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商业的认识是从自身的需求开始的，而商业空间的概念是通过商业流通的场所“市”与“市廛”等表现出来的。商业作为一种经济现象，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起过重要的作用，所谓“市所以通天下之货也”。特别是当我们考察城市起源的时候，便会不难发现，中国历史上在城与市的结合过程中，代表商业与商业区的市、街市，市廛，它在城市空间的位置，它对城市的作用程度，以及它与政治的关系等，都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一、 由封闭的“市”走向开放的“街市”
中国的传统城市与乡村在生产关系方面所表现出的无差别的统一，使城市商业亦深深地根植于农业的土壤中。由此而言，城市商业的文化体系自然归属于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农耕文明。如《易》曰：“庖牲氏没，神农氏作日中为市”。《易系辞》下曰：“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说明古人对商业活动的时间有明确的规定。又如《周礼·考工记》中关于“坐祖右社，面朝后市”的城市规划，又是对城市商业活动在地点上的限定。还有《周礼·地官·司市》曰：“有大市、有朝市、有夕市。”即所谓“三市”。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古人有限的商业时空是被儒家文化规范化了。
传统文化固然以重农抑商为社会价值的判别标准，却又无法摆脱表现为商业流通形式的物质交换给人类带来的对物质需求上的满足。而古代中国以行政机能为主体的消费性城市，无疑也是促进城市商业发展的直接动力。可以说，尽管商业历来被视为末业，但在中国传统城市中却始终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特别是进入明清以后，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城市商业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是从“市”的扩张开始的。
“市”，是指集中买卖货物的场所，古代又称作“市井”。《管子·小匡》曰：“处商必就市井”，尹知章作注解释“市井”曰：“立市必四方，若造井之制，故曰市井。”市井，即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商业集市，类似今天的商业区。它占有一定的城市空间与时间，并在一定意义上构成了城市的人文景观，而明清城市商业的发展首先表现在“市”从时空上的突破。
在唐代以前，随着商业在人们生活中重要程度的提高，“市”在数量上也在不断的增加，它已经显示出一种对传统城市所规定的“面朝后市”的空间范式发生背离的态势，但当时的“市”，仍然是一个被严格控制的空间，反映其本质的封闭性，主要体现在坊市制度。
坊市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历时年久，它的最大作用莫过于创设了一个法定的商业空间。当它对作为居民区的坊和作为商业区的市实行了严格的隔离，并对市进行官设官管、实施监控后，一个封闭式的市制便形成了。按照同类而聚的原则，所有的店铺都被集中到市内，市的周围被高高的市墙圈起，市墙四面设门，以时启闭，并有专门管理“市”的司市掌管锁钥，故《周礼·地官·司市》有曰：“凡市入则胥执鞭度守门”。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唐代，几乎没有多大的改变。《唐六典·太府寺·两京诸市署》记载：“凡市，以日中击鼓三百声而众以会，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声而众以散。”而且，市的门禁甚严，“越官府廨垣及坊市垣篱者，杖七十，侵坏者亦如之。”[1] 这种被置于封建政府严格管束之下的“市”，当为对周代“面朝后市”这一初始形态进行修正之后的第二种形态，但它仅仅不再局限于市的地点和方位。
第三种形态，即是指孕育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明清商业，它启始于宋代，却肇端于唐末。伴随着唐末以来坊墙的毁灭性破坏，商业大潮也冲决了市墙，坊市制度的末日，使商业活动摆脱了时空上的制限。而在高墙市门、鼓钲锁钥变成瓦砾废铁的同时，一排排临街而建的民居、店肆树立起来。因而，在两宋时期便出现了商业店铺荟萃的繁华街市，闻名世界的《清明上河图》充分展示了北宋开封城在打破坊市制度之后的开放型的街市繁荣。而随着众多店铺在街巷中的出现，人们对“市”的称呼，也在不经意之中有了小小的改动，即把原本用于存放货物的屋舍――“廛”与“市”并称，称为“市廛”。[2] 而“市廛”是指店铺集中的地方。不过，它已集中出现在街巷了。
对于由坊市废除所产生的变革，在西方汉学界被称之为“城市革命”。“城市革命”的一个直接后果，便是城市商业的繁荣与城市经济机能的增强，这从骤然增多的店肆、商业网络与商业机构，以及塌房、垛场、会子务、簿记、珠算等业务的出现所反映出的商业复杂化的趋势，即可窥见一般。因此，我们可以说，宋代的“城市革命”，为明清时期中国城市中的“市”由古代向近代发生转型奠定了基础。
以往，在不少学者的眼里，进入封建社会晚期的明清时代，其商品经济的发展尚未超越资本主义萌芽的阶段，城市商业更是远远落后于西方。然而必须看到，古代中国自宋代的“城市革命”之后，城市商业的发展虽未完全走出传统经济的窠臼，却在自身运行的过程中有了长足的发展。
不可否认，元代所建的北京城，即元大都的城市空间布局是按照“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的原则设计建造的。其作为前朝的百官衙署设于宫殿的南面，而商业区则位于宫殿的北面，即所谓“后市”。于是，宫殿北面的钟鼓楼一带便成为元代的商业区。考察我国古代的传统城市，环绕钟鼓楼的商业区并非鲜见。但元代大都北京的钟鼓楼一带成为商业中心，除了统治者的规划之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贯穿南北的京杭大运河，其北端的终点码头就在钟鼓楼西侧的积水潭。所谓“元时开通惠河，运船直至积水潭”。[3] 于是，积水潭的交通枢纽的地理位置为钟鼓楼奠定了商业中心的地位。据《析津志》记载：钟楼“正居都城之中，楼下三门。楼之东南转角街市俱是针铺。西斜街临海子，率多歌台酒馆，有望湖亭，昔日皆贵宾游赏之地，楼之左右俱有果木饼面柴炭器用之属。”[4] 作为水路交通的总汇，钟鼓楼一带汇集了南来北往的大贾豪商，商船、漕船川流不息。但是，在明代宣德以后，由于实施了对京城的改建，改建的一个直接行为就是将通惠河圈入了城中。如此一来，大运河的商船不能再进入城中，积水潭码头遂被废弃。此后，钟鼓楼一带的商铺锐减，失去了它商业中心的地位，延至清代，商业中心更是转移到了正阳门外。[5] 这表明，在规划性的商业空间被打破之后，旧有的观念虽然依然对人们产生影响，但商业自身的发展要求，使商业中心的确立与交通状况的关系更为紧密。
明清时期，从传统的官方角度看，“前朝后市”的意识与观念依然存在，但已大打折扣。例如，明末清初的官僚孙承泽在其所著《天府广记》中有如下记载：明代在“在玄（神）武门外，每月逢四则开市，听商贸易，谓之内市。”[6] 这里，孙承泽虽然没有明确说“内市”即是“后市”，但将“内市”列入“后市”条目下，自然视二者为一体。只是，“后市”的具体地点还不够明确，从孙承泽强调“后市”的角度看，其地点当在紫禁城北的神武门外，[7] 而且它是一个定期集市性质的“市”，目的主要是为了解决宫廷的消费需求。至于清代内市的位置则有比较明确的记载。《宸垣识略》曰：“内市在禁城之左（东面），过光禄寺入内门，自御马监以至西海子一带皆是。每月初四、十四、二十四日，俱设场贸易。”[8] 此外，类似的为皇亲贵戚服务的“内市”还出现在圆明园福海之东的买卖街。可见，明清时期商业街市的发展已经打破了诸多的“禁忌”，清代尤其较少约束。
