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康熙朝粮政
清代官书，《实录》与《通考》互可参考，而《稿志》多赖《石渠》。清代沿用明代制度，“各府州县俱有常平、义、社各仓”，顺治十一年“以积谷多寡，定有司功罪”。十七年，定仓谷粜籴赈济之法（通考三十四）。时天下初定，百废待兴，积谷“便民”，尚非急务。未几三藩乱作，欲振之而不能（康熙十二年三月庚寅，谕筹积储之策）。康熙十八年，方趁连年丰稔，劝谕积谷（十八年六月辛末；通考二十二∶“康熙十八年令天下立社仓义仓”，稿志3559∶“其社仓义仓，起于康熙十八年”，似转抄致误）。十九年谕诸仓专留本县、本村、本镇备赈，“以为乐输者劝”（实录2月丁卯，通考三十四，稿志3555）。二十一年定地方官劝捐常平各仓议叙例（石渠称“康熙初”，实即此时），谕∶“积储米数，甚属要务”，“虽先经奉旨通行，恐有名鲜实”（七月甲寅，考三十四，志漏此条）。而地方积储时多不实。
顺治四年，江西平粜，以积储未充，所粜三千石而止（石渠183，是为清代平粜之始）。康熙四年（三月辛卯），山西仓储二万六千余石，不敷赈济。九年（七月丁巳）以淮扬各属积谷上年已用，动用正项钱粮采买。十八年（三月己亥）凤阳府发所有仓粮二万石，仅供户口十五万一月之用。二十年（二月丁巳）大同府属存贮八千石，不敷赈济（五月壬戌）。
是以，二十四年（七月癸酉）重申前谕，以畿内大熟，指示施行。二十九年，复令各省遍设仓储，“俾家有余粮，仓庾充韧”，不可仍前玩愒。是年山东丰收，适值蠲免，议石捐三合贮仓（正月癸卯，石渠172谓亩捐三合）。三十年定直隶捐储，大县五千，小县三千，寻加一倍（考三十四）。三十一年（五月庚戌）山西平阳丰收，令官购买收储。复以小民每遇丰稔恣意靡费，令于各地劝捐（五月辛亥）。三十九年（七月丙辰）复令直省趁熟积谷。四十一年（三月丁亥）以各省仓廪报呈，谕令查核虚实。
各项制度亦以次厘定。顺治以来，康熙六七年定出陈易新法及其定额（石渠175，稿志3555）。二十一年定捐谷议叙例。四十一年定亏空谷米例（11月壬申）。四十三年定仓谷霉烂例（3月壬寅）。又定直省储额及存发数目，及社仓捐输例（考三十四，志3555）。各地积储盈虚无定。
直隶∶康熙二十四年畿内大熟，趁时积储；二十八年仓米不敷，补以官银（十月壬午）；所动帑银至三十万；谕∶以前岁颇稔，而仍储虚束手（二月己酉，七月癸巳）；三十年定直省常平储额；三十三年霸州等地灾赈，十万存粮一次出仓（三万散赈，七万平粜），并济以通仓存米（三月己巳，二月丁亥）。五十一年谕∶直隶艰食，实无储蓄（十月丙寅）。五十五年北四府米贵，赈通仓米二十万。以永平艰食，开山海关米禁。复因京师麦价不减，令监督商贾购米山东、河南。因承德等地仓米不足，改回征实（闰三月壬午，四月戊申，五月壬申，六月丁巳，七月丙戌）。张伯行奏行社仓，谕∶殊无益（十月戊戌）。又谕∶永平社仓难行，不如运送通仓米石（五十六年丁酉）。六十年 谕∶社仓终无实效，各省常平所存无几；赈北五省常平社仓米谷，其中直隶一百六十万（四月己酉，五月庚寅），致使“北方积储颇虚”（石渠172）。六十一年谕∶直隶收储仓米，俱无实际；议运盛京米济之（四月戊午，六月戊戌）。
