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学术界对学术规范的呼声日隆，这对于学术研究的健康发展不无裨益。它一方面体现了中国的学术研究已步入整体性的理性自觉阶段；另一方面也显露了普遍存在的不遵守学术规范的窘迫。现在最急切的问题不是意识到学术规范的重要性，而是技术层面的可操作问题，即如何参照国际学术界的通行做法，建立起中国学术规范的原则和细节。在这方面，王笛和罗志田的文章可资参考①。笔者认为，对研究范式的注重，亦为恪守学术规范之必需。所谓研究范式，是指在展开某项具体的学术研究之际，研究者必须具有的独特的学术视野和必须遵守的写作程序。独特的学术视野，包括独特的问题意识、相关的理论素养和学术研究的切人点。这实际上涉及了历史研究的方法论。学术视野的独特性最终体现在论著的写作程序中，即文本的独特性。就中国经济史研究而言，其写作程序主要包括六个方面，即对选题的意义予以诠释，对若干概念进行学术清理，对该领域的学术史予以勾勒，对参考文献予以爬梳，对分析框架或称之为叙事结构作出说明，归纳出初步的结论。笔者以明清时期长江中游地区的市镇经济研究为例，尝试提供一个具有文本解读价值的研究范式。 

一、选题意义 

明确选题的意义，实际上是弄清楚之所以研究该课题的缘由以及想达到的研究目的。本人拟研究明清时期长江中游地区的市镇经济，是基于如下考虑： 

第一，在明清经济史的研究领域，市镇经济是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从总体上看，明清时期经济发展的主要标志之一，即为市镇经济的繁荣。这是明清经济史异于前代经济史的显著特征。因此，市镇经济研究之于明清经济史研究乃至整个中国经济史研究，均有不同寻常的意义。经济史家傅衣凌指出，明清市镇的兴起与资本主义萌芽之间存在着重要关系。他在考察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经济时，充分估计其中的商品性程度，并注重资本主义生产因素的初步萌芽。傅氏提醒人们注意：明清江南市镇的成长，是和当时商品生产的发展分不开的，可是由于中国封建经济没有发展到很成熟的程度，自足自给的经济仍占支配地位，所以这一时期的市镇经济既具有工商业的性质，又具有农业的性质。江南市镇的手工业生产，有相当多的部分仍属于农家副业的性质。市镇的牙行制非常发达，其影响所及，则是市镇工商业经济社会基础非常脆弱，不易于独立发展。在江南市镇工商业人口中，有一部分属于乡居的经营地主或商人地主。地主经济的剥削基础，奠基于佃租关系且和高利贷结合在一起，因此市镇不可能成为封建经济的对立物而独立发展。同时，在这些市镇的周围，完全是自足自给的农村。于是，在长时间内，中国的市镇始终是地主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江南市镇的发展原型，其创市者，有地主，有官僚，也有宗族集团，带有浓厚封建的、宗法的色彩。由于中国市镇的支配权长期操纵于地方的地主阶级手中，所以他们才牢固地维持着脚头、脚夫这种最落后的运输制度。凡此，明清江南市镇不像欧洲封建社会末期北意大利、佛兰德福诸城市那样，获得了城市的自治权，确立了商人法、市民宪章以及市民免税、商业自由诸种特权，而是长期停滞并处于封建经济的附庸地位，成为地主经济的补充。②我国许多学者基本上都认同这一见解，在探讨市镇经济时自觉将研究结论导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③ 

除了从资本主义萌芽的发源地这一角度对明清市镇的历史地位予以把握，还可从城市化和近代化的角度探讨明清市镇的意义。刘石吉精辟指出，无论就人口还是就商业机能来看，明清江南专业市镇的繁庶在许多方面超过了传统行政中心的县城甚至府城。此种商业机能凌驾于行政机能的转变现象，正可说明中国近代都市化过程中“城”与“镇”的渐次分化，以及“非行政机能”的渐次强化。在近代以前，这些市镇中有的已经发展到接近现代人文地理学者所定义的“充分成长的城市”。有些著名市镇的“中央性”机能极为显著，不但是其周边乡村地区货品的主要供应者，而且也逐渐成为新思潮的传播媒介。面对近代西方商业势力冲击的这些传统市镇，不但没有扑倒沉沦，而且在清末更是踵事增华，在传统高度的经济韧性中，平添了不少的“现代”气息。从明清以来江南市镇的形成发展与机能演变的史实中，使我们可以再度肯定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他不讳言，明清以来江南专业市镇的兴起，配合与代表了新兴商业资本主义的扩张。凹美国学者罗。威廉在研究清代汉口镇的茶业资本时，声称在1861年汉口开埠之后，茶庄的活动显示出商业资本家直接介入生产过程，他们在晚清时期已从简单的商品流通经济向工业资本主义迈出了重要的一步。⑤樊树志分析了市镇与乡村的城市化趋势，指出传统农业社会的历史也就是乡村不断城市化的过程。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大批市镇的形成过程，就是一个乡村的城市化过程。⑥王瑞成认为，宋代直至明清时期，在以手工业和农村商品经济为内容的商业化条件下，中国城市化走了一条独特的市镇化道路，这表明中国独立的城市化还处在较低的层次，必须在经济领域寻求更大突破才有可能获得进一步的发展。但是，这一突破还没有实现，中国独立城市化的进程就结束了。⑦许檀指出，明清时期城乡网络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是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一项重要内容。（26）中国近代市场体系的形成并非始于开埠之后，至少从明代已经起步，到清代中叶已具有相当规模，并卓有成效。⑧乔志强、陈亚平试图从城市化与近代化的双重角度确认明清市镇的历史地位，他们深刻论证了江南市镇原生型城市化及其近代际遇，认为明清时期江南市镇已经出现了城市化发展趋势。这种城市化是建立在商业贸易和商品化农业、手工业基础之上，在大中城市市场带动下萌生的。市镇与大中城市以及乡村家庭化生产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的关系。江南发达的水运系统维持和加强着这种关系。这是一种自然演进的原生型城市化。以近代工商业为龙头的近代城市化模式和这种原生型城市化的结合，离散了旧有的城镇乡村之间的联系，形成一种二元结构的城市化模式。⑨可见，市镇经济是评估明清中国市场发育程度、各区域商品经济发展状况及社会变迁轨迹的重要指标。 

第二，就明清时期长江流域市镇经济的研究而言，长江中游市镇经济研究在研究成果的数量及质量方面，较之长江下游市镇经济研究稍显不足。据笔者初步统计，1980年至1999年上半年，国内学者发表有关明清市镇经济的论文约700篇，其中，有关长江下游市镇的论文约占35％，有关长江中上游区域市镇的论文约占16％，其他为华南市镇、北方市镇及市镇宏观研究的论文。因此，在认真吸纳学者们现有成果的基础上，确有必要将长江中游市镇经济的研究水平提升至一个新的层面。迄今为止，鲜有学者将长江中游市镇经济作为一个特定的研究对象，从整体上予以把握。在长江中游市镇研究领域，尚未发现一本诸如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群言出版社1993年版、森正夫《江南三角洲市镇研究》名古屋大学出版会1992年版这样系统研究区域市镇的专著。因此，明清长江中游市镇经济研究的这一缺憾，需要加以消弥。明清市镇发展的区域性差异是历史的必然，这并不意味着学术研究必定出现区域性差异。数十年以来，江南市镇经济研究领域一直是大多数学者关注的焦点，其他区域的市镇研究，虽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一直相对薄弱。这种学术格局不利于系统把握市镇经济的区域特征，不利于对江南地区在全国市镇网络中的角色予以准确的定位分析，不利于深刻解剖明清以降中国社会内部出现的城市化的复杂性。职是之故，应该扭转明清市镇经济研究领域重视江南轻视其他地区的学术走向，努力减少这种不平衡性，使明清市镇经济研究的整体水平上一个新台阶。 

第三，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二十多年来，乡镇企业走过了不平凡的发展阶段，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国家“十五”规划明确指出，要加快小城镇建设，使之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面对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面对中国加入WTO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如何结合中国国情，使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得以健康发展，是中国学者必须思考的问题。将中国城乡发展道路视为“一生的研究课题”的社会学泰斗——费孝通先生，在1998年提交浙江农业大学与加拿大贵而富大学联合举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中精辟指出：“我的小城镇研究刚开始破题的时候，还只是在家乡看到小城镇的衰而复兴。经过十多年来的发展，中国的小城镇建设已开始呈现出星罗棋布、遍地开花的可喜局面。小城镇的建设与发展，是中国农民继乡镇企业之后的又一个伟大的创造。从乡镇企业的兴起到小城镇的发展一再说明，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之最深厚的伟力存在于广大农民之中。他们不是照搬西方工业化集中在大城市的发展模式，而是让工业生产方式适合于自己生活的需要，把现代工业扩散到了乡村中去，走通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工业化道路；他们又在世代躬耕的田野上第一次建设起一座座现代化的城镇，走通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城市化道路。从工农关系、城乡关系的角度看，现代中国主要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起来的乡镇企业和小城镇，表现出了与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工农对立、城乡对立完全不同的面貌，它们在中国的工业和农业之间、城市和乡村之间，发挥着沟通、协调、缩小差别、促进融合的建设性作用。事实上，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和小城镇，中国农民不仅是在创造着巨量的物质财富，也在创造着中国的市场经济和富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⑩鉴于明清时期中国市镇经济曾有过辉煌历史，研究经济史的专家学者理应通过扎实的学术研究和理性思考，为当代中国的乡镇企业发展和小城镇建设提供可资参照的历史资源，力争提出有分量的对策。 