事实上，仅就北京城的商业而言，无论是其商业网点的分布，还是商业的运营状况，都堪与同时期的欧洲、甚至是经过产业革命的英国相比，这从18世纪（清乾隆年间）来华的英国使团成员斯当东对北京及通州街市的记载与感叹中即可看出一二。
在通州，英国人注意到了两种情形。一是在主要的街道，商业网点渗入街坊，居住区与商业区连成了一体。使臣斯当东说：“通州许多家庭的房子前面开设商店和作坊，后面住家，工商业显得非常兴旺，确实表现出来是一个为首都服务的城市。”斯当东看到的另一种情形则是商业的繁荣。他说：临街店铺大都挂起了招揽顾客的幌子，“通州铺面都上了五颜六色的漆，有的甚至涂金，悬挂着很长的招牌来吸引顾客。货品中有的是来自南方各省的茶叶、纺织品和瓷器，有的是来自鞑靼区的皮货。我们非常兴趣地看到货品中居然还有少量的英国布匹。”[9] 而英国人笔下的北京城尤较通州繁华，皇城以东的地区，“街道上的房子绝大部分是商店，外面油漆装潢近似通州府商店，但要大得多。有些商店的屋顶上是个平台，上面布满了各种盆景和花草。商店门外挂着角灯、纱灯、丝灯或纸灯，极精巧之能事，商店内外充满了各种货物。”[10]
除了商业的繁华与兴旺之外，自明清以来，城市商业一直呈现着继续增长的发展趋势，改朝换代的政治革命并未影响到商业街区不断“伸展”的势头，充分表现出其开放型的特点。
一方面是摊肆乃至店铺遍布城市中的主要街巷。伴随城市的发展，市民生活需求的扩大，城市商业空间也在不断地扩大。而对于不断要求扩张的商业区――市廛来说，最广阔的发展空间还是城中的主要街巷，它是城市商业得以发展的重要空间。在一些中小城市而言，市廛几乎覆盖了城市的主要干道，北京城的情况也不例外。
在市廛向街巷伸展的过程中，专卖旧货的“估衣”街市尤其具有代表性，文人的竹枝词中对此多有记载，如：“古庙官街各成市”，“列帐当衢衣满地。”[11] “裙衫袍褂列成行，布帐高支夏月凉，急事临身多绕路，怕听争问买衣裳。”[12] 又有：“如山夏葛与冬裘，念旧怜新任意收。南北摊多两小市，东西声閧四牌楼。衣无长短量凭尺，腔接高低巧转喉。真眼好磨看入骨，长安（指长安街）人海口如油。”[13] 可见，北京“估衣”市大多为直接设于街巷的摊肆，“凡日用衣服、几筵箧笥、盘盂铜锡、琐屑之物，皆于此取办。”它以人数众多的社会下层为主要对象。也正因如此，估衣市场遍及全国的许多城市，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现象。[14]
有关估衣街巷的记载，从另一角度说明了市廛的迅速发展及其在空间上对主要街巷的“侵占”。仅就北京的估衣街市而言，除了东西四牌楼、长安街市集、药王庙西的东小市外，在前门东之珠市口至打磨厂一带（东大市）还有专卖皮货的皮货估衣集，[15] 甚至在属于皇家市廛的圆明园买卖街上也有“时售估衣者”。[16] 当然，在这些估衣街市中最具发展规模的当为北京南城的天桥市场。虽然天桥一带正式成为市场是在民国三年（1914年），至1930年发展成为占地20余亩，覆盖数条街巷、集各行业商贩773户的商业区。[17] 但据今人回忆，天桥大约建于明代景泰年间，其地点位于前门与永定门之间，“在前门大街南口，天桥南大街北口，永安路东，天坛路西口，在十字街的中间。”[18] 而且，自明代开始，围绕着天桥这一带便形成了熙攘的商业街市，进入清代，这里依然经常往来着流动的摊贩，售卖各种日用杂货，而尤以旧货、估衣为多，所谓“天桥南北，地最宏敞，贾人趁墟之货，每日云集”。[19] 说明它是一个有着一定历史的旧货商业区，其发展的历程就是商业向街巷伸展的过程。
另一方面，清代商业区的发展还表现在由外城重新进入了内城。众所周知，自清军入关，即在北京实施了旗民分城居住的政策，在将“汉官及商民人等尽徙南城居住”的同时，也下令将所有的店铺和市肆通统迁往外城。这项政策作为原则一直为清政府所奉行，但是聚居着数十万旗人的内城，是无法抗拒城市生活及其消费的需求的。当时虽有负贩者往来内城之中，但按时启闭的城市管理制度，以及远程贸易的不便等，终于使内城在经过了一段封闭之后，又重新出现了一些原本禁止开设的店铺和商业街市。
据记载，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内城开设猪、酒等店铺已有数十处。此外，还有“指称售卖杂货，夜间容留闲杂人等居住店座“处”，“专租人居住店座15处”。清廷谕令，“除将猪、酒等项店座应准其开设外”，其余容人居住店座一概移于城外。[20] 除了提到的猪、酒店，其实，内城中的老米碓房、炭厂、车店当铺也不在少数。到了晚清，内城的商业经营及商业区的发展已不亚于外城。生活于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四朝的震钧曾经记载了北京城的十几处主要商业区，曰：“京师百货所聚，惟正阳街、地安门街、东西安门外、东西四牌楼、东西单牌楼，暨外城之菜市、花市。”[21] 这些被称作“百货所聚”的大商业区大多分布在北京的内城，而上述英国人所见到的北京商业区大概就在内城的东安门外一带，也属于当时北京的主要街市之一。可见，商业区由外城重新回到内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充分显示出其自身的“扩张”能力。而且它使内城的这几个大商业区得以迅速地恢复和发展。所以，上述外国人的记载，印证了都城北京的商业发展绝不亚于同时期的西方。
此外，即第三方面，在商业区的扩展中出现了店铺侵占了官道的情形，而这种情形在明末即非鲜见。例如，京城最繁华的正阳门外，俗称前门大街，自明末就出现了商肆侵占官道的情形。据文献所载，“崇祯七年，成国公朱纯臣家灯夕被火，于是司城毁民居之侵占官街搭造棚屋拥塞衢路者”，即对那些侵占官道的商肆棚屋进行了整治，以疏通道路，消除火灾等隐患。但是，侍御金光辰却以扰民为由上书谏止。疏言：“京师穷民僦舍无资，藉片席以栖身，假贸易以糊口，其业甚薄，其情可哀。皇城原因火变恐延烧以伤民。今所司奉行之过，概行拆卸，是未罹焚烈之惨而先受离析之苦。且棚民半设中涂，非尽接栋连楹，若以火延棚房即毁棚房，则火延内室亦将并毁内室乎？疏入，有旨停止。”[22] 不仅呼吁者的立场站到了商民一边，而且得到了朝廷的认可。
商业空间的拓展，必然引起城市空间的变化，也就是说势必要打破传统的城市格局。然而，对于这种“末业”（商业）的膨胀，当时的舆论界与政界多是持认同态度的。事实上，当时的商摊店铺已发展到不仅可以与民居并立，可以侵占官道，甚至还可以与官衙比邻相接。如明代“京师大明门御道两旁，商贩云集，百货罗列。”[23] 而这一带正是官衙丛集之地。到了清代，其原有的格局完全沿袭了下来。正阳门外有“富贵街者，夹吏、户两部之间，而成一街，街设肆，鬻五香酱羊肉，味特美。”有纪事诗曰：“巢痕回首已迷茫，富贵真成梦一场。更触老饕无限感，五香列肆有蒸羊。”这里的市肆即为以酱羊肉闻名的月盛斋，其“铺在户部街，左右皆官署，”清人评论曰：“此斋独立于（官衙）中者数十年，竞不以公用征收之。当时官厅犹重民权也。”[24] 可见所谓“重民权”，即为重商民之权也。
在商业空间增大的同时，商业时间也得到了充分的挖掘，在当时，几乎所有的大城市都有早市和夜市，北京城夜市更是热闹非常。有记载曰：“京城鬼市（夜市），于四更后席地售货，货无定品，价廉而多赝质。京僚喜购便宜者，每入市游，间有以贱钱得贵品者。”并有纪事诗曰：“四更席地遍街西，赝鼎求售索价低。今日铜腥工使鬼，五都市外孰燃犀。”[25] 其游夜市者之多，由歙人洪璟笔下的“夜市三条人似蚁”[26] 的诗作，即可窥见一斑。除了夜市之外，还有早市，所谓“夜来五鼓未啼鸦，晓市人多乱如麻。”[27] 同样是对市场上人群熙攘、攒聚的情景描述。
