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区域背景
江南地区的核心是环太湖流域，地势低洼，湖荡汊港等水体形态密集分布于内。其水源主要来自西部茅山、天目山的溪流，经苕溪（分东苕、西苕）、荆溪等大流汇入太湖，再经由“三江”下泄入海。明清时期的“三江”地区一般是指吴淞江、刘河、望虞河等。明人早就指出，“东南民命，悬于水利，水利要害，制于三江”①。清代人普遍认为，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杭州、嘉兴、湖州与太仓的土地虽不及一省之多，但其赋税“实当天下之半”，堪称国家的根本；而且在地势上，这些地方是湖高于田，田又高于江海，水利修治显得十分重要②。由于江南地区水流“纡迴百折，趋纳有准”，其患常常在“塞”③。洪涝期的排水作业，当属江南地方政府的首重要务，在这样地理条件的局限下，江南产生的治水技术也与此密切相关。
在传统的苏南地区，因处于太湖水系的下游，为基本的排水地带，历史上一直是以吴淞江为中心的；在浙西，则基本属于太湖水系的上游，是水源地带，水利事业的兴废长期以湖州府的漤港为中心。就整个历史时期而言，这里的水利社会史，可以说是以吴淞江为主导的，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中央政府，对它的关注程度远远高于其他地域，这也深刻影响着明清时代及后来人们对江南水利的基本认识，并且经常强调这一带的过剩水量如何排泄的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讲，这里的水利史是以洪涝灾害史为主流的。
因此，在以往水利史的研究中，较多关注的是太湖水系上游与下游的洪涝灾害，特别是下游以吴淞江为中心的排水于道治理问题，研究成果较多④。然而，与涝相对的旱，在江南历史上也经常发生，以高阜地带最为明显，危害并不亚于那些大水灾。明代后期的江南大旱灾与清代特大旱灾的屡次发生，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这里的水利社会。以清代而言，江南发生过的特大旱灾，至少有14次，即发生于顺治九年（1652年）、康熙十年（1671年）、十八年（1679年）、三十二年（1693年）、四六年（1707年）、五三年（1714年）、六十一年（1722年），雍正元年（1723年）、二年（1724年），雍正十一年（1733年），乾隆五十年（1785年），嘉庆十九年（1814年），道光十五年（1835年），咸丰六年（1856年），都表明旱灾在江南的严重性⑤。譬如，乾隆五十年（1785年）夏秋之交的大旱，使河流四涸，井底干枯，许多地方连日常饮水都感到困难，更无暇车救农田了，人们开始外出求水。嘉庆十九年（1814年）夏季由于旱期太长，地上都长了毛，河港全枯，行路不必再循桥坝，各随走向⑥。这样的旱情，实在令人惊怖。
与松江府、苏州府相毗连的浙西嘉兴府，河港分布也相当复杂。明清两代，该府统辖了嘉兴、秀水、嘉善、海盐、平湖、崇德（清代改称石门）、桐乡七个县⑦，都号称水乡泽国。以水地面积与平地比较来说，水就占了十分之五、六，而且环江带湖地区，纵有浦，横有塘，其支流随地域不同则有港、泾、荡、浜、瀼、淹、溇等称谓⑧。清代著名的水利专家、地方官王凤生的水道概述⑨，可以让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这里的水文环境：
嘉郡，泽国也……众水发源天目，上承杭、湖两郡之委，以下达吴淞之江、黄歇之浦，其间群流交贯，吐纳潮汐，瀦为泽，迤为川，析为港汊，尤难更仆数。……府境之水，其大者有三，一曰漕渠（即运河），一曰长水塘，一曰海盐塘。……以上各水，皆郡之来源，至于汉塘，东至平湖县境五十余里为市西河，受陶泾水（即界泾），东经县治入当湖，又东三十里，或由广陈出朱泾，或由新仓出姚家廊下，或由洁芳桥、吕公桥出溪塘、新塘，至龙头，均归东泖；又由普济桥东出金丝婕桥，至金山，又自城西出孟家桥，至嘉善，又自东湖出东塔桥，合陶泾水，东流入乍浦独山，统归泖湖，由黄浦以入海⑩。
嘉兴府在明代实行分县改革后，南部地势较高的县内，大抵旱多潦少11。平湖旧隶海盐，至明宣德五年（1430年）分析其东北境之当湖镇而立县12，称平湖，意思是与湖相平。它既与西边的海盐、海宁有着相似的地理背景和水利条件，又与东边的松江府接壤，与淀泖水系相沟通，也属浙西要隘之一；历史上这里发生的旱情多于水患，与真正低洼水乡的社会生活，还有较多的不同，须时时关注水利方面的建设，蓄存水源。乾隆年间的地方文人这样描述平湖：“面山环海，左枕三泖，右控具区，洵西浙之藩篱，东瀛之门户也。城郭之中，街衢纷错，舟楫通行，……东湖一区，实为众水之所潴蓄。13”基本上将平湖县的环境特质予以清晰地展示出来了。
平湖县城设于当湖镇，但作为湖泊的当湖，在城的东南部，也称东湖，周40里，分九派，东西南北无所不达，堪称嘉兴府南部诸县的噤喉。就西南地势来说，海盐视平湖稍高，迤逦而西，至海宁，地势更高，直至石门、仁和，绵亘五六百里，都是“仰藉此水，以资灌溉”14。嘉庆十九年（1814年），以嘉兴府通判身份摄平湖县事的王凤生15，对这里的地理情况显然了如指掌。他说：
东南濒大海，以乍浦九山为其绾毂，北汇三泖，西界嘉兴，南界海盐，西北界嘉善，东北界江南金山县，川原沃衍，泖水一日两潮，均沾利泽。虽东南隅稍形窿阜，而渠港流通，亦能曲达16。
但总体而论，平湖县是“原隰不齐”，大概是“原十之七，隰十之三”，容易发生亢旱的地区集中于东十九都、二十都、十四都等，因此必须关注水利建设，多建堰闸17。至于平湖境内的水乡地区，多赖潮汐以资灌溉。无论是高阜地带，还是低洼地区，都需要保持河港的通畅，既利于引水通潮，也便于适时的排泄水流，因此特别忌惮泥沙淤塞、堰坝过于重隔18。
距离平湖县境东北约30里的地方，是著名的三泖，地属松江府华亭县。那里本来称作“谷泖”的水体，往南经过泖桥，再向东南到达平湖县境内的广陈镇，由广陈往西就到著名的当湖了。当湖东南就是捍海塘。谷泖又分细为长泖、东泖。由泖港蜿蜒至横泖，是为东泖，出东泖为泖桥19。
由于三泖在松江、嘉兴一带至为重要，清代浙西有不少官绅对此作过详细的解析。海宁人、生员吴骞就曾考察过三泖的位置与水流，他指出：“三泖本出三江之口，西入虹桥，趋当湖，一支西南入海盐，复经海宁、石门、仁和，汇于塘栖，南达省会之北新关，流入太湖。”又说鲁应龙的《闲窗括异志》谓当湖泖港，至今直通太湖，“尤其确证”19。此后，王凤生对其繁复的源流变化与沿革，曾予详细考证。他说，三泖者，一曰圆泖，近泖桥处较为宽大，故又称长泖，从泖桥而上萦绕百余里，别称长泖，其源就来自平湖的当湖。通过古今对比，他认为：“当以北至山泾、南至斜塘、中有泖塔者为圆泖，踰悬星泾而北，南至泖桥者为大泖，其由泖桥南至当湖者为长泖。”具体位置，根据当时新修的《松江府志》，他指出：“长泖在今金山、平湖之间，虽淤废成田，阔如支渠，而其名尚存；大泖在今娄、金之间，已为田为荡，绝无形迹；圆泖在今娄、青之间，周不过二十里，即近山泾之泖。21”
王凤生在任平湖县令时，吏治勤敏，深受百姓爱戴。他的考订，显然明确了三泖的沿革与位置，而且也揭示了其间的环境变迁。
毋庸置疑，地方水利一直是江南环境史与社会生活史的核心内容。作为研究清代中国水利社会史的权威学者，森田明曾深刻地指出，水利灌溉、治水等事业是无法单独实施的，必须与历史的自然环境、社会经济方面的各种问题密切配合，方能进行22。本文的考察，即以浙西乡村的一个水利设施横桥堰作为解析的个案，拟对地方水利社会史进行重新建构，并就政府如何介入一个乡村小水利设施的全过程，予以特别关注。
二关于横桥堰
南宋淳熙九年（1182年），赵善任秀州知州，建海盐堰81处，后来属于平湖县的有39处。当时已经有人指出，由于历年久远，民逐私利，这些堰多被任意改建，以致蓄泄不时，旱潦无备23。
至于横桥堰，本是一个普通的水利设施，由于地理形势的紧要，居然在清代历朝经常引起官绅们的高度关注。它建于何时，圯于何时，早已无从稽考。据说，本来是一个泄水的地方，而非来水处所24。它位于平湖县城东北45里，东承三泖之流，原来并无堰坝设施；桥本身也荒圮日久，附近居民就筑起堰坝，阻塞了河道25。清前期的人这样论道：
横桥，实因横泖而名也。初有横桥而无堰，何以名横桥堰？从后之人名之也。闸亦后建，何以不名闸？闸毁复堰，不知闸而名之也26。
毫无疑问，上述对于横桥及其建堰的历史，已经相当模糊，有史可据的，应当是从乾隆年间开始的，而且其在水利上的独特意义，也开始被确认。
海宁人吴骞的《重开平湖县虹桥堰记》曾说：
予夙闻平湖有虹桥堰者，在当湖东北四十五里，曰后厍港之侧，逼近松江府华亭县界，上承三泖之流，潮汐直贯虹桥，西注当湖，支虽九派，而西南与盐官之谷水合，故宋《祥符图经》有谷泖之称，不知何时虹桥倾圮。村民初设舟为渡，既而筑堰，又且日渐填塞，侵占成平地，必迷失其故踪。此水不通，则自平湖以西诸邑皆不免涸辙之忧27。
这个虹桥，就是横桥28。当时人普遍认为，横桥堰是东南数县水道的关键，但在平湖县新旧地方志中记载极少29。相对而言，道光三年（1823年）平湖县令汪仲洋的报告（汪氏用的也是“虹桥”一词），要明确得多。他指出：
