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农民政权，与我国历史上曾出现过的农民政权相比，具有一些明显特点。其中军师制的建立，就是一个重要特点，这也是近年来学术界对太平天国政体的认识上存在较大分歧的焦点所在。本文就太平天国军师制的产生及其演变的历史作一考察，提出与当前学术界流行的看法不尽相同的意见，讨教于治太平天国史的同仁。

洪秀全军师制的设想及被突破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太平天国军师制是在金田起义以后才建立起来的（罗尔纲：《太平天国政体考》，载《历史学》1979年第2期。）。但若要细心考察太平天国金田起义前后的历史，即可发现军师一职实际早在金田起义之前，在拜上帝会的领导核心形成的过程中，已被选任，因而说明太平天国的军师制，实际上在金田起义之前就已初步确立。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先提出设军师的不是别人，正是天王洪秀全。

　　在1848年3月，杨秀清代“天父”下凡传言以后，一举平息了拜上帝会出现的空前动乱，拜上帝会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客观形势迫使拜上帝会领导必须抓紧时机，加紧做好起义的准备。在这一形势下，被“上帝”受命做人间真主的天王洪秀全，势必要做好开创新朝的安排，而首要考虑的是未来的国家机构如何设置，由谁辅助他打江山理朝政？既然按照他所创的拜上帝教教义的规定，他只称王不称帝，其辅臣也就不能沿用封建王朝的宰相之类的官称，新朝的官制必须做全新设计。于是设军师作为天王的辅臣官称的想法，便在洪秀全的脑海里倏然而生。设军师既可与封建王朝的宰相等类官称严加区别，又能与农民政权的性质相契合。

　　当洪秀全欲设军师的想法确定之后，随之要考虑的是军师由谁来当。人事的安排是个十分敏感的问题，自然不便在领导核心成员中间随便议论。所以，洪秀全便借1848年9月肖朝贵第一次代“天兄”下凡传言之机，用试探的口吻，向“天兄”提出：“太平时军师是谁乎？”（《天父天兄圣旨》，第5页。）而这一简单提问，实际上反映出洪秀全对设军师的初步想法和他对军师人选的意向。即第一，他主张只设一位军师，因为他提问的是“太平时军师是谁？”而不是“太平时军师俱是谁乎？”这是很明确的。第二，洪秀全虽没有公开提出让冯云山担任太平时军师，但他内心是倾向让冯云山担任军师的。何以见得呢？就当时实际情况而论，军师的人选只能从冯云山与杨秀清二人中选择。如果洪秀全想让杨秀清当军师的话，那么他没有必要做任何掩饰，完全可以直接了当地问：“太平时让秀清担任军师可否？”因为洪秀全心里明白，他要提名让杨秀清当军师，在肖朝贵方面不存在任何阻难，一定会得到竭诚拥护的。相反，若是公开提出让冯云山担任军师，那是无法得到肖朝贵的同意的。在当时洪秀全看来，他虽与杨秀清、肖朝贵已结成“桃园之盟”，而且杨秀清、肖朝贵又先后取得代“天父”“天兄”下凡传言的特权；但若从全面考察和衡量，冯云山仍高出杨、肖一筹，作军师的最佳人选具有无可伦比的优势。冯云山是洪秀全最早的信从者，二人早已结成同生死共患难的亲密战友；冯云山不仅是拜上帝教创始人之一，而且又是拜上帝会的手创者；冯云山不辞辛苦，开辟了两广根据地，为金田起义奠定了胜利的基础和组织上的准备；多年革命实践说明，冯云山具有较强的组织才能，又具有创国“之谋”（《李秀成自述原稿注》，第82页。）；冯云山还通天文、历算、地理、兵法，兼通星卜，创造了太平天国的历法，协助洪秀全制订了拜上帝教的仪式、十款天条和许多典章制度等。简又文对冯云山更是作了这样的全面评价，说冯云山“明大义、识大体、有谋略、富知识、有道德、能文章、具才能”，其“才智特出而为太平天国第一谋臣”（《太平天国全史》上，第133页、77页。）。这说明冯云山当选太平天国的军师是当之无愧的，洪秀全选择冯云山担任军师是完全正确的。可是洪秀全在当时还不能作出果断的决定，这是因为冯云山与杨秀清、肖朝贵尚存隔阂，在他们之间尚未得到谅解之前，如果贸然提出让冯云山当军师，不仅得不到杨、肖的同意，反而会加深他们之间的矛盾，这就是洪秀全在当时对军师人选问题的难言之处。