总之，商业时空的扩大，虽然是商品经济发展的趋势使然，但亦有人们在价值观念发生变化后所产生的能动作用。当传统的城市格局被不断扩大和增多的商业街巷所改变的同时，传统的农本商末的思想意识与文化观念也必然趋于淡泊，这正应该是处于转型期的城市商业发展的写实状态。
二、正阳门前的市廛、老店与洋货
市廛，即商业区，在古代则称“市”。清人有云：“市店者本末之通也。”[28] 自古以来，“市”除了是一个商业空间之外，还是一个观察社会与民生的窗口，“古者观风命市纳贾，以观民之好恶，亦綦重矣。”[29] 所以，作为城市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市”不仅可以观民之好恶，而且，它的繁荣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直接反映一个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而商业的流通状况也可在一定程度上传递着某些社会转型的信息，它告诉人们，传统的依然存在，但已不再是唯一的存在，新的因素已经躁动于传统之中。
就商业的发展状况而言，明清时期的北京总体上还处于传统的秩序之中，“市”的类型大体可以划分为三种：
其一，街道两旁的摊肆以及走街串巷的贩夫。这些摊肆和商贩同样喜好选择城市的中心街道，包括城门内外及通往城门的道路旁，此类商业空间有着浓郁的农贸集市的特点。《竹枝词》有曰：“应时小卖本来鲜，三两人开数吊钱。”[30] 说明经营者大都是劳苦的下层大众。而他们除了坐摊之外，还有走街串巷者，被称为“小商贩”，其叫卖声已经约定成俗。所谓“小贾之行于道路者，或高声叫卖，而如卖青布者摇手中小鼓，为人开剃者弹手中铁简，卖油条者敲钵。或有持金钲、竹篦、木铎而行者，周回街坊，不撤敲響，则人家门里走出小孩子叫之，未尝见大声叫卖者，但闻敲響，则已辨其货物。”[31] 同治年间来华的英国人D.F.Rennie,M.D.曾记载曰：他在一天的早饭过后，曾去参观通州城墙，“为了到达城墙，我不得不走过一英里长的郊区小路。我来到一座城门前时，正碰上一队骆驼从城里出来，驼背上满负着木柴。城门里，有个卖槟榔的小贩支起的摊子，小贩正忙着卖槟榔，用一把大剪子把槟榔削成一小片一小片的，大小刚好适合咬嚼。”[32]
由于这些人是小本卖买者，所以他们当中许多人往往是自产自销，既是小商贩同时也是手工制造者。如崇文门外的花市，虽是一个买花卖花的市场，但同时也是造花业集中的地区。由于清代旗、汉妇女流行插戴绢花，以故造花业十分发达。自东便门起，“凡系住户，多以造花为业”，“妇孺皆参加工作”，据称花店、作坊有六百多家，分工作业，“有做叶子与做花头之分，又有做花与攒花之别”。作坊的组织者称为“大花庄”，有几十家之多，分别控制一部分作坊。[33] 显然，这其中既有手工业工人，也有小商贩，还有包买商。清廷在谈及北京外城居民时，有“当地土著”之称，造花业中的这些小本经营者，当有一定数量的土著居民。而除了造花业之外，在外城提供各种社会服务的体力劳动者中，还有泥瓦匠、木匠、送水工、送煤工、车夫、轿夫、小炉匠、补锅匠等。这些居民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外地人。
其二，集市性的“市”，包括定期和不定期的庙市，它集中在城中的交通要道、城门内外以及各大寺庙庙会期间的门前。由于它带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所以是广大的社会下层民众经常光顾的场所。如上述崇文门外大街的花市，“每月逢四日，自（火神）庙前至西口开市。”“市皆日用之物。”[34] 又如“小市”，亦名“晓市”、“黑市”，在“京师崇文门外暨宣武门外，每日晨鸡初唱时，设摊者辄林立，名小市。”[35] “东晓市旧名东小市，在半壁街南隙，地数十亩，每日清晨有市，以估衣为多。”[36] 此外，还有猪市、菜市、柴市、果子市、雀儿市、琉璃厂书市，以及估衣市等，大都热闹非常，令人眼花缭乱。而且在一些中小城市中，此类“市”往往就是整个城市的商业中心。但在京城它已经被“边缘化”了，并多与庙市合并。对此，本文将在庙市一节中再作讨论。
其三，便是由诸多店铺汇集成的市廛――商业区。
市廛，在《词典》及《辞源》中均被解释为商业店铺集中的地方，这在前面已经提到。而店铺的大量出现，相对地集中在一处，人们又可以自由出入其中，当是在宋代“城市革命”以后的事情。著名的《清明上河图》展示了宋代商业的繁荣，也说明了早在宋代便已出现了由诸多店铺汇集而成的商业区，即所谓“市廛”。进入明清以后，这种商业的繁荣在京城及许多大城市仍保持着持续发展的势头，这从前面所叙述的北京城内的情况即可得到证实，而由诸多店铺汇集成的“市廛”，当是明清时期商业区的主要形态。从商业区的分布来看，正如晚清人震钧在《天咫偶闻》中谈到的那样：当时北京内城有地安门街、东西安门外、东西四牌楼、东西单牌楼，外城则有菜市、花市等。[37] 此外，还有连接内外城的正阳门商业区。
上述商业区（从习惯上考虑，以下仍把市廛称作商业区）的形成，大都经历了由元至明清的商业积累，而且从空间的角度考察，它们也大都处于当时的交通要道。如西四牌楼大街商业区，自明代以来就是西大市街的俗称，[38] 由于北京城内的燃煤一直是来自西山门头沟，所以西四成为这条运煤路线上的商业“客栈”。在清乾隆年间，这里有马市、羊市、缸瓦市、猪市等集市，西四的北侧还有众多的店铺。又如东四牌楼大街商业区，是元明时期北京内城店铺最多的三个商业区之一。[39] 而东四成为繁华商业区的原因在于，其迤东的朝阳门是漕粮运入京城的主要通道，也是南方士子和商贾入京的必经之路。众多的运粮官员、赶考士子、富商大贾，以及船夫、脚力等云集东四，促进了这一带商业的发展。此外，西单牌楼商业区的形成，是因为凡是由西南卢沟桥进入广安门的人，大都会僦居于宣武门一带，而宣武门的北面就是西单。特别是在清代，宣武门外成为众多汉人官僚的聚居地，他们在往来于居所与宫廷衙门的途中，西单是其必经之地。所以这里自然也成为商肆最多的商业区之一。凡此等等。
但是，有关上述内城商业区的具体状况，文献中已乏记载，而且，由于清代前期一直实行着内城禁止开设店铺的政策，所以内城店铺的发展受到一定的遏制，而正阳门外的商业区在实际上充当着整个京城商业中心的角色。
有关京城正阳门商业街市的繁华，文人常常称羡于笔下。如记载前门瓮城外两侧东西巷的街市有曰：“五色迷离眼欲盲，万方货物列纵横，举头天不分晴晦，路窄人皆接踵行。”有记大栅栏曰：“画楼林立望重重，金碧辉煌瑞气浓。”[40] 又如《都门纪略》云：“京师最尚繁华，市廛铺户，妆饰富甲天下，如大栅栏、珠宝市、西河沿、琉璃厂之银楼缎号，以及茶叶铺、靴铺，皆雕梁画栋、金碧辉煌，令人目迷五色。至肉市、酒楼饭馆，张灯列烛，猜拳行令，夜夜元宵，非他处所可及也。”[41] 余蛟在《梦广杂著》中亦说：正阳门外“左右计二、三里，皆殷商巨贾，列肆开廛。凡金绮珠玉以及食货，如山积。酒榭歌楼，欢呼酣饮，恒日暮不休，京师之最繁华处也。”[42] 而上述街市的情景，也多散见于明清文人所作的《竹枝词》中，词中同样展现出街市货物的琳琅满目和游客川流熙攘的兴旺景象。
也正由于正阳门一带是京城最大的商业区，所以，无论是市井民人还是游人过客，凡抵达京城者都会到此游览与购物，就连同治年间的英国人D.F.Rennie,M.D.的足迹也到了这里，并饶有兴致地记下了正阳街商业区一带最令他难忘的街市情景与风貌。
