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西藏实施新政是西藏走向近代化的开端，对维护清政府在西藏的主权具有重要意义。从20世纪80年代起，史学界开始关注清末西藏新政问题，时至今日，发表的文章不过数篇，涉及到清末西藏新政主要内容及失败原因，清末西藏新设机构及其活动。研究的角度大多是从人物方面进行探讨，例如张荫棠的治藏得失，联豫改革的历史作用等。¹上述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从清末西藏实施新政的整个历史进程看，似乎缺乏完整性，也不够深入。实际上，西藏实行新政，和帝国主义国家侵略西藏、西藏形势出现危机，清政府在西藏施政发生困难有密切关系。清末西藏新政的内容非常丰富，包括政治方面的调整行政体制和整肃吏治，经济方面的发展实业，军事方面的训练新军和加强兵备，文化方面的兴办学堂和创办报纸等。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档案资料为基础，对这一课题进行新的探讨，以期比较全面和深入，并把清末西藏新政作为一个历史过程，审视其留给后人的启示和教训。不妥之处，尚请方家指正。

一、帝国主义国家对西藏的侵略

以及清政府施政发生困难

帝国主义国家对西藏的侵略，主要是指英、俄两国。英国在乾隆年间就把侵略的魔爪伸向了西藏。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以后，英国殖民者通过游历、传教、通商等手段，加强了对西藏的侵略。光绪十四年（1888年）春，为了进一步侵略西藏，英国发动了第一次侵略西藏的战争，战后，光绪十六年（1890年），清政府代表和英国驻印度总督签订了不平等的《中英藏印条约》。通过这个条约，英国吞并了中国属国哲孟雄（锡金），割占了中国西藏南部的隆吐、捻纳至则利拉一带的领土。光绪十九年（1893年）十月，清朝政府代表又和英国政府代表在大吉岭签订了《中英藏印续约》。续约中规定，把亚东开为商埠，英国和印度可以在这里自由通商，派驻官员，租赁房屋，享受5年贸易免税权，以及领事裁判权等。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随着各帝国主义国家掀起的瓜分中国的狂潮，英国便妄想直接控制西藏，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为此，制造种种借口，在光绪二十九年至三十年（1903－1904年）间，发动了第二次侵略我国西藏的战争。战争结束后，英国侵略者迫使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拉萨条约》。条约中规定，增设江孜、噶大克为通商关市，西藏赔款50万英镑，不经英国政府照允，西藏不能把土地等租典、让卖任何外国，西藏应允遵照1890年中英藏印条约行事。英国侵略者通过签订《拉萨条约》，实际上是否认了中国对西藏的主权。英国在通过武装入侵企图控制西藏的同时，还加强了对西藏的经济侵略。在英国商品没有大批进入西藏以前，在很长的时间内，西藏人民所需要的茶叶、烟草、粮食、棉布和丝绸，以及其他生产生活用品，都是从祖国内地经四川、云南、甘肃、青海、新疆等地运进西藏，西藏地方的黄金、麝香、羊毛、药材、皮革等物，则通过上述这些地区运往内地。英帝国主义势力侵入西藏以后，英国的棉毛织品等通过印度大量运入西藏，同时又从西藏掠取廉价的羊毛等轻工业原料。英国商品大量流入西藏，极大地削弱了西藏地方与祖国内地的经济联系，导致了西藏在经济、政治上依附于英国，而这正是英帝国主义企图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的战略部署中的重要环节。

在英帝国主义加紧对我国西藏政治、经济侵略的时候，俄国帝国主义也不甘落后，从各方面开展了妄图侵吞我国西藏的阴谋活动。最初，俄国通过派遣间谍，以游历、考察为掩护，广泛搜集西藏情报，为进一步侵略作准备。在这些间谍活动中，尤以布里雅特蒙古人德尔智隐蔽最巧，潜伏最久，危害最大。他通过在西藏学习藏文和佛经，利用各种手段博得一部分西藏贵族僧侣的好感，当上了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侍讲。随后，德尔智利用这一有利地位，拉拢收买达赖喇嘛及西藏僧俗上层分子投靠俄国。他曾几次充当达赖喇嘛的“特使”，往返于沙俄和西藏之间。曾有人说：“不单是西藏，甚至中国西北部与俄国毗邻的地区，都将在沙皇的庇护下，逐渐获得和平和安宁。”²这说出了德尔智活动的真正用意，也暴露了俄国企图吞并西藏的野心。

英、俄两国都企图吞并我国西藏，彼此间争夺愈演愈烈，这更增加了把西藏从我国分割出去的危险。俄国曾通过驻英大使向英国发出照会，强调俄国政府“需设法以保护在藏之俄国权利”。英国则通过俄国驻英大使，向俄国政府强调：“英于西藏其关系之密切，远过于俄。俄若在藏有所举动，则英之举动不特不让于俄之举动，或且过之。俄若派兵进藏，英必尤而效之，且所派之兵，其力必厚于俄之兵力也。”³英国正是在和俄国争夺西藏日趋激烈的情况下，发动了第二次侵藏战争。

为了把西藏从中国分割出去，英、俄两国还极力在西藏培植自己的代理人，其中俄国的手段最为卑劣。德尔智在充当十三世达赖喇嘛侍讲期间，极力挑拨西藏地方和清朝中央政府的关系，散布什么清朝已经衰落，不能依靠，只有依靠俄国才能抵抗英国，以致于年轻的达赖喇嘛“为彼说所浸渍，其志意似怦怦欲动”。⁴德尔智还拉拢、勾结西藏地方政府中最有势力的噶伦夏扎·边觉夺吉，“把他笼络住”，结果，夏扎和德尔智“亲密无间，对沙俄十分钦佩”。5清政府的有关官员对德尔智的阴谋活动已有所察觉，四川雅州府知府嵇志文曾在驻藏大臣衙门办事，他向清政府密禀：“新授噶布伦边觉夺吉交通俄使，险诈用事。前充黄绍勋随员，到岭（大吉岭）后与印官往来最密……取结一事，居间阻挠，意在挑弄印藏不和，以便俄人乘隙，结事益难措手。”6由此看来，德尔智的阴谋活动已经得逞。不仅如此，达赖喇嘛还接受了沙皇给的一套东正教主教袍服，在他写给沙皇的亲笔信中，竟称沙皇是“护法皇帝”，表示要同俄国“亲善”。7

正是在英、俄等帝国主义国家破坏下，西藏地方和清朝中央政府的关系越来越不正常。西藏上层一部分人士对清朝中央政府产生了离心倾向，清朝中央政府的许多指令在西藏得不到贯彻执行。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亲政后，更加恶化了西藏与清朝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四川总督鹿传霖曾密奏清政府：“近则达赖喇嘛下山管理藏事，而又有三大寺为之蛊惑，且持俄国为外援，公然恣肆。”8“至藏事之棘手，实由达赖之顽抗。惟其有藐视汉官、违背朝廷之心，故敢出此。”9达赖喇嘛和西藏地方政府对清朝中央政府这种“公然恣肆”的态度，在瞻对事件中表现得尤其明显。瞻对（今四川新龙）在今四川理塘之北，“其地本系川属土司”，同治年间当地土司叛乱，川军和藏军会剿，“藏兵先克，借索兵费三十万。维时款项无出，前督臣奏请赏给达赖，原一时权宜之计。”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瞻对土司又发生叛乱，清政府派军平乱，收回瞻对，取消土司制度，改派流官直接统治。对此，达赖喇嘛及西藏地方政府极为不满。“达赖不肯输服，遣人赴京呈诉”。清政府迫于无奈，又将瞻对地方赏给达赖喇嘛收受，不再实行改土归流。10瞻对事件集中反映了西藏地方和清朝中央政府之间的不正常关系。

此外，还应提及的是，清朝末年，清政府在西藏施政暴露的问题越来越多，尤其是驻藏大臣，多不称职，给西藏人民留下了极坏的印象。早在英帝国主义发动第一次侵略西藏战争期间，驻藏大臣升泰就极力推行投降政策，千方百计阻挠藏族人民的抗英斗争。他说：“洋人若在藏兵撤后，再行进兵，则是违约在彼，纵属失地，不难索回。若藏兵先出，则以后事机万难办理。”11企图以此胁迫西藏地方政府把军队从前线撤回。抗英斗争失败后，升泰又软弱屈服，和英国签订了不平等的《中英藏印条约》，结果遭到了藏族人民的纷纷谴责，说他“有意见好”英国，“私将西（锡）金划出版图”，“失信藏番”。12在英帝国主义发动第二次侵略西藏战争期间，驻藏大臣有泰仍然实行妥协投降政策，对英勇抗击英军侵略的藏军实行“任其战任其败，终不能了局”13的政策，不给以任何支持。英军进入拉萨后，有泰对英国侵略军奴颜婢膝，言听计从，甚至带着牛羊粮食去“犒赏”英军。这种“媚外而乞怜”14的丑恶行径，不仅遭到藏族人民的反对，而且也受到清政府中一部分官员的痛斥。这使清政府痛切地感到，必须改变驻藏大臣在藏族人民中的形象，在西藏施政才能取得成效。

