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嘉淦伪稿案是指在乾隆第一次南巡后，在乾隆十六年到十八年间追查流传全国各地的伪冒孙嘉淦奏稿的一场政治案件。这个案件耗时近两年，朝廷自上而下的追查力度极大，大部分省都卷入其中，涉案范围广，人数众多，犹如一场政治运动，横扫全国。以往的研究大都将伪稿案看作乾隆时期一个重要的文字狱，具体而言，伪稿案有三个特点：首先是假冒孙嘉淦奏稿的流传由来已久，它不是一下子形成的，而是在社会上传播得过程中逐渐形成，内容也不断在变化。先是借孙嘉淦之名批评朝中权要，主要针对鄂尔泰、张廷玉等大臣，乾隆十五年以后，把批评南巡、张广泗被冤杀的内容加进去，而且还伪冒乾隆的朱批，其内容已经直接指向乾隆帝本人的诸多施政措施。所以，伪稿是一个成于众手、传于众口的传说。其次传播时间长，至少有十四五年的时间。第三，传抄、传播人员大都是下级官员和普通百姓。[2]在伪稿案的追查过程中,乾隆帝的态度一直非常强硬，督促各地督抚严厉办案，并处理了一批办案不力的官员。同时，它也让乾隆帝深刻感受到民间所蕴藏的对朝廷统治极为不满的思想，而以严厉手段对付伪稿传播者。所以伪稿案也被认为是继乾隆十三年丧后风波之后，乾隆时期政治统治由宽转严的标志之一。[3]  

然而，这种定性分析尚无法揭示这个案件的真实面貌，对这样一个在社会上流传了十多年、朝廷追查两年之久、蔓延全国的大案，仅仅将其解释为一个文字狱或朝廷政治政策的表现，还不足以展示如此大规模的案件对社会的影响。这个案件本身的很多信息还值得再作深入分析，如伪稿是如何传播的？一个政治传说为何能够长距离地在全国范围内风靡一时？是什么样的人在热衷于伪稿的传播？朝廷及地方督抚是如何动员其政治、行政力量进行追查的？为什么清朝全国总动员的强大政治力量在追查伪稿传播方面最终无可奈何？要了解这些问题，我们必须暂时离开朝廷政治，而把目光投向当时的社会，通过当时这个案件留下来的诸多官方档案，特别是档案中的口供，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一种政治信息是如何在一个发达的商业社会中传播的，朝廷与地方督抚这些政治力量又是如何运作的。 

盛清时期的商业社会和商业网络之发达 

乾隆十六年，当伪稿案爆发时，清朝的统治即将进入一个盛世巅峰时期，其中一个主要表现就是康熙晚年以来财政收入在数量上的持续增长和结构上的变化。康熙四十年以前，清朝的财政收入维持在3000万两白银以内。雍正时期随着财政制度改革，财政收入大规模增加，至乾隆时期最高达到4300余万两。而在财政收入的结构上，在最主要的地丁银、盐课银、关税银三项收入中，地丁银增长最慢，自康熙六十年到嘉庆十六年，地丁银增长仅为13%，而盐课银自康熙四十一年的269万两增长到嘉庆十六年的625万两，增幅约130%，关税银由康熙四十一年的276万两增长到嘉庆十六年的460万两，增幅约为70%。[4]清朝财政收入中盐课和关税比例的大规模增加，反映了当时商业经济的繁荣。 

而且，清帝国的强盛和商业繁荣之间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王朝的强盛需要商业的兴盛以调节不同地域之间的货物产品往来，以互通有无，同时也为清代商业的繁荣和商品经济的长足发展提供两个重要的基础。一是大一统政治局面的实现，二是发达的水陆交通。清代继元、明之后再次实现中国的大一统局面，并且打通了中原和长城以外的联系，使晋商的足迹能够远涉蒙、疆地区。商品的销售市场空前扩大。同时，历代大一统王朝非常注意对全国性水陆交通的建设和经营，而无论是陆上的官方驿道，还是水路的沟通，都为商业的长途贩运提供了基础条件。一般认为，历代政府对中国各大水系的沟通使得长距离大规模货物运输和贩卖成为可能，自秦代以来，中国历代中央王朝都致力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西南水系等的沟通，形成以首都为核心的水路运输网。例如，通过长江流域的航运，四川、湖广和江浙一带的货物运输畅通无碍，并可溯流直上，进入云贵地区。又通过与汉水的沟通，可进入关中地区和黄河流域。而大运河则直接沟通了东部的长江、黄、淮诸水系，直达京师。与陆路运输相比，水路运输速度快、成本低，节省大量人力物力。清代也承袭并发展了这些水路运输条件。自康熙时期开始，清朝一直不惜巨资和巨大的人力物力来治理黄、淮，保证运河的安全，目的就是保证这些水系的畅通无碍，保证帝国的物资供应。客观上也为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物质基础。 

水陆交通网络的对于清代商业经济的发达至关重要，只有如此才能在全国形成以大城市为核心的不同经济区域，以及各经济区域之间的联系。根据美国学者施坚雅的观点，全国可分为九个经济区域，在这些经济区域中，又以汉口、景德镇、佛山、朱仙镇、苏州、杭州等城市为商业中心。[5]其次，商业经济的发达也表现在各地的各类物产均可进入市场成为商品，从书籍等文化产品，到瓷器等各种艺术品，再到粮食、布帛等基本农产品，都已进入市场，自由交易。同时，每个社会阶层都不可避免的与商品市场发生各种联系，上至皇室贵族、王公大臣，下至农民雇工，都依赖于商品市场来获得生活生产必需品。他们本身也都是商人通过商品市场获得经济利益。第三，商业的繁荣也造就了商业网络的发达。无论是在各经济区域内部，还是各经济区域之间，都有无数商人往来期间，构建出四通八达的商业网络。[6] 