D.F.Rennie,M.D.说：“今天下午，我首次参观了中国城。我走的是一条主街道，这条街从鞑靼城南面城墙正中的城门开始，直通正南。街道很宽，中间有一条隆起的大道，两侧的人行道正对着店铺，大道与人行道之间，同鞑靼城的主街道一样，也是售货摊亭林立。东侧的货摊似乎全部售卖家禽、蔬菜和鱼类，看样子货源十分充足；我注意到各种各样的蔬菜中有胡萝卜、芜菁、卷心菜、土豆、洋葱、芦笋、蚕豆、香椿和一种洋芋，其中大部分是经过冬天特殊储存的。鱼类主要有鲑鱼、青鱼、鳝鱼、鳕鱼和鸟蛤。街上，店铺都是单层，其中大部分店铺的门脸都有雕刻或镏金装饰，如果勤于修整，店铺肯定又美观又有特色。出鞑靼城南门约一英里，便到了这条街的尽头。[43] 最后，D.F.Rennie,M.D.以“货源十分充足”作了“结论”。
可见，在D.F.Rennie,M.D.的笔下，这里是一充满生活气息的商业区，而这幅由西方人勾绘出的农贸集市图画，即便我们今天读起来也极易感受到其中浓郁的商业气息和一种身临其境般的景象。而这类记载，在来华的外国人游记中不为鲜见。他们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以本国的状况为参照物，作出了带有比较性而又思路颇新的一些判断和结论，而这些议论又往往是中国人眼中习以为常的一些现象。
那么，正阳门商业区除了繁荣之外，如果从其空间状态进行考察的话，我们便会发现，它仍然有一些规律性的内容。
首先，正阳门商业区是由一些按照行业汇集成的“街市”组成。当时，政府为便利买卖双方和加强对市场的管理，通常要按照行业划分交易的地段。所谓“分行列肆”，设市肆之长以平定物价。久而久之，京城的市场便形成了以行业冠以贸易内容、按街巷划分地区的惯例，如米市、猪市、羊市、煤市、花市、肉市、油市、果子市等等，它们往往都集中在一条街巷上。
有记载曰：在正阳门前，连接东西城的是一条大街，“大街东边市房后有里街，曰肉市、曰布市、曰瓜子店，迤南至猪市口，其横胡同曰打磨厂。内稍北为东河沿，曰鲜鱼口，内有南北孝顺胡同，长巷上下头条、二条、三条、四条胡同；曰大蒋家胡同，东南斜出三里河大街，内有小蒋家胡同，冰窖胡同。此皆商贾匠作货栈之地也。”“大街西边市房后有里街，曰珠宝市、曰粮食店，南至猪市口。又西半里许有里街，曰煤市桥、曰煤市街，南至西猪市口。其横胡同曰西河沿、曰大栅栏，……大栅栏西南斜出虎坊桥大街，此皆市廛、旅店、商贩、优伶业集之所，较东城则繁华矣。”[44] 这些市大都将同类的商品集中到一条街巷，在这里，街与市成了密不可分的一体，或一条街道即为一个商业区，或几条街道合为一个商业区。实际上，街即市，市即街也。
其次，正阳门商业区不但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店铺，且店铺于街巷中大有鳞次栉比之势态，而今日人们公认的百年老店也大多僦居其中。
商业在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后必然会形成行业的划分，而且会出现各自作专门商品经营的店铺，它说明商家的经营已具备了一定的规模。据晚清人金安清所著《水窗春呓》记载：清代闻名全国的“老店”，有“扬州之戴春林、苏州之孙春阳、嘉善之吴鼎盛、京城之王麻子、杭州之张小泉，皆天下所知，货真价实，来售者童叟无欺。”[45] 它告诉人们，时人衡量老店的标准除了该店铺开设的时间长短、经营规模之外，诚信度也是一个重要的尺码，而当时京城的老店也绝非只有“王麻子”一家。
从记载看，早在明末，京城即已出现了一些著名的店铺。所谓“明末市肆著名者，如勾栏胡同何关门家布、前门桥陈内官家首饰、双塔寺李家冠帽、东江米巷党家鞋、大栅栏宋家靴、双塔寺赵家慧苡酒、顺承门大街刘家冷淘面、本司院刘崔家香、帝王庙前刁家丸药，而董文敏亦书、刘必通硬尖笔。凡此皆名著一时，起家巨万。又抄手胡同华家柴门小巷专煮猪头肉，日鬻千金。内而宫禁，外而勋戚，由王公逮优隶，白昼彻夜，购买不息。……富比王侯皆此辈也。”[46] 与金安清同时少晚些的文人夏仁虎谈到清代的京城市肆时，有“各不下数十家，互称老铺，争执可喙”[47] 的议论。当时各条街道商肆店铺林立，诸如茶叶店、眼药店、古玩铺、钱铺，珠宝店、药店等应有尽有。尤其是京城中最著名的店铺也大都集中在正阳门外，它们当中不乏蜚声全国的“著名老店”，自明末至清历时百有余年，被誉为“老字号”，其中六必居、王麻子、王致和、烤肉宛、同仁堂、都一处、和顺居、天福号、月盛斋、内联升、便宜坊、全聚德、正明斋、瑞蚨祥、荣宝斋等等，直至今日仍然享有盛誉。[48]
由此可见，正阳门外作为京城主要商业区或者说商业中心的地位是不容置疑的。而且这个中心在不断向另一个中心――有着众多消费群体的文人官僚居住活动的中心扩展，换言之，正阳门外的商业区有向宣武门外士人居住区蔓延的趋势。也正因如此，时人才有“大栅栏西南斜出虎坊桥大街，此皆市廛、旅店、商贩、优伶业集之所，较东城则繁华”的议论。
其三，这些“老店”以传统的经营方式创造了商业的繁荣。中国的诸多百年老店能够在明清时期出现，并能够顶住各种压力持续发展下去，应该说与上述封建政府在商业政策上的宽松不无关系，[49] 然商家的经营理念与经营方式也是重要的原因。商业有其自身的文化，商业发展的状况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尺度。在步入近代之前，清代的商业从各个方面表现出它仍属于传统经济的范畴，所以，它保留了许多传统的习惯，而这些习惯正是传统城市商业文化最基本的内容。
例如店铺的“开张”与“开市”向为商人所重。有《竹枝词》记载曰：“新开生意喜威严，红帐悬来层叠黏，本非陈饰为己有，半多租赁壮观瞻。”[50] 说明店铺在开张时，十分注重宣传和装饰自己，甚至不惜花钱租赁装饰物以为壮观。“开市”也是如此。每逢年除夕，商家皆要闭店，至年后方能开店，谓之“开市”。开市同样有许多讲究，“北京商店的老规矩，开市向分大小，小开市在正月初六，大开市在正月十八，必须过了灯节，才能照常作买卖。彼时年菜能吃半月，日用品即开张也不要钱。此等旧例，尤以钱、当两行为牢不可破。”[51] 显然，这是商家为求“开市大吉”。
但古往今来的商业，无不注重在竞争中求生存，在市场中寻求发展。我国古代的商人，在长期的商业实践中，在适应城市生活需求的过程中，以店铺、行业，甚至是一个城市为单位形成了自己的经营风格，也形成了不同的商业理念，逐步地积聚着传统的商业文化。例如，当时的店铺已经十分注重“市招”的制作，用来宣传自己。所谓“市招”，俗称“幌子”。即“商店悬牌于门以为标识广招徕者曰市招，俗呼招牌，大抵专用字，有参以满、蒙、回、藏文者，有用字兼绘形者，更有不用字，不绘形，直揭其物于门外，或以象形之物代之，以其人多不识字也。如卖酒者悬酒一壶，卖炭者悬炭一支，而麦店则悬纸条，鱼店则悬木鱼。”[52] 作为全国最大的城市北京，各店铺尤重“市招”，在时人的笔下，其“市店素讲局面，雕红刻翠，锦窗绣户，招牌至有高三丈者。夜则燃灯数十，纱笼角灯，照耀如同白昼，其在东西四牌楼及正阳门大栅栏者尤为卓越。”其所以如此“修饰”，目的在于炫耀其“母钱或百万或千万”，使顾客“信而不疑”。[53]
许多老店更是形成自己的独到经营风格，其中，绸布老店则以服务周详取胜。“绸缎肆率为山东人所设，所称祥字号多属孟氏。……其接待顾客至有礼衷，挑选翻搜，不厌不倦，菸茗供应，趋走极勤。有陪谈者，遇仕官则谈时政，遇妇女则炫新奇，可谓尽交易之能事。”[54] 其店肆同样有严格的规制。如瑞蚨祥店规定：店员不准无故请假外出；不准夜不归宿；不准吃蒜等。[55] 在北京，这样的老店还有许多。如镊子张则以货真价实而名。所谓“锤剪刀锥百炼钢，打磨厂内货精良，教人何处分真假，处处招牌镊子张。”刀店亦如之。“刀店传名本姓王，两边更有万同行，诸王拭目分明认，头上之横看莫慌。”[56] 可见，“货真价实”、“童叟无欺”，以及恪守“诚理”、“格外认真”的经营理念也是传统商业得以发展的重要因素。
此外，在近代之前，最能代表这些商业街市发展方向和时代特征的，除了传统百年老店的形成外，还有一点，就是在经营内容上，诸种洋货已经打入了中国的市场，洋货充斥着北京城的大小街市。
