻心中的，仍然是想修筑石塘。海宁州之绕城石塘，久已坝坏，“贴近城垣数十步外即属巨浸，正当潮势顶冲，朝夕震憾”，较之他处更为险急。五年八月十九日，马新贻亲临该处，周历目观，认为修建难以再缓，决定先行在此处开工。九月初九日，马新贻在海宁州城内设立专办石塘分局。根据以往的经验，从前兴修海塘石工，以采购塘石为最难。而此处坍毁旧塘，除碎小之石多已陷入沙底外，其大块塘石未尽陷没，可以抵用。故马新贻决定雇集夫船，分头打捞，以节经费，如旧石实在不敷，再行设法采办。石塘、坦水、盘头、石堵各工，约需银24万余两，虽然较以前所需价格倍蓰，但“欲求工归实际，不能不按照时价确估购办”。整个工程于十月初六日开工，马新贻又再次到海宁州，率同在工各员，“恭祭潮神”。[5](卷四,《开办海宁石塘绘呈图说折》，同治五年十月十一日)

就在马新贻上陈兴办海宁州石塘之际，他收到了朝廷寄来内阁侍读学士钟佩贤的奏折。钟佩贤称，海塘关系东南大局，“此项工程非用数年人力、数百万帑金不足以臻巩固，若为苟且补苴之计，岁费仍不下数十万两，而工之能否无虞，仍不敢必”。[4](同治五年九月十三日)马新贻乘机上奏称，柴坝与石塘相为依附，并与土塘互为表里。现在所兴办之石塘工程，即以柴坝作为后盾，层层保护，“未办石塘，柴坝固难延缓；既办石塘，柴坝亦难中止”[10](同治五年条)。

同治六年正月，马新贻陪同新上任的闽浙总督吴棠巡阅海塘，逐段勘验工程。两人从仁和县李家埠起，沿海宁州尖山绕行至海盐，察看海塘140余里，“于潮汐来时亲立塘上，亲加察看”。自开工以来，浙江海塘已堵缺口2258丈余，计筑柴坝2957丈余，又完成埽工、埽坦等4724丈余。因为在水中作业，一日两潮，旧有的灌灰浆办法无法干透，每多渗脱，故他们用严州所产之茑萝捣浸和灰，参以米法，层层灌砌，复于临水一面用桐油、麻绒仿照艌船之法，加工艌缝，“此现办石塘较之历办章程，格外讲求实在情形也”。考虑到浙江全境之石塘兴办，所需非用七、八百万、费十余年时间不可，他们决定，拟于丝捐及盐货各厘局内，每年拨银80万两，并佐以海塘捐输，专备塘工之需。马新贻还表示，自己“惟当督饬在工各员，视如家事，各矢慎勤，成功不厌其精，求用款务归于核实”。[5](卷五,《会勘浙省海塘要工筹拨厘款分别办理折》，同治六年正月二十五日)

同治六年十二月，海宁绕城石塘即将竣工，马新贻又奏请续开西防石工。经查，西防石工总计须建复、折修条块鱼鳞各石塘总共约估银386780余两，又有移建盘头裹头等项，共计约需银489000余两，其中包括了酌加二成例价，其原因在于，“兵燹后百物昂贵，不得不按照时价确估”。[5](卷五,《海宁石塘将竣接办西防石塘勘估折》，同治六年十二月初三日)在这一奏折得到清廷的批准后，西防工程于同治七年正月十八日开工。[5](卷六,《兴办西防石塘开工日期折》，同治七年正月二十六日)

兴建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恐怕则是善后了。为此，马新贻特奏陈中、西两塘已竣柴坝的善后章程：一、西中两塘已竣柴坝仿例保固以专责成。由于工程较大，按完工先后，相关各员负责保修两年。二、岁修经费筹拨专款。本次共建成之5574丈余，仿道光年间办法，每年拨工用银65000两。三、抢护险工随时勘估赶筑。四、已竣柴埽各工责成厅备加意防护。杭防道每月巡查一次，厅备十日巡防一次。每年每兵循例种柳树100株，“以期盘根入土而固塘基”。五、岁修领银不得扣减。六、岁修柴木宜早筹备。七、西防十二堡已竣柴坝盘头应加抛块石。[5](卷六,《拟护中西两塘已竣柴坝各工善后章程折》，同治七年正月二十六日)可见他对此问题的考虑是相当周详的。