虹桥堰并非水口总汇，而溪塘大河上下包纳，岸阔流深，此塞彼通，或可听诸自然，顾开通桥堰，其利虽仅得其半，而不开通虹桥堰，其害有不可胜言者。……溪塘大河、虹桥堰相为表里，其导引泖水之内入也，犹人有食气二嗓，饥饱得分物有由入，其泄河水之外出也，犹人有大小二肠，清浊分途，物有由出，一通一塞，犹为偏重，气脉俱绝，不亦僵乎？是不独平湖之病也，由平湖而南则海盐，由海盐而西南则海宁，直西而石门、桐乡，由平湖而西则嘉兴、秀水，由平湖而西北则嘉善，俱病30。
从乾隆元年（1736年）以后，平湖地方水势渐缩，到乾隆四十九（1784年）、五十年（1785年）间，浙西频年旱暵，平湖县的当湖之水自救一县不暇，更焉能波及他邑。以故，海盐、海宁诸县尤显困顿，每遇六、七月间，无论支流泾汊，都化为断港绝潢，数十万顷田畴弥望槁壤，小民奔走告灾无虚日。地方官只是仰祷于天，不知俯察于地。当湖联通三泖，颇有诸县噤喉之谓。当湖东北45里的横桥，很早倾圮，村民最初设舟济渡，既而筑堰，又且日渐填塞侵占成平地，致使泖水来路不通31。
乾隆五十年（1785年）四月，王恒莅任平湖知县，适逢大旱。他力排众议，果断地下令开决横桥堰，使得泖水顺畅到来，直达苕溪，泽被邻境32。五十二年（1787年），盐商方瑞登等奉盐道卢崧的命令，进一步将其改建成三洞环桥，桥的东部建有石闸1座，募夫2名，专司启闭之事33。这是横桥堰历史上有明确记载的首次大事。王恒为此特地撰写了一篇碑记，以述开堰经过及其效验：
乙巳四月，余来承乏，适遇亢阳，远近支河莫不焦涸。六月既望，坊之耆老环籲请开。余驰诣览观，揆形度势，有必不可断遏者，亟为决放，严禁阻挠，水得大来，田无孔暵，在一邑之内，既获有秋，而演漾余波，北至苏州，西渐省会，不第同郡各邑之均为沾溉，泖之利益大矣哉34。
辈分比吴骞小很多的嘉兴人姚驾鳌，乾隆五十年（1785年）大旱的时候，他尚未弱冠。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大旱时期，姚驾鳌从友人李肖舟处看到了吴骞给陈焯的信，知道横桥堰地方可以将泖河水引入内河，引贯西南，以资灌溉。姚氏本来要向当地政府申请这样引水济旱，但恪于众议而未成功。这时，海盐的吴榕园也倡议开堰，就一起联合了海宁、海盐等地16人向平湖县令刘肇绅呈请35，七月二十七日就开始派人勘办，八月初五引水至王店，渐通海宁硖石36。
关于这一次开堰的具体情形，以海盐乡绅王纯的回忆最为详备。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三月，王纯在海宁硖石的张氏“詠斯楼”，写下了《开平湖横桥堰后记》。他感叹道，从平湖县令王恒经营横桥堰开始，到吴骞等人恢扩其事，不数十年间已兴废无常，“可知人存政举，总期后之踵而行之”37。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浙西再次出现大旱情。七月初八，嘉兴生耆胡继儒等向府里呈告，要求开横桥闸，并请嘉兴县开麒麟坝，也获得了成功。至于遇到大水如何措置，姚氏提出四条策议，以供当道参考38：
首先，因嘉兴府西南地区遇旱即涸、遇水即溢，而河畔桑地每年遭受农民的扩垦，加挑稻杆剥入河滩，使临河桑地帮阔，数年间就可增加4、5尺，结果“地日广，河日狭”，严重的地方还不能通船，所以政府要严责坊保监督流浚河道，不许地方民众私占；
其次，各地鱼簖有阻遏河流之害，必须尽快“请县拔簖，以通流水，使南北通流”；
第三，大水成灾，过去多因开河失误所致，应当由官方事先晓谕乡村，以免怨咨蜂起；
第四，太湖、淀山湖、脰湖、三泖等都是浙西乡村泄水的重要去处，曾因盗艘出没，居民筑堰塞断水口，使旱不能进、潦不能出，需要趁农暇时下令附近居民改土堰为栅栏39，堰外再加闸板，“无事则下闸截堵，有事则启闸流通”。
姚驾鳌的策议，可以反映有清一代江南乡村水利方面的基本问题，具有普遍性的意义。
其后，当地居民在横桥堰西面3里的斜桥又筑堰一道。这道堰坝在同治十二年（1873年）大旱期间，由嘉兴知府宗源瀚通令开决，挖掘深通40。这一年新建的斜桥，由平湖知县邢守道捐钱建造41，宗源瀚写了一篇建桥记，以表彰其功。斜桥堰的开通，使河水及时溉及农田，并波及邻境，“旱不为灾”42。
道光三年（1823年），江、浙两地都准备大修水利。正月十八日，嘉兴府接上级政府令，要求各县“疏浚下游水道，以资涸复、播种春花”。海盐知县汪仲洋对此作了很好的表态，主要是申请重开横桥堰。他强调从浙西水利的长远考虑，应当在嘉善、平湖通水人泖处加强水利工作；至于经费，应请筹款垫付，再由各县分摊。根据汪氏对平湖横桥堰水利情况的实地查勘，工程估单中涉及的开掘淤沙、重建麒麟坝闸与横桥堰闸的工料、修桥费用等，需要库纹银20609.93两⑤。
嘉兴人姚文枏是浙西名宦，也是徐用福的姻亲。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他指出了浙西环境的恶化、水利举措与地方社会的关系，议论也较深刻：
最为害者，土涨后乡人私筑土堰，有十余条之多，以便行路，阻遏来水。嘉善境内，亦有之。余亲历各境，中年人犹指所变桑田不少也。近复渐增渐多，是非水性之不 利，实人事之不修。若不极力疏通，日后河道势必全塞，浙西之生计将绝44。
不久，嘉兴知府宗源瀚即向上级政府再次提出开决横桥等堰、引泖水济旱的请求。宗氏的立论依据与开堰原因，是历朝地方官绅的实地勘察经验，以及绅士的各种言论。宗氏提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闰六月二十日以前的旱情，几乎造成灾荒，他提倡应该利用农暇，抓紧水利的修复工作。况且横桥、斜桥一带，河泥壅塞，已占河面三分之二，再不疏通，将会产生旱无以纳、潦无以泄的惨象。宗氏又说：
道光年间，乍浦同知王凤生，留心郡国利病，奉檄遍勘水道，著有《浙西水利备考》，即言平湖通泖各河道，宜疏复深通，剷削涨河，撤去堰坎，清厘旧址，以免久而淤塞。而汪仲洋通禀中亦议清查私垦，开掘沙涂，严禁填占，且于宽深、丈尺、土方、工用，皆有估计，其说甚详。
为此，应该参照历史的经验兴举水利。十月初八日，宗源瀚向上级的报告中，还特别指明，斜桥堰地区已经由平湖县令邢守道全力兴复水利，加固斜桥；而横桥堰的开堰缘由等情况，需要呈明上级后才能展开具体的工作。宗氏特别表扬了邢守道勤于政事、为地方公共工程极尽心力的精神，十分难得45。
地方公事，除了地方官员的努力兴导外，绅士们的言行及积极参与十分关键。在清代平湖县有关横桥堰公共工程的屡次兴废过程中，这些官绅，显然颇具乡望色彩。而且许多事例也表明，没有他们，横桥堰的重开工作无一可能成功，自然也不会有水利方面的一系列积极效验。
这些，时任嘉兴知府的宗源瀚看得十分清楚，也多次向他的上级反映这些事实。不过，他首先强调的是政府的态度及其在地方公事中的积极性等问题。宗氏的想法，得到了浙江巡抚杨昌浚的首肯。为了保证水利工程按计划、有序地展开，禁止任何违犯政府举措行为的发生，宗源瀚还以嘉兴知府的名义，向府内各城乡地区发布了一则通告：
钦加三品衔、候补道、浙江嘉兴府正堂、世袭骑都尉、加一云骑尉宗为出示晓谕事。本年十二月二十日，奉藩宪恽札开据，该属绅士徐用福、姚文枏等呈称，厍港等处工程，现已会同印委祀土开工，所有各处阻绝水道之大坝及拦阻潮汐往来各簖，垦乞扎府出示晓谕，一律拆拔，呈请察核等情到司，据此查疏浚厍港各处工程，该绅等择日开办，所有邻近阻绝水道之大坝及拦阻潮汐之鱼簖，自应一概拆除，永远禁止，据呈前情，除批示外，合亟札饬，札到该府，立即遵照，查明邻近各坝、各鱼簖有碍水道之处，刻日出示晓谕，勒令一律拆除，永远禁止，如有抗违，即行拿究，一面转饬平湖县妥为弹压，照料查禁，均毋违延，切切。等因。奉此查泖浦塘、厍港等处工程前经本府会同县委禀奉藩宪详准，拨款开浚，其大徐塘等处归姚绅捐办开通，现已先后开工，所有各该处阻绝水道之大坝及拦阻潮汐往来之鱼簖，自应一律拆除，永远禁止，以通水道，除饬平湖县将开浚各工妥为弹压照料并随时查禁外，合行出示晓谕，为此示，仰该乡民渔户人等知悉，凡所有邻近各坝、各鱼簖有碍水道之处，刻日一律拆除，不准再有筑设，如敢抗违及阻挠情事，定即拿究不贷，各宜凛遵毋违，切切，特示。光绪廿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给46。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直到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杨氏所允准的“俟农隙之际，察看兴办”，并未得到实行47。也许与杨昌浚因牵涉刑案而去职有关48。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六月份，浙江布政使恽祖翼49，对嘉兴府规复水利、加强河道疏浚的工作，予以高度评价。他认为，凡是有碍农田水利的，应该予以排除，宗源瀚领导的嘉兴府水利规复工作，意义重大，“从此，遇旱则嘉属之七县、杭属之海宁、钱塘均受灌溉；遇潦则并仁和、钱塘、归安、德清等县亦同畅泄，地方受益，实非浅鲜。”因此，他出面向浙江巡抚刘树棠呈请，要求按照嘉兴府的计划，由省里垫付公款银17500两，以后“按丝输捐，分年归补”；对徐用福尽心地方公益，姚文枏捐资工费银2800多两的义举，应向中央申请嘉奖50。很快，巡抚刘树棠就作了批示，并在七月十四日向中央禀报，获得通过；而关于表彰徐、姚二人功绩的奏请，也同时在二十八日得到允准51：这是清代大规模整治浙西嘉兴府平湖县等地区水利的最后一次，影响深远。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七月间，有关清代平湖县横桥堰的兴废与相关各朝水利事业的隆替，已经地方文人之手，结集而成《浙西横桥堰水利记》。海盐县人徐用福受委托52，撰成序文一篇，将横桥堰的历史大概予以详细说明：