洋货走进中国古老的市廛，是世界经济发展的结果，通常人们会认为它是鸦片战争之后的事情。事实上，明清以来的中国市场从来就不乏外国货物的出售，洋货逐渐成为中国各大城市商业街市上的新品种，京城尤其为多。乾隆年间的访华使者马嘎尔尼等人，在京城之东的通州就看到了店铺的货品中有少量的英国布匹，这令他们既惊讶又兴奋。进入晚清，西方的洋货更是潮水般地涌入已被打开的中国大门，成为中国市场的一部分，所谓“近来洋药好生涯，都下新开数百家。”[57] 当时，京城“各大绸肆必兼售洋货”，天津人闫某的“福寿全”商肆中，“洋货以及中外之皮革、竹木器具无弗备。”[58] 而且，洋货不仅在京城以及京城附近的城市出现，连安徽当塗县这样的偏远小县也有远隔重洋的“他境商货”，诸如“洋呢、洋缎、洋绸、洋布、洋纸、洋油、洋火、洋皂，并零星洋货。”[59] 这完全是社会转型时期的街市风貌，即传统的商业内容和形式更加完备，而新的内容、甚至是形式也开始逐渐地渗入。
而且，随之而来的是原有的某些商业街市也在交易方式上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这些市场最初以批发或出售某种主要商品为市名，批发商每天清晨就其限定的市贸地段、商品或货样，经过议价或通过牙行进行交易，近午交易结束。零售商也是自清晨开始进货进行买卖。然而，随着铁路交通的建立，较大的商号开始自往产地采办货物，一些批发商也“坐庄”待客，或由跑街人径到铺户进行交易，一向控制市价的“市”，逐渐地失去了作用，原有的“市”只是在习惯上保留了某一行业的优势，如原有的米市、猪市、煤市等，虽然仍以其市名为主要贸易内容，但市对市价的控制在逐渐地减弱。甚至有些市场只留下原有的市名而无实际的交易内容，这些市名也逐渐地变成了街巷的名称，于是，米市大街、煤市大街、朱市大街就这样被沿袭叫了下来。这是京城在转型期所出现的有别于传统的一个特征。
总之，商业街市与人们的生活关系极为密切，任何人都无法离开商业贸易的活动与环境，因而商业街市有着最为丰富的文化载体。它既可反映上层社会达官贵人的思想观念，也可获悉市井小民的生活需求与生活状况，而传统与现实的冲突也会在街市中时有表现。
三、市廛向寺观的“扩张”
尽管明清两代的城市商业进入了迅速增长的时期，但封建专制政治与传统文化所能提供的只能是有限的空间，而商品经济所促发的商业运转及其内在的推动力却又无法制止这种需求。于是，城市商业在盲目而又自发的碰撞中找到了一片新的天地，这就是寺观。由于寺观已成为特定的公共集会场所，且又有以时举行的约定成俗的宗教祭祀活动，即人们通常所说的“赶庙”。于是，这种非官非民却又凝聚人气的地方，便成了商业渗透的空间场所，庙会具备了宗教与商业的双重性质，庙会也因此又被称作“庙市”。
在历史文献中，有关庙市的记载随处可见。庙市大约出现于唐代，至宋代，一些大的城市皆有庙市，如《东京梦华录》中就有“相国寺内万姓交易”的专条。然而，庙市形成全国性的商业市场却是在明清时期。其时，庙市已遍及全国的大小城市。
与店铺集中的街市相比，庙市的特点首先在于它是一种期集，即定期的集市贸易。如“都门（北京）庙市，朔望则东岳庙，北药王庙，逢三则宣武门外之土地庙，逢四则崇文门外之花市，七、八则西城之大隆善护国寺，俱陈设甚夥。”[60] 清人夏仁虎将“逢三之土地庙，四、五之白塔寺，七、八之护国寺，九、十之隆福寺，谓之四大庙市。”[61] 汪启淑则进一步说明京城又以庙市划分出三大商业空间，即“西城则集于护国寺，七、八之期，东城则集于隆福寺，九、十之期；惟逢三则集于外城土地庙斜街。”[62]
还有一些小型的庙市，多为每年一次，如北京城北的觉生寺、又称大钟寺，“每至正月，自初一日起，开庙十日”；阜城门外的白云观，“每至正月，自初一日起，开庙十九日”；西直门外的万寿寺，“每至四月，自初一日起，开庙半月”；崇文门外的灶君庙，“每至九月，自十五日起，开庙三日。”[63] 可见，庙市作为一种期集，以轮流开市的形式成为定期集市和街市的商业行为的补充，并呈现出“甚夥”的景象。且由于庙市之多，几乎无日不有，赶庙也就成为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商业活动。
其次，庙市是一个琳琅满目的综合性市场，呈现出捆载络绎的殷隆景象。所谓“人生日用所需，以及金珠宝石，布疋细缎，皮张冠带，估衣骨董，精粗毕备。羁旅寄客携阿堵入市，顷刻富有完美矣。”[64] 明人沈德符说：京城“城隍庙开市在贯城以西，每月亦三日，陈设甚夥，人生日用所需，精粗毕备，羁旅之客但持阿堵入市，顷刻富有完美，以至古董真伪错陈。北人不能鉴别，往往为吴侬以贱值收之。其它剃红添漆旧物，自内廷阑出者，尤为精好。往时所索甚微，今其价十倍矣。至于窑器最贵成化，次则宣德。杯琖之属初不过数金，余儿时尚不知珍重，顷来京师，则成窑酒杯，每对至博银百金，予为吐舌不能下。宣铜香炉所酬亦略如之。盖皆吴中儇薄倡为雅谈，戚里与大估辈浮慕效尤，滥倒至此。”[65]
在外国人的眼里，庙市更是充满了新奇，特别是庙市中花卉的展出，尤其令那些喜好以鲜花作为赠品的洋人们为之兴奋。他们记载说：“我们一直朝北走，来到一条宽阔的街上，大街直接通往鞑靼城东面城墙的靠南的城门。沿着这条大街向前走了一半，在街左面，我们来到一座寺庙前。寺庙的入口处有座牌楼，或称为纪念拱门；正门前摆着许多鸡毛掸子，等着出售。有人领着我们走进寺庙的一间偏殿里，我们发现那里有一个定期的花展；如果将这里的花卉摆放在任何一个欧洲国家中，都会让这个国家增色不少。花卉和灌木栽在颜色各异，质量不齐的盆中，整齐地排列着，摆放在寺庙的院子四周。”[66]
这种平地起肆，沿路设摊的贸易形式，对买卖双方来讲都有便利可言，尤其便于中小商贾入市，自然吸引了更多的交易人群。而且每逢庙市，市廛中的商肆也向庙市转移。所以，庙市广阔的贸易空间要超过一个固定的市廛是很平常的事情。仅就北京的都城隍庙而言，开市之日，“西至庙，东到刑部街止，亘三里许。”[67]
从表面上看，市廛走入庙市，有商业冲击宗教之嫌。但实际上，商业与宗教在空间上的重合，是一种城市居民商业生活与宗教生活相互渗透的文化现象，它说明在人们的生活中，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二者缺一不可，作为文化载体的人类必然要作出适应自身需要的调整。换言之，它是人们为满足自身需求而创造的一个空间环境。所以，庙与市的一体化，使得商人们也多积极投身于与庙相关的活动中。诸如商人对庙会的热心赞助。有记载说：商人不仅利用宗教的空间进行商业活动，而且还出资筹办庙会。据近人邓云乡的《增补燕京乡土记》记载：在庙会中，有一类称作“走会”的特殊组织，其“会”又总名之为“善会”。善会“有的是按手工业行当组织的，如棚匠、皮匠等。有的是地区的，如海淀、南苑等。参加的都是青年人，经费是熟识的城里各大商号、知名人士、各商号公会布施的。”[68]
对庙会的大力赞助，无疑会使商人们在庙会这类最具社会影响的活动中取得一定的社会地位，也会使商人们将商业目光转向寺庙空间时减少一些阻力。
但市廛或者说街市向寺观伸展的最大动力，无疑在于它的商业价值与经济效益，即寺观中一月数次聚集的拈香礼佛的众多人群是最难得的消费群体，他们构成了促使庙市中商业贸易繁荣的重要因素。但不可忽视的是，庙市的迅速发展还因为它是一个较街市有着更为广泛的社会基础和更为自由的商业空间。
首先，庙市的深厚而广泛的社会基础，表现在它是一个大众化的商业空间，并以其独特的凝聚力，聚集起数量众多的中下层城市居民。
如前所述，在明清时期的庙市所汇集的人群中，无论是赶庙的，还是设摊的，仍以社会中下层为主。这从北京的几大庙市的日常交易内容便可看出一二。如北药王庙，“市皆妇女零用之物”；“所谓花市者，乃妇女插戴之纸花，非时花也”；而土地庙“市无长物，惟花厂、鸽市差为可观”；[69] 在杭州的庙市中还出现了“寺僧作以售利者”的现象。说明经常活动于庙市期间的，主要是一些小本生意的经营者。此外，在一些庙市附近还出现了一些赖之生存的工商业者，如“京师崇文门外花院市，居民数千家，皆制通像，生花为业。”[70] 庙市所具有的乡间集市的朴实与野趣，恰好证明了它是面向社会大众的。光绪年间有这样几首记事诗，尤其可以佐证这一点。[71] 如记土地庙曰：