陕西∶康熙三十一年陕西不收，谕∶罔有积贮，以致闾阎困苦至极；令免田赋，并动库银一百万两赈济；运宁夏米谷济陕，及查看黄河水路；筹运湖广米二十万石原价售陕（正月壬子，四月己丑，五月庚戌，十二月辛丑）；招募各省富商给银运米（三十二年二月乙亥，俱于三十二年秋价平而止）。四十二年于河南府截存漕米六十万石备山陕灾（十二月辛卯）。五十九年陕甘灾赈，动用库银、漕粮及二省常平一百三十余万（十月戊午）。六十年赈粜北五省常平，河南济陕，库存仅余十七万石（七月癸巳）。
山东∶康熙二十九年山东丰收，石捐三合，得常平仓谷二十五万石（九月癸巳）。四十一年仓储一百七十万石（七月丁卯）。四十二年灾赈，谕∶仓粟谅已尽竭，令官民分赈；继以截漕五十万石；令查报托言赈济完补亏空者（二月丙子，七月癸酉，九月丁巳）；京师遣官助赈；查知全省亏空五十余万（四十三年六月戊子）。六十年赈粜通省仓储四百七十万石（五月庚寅）。
山西∶康熙三十一年，山西劝趁熟积储（五月庚戌）。四十二年，谕∶州县存储未必实数俱在，或益不肖有司亏空，且晋省不通水运，遇灾难筹，劝趁熟收储，藏富于民（十月丁酉）。六十年灾，平粜通省存储四十八万石（五月庚寅）；令富户出银协同商人往南省贩运米粮，并停淮、凤半年关课（六月甲寅）。
江苏∶康熙四十六年，江南报灾，以南方卑湿难以盖藏，令动支库银至湖广买米平粜；截留漕粮（七月戊寅，十月辛巳，乙酉）；并禁运米出洋；禁湖广、江西遏籴（四十七年正月庚午，六月乙丑）；禁富商囤积；监察米商购销处所及数量多少；禁止安庆地方遏籴。终使江浙米价平复（四十八年七月乙亥，己卯，九月乙未，十月丙午）。五十三年为使所在有可恃之粮，截漕五十万石分贮江浙（十一月乙卯）。五十八年以京通仓米甚多，截留湖广、江西漕四十三万石贮两江（正月壬寅）。
广东∶康熙五十二年广东米贵，截漕海运至粤；谕∶前谕放米船，江西米价遂平，江、广两省不禁商人贩米良是；发广东常平五十万石，及外省调入二十万石赈粜（三月庚子，四月辛亥，五月庚辰）。五十七年，禁永州奸民拦阻遏籴米谷进入两广（四月庚辰）。
其时赈济多于直隶、山东、陕西、江苏等地。他如云南、贵州、四川、广西，从未以旱涝报灾（五十六年四月乙未谕；五十三年十二月庚辰谕∶且此类地方甚远，遇灾难救），此外，湖广、江西等粮食产区亦无庸多虑。
当时存贮米谷，亦不可谓之不多。如康熙四十三年亦曾令广东常平仓米多余易银；福建常平五十六万照依市价，尽数发粜；台湾七十余万，留二十万外，一概变银（考三十四）；而六十年平粜北五省常平（实四省），与乾隆十三年定额相去不过数十万石（人口数量则有相当差距）。实因圣祖以为，地方存贮多不足恃，反予地方亏空、挪移以可乘之机。
其缘因盖言之，一为捐谷不易∶谕旨中曾屡言之，小民幸遇有秋，米价又贱，欲办衣食犹恐不足，安得有余；积贮之事闻之似善，而行之甚难，前连岁丰收，但穷民何得剩余（二十八年九月庚戌；五十五年闰三月壬午）？是动项购买，官力有限，硬性科派，为所不欲，勉行劝捐，亦难为力。一为官储为难∶捐谷即如此不易，地方不免应以虚文；或本无积储，或积米太多易致朽烂（二十五年六月丙辰）；推陈易新之说，听之虽善，行之甚难，盖秋成未必能够还仓（四十八年九月乙未）；州县存贮米谷，未必实数俱在，反益不肖有司之亏空（四十二年十月丁酉）；以致各地请赈，实为冒销仓谷（六十一年十月甲寅）；故古云三年九年之蓄，言虽可听，行之不易。春有所出秋无所入，各省积谷虽俱报称数千百万，实存无几（六十年四月己酉）。