当时的商人及其构建的商业网络可以分为三个层级：一是进行全国性甚至是出口性贸易的大商人或商帮集团，从事大规模的长途贩运贸易。如晋商、徽商以及陕西、江西、广东、龙游、宁波等商帮，他们资本雄厚，人员众多，从事跨省的长途贩运贸易，如晋商几乎垄断了将江南、湖广一带的丝、茶等商品贩运到蒙、藏、新疆等地的贸易，徽商则在长江中下游之间以及京师一带贩卖盐、茶、木材等，皆富甲天下。闽浙商人通过海路往来于，二是区域性的商人，主要在某一区域进行某类商品的贩卖，如湖广一带的木材商，四川的药材商等。三是以市镇集市为依托的当地商贩，他们把从前两个层级的商人那里购买的货物销售到分布于城市、农村的消费者手中。商人们构建的这种商业网络中，一个关键点就是分布在各个城市中的商业行会。这些行会也称牙行，或以商人的祖籍、地域，或以行业组建，规模大小不等，但有一些最基本的共同功能就是为商人们提供买卖中介和服务，包括安排食宿、货物存储、代客买卖，或者为买卖双方解决运输问题，把货主和运输人员撮合在一起等事项。所以这些商行成为异地商人进行联系，以及异地商人和当地商贩联系的地点，是商品货物转运、销售的平台。[7]在这其中，每个商人都住在商行中，为了买卖货物，他们不但一直在讨价还价，进行着谈判，而且更重要的是获取各种信息，每个商人都想在这里通过其他地方的商人来获得其它地方的商业信息，所以，在商行中聚集的商人们对信息会非常敏感，有着浓厚的兴趣，哪怕是政治信息。 

而自乾隆十五年开始，一份借着当时的名臣孙嘉淦的名义来批评时政、批评乾隆帝即将举行的首次南巡以邸报的形式在商人中间传播开来。 

伪稿案的爆发 

乾隆帝发动对伪稿的追查实在乾隆十六年八月初，起因是他接到云贵总督硕色的奏报和伪稿，“假托廷臣名目，胆肆谤讪，甚至捏造朱批”。乾隆帝接到云贵总督硕色的奏报时，已经无法再像十多年前那样容忍伪搞的传播。八月初五，乾隆帝发布上谕，严令步军统领舒赫德、直隶总督方观承、河南巡抚鄂容安、山东巡抚准泰、山西巡抚阿思哈、湖北巡抚恒文、湖南巡抚杨锡绂、贵州巡抚开泰等选派贤员密加缉访，一有踪迹，即行严拏，奏闻请旨，勿令党羽得有漏网。但务必要密之又密。不可稍有张扬洩漏。[8]这场大案由此拉开序幕。 

其实，伪冒孙嘉淦奏稿来批评时政，是在乾隆盛世曾长期存在的一种社会和政治现象。早在乾隆三年六月，京师便传言刑部尚书孙嘉淦奏稿之事。流传的奏稿以孙嘉淦的名义密参在朝大臣多人，包括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徐本、户部尚书讷亲、尚书海望。领侍卫内大臣常明等。而且在上谕中乾隆指出此种讹言他已经听到一个多月了，当时乾隆帝认为背后之人要么忌嫉孙嘉淦受重用，以图排挤；要么是趋附孙嘉淦之人，以期获得孙嘉淦重视。但当时乾隆帝只是把它当作涉及到朝廷大臣之间政治关系的一种谣言，或许只是涉及到雍正旧臣之间的明争暗斗。即位不久的他并没有对此大动干戈，“但此事传言已久，目前姑不深究，祗令步军统领、巡城御史、严行禁止之。嗣后如有此等造言之人，必当查拏，根究其所自来，重置于法，以杜人心风俗之害。”[9] 

后来的事实证明，乾隆帝这种“姑不深究”的态度实际上默许了伪稿的传播，在以后的十多年中，假托孙嘉淦之名来批评时政的现象似乎越来越普遍，以至于在乾隆帝发难之前，督抚大员即使发现伪稿也不以为然。山东巡抚准泰是第一个因为伪稿案被撤职查办的省级官员，其原因就是在乾隆十六年四月，乾隆帝发动伪稿案之前，山东按察使和其衷发现了伪稿，并报告给准泰。但准泰并不以为然，“以无庸深求，亦不必具奏”为由，将原禀勾抹发还，改为拾自途中，拟杖完结。到八月间，当乾隆严令追查伪稿案的上谕下发后，和其衷赶紧上折奏报当初的情形。乾隆帝见奏后，严厉申斥准泰身任巡抚，“平日一味取巧因循，已不能称职。及见此诬谤悖逆之词，竟至忍心隐匿，实出朕意料之外”。“惟知自顾己私。遂置君臣之义于不问。且此等梦呓诪张之词。即朕宽大。不令深究。独不思为风俗人心之大害乎？封疆大吏，居心若此，国法实不可容。”命将准泰革职。[10] 

所以，在案发前的十多年中，伪稿传播已经成为一种连巡抚都漠然处之的现象，人们有足够的时间去讨论、甚至修改、传播伪稿的内容，显然，它已成为一种政治文化现象广泛存在于民间。可当皇帝以雷霆之怒督促他的督抚们追查时，高效的督抚力量将遭遇一种毫无头绪的民间传言。 

各省督抚对伪稿的追查：从云贵到江南的一条主线 

随着伪稿追查在多省同步展开，出现了很多线索，本文只以从云贵到江南的一条主要线索为例来做深入研究。这条线索的追查时间最长上、范围最广、牵涉的人员最多，也正是在这条线索上，查处了最终的案犯。在这条线索上的追查过程如下： 

