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1977到1988年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中认为，从17世纪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海外白银向中国输入量的急剧下降是导致1644年明朝灭亡诸因素中的一个方面。[①]虽然这一结论一开始得到了一些支持（如，魏斐德1985：1-25；1986：1-26 ；阿谢德1988：208-209；易劳逸1988：123-130），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却受到了激烈地指责。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这一观点作为一种已受到削弱的传统思维正受到抵制，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说，据称新的研究已经显示明朝最后几年中白银的输入量是增加而不是下降（阿谢德1998：203）。但无论如何，这种学术抵制所依靠的许多证据，特别是在夏维中(按：原文中wenzhong xia有误，应为weizhong xia)和倪来恩（Brian Molougheney）发表的一篇经常被引用的文章中的依据都存在很大疑问。事实上，正如我下面将要阐述的，夏维中和倪来恩关于白银在17世纪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输入中国的数量的许多重要结论要么不正确，要么过分夸大。至少其中有一些观点是其他人研究而得出的，而他们在国际贸易对中国经济史和近代东亚的其他地区影响方面进行了重要的研究，也许该是时候重启这一“老争议”了。

1988年戈德斯通(goldstone)在谈到外国输入的白银在晚明经济中的作用时写到：中欧之间白银贸易的崩溃导致了17世纪早期明朝的衰落，但无论如何要这么说都会把中国的财富与欧洲的采用通过白银贸易联系在一起。而且把中国经济的困境归因于抵达马尼拉和澳门的船只和金银运送的减少是过于夸张了，[②]因为它忽略了中国经济的巨大规模。我们仍可以认为由于欧洲贸易是通过银块进行的，所以它所起的作用与其在整个经济中的比例是远远不相符的，它只是为经济活动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润滑剂——硬货币。这种假设在中国巨大的经济规模下也就出问题了（戈德斯通 1988：115）。 

1989年戈德斯通的观点得到了夏维中和倪来恩的支持和进一步的阐述：“晚明时期中国的经济规模是巨大的，而且在这个时候白银的使用也在扩大。在在任何特定时期进入帝国的金属货币量和当时共存的经济和政治不稳定的程度之间建立一种因果关系是很难的。1644年崇祯皇帝的自杀标志着明朝垮台，主要是由于影响晚明官僚政治的党派之争和裙带之争，而不是贵金属国际流动的变化不定（倪来恩和夏维中 1989：68）。”[③]

1990年当我对戈德斯通的观点作出回应时，我并没有拜读过夏文仲和倪来恩的文章，但我已经注意到在古德斯通的结论所依靠的证据中，有一些是有问题的，也有一些是错误的（艾维泗 1990：674-675）。虽然他承认我们无法确定晚明时期到底有多少白银在流通，但他却坚持认为，明与葡萄牙之间在澳门的贸易和明与西班牙之间在马尼拉的贸易都完全停止了；从16世纪70年代初到17世纪30年代初，从新世界、欧洲、中东、印度和日本输入中国总达上百万公斤，[④]在明朝的整个经济中却没有什么影响。[⑤]早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学者梁方仲和日本学者百濑弘（Momose Hiromu）在他们的经典著作中就对这一论点进行了令人信服的批驳。而且20世纪50年代以来，这两本著作已经被翻译成西方语言开始得到学者的认可，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更是得到了广泛的赞同。何炳棣在其1959年出版的一本关于中国经济和社会史的名著中写到：“16世纪前期以后，从欧洲和日本不断流入的白银，进一步刺激了长江地区经济的发展。诚然，长江地区和东南沿海不能代表整个中国，但当东南沿海被纳入世界规模的商业革命时，其影响就远及于中国内地。到1600年就已经遍及全国的以钱代役制度，就是货币影响增加的一个强有力的证明。虽然绝大多数的人，如同现在一样，从事于维持生存的农业生产，但很少有地方不在一定程度上依赖邻区或远地的货物及产品。”