正是在上述的历史背景下，光绪三十年（1904年）八月，清政府颁布上谕：“西藏为我朝二百余年藩属，该处地大物博，久为外人垂涎。近日英兵入藏，迫胁番众立约，情形叵测。亟应思患预防，补救筹维，端在开垦实边，练兵讲武，期挽利权而资抵御，方足自固藩篱。”15就这样，清政府开始在西藏实施新政。

二、整肃吏治和调整行政体制

清政府颁发新政上谕是在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1901年1月29日），然而，新政在全国实施并不平衡，具体到西藏，除了前述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外，还涉及到川边地区的改革。16因此，西藏实施新政时间上相对较晚。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三月，清政府命联豫为驻藏帮办大臣，后改为驻藏大臣兼帮办大臣。光绪三十二年四月，清政府又派张荫棠前往西藏查办事件。清末西藏地区的新政，就是在张荫棠和联豫主持下实施的。

张荫棠（？—1935），字憩伯，广东南海人，举人出身，光绪十八年（1892年）纳资为内阁中书，次年考取海军衙门章京，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随伍廷芳赴美，充任三等参赞，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改充旧金山领事，不久调任西班牙代办。光绪三十年十二月（1905年1月），张荫棠以参赞身份随外务部右侍郎唐绍仪赴印度就《拉萨条约》与英国进行谈判。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唐绍仪因病回国，张荫棠接议藏约，并被任命为全权大臣。同年十二月，他致电外务部，提出整顿藏政和收回政权问题。电报中说：“我国整顿藏事，迟早皆应举办，今事机迫切，尤为刻不容缓。拟请奏简贵胄总制全藏，一面遴派知兵大员，统精兵二万，迅速由川入藏，分驻要隘。所有一切内政外交，均由我国派员经理，并次第举行现办新政，收回治权。其达赖、班禅等，使为藏中主教，不令干预政治。俟布置即定，逐年递减兵额，以节縻费。”17光绪三十二年正月，张荫棠又致电外务部，详陈英国企图吞并西藏的阴谋及清政府应采取的治藏政策。他说：“英人经营西藏，已非一日，耗费不下千万，阴谋百出。”西藏“为川滇秦陇四省屏蔽，设有疏虞，不独四省防无虚日，其关系大局实有不堪设想者。”“整顿西藏，有刻不容缓之势。”¹⁸

张荫棠作为一个具有民族意识和维新思想的爱国者，了解世界情势，对帝国主义侵略我国有所认识，有所警惕，希望国家强大，抵御外侮。鉴于张荫棠关心藏事，提出了一系列的治藏政策，光绪三十二年四月，清政府命他以五品京堂候补往西藏查办事件，并赏给副都统衔。七月，张荫棠由印起程赴藏，十月，到达拉萨。清政府命他为驻藏帮办大臣，他吁恳收回成命，力辞不就。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七月，张荫棠被任命为全权大臣与英议和，离开西藏。他在西藏的时间总计有八个多月。

联豫，生卒年不详，字建侯，内务府正白旗，汉军驻防浙省，原姓王。曾随薛福成出使欧洲，¹⁹受西方近代文明的熏陶。光绪二十年（1895年）前后任四川雅州府知府。光绪三十一年三月，赏给副都统衔，任驻藏帮办大臣，光绪三十二年七月抵藏，同年十月，任驻藏办事大臣兼帮办大臣。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联豫仍驻在西藏，直到民国元年（1912年）6月，始从印度返回内地。作为清政府驻藏办事大臣，联豫在西藏的时间长达6年。

西藏怎样实施新政，张荫棠等人曾多次规划，认为具体应包括设官、练兵、屯垦、通商、建学等项。²⁰在所有练兵、开垦各事中，以练兵为急务。²¹清政府归纳各种意见后认为：“举凡练兵、兴学、务农、开矿、讲求实业、利便交通以及添置官吏、整饬庶政诸大端，均应及时规划，期于治理日益修明。”²²张荫棠到西藏后，首先着手的是整肃吏治。

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张荫棠致电外务部，请代奏参藏中吏治积弊请旨革除惩办。他首先指出了藏中员弁积弊：吏治之污，弊孔百出，无怪为藏众轻视而敌国生心。驻藏大臣历任所带员弁，大都是被议降革人员，钻营开复，幸得差委，身名既不足惜，益肆无忌惮，鱼肉藏民，侵蚀库款。接着又指出了驻藏大臣积弊：额外需索，一切政权，得贿而自甘废弃。随后对驻藏大臣有泰进行了参劾揭露：畏敌媚外，颟顸误国，贪污国银，朋比分肥，任用亲信，卖官鬻爵，奢侈腐化，醉生梦死。²³根据张荫棠的参奏，前藏游击刘文通等均被革职，归案审判，分别监追。卸任靖西同知知县松寿子善佑革职，永不叙用，递解回籍，严加管束。署靖西游击周占彪、后藏都司马全骥勒令休致。游击李福林革职留任，带罪效力。有泰庸懦昏聩，贻误事机，并有浮冒报销情弊，先行革职，不准回京，听候归案查办。后来，张荫棠又致电军机处外务部请代奏覆查各员贪污情形请旨惩罚，清政府决定，西藏前任粮台黄绍勋、郭镜清、胡用霖、杨兆龙等交四川总督照数监追，粮台知县李梦弼、同知恩禧、文案委员范启荣及松寿等押解四川分别追缴，刘文通解往四川永远监禁，并将原籍寄居财产查抄充公，有泰发往军台效力赎罪。²⁴

光绪三十三年三月，张荫棠又致电军机处外务部请代奏惩办藏官。箭头寺降神护法曲吉，藉神苛敛，怙势横行，重利盘剥，抄家害命，强夺庄田，积资数百万，印藏之战，以降神符咒蛊惑达赖，致大局糜烂。结果，箭头寺四品护法曲吉罗桑四朗，桑叶寺护法曲吉罗桑彭错，即行革职，永不叙用。²⁵

在调整行政体制方面，光绪三十三年正月，张荫棠提出，拟达赖、班禅优加封号，厚给岁俸，照旧制复立藏王体制，视达赖专管商上事，而以汉官监之。拟特简亲贵，为西藏行部大臣，体制事权用王礼。设会办大臣1员统治全藏，下设参赞、副参赞，参议、左右副参议五缺，分理内治、外交、督练、财政、学务、裁判、巡警、农工商矿等局事务。在亚东、江孜、札什伦布、阿里、噶大克、察木多、三瞻、三十九族、工布、巴塘等处，酌设道府同知，均用陆军学堂毕业生，督率番官，治理地方，兼办巡警裁判。每有番官之地，应设一汉官。张荫棠认为，这样可以使事权集中而政令统一，从而加强清政府对西藏地方的统治。光绪三十三年三月，张荫棠又提出在西藏设立交涉、督练、盐茶、财政、工商、路矿、学务、农务、巡警九局，附设植物园，并定有章程。交涉局总局设在拉萨，分局设在江孜，主管西藏三埠通商交涉事宜。督练局主管西藏练兵，每镇设粮饷局，还设军械局、司法局、参谋局，分管粮饷、军械、弁兵犯罪、战守机宜等事。盐茶局负责盐茶的贩运及茶的引种。财政局主管财政，包括设银行，铸钱币等事。工商局负责工艺制造，商品贩运。路矿局主管修建道路、矿山开采。学务局主管兴办学堂、文化教育。农务局主管农、林、牧、副等业。巡警局总局设在拉萨，督率各营官，分地举办巡警。巡警专为缉捕盗贼，安靖地方，弹压械斗，保护中外往来官商，分段修治道路。巡警局内附设裁判局，管户婚钱债词讼之事；卫生局，专管医院卫生之事。植物园设五谷区、蔬菜区、果实区、树木区、花草区，每区设园丁数名，司理掘地、种植、灌溉等事。²⁶综上可以看出，九局所管的事务，包括了西藏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是西藏治事机构的一次大调整。

联豫任驻藏大臣后，对西藏行政体制也多有调整。光绪三十一年九月，他指出：因边外多事，前帮办大臣桂霖始请改驻察木多，创办练兵、开垦、开矿一切新政。其意原以外人窥伺西藏，势成岌岌，欲为保我疆圉，不得不择一居中之地驻扎，以便策应。但察木多本一小台站，孤悬川境之外，距川距藏，均有30余站之遥，其地烟户仅数十家，即使藏外有事，依然鞭长莫及。于是，联豫提出：熟审川藏情形，驻藏帮办大臣宜规复旧制，仍驻前藏。²⁷

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联豫提出裁粮员改设理事官。西藏粮员原为沿途制兵而设，实施新政后，裁去制兵，招练新军，所有饷项，统归驻藏大臣派人收管，每月发交统协各官，按名给发，粮员无事，所以裁撤。但是，察木多、拉里、前后藏等处汉民日益增多，以前遇有汉民和藏民涉讼之事，全赖粮员持平断结，粮员裁撤后，汉民将无所归依。因此，联豫提出，裁粮员之后，以前凡有粮员之处，均改设理事官1员，专管地方词讼事，保护汉民，由四川委派。以后巡警日渐推广，凡有汉民居住的地方，都可遍设，理事官即可兼裁判之任。惟靖西关一缺，因有同知，兼该关监督，所以仍然保留，但也改名为理事官，渐收地方管辖权，及办理中外交涉事。²⁸