乾隆十六年七月二十二，贵州巡抚开泰奏报，接到贵州古州镇总兵宋爱的密报后，已经密敕普定县署理知县朱怀栻审问吴士周，伪稿由过滇客商四川人谭永福处抄出，而谭永福得自在云南五福行的伙计唐宽、郝彭祖，唐宽、郝彭祖抄自信丰行，然后给了谭永福。谭永福看到原来字纸磨损便重抄一遍，后被同住一店的候补守备彭朝贵看到后要去，彭朝贵认为是新章奏底稿，交给候补守备张忠，张忠不识字，交给了另外一个候补守备李全，李全给了提塘吴士周，吴士周则当作章奏，抄入邸报，报给总兵宋爱。 

同时，在贵州省城闲住长随张洪学处也发现伪稿，张洪学得自六合行行户彭洪范，彭洪范得自江西省安福县监生朱步兰，朱步兰做从汉口贩布到贵州的生意。[11] 

硕色会同云南巡抚爱必达也访查、捕获到在云南狄城茶铺传看伪稿的孙姓商人等，得知已有十多人传看。顺藤摸瓜，找到江西籍商人朱醒庵，朱醒庵则称得自同乡商人左羮陶、朱步兰。另外，安顺知府那边也传来消息，唐宽为挑担卖黄连的商人，亦不知所踪。但唐宽是从信丰行主人万廷选处得看的。万廷选从另外一个黄连贩客饶子美，饶子美得自朱殿一处，朱殿一也是信丰行住客，得自江晓峰，江晓峰为江西客商，得自朱醒庵。朱醒庵得自左羮陶、朱步兰。皆为江西籍客商。而左羮陶、朱步兰被捕获后则称得自汉口天源行的陈俊臣、伙计江舜五等。[12] 

根据这些信息，硕色等一面奏报乾隆帝，一面飞咨湖北巡抚恒文。恒文于八月十三日收到军机处所发的乾隆八月初五关于追查伪稿事上谕，八月十五日收到云南督抚关于追查陈俊臣等人的咨文。恒文未敢怠慢，中秋之夜便亲率所属渡江至汉口，将陈俊臣、江舜五等五人全部捕获。经审问，陈俊臣已经回江西老家了。江舜五是江南旌德县人，所抄伪稿来自在汉口的另外一个店铺志远堂人参铺的堂兄江绛縛，江绛縛得自在江西清江县樟树镇开参铺的堂叔江锦章，由江锦章附在信函中寄到汉口。江绛縛得到的伪稿后来被江舜五和他的堂叔江起保传抄，而江起保当时去岳阳了。恒文审讯后，八月十八日上奏乾隆帝，同时以六百里加急飞咨江西巡抚舒辂抓捕江锦章，并移咨湖南巡抚杨锡绂搜捕陈俊臣。 

另外，陈俊臣行的伙计、江南休宁人金汝政也看了伪稿，并抄写在自己的一个本子上，左羮陶和朱步兰所传伪稿就是抄自金汝政。而且恒文还搜出金汝政抄藏的一本禁书《推背图》和孔明碑。金汝政供称《推背图》抄自黄邦易，孔明碑抄自江西客商杨万年。而当时杨万年已经病故。黄邦易受审时坚决不承认有此书或借给过金汝政。[13] 

八月二十八日，恒文向皇帝奏报了案情。同时，他飞咨两江总督尹继善、安徽巡抚张师载搜查黄邦易徽州黟县老家，并再次移咨江西巡抚舒辂审问杨万年妻子等，追查孔明碑的来历。 

八月十九日，江西巡抚舒辂接到恒文的六百里加急，二十一日，舒辂密传江西臬司王兴吾、南昌知府图桑阿和丰城知县满岱，以巡查丰城、清江堤工为名，前往清江，当日捕获江锦章等人。江供称，他的伪稿抄自致和布店辜尔照，辜尔照称得自罗尔高之子罗布曾，而当时罗布曾去了湖南湘潭，稿子则来自于族侄罗嘉年。随后，舒辂查抄了江锦章的店铺，搜出帐本和伪稿一纸，又查抄了辜尔照的店铺，搜出伪稿2纸。同时，将罗布曾抓回，得知罗布曾的伪稿从罗嘉年书房拿的，罗嘉年的伪稿从其堂伯罗绍文处拿来的，罗绍文是从江南地区带回，而未及归还，罗绍文突然在七月间去世。又经审问跟罗绍文一起去江南的工人万仁汤，得知罗绍文于上一年五月到江宁省城卖帽子，住在游国礼帽行，从游国礼处得到2纸伪稿。回到江西省城后，曾住在罗兴木油行，罗兴木及其他几人都曾看过伪稿，但未抄录。舒辂据此立即以六百里加急行文两江总督尹继善，搜捕游国礼。江西一省当时捕获涉案人员21名。[14]同时舒辂也回复恒文，抓捕审问了杨万年的家人，但对孔明碑之事均报不知情。而杨万年已死，孔明碑之事线索中断。此时，恒文派人从湖南抓捕了江起保，押回武昌。 

此后，对伪稿案的追查在江西、江南一带迅速扩展，两江总督尹继善开始成为办案的主角。 

当两江总督尹继善派人搜捕游国礼时，游国礼几个月前已病死。游国礼的弟弟游国祥坚决不承认见过伪稿，也不承认游国礼曾给过罗绍文伪稿。十月二十八日，万仁汤被押到江宁，尹继善亲自审讯。此时的万仁汤突然改供：称罗绍文的伪稿是从江西省城罗兴木处拿到的，并非得自游国礼。之所以指称游国礼，是因为自己曾在江西受审时，已经供出罗绍文的伪稿得自罗兴木，后南昌知府图桑阿等先后抓获罗兴木、郭玉明、胡姓，直到王献有。而江西官员竟然将这些涉案人员关在一间牢房内，结果，王献有、郭玉明等利诱、威胁万仁汤改供，让他将罗绍文伪稿的来源推到已故的游国礼身上，这样便可死无对证。 

据此，尹继善重新梳理伪稿案的各项头绪，主张继续紧盯万仁汤这条线索，奏请派专员——江宁驿道周承勃，押解万仁汤、游国祥等到江西各地办理此案，以免来回咨文、解送之累。[15]乾隆帝批准，同时严厉批评舒辂办事糊涂，不久将舒辂调任陕西巡抚，由鄂昌接任江西巡抚。 