20世纪60年代末，一位研究明代经济财政史的顶级专家黄仁宇先生，在回应何炳棣的观点时说：白银成为普通交换媒介的影响不能忽视。据梁方仲的估计，从1572年到1644年明朝灭亡之前，在明朝灭亡最后72年间，除了国内的银矿产银外，海外输入中国的银元至少在1亿元以上。[⑥]白银的广泛流通彻底改变了整个国家的经济前景。[⑦]

戈德斯通错误地坚持，17世纪30年代初，在中国购买16.875克白银需要花236-260个铜钱，而在1635-1639年购买相同的白银却只要花188个铜钱。遗憾的是这些数字的来源是为了说明当时的日本，而不是中国。而日本因为有其自身某些好的经济政治原因，江裟桓（又称德川幕府）一直试图将铜币排挤出流通领域。在这种情况下，17世纪30年代中后期日本银铜比价大大缩小，这就不足为怪了，而在这之前的1638-1647年间却在急剧扩大（神木哲男和山村弘造 1983：355；日本银行调查局 1973）。 

另一方面，在中国，银的价值相对于铜，特别是相对于铜币（钱）在17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之间是在急剧上升。1640年，苏州作为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商业和银行业中心，一位生活在那里的中国观察者注意到：“（1638年）净钱千文，重六斤余，值白银九钱有零。今仅值五钱零，其次通行之钱，止四钱五六分”（叶绍袁1911：18：2/6a）。 

兑换比例的扩大成为从17世纪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世界范围内的一个重要现象，[⑧]而且继续持续了好几年。其他人的自身所见表明在1643年浙江省北部一带，1000枚铜钱（可能是劣质铜钱）只能兑换3.3钱银子（约0.012公斤）(张履祥 1958:325)。到了1646年，苏州的兑换比例降到了每千铜钱只能兑换到1.7钱银子（大约0.012公斤）（叶绍袁1911:18:2/6a）。 

那个时代的文献说明在晚明时期的中国流通领域中白银数量已经减少；或者是铜钱在变化，主要是出现了大量的劣质铜钱；抑或者两者都是。在这三种可能性中惟有最后一种情况是最有可能正确的。在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面对日益严重的经济和军事问题，明政府正试图通过扩大铜币的产量来改善财政状况。帝国的许多地方建造了新的造币厂，但由于管理不善和没有足够的金属货币储备，铸造出来的新铜钱远远低于政府的期望。而且，从17世纪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晚明的经济状况日益恶化。私铸铜钱者大量出现，其中有不少是原来在官方铸币机构里工作的或与官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铸造了大量的劣质铜钱并投入市场，而这些劣质的铜钱进入市场后就把质优的银和铜钱排挤出流通领域。在前现代（premodern）的中国，由于随着政治和经济的不稳定贵金属不断地被储存起来，[⑨]由于财政和政治上都陷入困境明政府所强加的苛捐杂税以及后面将要讨论的从日本和新世界输入中国的白银数量减少，在这个时候白银很可能正被挤退出流通领域。 

虽然戈德斯通一开始就承认输入中国的白银数量在17世纪30年代末就降低了，[⑩]但他仍然辩称中国白银贸易的衰落是由于明王朝的腐朽引起的，而不是其他方面的原因。（戈德斯通1988：116；艾维泗 1998）明王朝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衰落的一直存在争议，但也存在毫无争议的证据表明1635年后明朝与西班牙的贸易急剧下降，并不是因为中国的丝绸、瓷器和其他商品不畅销，而是因为马尼拉的商人得不到足够的来自新世界的白银来支付货款。[11]1638年一位在菲律宾的西班牙官员说：“最近从中国来了一小批杂货商品，但对马尼拉的商人来说已经是最大的安慰了。在过去的两年里几乎没有货船来过。墨西哥运来的白银很少，这又使得他们担心今年中国人又不会来进行贸易。”（博莱尔和罗伯特森  1903-1909，卷29，39）几年后西班牙国王菲利浦四世对这段时期内西班牙在菲律宾的经济形势进行评价时说：“必须注意到，自从贸易仅靠赊欠进行后，马尼拉人所熟悉的贸易中有3/4被中国商人控制了。在1636-1637这两年里，运到墨西哥阿卡普尔科的商品并没有给菲律宾人带来钱财，这些商品都是中国商人赊卖出去的，而在马尼拉的西班牙商人和官员又不能满足中国商人这些要求(claims)。因为这个原因，中国人已经不再来进行贸易了，他们已经损失了，不愿意再损失更多。”（博莱尔和罗伯特森1903-1909，30：86） 

