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种值得商榷的观点

在清朝新式海军的创办与洋务派的关系问题上，目前最为流行的一种观点认为，该海军的创办自始至终都是由洋务派进行的，而洋务派筹办新式海军又是从19世纪70年代，中期才开始的(徐勇：《试论李鸿章的海军战略思想》、《东北师大学报》（哲社版）1985年第5期；龚书铎等主编《中国近代史纲要》及目前当作高等院校教材，由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近代史》等等。)。我认为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首先，最早产生试办新式海军思想并付诸行动的，并非洋务派，而是鸦片战争时期以林则徐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改革抗战派。面对西方列强的海上入侵，作为钦差大臣节制广东水师的林则徐深深感到，没有海军和陆军的配合是不行的，他指出：外国船舰“朝南暮北，惟水兵始能尾追，岸兵能顷刻移动否？”又说：“剿夷而不谋船炮水军，是自取败也。”(《林则徐书简》第197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于是，他加紧按西法制炮造船。他先从美国人手中购买了一艘1080吨的英制商船“剑桥”号，改造成一只战舰。1840年春，他又在广东仿照欧洲船舰式样，制成战船。当时曾有人亲眼目睹这种仿制的西式船只下水，写道：“1840年4月25日，两三只双桅船在广州河面下水。这些船都是按欧洲船式建造的，可能加入帝国海军了。”当时，林则徐还从西人手中购买了两只25吨的帆船和一只划艇，准备组成一支“清帝国的海军”，以抵御外国入侵(Rawlinson，J．L．：China’s Struggle for Naval Development，p．17，p．19．)。

　　在林则徐等人的带动下，当时在中国曾出现一股仿制西方船炮、筹办新式海军的热潮。就在林则徐于广东仿造西方船炮的同时，浙江宁波军营的龚振麟也结合中国古代的车轮舸和英国战船形式，造成车轮战船，“驶海甚便”，使得当时窃踞舟山的英国侵略军大吃一惊。湖广总督裕泰也曾花费180万两银子，雇用洋匠造成两只铁甲船，泊于汉口。广东水师提督吴建勋则仿照美国军舰，完全用中国工匠制成一艘战船，据奏可载24门二三千斤重的大炮，可容300余人。山东巡抚托浑布也在学习广东准备制造战船。

　　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的海上入侵，危害到地主士绅利益，因此沿海一些绅商也纷纷捐款制造战舰。广东绅士潘仕成自己捐款延聘英、德军官先后制成二桅战舰四只，“试验足以御敌”。潘仕成并用高价雇用美国军官制成“攻船水雷”，呈送北京政府，后来拿到大沽口外试验，具有很大爆破力。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英国战舰尚以帆船为主，只有少数以蒸汽作为动力的火轮船。中国对于这种当时最为先进的火轮船也已开始结合自己的经验进行仿造了。广东绅士潘世荣便在完全没有外国工匠指导的情况下，雇用中国工匠制成火轮船一只，虽然放入内河不甚灵便，但也可以行驶，预备进一步研究改进。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除造新式船舰外，无论官民，也都还有人积极仿造西式枪炮。如龚振铎、林则徐等就曾在浙江仿造。广东也有监生丁拱辰自制了测量放炮的“象限仪”，并写了一本《演炮图说》。

　　还应该指出的是，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所出现的仿制西式船炮、筹办新式海军热潮的涨落，与道光皇帝的态度也是分不开的。在热潮兴起的时候，道光皇帝是郑重其事地予以支持的。例如，当广东绅士潘仕成仿造成西式船炮以后，即受到道光皇帝为首的清政府的嘉奖。谕旨说，各省战船“止备内河巡缉，难于海上冲锋”，“唯潘仕成捐资新制之船，坚固适用，炮亦得力”(《清史稿》卷135，兵志六，第3988页。)。直到《南京条约》签订前夕，道光皇帝还曾在一个月内连下三道谕旨，强调制炮造船。谕旨在总结两年来战争连连失败的原因时指出，英军所以敢于“肆行无忌”，是因为“中国战船不能远涉外洋与之交战”，中国所以战败，“推原其故，由于无巨舰水师与之接战，其来不可拒，其去不能追”(《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四），第2092页。)。因此，他命令福建、浙江、广东等省立即赶造大号战船，多安炮位，如赶造不及，即可先行设法向外国购买，并谕令四川、湖北、湖南等地采购巨木，速造坚船，驶赴浙江、福建、广东等省“防守海疆”。道光皇帝这里所要速造的，虽然不全指新式船舰，但也不排除这类船舰，而且还强调赶造不及也可向国外购买。只是由于清统治者的因循保守、苟且偷安，等到《南京条约》签订，英军分批撤走，就再不想整顿海防了。这样，仿造西式船炮、筹建新式海军的热潮才冷下来。

