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李鸿章为领袖的淮军、淮系军事官僚集团是晚清历史上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近几年来，史学界一些学者已经开始对这一问题加以关注。但是，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还是远远不够的：一些与实际不符的结论需在研究史实的基础上加以彻底推翻，一些已被大家所公认的说法有待重新商榷，一些一向被忽略了的问题待加以强调，还有一些新的领域待开拓。本文谨就这些问题谈些看法。
一、清廷、曾国藩与淮军组建之关系
太平天国革命爆发时，八旗兵、绿营兵已经腐败，不堪一击。所以，湘军应运而生，成为太平军最凶恶的敌人。在太平天国革命后期，淮军继湘军之后崛起。
不少人以为，淮军的组建是清王朝有意扶持的结果，并遭到了以曾国藩为首的湘系集团的极力阻挠。他们认为，清王朝扶持淮军的目的在于用淮军牵制湘军，以便于控制；湘系阻挠淮系崛起的用心在于维持自己独霸天下的局面。他们这样认为，也非凭空臆想。首先，清王朝与湘系军事集团的关系十分微妙．请王朝既要依靠它去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捍卫摇摇欲坠的清朝大厦，同时，对湘系集团又有戒心，担心湘系集团领袖曾国藩反清自为，背叛清王朝，建立新王朝。其次，据北京大学张寄谦教授的研究，“清政府满族贵族统治集团由于是以少数民族统治以汉族为主的多民族大帝国，因此，从建国直到清末，其重要的统治手段之一，就是同时扶植两派，甚至多派政治势力，以达到使他们互相牵制，而满族统治者则君临天下加以控制、操纵。”(张寄谦《中国通史讲稿》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96页。)第三，清末，清王朝中央满族统治集团中的重要成员醇王奕也曾向军机处建议，为了驾驭天下，清政府要有意识地采用扶植两股势力使他们互相竞争的手腕，切不可支持一派压制另一派，他说：“湘、淮素不相能，朝廷驾驭人才正要如此。似宜留双峰插云之势，遮收二难竞爽之功。否则偏重之迹一著，居奇之弊丛生。”(方裕瑾编《清醇亲王奕譞信函选》，见《历史档案》1984年第4期第33页。)
笔者认为，清王朝对湘系存有戒心和疑虑，这是事实，但这并不能证明清王朝曾扶持淮军的建立。同时，笔者也承认，张教授的研究结论是正确的，醇亲王也确有其言。但张教授的这段话是从一般意义而言，而醇亲王的建议则是在太平天国革命被镇压下去22年以后所言，并不是说在淮军建立过程中，清王朝就曾有意扶持或曾国藩曾加以阻梗。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历史事实中看得很清楚。
淮军的建立和淮系集团的崛起须从沪绅请兵谈起。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太平军包围了上海。当时，苏浙各地的地主豪绅都因太平军解放苏浙大地而逃避于上海。面对上海也即将被攻克的燃眉之急，麇集上海的地主豪绅们即派人驰赴安徽安庆曾国藩的湘军大营，请求曾派兵赴沪，保卫上海。几乎是同时，大学士翁心存也上奏咸丰皇帝，称：“苏常绅民，结团自保，盼曾国藩如慈父母，请饬该大臣派一素能办贼之员，驰赴通泰，由江阴常熟进捣。”皇帝接奏后即下谕称：“曾国藩能否派员前往，著迅速筹办，以慰民望，以纾朕南顾之忧！”又谕：“贼匪陷杭城后，势将窥伺淞沪，曾国荃募勇是否回营，著曾国藩摧令往带老营八千人赴沪助剿，既可防守上海，兼可乘虚袭奔李浦等处，为规复苏常之计。”显然，清廷希望由曾国签带兵去保卫上海。曾国荃系曾国藩之弟，是湘军重要将领之一。当时，国荃已离开部队回湖南招募新勇：曾国藩接旨后，于十月二十四日给曾国荃去信，谓：“上海富甲天下，现派人二次前来请兵，许每月以银十万济我，用火轮船解至九江，四日可到。余必须设法保全上海，意欲沅弟（指曾国荃，国荃字沅甫—引者）率万人以去。已与请兵之官商订，定渠买洋人甲板船数号，每号可装三千人。