宣统二年二月，在噶大克、江孜、靖西已经设官的基础上，联豫提出在西藏择要酌设委员，包括藏西曲水委员1员，扼西路要冲；藏北哈拉乌苏委员1员，通西宁边路；藏南江达委员1员，控制工布，另有山南委员1员；藏东硕般多委员1员，招抚波密，并通边藏消息。此外，三十九族地方虽已驻兵，也设委员1员，以期逐渐开化。这些委员均令常川驻扎，管理刑名词讼，清查赋税数目，振兴学务工艺，以及招练商贾，经营屯垦，调查矿山盐场。

宣统二年十一月，联豫奏请裁撤驻藏帮办大臣，改设左右参赞。清朝驻藏大臣设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当时康熙帝认为西藏事务不宜由拉藏汗一人独理，所以遣官1员，前往协同办事。到雍正初年，因为准噶尔乘隙窥藏，清政府便以川、陕兵2千留防藏地，派大臣正副二人，分驻前后藏，以便镇守。这是增设帮办大臣之始。因为军队分布要地，必须各有大员统率。以后就成为定制，每季以1人出巡，1人居守。出巡之际，周历鄂博，查阅营伍，对巩固边防意义重大。不料行之日久，弊端丛生，主要是动劳供张，藉端派累，制兵窳败，无可校阅，制度逐渐废弃。宣统元年，驻藏帮办大臣仍驻前藏之后，添设参赞1员，驻扎后藏，管理三埠通商事宜。鉴于新政期间改革官制，应责任必专，权限必明，而要以一政权，而资治理，就必须归并员缺。于是，联豫提出裁撤驻藏帮办大臣，设左参赞1员，驻前藏，禀承办事大臣，筹划全藏一切要政。设右参赞1员，驻后藏，禀承办事大臣，总监督三埠事务。经联豫奏准，钱锡宝为右参赞，罗长绮为左参赞。品秩均为从二品官。左参赞和驻藏大臣同署办公，不设机构和属员。右参赞设有专门衙署和办事人员。²⁹

宣统三年六月，联豫上奏改设治事议事各厅，设立幕职分科办事。这是对驻藏大臣衙门内部机构的调整。西藏办事大臣衙门从前公事不多，所以只就奏调咨调各随员中，择文理清通的，酌派二、三员经理文牍，尽管如此，也有一套办事机构，主要是：稿房，负责起草公文，办理折稿要件。满印房，掌缮满、汉文。汉印房，办理边情、营房、藏务、洋务以及藏属汉藏文武官员大小事件。吏、礼房，掌管官员升降调补，以及各种礼仪。户房，掌理钱粮。工、刑、药材房，掌兴工制造，刑狱事件，药材及武器弹药等。兵房，掌汉、藏兵丁升降调补。夷情房，掌管噶厦公所官员及升补各营官额缺，为蒙古僧人、尼泊尔人发给路照，达木八旗及康属汉族事务，各大活佛掣签等事。译字房，负责藏、汉文互译。廓尔喀房，负责培养懂廓尔喀文的学生，以便赴京当差。掌房，掌收发文件等事。看书房，负责传唤递送各房紧急公文。³⁰宣统二年，川军进藏后，政权渐次收回，事务日繁，往来文件，比以前增加数倍，几与边小省治无异。在这种情况下，联豫提出，应仿照各省督抚衙门章程，设立幕府分科办事，以责专成。于是，就已裁帮办大臣衙门，改建治事厅1所，作为科荟萃办事处所。又建议事厅1所，为会集各员议事处所。办事大臣每天都要到治事厅判行事件，遇有需要讨论的，可随时和属员面商。每十天办事大臣要召集幕职及地方办事人员在议事厅开会，讨论应兴应革之事。各科事简的，由他科代理。设秘书员1员，以驻藏左参赞罗长绮兼任；协理1员，以投效分省试用府经历谢庆尧充当。改原来各房为科，计有：吏科兼礼科、法科，度支科兼营缮科，军政兼巡警科，交涉兼邮电科，学务兼农工商科，番务兼夷情藩属科。³¹

为了查禁吸食鸦片，光绪三十四年八月，联豫在拉萨设立了戒烟局；十一月，又设立了查验公所。本来，西藏并不种鸦片烟，只是所邻近的四川、云南均是产烟省，商人贩运方便，所以西藏吸食的人越来越多。考虑到西藏地处极边，村落辽阔，而且医药两缺，必须采取得力措施，查禁鸦片烟才能取得有效成果，于是，光绪三十四年春，联豫咨请四川总督，由四川购买各种戒烟药品，运解来藏，同时分扎各台，饬将吸烟人数，造具清册，旧设烟馆，一律封闭歇业。随后，又相继设立了戒烟局所。戒烟局发给戒烟药片，限期戒断。查验公所派官员及医生实力查验，进行治疗。

整肃吏治和调整行政体制，既是清末西藏实施新政的产物，加强了清政府对西藏的统治，同时，又有利于新政在西藏的进一步推行，为以后西藏进行改革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三、发展农牧工矿和交通邮电业

西藏土地富饶，自然资源和矿产十分丰富。既有可以从事农业生产的河谷地带，又有可以放牧的草原地区；既有茂密的森林，又有丰富的矿藏。在十多种矿藏中，尤以煤、铁、金的储量最大。此外，湖盐的产量也很多，在西藏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西藏实施新政前，主要是畜牧业、农业、手工业、商业，且发展程度较低，实施新政后，经济有所发展，尤其是农牧工矿和交通邮电业，有的提出了比较详细的发展规划，有的在实际生活中已经落实，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效果。

张荫棠到达西藏不久，在光绪三十三年正月，就怎样治理西藏，曾提出若干意见，其中包括经济方面的一些措施，主要有：巴塘电线，应由部饬速接至拉萨。赶修打箭炉、江孜、亚东牛车路，以便商运，俟矿务旺，再修铁轨。藏属除封禁雪山外，凡五金煤矿，准内地西藏军民人等报明矿务局开采，出矿后，官只收什一之税。凡开平、大冶，及南洋、美国华矿工，均可招徕试办。革除差徭，以苏民困。西藏向无盐税，应于喀拉乌苏、鹿马岭等处，各盐井设局征税，官商并运。羊毛、牛尾、骨角、猪毛、药材，将来必为出口货大宗，三埠设关后，应酌定出入口税则。收回铸造银铜纸币之权，设银行以利转输。前后藏台站额兵老弱缺额，徒饱私囊，应裁撤改办巡警，以警兵兼修道路。印茶入藏，势难久禁，炉税必日绌，将来应酌量免税。宜破除故见，以川茶子输藏，教民自种，以图抵制。炉茶或暂由官局督运，以平市价。这些措施，有的已经实施，比如修路，有些地段就开始派人踏勘。³²

光绪三十三年二月，在《传谕藏众善后问题二十四条》中，张荫棠又提出：欲筹饷，必先振兴农工商业。藏地未开垦者甚多，某地宜种植，某地宜畜牧，某物宜制造，亟应讲求。出口货以羊毛、牛皮、大黄、麝香为大宗，宜设法推广，以辟地源。西藏五金煤矿，冠绝全球，应妥定章程，任民开采，官收什一之税。矿产既开，即可修矿路，商务会更旺。山路崎岖，转运艰阻，有碍商务，站宿之处，又时虞盗贼，应设立巡警局，修治道路，保护行旅。银行为商务血脉，必周转便利，商务乃可大兴。藏库壅积而不流，币制尤搀杂破碎，商民交病，应议开拉萨总银行，分设支店于打箭炉、江孜、札什伦布、大吉岭等处，以便转输而扩商利。³³

光绪三十三年三月，张荫棠提出西藏应设立九局，其中，负责经济事务的就有5个，即盐茶局、财政局、工商局、路矿局、农务局，由此可见张荫棠对发展西藏经济的重视。在这些局的应办事宜中，张荫棠规划的非常细致。³⁴

后来，张荫棠在《训俗浅言》中，又谈到了发展西藏的实业。他指出：凡农业、工艺、商业，如种植、畜牧、蚕织、矿务、机器制造、声光电化医药之类，凡可以生利者，皆谓之实业。实业兴旺，国乃富强。不可徒尚空谈，耽安逸，日诵经典，望神庇佑，望人布施，是为分利之人，非生利之人。人人皆思分利，愈分愈薄，国安得不贫。贫斯弱矣，欲救贫弱，惟有振兴实业。³⁵光绪三十三年四月，张荫棠还札复波密总管谕以修路利益，指出波密上通西藏，下达巴塘，此路一开，出入往来，百商云集，他处之物，既可贩运来藏，即波密本地之货，亦可行销他处。商务发达，利益均沾，实系有利于波密之民生。他又咨川督请饬知各属，对给西藏采买茶种的人一律放行。同年十一月，在《奏陈西藏内外情形并善后事宜折》中，他再次提出电线宜速设，矿务宜振兴，工艺宜讲求，茶宜自种，官银号宜分设。36