二、概念界定 

 翻检许多学术期刊，可以发现常有学者不对自己研究的对象进行概念界定，这是不遵守学术规范的行为之一。鉴于此，在展开明清长江中游市镇经济研究之前，须对该项研究工作的三个关键词明清、长江中游、市镇经济进行学术清理。 

    这里所讨论的明清时期，是指从明王朝建立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至清帝国覆灭清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时间跨度为543年。有时，为了论述的必要，适当上溯至唐宋，或下延至民国。这种时段划分，不同于许多学者将明清时期局限于明代至鸦片战争前夕的做法。明清市镇经济研究不平衡性的一个表现，就是把清代的历史进程一分为二，鸦片战争前的市镇研究如火如荼，近代市镇研究则相对苍白。许多论著所使用的“明清时期”的概念，下限均在1840年，有的甚至截至康乾时期。这种研究态势，实际上割裂了中国历史的内在逻辑和经济变迁的整体趋势，不利于丫解明清市镇兴衰的全貌，不利于考察中国近代化为何步履艰难的深层原因，不利于分析市镇经济的历史价值。 

这里所讨论的长江中游，是指明清时期的湖北、湖南及江西三个区域。湖北，《禹贡》荆州之域。明置湖广等处承宣布政使司，旋设湖广巡抚及总督。清康熙三年1664年，分置湖北布政司，始领8府：武昌、汉阳、黄州、安陆、德安、荆州、襄阳、郧阳，并设湖北巡抚。光绪三十年1904年，共领10府、1直隶州、1直隶厅、60县。湖南，《禹贡》荆州之域。明属湖广布政使司，置偏沅巡抚。清初因之。清康熙三年1664年，析置湖南布政使司，为湖南省，移偏沅巡抚驻长沙。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共领9府、5直隶厅、4直隶州、3属州、64县。江西，《禹贡》扬州之域。明置江西巡抚，承宣布政使司，南赣巡抚。清初因之。清顺治四年1647年，置江南、河南、江西总督，治江宁。顺治六年1649年，罢河南不辖。顺治九年1652年，移治南昌，寻还旧治。顺治十八年1661年，置江西总督．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凡领13府、1直隶州、4厅、1州、74县。其疆域范围，采《清史稿》说。⑾明清长江中游在行政建制上的最大变化，莫过于湖广分省。清康熙三年1664年析置湖北、湖南二省，沿用至今。但在行文过程中，笔者不以行政区划为经济史的研究单元，而是将长江中游地区作为一个整体的考察对象。  

这里所讨论的市镇，是指明清时期的中国介于县城与村落之间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商业实体。⑿因此，所谓市镇经济，是指以市镇为纽带而展开的商业行为及相关经济活动。美国研究中国农业史的专家德·希·珀金斯关于传统贸易的论述，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传统市镇的理解。他认为：“在现代工业出现之前，中国贸易的大部分是在市镇内或是在包括别的邻近农村地方在内的相当广阔的范围之内进行的。”⒀何为“市镇”?这涉及如何对市镇的历史内涵进行判断，同时也是明清市镇经济研究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从现有研究成果看，学者们对明清市镇经济的概念界定尚未达成一致。全汉升从西欧市场史的角度出发，认为“市”的最初涵义应是公认定期大市Fair或公认定期常市Market。⒁胡如雷强调，市镇的建立必须以一定数量工商业户的定居经营为前提，它和市集的“朝实暮虚”有明显的差别。⒂刘石吉明确表示，他所研究的市镇，主要是见之于明清方志所载的“市”与“镇”，有别于一般的通都大邑以及其他各级行政中心城市。在明清方志中，“市镇”与“镇市”已成为江南地区一般商业聚落的通称。⒃邓亦兵在界定清代前期的市镇时，以两个要素为参照：一是交通发达，商业繁盛，人口相对集中；二是有派驻市镇的机构和官员。她仔细甄别了市镇与省、府、州、县各级城市以及集、市、墟、场、店的异同之处，认为从市镇的城墙、四栅，市镇外围方圆的面积，市镇之中坊、巷、街市的结构，市镇的市场规模、商业设施、商品种类等方面看，市镇是在集、场、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有一种趋于城市化的倾向。⒄许多学者承认，市的名称各地不一，北方称集，两广、福建称墟，川黔称场，江西称圩，湖广称市，江南则将具有相当规模的市称为镇。 

三、学术前史 

对学术前史的清厘，是遵守学术规范的题中之义。其价值在于，使自己对相关学术动态了然于心，知道前此学者取得了哪些成果，存在哪些不足，从而明确自己的用力方向，力争在吸纳有关成果的基础上有所突破和创新。如前所述，长江中游市镇研究在整体态势上不及长江下游市镇研究。但仍有若干学者对相关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讨，下面分别予以论列。 

  从总体上看，长江中游的超级市镇如景德镇、汉口镇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这一方面是因为超级市镇的史料相对集中，数量亦较为可观，查阅较为便利；另一方面，超级市镇往往是区域经济的龙头，其经济地位超过府州县城。因此，对超级市镇的考察能够使我们准确把握区域经济的实质及特色。在景德镇的研究方面，梁淼泰所著《明清景德镇城市经济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堪称力作。他认为，景德镇不是以农副产品和农村家庭手工业品的加工和集散地的姿态进入城市行列的，它是以“瓷业中心”而闻名于世。就手工业与农业的分离而言，明清时期的景德镇基本上完成了它的历程，走在江南市镇的前面，从而成为一座次等城市。此外，徐文、江思清、潘群、萧放等人对景德镇亦有研究，并考察了景德镇资本主义萌芽问题。⒅有关景德镇制瓷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的最具权威性的研究成果，最终在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多卷本《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中得以呈现。⒆日本学者对景德镇颇为重视，如佐久间重男论述了景德镇官窑的设置以及匠役制度的变迁所导致的民变现象，高中利惠以景德镇为例探讨了前近代中国手工业生产的临界要因。⒇ 

在汉口镇的研究方面，美国学者罗·威廉对汉口镇的研究成果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广泛瞩目，他也因此成为当代美国研究中国历史的代表性人物。罗氏的著作，已被视为研究明清以降中国商业行会、公共领域及市民社会的典范。（21）皮明庥长期致力于武汉地区历史资料的整理及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尤长于武汉城市史。（22）陈钧、任放从文化史角度切人经济史，对张之洞及其“湖北新政”作了迄今为止最为详实的研究，尤其对汉口镇的近代市场发育进行了多层面的剖析。（23）吴量恺从清代湖北沿江口岸城市的转运贸易着手，指出汉口镇的转运贸易具有过渡性。（24）苏云峰剖析了汉口镇在近代城市化过程中暴露的症结，如人口迅速集中引起的许多问题、市容与公共设施的问题、市政缺失、财政匮乏及社会问题。（25）此外，范植清对汉口镇商业资本的研究，石莹对清代前期汉口的商品市场的研究，张岩对清代汉口粮食贸易的研究，陈慈玉、杜七红对茶叶与清代汉口市场的研究，以及王永年、陶建平、宋平安对汉口城市经济体系的研究等等，（26）均有积极意义。 

 除了超级市镇的研究，一些学者对长江中游各省区的市镇也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讨。特别是日本学者森田明分析了清乾隆时期发展到顶点的湖广定期集市的流通过程，重田明考察了清初湖南粮食贸易专业市镇及市场。（27）李华从清代湖北农村经济作物的种植和地方商人的活跃两方面，对湖北农村市场市镇的最低层级的兴盛作出了有说服力的论述。林济以黄州宗族社会及其变迁作为考察对象，对明清至民国时期黄州的集市、公共设施与地方神祗崇拜，市镇兴起与宗族社会非组织化进行了深入研究。张家炎就明清江汉平原的农业开发对市镇的影响提出了独到见解，王朝辉注意到近代湘西市镇化的现象，徐凯希探讨了清末民初沙市的棉花贸易。（28）苏云峰、张建民、刘泱泱、许怀林、陈文华、陈荣华等学者在各自所撰湖北、湖南、江西通史性著作中，亦对城镇经济作了系统梳理。（29）梅莉、张国雄、晏昌贵、魏嵩山、肖华忠在研究两湖平原及鄱阳湖流域开发史之际，对城镇的兴起作了专题探讨。（30）就笔者视野所及，在年轻的学人中，台湾大学硕士研究生巫仁恕，武汉大学博士生周荣、杨国安以及硕士研究生傅乐园、方立、林清清、白丽萍等人，分别以明清两湖地区的市镇、社会保障、基层组织、牙人牙行、社仓等为题，完成了高质量的学位论文。（31） 