    因此，到1637年明朝与西班牙在太平洋上的贸易事实上已经停止了，只有一艘小货船从马尼拉驶向阿卡普尔科，上面装了些几乎不值钱的货物（舒尔茨 1959：188、194；博莱尔和罗伯特森1903-1909，29：59；麦卡锡 1993）。正如稍早注意到的那样，1638年当中国商人重新回到贸易市场中时原来的境况稍微得到些改善。有两艘大的货船满载着丝绸、瓷器和其他商品离开菲律宾驶向墨西哥，但其中较大的那艘船却在驶往阿卡普尔科的途中沉没了，所有的货物都沉入了大海，许多船员也丧生大海（博莱尔和罗伯特森 1903-1909，29：168-171；舒尔茨1959：259；魏玛斯 1990：38-53）。用麦卡锡的话来说，“这种情况对马尼拉的商人无疑是灾难性的。他们看到的只能是1636年运往阿卡普尔科的商品毫无价值的回报、罚金，1637年的毫无利润，[12]以及1638年的大量损失。 对马尼拉和商业来说，那是一段异常悲惨的几年。（麦卡锡 1993：180；麦卡锡1995；博日恩1981：62-63）”马尼拉和那些依靠中西贸易为生计的人将面临着更多的坏消息。1639年8月，两艘从阿卡普尔科驶往马尼拉的船在途中失事沉没了，损失惨重。三个月后，西班牙和中国几年来政治经济间的紧张关系终于在菲律宾发展成公开的武力对抗。从1638年11月到1640年3月，据说武装精良的西班牙人在全岛屠杀了2万中国人，毫无疑问这也导致了1640年和1641年马尼拉贸易的严重瓦解（博莱尔和罗伯特森 1903-1909，29：208-258）。 

    如果考虑到这一证据，那就很难理解为什么有一些学者仍然认为从17世纪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新大陆和菲律宾之间的商业活动仍然相对健康和正常。例如，弗林和吉拉尔德兹认为：“大多数史学家看上去好像都接受了肖努关于马尼拉贸易分三个阶段的观点，它们分别是（1）一直到1620年贸易都存在增加；（2）大约1620年后一直处于稳定时期并开始慢慢下降；（3）1640年后呈直线下降。遗憾的是肖努的数据歪曲了菲律宾贸易的数量，我们知道在很长一大段时间内，横渡太平洋的货物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通过走私进行的，而肖努严重低估了菲律宾贸易的活力。我们认为全汉升对整个17世纪阿卡普尔科和马尼拉之间每年贸易量达200万比索的估计似乎是可信的。马尼拉的贸易在1620年后并没有下降，17世纪40年代后也没有急剧下降，这与肖努的错误观点是截然不同的。”（参见弗林和吉拉尔德兹1999：27；弗林和吉拉尔德兹 1994：83；弗林和吉拉尔德兹 1995：435） 

