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源:(康熙)《广西通志》卷七 沟洫志、(雍正)《广西通志》卷二十一 沟洫
由20余座增加到100余座,又有车坝19座、塘9个[31];道光年间融县有陂51座、塘12个[32];博白县陂93座,而且县境之内“诸江乡民多找自转水车汲引灌溉,每车约润百亩,此车灌之利”[33],等等。除数量上的增加外,水利设施的灌溉面积也有很大的提高,如梧州府苍梧县,万历年间以沙村陂、大陂灌溉五十余顷为最大两个,而到雍乾年间不仅数量大大增加,而且7个新增陂中提浦陂、樟岗陂、和达陂灌溉面积均为数百顷,大地陂、马黄大陂、古龙陂均灌溉百余顷。[34]所以,在可以直接利用水源和一些可以通过车、戽等方式相对容易引水的地区,人们已经投入了相当的力量,修建陂塘堰坝灌溉田亩,如乾隆年间南宁府横州百姓对“难于堰水陂者,则造水车运之,以备亢旱”[35],其余各县也均“筑堰车水溉田”[36]道光年间桂平县“宜水邑中,负山绕溪之地,筑坝开渠引水以灌田。水常足,岁有收,名坝水田。”[37]等。
在有限的自然和经济条件下,广西人民能够因地制宜,或筑陂塘堰坝,或架车汲水,或引山泉溪水,形成陂塘为主,结合自然水源的有地方特色的水利灌溉系统,并在不同时期都取得了稳步发展,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
三 杂粮种植
面对粮食需求压力,地方政府解决“民食”问题的思路也随之发生了一定变化。此前,若从粮食产量与人口消费的比例关系看,广西粮食生产满足基本生存需要是完全有可能的,之所以仍有生存问题,关键在于百姓“但知目前卖米之利,不为终岁餬口之计”[38],自宋代以来形成的“田家自给之外,余悉粜出,曾无久远之积”[39]的习俗一直被保持下来。雍正时韩良辅即提到:“小民不知蓄积之道,得价即尽数出粜。”[40]乾隆初年广西巡抚杨锡绂也坚持认为:当地人们“不知蓄积,家鲜盖藏”[41]。人们将“家鲜盖藏”的诱因归结到积储、节俭等相关方面。但是,在人口压力逐渐加大的情况下,单纯依靠“节流”是不可能满足需要的,所以清代政府在继续坚持“节流”方针的同时,开始将解决问题的思路与“开源”结合起来,除坚持开垦外,鼓励人们发展杂粮种植,提高复种指数,充分利用现有土地资源(主要还是旱田或瘠薄田土)。尽管它仍旧属于传统农业种植业的范畴,但对一个极其偏远,土地贫瘠,自给性较强的省份而言,依然可以认为是在特定条件下取得的一个巨大进步。
雍正五年正月,巡抚韩良辅在奏报广西粮价时提到,鉴于广东大量采买西米,“小民不知蓄积之道,得价即行出粜”,很容易导致本省粮食短缺从而引发粮价上涨,出现粮荒。所以,他在上任之始便积极鼓励人们利用广西“炎乡地暖,冬间从无霜雪”的有利自然条件,力治当地放纵牲畜“践食”的陋习,鼓励人们大规模种植大麦、小麦、春麦、春荞、蚕豆、菜子等杂粮作物以及蔬菜品种。截止到五年止,“通省种植杂粮,耕耡遍地,即使谷价昂贵,而小民亦不忧乏食矣”[42]。此奏固然有溢美之嫌,但也说明杂粮种植已颇受重视,此后在奏报雨雪粮价时对杂粮种植和收成多有涉及亦可为证。乾隆初年,杨锡绂也专门奏请大力提倡百姓广种杂粮,以缓解粮食需求产生的巨大压力。[43]乾隆十九年曾任广西学政的罗源汉考虑到广西尚有许多荒芜地亩,请求朝廷督令地方官员劝民开垦的同时,“不宜水田之处,谕令重(种)植杂粮”[44]。在官方大力倡导和家庭规模扩大引起生存压力二因素共同作用下,“农人力田为本,或种植杂粮”[45]。许多少数民族也是“田皆种稻,地种杂粮,间有种旱禾,水雨足即丰收”[46]。雍正三年广西分巡右江道佥事乔于瀛奏报:西部柳州、庆远、思恩三府“旱禾割后,复栽荞麦、豆子亦俱有收,并佐乡民口食之需。”[47]特别是风调雨顺的年景,不仅禾稻等主产作物有获,“杂粮亦极茂盛,即山头地角均获有收,小民甚资接济。”[48]由于广西土地资源中山地居二分之一强,可垦良田数量有限,所以客观条件说明,固执地坚持开垦山头地角种植米稻的做法是行不通的。(道光)《桂平县志》即特别现实地指明:“平铺高亢之地,既无坝水灌溉,又无水泉蓄瀦,愚民不知物土之宜,仍复开田种稻,稍愆雨泽,颗粒俱无,当晓谕教导,令其改种高梁稷麦,虽不能如北地之接陇连云,然十得二三,亦可以稍资口食。”在此情况下,根据土地具体情况,“度其高下,审其燥湿,不弃地而长无益,不违地而植非宜。如是则百谷用成,民不啼饥矣。”到清代后期,有的地区特别是山多田少地区已经是“专树苞粟,佐以杂粮,而落花生为最盛,一家作苦,惟食粟糜,有终年不见黍稻者。”[49](道光)《灌阳县志》更尖锐地指出:“各项杂粮,亦都于闲时寻觅闲地种植,无稍歇息,以家口嗷嗷待哺,稍有间隙便至饥寒也。”显然,这些与“粤西原系产谷之乡,从前户口未繁,早晚所收本有多余,不必借资杂粮,是以虽有可种之地,往往甘于弃置”[50]的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总之,杂粮种植的扩展已成为清代中前期广西农业发展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