　　但是，肖朝贵代“天兄”传言的答复，却是洪秀全没预料到的。而“天兄”的答复对太平天国此后的军师制的建立所产生的重大影响，更是洪秀全所始料不及的。似乎肖朝贵揣摸到了洪秀全对军师人选的意向，因此答曰：“冯云山、杨秀清、肖朝贵俱是军师（《天父天兄圣旨》，第5页。）“天兄”的答复，表面上看似乎没有完全违背洪秀全对军师制的建立和人选的考虑，但实则是打破了洪秀全对军师制的建立和人选的原始设想。这是因为：

　　第一，原来洪秀全想让冯云山一人担任军师，如今杨秀清、肖朝贵也是军师，便有一位军师制变为多军师制，从而打破可能由冯云山独当军师的局面，这无形中消弱了冯云山在太平天国的突出的政治地位，而提高了杨秀清、肖朝贵的政治地位，迫使本来比他们的地位高得多的冯云山与他们平起平坐了起来。

　　第二，肖朝贵代“天兄”传言不仅坚持多军师制，而且还提出要“番”人当军师。对此当时洪秀全怀着诧异不安的心情追问“天兄”曰：“他姓什么？”“天兄”答曰：“姓蔡”。洪秀全紧接着再问：“既来中国否？”“天兄”又答曰：“目下还在番廓（国）也”（《天父天兄圣旨》，第5页。）。事实上这位“番”人军师始终没有在太平天国出现，也许是肖朝贵用所谓姓蔡的“番”人军师，进一步打破洪秀全只设一位军师的设想，以加强他的多军师制的主张。即是说，将来的军师不仅有多位中国人担任，而且还考虑吸收“番”人来担任。

　　第三，洪秀全向“天兄”提问，明白问的是在“太平时”，即起义成功了“军师是谁？”这就是说在起义胜利后才任命军师，建立军师制度。不料“天兄”确定“冯云山、杨秀清、肖朝贵俱是军师”，此言一出，军师的人选就成定论，军师制度随之也就算是确立了。这是因为太平天国有这样一个宗教信念：“天父上主皇上帝、救世主基督、君王全”，“出一言是旨，是天命”（《太平天国印书》下，第59页。）。因此“天兄”一出此言就是不可更改的成命了。事实上我们在《天兄圣旨》中看到，不久“天兄”便就对冯云山和他肖朝贵自己以军师相称了（《天父天兄圣旨》，第63页。）。从而证明，在金田起义之前，军师制事实上就已经建立起来了。

　　“天兄”授命“冯云山、杨秀清、肖朝贵俱是军师”之举，客观上产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那就是缓解了冯云山与杨秀清、肖朝贵之间的矛盾，对冯云山重返紫荆山，与首义诸王共举大义，起了积极作用。

　　此外还需要搞清的一个问题，即从“冯云山、杨秀清、肖朝贵俱是军师”，到天王洪秀全在永安发布的封王诏令中说“前此左辅、右弼、前导、后护各军师”的演变过程究是怎样的？目前还没有足够的史料说明。种种迹象表明，是有一个曲折地发展过程的。