乾隆丁未吴槎客（骞）先生致平湖司训陈君，书达邑宰王公（恒），开堰筑桥设闸。己酉，复致宪幕张君，书请琅公发款，派员督率大开。两君皆先生莫逆交，一言而得二十余年乐利，遇也，亦天也。嘉庆己卯、庚 辰，嘉兴生耆请府县启闸，其时桥与闸已废。道光三年，盐令汪公（仲洋）稟估未办。咸丰丙辰，海宁进士陈君锡麒与同志亲访其地，图开未成。同治癸酉，署嘉守宗公（源瀚）勘稟大府，先由平湖令邢公（守道）捐廉数百，开斜桥堰，而虹桥港奉批于农隙举办，时迁则已。光绪壬辰，夏旱，余请于上，委郡守宗公履勘，士人以无关宣泄，尼之，而雨适至，历数十年屡图不成，不遇也，亦天也。以十余县水利，数万金工役，临渴掘井，必无成理。应于海宁、嘉属合筹巨款，力请于上，专委大员，绅出佐理，开复旧规，建桥设闸，以时启闭，则涝可消、旱可纳，且于旱尤宜。先不可使河水之速泻，后可纳泖水之频来。浙西绝大水利，万民有食，成赋无亏。今朝廷方励精图治，特简大臣讲求农学。惟讲农学必求水利，舍是虽别有善策，恐无能为役。爰集府县志所载，及前人记牍汇刻一编，如“南湖考本”，俾后之人有所征焉53。
因有切身的感受，徐用福的记录自然具有很强的真实性，特别是几次兴复横桥堰的原委，由他道来，更见精核。
三环境变化
在江南的很多地方，水利设施若非长期细心维护，淤废是必然的结果。
光绪年间，徐用福对浙西水利及其环境作了如是评析：
浙西水利，首在天目，由余杭南湖灌注；尾在三泖，由松江、黄浦消纳。当夏秋之交，海潮盛则泖水亦盛，漫溢内河，俗称北水。此天生不涸之源，以滋养嘉禾也。善、平当尾之口，呼吸灵通；禾郡当尾之右，潜伏消长。故善、平、嘉、秀必大旱而后属意于此。独海宁、海盐居尾之前，如岸之壖，黄梅无雨，南风泻泄，万车齐戽而河先涸，故即小旱而宁、盐两境已困，亟思引泖以救灌。盖地之高下不同，即缓急之情不同也。泖之来源，自青阳汇之龙头，入嘉属通道不一，而溪口厍港最要，取其直西也。惟流逆沙涌，不时加疏通，尾闾阻塞，天时不顺，地利不求，使万顷田畴坐听枯槁。
徐用福还认为，较近的典型事例，是崇祯十六年（1643年）五月至七月间，长期出现的干旱，“农人戽水救苗，河尽涸”；不过那时幸运的是，松江泖水忽然增长倒灌，随戽随满，苗寻不死，岁薄有秋54。
环境的变化虽然缓慢，但细心的人们都会发现，这种变化的结果是相当严重的。雍正年间，海盐庠生冯人佺在他的水利条议中，就已提到，海盐“城河淤塞，历有年所，自管家桥而东为尤甚；南门、北门虽有河形，舟楫不通，地脉阻塞，所关匪细”55。乾隆年间的人们，深刻地意识到平湖县地区“乃以民居稠密，日侵月占，而水道窄、河流淤矣。”显得不无忧虑56。嘉善人黄凯钧的《遣睡杂言》，则提及嘉庆十九年（1814年）江、浙夏季大旱时，松江与嘉兴两府地区虽称水乡，都因河流日浅，对农田造成严重影响。当时较积极的做法，是要利用潮汐上涨时候，及时地进灌田苗57。
灾害的不断产生，使地方官绅不得不重新审视水利环境。咸丰六年（1856年），江南再次出现大旱58，海宁进士陈锡麒与一些关心地方公益的绅士，亲身考察横桥堰等地的水利环境，既作了详细的记录，又提出了若干建设性的意见。陈氏自撰的《访横桥堰日记》写道：
自平湖东湖至杨白堤，沿溪塘大河，直趋东北，约三十余里，抵青阳汇口，西入小港，即新埭镇。出青阳汇而南约六七里，入厍港而西，河面宽者约四五丈，窄者二三丈不等。复四五里，抵横桥故址。惟见桥石横斜，两岸土滩皆昔时河身。桥东旧亦有港，今亦淤塞，潮大时间亦可通。西去里许，抵杨庙。庙南向仅容数武，有王公“横桥碑记”嵌右墙，完好。庙西有大汇漾，漾西沙沱约涨数亩，皆蒲草，沙脚漾口，土人就筑小堰，阑水种菱，广十数亩，蓄水不行。西南一港，又有叠堰；数十步外，望有木桥，即斜江堰也。其南马浦塘，其北不及半里，复有一堰，询系道光初年始填此堰，名高闸基堰，旧时必亦闸基59。
他还说，杨庙前面的河道本来呈十字形，东面正好是厍港，港水由港口西来，过指挥坟前，直趋横桥；锺带庙北的余镇塘水，本来也是水流通畅，现在河道里重叠设堰，“蓄水如池”，致使北来之水绝断。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村民始以渡水不便，截流作堰，后复于堰下凿穴启闭，节节递受，节节关防，潮来则开，潮去则塞，不费人力，吐纳如意。彼私其利而欲夺之，其不视为害也几何”。横港水口最淤浅的地方，只能容小艇通过，岸边蒲草交丛，“数年后必无水道”。从厍港南人马浦塘一路，水势仍然较为畅通，“乡民往来以木罂或小船作渡，牵牛者往往浮鼻而过”。而且，欲引北流水源，要从开决高闸基诸堰始，首先要开通源会桥港，但是夏秋间附近都在插种田亩，无空余的积土之区；如果先开马浦塘，估计工长900丈，河面宽5、6丈，挑深5尺，宽3丈，底宽5尺，约土7000余方，需费钱4000串。嘉兴府釐局可以抽垫2000串，从地方绅士那里再筹借2000串。结果，准备开工时适逢大雨，潮漫内河，不及施工而止。
再比方说，新带镇南约3里之西岸一港，称鱼池堰，“旧时对岸亦泖水来港，直射鱼池堰港，以达厍港，今来港淤塞，狭隘不及数尺，无水可通。由鱼池堰西南至厍港之流，又节节作坝，是厍港来水断一路矣”。嘉善、平湖分界处横港桥堰，是当地人新开的，尚未疏浚；平湖祗园坊有大徐堰，河坝地多鱼池，也不利于开挖；平湖、嘉善分界处的祇园寺堰，开通后，水流由双石桥向西，至嘉善胥五区的大云寺，可以直抵嘉兴官塘河。咸丰六年（1856年）初，河道已经水浅，到黄梅时节又逢天旱，乡农纷纷到衙门告荒。晚至七月初八，天才降雨，泖水终于通达内河。这一次陪同陈锡麒考察地方水利环境的，还有绅士朱海曙、蒋寅昉、徐月樵、陈研农、潘小渔等，他们在六月二十一日由嘉兴到嘉善，再至平湖，一路上还有嘉兴府司狱尹小庭相助帮办。七月二十日，他们提出一些开堰浚河的策议，都没有成功，只好返回海宁61。
显然，他们的努力，在咸丰年间社会变乱时期，没有产生任何成效。到同治年间，当一些地方官绅再次提出重修水利时，横桥等堰兴复的时已经成熟，那时主要的诱因仍在于旱灾严重。
长期在浙江为官的宗源瀚62，在嘉兴府任上时讲述了清代的一些特大旱情，时间上主要在乾隆朝以后。他给上级政府的汇报中这样说道：
乾隆、嘉庆、道光、咸丰以来，除道光初年及二十九年两次大水外，其余乾隆乙巳（五十年）、己酉（五十四年）、嘉庆甲戌（十九年）、己卯（二十四年）、咸丰丙辰（六年），无不大旱62。
同治十二年（1873年）初夏，整个嘉兴府地区已经两月不雨，“田间桔槔声沸昼夜，支河尽涸，漕渠断流”。在许多地方官员天天祈祷上苍的时候，一些有识之士就建议重开横桥堰，导引泖水前来救旱，不但可以解决嘉兴府属7县的灌溉问题，而且附近府县也能获益。时任嘉兴知府的宗源瀚，在闰六月间与平湖知县刑守道，冒着酷暑，亲勘横桥、斜桥等地情况，并带动当地官绅重开横桥堰。对这一过程，宗氏记载较详：
横桥，直西数里之斜桥，有堰，犹之横桥也。泖水挟泥沙而来，至港辄止，愈前愈壅。凡冒暑两易舴艋，仍徒行，始达堰所。附近生耆踵至，出示乾隆丙午开横桥堰碑文，遂定计于七月朔日兴工，备锸，甫施，潮已直趋而过。初三至初五数日间，郡河水骤涨尺余，向之东流者，至是皆西流。堰既除，复造木桥，以通往来。捐资者平湖县知县邢守道，督工者职员俞文镜、廪贡生王家梓也63。
至于此堰为何如此深受重视，清代人有许多解释。据清人的考察，乾隆朝前，海潮仅至泖浦塘，未及平湖的当湖，所以在乾隆五十年（1785年）后，王恒在东湖滨建有“问潮亭”，嘉庆年间潮水仍可及当湖64。因此，处于当湖与泖浦之间的横桥堰，成为沟通两者的关键。而宗源瀚的解析，则更为深刻：
嘉善枫泾虽通泖，然由枫泾过西塘，则直达吴江，入苏境；平湖之曹家港，溪塘大河，亦通泖，然偏于县东，地势隆阜，不似西流之迅速，是以乾隆、嘉庆以来，为平湖旁邑救旱，皆于横桥一带施工，泖滨之人不私其利，且欣然为董，厥成可知平湖人士之贤。夫泖口淤塞，占河面大半，旱无以纳，即潦无以泄，一遇淫涨，禾西诸县水之趋泖者，为壅沙所遏，平湖且先膺其害，比奉大府檄谋疏浚，图百世之利，是尤平湖人士所宜，距跃俟之者也65。
但是，水利工程常因事易时移，多形荒废，特别明显的是淤塞的反复及民间侵占渔利的行为。