之后江西的案情有了进展，在王献有之后，逐渐供出一干人等，直至李景文，而李景文得自江宁人杨朝章，杨朝章供称得自在江西的堂弟杨贤章所开的酒店内。[16] 

很快，杨朝章被抓获并押解至江西，经严讯，称得自抚州所衙门字识彭楚白，彭楚白得自袁州卫守备衙门字识段树武，段树武得自粮道衙门书办雇工郭庚为，郭庚为得自粮道衙门书办管大任，管大任得自广饶九南道施廷翰的管家人张三，张三得自施廷翰的儿子、贡生施奕度。[17] 

经反复审讯，施奕度终于承认伪稿得自宁都县的彭祖立，而彭祖立供称是得自赣州府提塘袁尚志，袁于乾隆十五年七月初在江南领委牌时带有伪稿，被彭祖立拿去。又循此追查到江西省城报房的章锦、安庆报房写字人周麻子等。 

案件一下子似乎有了很多进展。但是，在审讯时，周麻子等三人坚不承认传抄伪稿，顾周章、袁尚志、彭祖立等人也很快翻供，都说是畏刑妄认，并称愿意与施奕度等对质。案件一下子又陷入困境，尹继善也被乾隆帝批评。 

六月二十八日，尹继善下令将施奕度等人带到江宁，当庭对质之下，施奕度终于承认，此稿实际上是其堂弟施奕学自京城寄给他的，施奕学是上一年乡试举人，本年五月进京会试，寄给施奕度伪稿。而彭祖立是施奕度的远房亲戚，施只是从彭祖立的一个侄子那儿听说彭祖立手中有伪稿，所以在被追查时，将此事嫁祸给彭祖立。[18] 

尹继善立刻移咨京城和江西各地官员搜捕施奕学。可任凭京城和江西各地官府如何细密查找，施奕学似乎是在人间蒸发了，倒是在京城找到了施家老三施奕源。一番审讯之后，施奕源供出了很多，但伪稿究竟来自何人，施奕源则反复翻供。先是说得自盐大使丁先权，丁先权很快被带到京城对质，施奕源翻供。又说他二哥得自当时的一个江西的驻京提塘刘士禄，刘士禄已经解任回赣。 

之后，驿使疾驰江西，刘士禄很快被抓获，他承认他的确给过施奕学伪稿，而他是在京城任职时从相公汤赐联和监生赵殷中处得来。[19] 

焦点再次回到京城，兵部尚书舒赫德搜捕到汤赐联、赵殷中。可二人都拒不承认曾把伪稿给过刘士禄，并称可与刘士禄对质。[20]这样，舒赫德希望能够将刘士禄解送京城。 

这时，江西传来消息，失踪多日的施奕学在江西被抓获，然后解往江宁，尹继善亲自审讯。但施奕学说伪稿并非刘士禄给他的，而他的堂弟施皂保给他的。今年五月案发后，其胞弟施奕源专门从京城派人找到他，嘱咐他千万不要供出施皂保。此时，焦点又转回京城，江南、江西、京城所有的官员都相信此案跟施家脱不了干系。 

但当这些口供传到京城时，施奕源对此坚不承认。弄得舒赫德等人也无可奈何。乾隆帝则指示，严审施皂保及其父施廷皋，施廷皋是施廷翰的堂弟。可无论如何严刑逼供，施廷皋父子坚不承认传送伪稿之事。施奕源是否派人传信嘱托，好像也无据可查。[21] 

案情再次陷入僵局。对京城和江南、江西的诸多督抚大员来说，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让京城和江南的案犯聚集一起对质。乾隆帝也甚觉无奈，只好谕令尹继善等人将江南的案犯分别隔离押解到京师审讯对质。[22]乾隆帝此时甚至还怀疑施氏一门和张广泗有联系，在替张广泗鸣冤，因为他们都是汉军旗人，所以他令舒赫德等密行访察施、张之间是否有来往。[23] 

可当施家的若干嫌犯都被带到京城后，审了近三个月，甚至由军机大臣会同严讯，却也找不出头绪，乾隆帝只好又下令尹继善带着办案人员到京城，与军机大臣会审。

没有结果的结果 

顺藤摸瓜的结果是，各省官员在不断地飞咨他省，跨省提解，然后各省督抚不断把查到的线索和审讯后的口供飞报给皇帝，最终，当几个要犯被押解到京城接受皇帝的钦差大臣审讯时，口供全变了。“由此观之，则各省所办更俱不可问矣。总之，外省陋习，一切听断案件，率皆委之属员，取供成招。及解至督抚亲审，不过就其已成之狱，略为摘问而已。使其能如在京大臣之详慎推鞫，亦何至如此错误？现在各省查办伪稿之案，俱未得有端绪，未必不由于此。著传谕各该督抚等，所有现办传钞各案，必宜一秉虚衷，亲提确讯，务得正线。若仍听属员草率迁就，并案了事，必照江西此案之例，令其来京会审。一经审出实情，定将该督抚等从重治罪。凛之，慎之！”[24] 

在中央负责终审的舒赫德和尹继善似乎越来越缺乏信心。尹继善等到底如何会审施氏一门，施氏一门如何对质，现在由于档案材料缺失，还没有找到尹继善、舒赫德等人奏报案情的奏折，难以弄清楚。但从乾隆帝后来的上谕中可以看出，这是一场由于尹继善等两江一带的督抚大员心存成见而被附会成狱的冤案。 