柳斗荆筐庙外陈，布棚看便少奇珍。
缘何游客多高兴，眼底明花尽可人。
又有记都城隍庙曰：
西城五月城隍庙，滥贱纱罗满地堆。
乡里婆娘多中暑，为穿新买估衣归。
其二，从庙市参予者的成分看，它吸引了包括社会上层妇女在内的广大妇女群体，使它更具有解放性。
在传统社会，为封建枷锁深深束缚的广大妇女是很难经常光顾被视为公共场所的街市的，而官僚士子以读书为业，亦不屑于购物置衣等琐事，所以，经常出入街市的主要是那些大户人家的管家、佣仆。但寺观作为宗教的象征，维系着众多人们的精神世界，贫富的差别并未影响到人们对拈香礼佛的虔诚，而定期到庙市上香，尤其为那些被紧锁深闺的上层妇女打开一扇通往外部世界的门扉。如北京之觉生寺自开庙“十日之内，游人坌集，士女如云。”万寿寺自“开庙半月，游人甚多，绿女红男，联蹁道路。”[72] 火神庙之玉器摊，“尤炫奇争胜，贵族妇女及富商外贾多趋之。”[73] 在北京，“喜游览，妇女尤甚，正月最繁，所谓六部灯也，厂甸也，火神庙、白云观也，按时必至”。[74] 在这里，我们不妨借用一句名言，即由妇女解放的程度可以看出社会解放的尺度，相比其它场所，庙市可谓对妇女提供了一个较大的接触外界的空间。
其三，对文人官僚而言，庙市所提供的，是一个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封建礼法束缚的商业空间。
众所周知，在古代，市的设置要完全按照《周礼》的要求，它不仅要附和“面朝背市”的古国都模式，而且对士大夫的商业行为也有所限制。所谓“市四面有门，每日市门开则商贾百物皆入，惟民得入，公卿大夫士皆不得入，入则有罚。”[75]
宋元以后的明清街市，仍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封建政府的管辖。明朝的“官市”就是严格按照上述礼法建置起来的。明末清初人孙承泽记载曰：在京城，有由封建政府所设置的“内市”。内市带有集市的性质，值得注意的是，内市的方位在设置上仍遵循着“宫阙之制，前朝后市”的原则，位于“玄午门外，每月逢四则开市，听商贸易，谓之内市。灯市自正月初旬起，至月半止，岁惟一举。每月逢朔望及二十五则城隍庙市，每月逢三则土地庙市，谓之外市，系士大夫庶民之所用。若奇珍异宝进入尚方者，咸于内市萃之。至内造如宣德之铜器，成化之窑器，永乐果园厂之髹器，景泰御前作坊之珐琅，精巧远迈前古，四方好事者亦于内市重价购之。”[76] 市的方位的设置，以及内市与外市的划分，足以说明统治者在力图满足其生活消费的同时，尚未忘记以封建的礼法规范“市”，这是传统文化在市廛上的遗迹。而按照这种市的划分模式，官僚士大夫也被严格限定在属于“庙市”性质的“外市”之中，即庙市谓之外市，“系士大夫庶民之用。”也就是说，明代的“内市”仍是一个有着一定限制的商业空间，它只限于宫廷中的贵戚和一些达官贵人，对于在文化上处处承继明制衣钵的清朝来说，这并非一个完全可取的模式。但是清代仍然将其继承了下来，如建于圆明园福海之东的买卖街市就属于此种“官市”。在买卖街上，“大小商店无不具备，且有携小筐售瓜子者，肆主人皆内监。……茶馆有哗笑声，饭肆有高呼点肴声。”据称，乾隆晚年曾携其幼女和孝固伦公主及和珅一同游买卖街，和孝公主还买下大红呢夹衣一领，而出钱者是公主未来的公爹和珅。[77]
而庙市则不同。庙市绝少儒家繁文缛节的约束力，它为士人官僚带来的是宽松的环境和气氛，故为士大夫官僚乃至王公贵族所流连。如清乾隆时期的文人戴璐记载曰：“庙市惟东城隆福、西城护国二寺，百货具陈，目迷五色，王公亦复步行评玩。鲍西冈有句云：三市金银气，五侯车马尘，足括庙市之胜。”[78] 而诸多文人在游览庙市之后也留下了一些竹枝词等杂咏。
如《秋舫诗钞》辑录的平湖蒋沄的《燕台杂咏》，诗中有“万货云屯价不赀，进城刚趁亮钟时，西边护国东隆福，又是逢三庙市期。”又如《学古堂诗集》有平湖沈季友的《燕京春咏》，其中有“天坛游去板车牵，岳庙归来草帽偏。买得丰台红芍药，铜瓶留供小堂前。”“报国松声响碧台，暖红香透海棠开。宋元古物多如绣，争趁今朝大集来。”还有《人境结庐诗稿》中有余杭褚维垲的《燕京杂咏》，内有“月月逢三赛社前，横陈小市闹喧阗。趁墟人自摩肩至，归路斜阳散晚天。”下有小注云：“每月之三日，各庙中席地为集，都人士聚会于此。”[79] 可见，在逛庙市的过程中，士大夫官僚们不仅购物赏光景，而且还是他们得以小聚的场所。从其吟咏中可以想象到，他们在庙市中得到了放松和快乐。
当然，最为吸引士大夫的是设在庙市中的书肆，书肆使众多的士大夫流连忘返。清人记火神庙诗曰：“火神庙起值新春，玩好图书百货陈，裘马翩翩贵公子，往来多是读书人。”[80] 桐城人钱澄之吟云：“古寺松根百货居，珍奇满目价全虚。词林无事逢期到，冷眼闭看指旧书。”[81]
每逢庙市开市，书肆中便可聚集起相当多的文人，而一些名流士子更是顾盼于其中，品文论书，鉴赏有佳，已然形成风气。京城庙市的书摊尤集公卿士子，清朝顺康时期，慈仁寺是京城最为兴盛的一个书市，“国初诸老买书多于慈仁寺。”[82] 康熙朝官至工部尚书的王鸿绪曾有诗云：“慈仁每月初兼五，松下朱栏列百廛。亦有公卿来问直，试评程尉几文钱。”[83]
与王鸿绪同时的文人官僚王士祯记载说：“庙市赁僧廊地鬻故书小肆，皆日摊也。又书贾欲昂其直，必曰此书经新城王先生鉴赏者，鬻铜玉、窑器，则曰此经商丘宋先生鉴赏者，谓今冢宰牧仲荦也。士大夫言之，辄为绝倒。”这里的王先生即指他自己，宋先生则为官至吏部尚书的宋荦，皆为朝廷重臣，他们不但是庙市书摊上的常客，而且在客观上直接参予了市场，并为书贾所用。也正因如此，一些文人乐得于此会友。故而，王士祯晚年回忆说：“昔在京师，士人有书谒予而不获一见者，以告昆山徐尚书健菴乾学，徐笑谓之曰：‘此易耳，但值每月三五，于慈仁寺市书摊侯之，必相见矣。’如其言，果然。”[84] 从王士祯所叙可以看出，他非但不介意为书贾所用，反而乐在其中，并记之以自娱，而且他自己是每月逢三、逢五必来光顾书肆。
如果说上述官僚士大夫的行为，可以以他们喜好与书籍、鼎彝之器为伍来解释的话，那么以下我们将以朝鲜使臣的所见所感，来说明清代士大夫们社会观念的改变。
乾隆年间，长期居于北京的朝鲜使者朴趾源记载了其游隆福寺庙市的情景。面对琳琅满目的商品、川流熙攘的人群，他已有“心怵”、“视瞿”之感。据朴趾源记载说：“隆福寺市日，每月三一”，“是日值市车马尤为阗咽，寺中咫尺相失”。“卿大夫连车骑至寺中，手自拣择市买。百货盈庭，珠玉珍宝之物磊落宛转于履屐，令人足踖如也，心怵如也，而视瞿瞿也。阶城玉栏所布挂，皆龙凤毡瀱，而衣被墙壁者，尽是法书名画。”然最令他惊讶、以致于“大骇”的，是士大夫、官僚们的商业行为。他看到，中国的士绅官僚不仅直接参予市场，而且在市场上完全扫地斯文，与商贾争论市价。他说：在一次庙市中，他遇到“内阁学士崧贵，自选一狐裘，挈领披拂，口向风吹毫，较身长短，手揣银交易，大骇之。崧贵者，满洲人，往岁奉敕东出者也，官礼部侍郎、蒙古副都统。我国贫士，家虽乏无尺僮者，未曾敢身至场市间，与贾竖辈评论高下，为鄙屑事也，宜其大骇于我人之目。”[85]
在传统社会中，商业为末，向禁官僚士大夫为之。所谓“公卿大夫不牟商贾之利，皆古之制也。”[86] 而除了不准文人官僚从事经商的职业之外，也对其参预购物的商业行为进行了不少的限定，封闭的“市门”，还有公卿士大夫“皆不得入，入则有罚”[87] 的规定，这对于受传统礼教熏陶的文人来说，同时也是对其思想观念上的一种约束。庙市虽不在对官僚士大夫的禁忌之中，但传统文化的是非标准，依然是人们衡量事物的准绳。