现已放二号来汉口，不过放五号来皖，即可将沅兵全部载去。目下专主防守上海一隅，待多（指多隆阿，满族人，湘军重要将领—引者）破庐州，鲍（指鲍超，湘军重要将领—引者）破宁国后，渠两军会攻金陵，沅弟即可由上海进攻苏常。不知沅弟肯辛苦远行否？如慨然远征，务祈于正月内赶到安庆，迟则恐上海先陷。如沅弟不愿远征，即望代我谋一保上海之法，迅速回信”(《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岳麓书社出版，1985年版，第793—794页。)。十一月十四日，曾国藩又给国荃去一信，云：“江苏上海来此请兵之钱调甫，即前任湘抚钱伯瑜中丞之少君也，久住不去，每次泣涕哀求，大约不得大兵同行，即不还乡，可感可敬。余前许令沅弟带八千人往救，正月由湘至皖，二月由皖至沪，实属万不得已之举。务望沅弟于年内将新兵六千招齐，正月交盛南带来，沅则扁舟先来，共商大计。吾家一门，受国厚恩，不能不力保上海重地。上海为苏、杭及外国财货所聚，每月可得厘捐六十万金，实为天下膏腴。吾今冬派员去提二十万金，当可得也。”(《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岳麓书社出版，1985年版，第797页。)
由于曾国荃久不回信，而上海又危在旦夕，在此情况下，李鸿章“乃自请行”(王闿运《湘军志》卷一、页三九。)。李鸿章当时系国藩的幕僚。由于李鸿章自己要求去上海，曾国藩便决定由李鸿章、曾国荃一同率军东援上海。这一决定从十一月二十四日曾国藩致曾国荃的信得到证明。该信称：“惟浙江危急，上海亦有唇齿之忧，务望沆弟迅速招勇来皖，替出现防之兵，带赴江苏下游，与少荃（李鸿章字少荃引者）、昌岐同去。得八千陆兵、五千水师，必能保朝廷膏腴之区，慰吴民水火之望。……但求沅弟与少荃能为我保全上海。人民如海，财货如山，所裨多矣。”(《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岳麓书社出版，1985年版，第800页。)
曾国藩命李鸿章与曾国荃同去，并不是作为国荃的幕僚前去，而是作为淮军统帅前去。曾国藩让李鸿章招募淮军，据《读修庐州府志》记载是在十一月。在命令李鸿章组建淮军的同时，曾国藩还上奏皇帝，保荐李鸿章任江苏巡抚。(《剿平奥匪方略》，卷二八一，页一八——二○。)之后，李鸿章在两月之内即把淮军建成．李鸿章在组建淮军时，得到了曾国藩的大力支持，一是拨杨鼎勋、郭松林两营湘军加入淮军，二是帮助李鸿章制定了训练淮军的计划。对此，不少资料都有详尽的记载。
十二月初一日，曾国藩接到曾国荃的回信。回信表示他对东援上海没有兴趣，他希望能率军攻打太平天国的京城——天京。(《曾文正公手书日记》第12册。)这样，曾国藩又决定由李鸿章独率淮军赴沪。
以上就是淮军组建的基本过程。从这一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1．淮军的建立，不是清王朝的决定，而是湘军统帅曾国藩自己的决定。2．曾国藩在淮军的建立过程中，给予了李鸿章以大力支持。可见，一些同志以为淮军之建立系清王朝有意扶植和曾国藩曾加以阻梗为随意猜想之说，不值一信。
那么，曾国藩为什么要支持李鸿章组建淮军呢？笔者以为，原因有三：
其一，李鸿章是曾国藩幕府中的重要幕僚之一，也即是湘系集团中的重要成员之一。曾对李当然是信任的。
其二，淮军是作为湘军的一个分支建立的。淮军建立之初隶属湘军，归曾国藩领导。从行政而言，曾为两江总督，总揽江苏、江西、安徽军政全局，上海乃属于两江总督的权力行施范围之内。另外，象淮军这样的部队，在湘军中还有，如胡林翼之楚军，鲍超之霆军等。淮军脱离湘军，自成体系乃是后来淮军至上海后，利用上海充足的饷源而迅猛膨胀的结果。