 “各省查办传钞伪稿之案，究出江西人犯最多，钞传年月亦较他省独早。伪造正犯，虽不必即系该省之人，而从此根寻，似可得其端绪。乃巡抚鄂昌、按察使丁廷让于办理之始，即不能实力根查，一任各犯事串供狡饰。以致案情多有不实，辗转株连，不胜扰累。而究之实在根株，毫无著落。即如施廷翰之子施奕度传钞一案，竟至附会成狱。若非提解来京覆讯，何由申雪？然此犹系该督尹继善心存成见，以致错误。至于彭祖立等犯，则江西已经成招，及解江南，始行审出诬扳情节。其段树武、彭楚白、杨朝章、李景文等犯，传钞接受之处，亦多有疑窦。由此观之，该省所办，尚可问乎？”[25] 

结果，施氏父子等被释放，江西巡抚鄂昌、按察使丁廷让等被解职，其职位分别由鄂容安、阿桂补授。 

除了从云贵到江南的这条线索之外，当时还有从山东到江南和从直隶到江浙、福建的线索。可涉案人员要么病亡失踪，要么不断翻供，最终都陷入僵局。 

从山东发现的线索曾导致山东巡抚准泰被革职，之后追查到江宁府的官贵震。八月二十八日，尹继善接到上谕后，很快抓到了官贵震，还在其居处搜出一封信，是山东按察使和其衷的幕僚刘弘谟密寄给官贵震妻舅、江宁人郑鹤年的一封书札。根据这封信和后来刘弘谟的供词，揭示出一个惊人的内幕：原来刘弘谟和官贵震过从甚密，当得知官贵震牵涉伪搞案中即将被查拿时，刘弘谟将此消息告诉官贵震，官贵震则求刘弘谟帮助求情于按察使和其衷，将刘恒发的供词更改为伪稿拾自途中，并非得自官贵震，然后刘弘谟又专门写信给官贵震，让他焚稿灭迹。由此看出，官贵震似乎是伪稿的撰写者。尹继善据此奏报乾隆帝，乾隆帝立刻将和其衷革职。然而当官贵震被带到江宁与刘弘谟等人对质时，刘弘谟称他并没有请求和其衷更改供词，只不过是蒙官震贵，让其感恩的。而且，当直隶发现伪稿、并牵涉到山东枣强时，他觉得官震贵早晚必被查出，所以就写了信。而官贵震也供出很多传抄伪稿之人，竟与从云南到江南的线索绞在一起。所以这条线索也变得扑朔迷离。最终乾隆帝宽免和其衷，让他官复原职。尹继善则受到批评。 

还原伪稿在民间的传播 

伪稿案的追查非常复杂，线索有很多，但也一再中断。以上所列仅是其中一条而已，现在留下来的伪稿案奏折档案中收录了数百人的口供，这些并没能使乾隆帝和他的督抚们找到真正的始作俑者，然而如果把每个人的口供连起来，并逆向来看，倒可以为我们提供一条伪稿传播的商业路径。 

我们先不去分析伪稿的制造者到底是谁，也不去追究真正的发起者是谁，现在看来，江西广饶九南道施廷翰的儿子施奕度是伪稿传播的一个重要环节，在现存的档案中无法明确伪稿传播得真正源头的情况下，施奕度似乎可以被看作从云贵到江南这条线索上的发起者。 

广饶九南道施廷翰的管家将伪稿传出府外，然后在粮道衙门的书办、雇工、守备道衙门的字识、抚州所衙门的字识等人中间逐渐传播开来。这些人都是衙门中的吏员，彼此往来频繁，交往甚多，而且有一定文化和文字能力，这样就成为伪稿传播的一个重要群体。但是，他们的活动范围小，还不会长距离的传播伪稿。能够将伪稿跨省长距离传播的是商人群体。 

伪稿通过抚州所衙门字识彭楚白在杨育章开的酒馆内传给了杨育章的哥哥杨朝章，杨朝章身份未知，他是江宁人，肯定不是书吏，他于乾隆十五年七月传给李景文，经过一系列人员传抄，到了在江西南昌的罗兴木油行。这个油行的规模大小不得而知，但至少是一个可以为商人提供住宿的商栈，乾隆十五年十月帽商罗绍文前来住宿，他虽非油商，但可能与罗兴木有亲戚关系，故来投宿，在此得到伪稿。罗绍文应该是一个比较活跃的商人，经常往来于江西、江宁各地，随行的还有一个雇工万仁汤。罗绍文于乾隆十六年七月间去世，万仁汤就成为一个重要线索。罗绍文离开罗兴木的油行将伪稿带回了江西清江老家，罗氏一门看来有很多人都在做生意，伪稿从罗家传到了当地的另外一个商店，即辜尔照的致和布店，然后传到清江县樟树镇的江锦章家。江家经营人参，江锦章在樟树镇开设一家参铺，而他的兄长或堂兄江华章则在汉口开了一家志远堂人参铺。他们之间应该有着密切的业务往来，江锦章曾将二百两银票寄到汉口的志远堂，同时把伪稿附在信中。这样一封信把伪稿传出了江西省，寄到了商人云集、交通发达的汉口。 

汉口在当时号称“七省通衢”，是一个非常发达的商业繁华之地。它被认为是中国当时最大的货物转运中心，甚至在很多西方人眼中，汉口市中国最大的商业中心，也是世界重要的商业中心之一，是一个国际化都市。汉口之所以如此，主要得益于它得天独厚的地理和交通位置，通过很多优良的内河航运连接着其他各省，沿长江顺流而下可至江西、江苏等省，溯流而上可至四川，又有湘江通至湖南，再至广东或云贵地区，有汉江通到陕西，向北沿陆路则至中原和河北。这种发达的水运使中国在当时克服了长距离、低技术的障碍，在18世纪中期形成全国性市场。汉口吸引了大量来自江西、湖南、广东、陕西等地的商人，这些商人以乡籍为纽带，通过行会组织起来，一般来说，每一个地域的商人都经营者集中主要的货物，如四川的粮食和药材、湖南的木材、江南的纺织品等。商人组织的最重要形式之一就是行会，根据罗威廉的考察，当时有很多独立的商业经纪人，他们的基本作用是管理一类商品交易的市场和在买卖之间充当中间人，经纪人一般都有自己的货栈，或者是某一栈行的合伙人。栈行里储藏着委托人的货物。“它一般附设有一个客店，商人们和他们的伙计们在汉口做生意时就住在这里。这些货栈兼客店是汉口真正的心脏。”[26] 