凡此，非可尽责官员之不尽职及官吏之贪黩；然有亏空，便与侵吞挪移、私放私利之事以可乘之机。地方职守，积储又非最要，故屡次强调民间自储，谕∶与其益不肖有司亏空，不如藏富于民（四十二年十月丁酉）。屡次试行社仓，然较之常平，更有先天不足，行之甚苦（五十六年四月丁酉）。存谷无人看守，还仓无力催还，且收贮本非易事，是空将众人之米弃于无用；殊无裨益；虽属良法，行之终无成效（六十年九月丙申，五十五年十月戊戌，六十年四月己酉）。
地方仓储皆不足恃，故多用中央掌握之京通仓粮及截留漕粮，同时辅以民间流通，谕∶小民不足，赖有富户（二十八年九月庚戌）；地方多殷实之家是大好事（五十四年十一月辛丑）；特别重视省际交流，如开米禁（五十五年直隶）、招商购运（五十五年直隶，三十一年陕西，六十年山西）、禁止遏籴（四十六年江苏）等。
或谓康熙一朝特重“邻谷协济”，而非仅恃本地之储，截漕与民间通贩皆可列入。此即康熙粮政方针，亦与乾隆大不同者（于康熙五十五年直隶、四十二年山东、四十六年江苏各例中皆可看出）。
然地方积储空虚，及仓储虚实不明，实乃粮政一大隐患。故五十八年特谕∶米谷甚属紧要，应将久远裨益之处预行筹画（正月壬寅）；六十年谕∶大兵之后必有凶年，承平之际间有歉收（四月己酉），积储已日益重视。是乾隆初粮政一变，可谓“空穴来风，事出有因”。
粮政改变之中，亦见治道之同异。圣祖清静寡欲（十一年十二月戊午谕∶道在不扰，多事不如少事，前代君臣多好大喜功，紊乱旧章）、顺乎自然（六十一年十月甲寅谕∶事难预定，惟宽平公正，因时制宜，一切未能预执己见）。此作风至雍正已是一变，从对亏空不同态度即可窥知。圣祖屡言亏空自有根源，地方仅留俸工，至不能办事，故不可深究（四十八年十一月丙子）；并不欲苛求，至将江南亏空归之于数次南巡。世宗继位，即限以三年，各省严行稽查，如数补足。至高宗继位，更有好高鹜远，追迈父祖之心生焉。
再看具体实施，诸仓并置、捐输、官买、禁囤、禁遏、征实（康熙五十五年七月承德、奉天所属州县，五十七年二月蒙化）等，康熙时皆已有之，乾隆时竟藉以推至极端。是耶？非耶？抑或政治生活中有一魔力“陷阱”?……
二·雍正朝粮政
粮政大事也，然何必分朝叙述？原因之一，是一帝有一帝之心思、之尝试、之体验，不能混一而论。故朝代史自有其道理在焉。
粮政虽大事，然康熙一朝，四面用兵，安辑休养；雍正一朝，重在整肃吏治、清理财税。粮政不可谓不用心，用力则尚有限。
世宗，史称英主，初谓凡事有定见，而施政精敏毫无苟且。孰知其然欤？通观雍正朝实录，虎头蛇尾，后期琐琐屑屑，竟有一年几无可述者（雍正十二年）。返观石渠，于雍正一朝，记载颇实，几有无以复加之感。岂实录有所不实？或窃谓之∶雍正朝粮政主旨何在？旧史不尚空言，故须今人勾勒。
世宗执政日短，始以内争，继以西部用兵，对粮政一事，初无定见。遇灾于蠲免、赈恤外，颇重省际流通，类于圣祖。而有明识，善运用，似尤过之。如直隶米贵，准口外米进口（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丁酉）；禁直隶遏籴山西；为充实京师，动正项采买湖广、江西、盛京等地，亦使产区贱价得有所出；因各省采买禁商出境，谕∶江浙丰年亦仰食上江，不可遏籴（雍正元年五月戊戌，六月丁丑，十月壬申）；雍正二年江浙潮溢，动湖广、江西、河南、山东、安庆藩库银买米三十万石，又以暹罗进口米平粜（九月壬戌，十月乙亥）；雍正三年，以边外粮多价贱，年来任其粜卖山西等地，内外均获利济；谕∶归化之粮运售陕西，外而蒙古内而百姓，大有裨益（六月丙子，七月壬戌，丁酉）。一面鼓励私商贩易，一面动用库银购运，尤重省际调拨流通焉。