    上面的观点也存在几个问题。首先，弗林和吉拉尔德兹指出他们关于阿卡普尔科贸易量每年达200万比索的观点是建立在全汉升所搜集的数据基础上（见图1）。遗憾的是全汉升教授没有提供从1633年到17世纪80年代之间任何货物的进口数据，这段时间也包括了存在争议的重要十年—1635-1644年。而且在17世纪早期走私确实成为中西贸易中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因素（在这一点上参见艾维泗1977：10-11；特帕斯科 1983：436-437；麦卡锡 1993）即使在马尼拉和阿卡普尔科最臭名昭著的商人和最腐败的官员也需要把他们的白银、丝绸、瓷器和其他货物从太平洋的一岸安全地运到另一岸。但无论如何，从上面的证据可以清楚地看到，17世纪30年代末许多满载着走私的货物或其他商品的小货船要么无法启航，要么在到达目的地之前就沉没了，结果货物全部沉入大海，损失惨重。因此，虽然对在菲律宾的中西之间贸易1640年后没有急剧下降的观点提出了异议，但在技术上来说却是正确的，这种正确就是因为1635年后贸易立即急剧下降。而且，特帕斯科在一篇文章中提出并用统计数字来支持肖努在这一问题上所持的观点，他认为马尼拉的国际贸易在17世纪40年代初仍然很低，从来没有达到弗林和吉拉尔德兹所认为的每年200万比索的数量（特帕斯科1983：444-445：肖努 1960：130-131、156-160、204-205）。 

     弗林和吉拉尔德兹在谈到晚明白银进口对白银需求的影响时估计有些过高，他说：“大量白银运往中国最终导致中国国内银价降低到与世界其他地区的银价相同的水平。到17世纪40年代全世界的金银比率趋向统一是说明白银套利得到根除的最有力证据。而全世界金银比率的统一正是由于中国对白银的巨大需求最终得到了海外进口白银的弥补。”（弗林和吉拉尔德兹 2002：403） 

表1. 美国每年输入菲律宾的白银数量 

来源：全汉升《16－18世纪中菲美间的贸易》，1981 

无论如何，当这两位作者在同一篇论文中指出，在晚明时期中国黄金的出口量相对于丝绸和瓷器来说是比较小的（弗林和吉拉尔德兹 2002：398）。[13]实际上，直到17世纪30年代，如果不是更早，中国黄金和海外白银之间的直接兑换在当时整个对外贸易中是一个很小的因素。而且，虽然在晚明时期中国的白银价格与黄金相比是在下降的，但在17世纪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这两种贵金属在其价值上与铜、铜钱、丝绸、棉花和其他非食用商品相比却是在上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难认同在那个时候中国对海外白银的需求在下降的观点。事实上，在晚明最后动荡的十年里，随着经济和政治条件不断恶化，需求也在增强。不管怎样，一位英国商人对这种情况进行了描述，1635年当他的船停靠在澳门时，他注意到他所遇到的中国人都在寻找机会获取白银，“这种急切程度并没有因为他们知道这个地方的情况而有所降低，一旦得到很快成为他们生命的一部分。他们获取白银的那种无止境的欲望简直难以置信。（博克塞1948：116； 博克塞1959：1；波特 2000：76）”17世纪末在菲律宾的西班牙观察者们也是用同样的词汇来描述这种“无止境的欲望”。而在经常往来马尼拉的中国商人看来，白银对西班牙人来说就是他们生命的一部分。（博克塞 1970；艾维泗 1982：75-76；拉尔汉1996a：131）因此，我们认为这种对白银的急切需求当然可以解释为什么在17世纪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中国商人情愿冒着如此大的经济和个人威胁来菲律宾做贸易。[14] 

甚至可以说当一些学者承认在那些年里马尼拉的贸易经历了一段严重困难时期时，其实他们已经对那些认为在那个年代里日本对中国白银的输入也在下降的观点提出了挑战。正如倪来恩和夏维中指出的那样：“1610年葡萄牙、日本和中国之间由船只进行的贸易导致了大约8万公斤的白银从日本流入中国。1620年这个数字上升到10万公斤，1630年这个数字更是上升到13万公斤。随着1635年日本对船只进行海外贸易的限制，输入中国的白银又回到11万公斤的水平，在整个历史时期里只有1637年上升到最高值20万公斤。1639年大约仍有17万公斤的白银运道中国。1641年贸易量仍然维持在14.5万公斤，但1643年降低到7万公斤左右，1645年大约10万公斤。这些信息所表现出来的趋势并不能支持一些历史学家的观点，他们认为有一个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里白银输入中国的长期减少导致了明朝的灭亡。”[15] 