正是在这些客栈兼货栈的商行中，各地的商人汇集在一起，成为伪稿传播的主要场所。 

乾隆十六年正月初七，汉口志远堂参店管帐的江绛縛，收到了堂叔江锦章从老家江西清江县寄来的银票，而信里还有伪稿一份。江绛縛是店主江华章的堂侄，他的堂弟江舜五载汉口的另外一个商栈天源行当伙计。显然他们兄弟之间的来往非常密切，江舜五很快就看到了那份伪稿，并抄写了一份并带回他的工作单位天源行，而天源行将成为伪稿传播的一个重要环节。 

天源行应该是一个规模很大的商行，或称牙行，这种商行既经营货物，也为行商存储货物，或充当买卖中介。当众多商人聚集于此的时候，这个商行也就成为商人们交换商业信息、谈生意的地方。左羮陶、朱步兰等人来自江西，他们将汉口的布匹贩卖到云南，将云南的铜贩卖到汉口，做这种长距离的贩卖贸易。 

左羮陶、朱步兰等人作为行走天下的商人，因该对商业信息异常敏感。乾隆十六年正月，他们在天源行住宿期间从天源行的老板陈俊臣那里看到看到了伪稿，并进行抄录。 

乾隆十六年五月，左羮陶、朱步兰等人从汉口贩布匹到了云南，他们在云南落脚的地方是昆明的一个商行——信丰行。一同前往的同乡客商朱醒庵丛他们那里得到了伪稿。信丰行应该属于那种规模较大的商栈，信丰行主人叫万廷选，来这里落脚的除了从汉口来的这些江西客商，还有其他地方的商人，其中就包括从四川来的一些药材客商。其中一个叫饶子美，在四川和云南之间贩卖黄连，他在信丰行从汉口的这些江西籍的贩布商人手中得到了伪稿，然后他给了一个叫唐宽的“挑担贩卖黄连之人”。饶子美和唐宽之间应该既是四川老乡，又是同行，而且唐宽是黄连的零售商，应该是到信丰行从饶子美处进货。唐宽是一个流动性很强的小贩，和另外一个四川黄连客商谭永福也有密切的业务往来。谭永福住在另外一个商行——五福行。唐宽把伪稿带到了那里，谭永福和他的伙计郝彭祖等人正在卖黄连，他们从唐宽那里抄了伪稿，原稿则送回信丰行。半个月后，身体患病的谭永福离开五福行，或许准备回四川老家，走到贵州安顺府时，住在胡家旅店内。在这里，他遇到一同住店的候补守备彭朝贵，并将伪稿传给彭看，彭朝贵则又传给其他两个候补守备阅看，候补守备李全则以为是正式奏章的底稿，于是抄录一份交给了驻安顺府普定县的提塘吴士周。吴士周则将守备给他的伪稿当作正式的朝廷奏章抄入邸报之中，送给了贵州古州镇总兵宋爱。六月二十二日，宋爱收到了这份邸报。 

对这些口供的连接，让我们能够比较清晰地看到伪稿是如何在各个层级的商人是如何传播伪稿的，也展现出一个比较完整的的商业网络。把伪稿跨省传播的是江西籍商人朱醒庵、左羮陶、朱步兰等人，他们在汉口和云南之间进行长途贩卖布匹和铜，另外在江西、汉口两地作人参生意的江氏一家，也起到跨省传播的作用。在省内传播伪稿的是在南昌和清江之间贩卖帽子的商人罗绍文等人，罗绍文还往来于江西与江宁之间，与江宁的游国礼帽行之间有业务往来。最后，把伪稿传向四面八方的则是像唐宽这一类挑担贩卖黄连的小商贩。同时，伪稿之所以能在这些不同地域、不同行业的商人之间来回传播，商行在中间起了很大的作用，犹如一个商人们进行信息交流的平台。 

但为什么清朝自中央到各省动用了那么强大的力量最终都无法破案呢？ 

强大的督抚力量与日渐失去的基层 

通过仔细分析伪稿如何传播，可以让我们看到：清朝依靠督抚力量建立起卓有成效的政治统治，督抚掌控一省或两三省的最高权力，具有强大的政治和社会动员能力。然而，随着商业大规模的发展，人口流动性增强，在很大程度上消解着清朝以督抚力量为基础的政治统治。貌似强大的督抚力量能否有效地治理基层，是清朝统治所面对的一个越来越明显的问题。 

清朝的政治统治是以督抚集权为基础的皇权专制。与明代地方分权体制不同，清代自入关之初便确立起一套督抚集权的地方政治体制。特别是随着奏折制度的建立，督抚普遍获得折奏权后，督抚在地方政务中更加具有主导权。魏斐德在《洪业：清朝开国史》中充分展示了在满洲人刚刚入主北京后，张存仁、孟乔芳等一批督抚是如何安抚地方、平定叛乱，直到三藩之乱时，范承谟等督抚仍然在为清朝统治的稳定做出关键性的贡献。魏丕信《18世纪的官僚政治与荒政》以直隶灾荒救济为例，指出18世纪的清朝政府有能力调拨各种资源进行救济，表现出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督抚则是最主要的组织者。孔飞力《叫魂》则以割辫案为例分析了诸多督抚在这个大案处理过程中，如何与皇帝进行博弈的。在乾隆四十六年的山东巡抚国泰腐败案揭示出，时任布政使的于易简同为封疆大吏，在品级上也只比国泰低一级，但在向国泰汇报时竟然要跪着。可见当时督抚的跋扈。正如乾隆所说，皇帝通过督抚指挥全国，犹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 