其时颇重积谷，而仓储竟半为中饱，半为亏空，无足恃者（元年正月辛巳）；令以三年补足一切钱粮仓谷亏空（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甲子）。陕西充实积贮，以地丁钱征三厘、斗加二合，谕∶有加赋之名而无赈济之实（元年六月庚申）。雍正二年，各省推广社仓，虑赋外加赋，及有司参预，使社仓翻为官仓（石渠179）。此乃熟知官方吏治种种积弊之故。雍正三年，南方积贮易米为谷，时江西、四川、湖广所存皆不过数万至十万，惟云南、贵州稍多。又严挪移侵蚀处分，而福建、江西、湖广、直隶亏空之案迭出。福建贮额一百七八十万，实贮者十无三四，湖广常平止五十余万。于遣官清查外，增加浙江、四川、江苏等地储额各数十万石（石渠173）。
其时常平仓谷，以轻斗出，重斗入，民未受减价之利，反有采买之害，以江浙为甚，云贵亦然（五年正月庚子）。而各省竟有无仓廒或仓廒弊坏者（七年闰七月戊戌，六年四月庚寅，五年六月癸巳等），有米谷朽烂者，依然是积谷难，存谷亦难。故谕∶截漕天庾所关，开捐米谷必贵，实无善策云云（五年二月乙酉）。
各省社仓，亦多官府插手，弊端不一。五年谕∶社仓所贵，在无一毫扰累，初湖广行之最力，现实贮无几，而侵欺挪移，常平尚然，况民间社仓（六月丙戌）？七年谕∶社仓原为百姓自行积贮，地方有司不肯付民经营，勒捐勒借（六月己亥）。雍正末，河南社仓存谷麦二十八万石（十二年六月乙未）；云南通省仅七万，致拨常平以充社本（石渠181）。是社仓终鲜实效，而积弊如故。
康熙以来，惩官收官储之弊，欲拯以民间自储。然经雍正一朝，民储社仓终无成就，不得不转向官府系统。高宗谓∶“康熙间仓储，有银无米；雍正年间，虽经整饬，亦未详备”（乾隆十二年十二月戊辰）。乾隆初年大举更异，可谓有其故尔。然世宗屡谕徐徐办理，丰年采买，照依市价，价长而止，与乾隆又有不同。以粮政窥之，不意以严补宽、苛苛为察之世宗，较之宽严互济之高宗，似非更严更苛也。
三·乾隆朝粮政
高宗初政，即全面强化粮政，以期实现其“三代之治”、“尧舜之道”。然旧史对此一事件讳莫如深，乾隆前十三年间史料又严重缺失，故其疏理颇为不易，现略述之如下∶
（1）充实常平仓储∶
乾隆二年开始大量买运增贮，谕∶“要之，地方以积贮足额为是”，“即再多于此数亦可”。始而令其买足，继而望其超额溢额，多多益善；甚至为求“足食本计”，意欲“余三余一”，“一劳永逸”；即不“如古人之耕九余三”，亦不可遇事但资邻省。故乾隆六年第一次造报，全国常平仓谷已有三千一百余万石。
（2）复开本色捐监∶
清初以来多以实物谷米捐纳功名，因捐者少，时行时止。乾隆三年，令复次开捐。欲于各省额设常平仓谷二千八百余万石（雍正间定额），应予买足外，增定捐监谷三千二百余万石，将使常平仓谷总数达到六千万石。其后复下调为四千八百万石（乾隆三年正月庚午；二年十二月辛丑；八年四月己亥；十三年十二月壬辰）。
（3）加强社仓、义仓∶