由于种种原因，张荫棠提出的发展西藏经济的各项措施绝大部分未能实施，尽管如此，他提出的措施全面具体，重点突出，给人们以深刻的启发，特别是为联豫在这方面的继续努力奠定了基础。

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就发展西藏经济问题，联豫提出了具体措施，主要内容有：

派遣藏民前往四川学习工艺，并设立陈列所。联豫认为，西藏出产之盛，素以牛皮、羊毛为大宗，可惜的是未能讲求制造，只能织成氆氇行销各处，而兽皮等件，还不知道怎么销售。至于牛角，竟弃之不用。与此不同，英国人则在靖西、江孜地方，重价收买，制成物件，贩运转售，获取利益。这是藏民把自己的利益甘心让给了别人。若不急筹抵制方法，利权将会更加外溢，藏民的损失也会越来越大。还有墨竹工卡、拉里等地所产竹木非常多，藏民也难于转运，又不知设法制成器皿，以利民用，以致腐朽空山，竟成弃物，实在可惜。有鉴于此，联豫指示藏族官员，先选派藏民中明白子弟20人，头目1名，送四川省劝工局学习工艺，一切经费，由他自己捐廉发给，以便将来艺成归藏振兴工务。联豫还认为，要振兴工务，除派人学习外，更重要的还是罗列标本。于是，他又开设陈列所一处，派人监理，讲解各种物产的质性，以及一切制作的方法。咨行四川省劝工局，备取各种陈列品，驮运进藏，陈列展览，以便藏民参观学习。

藏中银钱，归复旧制，派员监造。西藏使用的银钱，最早是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经大学士福康安奏准派员监造使用的。正面为汉字“乾隆宝藏”四字，背面为藏文，也是“乾隆宝藏”四字。以后嘉庆、道光年间，都是照这一样式鼓铸，每圆番平1钱5分，合内地库平1钱整，以10圆为1两，通行西藏，后来不知何年停铸。当时西藏通行的银钱，是商上所铸，没有清朝的国号，而原来的旧钱，人们都做宝物收藏起来。不过，前藏粮务衙门，还存有监铸银钱的关防。进入近代，西藏边防事起，解款不敷开支，各粮员便向西藏商人借贷，以顾兵饷。开始还争相汇兑由四川解来的银钱，以后便诸多要挟，每1两只交9钱，还要延迟数月才能缴清。粮员不能赔累，所以前办事大臣裕钢代为奏请，将西藏商人汇水一项，作正开销。结果，前藏每年额饷6万两，汇到只得5万4千两，亏累很多。西藏实施新政后，制兵裁撤，改练新军，所需饷项，比以前增加了许多，如果仍照现行汇兑办理，则不知更要亏损多少。四川前铸藏圆，每圆库平3钱2分，打箭炉一带争相使用，市价有时竟涨到3钱8至9分，察木多内外都肯用。藏中则市价太低，平常1圆，只做2钱4至5分，极涨时也没有超过3钱，发给士兵，尽管照3钱2分，士兵还是不堪忍受。正因为此，历任粮员只得交西藏商人汇兑，而不敢领藏圆。考虑到上述情况，联豫提出，请旨饬下四川督臣，以后每年应解前藏、靖西的饷项，该解多少还解多少，这些纹银到西藏后，由他派员监造，照从前样式，正面铸汉字“光绪宝藏”，背面用藏文。联豫认为，这样做既可免汇兑之费，可得盈余之利，又可以在英国人钱币在西藏流行的情况下，表现出清政府对西藏的主权。³⁷

不过，由于重庆的铸铜圆机器难以运到西藏，所以按旧制造藏中银钱在光绪三十二年未能实现。宣统二年，达赖出走印度，联豫派人接管了札什城北的造币厂，才开始铸造“宣统宝藏”，有银币、铜币之分，银币又分大小两种。³⁸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九、十月间，西藏开办了江孜和亚东两个商埠。宣统元年，联豫又派人前往噶大克进行测量调查，不久，噶大克也开办商埠。江孜、亚东、噶大克开埠通商后，随即自办税关，有关管理人员由驻藏大臣联豫扎委。宣统元年，江孜关改为分卡，归亚东税务司管理，由亚东派一查验委员前往负责稽查等事。噶大克设立分关，亦归亚东税关管理，由亚东派一副税务司驻在那里，办理一切事宜。³⁹江孜、亚东、噶大克税关的设立，对西藏开展对印贸易，由印度进口茶叶、百货，向印度出口羊毛、皮张、药材，从而发展西藏经济起到了一定作用。

宣统元年，联豫提出筹垦荒地、开采矿山，以便进一步发展西藏经济。他认为，藏民食品以青稞为大宗，酿酒充粮，皆资此物，平原地区均已种植。但西藏僧多民少，荒地尚有许多，亟宜垦辟，以广生计。只是开垦必先移民，以西藏当时情形而论，在藏俗尚未开通的情况下，还不能立即举办。这样，联豫提出的移民垦荒便未能落实。鉴于西藏荒山极多，矿源甚富，藏人不知开采，弃利于地，非常可惜，而外人又有觊觎之心，联豫提出招商承办，开采矿山，以浚利源。考虑到藏民迷信风水，会有阻力，联豫准备先从三十九族办起，等到藏人看到利益后，再因势利导。为此，联豫和温宗尧筹商后，准备函约南洋商人胡国廉、张煜南、黄福基、戴喜云、黄景堂等前来勘察，如果确系佳矿，再请旨遵照部章，设立公司，集股开采。遗憾的是，终清之世，这一措施也没有落实。

西藏地方，跬步皆山，由悬崖陡壁中凿成鸟道，以通行人。沟涧深凹，人畜堕落，踪影全无。这使驿递往还，商货出入，时受阻滞，而运饷运械，中途倾覆，也深为可虑。有鉴于此，宣统二年四月，联豫提出修理西藏道路桥梁，以利运输，以便行旅。由前藏至察木多为东路，有2，600余里，分为32站。联豫准备遴派熟悉工程的人员，逐段勘验，进行修建，道路以宽1丈5尺、能行牛车两辆为标准。在有河流的地方，则修桥梁。为此，他派了汉、藏官员携带工匠先去查看路情，以便估计工程造价。

西藏山川险阻，交通困难，军书文报，专恃驿递，经常延误，影响很大。光绪三十年英军入藏后，自亚东至江孜接有电线，以至于后来藏中机要事件，全赖英线传递，造成电报费外溢，利权随主权一起丧失。光绪三十三年议订印藏通商章程第六款内载：中国电线，若已接修至江孜，则英国可酌量将由印边界至江孜电线移售与中国。当时，四川省电线已接展到巴塘，联豫遂奏请由西藏兴工，与巴塘接连电线以通消息。由于西藏一些人心存疑虑，多方阻挠，没有办成。宣统二年十一月，清政府调川兵进藏后，西藏情况大变，凡电线经过地方，都派兵巡护，并责成西藏头目人等照料。在这种情况下，联豫认为接通西藏电线的时机已经成熟，便上奏提出，建设西藏电线，请旨饬部宽筹款项，并接收英线，以固主权，而赴事机。巴塘至察木多一段，已由边务大臣赵尔丰筹议兴建，联豫遂派人测量自察木多至拉萨，又自拉萨至江孜的线路，共计2千余里。计划电线钩瓶等物，从印度购买，电杆就地购木，约略估计每里需银40两，合计需银10万两。每200里设一巡电局。虽然这段电线当时并没有架设成，但是却为后来西藏电讯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不过，从联豫的奏报中可以看出，驻藏大臣衙门至西大关之间约30里的电线路却已接通，“传电灵捷”，效果很好。⁴⁰

宣统元年，清政府邮政总局曾派人前往拉萨，筹办西藏邮政业，培训邮政人员。宣统二年，拉萨邮政系统开始有了组织，联豫便命原有塘兵驿站并入邮政系统。宣统三年，由于联豫的支持，拉萨设立了邮政局，察木多、亚东、江孜等地也都设立了分局，西藏的邮政事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⁴¹

四、训练新军和加强兵备

军事改革在清末西藏新政中占有重要地位，张荫棠和联豫对此都十分重视，或者提出了具体建议，或者采取了切实的措施，训练新军，加强兵备。

光绪三十三年正月，张荫棠提出：拨北洋新军6千驻藏，藉壮声威，饷械由北洋拨给，归行部大臣调遣，三年后撤回，改募土勇，以省远戍费繁。西藏民兵，约可得10万，饷由藏拨，拟派内地武备生统带训练，薪俸军械子弹药由政府供给。拉萨向有制枪厂，只是比较简陋，应派南北洋教头来藏，另购机器，以图扩充。这反映了张荫棠加强西藏军备的急切心情。不久，他结合西藏的实际情况，又提出练军筹饷问题。他说：“练新军必先筹饷。商上为全藏财赋之总汇，每岁究竟进款若干，支款若干，省无益之冗费，实能练兵若干？西藏向用民兵，平时未经训练，出战时，戈矛均出民备，每日仅给糌粑茶叶，不足糊口，安望其能杀敌。若招练常备新军数千，训练民兵，相辅而行，庶乎有济。”⁴²张荫棠在这里指出了西藏以往军备中存在的问题，以及改进的办法，指出的问题合乎实际，提出改进的办法切实可行。