从乾隆年间开始，对水利的规复，至嘉庆、道光、咸丰、同治诸朝，都屡有盛举，然而“沙涂日积，侵占日多”之状仍时时出现。一遇水、旱之灾，地方绅耆只好再度联名上请，要求尽快疏导。光绪十五年（1889年）水灾，十八年（1892年）以后又多次遭受的夏旱之灾，都与水利事业不能良好维继有着紧密的关系。当时，侍读衔内阁中书、海盐人徐用福就曾与地方绅士多次提出要按前代事例，兴复水利，疏浚河港，重开堰坝，都未成功。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夏，海宁、海盐等地再次大旱，徐氏将前朝开横桥堰的旧例寄给郡绅、姻亲姚文枏，通过他再转呈上级，终于获得成功。河港的疏浚工作，在道光年间已估挑土钱48000余千，此次工程预计更为艰巨，只能择要疏通，具体工作也就委托徐用福操作。徐氏不敢怠慢，亲自“放舟东泖，周察水道”，了解环境。他发现，当时东泖全河早已久塞，浦潮从龙头至朱仙汇，自东北而南，环包20里，潮来灌入，各口向西南行，属嘉兴之襟喉、浙西下游之关键。而浦水通嘉兴府境的，有魏塘与汉塘，汉塘靠南，对嘉兴府西南部尤显重要：
汉塘之要口有四：一南条，由鸾子汇折西至朱仙汇，南入平湖东湖，流海盐北境，西南入嘉之锺埭，歧港不一，分达汉塘；一中条，由溪口进厍港，过马浦塘北口，经斜港出斜泾口，合朱仙汇来水，西入善、平界桥，即今开之祗园堰，直至大云寺，西南入香花桥，至钟埭，均达汉塘；一北条，由汪德口经俞镇塘，出北周堰、曹家堰，入南北罗泾，过双石桥，亦至大云寺，达汉塘；一后条，水由青阳汇进口，分流青云桥之南栅港，会于北条，其正流西接枫泾、洙泾、张泾，汇北来之水，势已平缓，不达汉塘，故大通桥之水南北分流也66。
这四个要口中，又以中条、北条为重。中条已请开浚，北条还隔塞不通。根据当地民众的指引，需要找出故道，疏浚开宽北条。此次工程，从十二月兴工，至次年四月完工；费用达24300缗，由省里先行垫拨，具体从海宁州、嘉兴府属7县的丝捐中按年分期拨款归还。同时还获中央钦定，每隔10年要大修一次。
在这次大规模的水利重建活动中，除徐氏本人出力较多外，姚文枏一人就捐资独开了大徐塘（在朱仙汇以西、南条进入嘉兴府境的首要河道）；此外，知府宗源瀚曾实地参与堪丈工作，候补知县汪肇敏与候补同知刘颂年一起负责估工，平湖县令左元鼎参与帮办，候补知县张善友负责维持社会秩序，新任平湖县令史悠禄、平湖县丞徐德彰也同襄是役，海宁朱逢辰、平湖陆瑞榕等都出资帮助67。可见，这样的水利规复，显然是牵动地方各阶层的大事。
与横桥堰相似的，是嘉兴县东南19里的麒麟堰，也称坝，水通汉塘，南北长36里68。堰由附近居民建筑，也是时塞时通69。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胡继儒等既请开虹桥闸（既横桥堰），复请开此麒麟堰，使北水来南，不致迟缓。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松江府南面濒海的金山县也有河塘名麒麟堰，与海潮相接，恐潮势太猛，附近义民申请在塘内筑起土堰，在塘边还准备了土块、木樁、牛粪囤圈等物作为阻闭之用，每天开塘放潮两次，有利无害。金山在平湖东北，遇旱即开堰，其利还波及嘉善70。
四 乡村水利与社会
水利的兴废，通常都发生于乡村地区，其间产生的利弊又勾连整个地域社会各方面的利害关系，而每次水旱大灾的发生，不但揭露了水利方面的荒怠情况，其严重性又总是反复引起官绅阶层的高度关注。
顺治十八年（1661年），桐乡人张履祥给崇德县的朋友曹射侯的信中，指出了当时水旱灾害不断给崇德、桐乡、海宁等地所造成的危害。张履祥亲眼目睹了地处水乡泽国的江南在大旱时田禾尽槁、运河之水逆流而西的恐怖情形，从嘉兴府城到皂林镇的百姓，都冒着酷旱，昼夜不断地“车救”农田，而车不到的地方，只好望天兴叹，庄稼“弥望皆枯”。这些地方都属江南最为富庶的地区之一，在灾害时期同样也出现了百姓流亡、“桑柘伐”、“室庐毁”与“父子夫妇离”等惨象，而且“逃赋役者莫敢归，丐于途者靡所适”71。这不能不让人感受到灾害的严重和地方政治的荒怠。所以很多士绅百姓都疾呼要全面维护江南地区的水利。
康熙初期，嘉兴知府袁国梓这样论道：“古人治地，必先治水，水利之得失，关乎财赋，财赋之盈缩，关乎国家，而民命因之矣。三吴多水之区，财赋甲天下，浙西诸郡，嘉兴势属下游，故水利视他方为急。”他不但强调了嘉兴地区水利的重要性，而且更强调嘉兴与苏州的水利地位有着同等意义，“禾居上游，苏为委尾”，除了需要不时治理青龙、白茅、安亭、白蚬诸港，令其深阔、便于排除多余的水量外，嘉兴府高阜的乡村地区，特别是平湖全县、嘉善县的南境、石门县的千乘乡、秀水县的零西乡，恒苦旱灾，圩岸、坝闸、塘浦、港汊的维护与海塘的建设一样至关重要72。
康熙十年（1671年），秀水知县李见龙指出：江南低洼水乡地带，水源丰富，就嘉兴而言，从西面来的官塘，自王江泾起，设有闻店桥、六里桥、金桥、百步桥，到府城西面设有栅堰桥，这些地方恰恰是诸水冲啮之处，“立桥为门”，以便泄水；而在官塘上下：
每区有圩，有港，皆从东出，潴为大洋，受水之归，而水傍田亩，各筑圩岸，旱则车水使入，涝则车水使出，蓄泄以时，人工丕作，以是禾中最洼下之田亩，收数锺，称为沃壤73。
所以，水利蓄泄之法，需要相度地势，疏通各种水港，使水之来去都有道路。对于水利的养护，李见龙作为地方父母官，显然较为尽职。如康熙十二年（1673年）水溢塘圯，他亲自督修重筑，帮阔堤岸，使后世长期受益74。
从乾隆元年（1736年）以后，平湖地方水势渐缩，到乾隆四十九（1784年）、五十年（1785年）间，浙西频年旱暵，小民奔走告灾无虚日。地方官只是仰祷于天，不知俯察于地75。乾隆五十年（1785年）四月，王恒下令开决横桥堰。这是横桥堰历史上有明确记载的首次大事76。
堰虽已开，但建桥济渡不能遽成，只能暂时设船摆渡；经营盐业的人们提出建牐，但工多费巨。后决定在设渡地方，每年捐36000钱，作为修桥基金，当地人顾禹清、芮广忠等都参与了捐助。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兴工，计划建三个洞，石版平桥，中洞广1丈4尺，两次洞各阔1丈，朝潮夕汐都可望疏畅通流。桥至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四月告成，共费30万钱。县令王恒为此还在他撰写的碑记中予以强调，目的是要告知后人“堰不可筑，桥必时修”77。
这次大规模开堰前，吴骞曾致书王恒，建议开堰，以通水道78。显然，吴骞的建议是起了作用的。
在开堰兴工的第三年，即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吴骞给时任平湖县训导的陈焯写了一长信79，忆及乾隆五十年浙西大旱时“赤地千里，杭嘉各属之民几为涸鲋”的惨象。在吴骞看来，平湖境内的虹桥堰（即横桥堰）离三泖最近，一旦开决，海盐、海宁等地都可引水灌溉。他准备前往平湖，向当地政府提出开堰建议。可是“赤日燔如，忧惶构疾，跬步不能前，彷徨者弥月”。有一天他忽然见到干涸的附近支流也可棹舴艋之舟，但天并未下过雨，哪来的水。通过询问，他才知横桥堰已被平湖知县王恒下令开启，这令他感怀不已。但吴骞仍然感到惋惜的是，堰应该早一些开启，那么“近邑田塍或尚有薄秋之望”。在信中，他跟陈焯这样说道：
昔足下在敝州，适逢亢旱，每日徒步斋坛，为民请命，焦肤茧足所不辞，州人至今尸祝之。今幸司训兹土，闻虹桥堰去治仅一舍，宜亲履其地，审度形势，与王侯及邑绅之贤者，悉心筹划，广庀石材，修其牐口，更集晓事父老咨询，尅水痕石柱以为准，至第几痕，则水可至某邑，第几痕则可至某邑，即为一记，刊石牐上，使世世遵守，愚民不得藉冲决以沮挠，胥吏不能执奇货以要索。岂非百世之永赖哉。……今足下仕平湖，能与王侯修牐以救浙西，诸郡功不在昔贤（如西门豹治邺）下矣。他日举最入都，圣天子问东南水利，即以此为嘉猷嘉谟之首，其谁曰不然80。
在吴骞心目中，陈焯应该是支持王恒开堰的少数者之一，为地方水利事业之重建起过很大作用。所以吴骞又强调了人事的重要性，所谓“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
至于信中所云旱期祷雨，修治水利，刻“水痕石”等措施，在当时官民看来，都属积极的态度和行为。而“水痕石”之议，向来被太湖低洼地区所重视，实际上也就是“水则碑”81，不过一般用于勘测大水期间受灾的范围与灾害之等级；但在常旱之区，却成为人们引水覆盖范围的一种指示。乡村高阜地带（包括沿海地区），勘定河流的畅通或堙塞，潮汐上涨的幅度及范围，水流的增减情况就可以通过“水痕石”一目了然。在太湖平原的东部地区（苏州、松江等地），这种刻水痕于石柱，作为水势涨落标记的做法，早为时人所关注82。
道光初年，海盐知县汪仲洋忆及乾隆年间的这次开决横桥堰83，指出：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间，平湖人将水闸改作堰坝，遏绝了泖水，五十年间大旱，平湖地方田苗枯槁，急忙开堰导水，该年由此仍有收成，“余波北至苏湖，西渐省会”。县令王恒的《重建横桥碑记》，言语似涉夸大。当时开堰后的水道总口，仍然显得浅隘，所以到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又发生旱情。浙江地方动用了盐务闲款，派人重勘了民间所占水道的情况，并一概予以疏浚，当年因此没有出现灾荒，而且达20年无旱涝之患，利用泖水西沾浙西诸邑的功效相当显著。在汪仲洋看来，吴骞在嘉庆十四年（1809年）所撰的《重开平湖县虹桥堰记》，言及开堰引水之功，显然要可信得多84。