与两湖地区相比，江西市镇受到学者们的更多关注。刘石吉以其研究江南市镇的独特风格突人江西市镇研究领域，令学术界为之侧目。其长文分上、下篇，上篇着重分析江西墟市，下篇着重论述江西四大镇。明清两代，江西省由于农村经济的商品化，传统手工业的发展，水陆交通运输的发达，因而扩大了社会分工，促进了商品经济的繁荣，进一步加强了小生产者家庭对市场的依赖，带来众多农村墟市的蓬勃发展。这种农村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是明清时期中国各地农村墟市集镇勃兴繁荣的背景。这类村镇墟市遍布广大的中国农村，是乡村产品的主要市场，也是中国农村社会文化组成的基本单位。宋代以降，以迄近代，这类墟镇的发展是中国社会中极显著的现象。市镇是农村墟市发展的高级形式，其规模比一般墟市大。市镇对农村中的基本墟市及专业墟市，都具有相对支配作用。在清代，本地市镇常与外地市镇建立一定的联系，甚至进一步与国际市场发生密切联系。在明清时期的江西省，最显著的例证莫过于驰名中外的“瓷都”景德镇、“茶市”河口镇、“药都”樟树镇以及转口要地的吴城镇。刘石吉还比较了江西市镇与江南市镇的异同之处，其见解发人深省。（32）徐晓望认为，清代江西农村经济结构的变化，表现在工商业比重的增加和农业经营方向的转化上。他从这个角度对农村墟市进行观察，指出清代江西农民已和市场建立初步的联通关系，农民的消费水平明显提高了。萧放总结出明清时期江西四大工商业市镇樟树镇、河口镇、吴城镇、景德镇发展的特点，胡水凤认为繁华的大庾岭商道促进了江西四大商镇的发展。许檀也持相同观点，强调明清江西的7个商业城镇九江、赣州、大庾、玉山、樟树、吴城、河口中，除九江之外，其余6个城镇主要是因大庾岭商道而兴。曾学优通过分析清代赣江中游地区农村市场，认为赣中地区市镇发展的不平衡性及分布的层递性，在形成赣中农村经济差异方面有一定影响。但各层递之间的相互沟通与联系，使赣中农村又能成为一个整体，并形成了赣中地区的市场网络。（33）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是明清经济史研究的重要方法。谢庐明、黄志繁将历史文献与田野调查相结合，对赣南农村墟市进行了相当深入的研究。（34） 

牟发松对唐代长江中游地区的草市作了深入剖析。（35）这也许是惟一的以长江中游市镇为对象的有分量的论文，尽管它探讨的历史时期不是明清而是唐代，但对明清长江中游市镇经济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启迪。王国斌等人对明清长江中游商品经济尤其是粮食市场的发育展开了多角度的研究，（36）因为明清时期粮食是长江中游地区流通领域最大宗的商品。直到晚清汉口开埠后，这一商品结构才得以重组，茶叶取代粮食跃居长江中游进出口贸易的首位，但粮食仍然是大宗商品。 

历史地理学与经济史研究密不可分，两者的关系可谓既相对独立、又相互渗透。市镇经济研究离不开历史地理学的支撑，因为必须对市镇经济所依托的自然及人文环境予以考察，才能对相关问题进行准确的历史定位。尽管目前长江中游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尚有待完善，但现有成果有助于强化市镇经济的基础性研究。如龚胜生对清代两湖农业地理的研究，张伟然对两湖历史文化地理的研究，张国雄对明清时期两湖移民的研究，张步天对洞庭湖区历史农业地理的研究，刘盛佳对武汉历史地理的研究，曹树基对明清时期长江中游人口变迁的研究，王社教对明代苏皖浙赣地区农业地理的研究，陈国生对明代长江中上游地区农业地理的研究，傅云新对鄂北襄樊地区历史环境演变的研究，以及卞鸿翔、龚循礼、杨达源对洞庭湖围垦及演变历史的研究等等。（37）尤其是，若干具有历史地理学意义的区域，成为人们研究较多的对象。杨果对宋代江汉平原、洞庭湖平原历史地理及城镇的考察，具有不可忽视的学术价值。（38）鲁西奇禀承区域历史地理学的方法，以汉水流域作为个案考察的对象，对明清时期汉水流域城镇、集市、乡村聚落的分布与形态，以及城市、集镇和村庄的空间结构与差异作出了详尽的诠释。（39）湘西少数民族地区的商品经济也引起有关学者的注意。（40） 

四、文献征引  

实证研究是强调量化分析的经济史研究之必需。而注重文献的爬梳，则是展开实证研究的前提。只有尽最大可能去搜集资料，才能确保研究工作的扎实有效。在此过程中，必须对不同文献的功能予以甄别，做到心中有数。就明清长江中游市镇经济研究而言，相关文献可归类如下： 

    一历史文献     

    1．档案。从文献学角度看，档案之于明清史尤其是经济史研究相当重要。主要包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部分清代档案。张伟仁主编：《明清档案》，台湾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7年刊本。《雍正硃批谕旨》360卷，清雍正十年1732年奉敕校刊，清乾隆三年1738年刊本。“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文献股编辑：《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台湾“故宫博物院”1982年刊本。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北京，中华书局后改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选编1978年至今陆续刊行。 

    2．官修书。明清官方所修史籍的权威性是毋庸置疑的，尽管它们存在各种瑕疵。主要包括明李贤等撰：《明一统志》，载《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230·地理类》。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全四册，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清龙文彬撰：《明会要》全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版。清崑冈编辑：《钦定大清会典》据清光绪二十五年刻本影印，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6年版。清潘锡恩总纂：《嘉庆重修一统志》560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 

    3．方志。明清方志是研究长江中游市镇经济的最重要的参考文献。在一定程度上，对方志的用力程度和解读方法，将决定长江中游市镇经济的研究水平。相对而言，明刊方志文字简略，清代方志记载较多。但不能因此忽略明代方志，应将明清两代方志相互贯通，寻求蕴藏其中的历史信息。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主编：《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以及金恩辉、胡述兆主编：《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台北，汉美图书有限公司1996年版，为我们按图索骥提供了便利。初步统计，明清长江中游方志多达数百种。遗憾的是，长江中游只有府州县志，缺乏像江南市镇研究可资参照的乾隆《乌青镇志》、咸丰《南浔镇志》、光绪《菱湖镇志》、民国《双林镇志》等专门的市镇志，这无疑为长江中游市镇经济研究增添了不少难题。20世纪80—90年代大量修纂的新编方志，也应广泛披阅。 

    4．史料丛刊。许多经济史的材料散布于种类繁多的史料丛刊之中。如明陈子龙等辑：《明经世文编》全六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明徐拭：《督抚江西奏议》四卷，明万历元年1573年刻本。清贺长龄、魏源等辑：《清经世文编》上、中、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清段汝霖纂：《楚南苗志》六卷，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刻本。  清刘献廷纂，汪北平、夏志和标点：《广阳杂记》五卷，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版。清范锴纂、江浦等校释：《汉口丛谈》六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清陈诗纂，姚勇、邱蕤、杨晓兰点校：《湖北旧闻录》上、中、下册，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清彭心锦等纂、徐明庭辑校：《武汉竹枝词》，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清蓝浦著、门人郑廷桂补辑：《景德镇陶录》10卷，清嘉庆二十年1518年翼经堂刻本。清严如煜纂：《三省边防备览》14卷，清道光三年1823年刻本，等等。今人编辑出版的史料集，也值得认真研读。如台湾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辑：《明清史料》，台北，维新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72年版。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丁世良、赵放主编：《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上、下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1年版。曾兆祥主编：《湖北近代经济贸易史料选辑1840—1949年》，武汉，湖北省志贸易志编辑室1984年开始陆续刊行。 

5．家谱。谱牒是明清经济史研究的重要参考文献，特别是长江中游大规模的移民潮，可从家谱中见出先辈们迁徙的踪影。如清朱世发等修、朱世隽等纂：《湖山朱氏族谱》，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湘潭朱氏沛国堂木活字本。清罗应鲲等纂修：《罗氏支谱》六卷，末一卷，清同治八年1869年黄冈罗氏报本堂刻本。王葆心等纂：《东安王氏庚申宗谱》二十四卷，世系图考六十四卷，民国十九年1930年罗田东安王氏铅印本。 