　　总之，清朝新式海军建成于洋务派之手，但开始筹办则早在洋务派还未出世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就开始了。“中国初无海军，自道光朝筹海防”(《清史稿》卷136，兵志七，第4029页。)，出现了一次筹建新式海军的热潮。在这次热潮中，中国近代海军虽然还未正式产生，但却已进入萌芽时期。特别是，虽然当时新式海军尚未建成，但那时以林则徐等为代表的先进的中国人积极筹建新式海军的活动，却是不应抹煞的。

　　其次，洋务派筹建新式海军的活动也绝不是到19世纪70年代中期才开始的。可以说，筹建新式海军的活动贯穿于洋务运动的始终，或者说，早在19世纪60年代初，当洋务派刚刚出现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的时候，就已开始了他们筹建新式海军的活动。

　　纵观近代中国，清政府郑重地提出要办洋务、包括海军，至少有四次。第一次是在鸦片战争时期，第二次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第三次是在1874年日美联合侵略我国台湾之后，第四次是在1885年中法战争之后。每一次都出现了建设新式海军的热潮。洋务派筹办新式海军的活动就正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开始的。当然后来两次热潮也是在洋务派鼓吹下而兴起来的。

　　无论清中央政府中的还是地方上的洋务派，其筹办新式海军的活动都开始于19世纪60年代初，即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在这一活动之初，清政府在奕等推动下曾采用了两个方面的办法。一方面是租新式兵船，例如向美国就曾租用过“土只坡”、“可敷本”等号火轮兵船(《清史稿》卷136，兵志七，第4030页。)；另一方面，就是积极向外国购买新式兵船。咸丰十一年（1861）间，以恭亲王奕为首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迭次与总税务司赫德会商购买外国轮船。同治元年（1862）春间，由赫德函令请假回国之总税务司李泰国在英承办”(池仲佑：《海军实纪·购舰篇》。)。其购得中小型军舰七艘、趸船一只。后虽由于英国政府的从中捣乱，这些舰船又都退还英国发卖，但却说明清中央政府中以奕为首的洋务派当时确已开始了筹建新式海军的活动。

　　再拿地方洋务派来说，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就已有人开始进行新式船炮的试制工作。1860年6月，署理两江总督曾国藩即向朝廷建议，速建三支由西式船只组成的舰队。轮船由何以来呢？他同意户部左侍郎文祥的意见，认为“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7，第4页。)。但是，在他看来，如果没有自己的军需工业，就不可能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买船是必要的，但决不能把建设海军的立足点放在买船上，而应把“造船制炮”作为建设海军的根本。因此，在倡议购舰办海军的同时，他还开始了试制火轮船的活动。1861年开始直到1863年，他在安庆内军械所制成洋务运动中我国第一艘自行制造的蒸汽机轮船，命名为“黄鹄”号。1864年，另一个地方洋务派左宗棠也在杭州雇用中国工匠仿造了一艘小轮船，“形模粗具”，但“试之西湖，驶行不速”(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5册，第5—6页。)。虽然在试制中受到一些挫折，但同样标志着洋务派筹办新式海军的开始。

　　为了筹建新式海军，洋务派从19世纪60年代起，除购舰、造船外，还作了其他许多方面的努力，如在搜罗人才方面就很有些成效。曾国藩就曾“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船等具为下手功夫”(《求阙斋日记类抄》卷上，第33页。)。在曾国藩所招募的有关人才中，还有象李善兰、徐寿、华蘅芳等一批近代中国著名的数学家、化学家、地质学家和物理学家。他们为近代海军建设作出了贡献。“黄鹄”号的汽机设计就是由华蘅芳完成的，该船的设计和施工则是由徐寿负责的。以后，这批人才又陆续造出“操江”、“测海”、“驭远”等兵船及船上的各种大炮。曾国藩不仅广募中国技术人才，还招募西方自然科学家和专门人才等“智巧洋人，来为我用”。他请容闳在采购西方机器的同时，“广为罗致，如须赍多金以往，请即谋之少荃，虽数万金不吝也，其善造洋火铜帽者，尤以多募为要”(《曾国藩书扎》卷21，第138页。)。

　　为建设近代海军，洋务派还把翻译西方科学技术书籍作为重要内容。曾国藩即认为，“翻译一事，系制造之根本”(《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7，第95页。)。并以江南制造总局为中心，建立上海编译局。从1868年开始，先后觅请英、美有关人士多人，与国内徐寿、华蘅芳等互相切磋，翻译出大量有关船炮制造和海军技术等方面的外国书籍，从而促进了中国近代海军的发展。