　　在金田起义前夕，即庚戌年（1850年）夏，拜上帝会领导核心，重新排定了座次，即由原来排定的洪秀全、冯云山、杨秀清、肖朝贵、韦昌辉、石达开的座次，一变为洪秀全、杨秀清、肖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的座次了，即把冯云山排在杨秀清、肖朝贵之后，也就是说把冯云山从第二号位置降至第四号位置上（见拙文《拜上帝会领导核心形成的历史考察》，载《社会科学战线》1992年第3期，第208～209页。）。领导核心座次的变化，自然要影响到军师品级的变化。按原来“天兄”认定的冯云山、杨秀清、肖朝贵三位军师，冯云山居三人之首，应为首席军师，杨、肖的军师地位则在冯云山之下。如果随着领导核心座次的变化，军师地位也随之变化的话，冯云山便处于三位军师的末位了。这可能就是后来将杨秀清任命为左辅正军师，肖朝贵为右弼又正军师，冯云山为前导副军师、韦昌辉为后护又副军师的原因所在。既然有正军师、又正军师，那么也得有副军师、又副军师。按照排定的领导核心的座次，也就把韦昌辉提升为后护又副军师了。

　　对军师的重新任命一事，究竟发生在何时？不见有明确记载，眼下只能根据天王《永安封五王诏》大致断定是在攻克永安前发生的事。从金田起义到太平军攻克永安前后，只见天王发出诏令，而不见军师公开发出诰谕，杨秀清和肖朝贵仍然以“天父”和“天兄”的名义发诏令，所以很少见到军师的活动。直到金田起义后八、九个月，即在攻克永安前，在清廷的文书中才出现“伪军师杨秀（青）清遍贴伪示，编造妖言，逼胁愚民，实堪痛恨”（《清文宗实录》第40卷，咸丰元年八月庚午谕。）的记载。但不能以此断定，军师的重新任命就是发生在1851年的9月。也不能因为1851年8月15日，洪秀全在茶地发布移营诏提到前、后、左、右、中各军主将，并无军师，因而断定“杨秀清等从立为主将、定为军师”（《太平天国开国史》，第261页。）的。

　　罗尔纲先生认为，辛开元年（1851年）二月二十一日，洪秀全为太平天国元首，即天王位，同时立军师，建立太平天国（罗尔纲：《太平天国政体考》，载《历史学》1979年第2期。）。但这一看法与洪仁玕说的在金田起义“正号太平天国元年，封立幼主”显然是矛盾的。不可能出现先有“封立幼主”，然后才有天王登极的事出来的。最近，有人撰文对洪秀全“登极”的史实作了辨正，从而得出洪秀全是在庚戌年二月二十一日（1850年4月3日）在桂平之平山（平在山）“登极”的结论（《洪秀全“登极”史实辨正》，载《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如果对照《天兄圣旨》所反映出的史实，认为这一结论是大致可信的（太平天国定二月二十一日为天王“登极”节，与后来在辛开元年二月二十一日洪秀全的东乡称王都是二月二十一日。长期以来学术界只知洪秀全东乡称王登极，而不知他早在前一年二月二十一日已经登极，这样二月二十一日的“登极”节，人们总认为是辛开元年的“东乡称王”）。由此说明洪仁玕的说法，是反映历史实际的，所以他只提“封立幼主”而未提及洪秀全“登极”，因为洪秀全“登极”已成事实。同样，洪仁玕未提立军师的事，也正如我们经过辨正，确认军师制是戊申年九月（1848年10月）初步建立起来的，也已成为事实，所以也没有提出的必要。

　　罗老的说法之所以尚有考虑的必要，是因为太平天国起义，毕竟是开创了新朝，改历法，立国号，建立起与清王朝完全对立的相当完备的农民政权。因此天王登极、国号的宣布、军师的任命及中央行政机构的组织形式和职官制度等，这都是太平天国开国的大事，需要正重地宣告于天下。在1851年1月11日正式宣布起义，打出太平天国旗号之后，借1851年3月23日（阴历二月二十一日）耶稣复活节和“登极””节这个值得庆祝的盛大节日，如罗老所说，太平军和革命群众在广西武宣县东乡拥戴洪秀全为太平天国元首，即天王位，同时立军师，建立太平天国。对太平天国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之所以可以认定：其一，就在洪秀全在东乡公开称王不到一个月，“天父”在辛开元年三月十四日（1851年5月2日）在东乡“谕众小曰：……我差尔主下凡作天王，他出一言是天命，尔等要遵。尔等要真心扶主顾王，不得大胆放肆，不得怠慢也。若不顾主顾王，一个都难也。”（《太平天国印书》上，第117页。）其实洪秀全早已“登极”，“天父”这一番话，早在起义之前“天兄”传言说过不止一次。而如今“天父”再说这番话，其重要意义在于再次正重地向太平天国广大军民宣布：正式登极的天王是“天父”亲授的，因而他出一言是代表“天命”的，整个凡间都要受“天父”、“天兄”、“天王”所构成的三位一体（见拙文《“桃园结义”与“三位一体”》，载《广西社会科学》1992年第4期。）的神权的统治，因而只能维护，不得违背。