    二今人论著 

    1．专著。迄今为止，尚无研究明清长江中游市镇经济的专著面世。但已出版若干有关的成果，如前引罗·威廉的《汉口》等书。一些虽然不以长江中游市镇研究为指归，但对本课题有重要参考意义的专著也应研读之。如王毓铨主编：《中国经济通史》明代经济卷以及方行、经君健、魏金玉主编：《中国经济通史》清代经济卷，北京，经济日报社2000年版。刘石吉著：《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李伯重著：《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美施坚雅著，史建云、徐秀丽译：《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吴承明著：《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德沃尔特．克里斯塔勒著，常正文、王兴中等译：《德国南部中心地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998年版。王笛著：《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年》，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 

2．论文。有分量的一篇论文，其学术价值往往不亚于一本专著。所以，在研究长江中游市镇经济之际，应该花大力气检索相关论文。如方行：《清代前期农村市场的发展》，载《历史研究》1987年第6期。邓亦兵：《清代前期的市镇》，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3期。学术综述文章尤其应该引起高度重视。如常建华：《日本八十年代以来的明清地域社会研究述评》，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2期。钟兴永：《近十年中国集市贸易史研究概述》，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98年第4期。颜晓红、方志远：《8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明清城镇及城乡商品经济研究的回顾》，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99年第4期。只有在前此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才能将明清长江中游市镇经济的研究引向深入。 

五、分析框架 

 分析框架实际上是具体的研究步骤。根据资料的占有情况和学术创新的立意，拟定一个初步的分析框架是必需的。当然，在研究过程中，分析框架将作必要的调整。明清长江中游市镇经济研究可从如下几个方面渐次展开： 

第1部分：自然地理环境及人文地理环境，是明清时期长江中游市镇经济赖以衍生和发展的历史大舞台。离开对地理环境的考察，势必影响我们对历史真相的深刻体认。此一部分拟从地质、地形与聚落，气候、土壤与作物，水文、水利及交通，人口、职业及风俗，商品经济的发展状况五个层面展开论述。 

 在地质结构上，长江中游属于秦岭褶皱系、扬子准地台、华南褶皱系。长江中游地貌类型多样，山地、丘陵、冈地、平原兼备。从聚落形态上看，可分为自成一体的寨堡，以乡里为基层单位的散村、集村，有居民的市镇，以街坊为特征的都市，处江河之中的洲地这几大类。在气候类型上，长江中游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就土壤而言，潮土又名潮沙泥、水稻土等隐域性土壤又名非地带性土壤是最佳的农耕土壤，在江汉平原、湖南滨湖平原及“四水”沿岸的冲积物上分布甚广。江西非地带性土壤主要有紫色土，是重要旱作土壤，耕作土壤则以水稻土最为重要。从作物种类上看，以水稻、小麦为主，江汉平原、鄂中丘陵是主要产区。经济作物方面，以棉花、油料作物、麻类、茶叶、烟草、药材、木材、毛竹等为主。在水运条件方面，长江为中国最重要的内河航道。汉江是沟通鄂西北和江汉平原的重要航道。江西内河航运以鄱阳湖为中心，湖南水运甚属发达。在陆地交通方面，秦汉以降，湖北凭借南阳——襄阳驿道，湖南凭借湘江谷地，江西凭借大庾岭商道，与黄河中下游地区建立了贸易关系。迨至明清，长江中游区域内驿道纵横。清末民初，轮船、电讯、铁路相继兴起，区内交通条件上至一个新的台阶。人口流动是我们考察明清长江中游社会变迁时必须格外注重的历史现象。民谚“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不啻为一幅传神的蕴藏丰富历史信息的速写。物产丰盈，衣食常足；山川怀抱，鱼米之乡；性格刚烈，迷信宗教；安土重迁，不习商贾——这32个字是我们考察长江中游传统民俗的切人点。尽管明清长江中游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不可高估，市场发育不够充分，但是，该地区的市镇经济却在传统社会城乡关系的中间地带顽强而自由地成长着。 

第2部分：着重探讨明清长江中游的市镇网络，包括市镇的地域分布及发展周期，市镇的类型划分，市镇与市场层级，市镇的商业辐射范围。 

 明清时期，长江中游地区的市镇在时空分布上呈不对称状态。从地理空间上看，市镇多集中于水陆交通畅达、市场需求旺盛的地区，尤其是航运条件良好的滨江滨河滨湖地区。交通阻隔、经济落后的偏远山区及少数民族集居地区，市镇相对较少。在传统的帆船航运时代，是否拥有水路条件以及水路条件的优劣程度，直接制约着长江中游市镇经济的命脉。在近代的轮船航运时代，部分传统市镇依赖固有的优越水运条件，并借助新的运输工具和商业网络，获得了新的发展契机。有些传统市镇则因固有的水运条件不适于轮船航运，以及商品贩运路线的转移等因素而趋于式微。从历史时段上看，长江中游市镇经济发展的三个关键时期分别是：唐宋时期、明代及清前期、晚清时期。唐宋时期是市镇从传统草市及军镇体系中脱胎而出的时期，明代及清前期是市镇获得商业独立地位后不断扩展的时期，尤其是随着明清易代的硝烟散尽，市镇的经济地位迅速上升，开始取代县城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少数大型市镇甚至超越府州县城成为区域经济中心，这一超常现象似可从清初四大商镇的排名中窥见一斑。晚清时期，市镇在中西文化交汇、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初步接轨的背景下步人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为了对明清时期长江中游地区市镇的发展状况进行更深入的分析，笔者参照前此学者的研究成果，拟从市镇密度、市镇人口密度、市镇平均贸易范围、市镇平均贸易半径、市镇平均间距、平原区与丘陵山区市镇之差异等方面展开论述。与此同时，力争在可能的范围内，尝试从宏观角度将明清时期长江中游地区的市镇置于两个长时段的全国市镇发展过程中予以初步评估。这两个长时段分别是：明代及清前期，晚清时期。民国以至现当代的市镇发展暂不讨论。 

第3部分：研究明清长江中游的墟场及集期，包括作为农村定期市的墟场，开市日期集期。 

这里所探讨的农村基层市场，是指中国传统市场体系的最低一级市场，即文献所载墟、集、场、店、市之类的以农民为交易主体、以农产品和手工业品为主要贸易对象的农村初级市场。墟、集、场、店、市，均属农村定期市，构成市镇体系的最低一级，所以农村基层市场又可称之为市镇墟场。在行文过程中，笔者将市镇墟场简称为墟场或墟集，其开市日期统称为集期，以避免引起语词解读之歧义。史家有言：“货物辐辏，处古谓之务，今谓之集，又谓之墟。墟通虚。柳子厚唐代诗人柳宗元——引者注诗云：青箬裹盐归洞客，绿荷包饭趁墟人。盖谓此也。是村市为墟，厥名已久。”（41）又称：“村聚亦有市墟，以便一隅贸易，时兴时废，举绌举羸，在上令之不扰，亦盈虚之足征。”（42）从传统市镇发展的角度看，农村基层市场构成明清时期市镇网络的最坚实基础。离开了广大的农村基层市场，为经济史家所称道的明清市镇的繁荣是不可能实现也不可能长久的。美国学者施坚雅在其著名的以中国历史为文本的区域市场体系理论中，将农村基层市场归人“标准市镇”，即Standard Town又译作“基层集镇”。施坚雅认为，中国的市场体系包括八个等级的区域经济中心模式，从上至下依次为：中央首府、地域首府、地域城市、大城市、地方城市、中心市镇、中间市镇、标准市镇。在他看来，“中国农村的居民点复杂多变，在把它们按照一定的意义分类的尝试中，我从基层集镇开始——一种似乎一直普遍存在于前现代农业中国各个地区的中心地”。施氏正是从分析农村基层市场的商品交换功能人手，开始构筑中国传统的经济中心地模式。用他自己的话说，“传统时代后期，市场在中国大地上数量激增并分布广泛，以至于实际上每个农村家庭至少可以进入一个市场。市场无论是作为在村社中得不到的必要商品和劳务的来源，还是作为地方产品的出口，都被认为是不可缺少的。我用‘基层’Standard一词指一种农村市场，它满足了农民家庭所有正常的贸易需求：家庭自产不自用的物品通常在那里出售；家庭需用不自产的物品通常在那里购买。基层市场为这个市场下属区域内生产的商品提供了交易场所，但更重要的是，它是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向上流动进入市场体系中较高范围的起点，也是供农民消费的输人品向下流动的终点。一个设有基层市场的居民点但并不同时也设有较高层次市场，这里称之为‘基层集镇’”（43）。 

 第4部分：剖析明清长江中游的专业市镇，涉及专业市镇的划分及特点。 

 所谓专业市镇，是指以生产或销售某一类商品或某几类商品为主的市镇。明清时期，专业市镇可分为手工业生产专业市镇和商品流通专业市镇。实际上，手工业生产专业市镇兼营商品销售，形同商品流通专业市镇。言及专业市镇，不可遗漏墟集专业市场。并非所有的墟集都有专业市场，但确有若干墟集在历史变迁过程中形成了有浓郁地方特色的专业市场。专业市镇的出现，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表明某地区的市镇经济迈进了规模经济的门槛，其市场化程度较高。专业市镇往往是区域经济的龙头，其经济地位超过府州县城。因此，对专业市镇的考察能够使我们准确把握区域经济的实质及特色。 

