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三年 1853 年 , 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逐渐壮大。据史料记载: 是年1月12 日,“东王杨秀清督翼王石达开、检点黄玉昆、李开芳、林凤祥、指挥罗大纲等以地雷炸塌武昌文昌门城墙, 占领武昌城, 全歼清军6000 余人。湖北巡抚常大淳、提督双福、布政使梁星源、按察使瑞元、总兵王锦绣等文武官员败死”[1]。太平军队伍增至50 万, 声威大震。2 月, 太平军水陆兼程, 沿江东下, 连克九江、安庆、芜湖等重镇。3 月19 日, 太平军占领南京, 洪秀全进入南京城, 宣布改南京为天京, 定都天京。自此, 太平天国正式建立起与清王朝相对峙的农民革命政权。
“天下财富, 东南为重”。在长江中下游地区逐渐成为长期的主战场后, 一向把长江中下游各省看作财政命脉所在的清朝政府, 经济上的窘境凸现, 陷入财政困境。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战争使清政府“正供”的经常收入如地丁、漕粮锐减,盐课、关税也仅存虚名。太平军攻克“九省通衢”的武汉地区后, 统治集团中即有人惊呼:“岂能复为征税计。”是年2 月27 日, 淮安关监督福瑞上奏:“粤匪东窜, 沿江各处戒严, 南北商货不能流通, 关税几至无征”;另一方面, 清政府的军费激增, 军饷支出庞大。六月, 户部密奏说:“军兴三年, 糜饷已达二千九百六十三万余两。”[2]
而经过数年的鸦片贸易和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巨额赔款, 白银大量外流, 银荒流弊遍布, 咸丰政府财政原本就十分匮乏。5 月初, 军机大臣曾就军机处———这一作为辅佐咸丰帝的重要政务机构的办公费用专奏:“现当办理军务之际, 该章京等终日在值, 用项浩繁, 若将参赏一概停止, 实于办公有碍??”。而盘点银库, 截至6 月12 日仅存银227000 余两, 对一向奢靡成风的清政府来讲, 这意味着连正常的行政费用都无法开支, 由此不难推知当时的清政府国库是何等之空虚。无怪乎户部主管奏陈当时实况道:“臣等备员农部, 多或十余年, 少亦一二载, 从未见窘迫情形, 竟有至于今日者。若军务再不速竣, 中外经费同时告竭。
……大局涣散, 不堪设想”。[3]
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 为维护大清统治, 镇压农民革命起义, 靠“藏拙示仁”登上帝位的清文宗一方面公然违背康熙五十年制定的“永不加赋”这一祖制,“借资民力”。
公开采取诸如附征、抽收厘金和加征捐税、盐厘, 推广捐纳和捐输以及发行票钞和大钱等传统方式筹饷; 另一方面,“变以求通”,“凡有款可动, 无不悉索以从”。其中, 堪称另类的要数清查内廷铜器和前朝金钟, 重新熔掉以筹饷了。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整理的《清代档案史料丛编》向我们展示了事件的始末。咸丰三年六月十六日即1853 年6 月16 日, 恭亲王奕等向焦头烂额的咸丰帝呈递了一份关于广储司内库所存高宗时金钟查验情况的奏折, 得到朱批为:“览奏, 各情形知道了。熔成金条, 永远宝用, 自可无虞窒碍。然分量不必太重……。”而在半个月之前, 咸丰帝责令户部“饬查内廷铜器, 发交钱局, 以责鼓筹”———文宗下令清查的金钟铜器到底有些什么呢?
随后上报的奏折内容如下:“广储司内库存大金钟三口, 前面皆镌高宗纯皇帝御制铭, 后面一镌钟第一黄钟, 乾隆五十有五年正月丁亥铸成; 一镌钟第一黄钟, 一镌钟第三太蔟, 乾隆五十有五年十一月戊寅铸成。具篆文, 金色灿然, 光彩焕发。”
“圆明园库存铜器: 大铜瓶、中铜瓶、小铜瓶、铜回子、铜像几、铜鼎、铜龟鹤, 共三十五件, 计重六千三百八十二斤。清漪园库存铜器: 铜钟、铜屉、铜风铃、铜炉、铜镀金旗杆顶, 共二十八件; 废弃铜檐网、铜面叶、铜扭头钉子, 三项九百三十五件, 计重一千一百七十一斤。奉陈苑库存铜器: 铜风坠、铜小烛前、铜小薰炉、铜火盆、铜纸押、铜戳灯座, 共二十八件, 计重五百九斤。”
清高宗五十五年恰是乾隆帝八十大寿之年, 中国历史上, 举凡皇帝寿辰都会大举庆典、大行赦免, 乾隆也不例外。据史料记载: 乾隆帝在正月普免了全国各直省钱粮;五月, 免西藏所属三十九部教钱粮; 同时向各省集敛黄金铸造金钟以贺寿。现在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的珍宝馆内陈列着一套十六枚总重超万两的黄金编钟就是当时所造。
虽然由于资料所限制, 难以对这批被咸丰帝列入熔毁名单的金钟进行详细考证, 但其无疑是当时花费巨资制作的礼器之一。
“国之大事, 在祀与戎”, 根据古制, 金铜礼器是宗庙中和宫室中陈设的器物, 使用于各种祭祀、宴飨和典礼仪式等重要场合。宗庙建筑及其祭器与神主牌位构成一国之宗社, 即社稷。一国战败, 宗庙和历代神主牌位被毁, 祭器被战胜国取去当战利品。这是亡国的标准程序。遥想当年, 白起拔郢, 当得悉楚国主力已经携带宗庙祭器避走东吴后,白起带军毁了楚之宗庙, 从此以后的楚国不在楚地而在吴地; 秦将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偷袭郑国被商高识破而不成, 随手灭掉了滑国 今河南滑县 , 回军途中, 因战利品 主要是滑国宗庙里的祭器 过重而中晋军埋伏, 全军覆没。
因此, 无论是“尊宝彝”还是“重器不出门”都意味着: 如不能成功保住那些对国家对家族有重大意义的器物, 那么一个国家一个家族的衰败或消亡也为时不远了。莫非懦弱无能的咸丰帝在捉襟见肘的财政困境中已预感到大清帝国的衰败了吗?
注释:
[1]http://www.whfz.gov.cn/Article_Show.asp?ArticleID=4364《武汉方志》
[2][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录副奏折: 祁寯藻等密折, 咸丰三年六月十六日
参考文献:
1.周雪恒.中国档案事业史[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3
2.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 第一辑 [M].中华书局, 1978
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 第五册 [M].1992
4.严中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M].人民出版社, 1987
5.李允俊主编.晚清经济史事编年[M].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责编: 杨宗鸣
（资料来源：《兰台世界》2007.8 上半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