　　其二，关于太平天国立军师一事，如前所述虽成事实，但随着起义领导核心座次的变动和起义后客观形势的需要，为了完善军师制有必要对军师进行重新任命。可能就是在洪秀全公开“登极”的同时，便由天王正式宣布任命杨秀清为左辅正军师，肖朝贵为右弼又正军师，冯云山为前导副军师，并将韦昌辉补选为后护又副军师，正式组建太平天国农民政权。因此，才有天王《永安封五王诏》中的“前此左辅、右弼、前导、后护各军师”的说法。

　　正因为杨秀清在东乡受命为左辅正军师，便总揽了太平天国军政事务，成为太平天国名副其实的“朝纲之首领”（《太平天国印书》下，第520页。）了。

军师权势的膨胀与对政体的破坏

　　太平天国的政体基本上说，是由“天王”和“军师”组成的，亦即是“天王”与五王“共治”（《太平天国典制通考》第一篇，《天号考》。）的君主制。可以说，太平天国农民政权就是由拜上帝会领导核心脱胎而成的。原来的拜上帝会核心领导成员全部成为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国家的重臣。这特别从天王的《永安封五王诏》中体现出来，该诏曰：

　　前此左辅、右弼、前导、后护各军师，朕命称为王爷，姑从凡间歪例。据真道论，有些冒犯天父。天父才是爷也。今特褒封左辅正军师为东王，管治东方各国；褒封右弼又正军师为西王，管治西方各国；褒封前导副军师为南王，管治南方各国；褒封后护又副军师为北王，管治北方各国；又褒封达胞为翼王，羽翼天朝。以上所封各王，俱受东王节制（《太平天国印书》上，第122页。）。

　　从这个诏令中可以看出：

　　第一，如果说前此对左辅、右弼、前导、后护军师的任命是对拜上帝会领导核心在政权中的权力再分配，那么，实行五军主将制是对军权的再分配，而永安封王建制则是一次更加全面而具体的权力重新分配。这几次核心领导的权力再分配中，特别突出的体现出洪秀全与杨秀清二人之间的权力再分配。通过重新任命军师，使杨秀清以左辅正军师的名义掌理政务。而《永安封五王诏》又使杨秀清取得“所封各王，俱受东王节制”的更大特权。这样一来，天王洪秀全便将太平天国军政大权，以至最后又将对各王的指挥权逐步地让与杨秀清。

　　第二，太平天国天王以下的王位的确定是依据重新任命的军师的等级地位而定的。作为左辅正军师的杨秀清被封为东王，作为右弼又正军师的肖朝贵被封为西王，作为前导副军师的冯云山被封为南王，作为后护又副军师的韦昌辉被封为北王，石达开因未授军师而被封为翼王，“羽翼天朝。”后又进一步规定：东王称九千岁，西王称八千岁，南王称七千岁，北王称六千岁，翼王称五千岁（《太平天国》（三），第102～103页。）。再后又加杨秀清劝慰师圣神风衔，冠于禾乃师赎病主之上。加西王圣神雨，南王云师，北王雷师，翼王电师，燕王霜师，豫王露师（《太平天国》（三），第102～103页。）。由此东王杨秀清“衔系劝慰师圣神风禾乃师赎病主左辅正军师，其下称九千岁”，于是在太平天国中“刑赏生杀”“诸官升迁降调皆专决之”，天王洪秀全仅“画诺而已”。