按照李伯重的解释，明清江南工业的发展属于斯密型成长。换言之，劳动分王和专业化推动了江南工业的发展，而这种推动作用的大小和持续时间的长短又主要取决于市场的变化。李氏所说的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具有多方面的涵义，其中最主要的是工业与农业之间的分工和专业化，以及地区之间的分工和专业化。关于前者，从明代的“夫妇并作”到清代的“男耕女织”，表现了江南农村中工农业生产的分离和男女的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关于后者，江南与中国其他地区之间已经形成一种地区产业分工与专业化，江南从外地大量输入各种工业所需的原材料，同时大量输出工业产品。这种分工和专业化发生在一个正在形成的中国国内市场中，而江南正处于该市场的中心。李伯重强调，地区劳动分工与专业化是早期工业化发展的主要动力，这种动力是通过对外贸易表现出来的。这里所说的“对外贸易”是广义上的，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与本国或本地区之外的地区之间的贸易。明清江南工业的发展主要是受中国国内贸易的推动。（44）李氏的见解，对于探讨明清长江中游商品生产的专业化与专业市镇，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5部分：研究明清长江中游的市镇与仓储，包括市镇与社仓及义仓，市镇仓储的运作机制。 

这里所谈论的仓储，是指明清时期政府为调节粮价、备荒赈恤而设置的粮仓，是中国传统的社会保障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前此学者对明清市镇或仓储颇多研究，但关注市镇与仓储之关系者寥寥无几。故此，笔者以长江中游为例，对明清市镇与仓储之关系予以论述。明清时期市镇与仓储的关系密不可分。除了极少数大型市镇和超级市镇，明清时期绝大多数市镇属于农村基层市场，其地理位置正是乡村辐辏之处，是区域市场网络中的一级经济中心地，具有向周边村落进行商业辐射的强大功能。这一功能正是仓储赈济功能得以发挥所必需的，便于仓谷的籴粜和调济。所以，将仓储设在市镇实乃情理中事。明代仓储有预备仓、社仓、军储仓等，其中以预备仓为主，并有部分预备仓设在市镇。清代规定：州县设常平仓，市镇设义仓，乡村设社仓。翻检数以百计的明清方志，长江中游地区的社仓、义仓往往混杂在一起，设置之地点全然不顾乡村、市镇之畛域。从总体上看，倒是社仓多设在市镇，义仓多设在乡村。府州县城的常平仓，市镇的社仓，分贮各乡的义仓，构成了传统社会粮食保障体系的三级结构，其稳定社会、安抚民众之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在长江中游地区，常平仓、社仓、义仓均大量设置于市镇，尤其是社仓。这表明市镇在明清时期仓储体系中占有重要一席，市镇具有明显的社会保障功能，这种功能使其自身的商业机能更加突显。再从市镇仓储的运作机制看，其管理效率不容低估，这种官方督导、民间掌控的仓储模式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     

 第6部分：探讨明清长江中游市镇的管理机制，包括进驻市镇的官方机构，市镇与乡村基层组织，市镇中的牙行及牙人。 

 明清时期，派驻市镇的官方机构概有：巡检司，县丞署，同知署，照磨所，守御千户所，递运所，厘金局，团防局，水师协镇署，水师忝将署，军粮分府，清军厅等。其中．巡检司是进驻市镇的主要官方机构，巡检也成为抚治一方、管理市场的关键人物。“巡检司起于宋，为边徼典军之要职，故其役谓之弓兵。元明以后属于县，其秩遂卑。”（45）宋代之巡检，或管一州一县，或兼管数州数县，以武臣为之，属州县指挥。金、元沿设巡检一官，多限于一县之境。明清州县均有巡检，多设司于距府州县城较远之市镇或关隘要地。巡检官秩虽然卑微，但其作用十分重要。巡检司在基层权力运作中的实际影响力与州同、州判、吏目相当，其控制范围以市镇为主干，遍及乡村社会。巡检司原系武官充任，其军事色彩从宋元一直保持至明清。为了加强对市镇的控制，巡检之外，在一些具有军事意义的市镇，另有武官进驻，如守备、把总、千总等。牙行是明清长江中游市镇经济得以运转不可或缺的机构。牙行由本地商人设置，负责向客商介绍商品，牙人穿梭于客商与本地货主之间，兼任中间商角色，撮合生意。通常情况下，牙行及牙人之多寡与市镇兴衰成正比，诚如方志专家所称“市肆牙行专视远商之集否为盈虚”（46）。明清时期中国的乡村基层组织保甲、团练等十分完备，市镇与之保持着某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其中宗族势力对市镇的控制也不容忽视。 

第7部分：研究明清长江中游市镇的功能，如市镇具有服务社区居民的商品交换功能，为长距离贩运提供方便的商品流通功能，社会保障功能，加工农副产品及制造各种生活必需品的商品生产功能，边缘社会的诸种功能。 

从市场发育的角度看，市镇具有服务社区民众的商品交换功能。这里所谓的社区，系指市镇的商业辐射区，包括市镇本身以及市镇的周边地区，即包裹市镇的农村俗称“乡脚”。市镇存在的历史价值，恰在于它为不同类别的商品流通提供了自由灵便、不拘一格的现实舞台。作为商品中转站及现货交易市场，市镇的商业功能展露无遗。明清时期，长江中游地区的市镇具有加工农副产品及制造各种生活必需品的商品生产功能，此一功能可从明清长江中游的专业市镇得以凸显。社会保障的同义语是社会安全或社会福利。在社会学家眼里，社会福利Social Welfare是指政府为了促进个人的功能发挥和使之获得最低的社会生活水平而提供的一系列项目、好处和服务。（47）明清市镇的多元化的社会保障功能，主要体现在粮食补助、收养孤贫等社会性的服务项目之上。这里主要就善堂、义冢等“善举”、“恤政”予以论列。有关粮食补助，拟在明清长江中游的市镇与仓储部分予以讨论。明清时期，市镇不属于行政区划单位。地方官员及方志学者在修纂各类方志时，或将其置于《关隘志》中，或将其置于城厢与乡里之间予以论列。尽管许多方志列有“市镇”、“村市”、“镇市”等专条，尽管有政府官员进驻，但明清市镇的地理概念及行政地位均属模糊。职是之故，市镇属于边缘社会，“若夫牙侩之滥，衡度之欺，乡村无稽，游民习于其中，而田芜不治，往往由之”（48）。开放、自由、创新、无序、犯罪、民变、物欲横流……这些边缘社会的特征，似乎都能在明清市镇寻到踪影。直到民国初年，市镇的行政地位才最终得以确定。城区市区之下，乡、镇同级但畛域清晰，成为中国最基层的行政单位。明清市镇是乡村社会商业贸易和游戏娱乐的中心舞台。在这里，广大基层民众的情感得以宣泄、心态得以平衡。泡茶馆，吃闲酒，观百戏，逛街市，舞龙耍狮，河舟竞渡……凡此种种，都诱使普通民众将自己内心的欲望施放给充满欲望的市镇。  

 第8部分：以汉口镇为例讨论明清长江中游市镇经济的近代转型，包括对传统市镇、近代转型、近代化进行概念界定，汉口镇经济在近代转型时期的发展水平，汉口镇经济近代化的历史前提，汉口镇经济近代化的若干标志。 

最新的研究成果表明，以工业革命为基础的英国早期现代化模式尽管为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成功范例，但它并不具有普遍意义。这就不免引起人们思考：在英国工业现代化模式外，是否存在以商业革命为主导的现代化模式?如果有，这种模式又是如何生成的?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过程中是否出现过这种类型?笔者认为，汉口模式即是在中国出现的以商业革命为主导的早期现代化模式。所谓汉口模式，是指汉口在其传统商业相对发达的基础上借助外部因素，成功完成了近代转型，走上了现代化道路。汉口模式的核心不是通常所说的工业革命，而是中国版本的商业革命。汉口模式的特殊性体现在，它是由一个传统市镇蜕变为具有近代色彩的工商业大都市的。如果说，张之洞在武昌、汉阳兴办的早期现代化事业汉阳成为重工业基地，武昌成为轻工业基地和新式教育荟萃之所是英国模式的翻版，那么，汉口模式则代表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商业化道路，它们风格迥异，共同构成武汉早期现代化的整体进程（49）。 