此后，马新贻被任命为闽浙总督，后因并未上任即被提升为两江总督，在离浙交待相关事宜时，他奏称，海塘除西中两防柴坝及海宁绕城石塘均已奏报完工外，截至四月止，东防柴坝未办者尚有900余丈，西防埽工埽坦未办者亦有900余丈，中塘埽工埽坦未办者1100余丈，核计原估工段已办七成以上。[5](卷六,《交卸抚篆经办事件分别开单进呈折》，同治七年闰四月初二日)均与原定计划相符，可见他保质保量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除了海塘，马新贻还注意加强对日常河道的维修。湖州之乌程、长兴两县滨临太湖，凡泄水入湖之处大多淤塞不通，同治五年九月，马新贻新临查勘，饬令湖州府除就地筹捐外，由省局拨费兴办。[5](卷六,《交卸抚篆经办事件分别开单进呈折》，同治七年闰四月初二日)五年十一月，马新贻奏请勘办绍兴闸港疏浚淤沙。[5](卷四,《勘办绍兴闸港疏浚淤沙并借拨经费折》，同治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六年十一月，马新贻奏称，仁和县属艮山门至海宁州一带，河道称为运盐河，上接省垣，下达苏郡，从前河路通畅，商贾流通，聚为一大市镇。兵兴之后，大受打击。此段河长七八十里，分属于海宁与仁和，河被沙淤，几与岸平，农商均为不便。该处兴修虽然经费较巨，“然既于农田、民食、商贾均有裨益，自应设法开浚”。至河内所起沙土，即以南岸民地堆积，河成之后丈量占地若干，请免两年钱粮，两年后如可栽种桑麻木棉，再行奏闻。[5](卷五,《仁和海宁属运盐河淤塞借款开浚片》，同治六年十一月初四日)绍兴府之东西江塘为山、会、萧三县保障，同治四年五月，冲决几及千丈，其余坍缺不一。马新贻举办亩捐并垫借钱十万串，工程于七年二月完竣。经逐段查勘，“尚无草率偷减等弊”。[5](卷六,《交卸抚篆经办事件分别开单进呈折》，同治七年闰四月初二日)这些皆可圈可点。

马新贻调任两江总督后，即于七年十二月奏称江南河工情形。他奏称，江南河务以修筑运堤为最要。自淮河改由运河出海后，岸堤日形吃重，加之裁撤南河后，东西两坝年久失修，再值夏秋之交，险工迭出。在赴任途中，自己即沿途履勘小罗堡等处，发现西堤水势甚大，难以施工，惟有先将东堤择要兴办，“总期于今冬明春水涸时赶先修筑完竣”[5](卷七,《酌拟应办事宜六款折》，同治七年十二月初九日)。可见他仍然以河工水利为急务，保持了自己的一贯作风。

八年六月，运河东西两堤工竣，马新贻亲往验收，途中中暑，“咽喉肿痛，甚至饮食不进”[10](同治六年六月条)。八年，他又乘冬令水涸，奏明由盐务筹捐，赶修小罗堡西堤工程。又安徽各属堤岸被水冲决，亦与安徽官员面商筹款兴修之法。九年三月，他亲赴小罗堡等处河工巡视。据奏称，他逐行上堤，“逐段锥试，尚属饱满”。[5](卷九,《会勘运河堤坝工程完竣回省片》，同治九年四月二十三日)

值得注意的是，马新贻虽然重视水利，却绝不好大喜功，不做“形象工程”，不做无用功。同治八年十一月，针对已经并无多少实际操作可能的修复运河通漕事宜，他明确指出，运河工程浩大，黄河泛滥，“人力难施”。[5](卷八,《江北冬漕先筹河运折》，同治八年十一月初六日)九年六月，针对翰林院编修蔡则云等人恢复淮河故道的建议，马新贻又奏称，欲挽淮归故，必先大浚黄河。但这样一来，非数百万金不能成功，当此国家多难、饷需支绌之际，势难筹此巨款。只能分别缓急，次第兴工，期以数年或有成效，“不求速效，但求实际；不求利多，但求患减；为得寸得尺之计，收循序渐进之功”，明确反对盲目乱上项目。[5](卷九,《筹浚淮水故道折》，同治九年六月初七日)

简言之，马新贻虽然在江、浙封疆大吏任上的时间不长，但他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在“三大政”方面都做出了不少实质性的工作。虽然他的所作所为没有突破传统政治体制的范畴，但从总体上看，仍然值得肯定。作为一个以回族身份入仕的清朝高官，他忠实地完成了一个传统士大夫的使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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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马新祐.马端敏公年谱[M].光绪三年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