光绪三十三年三月，张荫棠向外务部提出在西藏设立九局，在关于督练局应办事宜中，他提出了改革西藏军事比较系统的措施，主要内容有：西藏以练足洋操队，常备军4万人为额。现年先练5千人，按年递增。聘请北洋陆军毕业生为教习兼统带，优给薪俸。兵制5人为伍，5伍25人为队，每队设队长1人。10队为团（250人），设团官1人，帮办1人。10团为营（2，500人），设营将1人。2营为镇，设镇将1人。每镇5千人，内设炮队两团（500人，凡开战，炮队居前，以枪队辅之），工程队1团（250人），辎重队1团，军医队1团，军乐队4队（共百人），侦探队6队（共150人），马步队3，500人。西藏多山，马步队宜各半，以利驰骋。每兵月饷，以4两2钱为准，遇战事加战饷2两1钱发给，以便不为家庭所累，专心训练。充当常备军3年的，退伍后作为续备军，月饷1两。充当续备军3年的，退为后备军，月饷7钱。每年调随常备军操1月，此月照给4两2钱饷。如遇西藏有战事，常备军不敷防剿之用，再调续备军、后备军赴前敌，照给战饷。选兵以18岁至30岁、身体强壮矫捷、无嗜好者为合格。无论汉藏僧俗，均可赴选。廓布（廓尔喀）人亦可间用，只是不能超过十分之一。炮队以吉林炮、过山炮为主。每队大炮1尊，小炮2尊。枪队一律改用后膛毛瑟枪，子弹枪药要多储备。全军军衣，皆宜短襟窄袖，以便行走。侦探队平日应讲求侦探术，或用小商贩，或用妇人，入敌营窥探虚实。工程队于掘沟筑垒工程，宜讲求新法。筑垒宜用三合土，筑六七尺厚。与敌人接仗，宜用散队，切勿数百人立于一处，敌人枪炮，易于取准。全镇战马约需3，500匹，须选精壮，入战场操演纯熟。每队兵须备棚帐、背包、粮袋、水壶、雨衣、雨帽。每团须备铜吹哨、斧、锯、双筒千里眼、指南针、钲鼓等。设陆军学堂，聘北洋学生充教习。⁴³仅从以上简单摘录中就可以看出，张荫棠关于西藏军队建设的措施设想的非常具体，大到军队的编制、装备，士兵的训练、粮饷，小到士兵应配备背包、粮袋，团里应有双筒千里眼、指南针、钲鼓等，应有尽有。当然，这些措施中不排除有些是张荫棠个人的想象，并不合乎西藏战事中的实际情况。尽管如此，他提出的加强西藏军备的措施中，有许多还是能够给人们以有益的启示。

张荫棠对于西藏的军事改革确实是很关注的，就在他已被调离西藏的情况下，在有关西藏善后事宜中，仍然提出练汉兵以资震慑，西藏兵应由汉官充教习统带，枪炮宜购置等问题。⁴⁴他认为：驻藏汉兵窳败不堪用，宜一律淘汰，拟照陆军部练军新章，改练洋操队6千名，在打箭炉、雅州府等处招4千名，其余2千在藏地招募训练，以壮声威。所有营制官制，悉照陆军部新章办理。藏属山路崎岖，非马不行，故马队宜多。饷需视内地尤重。旧设游都守千把各缺一律裁撤，以期饷不虚縻，兵有实用。西藏向用民兵制，按亩征兵，散布各处，未经训练，殆同儿戏。管带官应由陆军部选派南北洋陆军学堂毕业生来藏，以充教习统带。以汉兵保护西藏，不如练西藏兵以自谋保护，只是西藏兵要归汉官教习统带，可免尾大不掉之弊。西藏兵所用土枪，率皆朽废，或设厂自制枪炮，或由内地分批运解，由陆军部查核奏明办理。应当承认，张荫棠的这些考虑，比他在督练局应办事宜中的设想更加符合西藏实际了，只是大多未能实施。

联豫对于西藏军事问题的认识，比张荫棠似乎实际一些，较少主观性。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他在一件奏折中写道：西藏近日危险情形……俄人觊觎于北，暗中诱之以利，英人窥伺于西，近且胁之以兵……时至今日，急起直追，已嫌太晚，若再复因循，后患何堪设想。且西藏之地，南通云南，北连甘肃，东接四川，万一西藏不守，则甘肃、云南、四川俱属可危，而内外蒙古长江一带，亦俱可虑……惟有先行练兵，以树声威，而资震慑。其余新政亦应分别次第，陆续举办。⁴⁵由此可见，联豫对于西藏的形势以及西藏在全国所处的战略地位的重要性有清醒的认识，他认为在这种形势下，练兵对于西藏是头等大事，是树声威、资震慑的最有效手段。就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联豫提出：拟照练兵处新的章程，练兵6千，以1千驻察木多，因其地为入藏通衢，川滇商旅会集之所；以3千驻前藏，以2千分驻靖西、后藏、江孜等处，有事则察木多之兵固可应调，即川滇边务大臣与川省之兵，亦俱可以接应。再将番兵（藏兵）一并归我训练，则缓急可得万余人，他日若能另筹款项，再行扩充。考虑到内地兵丁不愿来藏，若尽用藏民，又恐不足深恃，联豫又提出：拟用汉人六成，用达木及三十九族之人四成，凡排长均用汉人充当。⁴⁶

联豫为了落实练兵计划，在光绪三十三年，开始分调各将弁以为准备。光绪三十四年春夏间，各将弁一律到藏，只是因为饷项未能到藏，练兵之事才迟延了下来。不过，联豫的准备工作并没有停止。光绪三十四年五月，联豫咨调四川武备将弁两堂毕业生14人来藏，开办了陆军小学堂，亦称武备速成学堂，修建了营房和体操场，选择制营及卫队中年少识字又聪敏的，约20余人，又调汉属达木三十九族10人，藏民10人，廓尔喀求送4人，一起进学堂学习，一年毕业。宣统元年三月，川、粤两省的拨款有一部分已经解到，于是，联豫又进一步落实练兵计划，准备先练达木兵1营作为示范，然后再从三十九族选练逐渐扩充。⁴⁷

宣统元年冬，钟颖率川军抵藏。宣统二年正月，鉴于钟颖所率川军计马步炮工程辎重等部分有1，700余名，加上联豫在西藏就地征募编练1营，连卫队等也将近千人，略加扩充，可以组织混成一协，而根据清政府练兵处定章，凡新军练及一协者，应设督练公所，以为军政总汇之区，于是，经联豫奏准，设立督练公所，作为西藏专门编练新军的机构。督练公所的地点就在西藏办事大臣衙门的左近。督练公所设督办1人，由驻藏办事大臣联豫兼任。下设兵备、参谋、教练三处。兵备处以军机处存记四川候补道罗长绮为总办，禀承督办整饬全藏军政，掌考核章制以及各营功过、赏罚、筹备粮饷、军械，管理医务等事。设提调1人，由知县衔胥泉孙充任，禀承总办办理该处一切事宜，包括各军将校人员与公所交涉事，稽核一切杂务，约束指挥公私仆役等。兵备处下设四科，每科设科官1至2人，由陆军学堂毕业生担任。计划科，科官林修海，掌部队的征募、补充、召集、巡辑，筹备操场、靶场、野营训练地段，筹划各营常年经费及各项杂款，交通运输，军礼服制及军纪军规等。赏罚科，科官方伯年、雷学勤，掌考核各营员弁升降调补，差委、薪俸，核办考绩、叙勋、记功、奖赏，抚恤伤亡银两并注册，记载各员弁请假、销假，审判各种案件，考订军狱办法，汇记拘禁，开释名教，汇造各员弁记过名册等。检阅科，科官罗玺、陶邦杰，掌每月或随时检查军队内务及军需品保存，出师前准备，战前去实地考察，各营军医、兽医学术水平，筹定部队日常生活及卫生，战时安置伤病员等。测绘科，科官段榛，掌测绘全藏明细军用地图，普通应用地图，选派人学习测绘等。兵备处还设收支官、制造官、军需官各1人。通判职衔方略任收支官，掌公所一切经费事宜，包括出入帐目由提调盖章，应备度支决算表、物品收支表，每季汇总呈总办审核，并报督办立案。普光任制造官，掌采买军需物品等事。县丞职衔王炳任军需官，掌各营军械及公所库存军械，包括收发、检查等事。参谋处、教练处因人员一时难于选调，应办各事，暂由兵备处兼管。此外，督练公所还设司书生2人，护兵10人，伙夫2人。司书生掌公文收发、登记等事。⁴⁸