谕∶“社仓之谷，多多益善”（八年二月）。使社、义二仓存储于乾隆初年达至清代最高水平（估计约有上千万石）。
（4）敞开收购余粮∶
为防止谷贱伤农，保护粮食生产，乾隆三年令山东、河南地方官动支库帑，照时价籴买余粮；四年准江南不拘数目，照市价收买存仓；甘肃亦于元年、七年数度“不拘原数广买”余粮存仓（三年四月己酉；考三十六；元年见石渠188，七年十月实录）。
（5）议行田赋征实∶
为加强仓储，御史陈其凝请将田赋照时价输谷；都统布兰泰请于直隶、山西边外地亩“改折本色”；漕运总督顾琮请将两江来岁田赋额征五百余万两，悉征本色；江西巡抚陈宏谋请于捐监无人、难于采买之处，“以谷代银”交纳田赋（晏斯盛∶“推广社仓之意疏”，文编四十；乾隆二年七月十一日，《乾隆嘉庆两朝奏议》；七年九月，八年七月）。这些建议虽大部未被采纳，但曾经过反复“筹量”，显非偶然。
（6）改善籴买措施∶
仓粮无论例行买补（出陈易新）或增加储量，都需依赖市场收购。但政府预算早已固定，粮价却在变动之中（特别是于雍正朝相对平稳之后）。而“官谷”与“市谷”相较，又须干园洁净、斗斛较满。因此派购、勒买，弊端百出，官府采买几成低价强购。乾隆元年饬督抚筹划籴粜便民之策，禁止派买。二年命筹常平出粜买补之法，不许短发价值。决定买补若遇价贵，准许照依时价，“据实报销”；改州县俱于本地采办向例，为向邻封价贱处购买；仓粮运脚，亦准报销，致使采买可“无赔累之虞”（元年七月己亥；二年十二月丁酉；三年正月山东，二月丁亥，甲午直隶，六月己丑四川；二年九月戊子；六年七月甲戌；三年正月山东）。
（7）破格赈粜救济∶
仓储原为赈粜之用。乾隆初，因常平出粜“惟附近居民就近赴买，而乡民则往返守候、不能遍及”，决定运赴四乡适中处所，设厂平粜；各省出借仓谷，秋后归还，向有每石加息一斗之例，著歉收之年，勿令加息。于常平仓谷平粜，谕令“多减价值”；初定熟年每石照市价减银五分，歉岁减银一钱，令酌量再减。平粜定例北方粜三存七，南方粜五留五，原为出陈易新，以防霉变，亦使青黄不接时民间得以接济，著荒歉之时，减价多粜，勿拘粜三成例。对地方官不敢越额平粜，谕∶“平粜仓谷已符额数之言，甚属不经，是岂保赤之心哉！且国家设常平社仓，所为何事？”致使乾隆三年，已有“输 纳不益于前，而赈粜几倍于旧”之说。至赈济灾伤，更“百计区划”，“一赈再赈，以安全之”，常常不吝费用，破格赈济。如定赈灾日给每口米数，于“正赈”外增设“加赈”诸项，于旧例只赈秋灾外，增赈夏灾，谕∶“如果应行赈济，即于常例之外，多用帑金，朕亦无所吝惜”；“宁可国家多费帑金，不可使闾阎一夫失所”。并将前朝常用之银赈方式，多改为实物米谷。如康熙间截漕二百四十万石，雍正间约二百九十万石，而乾隆头二十二年，即已截漕一千三百余万（二年十二月丁酉；二年六月；七年二月戊午；七年三月辛巳；七年五月；三年四月壬寅；考三十六，乾隆七年；五年九月己卯；朱伦瀚∶“截留漕粮以充积贮札子”，文编二十九；十年十一月江苏，二年十月山西；二十三年正月丙辰）。
（8）鼓励生产∶
粮食生产乃解决粮政问题根本之图，乾隆初期想法，亦与仓储一样，多多益善，如限制种植烟草等作物，以及强调“一省所出应足供一省之用”，“一方之地利原可以养一方之人”等（八年四月己亥）。
（9）禁酒，禁烟∶
禁酒、禁烟是为增加粮食产出和节制消费，清初以来屡禁不止，至乾隆初禁令更趋严厉。