这种督抚集权的地方政治体制有其最大的优点，即督抚能够最大限度调动辖区内的各种政治、军事、经济和社会资源，能够在应付各种突发事件中表现出极大的社会动员能力。而且，通过奏折制度，他们与皇帝之间保持着密切联系，忠诚而有效率地执行皇帝的命令，并从中获得巨大的权威。所以，清朝的督抚在应付灾害、叛乱、民变中表现突出。基于此，我们似乎可以称之为“督抚力量”。 

但这种督抚力量在清代历史中也表现出严重缺陷。首先是集权导致严重的腐败，此处毋庸多言。其次，督抚有着固定的辖区，守土之责是其最重要的职责。当一个事件发生在其辖区之内时，督抚还能够应付，一旦事件超出其辖区，是跨省的，各督抚便难于疲于奔命。 

在伪稿案中，涉案各省的督抚受到了来自皇权的强大压力。乾隆帝经常斥责各省督抚查办不力，“一切委之属员，辗转关查，拖延时日。而其中情伪百出，有挟仇扳诬者，有受嘱开脱者，有畏刑妄承者，甚至教供串供，附会迁就，株连扰累，不胜其烦，而正线转迷，首犯尚悠然事外”；关键即在于“上下相蒙”，“以模棱为大度”。[27]伪稿的追查目标，似乎又不在其作者和传抄者，而指向了办事不力的地方官员。 

面对这种压力，督抚们一面向皇帝不断奏报自己如何高效地抓获疑犯，一面困于真正的撰伪稿者踪迹皆无，则希望利用手中的权力，尽快找到替罪羊来做了解。首先是原江西巡抚常辂希望能够以已经死去的游国礼为疑犯来结案，然后新继任的江西巡抚鄂昌又编造了施氏一门的故事，而两江总督尹继善也倾向于以此结案，施家的几个人显然明白他们的危险处境，但他们和官方进行了长时间的博弈，直到京城，才揭出真相，戳穿督抚们的故事。对于从山东牵涉到江南的另外一条线索，尹继善则希望将目标锁定官贵震，可官贵震又供出很多人，最后也是不知所终。 

乾隆帝一再表示此案“殊于大清国体统颜面有关”[28]，“关系风俗人心者甚大”，不得“畏难中止”。[29]但因伪奏稿流传广远，来源不一，涉案人多，以致追查将近一年，依旧是“了无头绪”，各省锁定的嫌犯们不是已经亡故，就是查无此人。辗转追查，不得结果。最终乾隆帝也意识到督抚们的怠工，虽然他也处分了常辂、鄂昌等十几个督抚官员，但当追查到向尹继善这样的顶级人物时，乾隆虽有责怪之意，但也明白此案无法再查。他必须接受督抚们的意见，迅速找到卢鲁生、刘时达等为等所谓伪稿作者，勉强结案，让这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草草收场。[30] 

那到底是什么让督抚们感到追查伪稿嫌犯的难度呢？通过追踪在伪稿案中的那些传播者，我们发现商人是主要传播者，而其传播路线暗合了中国清代中期在商业的长距离贸易路线。表面上看起来非常高效的督抚，实际上在查办这种跨省传播是已经疲于奔命。在云南抓到的嫌犯左羮陶、朱步兰等来自湖北，所以必须解送到湖北对质，而湖北的案犯陈俊臣等来自江西，所以又要到江西抓捕。而江西的陈俊臣又到湖南等地去做生意了，而且，这种嫌犯即使是跨省千里追捕，好不容易抓到了，也未必有用，或是死了，游国礼就是一例。再以尹继善为例，他身任两江总督，江苏、江西都属其辖境，可仅仅是在江西、江苏之间的提解案犯已经让尹继善非常挠头。他先派江宁驿道周承勃坐镇江西，专审此案，可最终需要把案犯提解到江宁由尹继善亲自审问。然后，围绕着施家兄弟的口供，江宁、江西、京城几个地区之间驿马奔驰、文函往来，但抓到的刘丰禄等都是无关紧要的人，最后一干人犯又被解送到京城对质，却驴头不对马嘴，各方口供都对不上，枉费一番力气。其间的辛苦可想而知！ 

商业的发达不仅推动了伪稿的传播，加大了当时的查办的难度，而且也深刻反映了伪稿传播作为政治文化在民间的发酵。所谓政治文化，是指一定时期一个民族普遍奉行的政治态度、信仰、情感、价值等基本趋向。美国学者阿尔蒙德和维巴把政治文化定义为针对政治客体的“取向性”模式，包括认知取向、情感取向、评价取向。[31] 伪稿在长达十多年的流传过程中，其内容也在不断变化，如前所述，从最初的评价朝中大臣，到后来对乾隆皇帝本人南巡、杀张广泗等事件的评价，是一种成于众人之手、传于众人之口的政治传说。塑造清官形象、并借助清官之口来品评时政，是中国民间社会表达对当前政治不满的一种常态。在伪稿的传播过程中，人们要么在酒馆中口口相传，要么在商栈中转相传抄，却没有人质疑它的真假。随着商人的脚步，伪稿传遍大江南北，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甚至连挑货郎都会怀揣一稿，可见其流行范围之广，对人们的影响之深。实际上，伪稿由商人传抄，在不同省份间、不同行业间、不同社会群体间的广泛传播的过程，也是这些人在表达对政府不满感情的表达，它们不问真假的传抄，也是对这种感情的认同。可以说，商业的发达、商人的传播加快了不满政府的政治文化的发酵，这其中包含着人们对政府行为的质疑。 