吴骞在乾隆五十年（1785年）间，曾极力主张要开横桥堰，其两位挚友陈焯（时任平湖训导）与张增（时任乌程主簿），都具相当的政治资源，为吴骞开堰意愿的表达，提供了许多帮助。陈焯还将他的书信亲自转交平湖知县王恒。实际上，当时开堰筑桥虽然成功，但显得较为匆忙，而且平湖地方百姓所捐开堰银两，不过三百多两，“未暇为久计”。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的大旱，显示了那次开堰工程的局限。这时张增已在浙省显宦琅玕处为幕僚，吴骞借机写信请求琅玕重修横桥水利，终于成功，“于是万姓踊跃，欢声动地，鸠工诛石，克日告成事。桥之规制，视旧既加扩，并勘明民间所侵占水道，而尽疏浚之，于是水大至，川渎皆盈，而朝潮夕汐，往来顺轨”。重修后的横桥，高4丈、广1丈4尺、长4丈8尺，南北护有10余丈石堤；桥设三个涵洞，大船都能通过；桥东数十步的地方，又建有两个石碪，各高数丈，以作防御大汛潮势之备。嘉庆十三年（1808年）秋天，吴骞还亲自前来察看，涨潮的水痕都在桥上刻有标记，高达5、6尺，规制宏壮85。
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又逢大旱，当年因地方绅士们的呈请，平湖地方再次开堰。
关于这一次开堰的具体情形，以海盐乡绅王纯的回忆最为详备。嘉庆二十五年（1820）三月，王纯在海宁硖石的张氏“詠斯楼”，写下了《开平湖横桥堰后记》。
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夏秋之交，已有两月不雨，海宁、海盐两邑地高，河水早已干涸，河泥龟裂，田禾一望焚如。农人已停水10余日，纷纷向政府告灾，官府也无从措手。硖石地方百姓委托顾葛民，要求想办法开堰济旱；顾氏请其师曹桐石出面。七月二十五日，曹桐石与潘书城、陈萝溪及海盐的吴榕园乘板轿到王店，又雇一渔舟直奔平湖，当时塘河水少不能容舟，3、4渔民就拖舟前行，至二十七日才抵平湖，请求县令刘肇绅开堰，获得成功。开堰之前，还详细参究了嘉庆十九年（1814年）案例，开堰费用由刘氏筹措。开堰工作，刘氏因万珍（时任县丞），万氏恰好在嘉庆十九年（1814年）辅佐嘉兴知府开堰，熟悉情形。二十八日，当曹桐石等到横桥时，发现堰址所已填平成大道；所谓横桥，也仅存基址。开堰后，八月初一日曹氏等人返棹回海宁，仍从嘉兴故道，发现水势大涨，一路上农人都在踏水车，欢声动地。到初十日，硖石水流浩瀚，米船也从长安镇运来。十三日，塘栖镇至杭州的舟船也通了，是年乡试，举子们徒步到省，试毕后即乘大艑返程。是年，秋收虽歉薄，但犹有2、3分收成。王纯感叹到，从平湖县令王恒经营横桥堰开始，到吴骞等人恢扩其事，不数十年间已兴废无常，“可知人存政举，总期后之踵而行之”86。
王纯后来又忆及东泖、当湖等地水利环境，从原本通畅的水流变为沙梗隔噎，揭示了历史变迁及其对水利的负面影响，特别是人事在水利工作中的重要意义，“政待人而举”87。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浙西再次出现大旱情。七月初八，嘉兴生耆胡继儒等向府里呈告，要求开横桥闸，并请嘉兴县开麒麟坝，也获得了成功，十三日未刻就开始施工，将闸口及坝基全部疏通。十六日未刻，水流很快上通到王店地方。次日，姚驾鳌于雇船从长水出发，转抵平湖的当湖，踏堪水势。东北方、近松江府娄县的新带（埭）镇一带，水势相当湍急。开通后的横桥基，中桥洞阔1丈4尺，两边小桥洞各阔1丈，桥东不及一里的地方有坝基一道，本来有闸基，经疏通后，水流大至，贯达四境。而且，西南面因海潮顶托上涨的河水，也可顺利到达。由此可见开堰的实际功效。姚氏强调：“自兹以往，倘遇旱干之年，即可依例呈请启闸。88”
道光三年（1823年），江浙两地都准备大修水利。正月十八日，嘉兴府接上级政府令，要求各县“疏浚下游水道，以资涸复、播种春花”。海盐知县汪仲洋对此作了很好的表态，主要是申请重开横桥堰。其理由，除了前段时间刚好与杭州知府、嘉兴知府一起勘察过横桥堰的水利情况，对前人开堰之功效多所引征外，还着重说明开堰的益处与道光二年（1822年）夏秋缺雨时节泖水北来的诸多意义，特别是这一年，海盐县南部地区遭受旱灾严重与开堰不够彻底颇有关系，否则，不要说海盐，就是海宁硖石镇的袁花至通园诸乡，也将同沾开堰之利。为了进一步表明开堰对平湖县不会造成洪涝之患，汪氏向上级的报告中，详细解释了横桥（即“虹桥”）一带的地理环境：
卑职日前亲由虹桥堰直东到溪港口。溪港者，虹桥之厍港与溪塘大河合流处也，随流折北行约二十里，至平湖与江苏交界处，地名龙头绳，度两岸宽二十丈，舟人云此即泖也。再东北行九十里逐渐开阔，由洙泾而达黄浦矣。相度两岸，民间多是筑圬，侵占大约如山阴之镜湖，分开田亩，中余汊港而已。夫水之停蓄不湍者，为泖；泖非有潮，借潮水之推盈乃逆上耳。询之土人，夏秋极大潮汛，约涨七八尺，冬春涨仅二三尺，系平水暗涨，回流非有奔腾冲突之势，且现在虹桥水口淤沙平铺斜出，泖涨大汛则冒过，小汛则拦阻，拦阻者可惜，冒过者本无碍也。平湖志云“潮到当湖出状元”，有利无害，亦可概见。
汪仲洋指出，从浙西水利的长远考虑，应当在嘉善、平湖通水入泖处加强水利工作。平湖的这个要口，就在横桥堰。从这里往北到新埭镇，水港及闸基等处，淤沙严重，芦苇丛杂，堆土筑圬的较多。这些都须及时处理，并严禁势豪及百姓侵占；再从横桥堰水口东北处截去一角，以便泖水北来，不必横折而入，俾水势畅通；旧闸基所在河面不宽，适当拓展，龙头绳内最好建立一座大闸，设立水则，均衡各县水势：涝时于泖水涨落启闸放水，若泖涨高于河水则闭闸；旱时于泖涨满时启闸受水，若泖涨低于河水则闭闸蓄水。龙头一带岸阔水深，民田鳞比，不便别开引河，建闸也需妥善。至于经费，应请筹款垫付，再由各县分摊，分摊到县的，基本上都需导引泖水灌溉，像杭州府的海宁及嘉兴府的嘉兴、秀水、嘉善、海盐、平湖、石门、桐乡，共8个州县；以泄水而论，有杭州府的仁和、钱塘，湖州府的归安、德清，都可酌量摊派。每个县中，享受不到这种水利恩惠的，相关图圩可以免派。所以，经办人员必须由公正干练的绅士充当协助。汪仲洋还提到，在浙西地区疏浚水利工程的同时，江苏省应同时设法将吴淞江近泖河下游一带尽力开通，便可“永无旱涝之警”；因这方面的工作对江苏利多，相关经费最好由江苏筹划办理。根据汪氏对平湖横桥堰水利情况的实地查勘，其工程估单中涉及的开掘淤沙、重建麒麟坝闸与横桥堰闸的工料、修桥费用等，需要库纹银20609.93两89。
根据当时的考察，修复虹桥堰的规模大概是：河面统宽12丈4尺；外港水深2丈；内河水面深1丈7尺；其桥改建五洞，每洞1丈，做梭墩4座，水底至面2丈7尺，下用滚坝；进深1丈4尺。这样一个工程，应需工料及相关费用需要如下：
坝樁496根，每根8钱（内外坝二埭，各宽1丈2尺），计银396两8钱；
毛竹箯144丈，每丈4钱5分，计银64两8钱；
松板52丈，每丈2两，计银104两；
芦柴12万斤，计银264两；
闸底统共樁木3500根，每根5钱，计银1750两；
钉闸底樁496根，每根2钱6分，计银128两9钱6分；
筏缆，计银75两；
底连石350丈，每丈4两，计银1400两；
条石560丈，每2两2钱，计银1232两；
龙觔石40条，每条6两，计银240两；
滚坝盖樁石280块，每块1两，计银280两；
槛石10块，每块4两2钱，计银42两；
闸柱石20条，每条30两，计银600两；
桥面牵扛石40块（厚1尺、阔1尺，块8寸，长6尺），每块13两，计银520两；
天盘石20丈，每丈6两，计银120两；
盖石16丈，每丈4两，计银64两；
起步石36丈，每丈3两，计银108两；
拦头石2块（长2丈2尺），每丈16两，计银32两；
垫肚石，计银360两；
日夜车水工，计银300两；
架木、戗木、筏索、蔴皮，计银200两；
石灰汁米樁灰灌浆，计银200两；
大小马挑檀木滚木钱器杂料，计银260两；
挑土筑坝抬石錾凿安砌匠工，计银3000两90。
总计需要支出库纹银12851两5钱6分。这对乡村地区的一个小水利设施而言，已是一笔很大的开支。
不久，嘉兴知府宗源瀚向上级政府再次提出开决横桥等堰、引泖水济旱的请求。他详细讲述了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六月间的经历：
本年六月至闫六月，五十日不雨，日事祈祝祷，得雨不畅，无济于事。有人言及泖水济旱，其利及于数县。卑府博稽志乘，萃集众说，知其征验，遂于闰六月二十五日亲诣平湖，督同邢令，于二十六日先至通松江三泖之龙头地方，察看形势，复折至虹桥，知其地名厍港，为泖水西行必由之路，向有溪洋名目，河宽一二十丈，自乾隆以后日渐侵削，为两岸河泥壅塞，士民食利，植芦苇以实之，遂成荡田。乾隆丙午所建之桥，桥坍石卧，已远在泥田之中，约略丈量，南岸淤塞三丈余，北岸淤塞六丈余，近日河面只有三丈数尺，横桥虽已无堰，而直西三里之斜桥地方，土人筑堰一道，取便行路，犹之横桥堰也。泖水挟沙而来，至港辄止，愈前愈壅，两易舴艋，仍步行至堰。堰身长约九丈，高约六七尺，面传地保及绅董职员俞文镜、廪贡王家梓，告以开堰通水之故，许为另造坚实木桥，土人亦习闻其说，并无阻挠。乾隆时，开堰建桥之碑记，亦至今尚存，在岸旁土地庙墙堵中也。