西藏兵备处设立后，联豫便开始编练军队、布置驻防。宣统二年二月，他在奏折中写道：“西藏外逼强邻，内多奸宄，一日无兵即一日受侮，一处无兵即一处梗化。”⁴⁹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他首先对入藏川军进行了调整。入藏川军1千多人，编成步队3营，马队1营，炮队1队，军乐1队。考虑到将弁稍多、士兵人数稍有不敷这一情况，联豫便派人到内地招募士兵，同时陆续押饷进藏。其次是对部队驻地重新规划，权其缓急，统筹兼顾。在东路拉里、江达、工布等处，抽拨部队1营驻扎；在西路曲水北路哈拉乌苏等处，抽拨步队各2队驻扎；后藏札什伦布抽拨步队1营驻扎；三十九族内毕鲁地方，也补足步队1队驻扎。所有驻扎部队均责成保卫僧俗，认真操防。其余各营暂驻前藏，分门训练，作为机动部队。

还在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间，联豫就提出，拟将关外打箭炉以及察木多、拉里、前后藏、定日、靖西等处所有武员粮员及所设制兵一律裁撤，节约出的薪饷约10余万两，作为改练新军饷需。宣统三年正月，他再次提出裁撤驻藏制兵，腾出饷项，改设员缺，添练新军，以杜虚糜，而求实际。按，西藏原设察木多、前藏、靖西游击各1员，后藏都司1员，前藏、定日守备各1员，察木多、硕般多、前藏、靖西千总共6员，察木多、拉里、前藏、后藏、定日、靖西把总共6员，恩达、边坝、江达、前藏、后藏、定日、靖西外委共13员。联豫认为，除察木多已划归边属，应由边务大臣奏明办理外，所有自恩达以西，共计绿营官弁马步兵丁尚存1千余名，应一律裁撤。凡游击以下各员，拟请旨全部开缺，分别留藏回川，酌加录用。兵丁中有精壮者，仍另投充陆军，或遍入巡警，老弱者酌给恩饷，听其自谋生业。如系四川人，另给裹带银两，以示体恤。对于驻藏大臣衙门的卫队，联豫也提出应按陆军营制，添设护军官1员，先锋官1员，并改设弁目、马弁、护目、护兵。联豫提出的上述裁撤制兵、改设员缺、添练新军的各项措施，均被清政府批准实行。

在谈到西藏训练新军、加强兵备的时候，我们不应当忽视西藏巡警的建设，因为从某些方面考虑，在西藏设立巡警也是加强西藏内部防卫的重要措施。张荫棠在查办藏事过程中，提出西藏应设立九局，其中就有巡警局，这在前面已经有所叙述。这里需要补充的是，当时张荫棠提出巡警局先办三处，商埠城邑繁盛的地方，至于沿边荒僻地，责成各营官按民户寺院抽丁，轮流当差值日。沿边等处巡兵，每日持枪巡逻，注意有无生人及匪徒滋事。

宣统元年三月，联豫奏请在江孜、亚东两商埠设立巡警，以固主权。原来，藏印通商章程第十二款第三条开载，中国在各商埠及往各商埠道中筹办巡警善法，一俟此种办法办妥，英国允即将商务委员之卫队撤退，并允不在西藏驻兵，以免居民疑忌生事。⁵⁰因此，联豫提出：现在商埠既开，况江孜、亚东两处地当冲要，巡警自应亟办，庶英国卫队可期如约撤退，免贻口实，固我主权。联豫考虑，江孜、亚东设立巡警后，由于财政困难，汉人不多，语言各别，副目和巡兵可由藏人充当，正目以上及司法并局所各员，则以四川调来人，及光绪三十四年所设警察学堂毕业的汉族学生充当。联豫还准备在拉萨署内设一警察总局，以总其成，遇事派员往两处查核。由于各种原因，联豫的这一计划当年未能落实。直到宣统二年二月，拉萨才设立巡警总局，并有步警兵140名，马警兵24名开始站岗巡逻。警兵不值勤时，要按各门学科进行训练，还陆续添募警生，授以速成警学，作为添班补缺的预备。待警兵毕业人数较多时，再挑选成绩及格的，拨往江孜、亚东两处开办巡警。

西藏训练新军，加强兵备，开办巡警的结果，巩固了清政府在西藏的主权，使西藏出现了近代化的军队，有利于抵御外来势力对西藏的侵略。

五、兴办学堂和创办报纸

西藏新政期间，文化、教育、卫生事业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尤其是兴办学堂和创办报纸，更是令人瞩目。

光绪三十三年正月，张荫棠在致外务部电陈治藏刍议中，提出设汉藏文白话旬报，以激发藏族人的爱国心，增进新知识。三月，在议设西藏应成立的九局中，就有学务局。按照张荫棠的设想，西藏大小寺千余间，每寺应设学堂1间，大寺学生300名，中寺150名，小寺80名，俱选12岁以上、20岁以下的人入学堂学习。前三年专学习汉文、汉语、笔算数学、兵式体操，三年后兼习英文，学级程度日高，5年毕业。汉人教习，用湖北、四川、北洋、广东陆军学堂毕业生中兼晓算学的充任。幼童如不识藏文，加藏文教习1员，夜间专教藏文经典。学堂购买地图书籍，测量仪器，显微镜，兵式体操器械，以备学生公用。各学堂奏明学部立案，毕业后考试分别等第，赏给举人、秀士、进士，或充汉藏文武官，或充教习，或补额兵。学生毕业后，选高等者，派往外国，入专门学堂，每年酌给学费津贴；学农工商矿路、机器制造、声光电化医的，5年毕业后回藏，赏给最优等文凭，拔升高官。学堂无论汉藏僧俗，皆可收录，不分界限，暂免学费，午饭糌粑由寺供给。⁵¹与此同时，张荫棠颁发了《训俗浅言》和《藏俗改良》两本小册子，在强调改革西藏陋俗的同时，还强调要博学，要设学堂学习各种知识。儿童七八岁就应学习汉语汉字。⁵²张荫棠还认为：西藏欲求救亡之法，只有兴学练兵两事，是最紧要。农工商矿为致富根本，练兵为御外侮根本，均非广开学堂，切实考究，不能开通知识，增长才艺。⁵³为了资助学习汉文的藏族学生，张荫棠捐出金砂50两，银锭350两，作为奖学金。⁵⁴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在有关西藏的善后事宜中，张荫棠又提出汉文蒙小学堂宜广设，凡藏童七岁以上，一律入学堂教以汉文汉语，兼教以算学兵式体操，五年毕业，升入中学堂，三年毕业，拔其优者，赏给生员举人，所有文武藏官兵丁，均由此选。先择冲要繁盛地方，设蒙小学堂50间，以期教育普及。数年后，藏童皆晓汉文汉语，再设中学堂，教以英印文字及各种科学，择优选派赴四川、南北洋高等大学堂肄业。⁵⁵张荫棠以上有关发展西藏教育创办学堂的设想，虽然大都未能实现，不过，却给人们以很多的启示，并为联豫在这方面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联豫对在西藏兴学非常重视，曾说：（他）到藏以来，即以兴学为先务，多方劝导，逐渐经营，始由前藏办起，以次推及于后藏、靖西、达木、山南等处，参酌初等小学及蒙养院章程，以国文为教科主体，改良其习惯语言，期于同我文化，数年来汉番人民，渐知向学之益。⁵⁶这是他在西藏的兴学过程以及取得成效的简单概述。的确，联豫不仅对兴学，而且对西藏的整个文教卫生事业都做出了成绩，概括说来，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是设立学务局，兴办学堂。光绪三十三年，在联豫主持下，西藏成立了学务局，置总办汉、藏各1员。汉总办由奏调驻藏委员通判职衔候补县丞齐东源充任，藏总办由噶伦罗桑称勒充任，下设管理员、监学员、收支员、管理书籍司事、书识等各1人。⁵⁷学务局的设立，为西藏兴学奠定了基础和准备了条件。

其次是创办学堂。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联豫在详陈藏中情形及拟办各事折中，就提出拟设立初级小学堂2所。他认为：西藏于伦理经史，危言大义，素未讲求，以故进化甚迟，迷罔如故，今拟逐事振兴，非先通文字，明其义理，去其杆格不可。而欲先通文字，非设立学堂不可。另外，藏中汉人约有三、四千，其中不乏聪颖子弟，从前设有义学4堂，学生约七、八十人，教授管理方法极为腐败，学生认为没有出路，所以只识些字，就去谋生，即使聪颖的孩子，也无从表现，未免可惜。鉴于上述情况，联豫提出设立初级小学堂2所，分为两班，以三年为学期，经费用义学从前的存款。为了办好学堂，联豫咨行四川省提学使，咨调数人来藏，俟学期将满，再调高等小学堂师范生来藏教授，共计6年学期毕业后，如合程度，即送四川省中学堂，以资选就。联豫还劝令藏人送子弟入学，与汉民学生一律教授，不征学费，将来有了条件，再办藏民小学堂。⁵⁸

