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上，历时30年的洋务运动，有其不光彩的地方，但其筹办海防，创建海军活动，对于抵御外来侵略，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应予以肯定。

　　洋务派所办的近代海防包括的内容是多方面的，其重点是随着历史发展的进程而改变。

　　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初期，主要是以购买洋枪洋炮、举办军事工业为主。当时，第二次鸦片战争刚刚结束，但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农民大起义和清王朝之间的阶级大搏斗，正处于胜负未分阶段，清朝统治集团中一部分官僚们，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有所了解，想要发愤图强，有所作为，主张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长技”，引进先进的军事装备和兴办军事企业。洋务运动的开创者之一曾国藩于1861年8月23日奏说：“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独有，在中华则震其罕见，若能陆续购买，据为己物……访幕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曾文正公全集》第三册，第417页。)曾国藩的这一主张很快得到总理衙门大臣奕等人的赞赏和支持。接着奕等上奏：“现在江浙尚在用兵，托名学制以剿‘贼’，亦可不露痕迹，此诚不可失之良机也。若于‘贼’平之后始筹学制，则洋匠虽贪值而肯来，洋官必疑忌而挠阻，此又势所必至者。是宜趁南省军威大振，洋人乐于见长之时，将外洋各种机制火器实力讲求，以期尽窥其中之秘。有事可以御侮，无事可以示威。”（《洋务运动》（三）第467页。)可以清楚地看出，洋务派早期筹办海防的指导思想：企图利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机会，学习制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坚船利炮”，以达到“剿贼”和“御侮”的双重目的。

　　同时，他们逐步认识到西方国家“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第二卷，第46页。)，进而提出了自行仿造的要求。1862年，曾国藩在安庆设军械所，标志着洋务派引进西方军事生产技术的主张已经推进到实践的阶段。

　　这一阶段，洋务派先后兴办了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等四个大型军事工业，其中江南制造局兼造枪炮、弹药及轮船，福州船政局则专造轮船。它们构成中国早期军事工业的主干。

　　到了19世纪70年代，洋务运动的重心已明显地转移到抵御外侮防止中国殖民地化这一方面来了。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建立海军和建设海防。这在当时并不是偶然的。

　　当时，国内矛盾发生变化，曾经威胁清朝统治的太平军、捻军农民起义已先后失败，中国农民革命进入低潮，清政府已经渡过了它的内部危机。国际上，时值世界资本主义上升为帝国主义的过渡时期，他们具有更大的贪婪性和掠夺性，中国是他们在东方角逐竞雄的重点，大有被鲸吞之势：1870年发生了天泽教案；1871年沙俄出兵新疆，占领伊犁；1874年日本借口琉球事件入侵台湾；1875年在云南又起马嘉理案。这些相继发生的事件，使清政府与外国资本主义的矛盾尖锐起来。清政府内部像李鸿章这样稍有政治头脑的大官僚已察觉到外敌大军压境的严重性。当时的浙江巡抚杨昌浚在一个奏折中曾慷慨激昂地指出：“西洋各国以船炮利器称雄海上，已三十余年，近更争奇斗巧，层出不穷，为千古未有之局，包藏祸心，莫不有耽耽虎视之势。”（《洋务运动》（一），第60页。)李鸿章也认识到：“目前之患在内寇，长久之患在西人”，“我能自强，则彼族尚不致妄生觊觎，否则后患不可思议。”（《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第四卷，第17页、第三卷13页。)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奕在1875年7月25日的奏折中说得很清楚：“伏查上年日本兵扰台湾，正侍铁甲船为自雄之具……自台事就绪，而揣度日本情势未能一日忘我，不能不豫为之备，于是有海防之议。”（《洋务运动》（二），第337页。)外族的侵略，在清朝统治集团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动。1874～1875年组织了海防讨论，在讨论中，洋务派官僚纷纷上折，提出加强防务的方案。李鸿章主张加紧操练陆军，同时购买铁甲船及守口火炮铁船，建立外海水师，使“守定之法”与“挪移泛应之法”并举，以达到防守海口之目的。在日本吞并琉球、侵略朝鲜，使中国安全受到威胁时，李鸿章放弃了消极守海口的战略思想，提出建立数支海军与敌决战海上的战略思想，上奏说：“夫军事未有不能战而能守者，况南北洋滨海数千里，口岸从杂，势不能处处设防，非购铁甲等船，待成数军决战海上，不足臻以战为守之妙。”（《李文忠公全书·奏稿》第三十五卷，第27页。)在他的建议下，清政府决定筹建海军，并派李鸿章与沈葆桢等筹办北洋、南洋海防事宜。