虽然拉尔汉对在那个年代里从日本流入中国的白银数量的估计要比倪来恩和夏维中低得多，但他在下面的论点上却支持了倪来恩和夏维中，他写道：“在17世纪初，中日之间的贸易是通过“朱印”商船来运输的（日本商人的商船必须取得德川慕府的执照才能航行），这一制度一直实行到1635年才被废除。17世纪30年代末德川慕府开始限制外国商人的权利，驱逐葡萄牙人，并把丹麦商人和中国商人限制在长崎一口通商。在“朱印”商船航行的鼎盛时期（大约在1604—1635年），日本白银向中国的输入量急剧上升。但在1636—1639年日本向中国输入的白银量达到了一个更高值，而且一直到17世纪40年代初始终保持着一个很高的水平，尽管葡萄牙人已经被限制和驱逐。（拉尔汉 1996b：437；拉尔汉1996a：123）”

上面两段引文的大多数证据都是建立在罗伯特森收集的贸易数据上。我在1986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指出，我对罗伯特森的学术充满尊敬，特别是从他对17世纪日本贸易的分析和描述中受益良多。然而，我在那时也注意到，罗伯特森断言17世纪30年代末日本白银出口总量要比这个世纪早期某个特定的重要时期还要高，对此我是不同意的。首先，尹尼斯自己也承认（尹尼斯 1980）从1603年德川慕府建立到17世纪30年代中期，几乎没有什么可信的关于日本国外贸易的统计信息，而在这一时期（1）日本经济特别是矿业在急速发展；（2）日本船只包括德川慕府允许的和不允许的，运载着大量的日本白银驶向中国和东南亚国家。[16]其次，仅存的一些信息使得岩生成一和小叶田淳这两个著名专家在这一问题上也得出了有争议的结论，他们认为日本白银的出口达到顶点不是17世纪30年代末，而是在17世纪初，或者说更是在1630年前的一、二十年内。岩生成一认为：“从1604年到1635年的一些年里，有30艘之多的船从日本驶向其他国家，他们到过港口有19个之多，从福尔摩莎到印度支那和马来半岛，据估算日本船只每年装载着大约3万—4万公斤白银离开日本，这一数字远远高于在这一个世纪早期日本与荷兰的贸易量，甚至超过了许多中国船只与日本的年贸易量，因此，在日本海外贸易的鼎盛时期（1615—1625），日本投入外贸的白银数量是非常巨大的，初步估算每年大约13万—16万公斤。”（参见岩生成一 1976：10；岩生成一 1958：328-330；1959：63-67；小叶田淳170：8）