（10）禁遏，禁囤，开米禁，免粮税∶
（11）完善粮价呈报制度∶
掌握粮情一向依靠每年两度灾情报告，康熙中始建经常性粮价陈报制度，规定各省督抚每月分别将该地气候情况粮食价格报告朝廷，使其随时掌握各地供需变化，以相机采取措施。乾隆初年，这一制度亦终告完善。
（12）建立人口统计制度∶
清初只有人丁编审，而无人口统计制度。高宗谕∶“政治之施设，实本于此”，令自今以后每岁督抚将各地户口减增、仓谷存用，详悉奏闻，“则小民平日所以生养及水旱凶饥，可以通计熟筹而预为之备”（五年十一月戊辰）。从此清代方有人口统计，形成一套珍贵史料。
以上种种努力很快收到实效。乾隆以前各省仓储颇为空虚，全国储额虽有二千数百万石，实储量估计不过一千数百万石。乾隆六年，常平仓谷存储数字与全国人口数字一齐造报，储量已达三千一百七十万石，加上其他各类仓粮数百万石，较雍正年间增加近三千万石（约居全国粮食总产百分之四）。储量增加主要得自于乾隆三、四年后短短几年之内；与此同时赈粜也成倍增加，每年循例出陈易新，即须平粜仓粮三分之一以上（北方粜三余七，南方粜五余五）；用于赈济者则更难统计。据时人说，从前只有重大灾害，才由政府赈恤，小灾则由民间互相调济，从未有过“每岁赈恤之事”。足见仓粮增量当远远超出年终造报数字。
乾隆初年极力增加仓储，复厉行禁囤、议行田赋征实、敞开收购余粮，参考当时口号、目标（“不厌其多”、“惟以充盈为是”，及“余三余一”云云），岂非意在收购以至控制全部余粮，具体目标亦不止增加几千万石仓储。
乾隆七至八年，江南大灾，仓储量下降。为此清廷曾一度停止增贮。不久，采买、捐监以次恢复。谕∶“务期多得米粮”，“不必拘拘较量锱珠”（九年正月壬寅，二月癸酉；正月癸巳），以至十年终全国仓储数量再次达到三千万石以上（达三千五百余万）。可见乾隆初年仓储增加，并非是经过很长时间，而是较短时间内即迅速达到一个较高数额（乾隆六年以前和八年以后当分别为两个增补高峰）。
大量增加仓储，终于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并带动了粮价上涨。乾隆八年清廷令暂行停止“邻省采买”及“捐监收米”。随即指出∶“以君养民则不足，使民自养则有余”；各地人家不可遇事“但请给发仓粮，截留漕米”，“举身家衣食之切务，皆委之在官”，“惟正之供只有此数，焉得人人而济之”（八年四月己亥，七月丙戌；九年三月辛丑）？政府对于粮食应否全包统揽，似已开始重新思考。
至乾隆十二年底，高宗终因“迩年以来，（米价）日见腾贵”，传谕各督抚，详求得失之故，据实陈奏∶米价“何至连岁递增，有长无落”、“到处皆然，丰歉无别”？究竟是因囤户居奇、户口繁滋、水旱偏灾，还是因为“年年采买”（十二年十二月戊辰）？发动了一场粮政大讨论。
是后，自十三年正月至八月，计有若干份奏议达于清廷，而多将问题归于采买过多∶
护理安徽巡抚布政使舒辂∶“粮贵固由户口繁滋，而连年采买过多，实为切近”；不若暂停采买，并勿轻于粜、赈（三月）。安徽巡抚纳敏∶米价致贵之由，不在商贩之囤积，“而在州县之采买”；宜暂缓采买，以平谷价（五月）。
署湖北巡抚彭树葵∶户口渐增，田价渐贵，兼之官、商接踵采买；“今欲价平，必酌减官买”（三月）。
湖南巡抚杨锡绂∶米谷之贵，一由户口繁滋；一由仓谷采买“未免过多”；常平年例粜三，丰年无益。近年弊在“循名者多而尽实者少”。