　　尽管如此，天王洪秀全与东王杨秀清毕竟属于君臣关系。东王虽不像其余诸王朝见天王均要行跪礼，而享有“立而不跪”的殊遇，但是一直到定都天京之后，还须“每数日必朝洪秀全所”（《太平天国》（三），第46页。）。在《天朝田亩制度》中也明确规定：“天王降旨，军师遵行”（《太平天国印书》上，第409页。）。其次，首义诸王毕竟是“起自草莽结盟”，患难与共的“胞兄弟”，行军打仗不仅“秀清与洪秀全同行”，而且，他们与诸王“寝食必俱，情同骨肉。且有事聚商于一室，得计便行”（《太平天国》（三），第172页。）。他们虽然存在着等级地位的差别，但是不可否认，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又存在着平等的关系；对军政大事，又有集体议决的制度。凡集体决定的事，便分头贯彻执行。因此，他们能够做到步调一致，“机警迅速，故能成燎原之势”（《太平天国》（三），第172页。）。如果说太平天国农民政权具有农民民主义性质的话，主要也就体现在作为太平天国的主要当权者，均为结盟的农民兄弟和甘愿为农民的解放而献身的人，并实行集体议事集体决策的制度。仅此而论，就与任何封建政权有着很大区别。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太平天国农民政权又实行着君主制、等级制和世袭制。因此，把太平天国农民政权说成是农民民主主义与封建的君主制、等级制、世袭制并存的一种独特的政权体制，也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但是必须看到，这是太平天国农民政权最初阶段所存在的形式。随着形势的发展，和农民领袖逐渐封建化，原有的农民民主主义便被封建的君主制、等级制和世袭制潜移默化，以至最后被全部吞没掉了。

　　先是洪秀全、杨秀清等“为繁华迷惑，养尊处优，专务声色货利”（《太平天国》（三），第172页。），忘却了举义时的誓言，丧失了革命的意志。进而便把“往日倚为心腹股肱，今乃彼此睽隔，猜忌日生”，再也不能合作共事了。加之西王肖朝贵、南王冯云山过早牺牲，失去了“天兄”对杨秀清的制约，杨秀清便肆无忌殚，动辄以“天父下凡附体”，独断专行，目空一切。昔日亲密无间的同胞兄弟，如今成为争权夺势的仇敌。原来建立的集体议事集体决策制度，早已不复存在。所谓天王与军师，或者天王与五王“共治”的体制随之遭到彻底破坏。以至连诸王朝见天王洪秀全的仪式，也无法举行。当诸王朝见天王时，杨秀清“往往据洪秀全之座，诡称天父下凡附体，任伊造言煽惑。自秀全以下，各伪王伪官，皆长跪听命”。更有甚者，杨秀清动不动借故“仗责”天王，“挫折”诸王，或贬奴，或囚禁，不成事体。所以张德坚说：杨秀清“自恃功高，一切专擅，洪秀全徒存其名”（《太平天国》（三），第46页。），“实欲虚尊洪秀全为首，而自揽大权独得其实”（《太平天国》（三），第46页。）。军师权力无限膨胀，势必对天王权威构成严重威胁。天王与军师矛盾进一步发展，果然不出敌人所料，“并吞之事”就在1856年9月发生，洪秀全、杨秀清、韦昌辉等领袖人物，为了“争做皇帝”而大动干戈，进行火并，终于酿成在中国乃至世界史上都是罕见的大悲剧。经过“天京事变”，虽然排除了军师对天王权力的侵夺，使王权得到恢复与加强，但由于原来的两位军师都死于变乱，其结果就使天王与军师共治的政体遭到彻底破坏，导致君主制的完全确立。