其三，建立淮军东赴上海的目的之一，是夺取和保护上海饷源。据上文曾国藩书信知，上海的税收异常丰硕．为了确保上海不被太平军攻陷，必须派出有非常才干的人员前往。曾国藩首先想到了湘军著名将领、战功显赫的曾国荃，其次便是李鸿章。曾国藩对李鸿章是非常赏识的。早在道光年间，曾国藩就曾对青年李鸿章以极高的评价。当时，曾国藩在给李鸿章之兄李翰章的一封信中曾说：“令弟少荃，自乙丙之际，仆即知其才可大用。丁未馆选后，仆以少荃及筠仙、帅逸齐、陈作梅四人皆伟器，私目为丁未四君子。”(《曾文正公书札》卷三，页三九。)咸丰三年，曾国藩得悉李在安徽办团练，随即给安徽巡抚江忠源致信，力荐江忠源重用李鸿章。其信曰：“李少荃编修，大有用之才，阁下若有征伐之事，可携之同往。”(《曾文正公书札》卷三，页三九。)后来，李鸿章转投在曾国藩幕中，曾对李的才智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特别是有一次李为曾拟一奏稿，给曾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事情是这样的：皖抚翁同书对练首苗沛霖处置失当，以致激成大变；另外，他本人在定远之战中弃城逃走。对此，曾国藩非常愤慨，想拟一奏稿，弹劾翁同书，但觉得难于措辞。盖因翁同书乃前任大学士翁心存之子，翁心存倍受皇帝恩宠，在中央各部，门生弟子很多，究竟如何措辞，才能使皇帝决心破除情面，以法严惩，而朝中大臣又无法利用皇帝与翁心存之间的关系，来为翁同书求情，实在很费躇踌。他最初让一幕僚拟稿，觉得很不满意，而自己再次亲自动手起草，但怎么说也不能说得妥当周全。最后命李鸿章试拟一稿。李所拟之稿，不但文意极为周密，且其中更有一段极为精采的文字，说：“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之门弟鼎盛，瞻顾迁就。”这段话的立场如此方刚严正，不但使皇帝无法循情曲庇，也足使朝臣之袒翁者为之钳口夺气。所以，曾国藩看了以后，大为赞赏，即以其稿入奏，而翁同书旋即被革职，充军新疆。就事论事，李鸿章此稿，深得奏议文字的“辣”字诀，使人无可置喙于其间。(徐一士《凌霄一士随笔》)在李鸿章担任曾国藩的幕僚期间，曾国藩曾多次夸奖李鸿章，如“阁下宏才远志，自是匡济令器。”“观阁下精悍之色，露于眉宇”(《曾文正公书札》卷三，页卷八页二五——二八。)等等。正因为曾对李特别赏识，所以，才把组建新军，东赴上海，保卫饷地的重任交给了李。
二、淮军是不是一个军阀集团
现在，我国史学界普遍把以李鸿章为代表的一批淮军将领称为封建军阀或买办军阀，把淮系军事集团称作封建军阀集团或买办军阀集团。笔者案头有几本教科书，我们随手就可找出这方面的例子。如由陈庆华教授主编《近代中国简史》第3章第2节的标题为“买办化官僚军阀的洋务活动”，毫无疑问，陈教授认为李鸿章等人是“买办化官僚军阀”。张寄谦教授著《中国通史讲稿》下册也认为：“淮系是从湘系派生出来的，从阶级实质上两者毫无差别，都是官僚军阀集团。”(张寄谦《中国通史讲稿》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96页。)再如，陈月清主编《近代中国》一书曾写道：太平天国革命爆发以后，“一批汉族军阀地主乘机兴起，他们在重要的职位中逐渐排挤满族亲贵势力，拥兵督饷，自雄一方。”(第215页。)
究竟人们称淮系将领为“军阀”，称淮系军事集团为“军阀”集团，有何根据？对此，我国史学界从未有人讨论过。大家都这样称呼，已成习惯。其实这样称呼是欠妥当的。我以为，“军阀”一词是有特定涵义的。它至少应包括这样几层意思：1．拥有一支绝对服从自己的军队。这支军队听命于自己，任何其他人，连同中央都无力调遣；2．有充分的人事任免权力，甚至中央都无力干涉，3．占据一块地方，是这块地方上实际的主宰；⒋一切行为以个人为出发点，不考虑国家民族利益；⒌有军阀必有军阀混战，各军阀为了抢夺和捍卫地盘，经常爆发战争，结果出现内战连年状况。以这五条衡量淮军及其将领，没有一条是符合的。李鸿章等人对清室是非常忠诚的，李鸿章等人的职务都是由清室任命的。淮军绝对服从于清室的调遣。淮军在其几十年的历史上，都未出现占地一方，拥兵自雄的局面。
当然，淮军与湘军一样带有私军色彩。主要表现在下面几点上：1．选将和招募。淮军成军，也由元帅挑选营官，然后逐级挑选，营官挑选哨官，哨官挑选什长，什长招募勇丁；2．带兵。勇丁由谁招募，即由谁统带。将领不互相调动；3.军队的军费、粮饷、武器装备等，兵部都一概不予过问，全由淮军统帅依靠自己的权力和手段筹划，军队的规模也由自己决定。由于以上三个特点，就使淮军与湘军一样带有严重的私军色彩。当然，淮军也不是一支私军，只是带有私军色彩而已。