　　建立海军是洋务派国防建设的一个重要任务。清政府原有水师之设，但均属“帆篷舟楫，艇船炮划”之类，只能用于“捕窃缉私”，无法临于大敌。60年代出于镇压太平天国的需要，清政府曾经做过一次建设海军的尝试，费银100多万两，从英国购买了军舰7只，企图建立一支舰队。由于代办人李泰国和阿思本“所立合同十三条，事事欲由阿思本专立”，（《洋务运动》（二）第247页。)与总理衙门“原议船中所用外国人，不过令其教练枪炮行驶轮船之法，而兵权仍操自中国，不至授人以柄”（《洋务运动》（二）第225页。)的主张相矛盾，清政府不得不解散舰队，把兵船全部遣回英国变卖，清政府第一次试办海军宣告失败。

　　1870年天津教案发生后，北洋各海口受到威胁。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琅峤后，清政府觉察到日本为“中国永久大患”。（《筹办夷务始未》同治朝第九十九卷，第32页。)福建巡抚丁日昌提出了《海军水师章程》六条，建议成立北洋、东洋、南洋三支海军。北洋海军负责山东、直隶海面，设提督于天津；东洋海军负责浙江、江苏海面，设提督于吴淞；南洋海军负责广东、福建海面，设提督于南澳。经过十年的苦心经营，北洋、南洋、福建海军初具规模。

　　但是，在1884年8月的中法战争中，福建海军马尾一战全军覆没，南洋水师亦遭重创，只有北洋海军没有受到任何损失。

　　中法战争的失败，对洋务派是一沉重的打击，尽管他们不能从根本上接受失败的教训，但是，他们没有停止进行海防、海军的建设。

　　1885年6月，清政府宣称，“当此事定之时，惩前毖后，自以大治水师为主”。（《洋务运动》（二），第565页。)1885年10月，清政府设海军衙门，任醇亲王奕譞总理海军事务，奕郡王奕劻及李鸿章为会办，李鸿章操实际大权，李鸿章倾注二十年的心血建成了一支近代海军。从李鸿章建立北洋舰队的过程和措施，我们可以看出洋务派建设海防的性质。

　　首先是舰队问题。开始，李鸿章鉴于“李泰国—阿思本”舰队和沉痛教训，极力主张自行制造。在他看来，自造舰船就可以达到“守疆土，保和局”的目的。后来，他看到，自造船速度慢，满足不了急速发展海军的需要；设备差，技术落后，不适应海战需要；而且“中国造船之银倍于外洋购船之价”，不如“在外订造为省便”。（《李文忠公全书·奏稿》第二十四卷，第17页。)他改变过去造船的主张，主张以买船为主，多次上奏购买铁甲船，并且提出：“欲求自强，仍非破除成见，定购铁甲船不可”，（《李文忠公全书·奏稿》第三十五卷，第28页。)若能添购两号，纵不足以敌西洋，当可与日本角胜海上”。（《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第十六卷，第3页。)在他的请求得到了允准以后，就向德国订购了定远、镇远两只铁甲舰，于1885年驶达天津。李鸿章在向德、英购舰的同时，并不排斥福州船政局和江南制造局所造之船。这样，到1888年，北洋舰队舰船已初具规模：除拥有定远、镇远两艘七千吨铁甲舰外，还有济远、致远、经远、靖远、来远、超远、扬威等七艘巡洋船，以及蚊炮船、鱼雷艇等多艘，总吨位达四万余吨。

　　其次是船坞、港口、炮口的建筑。李鸿章说：“船之需坞，犹人之需庐舍，栉风沐雨，胼乎胝足，不可无休息饮食之所也。”（《洋务运动》（二），第568页。)1881年先在大沽海口建船坞一处，随之又在北洋第一门户旅顺建大船坞，到1890年全部竣工，使北洋各舰可以随时上坞维修而不需要远借异国。

　　港口、炮台是庇护舰队的重要设施，“水师以船为用，以炮台为体。有兵而无炮台庇护，则兵船之子药、煤水一罄，必为敌所夺，有池坞厂栈而无前后炮台，亦必为敌所杀。”（《洋务运动》（二），第568页。)为此，李鸿章先后在旅顺、大连湾、威海等地，兴建了许多炮台，至1891年均建造成功。从此北洋舰队以威海卫海澳为宿海军之所，以旅顺海口为修治战舰之所。“入可以驻守辽渤，出可以援应他处，辅以各炮台陆军驻守，良足拱卫京畿。”（《洋务运动》（三），第195页。)