君主专制政体的加强与军师制的名存实亡

　　“天京事变”后，几经波折，军师制虽得以恢复，但与前期的军师制却不相同了。

　　洪秀全自任军师在“天京事变”中，只有天王洪秀全与翼王石达开幸免于难。翼王石达开是拜上帝会领导核心之一，也是天王以下首义诸王中未曾授军师衔的一位王爷。因此，应该说，他在太平天国的四位军师相继亡故以后，最有资格继任军师。事实上翼王石达开在定都之后战功显赫，政绩卓著。尤其在天京事变中他能主持正义，坚持正确立场，因而在太平天国军民中的威信倍增。不久，合朝同举石达开“提理政务”。天王洪秀全虽难违众议，不得不召石达开回京，但却有“不乐之心”（《李秀成自述》。）。这是因为洪秀全自经天京变乱，不再信任异姓王。由于他一心想要巩固天王之位，竭力加强君主专制统治，所以不愿将军师一职授于异姓王，只加石达开为“圣神电通军主将”衔。虽表面上是让石达开回京“提理政务”，但同时又封他的长次兄为安王、福王，让其掌管朝政，实际上搞的是军务与政务分治的作法，目的要剥夺石达开“提理政务”的权力。这对年轻气盛的石达开来说是无法忍受的，最后便率10多万精兵出走天京。

　　石达开率部出走，使太平天国陷入“朝中无将，国中无人”的困境。洪秀全虽一度争取石达开返京，但拒不受命。在此情况下，便任命蒙得恩为正掌率，陈玉成为副掌率，李秀成为又副掌率，“提兵符令”。次年又恢复五军主将制，经查选，任命蒙得恩为中军主将，陈玉成为前军主将，李秀成为后军主将，李世贤为左军主将，韦志俊为右军主将。

　　那么，掌率一职在朝内官中居何地位呢？据李秀成所说：“朝中内外之事悉归其（正掌率蒙得恩）制”（《李秀成自述》。），因而有人把正掌率视为等同军师一职（《南都学刊》1990年第4期，第78页。）。如果确如是说，为何又不用军师的官称呢？由上所述蒙得恩作为正掌率、中军主将无疑掌理国家军政事务，只是后来到1858年9月，又封杨辅清为中军主将，分去蒙得恩的军权，专管政务，从而又出现军务与政务分治的局面。尽管如此，但据《蒙时雍家书》说：“翼王石出师远征，其朝廷大权均归先父掌握。”（《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473页。）由此看来正掌率既总理国务，又为百僚领袖，位极一时。不过，蒙得恩当时并未封王，正掌率实在军师之下，所以不能以军师看待。按戊午年颁布的《太平礼制》规定，掌率被置于六等封爵和百官之上，但仍居王位之下。蒙得恩虽封为六位爵中最高一等——“赞天燕”，“正掌率二千岁，爵同王位”，但毕竟尚未正式封王，所以还不具有封军师的条件。事实上，到1859年洪仁玕到京被封为干王和军师后，掌率便成为赞理国务和议政的辅助官员了。

　　洪秀全说的“主是联做，军师亦是朕做”，看来就是自天京事变后到洪仁玕被封干王和精忠军师之前这一时期的事。这大概就是洪秀全为什么没有任命石达开为军师，此后也未封蒙得恩为王且未任命他为军师的一个重要原因。洪秀全虽自任军师，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履行军师的职责。由于他长期深居王宫，缺乏处理军政事务的能力，先是封其两个哥哥为王，主理朝政。两个哥哥被废王位以后，一切政务悉委正掌率蒙得恩掌理，从未见洪秀全以军师的名义发布过政令，所以他的自任军师仅名义而已。

　　洪仁玕任精忠军师洪仁玕于1859年4月来到天京。因为他是洪秀全的最早信从者，特别又是本家族弟，所以大喜所望。本来就惮于繁忙政务的洪秀全，借机自卸军师职务，便封洪仁玕为“顶天扶朝纲干王”，又加“精忠军师”衔，同时还将北王韦昌辉的“殿右军”衔转让给洪仁玕。后来还受命兼文衡正总裁主持科考。这样洪仁玕官衔的全称便为：“真天命太平天国钦命文衡正总裁开朝精忠军师殿右军干王。”洪仁玕是天京事变后天王所封的第一位王（虽封过其长次兄为安王、福王，但废后改天安、天福爵），也是天京事变后封的第一位军师。