六、初步结论
 
    结语部分是研究者对自己所取得的最终研究成果之概述。从学术史的角度看，它肯定不是“最终”结论但却是必不可少的。通观明清长江中游市镇经济的发展历程，可以得出如下初步结论：
    第一，从地质、地形、聚落、气候、土壤、作物、水文、水利、交通、人口、职业、风俗及商品经济等角度，可以全方位地了解明清长江中游地区市镇经济所依托的自然及人文环境。在诸多的历史地理因素中，地形、作物、交通、风俗是关键所在。因为平原丘陵与山地各居一半的地形，以粮、棉、茶为主的作物结构，发达的水利交通，重农两湖习商江西的风俗，对明清长江中游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模式有决定性影响。这些影响又直接作用于长江中游地区的市镇经济，从而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或局限。
    第二，明清时期，长江中游地区的市镇网络较为完整与发达。这表现在：从唐宋时期、明代及清前期、晚清时期这三个长时段看，长江中游地区的市镇分布及数量呈阶段性的加速上升趋势，商业机制及经济实力大为凸显，平原湖区及丘陵地带的市镇增长幅度大大超过山区的市镇；从历史沿革、地理环境、人口规模、商业地位诸方面看，明清长江中游地区的市镇类型十分完备；从市镇结构的角度看，明清时期长江中游地区市镇与区域市场的层级关系非常清晰。绝大多数市镇位于区域市场层级的中下层，个别超级市镇位于区域市场层级的最上层，即与府州厅治地和县城同级。
    第三，明清长江中游市镇是在唐宋草市及军镇的基础上衍变而来，历史传承印痕清晰。一些地区的市镇仍然保留草市之名，尤其是许多市镇的军事色彩十分醒目。许多学者认为，明清时期的市镇已是完全意义上的商业聚落，已没有唐宋时期军镇的性质。长江中游地区的市镇史表明，唐代军镇向商业市镇的转变在宋代并未完成，这一转变延续到明清乃至清末民初。主要证据为：明清时期，包括巡检在内的各级武官及部分士兵大量进驻长江中游地区的市镇，以及少数民族地区的市镇多为军事性质的寨堡。
    第四，明清长江中游地区的市镇具有多方面的功能，包括商品交换功能、商品流通功能、商品生产功能、社会保障功能、边缘社会功能等，表明市镇的地位与作用不可低估。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明清全国范围内的长距离贩运贸易中，长江中游地区的市镇扮演了商品集散地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在粮食、食盐、纺织品、陶瓷、茶叶、纸张、药材等大宗商品的跨地区流通过程之中。 

第五，大量专业市镇的出现，象征着明清长江中游市镇经济达到了较高水平。大体上，明清长江中游地区的专业市镇包括陶瓷业、茶业、造纸业、棉麻纺织业、矿业、渔业、爆竹业、铁器制造业等不同行业的生产型专业市镇，以及粮食、木材、药材、牲畜、食盐、桐茶油、烟叶、水果、靛青、油扇等不同商品的贸易型专业市镇。其中，陶瓷业市镇、茶业市镇、造纸业市镇、纺织业市镇尤其是夏布墟、粮食贸易市镇、药材贸易市镇等，市场发育状况良好，专业化程度较高，在全国商品生产体系及商品流通网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有些甚至名列前茅。
    第六，在明清中国四大商镇之中，长江中游地区占有两个，即景德镇和汉口镇。景德镇的陶瓷业手工工场代表着中国传统陶瓷生产的最高水平，其制品在全国乃至世界均享有盛誉，有“瓷都”之称。汉口镇的成长历程堪称明清中国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尤其是该镇在晚清时期实现了近代转型，发展速度加快，成为中国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工商业都市，号称“东方芝加哥”。
    第七，明清长江中游地区市镇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农村基层市场——墟集的发展较为充分。从总体上看，长江中游地区的市镇发展宛如葫芦，即上头较大、中间较细、下部很大。事实正是如此，明清时期该地区大型市镇或超级市镇为数不多，但其发展之迅猛、实力之雄厚、影响之巨大，在全国都不多见。相比之下，中型市镇不仅数量较少，而且市场发育不足。至于那些农村墟集市场，却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数量极大，一直保持蓬勃发展的势头，成为区域市场不断成长的原动力，并为明清长江中游地区市镇经济的发展夯实了基础。这一现象似乎说明，明清时期长江中游地区的市镇经济仍然属于传统的小农经济范畴，散发着小农经济的泥土芬芳。
    第八，市镇与仓储的关系，成为考察明清长江中游地区市镇经济的一个独特视角。明清时期，长江中游地区的仓储主要是社仓和义仓大量设置于市镇，表明市镇的社会保障功能异常突出。市镇仓储实行的是一种官方督导、民间掌控、  自由捐输的管理机制，其赈济一方、安抚民众、稳定社会的作用十分重要。但是，不可遏制的腐败行为及管理不善、战乱冲击等因素，又使得市镇仓储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露洞百出，难以逃脱败落的厄运。
    第九，明清时期，长江中游地区的市镇管理实际上是一种多元化的各自为政的格局，缺乏整合的力量，也缺乏高效率。确切地说，明清长江中游地区的市镇管理是三种管理模式相混杂的复合型体制，包括官方模式、半官方模式、民间模式。所谓官方模式，是指庞杂的政府官员纷纷被派往不同类型的市镇，其中以职秩卑微的巡检最为常见。因此，巡检司及巡检的职责是研究明清市镇管理机制的重点所在。在那些具有战略地位的市镇，还派驻部分军队。所谓半官方模式，是指介于官商之间的牙行及牙人对市镇的管理，它们是市镇管理机制的有机组成部分。应该充分肯定牙行及牙人在市镇管理方面的重要作用，这种作用是不可取代的。不能因为牙行及牙人有奸猾、贪婪的一面，而否定其历史价值。所谓民间模式，是指乡村基层组织对市镇施加的影响，这种影响来自于保甲、家族、团练、乡绅等地方权势集团及人物。要言之，明清长江中游地区市镇管理之所以形成如此杂乱的格局，是因为明清时期的市镇不是国家权力体系中的行政区划单位。
    第十，近代转型是研究明清长江中游地区市镇经济不能回避的重要内容，它涉及相关的评价指标体系的确立，包括“前近代”、“近代转型”、“近代化”的概念界定，传统市镇在前近代时期的经济发展水平，传统市镇实现近代转型的历史前提，传统市镇实现近代转型的若干标志等等。离开了相关的评价指标体系，我们对传统市镇近代转型的研究就不具备建立相关的理论模式的基础，也丧失了历史思辨的哲学力度，甚至导致相应的证实或证伪工作的困难。通过对汉口镇经济近代转型的个案分析，可以发现传统市镇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自我调适的能力是很强的。汉口镇近代转型的典型性，是就其作为最发达的传统市镇蜕变为最发达的近代大都市而言。应该强调，汉口镇的近代转型不具有普遍意义，相反它更像是一个特例。从全国范围看，像汉口镇这样有影响力的传统市镇成功实现近代转型，并迅速成长为发达的近代工商业大都市的，几乎没有。从长江中游地区看，绝大多数传统市镇尤其是农村墟集依然我故，没有出现近代转型。但是，以汉口镇作为个案研究的对象，引申出相关的评价指标体系，仍然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当然，这一评价指标体系亟待通过进一步的实证研究加以修正，使之臻于完善。
    在这里，笔者就明清市镇经济的比较研究问题略作申论如下：
    第一，在区域市镇研究的基础上，应该对不同区域的市镇经济进行比较研究，这是将市镇研究引向深入的关键所在。由于明清市镇研究成果丰硕，因此可以在明清区域市镇研究及比较研究的前提下，首先写出一部断代性的明清市镇史著作，为最终完成通史性的贯通古今的中国市镇史著作奠定坚实的基础。
    第二，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看，明清时期的江南地区、长江中游及上游地区，都属于同饮一江水的长江流域经济共同体。历史时期，这三个区域之间的经济联系十分密切，尤其是明清时期的移民潮更增强了彼此的经济互动。加之地缘优势，各区域的商品流通网络凭借长江水道得以贯通，促进了区域市场的发育，也带动了市镇经济的发展。因此，从经济史的角度进行这三个区域之间的比较研究，具有坚实的历史基础。作为该共同体内部的三个不同区域，它们的经济发展道路各有其特色，各自的市镇经济亦然。
    第三，上揭学术前史显示，已有许多学者分别对明清时期的江南市镇、长江中游市镇及上游市镇有过深入研究，出版了相当数量的论著。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框架内，笔者对明清长江中游地区市镇经济亦进行了专题研究。虽然笔者对江南市镇及长江上游市镇没有研究，但前此学者的研究成果却在客观上为比较研究架构了学术平台。将前此学者及笔者的研究成果加以比对，就可以较为准确地评估明清时期长江中游地区市镇经济的发展水平。
    笔者已就明清时期的专业市镇、对长江中游市镇与江南市镇进行了宏观上的初步比较。由于专业市镇最能体现特定区域内市镇经济的发展水平，因此从专业市镇的比较中，可以得出对长江中游地区与江南地区市镇经济的总体认识。这种总体认识需要在进一步的实证研究基础上得以充实和完善，更加细致的比较分析尚属阙如。 