虽然尹尼斯认为岩生成一和小叶田淳对日本在17世纪初期（大约1604年—1635年）白银出口量估算太高（参见尹尼斯1980：376,430；拉尔汉1996a：136），但他不能提供至少使我满意的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来说明他为什么得出这样的估算。他同意小叶田淳关于从1610年到17世纪20年代早期日本白银的生产达到了17世纪早期的顶点的观点，这一点上是比较正确的，而小叶田淳是研究前现代日本矿产业的权威学者（尹尼斯 1980：25；小叶田淳 1978：75；尹尼斯 1980：554－563，569－570；村上直 1980：55-56；田中诚一 1980：134-135；佐佐木正哉 1983：183-185；托特曼 1993：148-151）。而且，除了再一次重视了小叶田淳那具有开拓性的研究外，尹尼斯继续认为在17世纪早期的一些年里，在人口大幅度增长后，生活在日本主要的矿业城镇的人口从1620年到1630年之间事实上是在下降，并且在随后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也在急剧下降（见表2）。因此，如果尹尼斯、拉尔汉、倪来恩和夏维中等人认为17世纪30年代末日本出口达到顶点，而在17世纪40年代初继续保持这个很高水平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在这时（1）日本商人从16世纪末到17世纪30年代初装载着大量的白银运向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商船不再允许离开本国；（2）日本白银的生产已经过了17世纪早期的鼎盛期；（3）直接或间接雇佣在矿业里的日本矿工人数正下降到一个从16世纪末以来无法理解的水平；[17](4)日本正遭受着一系列扩大的气候变化、食物短缺和传染病大爆发的袭击，并且从17世纪30年代中期到40年代中期几乎破坏了日本大部分地区（山本博文1989：189-204；长仓保1982；托特曼1993：110-113；艾维泗 2001：62-70）；（5）日益恶化的经济和社会状况促使德川幕府颁布了一系列禁止个人奢侈浪费的法律和其他一些规定以阻止大量的人口脱离土地，这样可以减轻一些日本政府所说的农民人数耗尽的压力（德川实纪 1959-1967，40：170、188、212、226）；（6）日本主要城市的商业活动正急剧衰落，一些大商人也被迫破产甚至更惨；（7）德川幕府和当地官员忙于镇压主要发生在日本南部的反叛，花费了大量的钱财，并造成了其他地区法律和制度的重大崩溃。 

表2. 约1610年—1640年日本主要矿业城镇的人口估算 

来源：尹尼斯《打开的大门：17世纪日本的外贸》，1980：25，569-570页 

此外，在这种不利的经济和政治条件下如果仍有大量的白银从日本输出，那么这些白银出口到哪里？用什么船来装运？虽然葡萄牙人和丹麦人确实能够利用在17世纪30年代中期新强加给日本船只的限制在1637年出口大约8.5万公斤白银（博克塞 1959：145-158），而这一年关于可能中国出口的唯一可信资料就是64艘大帆船停靠在日本港口（尹尼斯 1980：635）。[18]倪来恩和夏维中认为，1637年依靠葡萄牙、丹麦和中国等国的船只出口的日本白银合起来可达到“历史的顶峰—20万公斤”（倪来恩和夏维中 1989：61）。但他们是怎样得出这个数字的至今还不清楚。他们在别的地方也说他们对中国出口的估算是建立在一个假设基础上，这个假设认为在这些年里每艘到日本去的船都会携带1000公斤白银回国（倪来恩和夏维中 1989：73 n.57）。不管怎样，即使这个假设是正确的，我们也无法证明。但要达到倪来恩和夏维中在1637年达20万公斤的大体估算则需要当年在日本贸易的64艘中国船只来运出11.5万公斤白银，这样每艘船平均要装1796公斤。因为这个数字相当于岩生成一所认为的每年由日本船只出口白银量的三倍。而在17世纪早期他们一直控制着日本的白银贸易（岩生成一 1976：10），所有我很难接受倪来恩和夏维中对1637年白银数量的估算。