　　洪仁玕受命于太平国危难之时，受到如此殊荣，为使太平天国中兴，报答洪秀全“知遇之恩”，便“竭尽效忠”，励精图治，大力推行新政。为此，他很快写出一部《资政新篇》，进呈天王，旨准颁行，成为太平天国后期的重要的政治纲领。

　　但人不逢时，洪仁玕比起他的前任军师杨秀清任职期间，无论是天时、地利、人和那一方面都难以相比。

　　就天时而言，洪仁玕到天京，正处在太平天国历史转折时期，国势由盛渐衰，步履维艰。对此他发出无限感叹，说：金田起义之后，太平天国“拓土开疆，犹有日辟百里之势；何至于今而进寸退尺，战胜攻取之威，转大逊于昔时？！”（《李秀成自述》。）在此情况下，天王洪秀全仍旧深居王宫，腐化享乐，不理朝政，不思进取。加之猜忌大臣，任用私人，不听忠言，一味信天，以至弄成“谗佞张扬，明贤偃避”（《洪仁玕选集》，第22页。）的严重混乱的政治局面。

　　就“地利”而言，当时太平天国辖区较之前期大大缩小，原来占领的湖北、江西以及安徽等省广大地区大都丧失。虽然洪仁玕到天京后开辟了江浙地区，但仍未能与首都连成一片，而且很快成了李秀成、李世贤的独立王国，形成割据之势。天京在清军重新围困之下，岌岌可危。富礼赐就说：太平天国“中央大权不能超出南京几远”（《太平天国》（六），第956页。）。

　　再说“人和”，当时的政治离心倾向和不团结的现象更加严重。特别是军师洪仁玕与当时主持全国军事的李秀成成见日深，矛盾重重。李秀成对洪仁玕的著述“不屑一顾”（据《忠王自传别录》。），对其军令拒不执行，洪仁玕部署的第二次西征因此流产。由此，洪仁玕在1861年不惜向外国人富礼赐倾诉苦衷：他“欲改革各事如何困难，天王如何不听人言，各王如何不尊重其威权”，“欲实行改革而事事均受各王牵制”（《曾文正公奏稿》，卷三。）云云。这反映出洪仁玕当时内心极度苦闷的心情和在太平天国所处的孤立无援的困难处境。其实当时天王洪秀全和拥有很大军权的李秀成在诸王中也毫无威信，曾国藩就曾说过，李世贤、杨辅清、黄文金、古隆贤、刘官芳等就“不甚服伪天王忠王之调度”（《同治东华续录》，卷14，第56页。）。这势必导致太平天国政局的动荡不安，严重削弱了与清政府对抗的能力，太平天国的败亡已是指日可待了。

　　上述各种严重情况表明，即便洪仁玕有超人的才能也难办成一事，何况他的能力以及在太平天国所拥有的地位和权势都无法与杨秀清相比。事实上，洪仁玕虽被封为干王军师，名为政府首脑，实际上他并没有政府，甚至连一个像样的办事机关也没有。富礼赐据其亲见的千王府的情况，作了这样具体地描述：到干王府，进“入府门，经过污秽的空地，即到一排屋子，是为六部。有时有些‘苦力’在屋内。有一较大的屋子，内有三个书手常在那里写字于黄纸上——大约这几个人即是六部的全部人员也。户部内装有好些煤炭；礼部的用处更为卑下了”（《太平天国》（六），第954页。）。这说明干王府的“六部”空无一人，仅挂了个牌子而已。作为太平大国的中央政府，仅仅体现在他这个军师加上“三个书吏”的身上。即便洪仁玕提出了著名的《资政新篇》这样一个完整的政治纲领，欲行新政，然一个光杆军师实难推行。到1861年秋，安庆失守，洪仁玕便被革职，他的王位和军师衔虽被保留，但从此便一蹶不振，在太平天国的政治舞台消声匿迹了。