光绪三十三年，联豫又在达木设立小学堂两处。按，达木八族原是蒙古人，曾设有协领、佐领、骁骑校各8员，驻札达木，管理一切，由理藩院（部）选取司员奏请简放，随同驻藏大臣办理达木八族及三十九族事务。该司员也驻札前藏，由达木选派协领、佐领、骁骑校各1员，常川驻藏，听候差遣。岁月悠悠，随着时间的流逝，达木官民已不会说蒙语，更不认识蒙文，也不会讲汉语，不认识汉文。一切都藏化了。在这种情况下，联豫除恢复了达木八族的蒙古衣冠外，又选派教习2人，携带汉文浅近书籍，前往达木地方，开办小学两处，教汉文汉语以及浅近论说算学。⁵⁹

宣统元年三月，联豫在一份奏折中曾总结自己到西藏后兴办学堂的情况：前后设立共16所，程度有蒙、小之别，经费亦有多寡之分，全系自己捐廉，从未动用公款。⁶⁰

联豫曾撰有《西藏初级小学堂记》、《西藏中文学堂记》两文，对他在西藏兴办学堂的动机和情况作了简要记述，可以增加人们一些感性认识。在《西藏初级小学堂记》中，他写道：国之兴亡，视学校多寡以为断。古今中外，莫不皆然。丙午（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秋，予抵西藏，遂急以兴学为事。夫学堂不兴，则万事无以立其基，即使兵强财富，足以自守，亦终无以善其后，遑论其他。今年（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春，予以相国祠，改设初级小学堂。凡讲堂休息自习之室，陈列图书仪器之所，靡不具备。又僻东偏余地，为体操场，以教藏中之子弟，凡30人。俟5年毕业后，升入高等小学，三年选送雅州，入中学，以期造就而免废弃。再由是而大学，而专门，学问日益深，则识见日益广，出其平日之所学，以报效朝廷。修葺既竣，择日开堂，前请川吏选派师范，迄今未至，因以委笔帖式元安承其乏，盖以其曾习师范而考列优等也。其余如山南、如达木、如工布、察木多等处，则不能不有待焉。方此堂之将落成也，乃遍诏藏中人士，而语之曰：如有愿送子弟入堂肄业者，予并收之，不以藏民而歧视也。然来者卒无一人。⁶¹

在《西藏中文学堂记》中，联豫这样写道：丙午秋，予奉天子命，为驻藏大臣，既莅事，考其风俗政治，则历千余年而未变，问其图书载籍，则皆经典之注释。其所谓礼乐兵刑者，无有也，其所谓农工商贾者，无有也，即所谓起居饮食，人生日用之常者，亦无有也，而上下酣嬉，无愧厉之心，无奋发之想，游惰因循，而安之若素，予不禁喟然叹曰：是奚足以立政，奚足以进化，又奚足以保种而保教。无怪乎强邻觊觎，外侮迭乘，以至于今日，残缺腐败，而几几乎不可收拾也。因亟谋之藏人，开设中文学堂，以教藏人之子弟，使之通中语，识中文，他日学堂渐多，知识愈广，凡我古今之经史子集，皆不难捆载而来，由是以求，则体国治民之义，修文讲武之规，务农兴商之事，言语动作之宜，莫不各有当然之理。其切近者，匹夫匹妇，皆可以学而能，其精微者，贤士大夫，亦可以研而入。不数十年，则政日以美，俗日以良，民日以富，兵日以强，识见日以文明，实业日以发达，且不难与东西各国，竟名誉于环地球之上，熟为我西藏人民，终不能振作也耶。夫如是，则西藏安矣。⁶²

细读联豫的上述两文，除去一些观点的错误，某些地方的自我溢美，个别词句的用法不妥外，人们可以了解到，他在西藏兴办学堂的动机和效果，让藏民子弟入学的困难。人们还可以感受到，作为一个边疆大吏，联豫在办学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爱国情怀。

为了解决翻译问题，并使在藏的汉人能认识藏文，藏人能认识汉文，光绪三十三年，联豫还创办了藏文传习所和汉文传习所各1所，选择汉人子弟10余名专学藏文，选派藏人子弟20余名专学汉文。藏文传习所经费由联豫捐廉暂行试办，汉文传习所经费由西藏筹拟办理。此外，云南商人杨聚贤等也先后捐银7千两，作为创办各种学堂之用。⁶³

清末新政期间，西藏究竟创办了多少学堂？基本情况怎样？据西藏学务局宣统三年（1911年）向学部报送的材料统计，大体情况可见下表（据《清末西藏新设机构及其活动概述》等著述有关内容制作）：

除以上所述外，西藏还设立了武备学堂，亦称陆军小学堂，我们前面已经述及，此不赘。

各类学堂都有办学简章，人们可以通过这些简章了解不同学堂的办学情况。比如，从蒙养院简章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大多数蒙养院是从过去的义学改建成的，设立蒙养院的目的是启发儿童心思活泼、幼稚天机，为初等小学堂预备。设置的课程有诵读、浅近珠算、游戏、唱歌、手技等五门。此外，每月还要在初一、十五两次拜孔子牌位。初等小学堂的简章表明，这一类学堂的办学宗旨是尊孔、忠君、明伦、爱国。学生入学的条件是年龄在8岁至13岁之间，出身清白，曾读书识字。学习期限为5年，课程有读经、讲经、作文、算术、历史、地理、修身、格致、体操等九门。毕业合格者升入高等小学堂。西藏藏文传习所以翻译藏文、学习经典为宗旨，学生入学条件是年龄20岁左右、明白汉文、通晓藏语。学习课程有藏文读法、译解、汉文、算术、历史、地理、修身、格致、体操等门。学习期限是5年。西藏汉文传习所以学习汉文、汉语为宗旨。学生入学条件是年龄20岁左右，已通藏文。课程有诵读、讲解、语言、文字、算术、历史、地理、体操等门。学习5年毕业。⁶⁴

在开办学堂、普及教育过程中，联豫还开设了白话报和译书局。联豫认为，藏中人士锢弊已深，欲事开通，难求速效，而渐开民智，莫善于白话报。于是，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联豫在西藏创设一所白话报馆，参仿四川旬报及各省官报办理，以爱国尚武开通民智为宗旨，通篇全译藏文，以便于藏民阅览。正好张荫棠来藏查办事件带来1架石印机器，联豫便自己捐廉，将第1期白话报印刷出来，发送给西藏有关人士。报上刊载的内容有上谕，奏议，四川、西藏公牍，西藏近事、论说，各省学务、农工、商贾、路矿、军政情况，国外新闻，各报演说及专稿。据了解，社会各界反映效果还好。⁶⁵

光绪三十三年十月，联豫还在西藏开设了译书局。由印度购买了铝铸藏文字母及印刷机器全份，又选择民房1处安装机器，并派汉藏官员共同经理译书局事务。译书局首先印刷了《圣谕广训》一书，随后并准备印刷有关实学实业的书籍。⁶⁶

光绪三十三年春，西藏疾疫流行，短时间内就死了700多人。联豫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创设了施医馆1所，“以济贫乏之无力医药者”，还兴建了10余间房屋，以备病人居住，派专人进行管理。又捐资从广东省买回许多药。无论汉人藏人，穷人富人，都可以到施医馆医治。施医馆开馆后，每天都有几十人前来看病，并且大多数人都能治愈。⁶⁷

清末西藏新政期间开办学堂，普及教育，创办报纸和开设印书局，创设施医馆，这些既沟通了汉藏两个民族的文化交流，以及西藏和内地的文化交流，又把一些近代的科学文化医药知识传播到西藏，在西藏这块古老的大地上，吹进了近代文化的新鲜空气，因而有利于西藏文化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

六、启示和教训

清末西藏实施新政，是在这一地区面临着帝国主义国家侵略的形势下进行的，前文对此已经有所述及，这里再做一些补充。进入近代以来，英、俄两国对我国西藏进行激烈的争夺。英国为了把英属印度和它在中国南方的势力连成一片，进而控制中国的中部和南部，对西藏几次进行武装入侵。俄国梦想在侵略东北、蒙古、新疆之后，通过西藏把势力伸向南亚次大陆，使整个印度半岛成为它的势力范围，为此不断派遣特务，诱骗十三世达赖喇嘛，以达到控制西藏的目的。正是在上述严峻的形势下，西藏地区实施新政，尤其是编练新军，加强武备，一定程度上遏止了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活动。也正因为如此，帝国主义对清末西藏地区新政是采取反对态度的。

历史发展充满了复杂性。本来，清末新政从某一方面说，是适应帝国主义列强对华政策的产物，但是，具体到西藏地区实施新政，却为某些帝国主义国家所反对，应当怎样解释这一历史现象呢？这应当从帝国主义国家始终维护的是它们自身的利益这一方面去认识，帝国主义国家认为清末西藏地区实施新政损害了它们的利益，便采取反对态度。英国侵略分子鄂康诺曾说：张荫棠的改革葬送了英国远征军在西藏取得的成果，英国应当和张荫棠的改革对着干。为了反对西藏实施新政，英国政府一方面向清政府提出抗议，施加外交压力，另一方面则挑拨西藏地方与清朝中央政府的关系。⁶⁸可以说，帝国主义国家的干涉和破坏，是清末西藏地区新政遭遇挫折的原因之一。