　　到19世纪70年代中期，在中国已不是什么开始筹办新式海军的问题，而是在洋务派的努力下已取得了相当的进展。就拿造船来说吧，仅1866年间由闽浙总督左宗棠奏准成立的福州船政局，到1874年时就已造出新式兵船十艘，运船四艘，兵运兼用船一艘，共计15艘。江南制造总局也于1867年建成造船厂，并于1868年8月制成轮船“恬吉”号。该船“一小时上水行70余里，下水行130余里，坚致灵便，可涉重洋”(《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61，第28页。)，从速度上和质量上看都还是可以的。除自造外，当时出资向外国购买的新式兵船炮舰也已达十余艘。可以说，当时中国海军已是初具规模。而到1888年，清代以北洋海军为核心的新式海军终经洋务派之手而建成。

　　综上所述可知，说清代新式海军从开始筹办到成军全是由洋务派一手完成的，而洋务派筹办新式海军又是从19世纪70年中期才开始的，这种看法是与历史事实不符的。

二、洋务派等办新式海军的目的是什么？

在这个问题上，也是至今众说纷纭。有的认为洋务派办海军的目的完全是为了镇压本国人民。他们自己所谓抵御外国侵略的说法“全然是虚伪”的。有的则认为，“洋务派筹建新式海军的目的，显然是为了应付外部的危机，把它说成是镇压农民反抗的产物，无论如何也是讲不通的”。我认为，这些观点都有点以偏概全，都是不够正确的。

　　首先，洋务派的对外态度是很不相同的。曾国藩、李鸿章、奕等等主张“坚持一心，曲全邻好”或“外须和戎”这一套，力主对外妥协投降。对他们来说，其所表白的抵御外国侵略云云，的确是虚伪的。但对左宗棠等洋务派中的爱国者来说，情形就不同了。左宗棠1866年在奏请创办福州船政局时，就明确表示，他之所以造船办海军，主要就是用来对付外国侵略的。他说：“自海上用兵以来，泰西各国火轮兵船直达天津，藩篱竟成虚设。……臣愚以为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顿水师不可；欲整顿水师，非设局造轮船不可。”(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5册，第9页。)联系他以后的表现，如力主收复新疆，为中华民族立下不朽功勋；中法战争时极力主战，并亲临前线视师等等，完全可以断定，他当年的初衷是真诚的，决非虚伪可言。既然如此，那么又怎么可以说所有洋务派办海军都只是为了镇压人民，而丝毫没有抵御外国侵略的动机呢？

　　另一方面，说洋务派办海军目的仅是为了抵御外部侵略，与镇压农民反抗无关，这也不符合历史事实。实际上，洋务派办海军同其办军火工业与新式陆军一样，最初也是为了镇压国内人民的反抗。面对以太平天国为代表的国内人民起义，清统治阶级中早就有一部分官员主张购买或雇租轮船进行镇压。如官吏宋晋就曾于1856年献策清廷，上《请饬护送海运轮船入江剿贼疏》，主张雇租轮船屠杀太平军。他说：“火轮船转动迅速，炮械坚利，水面攻剿，较之红单船尤为迅猛，是以盗踪均望而畏避。”(《洋务运动》第2册，第219页。)

　　大刽子手曾国藩也不例外。刚跨入19世纪60年代，他就杀气腾腾地奏陈用轮船围剿太平军的方案。1860年6月，他上书清廷提出，要攻取太平天国的苏州、常州、金陵，非有三支配备轮船的水师，不能得手，并设谋由江北自行造船，以便就近攻取太平天国心脏金陵。后来，即1861年8月23日，他又附丽恭亲王奕买船之说，提出先买后造。他说：“（轮船）购成之后，募访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员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洋务运动》第2册，第225页。)1863年，曾国藩还发出过类似的论调，“购买外国船炮，近以剿办发逆，远可巡哨重洋，实为长驾远驭第一要务。”(《洋务运动》第2册，第244页。)

　　曾国藩虽然在提出“剿发逆”的同时，也提出了“勤远略”的问题，但当时他显然是把前者作为重点的。他把太平军视为眼中钉，肉中刺，非拔除不可。他声称：“东南贼氛蔓延，果能购买外国船炮，剿贼必能得力。”“内患既除，则外国不敢轻视中国，实于大局有益。”(《洋务运动》第2册，第225页。)可见，曾国藩当时购买和制造轮船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在于“剿贼”，即消灭革命的太平军。他真不愧是执行“防民甚于防寇”反动方针的奕山的忠实继承者和推行“攘外必先安内”卖国方针的蒋介石的先驱！

　　在清朝中央政府的洋务派奕等办海军的动机，最初也同样是为了镇压国内人民的反抗。他与曾国藩几乎同时狂叫火速购买轮船，以便达到“灭贼为志”(《洋务运动》第2册，第222页。)的险恶目的。直到太平天国失败前夕的1863年，奕还一再告诫下属说：“此项轮船现在自以先剿金陵等处发逆为要。”(《洋务运动》第2册，第250页。)