就在祀土、开工之际，闰六月二十七日碰到大雨，此后两天集夫开掘河道，刚掘开2、3丈，潮水来了，开挖工作暂时停止。七月初缺水时节，平湖至海宁硖石北关一带，水势尚可，皆赖那次开堰后引来泖水的微小功效。就嘉兴府地区而言，联通泖水的，还有嘉善的枫泾，不止平湖一县；平湖境内通泖的，还有偏东之曹家港，与溪塘大河，也不止横桥一路。至于前朝官绅纳水济旱，独重横桥一港，是与这一带的水系地理环境有关。横桥偏西一带能最先迎纳泖水的西流，而且形势迅利，不必经由东湖而直达嘉兴；西南则海盐、海宁，直西则嘉兴、秀水、石门、桐乡。所以，宗氏讲古人泖水河流滋溉七县，西渐杭州，都不是夸大之词；并且特别强调官绅在地方公益中的联合活动与积极作用91。
具体事例，如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七月二十七日，海宁举监曹宗闽、吴寿照、曹宗载、蒋星槐、顾澜、顾湘、张翼飞、潘学诗、陈广业、徐兴可与海盐举监吴春、吴宁、张步蟾、陈钤一起，向平湖县令刘肇绅呈请开堰，获得成功；嘉庆二十五（1820年）年七月初六日，海宁职举贡监查端本、顾萼辉、许文安、祝宁昌、许简庭向海宁州鹿嗣宗呈请开平湖横桥闸，以通泖水，缓解旱情，认为“于本州水利农田有益，于附近田庐并无妨碍”，而且有去年的成功案例可据；同年七月初八日，嘉兴生耆胡继儒、沈大存、胡梅村、陈与三向嘉兴府呈请，要求开横桥堰，使泖水流贯嘉兴县西南境内之田，这对平湖农田也有好处；同月同日，这些绅士得到了嘉兴县的批复，同意开麒麟坝，使北水南来，但是若逢大雨，此坝仍须复原；道光二年（1822年）六月初六日，海宁职监王亮熙、苏花农、郭一清、苏信庵、梁人表、徐镐、王採熙、苏香溪、张大迈向海宁州呈请开横桥堰，也获成功；咸丰六年（1856年）六月二十三日，海宁绅士陈锡麒、朱元炅、潘纶、蒋光煦、陈持敬、蒋光焴、俞汉、徐元蓥也向海宁知州孙钦若呈请，经嘉兴府移令平湖县开横桥堰。所有开堰的背景，无一例外都是逢到地方大旱92。
同治十二年（1873年）七月二十日，宗源瀚将横桥堰的兴复工作向杨昌浚作了汇报。八月初二日，杨的批复这样写道：“凡地方之事，官用一分心，民受一分益，诚能悉心讲求，必有实济。”嘉兴地方对浙西沟通泖水的工作，开堰济旱的实效，杨完全予以肯定；对平湖县令邢守道的辛苦工作，杨也深表嘉许93。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十月间，布政使衔记名道姚文枏、候选知府吴伯钦、侍读衔内阁中书徐用福、翰林院检讨吴浚宣、简用道前广东潮州府知府朱丙寿与附贡生朱逢辰，联名向浙江省呈请，并附上前任巡抚杨昌浚的批示，要求大浚平湖等地的重要水道，开堰决流；经费方面，可以按照江苏开河的成案，按亩劝捐，“出之于业，散之于工，收之于农”，官、绅合力举行疏浚工程94。
同年十一月，嘉兴知府宗源瀚即收到了浙江布政使的批示，准备筹款开工，疏浚平湖等地河道。具体工作，委托候补同知刘颂年，邀请徐用福、姚文枏前往平湖县，会同查勘。此后，宗源瀚向上级汇报了工作的难度，指出：每遇水旱，绅民屡求开浚，事过辄已。道光三年，海盐令汪仲洋“勘估图说”，横桥并闸之河面宽12丈，今仅存3丈数尺，淤塞多年，欲一旦恢复旧规，仍照原丈尺，则民占地亩固不易清，而出土太多，亦无从堆放，工程既大，经费又巨，办理殊非易事。由于经费拮据，作了“节省办理”，也不需要向民间摊征；如果摊征，嘉兴府属各县会议讨论只是靡费时日，不利工作的及时展开。宗氏特别指出，从溪塘口到斜泾口，自东而西约有10里，工长1925丈，且各河段淤塞情况轻重不一；如果港底并不全部开浚，仅从横桥西开至斜泾口，共计工1720丈。另外，厍港开通之后，所有邻近各堰，暨光绪十六年曾勒石永禁、现复私设各鱼簖的，应请一概拆除，永禁占种。与道光三年考察结果不同的是，泖浦塘朱仙汇西岸的大徐塘，淤塞也很严重，进内300余丈的老堰，不利于贯通水流，必须拆除；北面的小港蔴园港，淤塞虽然不重，近港口半里有一个长约6丈的堰坝也要拆掉，都建木桥。这部分费用，主要由士绅筹集捐办。横桥等工程庞大，士绅也无力兼顾的，由官、绅会商分办，同时必须注意“弹压地方事宜”，以防在工作中民间出现抵触行为。这样的规划，从横桥到斜泾口，长1712丈，开深港底8尺许，估需钱1210O余千；溪口南北两角并溪漾各截去积土数十丈，估需钱750千文；分注新埭南栅桥至俞振塘，计1200多丈，深宽各需开浚5尺；俞振塘私堰改建木桥5、6处，及筑坝戽水等工，估需钱8千余串；此外还有新泾港、香花桥各口浅深难察，酌需钱23000串。这些经费，按照士绅的呈请，本来应该随银或随漕摊捐弥补，现因费用有限，就由浙江省拨款支垫。以上具体工作，由徐用福招集民夫即日展开，委候补知县张善友帮同照料，平湖县令负责弹压。此外，大徐塘所有拆堰、造桥、挑淤工作，姚文枏自愿捐办95。可见，从地方勘察、工作调配、人力募集、经费筹措到工程的全面展开，地方政府都极度依赖士绅的襄助。
到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四月，地方政府又开决了嘉善、平湖两县交界的祗园堰（在祇园寺旁），并添建相关木桥，前后共领用库钱
五 结语
如何做好农田水利的防护，一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江南地区，其重点一直都是松江上游的泖水地区：“唐宋以来，言水利者，无不以疏通松江泖口为第一义。”所谓“泖通内河，潦则泄泻，旱则内灌”。水利的良好维持，为国家稳定地提供钱漕大有助益，所以又有“赋出于田，田必赖水以滋养”的言论97。“欲兴农务，先治水利。”水利的重要性，看来毋庸赘言。浙西以天目山的为中心水网散布系统，长期资灌着杭嘉湖地区，其间常有“年远土淤，不能潴蓄，反荡流而滋水患”的不良状况98。
虽然，洪涝期的排水作业当属江南地方政府的首重要务，但是干旱时期河湖水的及时回灌农田，在低丘平原地带依然重要。仅以咸丰六年（1856年）的大旱而言，其具体表现大致是自五月至六月不雨，枝河皆涸，地生毛，禾苗枯槁，此后城乡秋蝗蔽天，食稼伤禾，以致米价腾贵99。在这样的情境下，无论是内陆地区的河湖灌溉，还是沿海地带的引入潮汐回灌，都会发生较多的困难，一些河道上长期用于蓄泄水流的重要堰坝，就格外引人关注。河道的疏浚，是关系数百万水田、数百万生灵的重务，“讲求实事，扫除官工积习，第一在择人”100。
清人顾广誉认为，以往论议嘉兴地区水利的，“但云相度地势，莫如疏通各水港，使水之来也有门，去也有路，以是为第一义”，这本来是很正确的，但清初至乾隆年间，“人事所得尽者，只此耳”。在此后，“旱暵则恃泖湖以为之纳，水潦则恃泖湖以为之泄”，嘉兴水利之要就首在通泖101。许多人还深知：“牐以时蓄泄之启闭，桥以通水陆之往来，而沙涨则出口隘小，旱不利纳，涝不利消，且久久必梗塞矣。”但关键的，还需要“俟有大力者慨然念民命攸关，捐金数千，修整桥闸，开浚沙路，给工食，择坊内人之信实者管守之。”这对地方政府而言，实在能“上以省朝廷蠲缓之帑，下以充闾阎租税之供”，为一桩大“快事”102。类似的事例，自乾隆年间重振横桥堰地区水利以来，屡有可述者。
横桥堰在清代屡开屡塞，兴废无常的基本原因，以海盐知县汪仲洋在道光三年（1823年）的解释最中肯綮：每次开堰不久，“近堰小民只图一己目前之利，不知全局久远之谋，就其田边堆筑土圬，俟泖水灌入，则沙土内壅”；海潮一日两度，不到一年，沙土出现平淤，低的地方就种植芦苇，高的栽种禾稻，两岸逐渐相对侵占，以致河流仅通一线；不过一二年，就连这仅剩的涓涓细流也将泯然无存103。
值得注意的是，在社会变乱之期，规复河道、“夺其己私之利而公之”，就更加困难了。咸丰六年大旱时期的情形，堪称代表。那时的横桥港河身，被侵占渔利的已达十分之七；河道的水源，多被滞沙壅阻，民间私筑的土坝重重；地方百姓有心怀利私的，多有阻挠之态，政府无从实地考察明白；所以在募夫集役，准备兴工疏浚时，民众多有“顽然罔应”者；再者，有需浚之河，却无积土之地。无论是平湖，还是周边的海宁等地，都存在这样的情况。因此，海宁进士陈锡麒特别强调，对那些有“挠阻而欲私其利者”，必须绳之以法。在社会动荡时节，这一点显得相当紧迫104。
当然，横桥堰的事例，在江南地区并不是孤立的现象，它体现了江南水利环境与社会史中十分重要的另外一个侧面。堰坝设施在乡村的长期存在，较多的是用于蓄存水流，提防旱情的出现。这在浙西地区比较明显。然而，堰坝废圮的出现，在历史时期就已很频繁。譬如，三国吴时即在吴兴筑青塘，晋时谢安又在吴兴筑谢塘。唐代后期在荆溪上源即今广通镇地方修筑了五堰，对茅山入太湖的水流起到了节制作用105。五堰原是用于节制宣歙、金陵、九阳江诸水，由分水、银林两堰直趋太平的芜湖。对于太湖上游水利的宣泄起到了重要的控制作用，明人赞为“五堰之利，或由东坝以通苏、常，或由西垻以通宣、歙，所谓取之左右逢其源者”106。后因商人经宣、歙往返贩运木排东入两浙，多为五堰阻隔，大为不便，就废去了五堰，其水流尽入于常州境内的荆溪，汇至太湖，增加了水患的发生107。再如海盐，环山滨海，水无停蓄，仅藉官塘一带导灌乡村田亩，“每十日不雨，车戽一动，则其水立涸，农田龟坼”，堰闸的设置似乎比其他地区还要紧要；可惜的是，后人担心阻滞舟船交通，为图一时便利，不但废去堰闸设施，也将每年二月份筑堰、九月开通的积极做法予以废弛，结果“一遇亢旱，动辄告灾”108。