　　在强邻环列的半殖民地社会，在中国北方沿海搞起一支海军，首先不能不说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中国的海防，对外国，特别是对日本起着一定的威慑作用。日本在70年代决心要耀皇威于海外，山县朋朋在1873年夏对西乡隆盛吹嘘，经过一二年，就可以派遣军队进攻中国大陆。”（德富苏峰著《公爵山县有朋传》，日本书屋昭和44年版中卷，第308页。)定远、镇远铁甲舰于1885年开到天津服役后，日本深感莫大威胁，不敢冒然寻衅。于是，提出八年造船计划，以对付定远、镇远，这不能不说明北洋舰队的建立，起了推迟日本进攻中国的作用。李鸿章在1891年《巡阅海军竣事折》中曾骄傲地总结道：“综核海战战备，尚能日新月异，目前限于饷力，未能扩充，但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这番话，虽有过奖之处，但也反映了北洋舰队的御侮作用和作战能力。

　　在海军指挥人员和水兵的培养和使用上，李鸿章采用的方针是有利于国防建设的，他采用沿海征调水手和设学堂培养相结合，国内培养和派留学生相结合，外加聘请外国顾问的方针。

　　福州船政学堂学生是北洋舰队的主要骨干和中坚，出洋官学生和船生次之。“北洋前购蚊船所需管驾、大副、二副、管理轮机炮位人员，皆借材于闽省。”（《洋务运动》（二），第460—461页。)这是一批中国最早的海军人才，其中多数在保卫祖国的海疆中表现英勇。士兵的来源，除少数为原登州、荣成水师转来的，一般都是以威海、荣成、文登一带的渔民、农民和城镇人民中招募的，“皆北省丁壮素谙风涛者”。（《洋务运动》（二），第460—461页。)这是从提高舰队水兵的素质出发的。另外，为了保证海军发展的需要，先后在天津设立水师学堂、武备学堂、鱼雷学堂，在大连、威海设立水雷学堂。学员除了在课堂上取得书本知识外，还要到船上操练，以实现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北洋舰队成军时，各舰许多高级将领和技术人员都是从上述学堂培养出来的。这些措施基本解决了北洋舰队对水兵及技术人员的需求，保证了舰队的正常发展。

　　当时，清政府从国外购买了几批新式战舰，需要大量的驾驶、轮机、火炮等方面的军事技术人员。要满足这种需要，只有两个办法：一是派人出去学，二是请人来教。清政府主要采用了第一种办法。1877年1月31日，李鸿章在《闽厂出洋学习折》中指出，由福州船政学堂派熟悉法、英文学者到法国船厂学习制造，到英国水师大学堂及铁甲兵船学习驾驶，务求精通。（《李文忠公全书·奏稿》第二十八卷，第21页。)福州船政学堂先后派出三批学生共67人出国学习，清政府先后派出四批官学生出国学习，共120人，出国后多半转入海军。（戚其章《北洋舰队》。)另外，北洋舰队和水师学堂，还派出一些人员出国学习。“如此分投学习，期以数年之久，必可操练成才，储备海防之用。”（《李文忠公全书·奏稿》第二十八卷，第21页。)这些留学生到英法等国学习先进舰船驾驶技术，不仅对北洋舰队的战斗力的提高起了一定作用，而且带回了一些新知识和新思想，对海军建设是有积极作用的。

　　在雇用洋员方面，清政府提出的原则是：“一切调度机宜，事权悉由中国主持”。（《洋务运动》（二），第249—250页。)从北洋舰队建立之日起，直到它最后覆没，从来未违背这条原则。清政府雇用洋员主要担任驾驶、机务、炮务等技术性很强的工作，聘用洋员，必定合用，其中赏罚进退、工薪、路费等都有明文规定，遇有对“技艺未精”的洋匠，“分别辞退”，“另募熟手接办。”（《洋务运动》（四），第246页。)广州巡抚蒋益澧说：“船上舵工炮手，初用洋人指南，习久则中国人亦可自驶。”因此，雇用洋人的数目逐年减少的。1885年，定远、镇远、济远三舰从德国驾驶回国时，雇用洋员455人，到中国后，只留用43人。1888年，致远、靖远、经远、来远四舰从英国和德国驾驶回国时雇用洋员32人，到中国后，只留下13人。北洋舰队刚成军时，主要战舰上还有50多名洋员，到1884年便减少到了8人。

　　再从外国人在北洋舰队中占有的权力看。有些洋员在北洋舰队中任职时间较长，但并未掌握实际领导权。北洋舰队共聘用过六位总教习，其中英人琅威理任期最长，两次时间长达五六年之久。却只是“虚号崇优，非实职也”。（何天爵《中国的海陆军》。)有两件事可以证明：一是1879年总理衙门拟命英人赫德为总海防司时，李鸿章竭力反对。另一件是1890年北洋舰队巡泊香港时，提督丁汝昌因公离船，按章程规定下提督旗，升总兵旗。右翼总兵刘步蟾照办，而任总教习的琅威理执意反对，主张由他代行提督权僵持之下，电请李鸿章，李鸿章回电升总兵旗”。（《洋务运动》（八），第490页。)可见，一个海军总教习，又挂副将衔，却连挂提督旗的资格都没有，还有什么指挥权呢？“他的支配权最多只及于船舶运用术及炮术而已，至于行政则由中国人掌握最高权”。（《洋务运动》（八），第441页。)德国人汉纳根也是在要求以提督衔任海军副提督掌握实权时碰壁。这些事实都说明，洋务派坚持的是“权操自我”的主张。