　　到了七八十年代，情况有所变化。这时中国边疆普遍发生危机，帝国主义从四面八方入侵中国，它们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了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矛盾。面对帝国主义的猖狂侵略，洋务派以左宗棠为代表的忠君爱国者力主抵抗，并为维护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洋务派、包括那些忠君爱国者所办海军也没有放弃镇压国内人民的职能。如1878年台湾后山加礼人民起义，1889年台湾吕家望人民起义等等，就都是由洋务派所办海军镇压下去的。而且参予镇压这些起义的人员中，有一些就是后来在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中英勇抗敌、甚至为国捐躯的爱国将领(《清史稿》卷136，兵志七，第4038页；《清末海军史料》（上）第353、55、371页。)。1981年，在平息长江两岸人民所掀起的如火如荼的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中，洋务派所办海军也起了恶劣作用。正象清总理海军事务大臣奕劻所说：“此次各处滋闹教堂，沿江一带幸有各兵轮分防弹压，并将赴北洋会操之六船调回，分驻吴淞、上海等处以助声威，中外民心赖以安定。”(《清末海军史料》（上）第82页。)此外，在清代史籍中还有不少有关清末海军缉捕和屠杀“海盗”的记载。其实，在这些所谓的“海盗”中，有许多并非是真正的海盗，他们有的是沿海起义人民，有的是在陆上起义失败后逃到海上的义军。

　　综上所述可知，说洋务派办海军只是为了镇压国内人民，显然不对；但是同样，如果认为洋务派办海军“完全是为了抵抗外国侵略”，与镇压国内人民无关，也显然不对。愚见以为，对洋务派办海军的动机，比较全面、比较准确的说法应该是：首先是为了维护清朝封建统治，其次是为了维护并扩充其本派系势力。关于为了维护和扩充其本派系势力的问题，就连洋务派中的忠君爱国者们也难免，这是封建腐朽性在洋务派身上的必然反映。至于李鸿章之流，表现得就更为突出。他从筹办海军之始就具有借“御侮”之名，而行扩张本集团势力之实。洋务派为加强本派系势力而办海军，不仅表现在经办自己的海军和海防时很少顾及其他海军和海防建设上，更表现在对外战争中，他们各自拥兵自重，互不相救。中法战争时，北洋、南洋、福建三支水师各据一方，清政府调南北洋水师增援福建，李鸿章、曾国荃先是找借口拒不发兵，既出又徘徊不前。由于“援闽之师久而不出，出则迟回观望，畏葸不前，使法人得窥其微，截商阻漕”(《清末海军史料》（上）第113页。)。并非偶然的是，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南洋诸水师亦袖手旁观，颇有点幸灾乐祸地坐观李鸿章北洋海军的毁灭……，凡此种种，都无不暴露出洋务派办海军以自固的自私动机。

　　正是为了这样两个目的，所以无论国内国外，不管是谁危及了清朝封建统治或其本派势力，洋务派就都会设法对付。当国内革命人民把雪亮的钢刀搁在封建统治者脖子上，极大地威胁到清王朝及其本身命运的时刻，所有洋务派就都会毫无例外地力主镇压，即使倾其所有武力也在所不惜。当着外国侵略者步步紧逼，要把中国加以瓜分和吞并的时候，洋务派们也都会想方设法进行对付，只是不同的人对付的方法不同。这时，洋务派中的忠君爱国者们会同人民一道，奋勇抵抗外国侵略，无论陆战、海战，都可能表现出极高的爱国热情。而以李鸿章等为代表的妥协投降派，虽然大都忠君，但却不爱国。面对外国侵略，为了保住清朝“儿皇帝”的宝座和他们本派势力，有时也会同外国侵略者发生讨价还价式的抗争；抗争不成，为了同样的目的，他们又会向侵略者妥协，甚至无耻地出卖国家与民族权益。

　　完全可以说，洋务派办海军，同他们倡导的整个洋务运动的目的是完全一致的。他们对人民革命的欺骗与镇压，对外国侵略者的妥协与斗争，都是在权衡清朝统治及其本派势力的利益得失之后而采取的。当着他们为既定目标而动用陆海军血腥镇压人民反抗的时候，他们所起的历史作用显然是反动的。当着国家遭受侵略，他们中有的人奋起反抗，虽然带有“忠君”色彩，属于封建爱国主义，但在当时却是进步的，对此我们不应一笔抹煞。至于说到李鸿章之流，他们为了既定目标常常对外妥协投降，甚至不惜出卖国家权益，对此我们不应视而不见，更不应把他们美化成为抵御外国侵略的爱国者。

　　【资料来源：《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199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