也正因为如此，在展开地方公共工程时，跨政区的联合可以为社会资源的合理而有效的调配，也为水利共同体的重新整合及其作用的发挥，提供了更多的保障。
清代江南的水利活动主导，往往是那些地方绅士，从勘察水利到政府出面整顿，不同阶层和力量的地位和关系显得清晰起来，而社会力量的整合及利益的再分配便随之产生。透过地方水利建设的具体过程，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深层次的内容：国家与地方关系在乡村水利史的复杂体现，民间对于社会公共工程的态度与反应，地方政府跨地域的行政、经济合作情况，以及官、绅之间内在密切关系的程度等。大型的公共工程，本来就需要调动地域社会的全体力量，进行整合调配，其间国家动力支配的作用依然不可忽视。横桥堰的事例，更加清楚地体现了清代后期跨地域的州县之间的众多联合行为。但在今天，地方保护的严重性仍然存在，使得许多共同利益遭致损害，对整个社会以及自然生态系统的发展和稳定十分不利。
注释：
① ［明］沈：《东南水利议》，载［明］张国维撰：《吴中水利全书》卷22《议》。
② ［清］钱泳：《履园丛话》丛话4《水学》，“水利”条，（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94—98页。
③ ［清］钱泳：《履园丛话》丛话4《水学》，“总论”条，第87—89页。
④ 择要而言，如［日］森田明：《清代水利史研究》（东京：亞书房，1974年）是有关清代水利史较为系统的考察；张芳：《明代太湖地区的治水》（载《太湖地区农史论文集》1985年第1辑，第95—105页），专注于明代江南的治水举措及影响；［日］川胜守：《明代江南水利政策的发展》（载《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36—548页），对明代水利政策历时性特征和江南治水阶段，作了纵观性的描画；潘清：《明代太湖流域水利建设的阶段及其特点》（载《中国农史》1997年第2期），也探讨了这方面的问题，另《明清时期江南的水利建设》一文（载范金民编：《江南社会经济研究（明清卷）》，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6年，第940—967页）对江南的农田水利、塘浦、海塘等情况，有全面的考察；而对塘浦圩田史的考察，缪启愉：《太湖塘浦圩田史研究》（北京：农业出版社，1985年）更是简明精核；彭雨新、张建民著《明清长江流域农业水利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对明清两代长江流域的水利有较全面的概括；而与水利有关的社会负担与经费分配等内容，［日］濱島敦俊：《明代江南の水利の一考察》（载《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47册）与森田明：《清代水利社会史研究》，都有细致的考述；另外，里甲制度本身就是在士绅的重要构成者之一乡居地主们的统率下，常年进行浚筑圩岸的活动，维持水利事业的发展，至少在明代中期以前还是如此，濱島敦俊：《姚文灏登場の背景——魏校〈莊渠遺書〉に拠る試論》（载中国水利史研究会編：《佐藤博士還曆记念·中国水利史論集》，国書刊行会，昭和五十六年，第249—265页）证明了这一点；冀朝鼎著、朱诗鳌译：《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从十分宏阔的视野，考察了水利事业与基本经济区的内在密切联系，等等。
⑤ 拙著《明清江南地区的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第五章“明末江南地区的大灾荒与社会应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咸丰六年江南大旱与社会应对》（载《社会科学》2006年第7期，第162—170页）与《旱魃为虐：清代江南的灾害与社会》（载李文海、夏明方编：《天有凶年：清代灾荒与中国社会》，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201—239页）。
⑥ ［清］郑光祖：《一斑录杂述》之2，“大旱”条，（北京）中国书店，1990年影印本。
⑦ 关于这一地区历史人文地理与行政区划变革的考察，拙著《明清江南地区的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第60—64页。
⑧ ［清］黄辅辰编著，马宗申校释：《营田辑要校释》内编上之下《水利》，（北京）农业出版社，1984年。
⑨ 王凤生曾任平湖知县、嘉兴知府、乍浦同知，著有《浙西水利图说备考》、《河北采风录》、《江淮河运图》、《汉江纪程》、《江汉宣防备考》、《淮南北场河运盐走私道路图》等。《清史稿》卷384《王凤生传》。
10 ［清］王凤生纂修，梁恭辰重校：《浙西水利备考》“嘉兴府水道总说”。
11 ［清］姚驾鳌：《启放横桥泖水杂记》（嘉庆二十五年十月），载［清］佚名：《浙西横桥堰水利记》，光绪二十五年刊本。以下所引史料，若无特别注明，皆引自是书。
12 《明宣宗实录》卷64，“宣德五年三月戊辰”条。
13 乾隆《平湖县志》卷1《舆地·图说》。
14 ［清］吴骞：《愚谷文存续编》卷1《重开平湖县虹桥堰记》。
15 光绪《平湖县志》卷12《宦绩·文秩》。
16 《浙西水利备考》“平湖县水道图说”。
17 光绪《嘉兴府志》卷29《水利》。
18 《浙西水利备考》“平湖县水道图说”。
19 ［清］王惟梅：《嘉府典故纂要》卷6《平湖县》。
20 ［清］吴骞：《愚谷文存续编》卷1《重开平湖县虹桥堰记》。
21 《浙西水利备考》“淀泖源流图说”。
22 ［日］森田明，郑樑生译：《清代水利社会史研究》，（台北）国立编译馆，1996年，第5页。
23 ［清］佚名：《浙西横桥堰水利记》。
24 ［清］姚驾鳌：《启放横桥泖水杂记》（嘉庆二十五年十月）。
25 ［清］佚名：《浙西横桥堰水利记》。
26 ［清］王纯：《开横桥堰水利记事叙》（嘉庆二十五年初夏）。
27 ［清］吴骞：《愚谷文存续编》卷1《重开平湖县虹桥堰记》。
28 ［清］宗源瀚：《开掘虹桥、斜桥堰通泖济旱禀牍》（同治十二年七月二十日）。
29 ［清］佚名：《浙西横桥堰水利记》。
30 ［清］汪仲洋：《通禀各宪请开虹桥堰牍》（道光三年）。
31 ［清］吴骞：《愚谷文存续编》卷1《重开平湖县虹桥堰记》。
32 王恒，贵州遵义人，乾隆乙酉举人，乾隆五十年任平湖知县；五十三年，广东乐昌人、监生欧焕棠署县事，不久王恒也于同年复任；此后至五十五年，来任县事的为湖南长沙人、吏员刘云。光绪《平湖县志》卷10《职官·县治文秩》、卷12《宦绩·文秩》。
33 光绪《平湖县志》卷4《建置下·关梁》、卷12《宦绩·文秩》。
34 ［清］王恒：《重建横桥碑记》（乾隆五十三年）。这篇收于《浙西横桥堰水利记》的碑记，亦被光绪《平湖县志》卷4《建置下·关梁》抄录，不过后者在抄录中尚有错讹及遗漏。此处引用的，悉据前者。
35 刘肇绅，嘉庆二十二年任平湖知县，次年即由王凤生复任；这一年又经历万珍（江西义安人）短暂的署县事，王氏再复任，最终仍由刘氏出任知县，直到道光元年。光绪《平湖县志》卷10《职官·县治文秩》。
36 ［清］姚驾鳌：《启放横桥泖水杂记》（嘉庆二十五年十月）。
37 ［清］王纯：《开平湖横桥堰后记》（嘉庆二十五年三月）。
38 ［清］姚驾鳌：《启放横桥泖水杂记》（嘉庆二十五年十月）。
39 与堰坝一样，水栅也是江南地区常见的水利设施，所谓“甃石筑土为壩，列木通水为栅”，设置的主要目的是为防盗；而湖州地区重要的溇港水利，一般都设有较为坚固的闸门，附近居民经常在溇港上筑堤填坝，以防盗贼。不过，防盗功能的设置，实际上对于水利防护机能的发挥是有阻碍的。拙著《明清江南地区的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第六章“明清江南的水利防护与社会调控”与第八章“明末清初江南的地方防护与社会”中的相关考察。
40 光绪《嘉兴府志》卷29《水利》。
41 邢守道，同治八年任平湖知县，十三年离任。光绪《平湖县志》卷10《职官·县治文秩》。
42 ［清］佚名：《浙西横桥堰水利记》。
43 ［清］汪仲洋：《通禀各宪请开虹桥堰牍》（道光三年）。
44 ［清］姚文枏：《议治浙西水利引通浦潮以免旱潦说》（光绪二十四年八月）。
45 ［清］宗源瀚：《开掘虹桥、斜桥堰通泖济旱禀牍》（同治十二年七月二十日）。
46 ［清］宗源瀚：《为出示晓谕事》（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47 ［清］佚名：《浙西横桥堰水利记》。