　　随着北洋舰队的建立而来的是一个较为完备的近代工交体系的建立。“船炮机器之用，非铁不成，非煤不济。”（《洋务运动》（五），第123页。)煤在当时的中国一直是土法开采，铁也是土法冶炼，不能适应近代海防建设的需要。为了改变大半依靠进口的状况，1875年在台湾基隆，1877年在直隶开平设机器采煤，之后，其他各地也有机器开采。“从此中国兵、商轮及机器制造各局，用煤不致远购于外洋，一旦有事，庶不为敌人所把持，亦可免利源之外泄”。（《洋务运动》（五），第139—140页。)后来，张之洞设湖北炼铁厂，也是因为“洋铁充斥，有碍土铁”（《洋务运动》（七），第203页。)的缘故。于是，决心建立“日出生铁百吨，并有炼熟铁、炼钢、煅矿各炉，……更兼采铁、炼钢、开煤”（《洋务运动》（七），第218页。)的联合企业。

　　为了加速海防建设和军队的调动，李鸿章还建立了天津电报局和津沽及关内铁路。这些部门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外国垄断经济过多渗入中国的作用。开平矿务局的设立，使中国用煤自给，特别是天津电报局的设立，抵制了德国欲在中国架设陆线的要求，制止了英法美德等国公使打算在海上设立万国电报公司的计划，限制了丹麦北大公司在中国沿海各国间架设海线和既得权利。这些，都起到了抵御外族侵略，保护本国自主权力和作用。

　　经过20多年的经营，近代海防建设已有了相当规模，北洋舰队也成为一支具有一定战斗力的近代海军。无论从兵源、素质、士气还是从训练纪律和装备来看，当时都是远胜陆军的。

　　那么，中国的近代海陆建设在实际上所起到的效果是怎样的呢？

　　应该说，洋务派创建的近代海军在反侵略的战争中，是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的。在中法战争期间，法国侵华舰队进犯浙江镇海，遭到我守军的迎头痛击，法舰中弹多发，只得狼狈逃窜，舰队司令孤拔也身负重伤而死。甲午战争中，北洋舰队广大大官兵也是英勇奋战。海战伊始，旗舰桅楼被毁，丁汝昌受伤，右翼总兵定远管带刘步蟾主动接替指挥，重伤敌旗舰西京丸。邓世昌指挥的致远舰在重伤倾斜的情况下，开足马力，向“吉野”冲去，决心同归于尽，不幸被鱼雷击中，在船只下沉的情况下，官兵仍坚持开炮击敌。来远舰在中弹起火伤势极重的情况下，全体官兵继续战斗，使中外人士大为惊奇。尽管中日战争中中国惨遭失败，北洋舰队全军覆灭，但是，黄海海战打击了日寇的气焰。从当时整个战略形势来考虑，如果没有北洋舰队，日本舰队势必直捣大沽，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我们考查历史，不能简单地从它的成败来下结论。列宁说过：“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需要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列宁全集》第2卷，第150页。)这段话用来分析洋务派所办的近代海防的性质也是适合的。

　　纵观近代海防建设的全过程，我们不能不说近代海防建设和基本宗旨是抵御外侮的。如果一开始洋务派就打算妥协投降，就不需要费几十年的时间来苦心经营一个庞大的海军舰队和费银费力来修建一些设施颇为坚固的沿海炮台了。当然，在开始购船舰、买枪炮之时仍存在镇压内地人民反抗的意图，但到了20年代筹建海防和建立海军之时，就已经不是早期“安内”的意图了。这点，仅从北洋舰队主力舰只都因船身吃水过深，不能驶入海汊内港一点就足以证明，而且近代资本主义的入侵又多来自海上。

　　我们在总结历史经验和评价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时，要把他们放在当时当地的历史环境中进行全面的考查。洋务派企图在不改变社会制度的情况下，进行一些军事上的改革，实现其制夷御侮的目的，显然是不切合实际的。结果这一活动从“御侮”的打算开始，到被敌摧毁而结束。但他们这种大胆引进资本主义的“奇技淫巧”，进行了长达二三十年的海防建设的行动，以及这种行动的宗旨都是应该肯定的，不能因为它的失败而把其正确的东西一起抹杀。

    【资料来源：《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