我们不认为淮系军事集团是一个军阀集团，李鸿章等淮事将领是军阀，也不认为淮军是一支私军，但是，我们并无意于肯定他们。淮军及其将帅们以镇压农民起义起家，先后参与了镇压太平天国、捻军等人民起义的血腥战争，他们的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故我们可以称淮军是一支反动军队、反动武装，称李鸿章等淮军将领为屠杀人民的刽子手、反动军队的头子、反动将领等。
三、淮系军事集团在晚清军界的重要地位
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中、淮军是仅次于湘军的一支反动武装。太平天国革命战争结束后，湘军部队多被裁撤，湘系的军事地位下降，淮军则上升为清王朝所依赖的最强大的一支武装力量。在镇压捻军起义中，谁军是主力部队。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中，淮军也是主力部队。清朝的北洋海军则完全由淮系所控制。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和捻军起义中，淮军立下了赫赫“战功”，因而，许多将领在清朝军队中取得了极显要的地位。
提督是清朝一省的最高武官，官品与总督相同，同为从一品。淮军将领中官至提督者多达55人，官至记名提督者多达105人。所谓记名，就是指取得了担任一定职务的能力、战功和资格，只要空出相应的位置来，即可补授。至于官至总兵、记名总兵的将领那就更多了。总兵是职位比提督低一级的高级武官，官品与巡抚相同，都为正二品。
从上述介绍之盛况，我们可以看出淮系军事集团在晚清军界的重要地位。
四、淮系军事集团向军事官僚集团的转化
就象湘系军事集团一样，淮事军事集团在自身发展的同时，就开始向军事官僚集团转化，即向政界渗透，一些军事将领和高级幕僚相继出任清朝高级官员和封疆大吏。第一个被任命为封疆大吏的是淮系集团领袖李鸿章本人。1860年，即淮军组建的那一年，李被授江苏巡抚。后来，李又担任过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等重要职位，成为继曾国藩之后最有权势的汉族官僚。继李鸿章之后，又有十四位淮系人员出任督抚。其中，由军事将领出任督抚的有四位：张树声，曾任江苏巡抚、贵州巡抚、两江总督、直隶总督等；潘鼎新，曾任湖南巡抚、广西巡抚、云南巡抚等职；刘铭传曾任台湾巡抚、福建巡抚等职；刘秉璋、曾任四川总督。由李鸿章幕僚而升任封疆大吏的有十位：徐文达曾任港运总督，郭柏荫曾任江苏巡抚、湖北巡抚、署湖广总督，钱鼎铭曾任河南巡抚，刘郇膏曾任江苏巡抚，刘瑞芬曾任广东巡抚，倪文蔚曾任广东、广西、河南巡抚，丁日昌曾任江苏巡抚、福建巡抚，王凯泰曾任福建巡抚，李元华曾署山东巡抚。
与湘系比较，淮系在向官僚集团的转化方面稍微逊色。这主要表现在军事将领改从仕途方面。在湘系，先后出任督抚大员的将领多达二十几位，而淮系仅四位。这一情况主要是湘淮两系将领的出身造成的。湘系将领基本都是有科名的知识分子，或进士、或举人、或五贡，或诸生。而淮系则不然。淮军将领有432位(王尔敏《淮军志》第178页)，其中，有科名者只占极少数，计进士两位，举人两位，诸生十五位，捐职一人，合计有科名之知识分子只20位，仅及全数的5％。其余出身于合防军、行伍、世职、军功、武科、工、商、无赖、土匪等多达412位。这种出身的不同，对于一个将领转入仕途有着重大影响，凡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将领转入仕途就易，否则就难，因为知识分子有文化，知识广博，对历史、典章制度较为熟悉，擅长笔墨，性格沉稳，较适合担任文职官员。这是极容易理解的，古今中外皆然。