两广总督策楞∶常平、捐监诸事并举，“以官弁绅襟之全力，萃于一二产米之乡，价值自必顿昂”；各地办理，未免“心怀欲速”，“严限催督”，甚或扣价勒派；官员“好事喜功”、“争胜求奇”，“惟知积贮有关考成”，而“亟求米价之平”，“今日米价之昂，实筹办之过”。应以现在各省常平仓储数量为额，“即或一省不敷，邻省亦可通融”；所有抑价、勒粜、阻商诸弊，常平捐监事例，“概请停罢”。
云贵总督张允随∶米贵之由，“一在生齿日繁，一在积贮失调，而偏灾商贩囤积诸弊不与焉”。户口日增，“此时势之不得不贵者，况加以采买之不已乎？”今普天下有城社处，皆积贮米谷，“绳以一定之价，限以必盈之额”；市价本平，“一闻采买，立即增长”。计应以京师、西北沿边为重，东南舟楫通行，“不必尽赖仓储”，云贵诸省亦可不必多贮。
贵州按察使介锡周∶贵州土旷人稀，“向来不致大荒”，积贮已足，无须买补。
云南巡抚图尔炳阿∶米价之贵，总由“生齿日繁，岁岁采买”，内地可暂停采买，赈济间用银，变通粜三之例（五月）。
两江总督尹继善∶近来百物腾踊，无不价增，可知采买特米贵之一端。每省常平二三百万，“出纳拘于期限，使有用之谷，积而不用，诚不如散在民间”（七月）。
山东巡抚阿里衮∶米贵由于生齿日多，未可归咎积储；惟“官买与民买不同”，取办一时，以至长价（八月）。
至乾隆十三年七月，高宗谕∶“众论颇以为采买过多，米价益昂。因思生谷只有此数，聚之官者太多，则留之民者必少”；“朕既知初意之失，不可不为改弦之图”；令各省常平仓谷悉照康熙、雍正年间旧额，其多贮者，以次出粜，至原额为止（七月辛丑；其想法与过去颇多一致之处，如八年四月己亥谕∶细求其故，实系各省添补仓储，争先籴买之所致；十二年十二月戊辰谕∶今则处处积储，年年采买，民间所出，半入仓庾，未免致妨民食，此说似乎切近）。
十二月大学士等议复∶康熙间仓储“未经全数定额”，应照雍正间旧额，略加增改，通计十九省应贮谷三千三百七十九万石，较之乾隆年间定额四千八百万石，计减一千四百余万石（十二月壬辰）。
四·粮政检讨
乾隆十三年高宗宣布∶“朕既知初意之失，不可不为改弦之图”，终于结束了这场历时十余年的粮政事件，尽管不免心存遗憾。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多数督抚以为正在于政府应否如此大量增加仓储，及应如何使用这些仓粮？即今人所云，政府究应在社会经济事务中扮演一个什么角色？
政府大量增加仓储，会直接增加财政负担，特别是对地方官员而言。这些新增仓储要以多大代价收购，又需多少费用贮存？这大约即为他们想说而不敢说者，故于奏议中多把矛头指向了官方采买之不当。
年复一年官府从上而下采买仓粮，必然会使经办各省，“心怀欲速，不计年岁价值，严限催督”，甚至“好喜事功”，“争胜求奇”（策楞奏）；而“今普天下有城社处，皆积贮米谷”，“处处积贮”，“年年采买”；“每新谷上市，价值本平，一闻采买，立即增长”；盖买补“例有定限，价贵不得不如额买足”，故“远近传播，观望居奇”（张允随、开泰奏）；各种非经济行为，亦无助于市场系统正常运作，以致“数年以来，于谷贵时俱增价而籴，谷遂因之愈贵”（晏斯盛∶“推广社仓之意疏”，文编四十）。其结果，许多地方仍“不得不问诸有谷之家，因而按亩给银，挨家索谷”（三年五月），买补俨然成为“税外之税”，便民反成扰民。