 第四，从现有的研究成果看，明清长江中游市镇经济的发展水平在总体上逊于江南地区。导致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超过长江中游地区。不过，明清长江中游地区市镇经济的研究表明，过分夸大江南地区市镇经济与其他地区市镇经济的差距，是有失公允的。就长江中游地区的情况而言，明清以降该地区与江南地区在市镇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距，并没有人们臆想的那样巨大。从市镇的地域分布、发展周期、类型、功能、市场层级、特点、管理、近代转型等方面综合分析，可以说长江中游市镇经济在明清时期获得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在区域市场发育过程中的作用不可低估。再从专业市镇的角度考察，明清时期长江中游地区形成了一大批有区域特色及经济实力的专业市镇，其在全国的影响力并不亚于同一类型的江南市镇，如粮食贸易专业市镇、棉纺织业市镇。有些专业市镇或为江南地区所无，或超过江南地区，如陶瓷业市镇、茶业市镇、造纸业市镇、麻纺织业市镇、药材贸易专业市镇等。
    第五，除了将长江中游地区市镇与江南市镇及长江上游市镇进行比较，还可与华北市镇、珠江三角洲市镇进行比较。因为明清以降，华北市镇和珠江三角洲市镇均获得长足发展，形成了各自的市场网络和商业特色，具有典型意义。通过这种与全国其他区域市镇的多重比较，才能最终准确地把握长江中游地区市镇经济的优长、局限及特色．并从中获得若干重要的历史启迪。  

注    释：
 ①  王笛：《学术规范与学术批评——谈中国问题与西方经验》，载《开放时代》2001年第12期；《学术环境与学术发展：再谈中国问题与西方经验——任教美国大学手记》，载《开放时代》2002年第2期。罗志田：《见之于行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可能走向——兼及史料、理论与表述》，载《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学术规范的主要目的是建设而非防弊——呼应王笛先生》，载《开放时代》2002年第2期。
②  傅衣凌：《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经济的分析》，载《历史教学》1964年第5期。
③  如蒋兆成认为，明清时期杭嘉湖地区的乡镇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是农村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集聚点，起着分解封建经济的作用，从而是资本主义萌芽的发源地；另一方面，乡镇是在封建农村的基地上发展起来的，它同封建的政治和经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再如陈学文指出，市镇是大中城市与广大乡村联系的纽带，是资本主义萌芽的桥头堡。参见蒋兆成《明清时期杭嘉湖地区乡镇经济试探》，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1期。陈学文：《论明代江浙地区市镇经济的发展》，载《温州师专学报》1981年第2期，等等。王家范对此持有异议，认为过高地估计明清江南市镇的历史价值，处处与资本主义萌芽相联系，看来有许多现象难以解释。例如，被认为是资本主义萌芽重要标志的手工作坊，在明清江南市镇寥若晨星，城镇和四乡农村的家庭手工业和副业却如汪洋大海。江南市镇的历史价值在于，它带来的是当时经济先进地区——江南农业经济的显著发展与经济结构变革的重要讯息，显示着农业与手工业之间以及它们各自领域内专业分工的扩大，乡村人口向镇市的转移，区域经济与市场网络的形成等引入注目的变革迹象。参见王家范《明清江南市镇结构及历史价值初探》，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

 ④  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地区的专业市镇》下，载《食货》1978年第8卷第8期。
 ⑤William T．Rome，HANKOW：Commerce and Socie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89，Stanford Univer- sity Press，1984，pp．134．
 ⑥  樊树志：《市镇与乡村的城市化》，载《学术月刊》1987年第1期。
  ⑦  王瑞成：《近世转型时期的城市化——中国城市史学基本问题初探》，载《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4期。
  ⑧  许檀：《明清时期农村集市的发展及其意义》，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2期。
  ⑨  乔志强、陈亚平：《江南市镇原生型城市化及其近代际遇》，载《山西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

  ⑩  费孝通著：《费孝通论小城镇建设》，群言出版社2000年版，第356页。
 ⑾  《清史稿》卷67《志四十二·地理十四·湖北》；卷68《志四十三·地理十五·湖南》；卷66《志四十一·地理十三·江西》。
 ⑿  参见任放《我国传统市镇浅谈》，载《光明日报》2001年9月11日。
 ⒀  （美）德·希·珀金斯著，宋海文等译，伍丹戈校：《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147页。
 ⒁  全汉升：《中国庙市之史的考察》，载《食货》1934年第1卷第2期。日本学者通常将中国历史上的市称作定期市，参见（日）加藤繁文、王兴瑞译：《清代村镇的定期市》，载《食货》1937年第5卷第1期。
 ⒂  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75页。
 ⒃  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地区的专业市镇》上，载《食货》1978年第8卷第6期；《明清时代江南市镇之数量分析》，载《思与言》1978年第16卷第2期。
 ⒄  邓亦兵：《清代前期的市镇》，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3期。另有学者认为，市和镇作为地理概念和地理实体，是社会经济发展到某种特定阶段的产物。市是由农村交换剩余产品而形成的定期集市演变而来。镇是比市高一级的经济中心地。明清市镇的行政地位介于县城与乡村之间，但它的经济地位大大超过了县城。明清市镇是属于城市体系的，它是城乡原料作物的加工中心与技术处理中心，是乡村农副产品与手工业商品的贸易市场，是大中城市与广大乡村之间相互沟通的中介。参见樊树志《市镇与乡村的城市化》，载《学术月刊》1987年第1期；《江南市镇的市场机制——吴江个案再分析》，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2期；陈学文：《明清时期湖州府市镇经济的发展》，载《浙江学刊》1989年第4期。方行注意到市镇概念历代有所不同。宋代以来，有商贾贸易者谓之市，设官将禁防者谓之镇。衍至明代，户口滋繁，商业兴盛，均向市镇集中，镇的概念因之变化，或指人烟稠集之处谓之市镇，或指商贾聚集之处谓之市镇。到了清代，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市镇的经济功能日益显著，除部分欠发达地区对市镇仍采用以人户为断的概念外，后一概念渐占主导。何荣昌也对市镇概念进行了认真清理，指出“市”原指商贾贸易之地，“镇”原指戍兵置将的军镇，其涵义为设置官将加强镇压。北魏始设军镇，隋唐沿袭其制。北宋建立伊始，赵匡胤废除藩镇以加强中央集权，但有些镇的名称保留下来。置镇之处设有“监镇”，其功能主要是管理民政、征收商税。到了明清时期，镇的名称因主要具有“市”的功能而通称“镇市”或“市镇”。李学勤等人在论及明代城镇经济发展时，把市镇与城市纳人同一定义中加以界说，认为城市、市镇是以完全脱离或部分脱离农业，以从事手工商业活动为主体的，并拥有一定的地域，非农业人口相对集中的社会的、经济的、地理的实体。郭正忠表示，镇市是否属于城市范畴有待进一步研究。但他同时声称，唐宋以后涌现的工商业镇市，在外部形态、居民成分、管理体制乃至其生产、流通、消费等内部结构方面，有别于一般郡县城市。方行：《清代前期农村市场的发展》，载《历史研究》1987年第6期。何荣昌：《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的发展》，载《苏州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李学勤、徐吉军主编：《长江文化史》，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957页。郭正忠：《中国古代城市经济史研究的几个问题》，载《光明日报》1985年7月24日。

 ⒅  徐文、江思清：《从明代景德镇瓷业看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载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潘群：《关于清代前期景德镇瓷业资本主义萌芽的考察》，载《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2期。王钰欣：《明清两代江西景德镇的官窑生产与陶政》，载《清史论丛》1983年第3辑。萧放：《宋至清前期景德镇的形成和发展概述》，载《江西社会科学》1987年第3期。萧放：《论明后期景德镇瓷业文化特征》，载《江西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曹国庆：《明清时期景德镇的徽州瓷商》，载《江淮论坛》1987年第2期。
 ⒆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1卷《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⒇  参见（日）佐久间重男《关于明代景德镇窑业的考察》，载《清水论丛》，大安1962年版；《明末景德镇民窑的发展和民变》，载《铃木还历论丛》，大宇1964年版。（日）高中利惠：《明清时代景德镇的陶业》，载《社会经济史学》1967年第32卷第5—6期。（日）吉田光邦：《景德镇的陶瓷生产和贸易》，载《明清时代的科学技术史》，京大人文科学研究所1970年版。