造成湘淮两军将领出身相异的原因是两系领袖曾国藩、李鸿章的建军治军思想不同。湘军的特点之一是将用儒生、兵用山民。即如曾国荃所言：“用诸生统训山民。”《湘军志》也曾指出，湘军组建的特点是“以招募易行伍，尽废官兵，使儒生领农民，各自成营。(王闿运《湘军志》卷一五、页十七。)”湘军重出身，将领一般要求是有科名的知识分子。淮军领袖李鸿章则不重出身，只重军事才干，而鄙视一般以科名相标榜者，尽管他本人系进士、翰林出身。他曾给没有科名的丁日昌写信云：“琅邪（借指太常寺卿王家壁）前奏，中外传为笑柄，虽快一时馋慝之口，自有千秋直道之公。吾弟才识心力，什倍庸众，岂终为山中人哉。此等毁誉，不过缘非科目翰林而起。今世乏才，岂乏翰林科目耶？”(《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十一，页八。)
尽管淮系军事官僚集团出任督抚者比湘系要少，但有一点为湘系所不及，即湘系领袖并未参予朝政。在湘系领袖中，只有左宗棠曾入军机处，但为时仅数月，而且未能发挥重大作用，原因是左与恭亲王奕■不和。据刘声木《异辞录》载：“旧例军机大臣惟领班一人上奏，其余则不问不敢对。文襄（左宗棠字文襄——引者）越次而为王德榜求缺，蒙恩许诺，及下值议令德榜谢恩，恭邸（指恭亲王奕——引者）徐讽曰：且俟诏下。乃已。李文忠（李鸿章谥号文忠——引者）奏报永定河提督一折，枢臣以文襄为外任，熟于其事，引与计议。文襄日：宜先往观，欲即行。恭邸讶曰：不待奏而遽出京，若上问及将何辞以对答？文襄曰：然则举动必待准耶？恭邸曰：内廷中是则然矣。”不久，左宗棠便借故离开军机处。与湘系不同，淮系之李鸿章则长期为中枢首要备谘询，这已成为史学界之定论而写入了各种辞典。如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近代史知识手册》“李鸿章”条指出：李鸿章“1870年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开始掌握清政府的内政、外交、军事大权，成为清朝统治集团中举足轻重的人物。”《辞海》“李鸿章”条也指出，1870年李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开始“掌管（清政府之）外交、军事、经济大权”。李鸿章之这种地位的取得，一是以淮系集团为后盾，二是他在洋务运动中表现出来的才智深得清室的赏识。
五、淮系军事官僚集团的衰落和失势
淮系军事官僚集团的衰落和失势，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淮军的瓦解，二是淮系政治权势的削弱。就前者而言，这一过程开始于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在这次战争中，由丁汝昌指挥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由叶志超、卫汝贵统率的陆军在作战中也失败。这几支部队都是淮军的主力。些次战争对淮军的名声影响甚巨。梁启超曾评论说：“盖此役为李鸿章用兵败绩之始，而淮军名声，亦从此扫地以尽矣。(梁启超《李鸿章传》)”甲午战后，袁世凯的北洋军队迅速崛起，淮军多被裁汰。在随后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淮军精锐丧失殆尽。余者已无足轻重。
淮系政治权势的削弱开始于1872年。这一年福建巡抚丁日昌因贪污而被劾，结果，丁引疾而辞职。这一事件对于淮系的政治威望造成重大打击。在此之前，淮系已有三根栋梁相继倾塌：担任江苏巡抚的刘郇膏于1866年去世，任河南巡抚的钱鼎铭和任福建巡抚的王凯泰也于1875年相继去世。之后，在1884年的中法战争中，淮系再遭重创。在这次战争中，李鸿章由于害怕法国侵略者，准备以投降而乞和，命令淮军不战而退，结果，淮系的两位大员两广总督张树声和广西巡抚潘鼎新被清廷革职。这一事件使淮系的政治权势遭到重大削弱。后期而起的淮系大员有倪文蔚、刘瑞芬、徐文达，但能力、政绩平平。李鸿章本人在甲午战后被解除了长达25年之久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职务，改为留京入阁办事，威望和作用开始下降。