所以，崧贵的行径已完全背离了古代士人不屑为商的传统礼教，以致于使深受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影响的朝鲜儒士感到震惊和不解，特别是崧贵官居礼部侍郎、内阁学士，不仅是朝廷之大臣，且属于士大夫阶层，却也行如此“鄙屑”之事，应该说他代表了一个社会的层面，有其存在的社会基础。如果从行为滞后于观念的角度来认识的话，崧贵的行为，表明了在18世纪的清代，随着城市的发展，人们对城市生活所必须的商业行为已经发生了观念上的变化。而崧贵的行径，在当时已是十分普遍。对此，朴趾源也作了调查，他说：“今吾历访买卖者，皆吴中名士，殊非裨贩驵侩之徒，以游览来者，类多翰林庶吉士，为访亲旧，问讯家乡，兼买器服，其所觅物，类多古董彝鼎，新刻书册，法书名画，朝衣朝珠，香囊眼镜，非可以倩人为皮膜苟艰事，莫若亲手停当为愉快。”[88] 此外，清人戴璐也有记载说：“庙市惟东城隆福、西城护国二寺，百货俱陈，目迷五色，王公亦复步行评玩。鲍西冈鉁有句云：三市金银气，五侯车马尘，足括庙市之胜。”[89]
朝鲜作为中国的属国，其文化渊源来自古代中国，且其风气泥古。清人曾有评论曰：“朝鲜之土壤非不饶沃也，物产非不丰阜也，而其国势贫弱，……不克自振者，以泥古而不知变，为成法所拘。”[90] 朴趾源的上述论说正是“泥古”思想的反映，它从一个侧面说明在明清时期，更确切地说是在清代，官僚士大夫在诸多方面已发生了观念的转变。可见，庙市的独特以及宗教自身的包容，为传统的城市商业赋予了独特的运作空间与运作方式，这是西方世界所没有的，它根植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又有对传统文化的背离。
综言之，在步入近代之前的明清时期，中国的都城北京依然以政治中心和政权所在地的地位处于商业发展的领先位置，商业的发展与政治的关系极为密切。所以，北京虽然也有全国经济中心的地位，但是，却完全体现出为封建政治服务的消费性大都市的特点，在经济网络上也没有形成全国的一体性。北京城的商业，始终在传统的体制下缓慢地发展着，它虽然也受到不断东来的西方经济大潮的冲击，并在市场上作出了一定的回应。但是，其内在的商业秩序并未改变，更无法影响到国家的经济体制。也就是说，在中国成熟的官僚体制下，传统的商业经济按部就班地在秩序的范围内运行着。
注释：
[1]《唐律疏义》卷8，卫禁下。
[2] 关于“市廛”，《孟子·公孙丑》上曰：“市，廛而不征。”市廛本指在市场上供给储存货物的屋舍、场地，于交易前不征收货物税，后用以称商店集中的处所。参见《辞源》第2册，第969页，第1025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出版。
[3]余棨昌《故都变迁记略》卷7，内城四。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出版。
[4]于敏中等编《钦定日下旧闻考》卷54，城市·内城北城。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出版。
[5]据余棨昌于《故都变迁记略》中作注云：“《人海记》记载：明永乐初，北京四门、钟鼓楼等处各盖铺房、店房召民居住，召商居货，总谓之廊房。…今正阳门外廊房胡同犹仍此名。”它说明，“廊房”只出现在商肆集中的地方，而“廊房”自钟鼓楼迁到正阳门外，恰好说明北京城的商业中心，已由元代至清代期间发生的转移。参见余棨昌《故都变迁记略》卷9，外城二。
[6]孙承泽《天府广记》卷4，后市。北京古籍出版社1962年出版。
[7]按照前朝后市的范式，后市应该在紫禁城的北面。孙承泽这里称玄武门，而明清紫禁城北门称神武门。另外北京内城有宣武门，亦非玄武门。这里依据孙承泽称之为“后市”，认为其地应在紫禁城的北面神武门外。
[8]吴长垣《宸垣识略》卷2，皇城二。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出版。
[9]「英」斯当东著 叶笃义译《英使谒见乾隆纪实》445页，商务印书馆1963年出版。
[10]「英」斯当东著 叶笃义译《英使谒见乾隆纪实》302页，商务印书馆1963年出版。
[11] 雷梦水辑《北京风俗杂咏续编》，第10页，蒋士铨《京师乐府词·唱估衣》，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出版。
[12]《朝市丛载》卷7，市廛门·估衣摊。
[13] 雷梦水辑《北京风俗杂咏续编》，第16页，栎翁《燕台新咏·唱估衣》，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出版。
[14] 震钧《天咫偶闻》卷6，外城东。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出版。
[15] 参见震钧《天咫偶闻》卷6；夏仁虎《旧京琐记》卷9。
[16] 徐珂《清稗类钞》5册，农商类类·圆明园有商店。中华书局1984年出版。
[17]《北平日报》1930年2月14日。转引自袁熹《近代北京商业格局及商业设施变迁研究》一文，见《蓟门集·北
京建都850周年论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出版。
[18] 胡玉远主编《日下回眸》，第100页，《天桥的桥》，学苑出版社2001年出版。
[19] 震钧《天咫偶闻》卷6，外城东。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出版。
[20] 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1161。
[21] 震钧《天咫偶闻》卷10，琐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出版。
[22] 《鸿一亭笔记》，见于敏中等编《日下旧闻考》卷55，城市。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出版。
[23] 叶权《贤博编》。
[24] 夏仁虎《旧京琐记》卷9，市肆，北京古籍出版社1986年出版。
[25] 何刚德《话梦集》卷上，北京古籍出版社1995年出版。
[26] 许殿起辑、雷梦水编《北京风俗杂咏》，第29页，洪璟《燕京杂感》，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出版。
[27] 《朝市谈丛》卷7，市廛门·晓市。
[28] 光绪《孝感县志》卷2，城池。
[29] 乾隆《鹭江志》卷1，街市。
[30]《朝市丛载》卷7，食品门·小卖。
[31]「朝鲜」朴趾源《热河日记》68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出版。
[32]「英」D.F.Rennie,M.D《Peking and the Pekingese（北京和北京人）》第一章，1865年 London:John urray,Albemarle Street（伦敦：约翰墨里）出版。
[33] 汤用彬等编《旧都文物略》，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参见吴建雍等著《北京城市生活史》，开明出版社1997年出版。
[34] 吴长垣《宸垣识略》卷9，外城一。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出版。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出版。
[35] 徐珂《清稗类钞》5册，农商类·京师小市。中华书局1984年出版。
[36] 余棨昌《故都变迁记略》卷8，外城一。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出版。
[37] 震钧《天咫偶闻》卷10，琐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出版。