虽然倪来恩和夏维中不愿继续推算1638年的白银出口量，但随后他们认为1639年随着葡萄牙人被驱逐出日本，中国人和丹麦人一起将“大约17万公斤白银”运往中国（倪来恩和夏维中 1989：61）。然而，遗憾的是丹麦文献不能清楚地说明1639年东印度公司的船只从日本究竟运走了多少白银。但现存的一些证据表明他们在1639年和1640年每年大概运出白银数在2.5万公斤到5万公斤之间（卡斯特1983：474；欧普卡 1985：20； 卫思韩 1974：10）。即使我们取这两个数中较大的那个，加上1639年在长崎进行贸易的93艘中国商船肯定已经运出了至少12万公斤的白银，这就达到了倪来恩和夏维中的17万公斤的大体估算。但我还没有发现证据来证明这个数据。此外，如果在17世纪40年早期丹麦白银出口量不高，那么倪来恩和夏维中认为日本白银出口总量在1641年达到14.5万公斤，1643年7万公斤，1645年10万公斤的看法显然是不可能正确的（倪来恩和夏维中 1989：61）。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情况下，1639年、1640年和1641年大量的中国商船来到日本和日本海域，正如倪来恩和夏维中指出的那样，在这期间荷兰人不但被驱赶出长崎，而且在17世纪30年代末中西贸易实际上在衰退，1639-1640年西班牙人又在菲律宾屠杀了2万华人。因此，在这些年里许多中国商人都来到日本寻找更有利的贸易条件。不管怎样，考虑到上面所说的不利经济和政治条件，特别是日本采矿业的萧条，他们还会像倪来恩和夏维中所说的那样一帆风顺是值得怀疑的。如果他们真的会那样一帆风顺，那就很难解释为什么在1641年到达长崎的中国大帆船达97艘之多，而到了1642年和1643年却下降到每年只有34艘，而1644年只是增加到55艘（尹尼斯 1980：636）。[19] 

此外，这个时候如果有大量的白银流入中国，特别是在17世纪帝国的这些以与日本和菲律宾贸易而繁荣和著名的地区，我们应该能发现一些商品价格上涨和经济活动增加的证据。不管怎样，来自其中一个最重要地区—长江三角洲下游地区—的所见所闻表明17世纪40年代早期这些地区的经济活动实际上已接近停止了。同时，购买生铜、铜币、生丝、丝绸、棉织品、桑蚕、土地和其他非食用物品的白银价格在急剧下降。1642年初，生活在长江三角洲地区最大城市里的一个人是这样描述的：“民房多空废坍颓，良田美产欲求售而不可得。”（叶绍袁 1911：卷2/10b；转引自陈新滋（chan, Albert）1982：235-236；陈恒力 1958：290；居密 1974：525）在这个期间福建和广东沿海地区普遍经历着经济萧条，一度极大地影响了与日本和菲律宾的贸易。（傅衣凌 1961：92-124；莫里 1971：235-245） 

最后，即使我们接受了倪来恩和夏维中关于17世纪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的估算数字，但我不赞成他们的观点，而且这些数字仍存在疑问。拉尔汉关于这一期间贸易量的过低估算也同样存在问题。例如：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在审查了双方的数字后，他写道：“值得注意的是正好与其明确的否定相反，拉尔汉的数据（倪来恩和夏维中的数据也一样，与他们的否定相反）表明在明亡前后输入中国的白银明确下降了一半多（弗兰克 1998：241）。”马科斯（Marks）在这一点上提供了一些其他细节：“拉尔汉的近作试图揭示17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白银进口的急剧下降促使货币危机的发生，并最终导致了1644年明朝的灭亡。奇怪的是，虽然拉尔汉自己对白银进口的估算似乎支持了白银的进口确实在下降，即从1636年到1640年5年时间里的572.8吨，下降到1641年到1645年间的248.6吨，下降超过了40％。’所以，也许正是白银进口的下降最终影响了中国的经济。我只想说，不管什么原因，至少在广东的国外贸易是在急剧下降，[20]而且，至少根据一位官员的说法，当时货币也缺乏。随着贸易的中断白银不再输入广东，不但商人而且其他与贸易有关的人都失去了工作，那些失业的水手、车夫不能再到北江和梅林关的贸易路线上重操旧业，全部涌向广州寻找工作、食品和避难。（马科斯 1998：142-143；波特 2000：75-76）”

总之，虽然与20世纪80年代初相比，现在我更是把重点放在了气候变化对晚明经济的负面影响上，[21]但我仍然对我在1982年发表的一篇文章的结论感到满意：“1644年明朝的灭亡不是简单地因为银块输入的急剧下降，而是这一下降加重了明朝的困境，最终侵蚀了明朝的稳定。（艾维泗 1982：90）”  

引用文献 

阿谢德.世界历史中的中国（Adshead,S.A.M. China in World History. 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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