约翰·汤姆森（John Thompson）认为：“人们不会被动地接受意识形态，或者他们所服务的统治，而总是可能在攻击或否定这些形式和关系，或者对其极尽挖苦和讽刺，或想方设法拒绝在特定环境下意识形态的力量。”[32]从这个意义上讲，通过这个案件，乾隆帝虽然草草收场，但官员的暧昧、民众的不满情绪还是会让他有深刻的感受。但在如何面对这种社会感情时，乾隆帝走了一条强硬应对的路子，并一直贯穿到他的统治。乾隆十七年十一月，就在伪稿案追查陷入僵局时，御史书成曾上奏劝乾隆帝不要再严查下去，以免冤案累累。可乾隆帝对书成大肆批判“今书成身居言路，不思办理重案，必当水落石出，当此政治清明之日，忽为颟顸了事之见。使如所言，则朕与诸臣，何必惟日孜孜？托名清简，诸事皆可不理矣。且伊系满洲世仆，似此丧心病狂之言，如诅咒彼父祖者，乃视为漠然，则所系于败坏满洲尊君亲上之风为尤甚。著革职，交武备院执伞苦差处学习规矩。”[33] 

御史书成被送去受苦反省了，乾隆帝也未能捕获真正的撰稿者。然而，在以后的历史中，乾隆帝将会以更加强硬的姿态来维护满人已经居于正统地位的意识形态，以高压手段应对基层百姓、特别是汉人的广泛存在的不满情绪，特别是要通过一浪紧似一浪的文字狱、通过严厉的征书和禁书活动来破解汉人的正统思想，使汉人缄口无语。然而，乾隆帝不知道，在努力以高效的督抚力量来维护王朝政治统治，在以高压政策对待民众政治感情，以寻求王朝政治统治合法性的同时，却在失去基层、失去民众，失去王朝的合法性，基层将会孕育更深刻的不满情绪，在适当的时候爆发。从会党、教门反抗，白莲教起义到太平天国起义，再到辛亥革命，正是由于失去了基层社会，清朝的统治受到来自基层的一浪高过一浪的冲击，最终崩溃在革命的浪潮中。 

                                                          （完） 

[1] 本文的研究得到中国人民大学985工程新时期经费的资助。 

[2] 陈东林、徐怀宝：《乾隆朝一起特殊文字狱：“伪孙嘉淦奏稿案”考述》，见《故宫博物院院刊》1984年第一期第3—10页。 

[3] 戴逸：《繁露集》第36页，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 

[4] 陈桦《清代财政与社会经济发展》，见郭成康等著《康乾盛世历史报告》第99页，中国言实出版社2002年版。 

[5] 参见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6] （美）罗威廉：《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6页。 

[7] 参见方行、经君健、魏金玉主编《中国经济通史》（中卷），第968页。 

[8] 《清高宗实录》卷三九六，乾隆十六年八月戊戌。 

[9] 《清高宗实录》卷七十一，乾隆三年六月辛丑。 

[10] 《清高宗实录》卷三百九十六，乾隆十六年八月庚申。 

[11] 《贵州巡抚开泰为审讯提塘吴士周等人事奏折》，乾隆十六年七月二十二日，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间伪孙嘉淦奏稿案史料选》（一）。 

[12] 《云贵总督硕色等为报查明伪稿来自湖北事奏折》，乾隆十六年七月二十九日，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间伪孙嘉淦奏稿案史料选》（二），见《历史档案》1998年02期。 

[13] 《湖北巡抚恒文为审理传抄伪稿诸犯事奏折》，乾隆十六年八月十八日，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间伪孙嘉淦奏稿案史料选》（二）。 

[14] 《江西巡抚舒辂为报审理陈守璟等诸犯情形事折》，乾隆十六年九月初六日，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间伪孙嘉淦奏稿案史料选》（三）。 

[15] 《两江总督尹继善为报审讯传抄伪稿之万仁汤及委员办案事奏折》，乾隆十六年十一月初八日，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间伪孙嘉淦奏稿案史料选》（四）。 

[16] 《两江总督尹继善为报从前审案错误并现在详审伪稿正线事奏折》，乾隆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间伪孙嘉淦奏稿案史料选》（六）。 

[17] 《姜丝巡抚鄂昌为报道员之子施奕度传播伪稿事奏折》，乾隆十七年正月十一日，乾隆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间伪孙嘉淦奏稿案史料选》（六）。 

[18] 《两江总督尹继善为报施奕度传抄伪稿来自京中事奏折》，乾隆十七年七月十三日，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间伪孙嘉淦奏稿案史料选》（八）。 

[19] 《江西巡抚鄂昌为报施奕学伪稿源自赵殷中事奏折》，乾隆十七年七月三十日，《乾隆间伪孙嘉淦奏稿案史料选》（八） 

[20] 《兵部尚书舒赫德为报施奕学案内刘士禄解京事奏折》，乾隆十七年八月初七日，《乾隆间伪孙嘉淦奏稿案史料选》（八）。 

[21] 《兵部尚书舒赫德为报遵旨审讯施奕学、皂保供词不符事奏折》，乾隆十七年八月二十九日。 

[22] 《清高宗实录》卷四百二十一，乾隆十七年八月壬子。 

[23] 《清高宗实录》卷四百二十二，乾隆十七年九月乙丑。 

[24] 《清高宗实录》卷四百二十六，乾隆十七年十一月戊辰。 

[25] 《清高宗实录》卷四百二十七，乾隆十七年十一月丙子。 

[26] （美）罗威廉：《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第91页。 

[27] 《清高宗实录》卷四二五，乾隆十七年十月丙午。 

[28] 《清高宗实录》卷四〇二，乾隆十六年十一月甲戌。 

[29] 《清高宗实录》卷四二九，乾隆十七年十二月丙午。 

[30] 陈东林、徐怀宝：《乾隆朝一起特殊文字狱：“伪孙嘉淦奏稿案”考述》，见《故宫博物院院刊》1984年第一期第3—10页。 

[31] 从日云：《西方政治文化传统》第2页，大连出版社1996年出版。 

[32] 转自张勉治：《马背上的王朝：巡幸与清朝统治的构建，1680-1785》，哈佛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 

[33] 《清高宗实录》卷四百二十九，乾隆十七年十二月乙巳。 

（资料来源：《清史研究》201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