[38] 朱一新《京师坊巷志稿》卷上，第139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出版。
[39] 其余两个店铺多的内城商业区为鼓楼和西单。
[40]《朝市丛载》卷7，市廛门·东西巷；大栅栏。
[41] 李嘉瑞《北平风物类征》第402页，商务印书馆1937年影印本。
[42] 李嘉瑞《北平风物类征》第417页，商务印书馆1937年影印本。
[43]「英」D.F.Rennie,M.D.：《Peking and the Pekingese（北京和北京人）》第二章，1865年 London:John Murray,Albemarle Street（伦敦：约翰墨里）出版。
[44] 吴长垣《宸垣识略》卷9，外城一；卷10，外城二。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出版。
[45] 欧阳兆熊 金安清《水窗春呓》卷下，四远驰名。中华书局1984年出版。
[46] 阮葵生《茶余客话》卷18。
[47] 夏仁虎《旧京琐记》卷9，市肆。北京古籍出版社1986年出版。
[48] 参见李文滨《老字号》，山东书画出版社2004年出版。另据晚清人崇彝（蒙古族，清末官户部文选司郎中）所著《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其中对清代至民国初年的老店多有论及，其文曰：“西单有酱肘铺名天福斋者，至精，其肉既烂而味醇，其他肉食类必备，与其他诸肆不同，历年盖百余矣。……芙蓉斋者，东四马市大街糕点铺也。各种糕点并不胜于瑞芳、正明、聚庆诸斋。此三处，北平有名者。……正阳门内户部街路东月盛斋，所制五香酱羊肉为北平第一。外埠所销甚广，价之昂亦无比。所称一斤者，不过十两，装以铁匣，其精致也，与罐头金华腿等。致美斋，起初为点心铺，所制萝卜丝小饼及闷炉小烧饼皆绝佳。”
[49] 明清时期，商业店铺已发展到侵占官道，甚至如月盛斋者跻身于官衙集中的户部街，它说明了统治者商末思想已有了相当大的改观，对商民也有“体恤”之谕。如咸丰三年二月，户部有劝捐之议，京师商铺闻风后纷纷闭户。于是，皇帝颁发谕旨，曰：“朕念切安民，岂可令京师首善之区商民失业。所有布彦泰等征收铺银，计户收钱折片，及户部劝谕京师商贾捐输各条，均着毋庸置议。”见吴廷燮等著《北京市志稿》（民政志）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年出版。
[50]《朝市丛载》卷7，风俗门·挂红。
[51]逆旅过客《都市谈丛》。
[52]徐珂《清稗类钞》5册，农商类·市招。中华书局1984年出版。
[53]阙名《燕京杂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6年出版。
[54]夏仁虎《旧京琐记》卷9，市肆。北京古籍出版社1986年出版。
[55]孟宪浃《瑞蚨祥绸布店的创业发展和经营》，见《文史资料选编》13辑，北京文史出版社1982年出版。
[56]《朝市丛载》卷7，市廛门·镊子张；王麻子。
[57]《朝市丛载》卷7，市廛门·洋药局。
[58] 夏仁虎《旧京琐记》卷9，市肆。北京古籍出版社1986年出版。
[59] 民国《当塗县乡土志》卷2。
[60] 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出版。
[61] 夏仁虎《旧京琐记》卷9，市肆。北京古籍出版社1986年出版。
[62] 汪启淑《水曹清暇录》卷9，庙市。北京古籍出版社1998年出版。
[63] 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出版。
[64] 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出版。
[65]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4，庙市日期。中华书局1959年出版。
[66]「英」D.F.Rennie,M.D.：《Peking and the Pekingese（北京和北京人）》第六章，London:John Murray,Albemarle Street1865年出版。
[67]《燕都游览志》，见于敏中等编《日下旧闻考》卷50。
[68] 邓云乡《增补燕京乡土记》下册，第441页。中华书局1998年3月出版。
[69] 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出版。
[70] 和邦额《夜谈随录》卷8，孝女。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出版。
[71] 《朝市丛载》卷7，古迹门。
[72] 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出版。
[73] 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出版。
[74] 阙名《燕京杂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出版。
[75] 孙承泽《天府广记》卷5，后市。北京出版社1962年出版。
[76] 孙承泽《天府广记》卷5，后市。北京出版社1962年出版。
[77] 徐珂《清稗类钞》5册，农商类·圆明园有商店。中华书局1984年出版。嘉庆己未年，圆明园商店被停止。
[78] 戴璐《藤阴杂记》卷4。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出版。
[79] 孙起殿辑 雷梦水编《北京风俗杂咏》，第49页，蒋沄《燕台杂咏》；第7页，沈季友《燕京春咏》；第52页，褚维垲《燕京杂咏》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出版。
[80]《朝市丛载》卷7，古迹门。
[81] 孙起殿辑 雷梦水编《北京风俗杂咏》，第1页，钱澄之《都门杂咏》。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出版。
[82] 雷梦水辑《北京风俗杂咏续编》，第14页，吴山尊《新年杂咏·游肆厂》。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出版。
[83] 孙起殿辑 雷梦水编《北京风俗杂咏》，第6页，王鸿绪《燕京杂咏》。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出版。
[84] 王士祯《古夫于亭杂录》卷3，慈仁寺摊。中华书局1988年出版。
[85]「朝鲜」朴趾源《热河日记》卷5，隆福寺，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出版。
[86] 乾隆《夏津县志》卷2，建置志论。
[87] 孙承泽《天府广记》卷5，后市。北京出版社1962年出版。
[88]「朝鲜」朴趾源《热河日记》卷5，隆福寺，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出版。
[89] 朱一新《京师坊巷制稿》卷上，第113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出版。
[90] 薛培榕《朝鲜风俗记》，见《小方壶舆地丛钞》第十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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