48 杨昌浚，同治五年二月任浙江布政使；八年十二月，署浙江巡抚，九年八月，实授此职。光绪初，因余杭县发生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而被革职。光绪四年以后，陆续被起用他职。不著纂人，王锺翰点校：《清史列传》卷61《新办大臣传五》， （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4834—4835页：“杨昌浚”条。
49 恽祖翼，同治三年举人，光绪十五年授督粮道，后晋按察使，擢浙江布政使。祖翼尽心水利，于嘉兴开泖河，疏港建闸，以资蓄泄。卒后，浙人请立祠祀之。《清史稿》卷448《恽祖翼传》。
50 ［清］恽祖翼：《详抚院稿》（光绪二十五年六月）。
51 ［清］刘树棠：《片折稿》（光绪二十五年七月）。
52 徐氏是浙西海盐县的名人，其兄用仪（1826—1900），由副贡生入赀主事，签掣刑部，后任军机处章京等职，曾在同治十二年至光绪二年间负责纂成《海盐县志》22卷。用福本人，则是咸丰八年副榜贡生，曾任地方训导一职，专心讲求经世济民，尤尽心于地方公益。光绪十八至二十四年间，因泖河水道淤塞，嘉兴府连续四次遭受夏季大旱，稼禾歉收，尤以海盐、海宁地区为严重。用福多次出面，请嘉兴知府转禀抚院，要求疏浚泖河，终以工费繁巨而止。不久，又请嘉兴姻亲姚文枏向藩台力陈此事，终于成功。用福不顾七旬高龄，往返巡督，在平湖县东北诸水与泖水相接处，共疏浚河道2100多丈，开土74300多方，自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开工，次年四月毕事。此举使嘉兴府七县均受其益，用福也因此得到朝廷的再度嘉奖。《清史稿》卷466《徐用仪传》、《清史列传》卷62《已纂未进大臣传一》“徐用仪”条；另参海盐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海盐县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926页所撰徐氏传。
53 ［清］佚名：《浙西横桥堰水利记》，徐用福《序》。
54 ［清］佚名：《浙西横桥堰水利记》，徐用福《序》。
55 光绪《海盐县志》卷6《舆地考三·水利》。
56 乾隆《平湖县志》卷1《舆地·图说》，乾隆十年刻本。
57 ［清］佚名：《浙西横桥堰水利记》。
58 关于此次大旱灾及其社会反应之个案解剖，拙作《咸丰六年江南大旱与社会应对》，载《社会科学》2006年第7期，第162—170页。
59 ［清］陈锡麒：《访横桥日记》（咸丰六年七月）。
60 ［清］陈锡麒：《访横桥日记》（咸丰六年七月）。
61 宗源瀚，江苏上元人，曾历官浙江衢州、湖州、严州、嘉兴四府知府，在严州任凡五年，湖州任上共两次。其中初任湖州府事，据宗氏自述是在同治九年、十年间，时因前任杨荣绪在湖州从事太湖溇港水利成绩卓著入京受奖，由宗氏代理湖州事务。及杨氏回任，宗氏仍返严州任上。光绪三年，宗氏再次到湖州任事。宗氏著《颐情馆闻过集》光绪三年自叙与《清史稿》卷479《杨荣绪传》。《清史稿》卷452《宗源瀚传》言宗氏“光绪初，官浙江，历署衢州、湖州、嘉兴府事”，时间上显然不当。
62 ［清］宗源瀚：《开掘虹桥、斜桥堰通泖济旱禀牍》（同治十二年七月二十日）。
63 ［清］宗源瀚：《开平湖斜桥堰碑记》（同治十二年）。
64 ［清］顾广誉：《秀州水利纳洩泖湖考》，载［清］葛士浚编：《皇朝经世文续编》卷93《工政六·水利通论》。
65 ［清］宗源瀚：《开平湖斜桥堰碑记》（同治十二年）。
66 ［清］徐用福：《疏浚泖浦塘要口记》（光绪二十五年七月）。
67 ［清］徐用福：《疏浚泖浦塘要口记》（光绪二十五年七月）。
68 光绪《嘉兴府志》卷12《山川一》。
69 光绪《嘉兴府志》卷29《水利》。
70 ［清］佚名：《浙西横桥堰水利记》。
71 ［清］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卷6《书三·与曹射侯》。曹射侯，嘉兴府崇德县（即石门）人。
72 康熙《嘉兴府志》卷9《水利》，康熙二十一年刊本。
73 光绪《嘉兴县志》卷15《水利》，光绪二十四年刻本。
74 光绪《嘉兴府志》卷29《水利》。
75 ［清］吴骞：《愚谷文存续编》卷1《重开平湖县虹桥堰记》。
76 ［清］王恒：《重建横桥碑记》（乾隆五十三年）。这篇收于《浙西横桥堰水利记》的碑记，亦被光绪《平湖县志》卷4《建置下·关梁》抄录，不过后者在抄录中尚有错讹及遗漏。此处引用的，悉据前者。
77 ［清］王恒：《重建横桥碑记》（乾隆五十三年）。
78 据［清］蒋元龙：《春雨斋集》所记：吴骞，字槎客，号免牀，虽长期隐居，然而终其一身于地方义举赴之惟恐不及。民国《海宁州志稿》卷29《人物志·文苑》，民国十一年排印本。
79 陈焯，乾隆五十二年署平湖训导，次年离任。光绪《平湖县志》卷10《职官·县治文秩》。
80 ［清］吴骞：《论平湖虹桥堰书》（乾隆五十二年），载［清］贺长龄、魏源等编：《皇朝经世文编》卷116《工政二十二·各省水利三》，（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影印本。
81 水则是江南地区用以水利防护的一种方式，应用较为普遍。一般用石块刻就，分横道水则与直道水则两种。前者主要横刻七则，不同的则位代表不同的水位，也反映相应灾情。后者分为上、下二横，每横又分六个直道，每道代表一个月份，以明灾害时月。这种方法宋代即有，明清时应用更为广泛。另参《吴江县水则碑记》，载［清］金友理：《太湖备考》卷3《水治》，（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
82 ［清］冯桂芬：《显志堂稿》卷11《稽旱潦议》。
83 汪仲洋，道光元年任海盐知县。光绪《海盐县志》卷14《名宦录》。
84 ［清］汪仲洋：《通禀各宪请开虹桥堰牍》（道光三年）。
85 ［清］吴骞：《愚谷文存续编》卷1《重开平湖县虹桥堰记》（嘉庆十四年）。
86 ［清］王纯：《开平湖横桥堰后记》（嘉庆二十五年三月）。
87 ［清］王纯：《开横桥堰水利记事叙》（嘉庆二十五年初夏）。
88 ［清］姚驾鳌：《启放横桥泖水杂记》（嘉庆二十五年十月）。
89 ［清］汪仲洋：《通禀各宪请开虹桥堰牍》（道光三年）。
90 ［清］汪仲洋：《通禀各宪请开虹桥堰牍》（道光三年）附录“查勘平湖虹桥堰水利情形并估单”。
91 ［清］宗源瀚：《开掘虹桥、斜桥堰通泖济旱禀牍》（同治十二年七月二十日）。
92 ［清］佚名：《浙西横桥堰水利记》。
93 ［清］佚名：《浙西横桥堰水利记》。
94 ［清］姚文枏、徐用福等：《具呈为通泖防灾、环请筹款疏浚、以重民生而济钱漕事》（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初八日）。
95 ［清］宗源瀚：《为照会事》（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初六日）。
96 ［清］佚名：《浙西横桥堰水利记》。
97 ［清］姚文枏、徐用福等：《具呈为通泖防灾、环请筹款疏浚、以重民生而济钱漕事》（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初八日）。
98 ［清］姚文枏：《议治浙西水利引通浦潮以免旱潦说》（光绪二十四年八月）。
99 光绪《无锡金匮县志》卷31《祥异》；同治《苏州府志》卷143《祥异》；光绪《续修常照合志稿》卷47《祥异志》；光绪《嘉定县志》卷5《禨祥》；光绪《松江府续志》卷39《祥异志》；光绪《嘉兴府志》卷35《祥异》；光绪《嘉善县志》卷34《杂志上·祥眚》；同治《湖州府志》卷44《前事略·祥异》；光绪《华亭县志》卷23《杂志上·祥异》。
100 ［清］姚文枏：《议治浙西水利引通浦潮以免旱潦说》（光绪二十四年八月）。
101 ［清］顾广誉：《秀州水利纳洩泖湖考》，载［清］葛士浚编：《皇朝经世文续编》卷93《工政六·水利通论》。
102 ［清］王纯：《开平湖横桥堰后记》（嘉庆二十五年三月）。
103 ［清］汪仲洋：《通禀各宪请开虹桥堰牍》（道光三年）。
104 ［清］陈锡麒：《访横桥日记》（咸丰六年七月）。
105 ［明］韩邦宪：《广通坝考》。转引自魏嵩山著：《太湖流域开发探源》，（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18页注引。
106 ［明］顾起元：《客座赘语》卷2《水利》、卷6《五堰》，（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57、183—184页；嘉靖《南畿志》卷3《总志三·志水利》。
107 ［清］钱泳：《履园丛话》丛话4《水学》，“来源”条，第92—94页。
108 光绪《海盐县志》卷6《舆地考三·堰闸》。^
（资料来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年3期第38～5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