清末西藏地区实施新政，特别是大办学堂，振兴教育，发展通讯业，使西藏地区呈现了新的气象。众所周知，清代西藏地域辽阔，居住着少数民族藏族，相对内地而言，因为自然条件差，生产技术简陋，以及封建的农奴制的压迫剥削，各方面更表现出落后的景况。通过实施新政，西藏地区在学堂里进行新式教育，所学内容不仅是陈旧的儒家经典，封建的伦理道德，而且还有近代的科学文化知识。这样，不仅使更多的人扫除了文盲，而且使较为先进的西方科学文化知识传播到了原本落后的西藏地区，适合于西藏建设和国家社会需要的人才开始涌现，这些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西藏地区文化落后的面貌。经济上发展实业，特别是通讯业，使西藏的经济生活中出现了近代化的轨迹。清末新政促进了西藏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西藏地区的落后面貌，这表明，改革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之一，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肯定清末西藏新政的历史地位。

清末西藏地区的新政因为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被推翻而未能延续下去。不过，新政在实施过程中，许多问题已经暴露出来，反映了新政可能失败的历史命运。众所周知，清末新政是清政府自上而下进行的一场改革，在改革实施过程中，清政府的腐朽更加暴露无遗，封建剥削日益严重，苛捐杂税层出不穷，广大劳动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这在新政实施的许多边疆地区都有反映。就是在西藏，在改革过程中，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腐败也未能根除。张荫棠的改革被人诬称为令喇嘛还俗、改换洋装，实际上就是政治腐败的一种反映。尽管清末西藏新政期间，在政治改革过程中，也曾整顿吏治，但是，清政府的腐败已经深入膏肓，无法挽救，致使许多官员仍然贪污不断。这些表明，腐败的清政府在西藏地区实施新政，尽管也能取得一些成绩，但归根结底不可能取得最后的成功。只有不断地清除腐败，才能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而这在当时的清政府已经是不可能办到的了。

清末西藏实施新政尽管是在没有触动封建农奴制度的情况下进行的，但是，新政的一些措施，还是和西藏原有的封建农奴制度以及农奴主的利益发生了冲突，因而遭到了西藏僧俗上层人士的反对。他们或者表示新政措施“万难办理”，或者在实际行动中“多未实力奉行”，有人甚至在驻藏大臣衙门等处张贴传单，反对张荫棠的改革措施。⁶⁹十三世达赖喇嘛被斥革后，英帝国主义对清政府在西藏实施新政更加不满，进行干涉。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不得不表示：揆时度势，尚多障碍。抚绥藏番不宜过事操切。藏地关系紧要，目下重在整顿而不重在改革。一俟藏事大定，再行相机酌办。⁷⁰这些情况说明，清末西藏新政涉及到许多方面的关系，比如中外关系，清朝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的关系，改革和西藏各阶层利益的关系，改革和稳定的关系等。在不触动封建农奴制度的情况下，清政府已经没有能力调整好这些关系了，而这也是清末西藏新政失败的重要原因。

西藏地区居住着少数民族藏族，在生活习俗、宗教信仰等方面都有其特点，在推行新政的时候，应当考虑到这些特点，处理好民族关系，尊重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和宗教信仰。然而，清末西藏地区一些官员在推行新政过程中，对此却注意不够。张荫棠在《训俗浅言》中，要求藏民做到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博学、审问、慎思、明辩、笃行，智、仁、勇、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对于这些儒家学说倡导的行为规范，张荫棠提出要藏民遵守，显然是忽视了藏族的历史传统，脱离了西藏的实际，没有考虑到藏族对藏传佛教的信仰和依赖程度之深，因而不可能有好的效果。同样，他在《藏俗改良》中，要求藏民男子不宜戴耳环，妇人不宜用儿茶涂脸，饭碗等物，不宜藏胸裹怀，人死宜用棺木，或用氆氇扎束，掘地七、八尺埋荒野，勿用天葬、水葬，衣服宜改短窄等，也没有顾及到藏民的生活习俗和宗教信仰，脱离了藏族的实际，因而现实生活中也是行不通的。这启示人们，在改革过程中，必须协调好社会进步与民族传统文化、宗教习俗的关系，尽可能地减少改革的阻力，否则，改革将很难成功。

（资料来源：《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5期。）

注释：

1参阅拙文《清末边疆新政研究述评》，《清史研究》2002年第3期。

2拉姆：《英国和中国中亚细亚》第254－255页。1960年伦敦版。

3《英国蓝皮书》1370帙。译文见华企云《西藏问题》第169－170页，上海大东书局1930年出版。

4山县初男：《西藏通览》第二编第54页。四川西藏研究会编译发行，宣统元年出版。

5河口慧海：《西藏旅行记》下卷第178页，1904年东京版。

6《清德宗实录》卷331，光绪十九年十二月己未。

7《英国和中国中亚细亚》第254—255页。

8《鹿传霖奏牍》卷1。见吴丰培编《清季筹藏奏牍》第二册，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

9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编：《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上，第16页。中华书局1989年版。

10《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上，第15、35、36页。

11《升泰奏牍》卷1。

12《升泰奏牍》卷3、卷4。

13《有泰奏牍》卷1。

14《张荫棠奏牍》卷2。见《清季筹藏奏牍》第三册。

15《清德宗实录》卷534，光绪三十年八月庚午。

16清末川边指的是四川省和西藏邻近的藏族居住区，即今四川省甘孜地区和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川边新政和西藏新政有密切关系，作者当另文论述。

17《张荫棠奏牍》卷1。

18《张荫棠奏牍》卷1。

19吴丰培：《联豫小传》，载吴丰培主编《联豫驻藏奏稿》，西藏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20《清德宗实录》卷562，光绪三十二年七月戊午。

21《清德宗实录》卷549，光绪三十一年九月癸酉；卷591，光绪三十四年五月乙酉。

22《清德宗实录》卷587，光绪三十四年二月癸亥。

23《张荫棠奏牍》卷2。

24《张荫棠奏牍》卷2。

25《张荫棠奏牍》卷3。

26《张荫棠奏牍》卷2、卷3。

2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以下简称一史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165—8024—16。

28《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以下简称《档案史料汇编》）第4册，第1517—1523页。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版。

29一史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165—8024—34。《联豫驻藏奏稿》第152—154页、167页。

30参阅朱先华：《清末西藏新设机构及其活动概述》，《中国藏学》1988年第2期。

31《联豫驻藏奏稿》第168—169页。

32《张荫棠奏牍》卷2。

33《张荫棠奏牍》卷2。

34具体情况参阅《张荫棠奏牍》卷3。

35《张荫棠奏牍》卷3。

36《档案史料汇编》第4册，第1554—1564页。《张荫棠奏牍》卷3、卷5。

37《联豫驻藏奏稿》第17—19页。

38《联豫驻藏奏稿》第111—112页。

39参阅《清末西藏新设机构及其活动概述》一文。

40《联豫驻藏奏稿》第158—159页。

41参阅成崇德、张世明著《清代西藏开发研究》第182页。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版。

42《档案史料汇编》第4册，第1526页。

43《张荫棠奏牍》卷3。

44《档案史料汇编》第4册，第1559—1660页。

45《档案史料汇编》第4册，第1517页。

46《档案史料汇编》第4册，第1518页。

47《档案史料汇编》第4册，第1566、1570—1571页。

48《联豫驻藏奏稿》第104页。并参阅《清末西藏新设机构及其活动概述》一文。

49《档案史料汇编》第4册，第1575页。

50《联豫驻藏奏稿》第74页。

51《张荫棠奏牍》卷3。

52《张荫棠奏牍》卷3。

53《张荫棠奏牍》卷3。

54《张荫棠奏牍》卷4。

55《张荫棠奏牍》卷5。

56《联豫驻藏奏稿》第103页。

57参阅《清末西藏新设机构及其活动概述》一文。

58《档案史料汇编》第4册，第1519—1520页；《联豫驻藏奏稿》第16—17页。

59《档案史料汇编》第4册，第1553—1554页。

60《联豫驻藏奏稿》第80页。

61《联豫驻藏奏稿》第196—197页。

62《联豫驻藏奏稿》第198—199页。

63《档案史料汇编》第4册，第1543、1552页。

64参阅《清末西藏新设机构及其活动概述》一文。

65《档案史料汇编》第4册，第1543页；《联豫驻藏奏稿》第36页。

66《联豫驻藏奏稿》第53页。

67《联豫驻藏奏稿》第195页。

68《英国议会关于西藏文书》1910年第5240帙，第88页，第144号文件。参阅许广智《张荫棠查办藏事始末》，《西藏研究》1988年第2期。

69《张荫棠奏牍》卷2、卷3；《有泰日记》手稿。参阅郭卫平《张荫棠治藏政策失败原因初探》，《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8年第1期。

70《宣统政纪》卷32，宣统二年二月乙未。