四 发展多种经营
随着生存压力日益显现以及完粮纳赋的需要,一些地区有意识地立足本地自然条件,种植经济作物,从事相关较为简单的手工加工业,发展多种经营的趋势逐步显现出来。按照高王凌提出的传统经济发展的地区理论①,在传统经济发展序列中,以上成就可以说是实现了由“不发展阶段”向“发展中阶段”的顺利过渡,土地得到大量垦辟,利用率大大提高等因素都得到了相应的体现。此时,其向“高发展阶段”,即发展经济作物和多种经营延伸的趋势也渐发端倪。以下试举二例。
经济作物种植。如梧州府岑溪县“向无茶,止大峒山颠植之”,乾隆年间则“各乡近山处尽种”,特别是谢孟堡山场“所植尤夥,远近贩鬻,为利颇饶”[51]平乐府昭平县马江里“民情淳朴而勤于职业。山宜茶油树,溪路森然,沿邨漫野,故茶油驰名于邻邑。”恩来里在改土归流后,当地人们亦开始“耕凿而外种植茶桐松杉,资生多而利用寡。”[52]
手工业方面。除上述烧制石灰外,广西造纸亦值得一提。明代(嘉靖)《南宁府志》即有利用竹子造纸的记载。万历年间,“桂林镜面纸、宾州纸极佳” [53]。清代造纸的主要原材料仍是本地产量较大的各种竹类。根据(嘉庆)《北流县志》记载,竹纸名目不一,“火纸,丹竹为之;福纸,藜竹、蒲竹为之。”[54]特别是梧州府的容县,自康熙年间曾有福建和广东潮州人在山中创建纸篷,教授当地人们以竹材制作“福纸”,每个泡制竹纤维的槽子使用五、六人,“岁可获百余金”,获利颇丰。到乾隆年间,规模有了相当的扩大,纸槽数量多至200多个,纸篷百余间,工匠上千人,“遇荒年藉力役以全活者甚众。”[55]
需指出的是,这些经营在生产结构中并不占重要地位。其生产未能如江南,在人口压力下,大批劳动力转向手工业或商业,从而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和转型。因此,清代各方志多有诸如“民务稼穑”、“但知耕植”、“不事机巧”、“不谙商贾”[56] “安土重迁,少习商贩,民生藉耕种”[57]之类的记载。总之,“粤民不善生理,远出外省者因乏其人。即城乡一切贸易,本地人民百无一二,终身所靠,惟此田土”[58],“粤西之民,业农之外,从不知行商坐贾之事,每岁完纳钱粮及婚丧一切日用之需,均取给米谷”[59]的经济格局基本被长期延续了下来。
结 语
尽管与内地相比仍显得非常落后,但是随着土地的开垦,广西农业经济还是逐渐实现了“质”的发展,从而将清代与前代历史截然区别开来。与此同时,广西经济进一步前进的趋势也开始显现,即表现为人们从事的多种经营活动。然而,由于当地手工业和商业并未实现良性的成长,所以清代中前期广西经济结构的单一性和产业发展的不平衡性仍极其突出。人们的日常生产生活在自身粮食需求压力不断加大情况下,仍只得主要依赖粮食输出一途,这就大大影响了广西经济向更高阶段的迈进。这可能是清代广西经济的一大特点或弊端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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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主要以广西东部及东南部的桂林、平乐、柳州、梧州、浔州、南宁及郁林州七府州为考察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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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高王凌《经济发展与地区开发-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海洋出版社1999年版。
[51](乾隆)岑溪县志:2卷,田赋志,物产[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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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 录副奏折[Z].档案号0811-044.
(资料来源:《广西地方志》200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