　　洪氏集团总揽朝政军师制名存实亡事实上，自封洪仁玕为干王和精忠军师，洪秀全就已经开始把太平天国中央权力逐渐集中于洪氏集团。1861年秋，洪仁玕虽因安庆失守而受到革职处分，但从目前所见史料，说明主要是革除了“殿右军”衔（见《拟出师北伐檄文》，《诛妖檄文》，《钦定士阶条例》，《英杰归真》，《钦定敬避字样》等。）。此外曾一度由军师降为副军师（见《拟出师北伐檄文》，《诛妖檄文》，《钦定士阶条例》，《英杰归真》，《钦定敬避字样》等。），后又一度由文衡正总裁降为文衡副总裁（见《拟出师北伐檄文》，《诛妖檄文》，《钦定士阶条例》，《英杰归真》，《钦定敬避字样》等。）。但有史料说明，不久便得以复职。所以，直到太平天国败亡，洪仁玕在军师王中仍然是地位最高的一个（《太平天国史料》，第114～115页。）。尽管如此，洪仁玕自被革职以后，实际处于有职无权的地位，而天朝大权再度复归洪仁发和洪仁达掌管。

　　1862年2月，太平天国出于“以一兵权，以密军机”（《太平天国史料》，第114～115页。）的需要，曾设赍奏官。由洪秀全的外甥肖有和充任。赍奏官虽与军师一职有别，但地位居天王、幼天王之下，洪仁玕等王之上，地位显赫，作用特别。在庚申（1860年）十二月，幼主诏命“章王林绍章兼正掌率，凡内外本章，自信王洪仁发、勇王洪仁达以下，具交正掌率，盖公议图记，交■奏再加图记，封箱转献幼东王盖金印转献，永以为例”（《幼王诏旨》。）。这虽是一个公文逞递程序上的规定，但却反映出，当时的中央朝政被幼天王、肖有和、洪仁发、洪仁达及其亲信林绍章所把持的事实。

　　1863年，天王增封军师，李秀成加封真忠军师，李世贤加封正忠军师，杨辅清加封悫忠军师，追封陈玉成为勇忠军师。在此之前，石达开被遥封公忠军师（《太平天国印书》下，第719页。）。而此时所封的军师形同爵位，仅为方面军统率，不问政。天京陷落后幼天王军中以干王洪仁玕为正军师，尊王刘庆汉为副军师，不过已是亡国的军师了。

　　以上就是太平天国军师制的建立及其演变的大致情形。由此说明，太平天国的军师制，可说与太平天国兴亡史相始终。虽然太平天国的兴亡不完全决定其军师制的兴衰，但军师制的兴衰与太平天国的兴亡史的确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太平天国实行的军师制，是中国农民战争史的一个创举，尤其在革命胜利发展时期，发挥出积极作用。但由于军师杨秀清独掌宗教、军事、政务大权，和他个人品质上的缺陷，军师权力极度膨胀的结果，便破坏了“天王与军师”，或天王与五王“共治”的君主制的特殊政体。然而农民政权特殊政体破坏后，没有也不可能重新建立起一种更为进步的政体，相反迅速地向君主专制政体滑了下去。太平天国政权体制上的矛盾，实质上仍然是王权与相权的矛盾。

　　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的专制主义封建政权中，本来就一直存在王权与相权的矛盾。但是在封建社会，王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因而也是不可动摇的。而且随着中央集权制的加强，王权日重，相权日轻。虽然绝大多数封建王朝都设有宰相，但所用官名与职权广狭程度，也各有不同。总之，相权始终附属在王权之下，处于辅助君主的地位。在太平天国时期，当时的中国还不具备建立近代责任内阁制的条件，作为太平天国农民政权，尽管带有某些“农民民主主义”的色彩，但却超越不了君主专制政体的藩篱。因此，军师杨秀清的权力尽管可以无限膨胀一时，以至大有压倒或取代天王之势，但终难跨越历史，违背太平天国的现实，突破太平天国已经建立起来的体制，最终还是以天王取胜，军师杨秀清的彻底失败而告终。但是天王的胜利，却把农民政权推进君主专制体制的深渊，最终走上了与自己提出的革命宗旨背道而驰的道路，从而使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战争，仍然没有摆脱失败的命运。

【资料来源：《江海学刊》199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