清代初期，仓粮常常积而不用。直到乾隆初年，地方有司仍“每以岁久霉变，易罹参处，折耗补数，赔累身家，一见积贮稍多，即为忧虑”。在赈灾上，一向是多用银，本地仓则备多用少。为防备灾害连续发生，赈济数量又限制于一定额数之内。如乾隆八年江西大灾，赈济用粮五十五万石，不过占全省仓贮总量三分之一。与灾时赈济相比，平粜是为青黄不接时接济贫民，其运用比较经常，但实行中，有“畏惧买补，捏以价平毋庸出粜为词者”，亦有“不顾市价低昂，但以照例粜三为事，克期出售，致米价顿减”者（六年三月陈大受奏），致使“多粜一石，小民未必多受一石之益”，而官府反多买补一石之累（杨锡绂奏）。仓谷积而不用或很少使用，就给各种挪移、私贷、侵蚀以可乘之机，导致大量亏空产生。如此，岂是“经邦济世”（即今所谓“经济”）之道？
仓储不宜过多，同时，仓谷使用应有所节制，──乾隆十三年决定削减仓储或许就与此种认识有关，——从此清代仓储额就与耕地垦额及财税数额一起固定下来，保持在三千余万石之上（据稿志，到一世纪后道光中叶，常平仓实储量反而下降为二千四百万石，人均储量仅五、六升）。
乾隆十三年左右，全国人均常平仓储约近二斗，不足一月之食，其中又有一大部分长期备而不用，这种情况之下，单靠官储能否满足赈恤需要？返观乾隆七年大灾，两江赈米二百四十万石，赈银却高达七百四十余万两，足见大部分赈恤任务，仍是依赖民间流通（即以赈银购米）。
应主要依靠政府力量，还是让市场和各种社会经济组织发挥更多作用，而政府只在其中扮演一个适当角色，以更好地发挥其应有作用？——对此，高宗曾有一思想变化过程，他后来追述说∶
乾隆初年，打算充盈仓储，一举解决粮政和粮食问题；实行一个时期以后，“旋因市价增长，即令停罢”。开始认识到∶“陈编所载余三余一之文，固为足食本计，第在当时原属地广人稀，又列国各守其封域”；而今情势变易，“何如即以此留之民间”，政府“临时善为补偏救弊”而已；除此之外，恐“无他一劳永逸之计也”（二十八年九月己卯）。又说∶“以君养民则不足，使民自养则有余，诚不易之论”；若“举身家衣食之切务，皆委之在官”，官米有限，“焉得人人而济之”（九年三月辛丑）？“大概市井之事，当听民间自为流通；一经官办，本求有益于民，而奉行未协，转多扞格”（十三年五月乙酉）。事隔多年之后，还针对地方大量捐监，谕∶“何如留于闾阎，听其自为流转”（《清史稿·王亶望传》）？米粮盈绌，“总在转运流通，源源接济，方不致市价腾涌”；“若概欲官为经理，势必有所难行”（五十二年五月甲申），——于今二百余年后，其思想内涵仍具有超越性价值；其所作所为，亦何必用“资本主义”、“西方”标尺比并衡量？
主要引用书目∶
稿志∶《清史稿·食货志》（中华书局，北京，1977年）
通考∶《皇朝文献通考》
实录∶清代圣祖、世宗、高宗诸朝实录（中华书局，北京，1986年）
石渠∶王庆云∶《石渠余纪》（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年）
文编∶《皇朝经世文编》
（资料来源：《政府作用和角色问题的历史考察》，海洋出版社，北京，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