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有二：一是甲午战争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作为洋务派头子的李鸿章必然遭到冷落；二是在战争中，淮军遭到重创，同时，袁世凯的北洋军队迅速崛起，日益替代了淮军的作用。李鸿章及其淮系集团已不为清室所重视。在戊戌变法时，李一度被赶出总理衙门，1899年，李复出任两广总督，但政治地位权势及威望已退居袁世凯等新秀之后。1901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后，代表清政府与侵略者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两个月后即在国人的一片唾骂声中死去。李鸿章的顿然离去标志着淮系军事官僚集团的最后崩溃。
淮系军事官僚集团之失势，最根本的原因是淮军被消灭，因为淮军是淮系军事官僚集团赖以活跃于政坛的资本、基础。而淮军之被消灭是由于后期之淮军的腐败、贪生怕死、不堪一击之故。关于后期淮军的状况，许多人曾加以描述。清末人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指出：在甲午战争中，淮军之“所以致败之由，一由将帅冗非人，其甚者如卫汝贵克扣军饷，临阵先逃；如叶志超饰败为胜，欺君邀赏。以此等将帅临前敌，安得不败？”著名学者王芸生在《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一书中也曾评论甲午战争中之淮军云：“素练之兵，望风而溃，要塞之险，不战与人，甚至军械弹药，亦发现赝鼎。”在后期的淮军中，也有一些勇敢善战的爱国将士，但是，他们的存在也不能改变整个淮军的腐败状况。
淮军之腐败，淮系领袖李鸿章不能辞其咎。首先，李鸿章本人就是一个有才华但乏品德之人。近代著名学者蒋廷黻就曾评价说：“李鸿章之人格，能人人之脑而不能人人之心。一看李之全集，祗见其作事而不见其为人。”《国闻备乘》等史籍，介绍了不少李鸿章趋承西后，逢迎宠阉李连英的事。李鸿章本人的品行，对晚清官场特别是淮军的日益腐败起了很坏的影响。《国闻备乘》曾指出：“清末腐败之风炽烈，其始作俑者，李鸿章盖不能辞其责也。”
其次，李鸿章的用人之道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在战争年代，他只重才，而不重德。王尔敏在《淮军志》中指出：李鸿章“统率群下，不问品类如何，只重其谋略才识。”所以，淮军中许多将领品行窳劣。如淮军名将，后升至总督的刘铭传，系“权奇倜傥”之徒，另一大将后官至提督的郭松林，入淮军前，“不事农儒，跌宕乡里，父怒，恒欲逐之。(王闿运《湘谭县志》卷八，页一八二。)”可见，入伍前之郭松林系一好吃懒做之徒。再如，张佩芝，入伍前系一刑满释放分子。正因为李鸿章用人只重才而不重德，结果，使淮军将领品行较低，淮军打仗与湘军不同，完全以掳掠为目的，每次城破，必予大肆劫掠。淮军将领因此而都成大富。对此，史不绝书。(参见柴萼《焚天庐丛录》卷七页三；《清朝野史大观》卷八，页一七二；王萃元《星周纪事》卷下，页十二。)在和平时期，李鸿章的用人标准又有所变化。其特点为：重乡谊、重旧部、不重德，甚至也不重才。胡思敬在《国闻备乘》卷一“李鸿章滥用乡人”一条中指出：“李鸿章待皖人，乡谊最厚，晚年坐镇北洋，凡乡人有求，无不应之。久之，闻风麇集，局所军营，安置殆遍，外省人几无容足之所。”
再次，淮军后期之腐败也是李鸿章默许的结果。他认为，在平发捻的战争中，淮军将领们“率乡井子弟为国家杀贼保疆土，今幸遇太平，当令积钱财长子孙，一切小过，悉宽纵勿回。(胡思敬《国闻备乘》卷五，页二十。)”
可见，淮军之腐败，乃李鸿章一手造成，李创建了淮军，也葬送了淮军，同时，也葬送了淮系军事官僚集团，也葬送了他自己。
【资料来源：《理论学刊》1993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