（21）  William T．Rowe，HANKOW：Commerce and Socie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89．Stanford Univer- sity Press，1984．罗氏另有《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与社团1796—1895》，惜未曾检索到。有关评介，参见彭雨新、江溶《十九世纪汉口商业行会的发展及其意义——<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5—1889年>》，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4期。马敏著《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1—292页。杨念群《“市民社会”研究的一个中国案例——有关两本汉口研究著作的论评》，载《中国书评》1995年第5期。朱英《关于晚清市民社会研究的思考》，载《历史研究》1996年第4期。（美）魏斐德著，张小劲、常欣欣译，邓正来校：《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问题的论争——西方人对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思考》，载邓正来、（英）J．C．亚历山大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魏氏此文原载Modern China， April，1993．
（22）  皮明庥：《武昌首义中的武汉商会和商团》，载《历史研究》1982年第1期。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皮明庥、吴勇主编：《汉口五百年》，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皮明庥著：《一位总督·一座城市·一场革命——张之洞与武汉》，武汉出版社2001年版。
 （23）  陈钧、任放著：《世纪末的兴衰——张之洞与晚清湖北经济》，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以及该氏《湖北近代经济的萌芽和发展》，载《世纪之交的战略抉择》，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武汉近代商业文化的结构分析》，载《近代武汉城市文化散论》，香港天马图书有限责任公司1994年版。
（24）  吴量恺：《清代湖北沿江口岸城市的转运贸易》，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
（25）  苏云峰著：《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1860—1916年——湖北省》，台湾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1年版，第514—539页。
 （26）  范植清：《鸦片战争前汉口镇商业资本的发展》，载《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2期。石莹：《清代前期汉口的商品市场》，载《武汉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张岩：《清代汉口的粮食贸易》，载《江汉论坛》1993年第4期。陈慈玉：《近代黎明期两湖茶之发展》，载《食货月刊》复刊第10卷第1—2期1980年。杜七红：《茶叶与清代汉口市场》，武汉大学1999年硕士学位论文。王永年：《论晚清汉口城市的发展和演变》，载《江汉论坛》1988年第4期。陶建平：《明清时期汉口商业网络的形成及其影响》，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宋平安：《明清时期汉口城市经济体系的形成与发展》，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
 （27）  （日）森田明：《关于清代湖广地方的定期集市》，载《商经论丛》1964年第3卷第1期。（日）重田明：《清初湖南米市之考察》，载《东洋文化研究所记要》1956年第10期。
 （28）  李华：《清代湖北农村经济作物的种植和地方商人的活跃——清代地方商人研究之五》，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2期。林济：《黄州宗族社会及其变迁明清1949年》，华中师范大学1996年博士学位论文。张家炎：《明清江汉平原的农业开发对商人活动和市镇发展的影响》，载《中国农史》1995年第4期。王朝辉：《试论近代湘西市镇化的发展》，载《吉首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徐凯希：《清末民初的沙市棉花贸易与城市经济》，载《江汉论坛》1988年第4期。
 （29）  苏云峰著：《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1860—1916年——湖北省》，台湾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1年版。张建民著：《湖北通史·明清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刘泱泱著：《近代湖南社会变迁》，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许怀林著：《江西史稿》，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版。陈文华、陈荣华主编：《江西通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30）  梅莉、张国雄、晏昌贵著：《两湖平原开发探源》，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魏嵩山、肖华忠著：《鄱阳湖流域开发探源》，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31） 巫仁恕：《明清湖南市镇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台湾大学1991年硕士学位论文。周荣：《明清两湖地区的社会保障与基层社会控制》，武汉大学2002年博士学位论文。杨国安：《明清两湖基层组织与乡村社会研究》，武汉大学2002年博士学位论文。傅乐园：《明清时期湖北的市镇发展与变迁》，武汉大学2001年硕士学位论文。方立：《清代两湖地区的牙人牙行》，武汉大学2001年硕士学位论文。林清清：《刘家隔——一个长江中游市镇的社会经济变迁史1403—2001年》，武汉大学2002年硕士学位论文。白丽萍：《清代两湖平原的社仓与农村社会》，武汉大学2002年硕士学位论文。

（32）  刘石吉：《明清时代江西墟市与市镇的发展》，载《山根幸夫教授退休纪念·明代史论丛》下卷，东京汲古书院1990年版。

（33）  徐晓望：《清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4期。萧放：《试论明清时期江西四大工商业市镇发展的特点》，载《九江师专学报》1990年第2期。萧放：《明清时代樟树药业发展初探》，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1期。胡水风：《繁华的大庾岭古商道》，载《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许檀：《明清时期江西的商业城镇》，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3期。曾学优：《清代赣江中游地区农村市场初探——一个典型农业地区的农村市场结构》，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
（34）  谢庐明：《明清赣南农村墟市的发展与社会经济的变迁》，载《赣南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5期。《赣南农村市场中的非正式制度与近代社会变迁》，载《客家与近代中国》，中国华侨出版社1999年版。《赣南的农村墟市与近代社会变迁》，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1期。黄志繁：《清代赣南市场研究》，南昌大学1998年硕士学位论文。
（35）  牟发松：《唐代草市略论——以长江中游地区为例》，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4期。该氏另有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而成的专著《唐代长江中游的经济与社会》，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36）  （美）王国斌、濮德培：《18世纪湖南的粮食市场与粮食供给》，载《求索》1990年第3期。傅衣凌：《鸦片战争前后湖南洞庭湖流域商品生产的分析》，载《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4期。李华：《清代湖南城乡商业的发达及其原因》，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3期。李华：《清代湖北农村经济作物的种植与地方商人的活跃》，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2期。钟永宁：《十八世纪湖南粮食输出与省内供求效应》，载《求索》1991年第2期。徐晓望：《清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4期。王根泉、魏佐国：《明清两代江西抚府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的水平》，载《江西社会科学》1992年第6期。任春明：《清代江汉流域的经济开发述评》，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0年第6期。莫梓、习广：《岳、长开埠与湖南经济进入近代》，载《财经理论与实践》1986年第1期。陈支平：《清代江西的粮食运销》，载《江西社会科学》1983年第3期。蒋建平、柳思维：《清代湖南形成米谷贸易货源地问题的浅探》，载《求索》1983年第4期。张丽芬：《湖南省米粮市场产销研究1644—1937年》，台湾大学1990年硕士学位论文。
（37）  龚胜生著：《清代两湖农业地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张伟然著：《湖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张伟然著：《湖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张国雄著：《明清时期的两湖移民》，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张步天：《洞庭湖地区历史农业地理的初步研究》，载《历史地理》第9辑1990年。刘盛佳：《武汉历史地理的初步研究》，载《历史地理》第10辑1992年。曹树基著：《中国人口史》第4卷《明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曹树基著：《中国人口史》第5卷《清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王社教：《明代苏皖浙赣地区农业地理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1994年博士学位论文。陈国生：《明代长江中上游地区农业地理研究》，陕西师范大学1995年博士学位论文。傅云新：《鄂北襄樊地区历史环境演变》，武汉大学1997年博士学位论文。卞鸿翔、龚循礼：《洞庭湖围垦问题的初步研究》，载《地理学报》1985年第40卷第2期。杨达源：《洞庭湖的演变及其整治》，载《地理研究》1986年第5卷第3期。
（38）  杨果：《<人蜀记>所见南宋湖北人文地理》，载《江汉论坛》1998年第2期。《宋代江汉平原城镇的发展及其地理初探》，载《武汉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南宋江汉平原“百里荒”考辨》，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3期。《宋代的鄂州南草市——江汉平原城镇的个案分析》，载《江汉论坛》1999年第12期。《宋代洞庭湖平原市镇的发展及其地理考察》，载《求索》2001年第1期。
（39）  鲁西奇著：《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对象与方法——汉水流域的个案考察》，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40）  石邦彦：《清代湘西苗区的商业市场》，载《民族论坛》1988年第4期。
（41）  道光《耒阳县志》卷8《风俗·墟期》。
（42）  康熙《邵阳县志》卷2《建置三》。
（43）  （美）施坚雅著，史建云、徐秀丽译，虞和平校：《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杜1998年版，第5—6页。
（44）  李伯重著：《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536—537页。
（45）  咸丰《应城县志》卷8《职官志·巡检》。另，乾隆《德化县志》卷11《秩官志》将巡检列入武职，称宋初置土兵，巡检领之，又籍民为逻警弓手。元至元间，设巡军弓手，并隶巡检司。明洪武二十年，江夏侯置高镇巡检司，括民丁，统于巡检。
（46）  道光《云梦县志略》卷1《舆地·风俗·业次》。
（47）  （美）戴维·波普诺著，李强等译：《社会学》第10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79页。社会学家指出，广义上的社会福利包括四个因素：收入补贴计划、健康、教育和福利服务。经济学家亦持类似看法，认为在福利国家中，政府调节市场力量以保护个人能应付某些偶然事件，并保证人民有最起码的生活水准。福利国家的政策主要包括公共养老金、意外伤残保险、失业保险、健康保险、食品和住房计划、家庭补贴以及对某些群体的收入补助。并称这些政策在西方从1880年到当今时代逐渐地被引入。参见（美）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著，萧琛等译：《经济学》第16版，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285页。

（48）  同治《公安县志》卷2《营建志·乡市》。
（49）  参见任放《汉口模式与中国早期现代化》，载《光明日报》2003年4月1日。

（资料来源：国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